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荆州一地，在中国史上南北分裂时期南方政权之领土中，无论对内对外，均占极重要之地位。三国时孙权重视荆州，西土之任，无一非名臣宿将；每值荆州有事，常亲自解决，甚至徙都武昌以镇定危疑。以孙晧之狂妄，犹知以陆抗守荆州。故孙吴一代，荆州形势稳固，对外能屡摧大敌，而内乱亦止一步阐。东晋荆州地方政府之组织，益形庞大，荆州刺史，辖全国半数之领土。每任刺史，据上流，握强兵，遥制朝权，甚至称兵作乱。所谓“三吴之命，悬于荆江”，盖当时之实况也。东晋中央对荆州专事猜防而不知自强，故始终无法挽回此外重之局，徒事增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恶感。王敦、桓玄之凶顽，固不必论，即如陶侃之忠贤，庾亮、庾翼国之懿亲，亦莫不与中央对立。中央既时时感到荆州之威胁，而疆臣之所为，不问是非，朝廷亦必百计阻挠以败其事。故庾翼、桓温欲以荆州之资，北伐中原，均归无功。结果乃至外既不能攘，内亦不能安。孝武帝时，谢安执政，建立北府兵。中央之实力渐强，而刘裕因之以篡。故东晋之不能有为，与此种中央地方钩心斗角之牵制局面，大有关系也。
宋武宋文开始拟定一种有系统之政策，以谋稳定荆州。以宗室出镇以防异姓之二心，分荆州之土地建立新州以削弱其实力。孝武帝更继续割裂。荆州之局面既稳，而萧道成于中央轻移宋柄。南齐沿袭宋之荆州政策，于宗室亦不敢信任，更加重典签之权，用以钳制出镇之诸王。由是荆州益弱，于大局无关轻重。而萧衍以雍州起事，又取南齐之天下矣。梁武帝一反南齐猜忌宗室之作风，而不明分割荆州之弊病；厚爱子孙，诸王各辖一州，互不相下。侯景乱起，西土失却政治重心，遂演成荆、雍、湘、郢、益诸州骨肉相杀之惨剧，使西魏乘机南取益州。其后萧詧又引魏兵陷江陵杀元帝，詧复为魏藩臣，而上流江北之地尽失。至陈乃与北虏划江为界，处于防不胜防之狼狈形势矣。
综观六朝兴衰，可知荆州一地，关系六朝政局者甚大。孙吴之坚强有赖荆州之稳固。东晋、宋、齐对荆州之猜防削弱，尤系乎六朝国运。东晋之不能有为，宋文以后南朝武力之不振，皆与此种荆州政策有关。而梁陈衰亡，更显受宋以来割裂荆州之影响。内外不同心，则防制愈工，而为祸亦愈烈。一切花样，皆适足为他人谋也。
兹略述荆州之范围。《读史方舆纪要》七十五《湖广一》：
《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周礼·职方》：正南曰荆州。春秋至战国并为楚地。其在天文，翼、轸则楚分野。秦并天下，置南郡、黔中、长沙等郡。汉武置十三州，此亦为荆州。后汉因之。三国初分有其地，其后蜀汉之地，为吴所并。宋分置荆州、郢州、雍州、湘州，齐并因之，梁、陈分割滋多，不可殚析。
据《汉书》二十八《地理志》，西汉荆州，共辖六郡一国，即南阳、南、江夏、桂阳、零陵、武陵六郡及长沙国。所控范围，大致以今湖北、湖南二省之地为主，其北境则至今河南南阳以北，南至两广北部，西至今四川、贵州二省东部，东至今安徽、江西二省之西界。东汉荆州，除改长沙国为郡，其余一仍西汉。三国时魏吴分割荆州，荆州之名，南北并置。魏荆州分有长江以北之南阳郡及南、江夏二郡之大部，以其地改置七郡。其北境较东汉故界略向北移，而七郡中之魏兴、上庸二郡，系魏文帝以“汉中遗黎”而设，其地扩展至今陕西省东南隅。吴荆州分有东汉江南四郡及江北南、江夏二郡之南端，以其地改设十五郡。其中临贺郡之地，则原属东汉交州苍梧郡，西晋统一，荆州并为二十二郡，虽郡名颇有更改，其范围大抵仍魏吴之旧。及至东晋偏安，因南北战争频繁，荆州北疆，屡有变迁。然自东晋至梁，大致总在今河南省南阳、襄阳二县一带以北，虽东晋时襄阳一度沦于前秦，然旋即收复。直至梁末，襄阳始陷于西魏。至陈，荆州乃以长江为北界矣。
至于分割荆州，始于晋惠帝之分荆扬十郡立江州。（《晋书》十五《地理志下》）湘州则为晋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七郡江州一郡而成立者，成帝时罢入荆州，至宋武帝乃又置湘州。湘州治临湘（今湖南长沙），所辖盖荆州南部地。雍州系宋文帝时割荆州南阳、襄阳等五郡而置者，盖荆州北部地。郢州系宋孝武帝时所置，其所辖江夏、竟陵等郡，本荆州西部地。（并见《宋书》三十七《州郡志》）梁陈划分益繁，据《隋书》二十九《地理志上》，谓梁武帝天监十年，有州二十三，而陈以区区江南，竟有二十四州，可见割裂之甚。《隋志》又谓侯景乱后“坟籍散逸，注记无遗，郡县户口，不能详究”。故梁陈对荆州之分割，至今已难知其详矣。
