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玄武门事变，为初唐政治史上之大事。旧史记其经过，颇多隐讳，时贤已发其覆。至关于此一事变之酝酿，亦即事变以前之数年间建成、世民双方冲突之情形，旧史所载，亦有伪饰之处。其记建成、元吉之猜忌凶横，高祖之昏愦偏私，与夫世民之谦冲忍让，皆不尽符事实。盖现存之旧有史料，业经胜利者之窜改，其不利于失败者之建成、元吉，自属必然。而其掩盖之巧妙，几成无缝之天衣；后世如别无其他史料可资按覆，亦惟有承认其说。惟百密一疏，此类记载之致人疑窦处，仍非全无。兹综辑所见有关此方面之史料，对此一事变之酝酿，作一较有系统之叙述，于其记事隐晦立意偏诐之处，则附数言，加以商榷，期能稍见事实之真相，略正相传之观点。至于论政治之是非，辨伦理之曲直，则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也。
一 建成世民冲突之开始
建成与世民之冲突，约起于武德四年洛阳平定之后。盖前此建成留居长安，世民专征于外，颇少共处之机会。及四年世民“擒充戮窦”，功业日隆，其遭建成之忌，自所难免。而海内大定，强敌多殄，世民亦逐渐着意于储位之争取。益以同居京都，各有党羽，又有希求富贵者之煽动其间，于是冲突渐起。《旧唐书》六六《杜淹传》：
大业末，（淹）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号，署为吏部，大见亲用。及洛阳平，初不得调，淹将委质于隐太子。时封德彝典选，以告房玄龄，恐隐太子得之，长其奸计。于是遽启太宗，引为天策府兵曾参军、文学馆学士。
按《旧唐书》杜传记世民遽引杜淹，恐为建成所用，则世民树结势力，以与建成对抗之意甚显。封德彝，隋之降臣，高祖之亲信，与世民素无渊源；如非世民厚以结之，抑且深知双方之不合，恐亦不致遂为世民效力也。
建成最初所采之策略，则为联合元吉，以增声势；并交结高祖妃嫔，以为内助。《新唐书》七九《隐太子建成传》（《旧唐书》六四《建成传》同）略云：
帝（按指高祖）晚年多内宠，张婕妤、尹德妃最幸，亲戚分事宫府。建成与元吉通谋，内结妃御以自固。当是时，海内未定，秦王数将兵在外，诸妃希所见。及洛阳平，帝遣诸妃驰阅后宫，见府库服玩，皆私有求索，为兄弟请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帝召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独泣，帝顾不乐。妃媛因得中伤之……帝恻然，遂无易太子意。
建成此一办法，甚为成功。因有宫闱之奥援，不特建成之地位大见稳固，且得耳目于宫中。其后直至事变发生之日，高祖妃嫔，始终援助建成。世民于事变前夕，奏诉建成、元吉，即为张婕妤密告建成。世民并奏二人“淫乱后宫”，亦可见其对高祖妃御忌恨之甚也。
此外，建成曾采东宫僚属王珪、魏徵等之建议，亲征刘黑闼，以分世民之功。《旧唐书·建成传》：
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及刘黑闼重反，王珪、魏徵谓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闼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建成从其计，遂请讨刘黑闼，擒之而旋。
建成之讨刘黑闼，在武德五年。而建成、元吉之内结高祖妃御，《资治通鉴》亦载于五年。高祖妃御之不喜世民，主要由于平洛阳后求索不遂而起，故《通鉴》所记之时间，当属无误。据此可知洛阳平定之后不久，双方之斗争，遂即展开矣。
二 杨文幹事件
建成之另一策略，即为蓄养勇士，扩充实力。此事主要行之于武德五年至七年之三年间。盖世民久专征伐，府中智勇之士，即今就史册观之，仍甚众多。建成自不免相形见绌，故广加募召，以资抗衡，实亦事之必至。然因此引起武德七年之杨文幹事件，建成储位，几至不保。而史书记其事，措辞含混，其间恐尚有其他隐情也。《旧唐书·建成传》：
建成乃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新唐书·建成传》并云：“又令左虞候率可达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将攻西宫。”按西宫为世民所居之地，解释见后。）及高祖幸仁智宫，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庆州总管杨文幹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又遣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赍甲以赐文幹，令起兵共相应接。公山、焕等行至豳乡，惧罪驰告其事。高祖托以他事，手诏追建成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建成叩头谢罪，奋身自投于地，几至于绝。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监陈万福防御，而文幹遂举兵反。高祖驰使召太宗以谋之，太宗曰：“文幹小竖，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应擒剿；纵其假息时刻，但须遣一将耳。”高祖曰：“文幹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为建成内请，封伦（按即封德彝，此时转为建成效力）又外为游说，高祖意便顿改，遂寝不行。复令建成还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派之嶲州。
