杜甫在天宝七载（公元七四八年）作的一首五言古诗，叫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首诗可以说是杜甫早年的一篇自传。诗中除了对他自己的身世所发的感慨外，并且说明了他生活上的三件大事：一是他的文名之盛，二是他的政治抱负及理想，三是他在政治上的失意。
关于他的文名，他在那首诗中说：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这确是实况。他的好友如李邕、李白、高适、岑参、王维、贾至、郑虔、苏源明等，都是当时最有名的文人，只就这一点便可看出他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来。他死后不过四十年，元稹便下了“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的评语。如果他在当时没有名的话，以他生前的穷困颠连，死后不会遗留下那么完整的诗集的。
关于他的政治理想及抱负，诗中说：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虽是短短二十字，但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仍是脱不了儒家的一套。要致君尧舜（甚至以上），要移风易俗。他也自命是“儒”的，在他的许多诗中，常常可以看到他自称为“儒”、“腐儒”或“老儒”的句子。他的政治思想虽无多大出奇处，却是中国旧日文人的正统思想。我想后来人称他为“诗圣”，除了因为他的诗作得好之外，与这一点也许有些关系吧！
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他的理想和抱负所实现的程度又如何呢？这一点他是失意极了。四十岁以前，应试屡次失败，不受政府的重视。到了四十几岁以后才作过几任芝麻大的闲员散吏，一生贫困，从未曾显达过。据说这首诗便是为他在天宝六载（七四七年）应试失败而作的。诗中对他的贫困失意说得很清楚：
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微，歘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骑驴三十载”一句不可解，天宝七载杜甫不过三十七岁，难道他从七岁起便开始骑驴？因此仇兆鳌以为“三十载”是“十三载”之误，又有个日本人主张改为“已十载”。这些都不必管，只看此外他描写当时困状的诗，实在是够令人悲悯的。至于他诗中所说应征失败的事，宋人鲁訔的《杜甫年谱》认为可能是指天宝六载唐玄宗下诏求才，而为李林甫所蒙蔽破坏的事。《资治通鉴》二一五说：
六载……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德。”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如果杜甫果真应过这一次考试，那么李林甫所“遗”的便不止是“贤”了。这不过是杜甫直接吃李林甫的一次亏，其实杜在整个天宝年间在政治上的不如意，也可以说与李有很大的关系。杜甫在政治上不是没有强大背景的，他有许多作大官的朋友，而他本人又是极想作官的；但李林甫的在位，却使他和他的朋友在政治上都走上失败之途。至于天宝以后杜在政治上的失意，则另有原因。
杜甫的积极想作官，诚然一方面想改善他的生活，因为他太穷了，他想改善，自也是情理之常，但另一方面，他对政治不特有理想抱负，且有着高度的爱国心的。他对君国的依恋忠爱，在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天宝十四载作），表现得极其真切：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试看他那种难割难舍无可奈何的心情，简直把皇帝当作爱人。所以苏东坡说他“一饭未尝忘君”，这种伟大情操，是值得景仰的。我们总不致笑杜甫不懂得“民主”吧！杜甫虽然具有这样浓厚的爱国热忱，但他的性格却是不适合干政治的。因为诗人的性格，大半是率真的，这种性格，却是干政治者的大忌。凡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去干政治，一定极容易吃亏，遭人暗算。至于所谓“爱国热忱”，事实上与干政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有时在某一种的政治环境中，热爱国家反足以促成其人在政治上的失败。杜甫固然一生在政治上没有得意过，即令他能作大官，在天宝时他不过是张九龄、李邕之续；在天宝以后，他也只能作房琯第二。总之，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杜甫和张、李、房等人的性格，有极大相似之处，他们的性格都是不适合干政治的。
杜甫所认识的当时的大官中，交游最密的要推李邕、严挺之、张均、张垍、房琯、高适、严武等人了。李邕作过太守，严挺之（严武的父亲）作过中书侍郎，张均作过尚书，张垍是唐玄宗的女婿，房琯在肃宗时作过宰相，高适、严武则作过节度使。此外，他可能与天宝时的宰相张九龄、李适之认识，至少也有间接的关系。因为严挺之是张九龄的心腹，杜甫在大历初作过一首《八哀诗》，用来追悼八个死去的人，其中大半是他的好友，而张九龄也是八人之一，所以他可能与张直接认识。而李适之则与房琯很要好。上面这些人，在性格方面也都和杜甫差不多。现在把两《唐书》诸传对他们的性格所作的描述，和杜甫的性格作个比较：
九龄在相位时……性颇躁急，动辄忿詈，识者以此少之。（《旧唐书》九九《张九龄传》）
邕性豪侈，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旧唐书》一九〇《李邕传》）
适之性疏，为其（按：指李林甫。）阴中。（《旧唐书》九九《李适之传》）
挺之素负气，薄其（按指李林甫。）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门，以此弥为林甫所嫉。（《旧唐书》九九《严挺之传》）
帝（按：指唐玄宗。）嗟怅，顾力士曰：“吾岂欲诬人哉！均等（按：指张均、张垍兄弟。）自谓才器亡双，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终全之，今非若所料也。”（《新唐书》一二五《张垍传》）
琯好宾客，喜谈论。……琯为宰相，略无匪懈之意，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氏虚无而已。（《旧唐书》一一一《房琯传》）
适尚节义，语王霸衮衮不厌。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而言浮其术，不为缙绅所推。（《新唐书》一四三《高适传》）
严武……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旧唐书》一一七《严武传》）