二 荆州与孙吴
荆州形势之重要，东汉末年，已形显著。时中原大乱，而刘表治下之荆州，物阜民安，为一时乐土。因此引起群雄之垂涎，当时智计之士，莫不以荆州为取天下之根本。《三国志》十《荀彧传》：
彧言曰：“……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
同书三十五《诸葛亮传》：
亮答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若跨有荆益，保其严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同书五十五《甘宁传》：
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
又同书五十四《鲁肃传》：
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曹操、孙权、刘备诸人所以拼死以争荆州，造成赤壁、猇亭二大战役者，皆此诸说动其心也。其后吴末陆抗、东晋何充，亦均尝论荆州之重要。《三国志》五十八《陆抗传》：
（凤皇）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
《晋书》七十七《何充传》：
充曰：“……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
综辑以上诸说，可知当日荆州，除交通便利，地势险固外，其经济条件之优越，户口之繁盛，亦为构成其重要形势之主要因素。荀、诸葛、甘、鲁四人之说，主旨皆在进取；而陆、何之论，则在阐释荆州对长江下游之屏障作用也。
孙权于汉献帝建安五年初继兄位时，地不过吴会五郡，情况紧急。此在他人，方不暇自保，而权竟能于略事安顿之后，即定西进之策。两征黄祖，取江夏之地，以为江东屏障。建安十三年，于危疑万状之中，破曹操于赤壁。其后与刘备划分荆州，权之势力，乃得达于湘水东岸。建安二十四年又尽取蜀汉所控湘水以西南郡、零陵、武陵诸郡之地。于是东汉荆州之大部，入其掌握，遂成自擅江表之业。自建安八年（西元二〇三年）权开始讨黄至魏黄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猇亭之役止，其为经略西方所费之时间，前后凡二十年。设权无远识，赤壁战时，不过又一刘琮也。
孙权对荆州疆吏之拣选，亦极慎重。所任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皆名臣宿将，国家柱石。且多终身委任，授以全权，统一方之务。甚至国际间外交事宜，疆吏亦可更改中央之意见，自作主张。《三国志》五十五《陆逊传》：
备寻病亡，子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不特此也，每值荆州有事，权必亲身西上以解决之。其灭黄祖，破曹操，擒关羽，固莫不躬与其事。而黄初二年刘备称帝图谋窥吴之际，权更徙都武昌，亲临艰险，以应付此“一世所惮”之枭雄。《三国志》四十七《孙权传》：
（黄初）二年，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羨六县为武昌郡。
其后猇亭之役，卒成大功。终孙权之身，荆州所以屡遭大难而无恙者，孙权之英略及决心有以致之也。
孙权都武昌达九年之久，至黄龙元年始迁建业。至孙晧又有徙都武昌之举。《三国志》四十八《孙晧传》：
甘露元年……九月，从西陵督步阐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建业。
阐表内容如何，史无记载。故晧迁都目的，说法不一。《资治通鉴》七十九：
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故吴主徙都武昌。及但（永安山贼施但）反，自以为得计，遣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
孙晧虽荧惑巫祝，然以常理推之，步阐必不致以此种可笑之理由，表请徙都。冈崎文夫则认为晧之徙都，可能为“筹画北伐”。其所著《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第一章第十节：