按《通鉴》记其事于卷一九一武德七年，内容与两《唐书》同。然同卷《考异》曰：
刘餗《小说》云：“人妄告东宫。”今从《实录》。（按《实录》当指许敬宗等之《高祖实录》，盖亦两《书》之所本者。）
文幹之反，既说法不一，则其为建成所主使，抑为敌人所诬告而致激变，殆已莫可究诘。然其事必与世民有所关连，则可断言。不然高祖之责兄弟不能相容而流王珪、杜淹辈者，究何所为而发耶？其所以不独责建成，恐亦另有原因，不能全以偏爱建成之理由解释之。所惜史料缺略，无法究其真相耳。
杨文幹事件，既因建成扩充兵力而起，其目的又在对抗世民，然则世民在京师亦必有相当雄厚之武力。兹试将双方实力，作一比较。
《旧唐书·建成传》言及东宫兵员处凡二见，惟数目与《新唐书·建成传》略有差异。《旧唐书·建成传》：
建成乃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新唐书》作“二千人”），畜为宫甲。
同传又云：
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新唐书》作“三千”），结阵驰攻玄武门。
据此可知建成及元吉之兵员，约共有二千至三千之众。至世民之武力，则散见于各传。《旧唐书》六九《张亮传》：
（太宗）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
同书六八《尉迟敬德传》：
敬德曰：“（上略）在外勇士八百余人（《新唐书》八九《敬德传》作“八百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按指世民）何得辞！”
按世民遣张亮赴洛阳及尉迟敬德对世民之言，均为事变前不久之事。故知至少于武德九年，世民所统兵力，约在两千人左右。及张亮东行，仅剩将近千人。准此而论，建成之实力平时约超过世民二分之一，及至事变前夕，更超出一至二倍，故建成实占优势。至双方之战斗力，则可以事变时双方混战之情形测之。《旧唐书·建成传》：
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新唐书》同传作“王左右数百骑至，合击之，众遂溃”。）
同书《尉迟敬德传》：
其（东）宫（齐）府之将薛万彻、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于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
按薛万彻为唐初名将，与谢叔方等率宫府兵攻玄武门，杀屯营将军，其战斗力之强可想。其溃散实由于建成等已死，无心恋战所致，非世民之数百骑所能取胜。以此可知建成在京师之武力，以兵员论，超出世民甚多，而战斗力亦甚强也。
总之，杨文幹事件可视为建成、世民双方整个冲突过程之一重要阶段。此事件后，建成之地位，终不动摇；而世民所抱高祖易储之希望，亦告幻灭；由是斗争益烈而危机日深矣。
三 高祖之态度
至唐高祖对建成兄弟所持之态度，据现存史料之描写，大致谓高祖初亦深知世民之大功，且曾数度许以皇位之继承。后因受后宫之蛊惑，终至袒建成、元吉而疏世民，不特违背其夙诺，即于二人加害世民之种种罪行，亦不予究责，一似其为人极其昏愦偏私者。世民之觊觎储位，由高祖出言不慎以激发之，诚有可能。然高祖之保全建成，亦自有其苦衷。盖建成位居嫡长，又无大过；而世民才华骏发，甚类隋炀；远惩前代之祸源，近忧伦常之失序；所以始终欲维持现状，其意不外如此。特未能远料惨变发生之可能性，而早作适当之处理，是其疏失耳。群臣所以无一人能将此种危机告知高祖者，盖亦有所顾忌，所谓“父子之间，人所艰言”者也。然高祖亦似曾设法消弭双方之嫌隙，此可由世民迁居宏义宫一事见之。《旧唐书·建成传》：
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宫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并通，更无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刀弓杂用之物，相遇如家人之礼。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齐二王教与诏敕并行，百姓惶惑，莫知准的。
按西宫为长安太极宫亦即所谓大内之西边一部，当即是掖庭宫。宫之中部为高祖所居，亦即所谓上台；建成之东宫，则在上台之东。元吉居武德殿后院，《通鉴》一九〇武德五年注曰：“武德殿在东宫西。”可知元吉之齐府当与东宫相毗连也。其后高祖或以过分紊乱之故，遂将东宫、齐府与上台隔断，不得自由通行。此点虽史无明文，然由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建成等人朝高祖，必须绕道自宫城北面之玄武门而入一事观之，即可知其然也。（然东宫、齐府与上台之间，似仍有可通之处。《通鉴》一九一记六月四日建成等入玄武门后之情形曰：“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又曰：“元吉步欲趣武德殿。”可知上台与宫府实际仍可相通，特平日不准自由出入耳。）
此外，高祖并迁世民于长安城西之宏义宫。《唐会要》三十“宏义宫”条：