再看杜甫：
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枧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旧唐书》一九〇下《杜甫传》）
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新唐书》二〇一《杜甫传》）
从上面的记载看来，杜甫和他那批显达的友人，在性格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概括来说，他们的性格大都是恃才负气，疏率放荡，好放言高论而不检细行。总之他们大都是率真任性的。以这样的性格来作大官，是非常危险的。无论多么好的皇帝，都不会喜欢具有这种性格的大臣；能够容忍的，已经是难得的了。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下，一个大臣的性格开始为皇帝所不喜，便是他的政治生命行将终了的预告。倘再遇到一个具有皇帝所喜欢的性格的人和他为敌，他便垮得更快。因为唐玄宗还不是个坏皇帝，杜甫的这般友人，所以还能作大官；但他们却遇到一个皇帝所喜欢的政敌李林甫，因此他们大部在政治上迅速的走向失败之途。
李林甫自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年）起开始作宰相，他也有相当才能，但性格巧佞阴险，猜忌自私，因此其才适足以济其恶。《旧唐书》一〇六《李林甫传》：
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而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
像李林甫这样的品行，杜甫的那班朋友如何能看得起。同时李的学识甚差，差到“仅能秉笔”，有时还写别字（例如把“弄璋”写作“弄麞”），闹过不少笑话，因此特别仇视有学问的人。而杜甫的那班朋友，大都是能文之手。他们和李自然无法合作，但他们又如何是李的对手呢？因此李作宰相后，在很短的时间中便把他们一个个的收拾了。到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年），张九龄的相权首被解除，严挺之也被贬出任外官。天宝五载（七四六年），李陷杀李适之。次年，杀害李邕。房琯（那时作给事中）也因与李适之相善被贬。张氏兄弟因与唐玄宗有亲戚关系，李害不了他们，但也竭力排挤，使他们不能登相位。至于高适，李也始终不用他，严武自然更不必说了。因此把张氏兄弟（后来杨国忠也排挤他们）及房琯逼得与安禄山交结；把高适、严武逼到哥舒翰的幕下去。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年），李林甫死掉，杨国忠继任为宰相。他比李的能力差得多，却比李更不识大体；作起恶来，更无分寸。在这种政治情况下，杜甫还想作什么官？但他对政治仍是有兴趣的。他在天宝十载（七五一年）向玄宗献《三大礼赋》；次年又参加考试，都没有弄到官作。直到十四载，才弄到一个“河西尉”（是河西节度使部下的一个小官），他却又怕麻烦，不愿意干。于是改作“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一个从八品的散官。他曾为此事作过一首诗，题目是“官定后戏赠”：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你看他四十来岁的人，却自称“老夫”，怕“折腰”，怕“趋走”。这等脾气，又如何能作官呢？
天宝十四载，也就是杜甫开始作官的那一年，安禄山造反。次年打破西京，张氏兄弟便靠拢了，作了伪宰相。房琯逃出来，肃宗即位后也作了宰相。严武因房的援引作给事中，后来官至剑南节度使。杜甫到灵武后作右拾遗，自然极可能也是房保荐的。至于高适则于安史之乱初起时因哥舒翰向玄宗推荐，作左拾遗，肃宗时也官至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前任）。所以安史之乱也是若干政治失意者的一个出头机会。这样的政治环境，对杜甫可以说是极其有利，与天宝时不能同日而语。但肃宗至德元载（七五六年），房琯率军与安军作战，因采取“春秋车战之法”，大败于陈涛斜，损失四万人。其后又因崇尚虚谈，不理政务，且有贪污情事，终于乾元元年（七五八年）被贬为邠州刺史，以后一直未再得意过。杜甫则因于至德二载上疏营救房琯，几乎获罪，从此不受肃宗重视。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被贬时，他也被外放为华州司功，此后他永远失去在中央政府作官的机会。次年，他跑到四川投奔严武，总算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后来严武保举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自然仍是个拿干薪的差事，但“工部”二字却是后人称呼他的正式官衔。不幸的是永泰元年（七六五年），高适和严武相继去世，自此他便与政治永远绝缘了。严武的后任郭英乂，也与杜甫熟识。《旧唐书·杜甫传》说：“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无能刺谒”四字好像说杜高攀不上郭似的，其实杜与郭的气味不相投，恐怕杜根本便无“刺谒”的意思。至德二载（七五七年）郭作陇右节度使，杜曾送给他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说：“径欲依刘表，还疑厌祢衡”，显然是瞧不起郭且不愿投奔郭的。所以“无能”二字，我觉得应当改为“不愿”才合事实。他宁可过流浪的生活，也不愿投奔与他气味不合的人，这是杜甫可佩的地方之一，也是他只能作大诗人而不能作大官的证据之一。
杜甫的作大官的朋友，在政治上十九是失败的，只有严武、高适二人，算是保功名以终。严武死时只有四十岁，要是晚死几年，以他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是谁也不敢担保他不生事端的。他死的时候他的母亲哭着说：“而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矣”（《新唐书》一二九《严武传》）。可见对他的担心。高适发迹很晚，天宝中他已五十多岁，死时总当在七十岁左右。也许风波经得多了，比较有些官场经验，还未曾闹过大乱子。但他的脾气，也是为当时要人所讨厌的。《旧唐书》他的传说：“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言下叹为异数。总之，严、高二人在政治上的未曾失败，实在是极少数的例外。如此说来，我们对杜甫的不能作大官，反而应该为他庆幸了。
原载台大《事与言》一卷四期，一九五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