孙晧举措之出人意表，可以暂时迁都武昌为例。此事乃因听从居今湖北宜昌当时之西陵督步阐上表而起。晧迁都理由不详，想系为筹画北伐故也。
晧于徙都后，确有人劝其北伐。《三国志》四十八《孙晧传》：
宝鼎元年正月，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吊祭晋文帝。及还，俨道病死。忠说晧曰：“北方守战之具不设，弋阳可袭而取。”晧访群臣，镇西大将军陆凯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国鼎立已来，更相侵伐，无岁宁居。今强敌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实，而遣使求亲，欲息兵役，不可谓其求援于我。今敌形势方强，而欲徼幸求胜，未见其利也。”车骑将军刘纂曰：“天生五才，谁能去兵？谲诈相雄，有自来矣。若其有阙，庸可弃乎！宜遣间谍，以观其势。”晧阴纳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绝。
冈崎所谓“筹画北伐”之推测，或系由此而来。然孙晧徙都武昌，为期仅一年。其间虽有人劝其北取弋阳，但因“蜀新平”未成事实。据此可知晧对西方较为重视。盖蜀亡之后，吴蜀边界，屡有冲突。魏炎兴元年（西元二六三年）蜀亡之时，魏人曾东侵吴界，为钟离牧所破。《资治通鉴》七十八：
吴人以武陵五溪夷与蜀接界，蜀亡，惧其叛乱，乃以越骑校尉钟离牧领武陵太守。魏已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迁陵界，屯于赤沙，诱动诸夷进攻酉阳，郡中震惧。……牧曰：“外境内侵，诳诱人民，当及其根柢未深而扑取之，此救火贵速之势也。”敕外趣严。……即帅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余人，及其支党凡千余级，纯等散走，五谿皆平。
次年（咸熙元年）钟会造反，吴主孙休亦思乘乱西并蜀土，遣兵围攻永安，为蜀巴东太守罗宪所破。《资治通鉴》七十八：
吴闻蜀败，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宪。……宪力弱不能御。遣参军杨宗突围北上，告急于安东将军陈骞。又送文武印绶、任子诣晋公。（步）协攻永安，宪与战，大破之。吴主怒，复遣镇军陆抗等帅众三万人，增宪之围。
同书同卷又云：
罗宪被攻凡六月……陈骞言于晋王，遣荆州刺史胡烈将步骑二万攻西陵以救宪。秋七月，吴师退。
蜀亡，魏吴均乘乱为“混水摸鱼”之举，孙晧徙都，又适在此二事之后。故如谓步阐以经略西方为理由，表请徙都，或为较近情理之推测。如此，则晧犹能遵循孙权之政策也。
由于孙权对荆州之重视，故孙吴荆州秩序之稳定，为六朝仅见。孙晧之狂暴，史所罕见，独能以荆州委之陆抗而不疑，得以延必亡之国祚达十数年之久，亦一可奇之事也。
三 东晋荆州之外重局面
晋武平吴后，以杜预治理荆州。……预于荆州之教育、治安、交通、经济诸方面，均有所改善，政绩极佳。史称其“江汉怀德，化被万里……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晋书》三十四《杜预传》）而后继非人，疆吏如石崇辈，至有盗贼之行。惠帝末，蜀中有李氏之乱，梁、益流人，散居荆州者极众，而为土人所虐苦。张昌因之倡乱，赖刘弘平之。弘镇抚有方，荆州得以稳定。其时中原业已大乱，荆土犹足为当时之安定力量，而弘不幸早世。王衍老贼，祸国之余，复思营“狡兔三窟”，以其弟骄暴荒诞之王澄，继当弘任，流人一时俱反者四五万家。其后山简、周顗，亦均适以益乱，大难卒为陶侃所荡平。上流既固，元帝始得安然立建业之小朝廷。
元帝于永嘉初自下邳徙镇建业，其谋出自王导。经营江左，有赖王氏之力亦多。故元帝宠任王氏，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谚。终至王敦为逆，帝以忧死。推其祸源，乃在左迁陶侃，委西土军政全权于敦之故。《晋书》九十八《王敦传》：
侃之灭（杜）弢也，敦以元帅进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敦始自选置，兼统州郡焉。
同书六十六《陶侃传》：
王敦深忌侃功。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廙为荆州。