武德五年七月五日，营宏义宫。（注曰：“初，秦王居宫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礼，别建此宫以居之。”）
同书同卷又云：
高祖以宏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至贞观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为太安宫。六年二月三日，太宗正位于太极殿，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臣伏见太安宫在城之西，其墙宇门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太安宫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
观《会要》语气之肯定，世民确曾迁宏义宫，当无疑问。至于何时迁居，则不得而知。以当时情势推测，或在武德七年六月杨文幹事件爆发之后。《新唐书·建成传》谓建成令可达志募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将攻西宫”；此西宫似仍指世民旧居，亦即太极宫之西宫。继而杨文幹之变起，高祖为避免建成兄弟之冲突，遂迁世民于宏义宫以隔离之，实有可能，且宏义宫之建，在武德五年，计其时日，此时亦可竣工。世民既徙居城外，建成等于京城中遂无敌对之势力，而于宫省消息之探访，亦远较世民为便利。故高祖此种措施，益使世民陷于不利之形势。世民于迁居一事之不满，自可想见。此事于世民之发动政变，具有直接促成作用。盖一则去至尊疏远，终无嗣位之可能；再则其地僻居城外，更便于阴谋之进行。而其践位后亦徙高祖于宏义宫者，殆为追恨前事而采取之一种报复耶？
四 事变前夕之局面
杨文幹事件后至玄武门事变爆发之一段时间，亦即武德七年夏至九年夏之二年间，建成、世民之斗争，愈形激烈。双方皆致力于收买对方智勇之士，以为己用。惟史书于建成之利诱秦府分子，记载甚详；而于世民之勾结东宫僚属，则隐而不言。《旧唐书》六八《尉迟敬德传》略云：
隐太子、巢剌王元吉将谋害太宗，密致书以招敬德……仍赠以金银器物一车，敬德辞。
同书同卷《段志玄传》：
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竞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
建成收买秦府重要分子之办法既告失败，乃转而藉高祖之力以排去之。以是程知节、房玄龄、杜如晦等尽遭斥逐，而敬德几至被杀。盖高祖其时已受包围，非复前此对于两方亲信同时惩罚之态度矣。《旧唐书》六八《程知节传》：
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构之于高祖，除康州刺史。
同书六六《房玄龄传》：
隐太子以玄龄、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
同书《尉迟敬德传》：
元吉乃谮敬德于高祖，下诏狱讯验，将杀之。太宗固谏，得释。
至九年，建成复乘突厥入寇之机，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元吉复请以秦府骁将精兵随行，期以澈底瓦解世民之武力，惟军未发而玄武门之变作。《旧唐书》六四《巢王元吉传》略云：
九年……会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高祖知其谋而不制……建成谓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付吾国务，正位已后，以汝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闻其谋，密告太宗。
按率更丞王晊，东宫僚属，得闻密谋，自必为建成所亲近；如不与世民夙有勾结，岂肯冒险以密谋相告！又世民收买建成旧人之玄武门屯将常何，遂获六月四日政变之胜利，近人已有论述。参证以王晊之事，益知建成、世民双方均收买对方之亲信，特事有成与不成耳。
综观建成抵制世民之各项策略，足证其人亦非等闲。元吉之军若出，秦府武力必归消灭，即不杀世民，世民亦将无反抗之能力。且建成本意，亦似只在孤立世民，使之就范，未必有加害之心。盖以建成之多助，元吉之勇猛，欲发动一类似玄武门事变性质之政变，何时不可？何必延宕数年，授人以可乘之机？即六月三日玄武门事变之前夕，建成得张婕妤之密告，已明知世民不利于己，犹不听元吉“勒兵观变”之劝告，坦然而入玄武门；虽自以兵备已严，玄武门守将系东宫旧人，不致有他；然其无加害世民之意，亦已明矣。且史称元吉尝欲杀世民，而建成不允。《旧唐书》六四《元吉传》：
太宗尝从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护军宇文宝于寝内，将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新唐书》七九《元吉传》作“太子固止之”。《通鉴》一九一作“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
此事《通鉴》载于武德七年六月杨文幹之反以前，可知建成至少在七年犹无杀害世民之意。惟史书亦曾载有建成鸩毒世民之事。《旧唐书·建成传》：
后又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按指东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按《通鉴》一九一记其事，胡三省注曰：“西宫，盖即弘义宫。”盖以其地在长安城之西，故亦称西宫，非太极宫之西宫。）
按此事《通鉴》载于武德九年六月，乃玄武门事变前不久发生者。然此事殊有可疑，盖其时双方斗争极烈，世民安有轻身入东宫夜宴之理？且建成果欲杀世民，又岂李神通所得扶之而出者？此非事实，不待烦言。盖杨文幹事变之后，储嗣问题，完全决定；建成、元吉已占优势。而局势推演，世民之武力，必归消灭。将来世民幸不为杨勇，亦一曹子建耳。此时建成不必谋杀世民，其理甚明显也。
世民在京师之实力，既不敌建成，因思植势力于首都之外，以待他日之变，遂有遣张亮赴洛阳之事。《旧唐书》六九《张亮传》：
会建成、元吉将起难，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图不轨，坐是属吏。亮卒无所言。事释，遣还洛阳。
高祖亦曾有命世民出居洛阳之意。同书《建成传》略云：
高祖谓太宗曰：“建成自居东宫，多历年所，今复不忍夺之。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已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及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于是遂停。
高祖此意，仍是采用以往之隔离办法；及建成等使人上封事，乃悟后果之严重，遂寝此事。世民在京师之实力，既居劣势；欲东出以待变，复不如愿；而夺嫡之大欲，难以戢止；自身之实力，又将逐渐消失。最后只有行险徼幸，以图一逞。所以必至喋血禁门，手刃骨肉者，其势亦不得不然。玄武门之变，实世民一生最艰危之奋斗，其敢于乘时发难，以弱取强者，固可见其明决过人；然影响所及，其弊亦现。有唐一代，骨肉之变独多；天宝以后，政归宦寺，又岂无缘而至哉！
原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八期，一九五八年七月
天宝杂事
《杂事秘辛》一书，为明人假托汉人所撰之小说，叙汉桓帝梁后之被选及册立，妙于形容，动人心目。本文之内容，谈有关唐天宝时代杨贵妃之事，所以标题亦采“杂事”二字，以其意相近也。
国人之于杨贵妃，无论古今，莫不向往。其姿容及身世皆具有传奇性，而于天宝时代唐帝国政治上之影响，尤非同小可。自中唐时代，白居易《长恨歌》成，其后国人对贵妃之歌咏慨叹，连篇累牍，至晚近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及文学作品中，其声誉之隆，几无其他女性可与比肩。惟因贵妃事迹，万人争写，其中往往有自创新意，不按史实者。此种风气，白居易实开其端。近更有小说家言，引伸渲染，遂令此绝代佳人，一变而为海外扶余。就文学之趣味及情节言，其文可称佳制；如就历史之求真标准而论，则大相径庭。本文非文学之作，叙述杨贵妃之为人及其马嵬死难等问题，兼述唐与其以前各代女性审美观之演变，以及后人对贵妃之评价，期能回复贵妃在历史上之真面目，实作者撰写此文之本意也。
一 唐以前中国女性审美观之演变
中国古代美人，有所谓“燕瘦环肥”。燕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环指杨贵妃［1］。由此观之，汉唐两代之女性审美观，迥然不同。故于谈贵妃之前，先对中国古代女性审美观之演变，略加叙述，以明历代尚瘦或尚肥之原因。此外肥瘦二字之涵义，亦应先予说明。肥指躯体丰满，亦即硕健之美，非谓痴肥如猪；瘦指身材窈窕，亦即适中之美，非谓枯瘦如木乃伊也。
中国记载女性美最早之典籍为《诗经》，此书非一人一时所作，其时代大致包括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之五百年（西元前一一〇〇至前六〇〇年）。当时中原郑卫二国，风气最为放荡，而《诗经》中之所谓“郑卫之声”，对女性之描写，亦最能刻画入微。就郑卫二国《国风》观之，当时之女性审美观实以高大健硕为尚。兹举二例以证之。
（一）《郑风》“有女同车”第一章：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二）《卫风》“硕人”第一、二章：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郑风》所述同车之女“洵美且都”，“都”字为容貌美大之意。《卫风》之“硕人其颀”，则谓其人硕大颀长。“硕人”除体型之美外，其余身体各部，亦各有动人之处，实为当时之标准美人。如以“柔荑”（茅之嫩芽）喻手之白嫩，以“凝脂”喻肌肤之光洁，以“蝤蛴”（蚕之幼虫）喻颈之长白，以“瓠犀”（瓠瓜之子）喻牙齿之洁白整齐，以“螓首”（螓类蝉而略小）喻其方头广额，以“倩兮”喻其酒涡之美，以“盼兮”喻其眼球之黑白分明。而凝脂、蝤蛴、螓首、倩兮诸词，莫不予人以颀长丰润之感。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大盛，其文学的代表作为《楚辞》。《楚辞》中所记之美人，已非《诗经》所记之硕长，而以“襛纤得中，修短合度”为上。兹举二例：
秾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
（二）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
两《赋》中之神女及东家子均肥纤适中，叙述甚明。而东家子“腰如束素”，乃形容其腰之细。以细腰为上，乃楚人之新风气，为前此所无。此种新风气之兴起，实由于楚国君主之提倡。《墨子》、《管子》、《楚策》，皆有此类记载，当系实况。