元帝之得延祚于江东，王氏赞之也。而卒致王敦之祸，则使王敦都督江、湘军事，其祸源矣。王氏虽有翼戴之功，而北拒石勒于寿春者，纪瞻以江东之众，捍之于淮右；相从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若夫辑宁江湘，奠上流以固建业者，则刘弘矣。弘之所任以有功，则陶侃矣。平陈敏，除杜弢，皆侃也。侃功甫奏，而急遣王敦夺其权而踞其上，左迁侃于广州，以快敦之志。使侃欲效忠京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
盖侃与元帝本无密切关系，且侃曾充华轶部将，而轶与帝素不能平，故帝忌而疏之，岂独快敦之志而已。观此可知元帝之不足有为也。
荆州之资，助长王敦之凶逆，自不待言。而荆州实力之所以强大，亦与当时之政治组织有关。晋自南渡后，北方州郡，犹有虚存其名且任用官吏者，实则其领土已大部或全部丧失，此种州郡，当时称为“侨州”、“侨郡”。东晋诸州刺史兼督他州军事，多系侨州，惟荆州所兼者为实土。故荆州实力，远过他州。《晋略》表五：
南渡以后，豫、徐、江三州皆为重镇，纷纷兼督，多是侨州；或只一郡，或只一县。唯荆兼梁、益、宁、交、广，乃为实土，是以上流偏重，卒成王桓之变。
东晋荆州刺史，率皆兼督数州，有荆州实等于割江南之半，故当时有“分陕”之称。（《晋书》八十四《殷仲堪传》）此种强枝弱干之局面，既由元帝造成，迨事态严重，已无补救之术。其出谯王承为湘州，任刘隗、戴渊为都督，皆黔驴之技。是时元帝方救死之不暇，而张骏贻书责其“雍容江表，坐观成败”，何期许之深也！
自元帝以迄桓玄之乱之百年中，东晋外重之局，始终未革。王敦乱后，中央执政，既无革新能力，复与荆州疆吏，多不相能。中央地方间之意见既深，遂使荆州处于半独立状态，予中央以莫大威胁。陶侃以非元帝嫡系，久受排挤。明帝时，侃复为荆州刺史，帝死侃不预顾命，庾亮至修石头以备之，可知其始终受中央歧视。《晋书》七十三《庾亮传》：
又先帝遗诏褒进大臣，而陶侃、祖约不在其例。侃、约疑亮删除遗诏，并流怨言。亮惧乱，于是出温峤为江州以广声援，修石头以备之。
嫌隙既成，故苏峻之乱，侃观望不进，而后遂有“登天之梦”，《晋书》六十六《陶侃传》：
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其后王导辅政，亦与侃不协。侃死，庾亮继理荆州，与导情感尤恶。《晋书》七十三《庾亮传》：
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郄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而鉴又不许。
同书六十五《王导传》：
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
及至晋室仗殷浩以抗桓温，而荆州俨然割据。《晋书》九十八《桓温传》：
时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惮也。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
其后谢安与桓冲，亦意见不合。而桓玄与司马元显至以兵戎相见，遂移晋祚。中央政要与荆州首长之相互猜忌，实东晋内乱酿成之主因也。
荆州之任，陶侃以后，渐成世袭之局。陶侃自明帝时刺荆州，至婆娑垂殁，始请解职。庾亮继侃，亮死弟翼继之；翼临终更上表求以后任委其子爰之。何充荐桓温以制庾氏，此后荆州乃成为桓氏之囊中物，温弟豁、冲，豁子石民，冲子谦均相继掌荆州之政。乃至桓玄席累世之威，发动叛乱。然陶、庾、桓诸氏治理荆州之政绩殊美，因此益增荆州之富强。《晋书》六十六《陶侃传》：
侃在军四十一载，雄毅有权，明悟善决断。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南齐书》二十二《萧嶷传》：
仆射王俭笺曰：“……公临莅甫尔，英风惟穆，江汉来苏，八州慕义。自庾亮以来，荆楚无复如此美政。”
《晋书》七十三《庾翼传》：
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迩属目，虑其不称。翼每竭智能，劳谦匪懈，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干。