战国时代北方之美人，以赵女为最著。秦始皇之母，即赵国名姬。李斯《谏逐客书》谓赵女“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窈窕”谓妇女幽静闲雅，虽未论及赵女之襛纤，味其语意，似乎战国时代北方之女性审美观，已不以硕健是尚。但始皇之母，似极健美。庄襄王壮年早逝，身体可能不健，而始皇孔武多力，或与其母有关。且太后老而好淫，实为精力过剩之明证。故战国时代北方是否已受楚风之熏染，尚不可知。
汉代文学受楚国之影响尤大，其女性审美观，亦似沿楚风。兹举二事以明之：
汉武帝宠姬李夫人死，帝思念之，曾命方士召其魂至。帝并作歌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歌中所言“姗姗来迟”，似其人体态轻盈而非肥重。帝又自作赋以伤之，其首句云：“美连娟以修嫮兮！”颜师古注曰：“嫮，美也。连娟，纤弱也。嫮音互。”［2］由此可知李夫人实具纤瘦之美。
汉成帝后赵飞燕，以纤瘦著名，后世以之与杨贵妃并称为“燕瘦环肥”。伶玄《飞燕外传》谓飞燕“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谓之飞燕”。但同书载成帝尝称飞燕“丰若有余，柔若无骨”。可知飞燕之瘦，实为适中之美，绝非“骨瘦如柴”之谓。世谓“燕瘦”者，乃是与“环肥”相比。而“连娟修嫮”之李夫人，当亦是此种体型。
东汉初年，班昭作《女诫》七篇，其“敬慎第三”云：“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已公开提倡妇女柔弱之美。但至东汉末年，因西北地区，外族为乱，当地妇女，因受胡风之熏习，亦甚武健。史称关西“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3］。而蔡邕《青衣赋》云：“修长冉冉，硕人其颀。”似东汉末年国人之女性审美观，又尚硕长。但此种现象或只限于西北地区，亦未可知。
至魏，女性审美观转尚纤瘦。曹植《洛神赋》中之洛神，可为当时之标准美人。其句云：“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又云：“襛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可知洛神乃一肥瘦适中、长颈细腰、风度飘逸之人。
《洛神赋》之标准，直延至两晋南朝，未曾改易。如晋武帝欲为太子择妃，心许卫瓘女，谓卫氏“美而长白”［4］。当时以长白为美，但未言及丰硕。陶潜《闲情赋》：“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谢灵运《江妃赋》：“小腰微骨，朱衣皓齿。”均以窈窕纤小是尚。又史称陈后主宠张贵妃、孔贵嫔，后主批阅章奏，每置二人于膝上，共同磋商［5］。如二人体肥，后主力必不胜，亦可知张、孔皆“燕瘦”型之美人。
北朝文学，不甚发达，其对女性审美观之描写，亦甚缺略。然北朝以胡人入主中国北方，（北齐皇帝虽为汉人，但已深染胡化。）胡风传入，北方妇女，远较南朝为武健。北魏孝文帝，行均田之制，妇女亦得受田。可知当时北方妇女，身体普遍健康，不然何以能任稼穑？此外贵族妇女亦有擅骑射者，如北魏孝庄帝皇后尔朱氏，史称其“引长弓斜射飞鸟，亦一发而中”［6］。又北齐后主妃冯小怜，曾数度亲临前线，观齐周两军之决战，似亦颇有胆勇。又史称北齐妇女莫不以“制夫为妇德，能妒为女工”［7］。如身体孱弱，性情怯懦，又何以制其夫哉？
二 唐代之女性审美观与“环肥”之美
唐代妇女，显以健硕为尚。此缘李唐承北朝屡叶之政权，胡风未泯，妇女生活较为自由。其时妇女，多擅歌舞，有时且以武事相尚，故其体格，自较健美，而性格亦较勇敢活泼。唐高祖起事太原，兵临长安时，其女平阳公主（柴绍妻）亦起兵于司竹，并亲率“娘子军”牵制隋师。可见当时妇女之武健，较之男子，并无多让。唐代两大美人武后及杨贵妃，体貌均甚丰硕。武后初为太宗才人，史称后曾自请为太宗制御悍马，则其勇健可知［8］。又后女太平公主，史称其“方额广颐，多阴谋，后常谓类我”［9］。亦可证武后之绝非纤瘦。至于杨贵妃，世有“环肥”之称，其肥更无可疑。
唐代妇女之风姿表现于图画者，以代德时期人物画家周昉之《簪花仕女图》最为有名。昉所绘之仕女，莫不丰腴浓丽，极具富贵之态，允为当时仕女画之典型。此种画风，直传至五代时期。如南唐人物画家周文矩《宫庭春晓图》中之宫人，其体型大类《仕女图》。至北宋，观点始有改变。《宣和画谱》卷六：“世谓（周）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蔽。”可知宋人之女性审美观，显已不同于唐。
贵妃所以能使“六宫粉黛无颜色”者，必具有其特殊之美，而非专以“肥”见长。《旧唐书》卷五一《杨妃传》：
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
以上数语，可以概括贵妃之美。据此可知贵妃所以能专宠于人主，历久而不衰者，并非全在美艳，尤不完全在肥。兹逐句加以分析。
贵妃“资质丰艳”，即丰满艳丽之意。但其艳为“浓艳”，亦即除其体貌自然之美外，更着重衣饰化妆之美，与其姊虢国夫人之“淡扫蛾眉”，绝不相类。唐妇女习作浓妆，乃当时之风气使然。故李白《清平调》称贵妃为“一枝红艳露凝香”。《清平调》又云：“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以赵飞燕喻贵妃。宦官高力士遂于贵妃处以此诗中伤李白，谓“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10］贵妃因而怨恨李白，屡阻白之仕进。以飞燕喻贵妃，而力士以为“贱之”，其理甚难索解。飞燕为汉家皇后，地位且高于贵妃，何贱之有？飞燕固有失德之处，然唐代宫闱之不肃，远胜于汉，贵妃对飞燕之行为，应不致视为严重。然则究有何因可使力士之奸计得遂？愚意以为唐人尚肥，而飞燕以纤瘦著名，弃尚肥之流行观念而比之为世所不尚之纤瘦之人，此贵妃之所以深恨李白者耶？
所谓“善歌舞，通音律”，贵妃实足以当之。《碧鸡漫志》及《广群芳谱》等书，均言贵妃善舞《霓裳羽衣曲》。此曲为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凡十二遍，其音节之复杂可想。白居易《胡旋女》：“天宝末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可知贵妃又善胡旋舞。《开天传信记》谓妃最善击磬，拊搏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之。《唐音统签》注并谓妃妙弹琵琶。又张祜诗云：“虢国潜行韩国随，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舆远幸无人见，偷把邠王小管吹。”可知妃又善吹笛。
贵妃所以能于倩盼之间，动移上意，其智算亦确属过人。兹举一例以明之。《开天传信记》谓妃尝因妒嫉，有语侵上，上怒甚，召力士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持此伸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悯然，遽命力士召还。此事贵妃举动之机警，语言之动人，殆为天纵狡猾之才。以绝艳之美人，集众艺于一身，又复济以过人之智算，无怪玄宗为之倾倒，而须臾不能离也。
至于贵妃之服饰器用，亦极其奢侈。史称“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镕造，又数百人”［11］。其衣饰之华美，自不待言。而贵妃于华美之中，每能自创新格，不同常制。如妃常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12］以服制论，贵妃应着紫裙，而妃独着黄裙，同于齐民，此举可见贵妃不拘常格之浪漫天性。又唐人戴假髻，乃普遍风尚，民间妇女亦可着之。而贵妃以此遭时人之忌恨，致欲抛假髻黄裙于河中者，或缘贵妃着民服，遂夺民间妇女之美故也。又贵妃尝创一种“鸳鸯并头莲锦袴袜”，又名“藕覆”，其华美即今日之“袴袜”，亦不能及。于此可见贵妃在衣饰方面之慧心［13］。
根据以上资料，历代美人，鲜能具有如此完美之条件。贵妃于政治，并不热中。虽其提携杨国忠，致使政治紊乱，国家倾危，为后人所不满；然此事之主要责任，实应由玄宗负之。其为人虽善妒，然亦一般人之通性。究其宅心，可称忠厚，绝不似武后之凶残，武惠妃之阴险。后人所以不少对贵妃表同情者，亦以此也。
三 杨贵妃马嵬生死之谜
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七五五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次年六月初，潼关失守，宰相杨国忠首建幸蜀之策，玄宗于六月七日晨携贵妃仓皇离京西走。次日，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县），将士饥疲，遂杀国忠，并逼玄宗缢杀贵妃，然后西行。贵妃之死，两《唐书》所载甚明。《旧唐书》卷五一《杨妃传》：
帝不获已，与妃诀，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上皇自蜀还……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
《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亦云：
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瘗道侧，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过其所……密遣中使者具棺槨它葬焉。启瘗，故香囊犹在。
根据以上史料，贵妃之死于马嵬，实为不容置疑之事。
至宪宗元和时期（西元八〇六至八二〇年），其时上距马嵬事件已有五十年，突有贵妃未死于马嵬之传说。白居易《长恨歌》及陈鸿《长恨歌传》，均为此事而发。《歌》、《传》均隐喻贵妃于马嵬事变时乘军乱逃出，死者乃其替身。贵妃离马嵬后，重返道观，遂沦落于风尘之中。肃宗至德二载（七五七年）十月，玄宗返长安，遣人觅之，得见贵妃，且有信物及私语为证。玄宗以其已入藩溷，覆水难收，不得已而舍弃之。长恨之意，实指生离而非死别。
《长恨歌》之含意隐晦，千余年来，无人指明其真意所在。直至民国二十年左右，俞平伯作“《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一文，始发其覆［14］。兹据俞文所引《长恨歌》之诗句，说明白诗暗喻贵妃不死于马嵬之证据。至《长恨歌传》之立意，与《长恨歌》同，兹不赘引。
俞文谓《长恨歌》中暗示贵妃未死之诗句，至少有如下八处：