《晋书》七十四《桓谦传》：
以桓氏世在陕西，谦父冲有遗惠于荆楚。
同卷《桓石民传》：
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为人情所仰。
陶、庾、桓美政下富强之荆州，晋室中央不但无法利用，反因而益增其苦恼。中央既时受荆州之威胁，而中央对荆州首长之举措，不问是非，亦必百计乖阻，以败其事。故庾亮欲移镇石城，以为北伐之准备，而郄鉴挠之。其后，庾翼欲伐石虎，而举朝谓之不可。桓温伐前秦，朝廷屡诏制止；及伐前燕，申胤亦料其必败。《晋书》九十八《桓温传》：
使侍中颜旄宣旨，召温入参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群凶，扫平祸乱，当竭天下智力，与众共济，而朝议咸疑，圣诏弥固。……乞时还屯，抚宁方隅。……”诏不许，复征温。
《资治通鉴》一百二：
封孚问于申胤曰：“温众强士整，乘流直进，今大军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见克殄之理，事将何如？”胤曰：“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东晋多次北伐之无功，皆此种相制相克之局面所造成。假使桓温功成而篡，岂不犹胜与胡虏共天下，政治斗争之不可理喻，往往类此。
四 北府兵之建立与外重局面之转移
东晋中央军力之强大，始于谢玄之练北府兵。北府兵之分子，为当时之徐州（今江苏、安徽二省江北及山东、河南二省南部一带地）人。徐州人号称劲勇，元帝时，纪瞻、祖逖均曾用之立功。故桓温常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晋书》八十七《郗超传》）谢安命玄招募之，不数年而成劲旅。《晋书》八十四《刘牢之传》：
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勇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
而斯时桓温所未尝翦灭之前秦，业已统一北方，乘胜南下，赖谢玄拒之于淝水，幸而不亡。淝水战时，桓冲欲以荆、江兵三千入援，谢安却之。及破走苻坚，冲惭耻发病而死。
淝水战后而桓冲又死，中央之势力既振，此时实为中央控驭荆州之良机。而谢安无魄力，竟以荆州复归桓氏。《晋书》七十九《谢安传》：
桓冲既卒，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所任。其经远无竞，类皆如此。
史书盛赞谢安“经远无竞”，不知其后桓玄据荆州以移天步者，与此事有密切关系也。
谢玄死后，北府兵权，落于反覆无常之刘牢之手中。牢之始则与王恭讨司马道子元显父子而出卖恭，其后桓玄称兵东下，又出卖司马元显而降玄。玄立解牢之兵柄，乃又谋反玄，事未成而牢之仓皇自杀。北府陷于无首状态，玄遂得乘机篡晋。及刘裕等起义京口，而桓玄为之震动。玄不惜与举国为敌，何独惧一草莽匹夫之刘裕？盖裕等所纠集起义者，皆北府旧人也。观于桓玄之急去刘牢之而以桓脩领北府者，则玄亦深知北府兵之可畏也。
刘裕终以北府士众击灭桓玄，玄之精锐尽丧，而荆州亦因之虚耗。《晋书》八十五《刘毅传》：
毅表荆州编户不盈十万，器械索然。广州虽凋残，犹出丹漆之用，请依先准。于是加督交、广二州。毅至江陵，乃辄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万余，留而不遣。
荆州既敝，而刘毅欲以桓氏余孽以抗刘裕北府之强兵，实同梦想。毅败，东晋外重之局，乃完全改观。其后刘裕所以能灭南燕、后秦，“生擒数天子”，因而取晋自立者，皆仗北府兵也。
刘裕灭后秦，以其子义真统兵镇关中，而诸将互斗，为贺连勃勃所乘。于是刘裕部下之百战精锐，大部丧失，名将只剩一檀道济。裕死，徐羡之、谢晦、傅亮等联道济废少帝，迎立文帝于荆州。而徐等欲久专朝权，于文帝未抵京前，急以谢晦为荆州刺史，以为外援。《宋书》四十四《谢晦传》：
少帝既废，司空徐羡之录诏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虑太祖至或别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
又云：