（一）“六军不发可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宛转”二字，乃委曲难见真相之意，暗指有人代死。
（二）“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指贵妃之死，玄宗未见。
（三）“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指贵妃之尸，化为乌有，暗示未死。
（四）“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指贵妃尚在人间。
（五）“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谓此亦人间一境，非必真有。
（六）“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言群雌粥粥，贵妃盖非清净独居。唐之女道士院迹近倡家，非佳语也。
（七）“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上句明明点出一“人”字，下句谓方士来去以前，且有人见贵妃矣。境界如何，不难想见。
（八）“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惊魂。”“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似贵妃惊闻使人之来，起身极为仓促，且徘徊趦趄，似有弦外余音。
俞氏之文，对白氏《长恨歌》之寓意，可谓指发无遗。贵妃不死于马嵬之说，似直传至晚唐。李商隐《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似李氏亦尝闻此种传说，特不信之耳。美人英雄，自古受人景慕，故有关之流言亦最多。清末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二次世界大战时之德国元首希特勒，亦有“不死”之传说，然均不能推翻事实。杨妃不死之说，亦类此也。故傅孟真先生评俞文为“只可以玩弄聪明，却不可补苴信史”［15］。可为定论。兹再举数证，以明贵妃“不死于马嵬说”之不能成立。
（一）两《唐书》杨妃传，均载妃死于马嵬，瘗于道侧。同传更载有上皇（玄宗）返京，路经马嵬，曾命中使潜予改葬。如其未死，则改葬之事无由起。如谓改葬时“不见玉颜”，则旧《书》已明言“肌肤已坏”，此乃尸身久埋之通象，不能遂谓“尸解”。且“潜予改葬”之事，白氏决难亲见，然则白氏何独能知之？
（二）杜甫乃贵妃同时之人，其《哀江头》云：“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又《北征》云：“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皆确言贵妃已死。前诗之作，距马嵬事件不过七八个月，后诗亦不过一年数月，时间既如此接近，当为最可信之史料。俞氏文谓《哀江头》中有“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曰“去住”，曰“彼此”，以为老杜疑贵妃或未死，故两说并存。杜甫之诗，格律素称严细，断不致矛盾至此。且杜诗述事，类皆平铺直叙，绝无所谓“诗谜”。所谓“去住”，“去”者指贵妃已死，如“清渭东流”之一往不复；“住”者指玄宗幸蜀，居于剑阁深处。至所谓“彼此”，固指贵妃及玄宗，亦寓幽明相隔之意。俞文谓此二句之旧注可通，不宜曲为比附。兹按杜诗仇注，再加诠释，以明老杜之确言贵妃已死。
（三）《长恨歌》完成之时代，已上距马嵬事变五十余年，其间绝无寓意如《长恨歌》之作品出现。《长恨歌》之作，似极突然，前此并无痕迹可寻。何以当时人所不知之事，五十年后之人反能知之？且《长恨歌》以后吟咏贵妃之诗篇，除李商隐《马嵬》一诗，有“海外九州”之说，其余诗篇，皆谓贵妃死于马嵬。即商隐诗中，一则曰“徒闻”，再则曰“此生休”，对《长恨歌》之说，并未承认。是唐人皆信贵妃死于马嵬，千余年后之人，自然无法以传说推翻信史。
（四）《长恨歌传》末云：“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是陈鸿已明言其传不过记载一时之传说，而以身非开元遗民，无法知其真相。《长恨歌》之立意，与《传》完全相同。可知陈、白二氏，亦未确言贵妃之不死于马嵬也。
（五）近代小说家言，有谓贵妃逃至日本者，当由李商隐“海外徒闻更九州”之诗演化而来。而李之“海外九州”之说，当由《长恨歌》“海上有仙山”延伸而成。李氏否定此说，已如上述。即其所谓“九州”，用典取自邹衍之“大九州”说，其意甚明，与日本之九州，实风马牛不相及。且遍查有关日本之书籍，唐时日本尚无“九州”之名，李氏又从何知之？（此点作者尚不敢完全确定，谨以求教当代之日本史专家。）至于以日本有贵妃墓及日本书籍载有贵妃事迹遂为贵妃确至日本之证据，似更无讨论之必要矣！
四 后人对杨贵妃之评价
马嵬事件后，后人对贵妃之吟咏，无代无之，多至不可胜数。其内容对贵妃或褒或贬，并无定论。其褒者未必即是贵妃之功，贬者亦未必即是贵妃之罪。诗人咏叹，各抒所怀而已，意见正不必一致。今欲指出者，乃历代诗章，各有其不同之时代背景，对贵妃之褒贬，亦常随时代而转移焉。兹举历代吟咏马嵬事件之诗篇若干首，借以分析各诗之时代背景以及后人对贵妃评价不同之原因，非为贵妃生平作定论也。