初，晦与徐羡之、傅亮谋为自全之计，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得持久。
因此荆州复强，而晦敢以之作难。文帝杀徐、傅而以檀道济平晦，盖斯时亦惟檀可以敌晦也。晦灭，宋室强兵，悉操檀手，故檀自诩为“万里长城”。文帝终又杀檀，而宋之武力遂衰。王船山以为北府诸将之命运，乃宋武、宋文有计画之安排。《读通鉴论》十五：
夫江东之不振也久矣。谢玄监军事，始收骁健以鼓励之，于是北府之兵，破苻坚而威震淮北。宋武平广固，收洛阳，入长安，而姚兴、拓拔（跋）嗣不能与之敌，皆恃此也。已而宋武老矣，北府之兵，老者退，少者未能兴也。宋武顾诸子无驾御之才，而虑其逼上，故斗王镇恶、沈田子诸人于关中，使自相残刘而不问。文帝入立，惩营阳之祸，急诛权谋之士，区区一檀道济，而剑已拟其项领。上之意指如彼，下之祸福如此。王昙首诸人雍容谈笑，以俟天下之澄清，虽有瑰玮之才，不折节以趋荏苒者，几何也？
此说虽嫌附会，然宋之不振，实由于北府兵之解体。故宋武闻关中陷，登城北望流涕而无可如何。其后拓跋焘临江欲渡，文帝亦慨然谓“若使檀道济在，胡马焉能至此”也。
五 宋齐之荆州政策
东晋荆州与中央政府之摩擦，几乎与国终始，其影响已如上述。刘裕篡晋后，乃立即对荆州实行有效的防制计画。宋武之“荆州政策”，不外三项。
一、限制荆州将吏之数目，使不得自由扩展武力。《宋书》三《武帝纪下》：
（永初）二年……三月乙丑，初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
二、割荆州一部分土地，建立新州，以缩小荆州之面积。同书同纪：
三年……又分荆州十郡，还立湘州。左卫将军张邵为湘州刺史。
三、以宗室出镇荆州，以防异姓之二心。《宋书》六十八《刘义宣传》：
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
其后文帝自荆州入承大统，而徐羡之等乃以荆州遽授谢晦。谢乱平后，乃实行武帝“诸子次第居之”之遗诏。文帝弟义康、义恭、义庆、义季、义宣，均曾先后出镇荆州，且多有治绩。《宋书》五十一《刘义庆传》：
在州八年，为西土所安。
同书六十一《刘义季传》：
义季躬行节俭，畜财省用，数年间还复充实。
同书六十八《刘义宣传》：
义宣至镇，勤自课厉，政事修理。
此外文帝亦继续分割荆州。《宋书》三十七《州郡志》：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
然文帝并未过分割裂荆州，湘州且屡立屡省。《宋书》五《文帝本纪》：
（元嘉）八年……十二月，罢湘州还并荆州。
又云：
（元嘉）十六年……（正月）癸巳，复分荆州置湘州。
同书三十七《州郡志》则谓湘州于元嘉十七年复立，盖误。《文帝本纪》又云：
（元嘉）二十九年……五月甲午，罢湘州并荆州。
据此宋武、宋文二代，荆州面积不过较东晋时略小，而疆吏得人，荆州遂得有三十年之苏息，是亦元嘉美政之一也。然中央亲倚宗室，过久其任，以是又生问题。孝武帝时，刘义宣乃以荆州发难。《宋书》六十八《刘义宣传》：
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既首创大义，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无不必从。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
《宋书》六十六《何尚之传》：
史臣曰：“……是以义宣藉西楚强富，因十载之基，嫌隙既树，遂规问鼎。”
此点乃二帝荆州政策所未曾顾到者也。
刘义宣既以宗室倡乱，孝武谋加紧削弱荆州，乃不亲任宗室，遂改易宋武“诸子次第居之”之政策。故朱修之讨平义宣，帝即以荆州付之。刘义恭复希孝武意上禁例二十四条以限制宗室。此外并继续分割荆州，于孝建元年复立湘州，同年更立郢州。《宋书》六《孝武帝本纪》：
（孝建）元年……六月……分荆、湘、江、豫州立郢州，罢南蛮校尉。
及至明帝，于宗室猜疑益甚，一举而杀孝武二十八子。荆州虽曾委之其弟休祐、休若，然亦旋即诛除，临死乃不得不以荆州付于蔡兴宗。蔡未之任，沈攸之代蔡，乃蓄意叛变。《南齐书》一《高帝本纪上》：
攸之为郢州，值明帝晚运，阴有异图。自郢州迁为荆州，聚敛兵力，将吏逃亡，辄讨质邻伍。养马至二千余匹，皆分赋戍逻将士，使耕田而食，廪财悉充仓储。荆州作部岁送数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讨四山蛮。装治战舰数百千艘，沈之灵溪里。钱帛器械巨积，朝廷畏之。
《宋书》七十四《沈攸之传》：
其年（顺帝升明元年）十一月乃发兵反叛。攸之素蓄士马，资用丰积。至是战士十万，铁马二千。
沈攸之久涉军旅，自明帝泰始五年为郢州起至顺帝升明元年反叛，蓄谋几达十载，准备充足。然迅速败灭者，则雍、郢二州牵制之效也。《南齐书》二十五《张敬儿传》：
太祖（萧道成）以敬儿人位既轻，不欲便使为襄阳重镇。敬儿求之不已，乃微动太祖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儿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无言。乃以敬儿为持节，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军事、雍州刺史。
《南齐书》二十四《柳世隆传》：
是时朝廷疑惮沈攸之，密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将下都，刘怀珍白太祖曰：“夏口是兵冲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纳之，与世祖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人与汝意合者，委以后事，世隆其人也。”
因朝廷有此种预防，故攸之兵锋，东受郢城之阻，而北受雍州军之袭击，才三月而败。此不得谓非宋文、孝武分割荆州政策之成功，惟蒙其利者为萧道成耳。
南齐一代之荆州政策，亦全袭有宋旧规。对荆州土地，继续割裂。《南齐书》十五《州郡下》：
建元二年，分荆州巴东、建平，益州巴郡为（巴）州，立刺史。
至于荆州之最高长官，悉以宗室充任，南齐一代，荆州从无异姓之刺史。然中央对宗室亦不放心，更加重典签之权，用以钳制出镇诸王，而诸王遂成傀儡。《通鉴》一百三十九：
初，诸王出镇，皆置典签，主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时入奏事，一岁数返。时主辄与之间语，访以州事，刺史美恶，专系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节奉之，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郡，大为奸利。武陵王晔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签赵渥之谓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见世祖，盛毁之，晔遂免还。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子罕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厨人答典签不在，不敢与。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刘寅等，世祖闻之，谓群臣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自应反，岂唯巴东！”上问其故，对曰：“天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皆咨签帅；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签帅，不闻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尝问众曰：“士大夫何意诣签帅？”参军范雲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立有倍本之价，不诣谓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诛诸王，皆令典签杀之，竟无一人能抗拒者。
据此，南齐防制荆州之政策，可谓变本加厉。以是终南齐之世，荆州相当稳定。实因当时荆州在西部诸州中，势力已不算强大。故萧衍能以雍州之众，并荆州而直捣建康。此又非南齐之君所可逆料者也。
六 梁陈荆州之变化与六朝国运