天宝之乱，咎在玄宗，然亦不能说与贵妃全无关系。唐人惩于大难，所有诗人对贵妃几全无好评。又因唐人不敢直斥玄宗，故众恶悉归于妃子。杜甫《北征》，喻贵妃为褒姒、妲己，已如上述。刘禹锡《马嵬行》：“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指贵妃为“妖姬”，亦与老杜同调。白居易《长恨歌》虽盛道贵妃之美，然对杨氏亦有微词。如“可怜光彩生门户”及“不重生男重生女”等句，均非佳语。至唐末，郑畋之《马嵬坡》云：“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是直以玄宗之杀贵妃而不效陈后主之昵恋张丽华为明智之举矣！其对玄宗略有微词者，则除《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外，尚有李商隐之《马嵬》：“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隐喻玄宗之不才。此外则徐夤《马嵬》：“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讥玄宗之不识人，稍为贵妃分辨而已。唐代文风自由，若在明清，白、李等人之作，必兴文字狱矣。
宋朝时代已易，诗人咏杨妃，遂直斥玄宗。如陈尧佐《华清宫》：“百首新诗百意精，不尤妃子即尤兵；争为一句伤前事，都为明皇恃太平。”陆游《题明皇幸蜀国》：“天宝政事何披猖，使典相国胡奴王；弄权杨李不足怪，阿瞒手自裂纪纲；八姨富贵尚有理，何至诏书褒五郎。”许月卿《题明皇贵妃上马图》：“三郎但念妃子醉，岂知身醉误国事。”皆此类也。
元明诗歌对贵妃之评价，大多拾唐宋余唾，并无新义。至清，因前人吟咏已多，欲出奇致胜，遂转而同情贵妃，百计为其文过。甚者谓贵妃有功于唐，行同忠臣烈士。兹举数例如下：
辛师雲《马嵬咏古》：“燕啄王孙事已非，三皇太子血侵衣；玉环长解征歌舞，远胜当年武惠妃。”谓贵妃胜武惠妃，见解尚觉合理。李义文《登马嵬坡》：“六军不发费传呼，万乘于兹注己孤；一死尚存唐社稷，西施回首愧姑苏。”谓贵妃胜西施，按诸史实，比拟已觉不伦。袁枚《再题马嵬驿》：“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玉环领略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生。”谓玄宗薄情，似亦过分。杨延亮《题马嵬驿》：“孤负凭肩誓后身，六军相逼太无因；肯拚一死延唐祚，再造功应属美人。”赵翼《咏杨妃》：“鼙鼓渔阳为翠娥，美人若在肯休戈？马嵬一死追兵缓，妾为君王拒贼多。”二诗皆谓贵妃有大功于唐，惟捕风捉影，曲解史实，只能以游戏笔墨视之矣！
历代歌咏对贵妃之臧否，代各不同，甚少有人论列其诗格之高下以及见解之是非。惟林则徐本忠君之传统观念，深咎白居易而盛赞杜甫、郑畋。其《题杨太真墓》：“籍甚才名长恨篇，先王惭德老臣宣；诗家解识君亲义，杜老而还只郑畋。”［16］林氏之评，观点未免过狭。作者之意，以为唐人咏贵妃之诗，确较接近事实。宋人诗亦大致离题不远。若清人之作，则只能以艳诗视之，不足称咏史之作也。
原载《中国时报》副刊“人间”，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及三日
【注释】
［1］杨妃小字玉环，见《马嵬志》卷二引《癸辛杂志》。
［2］见《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列传·李夫人传》。
［3］见《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
［4］事见《晋书》卷三十一《后妃上·惠贾皇后传》。
［5］事见《陈书》卷七《张贵妃传》。
［6］见《北史》卷十四《后妃下·小尔朱氏》。
［7］见《北齐书》卷二十八《元孝友传》。
［8］事见《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9］见《新唐书》卷八十三《太平公主传》。
［10］事见乐史《太真外传》（载《马嵬志》卷七）。
［11］见《旧唐书》卷五十一《杨妃传》。
［12］见《马嵬志》卷四引《宛委外编》。
［13］见《续说郛》卷三十一《致虚杂俎》。
［14］俞文引载于傅孟真《史学方法导论》（《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册）。
［15］见同上傅文。
［16］第四节所引诸家之诗，分见《马嵬志》卷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附记：去岁十一月，得日本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来函，谈及唐时日本“九州”之名称问题。承告以七、八世纪之交以前，“九州”之地，名为“九國”（“國”字之义，略同于唐之府州）。八、九世纪，一般人皆以“九國”称其地。至于“九州”一名，约自十二世纪以后，始广泛使用等云。据此，可知唐时日本尚无“九州”一名也。
来函并谈及“杨贵妃逃至日本”一说之起因，略谓此种说法，“固是无稽之小说，反映倾国不死之愿望而已。然八世纪时，日人之姓氏，有姓‘楊貴’（Yagi）者，有出土之砖铭为证。或后世讹传杨贵妃来日之起因欤？”可知此说虽系附会，亦非毫无所凭也。
池田教授为日本唐史专家，著作等身，春秋正富，前途非可量度。其来函所言各点，解我积惑，获益实深。而函中自称“东夷后生”，其谦冲尤不可及，令人倾佩！谨将此项宝贵意见，附记于此，以飨读者，并向池田教授敬致谢忱。
一九七八年十月傅乐成记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