由于有宋连续分割荆州，至孝武帝立郢州，荆州之实力大衰。《宋书》六十六《何尚之传》：
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
又云：
而建郢分扬，矫枉过直，藩城既剖，盗实人单，阃外之寄，于斯而尽。
齐时，荆州在西部诸州中，已非最强。而宋文帝时割荆州北部地而成立之雍州，因系南北兵冲，实力已驾荆州而上。《梁书》一《武帝纪上》：
高祖（萧衍）谓诸将曰：“荆州本畏襄阳人，加唇亡齿寒，自有伤弦之急，宁不暗同邪？我若总荆雍之兵，扫定东夏，韩白重出，不能为计。况以无算之昏主，役御刀应敕之徒哉！”
《梁书》十《萧颖达传》：
（席）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
故萧衍举事，荆州不敢不从，而郢州亦终不能敌雍荆之众。沈攸之起事，以雍郢之牵制而败；萧衍起事，并荆郢而取天下。于此亦可知雍州军力冠于西部诸州矣。
梁武帝一扫南齐猜忌宗室之凤，亲任子孙，分掌各州。但失之宽纵，致诸王互不相下。《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九：
上年高，诸子心不相下。邵陵王纶为丹阳尹，湘东王绎在江州，武陵王纪在益州，皆权侔人主。太子纲恶之，常选精兵，以卫东宫。
其后侯景之乱，西部诸州，失却政治中心，遂演出诸王相杀之惨剧。当时任荆州刺史之梁元帝，于平乱之初，杀信州刺史桂阳王慥、湘州刺史河东王誉，逼走郢州刺史邵陵王纶。内哄之不足，又联魏兵攻杀益州刺史武陵王纪，而益州遂沦于西魏。当时之雍州刺史，为久藏祸心之萧詧。《周书》四十八《萧詧传》：
初，昭明卒，梁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简文，内常愧之。……詧既以其昆弟不得为嗣，常怀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败亡之渐，遂蓄聚货财，交通宾客，招募轻侠，折节下之。其勇敢者多归附，左右遂至数千人，皆厚加资给。中大同元年，除持节，都督雍梁东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西中郎将，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詧以襄阳形胜之地，又是梁武创基之所，时平足以树根本，世乱可以图霸功。遂克己励节，树恩于百姓，务修刑政，志存绥养。
詧又引西魏师陷江陵，杀元帝，而梁祚继之以亡。詧既杀元帝，遂为西魏藩臣，西魏置詧于江陵而自取襄阳。《周书》四十八《萧詧传》：
及江陵平，（周）太祖立詧为梁主，居江陵东城，资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阳所统，尽归于我。
《资治通鉴》一百六十五：
魏立梁王詧为梁主，资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东城，魏置防主，将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备御，内实防之。
当时西部诸州如联合无猜，不特可迅灭侯景，西魏亦难收渔利。而自相残杀，尽失江北之地，至于国家灭亡。诚所谓“骨肉之战，愈胜愈酷”者矣。然诸州各不相下，使西部失却重心者，实受宋齐以来过分割裂荆州之影响也。
陈时荆州江北之地既失，府治遂迁于江南之公安。荆州地利，已与北虏共之。薛道衡所谓“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至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隋书》五十七《薛道衡传》）此种狼狈失据之局面既成，长江乃失其天堑之效。梁武之世，南朝之势仍强，江左萧翁，为中原士大夫所遥奉之正统。其后侯景入建康，梁元帝遣一王僧辩即讨平之。而一失江陵，南朝遂趋不振。观此固可知地利之不可轻弃，然益可知人事之重于地利也。
附记：文中所引日人冈崎文夫著作，原系日文，承韩国金俊烨兄代为译成中文，特此志谢。
一九五二年八月于台北
原载《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四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