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初的学术概况
所谓“汉初”，是指高祖、惠帝、吕后以及文、景二帝的一段时间（公元前二〇六至前一四一年），凡六十六年。汉朝初建，承袭秦法，但其时的学术思想界，却恢复了战国时代的态势，成诸家并立之局。其盛况虽远不及战国，但其庞杂的情形则十分类似。这是因为秦已覆亡，学术思想上的枷锁业已解除，恢复了自由研究的风气。虽然秦时的“挟书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吕后时才废除，但事实上在未废除之前，政府对学术思想，仍是不大过问的。汉初值大乱之后，百废待举，政府既无暇奖励学术；民间也无力量从事学术上的大规模研究，因此在学术上造成一种类似战国但具体而微的局面。战国时代的儒、法、道、阴阳、纵横五家，在汉初仍然活跃，兹依次加以叙述。
汉初的政府，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学者只是以个人的知识，传授徒众。儒家方面，自汉统一后，叔孙通（秦博士）曾采古礼及秦仪，为汉制订朝仪。但此人乃一政客，而非纯粹的学者［1］。至于汉初儒家的传经者，则有田何（高祖时人）传《易》，伏生（秦博士，高祖至文帝时人）口授《尚书》，辕固生（文景时人）、申公（高祖至武帝时人）、韩婴（文景时人）治《诗》，号“齐、鲁、韩三家”；高堂生（高祖时人）传《礼》，胡母生（景帝时人）治《春秋公羊传》，瑕丘江公（景武时人）治《春秋穀梁传》。总之，儒家诸经，除《乐》在汉初失传，其余均各有传人。文景二帝时，政府设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也不亲任儒家。虽然儒生如韩婴于文帝时，辕固生、胡母生于景帝时，均曾为博士，但只是聊备顾问，并非专门研究学术［2］。
秦以尚法而迅速灭亡，汉初学者对秦法多持反对态度，因此研究者不多。高祖时，萧何掇拾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但谈不上学术的研究［3］。到文帝时，因为他本人喜好刑名，法学界也产生不少人才，最有名的要算张释之和晁错。张释之于文帝时曾为廷尉，守法不阿，持议平允，虽皇帝不能更易其判决，这一点已不同于秦代法家惟君主之命是从的作风。他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法学的学者，但他每判一案，皆有充足的理论根据，可以看出他的法学知识的丰富［4］。晁错曾学申商刑名于轵人张恢，文帝时为太子家令及中大夫，曾上书数十，言削诸侯及更定法令事，文帝不听。景帝时，初任内史，继迁御史大夫，曾更定法令三十章。其后因削诸侯地，造成“七国之乱”，终为景帝所杀。他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列为三十一篇，但仅有篇数而无篇名，今已大部佚失。《汉书》仅载有他的上书数篇，大多为教战务农之论［5］。此外如吴公，少时曾师事李斯。文帝时为河南守，治平为天下第一，其后并征为廷尉。他任河南守时，曾延揽贾谊于门下。及为廷尉，乃荐谊于文帝。他虽无著作传世，但从他的治绩看来，他当是一位不凡的法家［6］。
汉初最有名的道家是齐国盖公和赵国田叔，二人都善治黄老家言（黄指黄帝，老指老子。战国末年人常好假借黄帝之名以立说，内容近乎道家。所谓“黄老”之学，实际就是老子的政治论）。高祖时，曹参相齐，盖公为言治道，以为“清静而民自定”。曹参以其道行之，结果齐国安集，大受人民的拥戴。惠帝时，参入中央为丞相，更推行无为政治于全国［7］。田叔曾学黄老术于乐巨公，为人廉刻自守，好游诸公。高祖时，赵王张敖任为郎中。其后高祖任他为汉中守，景帝时，任为鲁相。他虽习黄老术，但其为官行事，与道家有些不类［8］。文景时的王生，也善为黄老言，与张释之友善。景帝时，曾于朝廷之中，当众命释之结袜，群臣反因而益重释之，可见其声名之盛［9］。此外景帝太后窦氏，也雅好此道，以致景帝及太子、诸窦也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之书，以尊其术［10］。
阴阳家之有著述者，有张苍及公孙浑邪。张苍原为秦御史，文帝时任丞相，于书无所不观，尤善律历。文帝时，他推论五德之运，认为汉当水德之时。鲁人公孙臣则以汉当为土德，结果汉纳公孙臣之说。张苍有著作十六篇，《汉书·艺文志》列为阴阳家［11］。公孙浑邪景帝时人，武帝丞相公孙贺的祖父。他有著作十五篇，《汉志》也列入阴阳家［12］。此外尚有方士，也属于阴阳家一流。如文帝时，赵人新垣平以望气召见，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文帝信其说，作渭阳五帝庙［13］。
汉初纵横家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不载。当因汉统一后，纵横家已无用武之地，以是研究者不多，但其风在汉并未泯灭。武帝以前，博士仍有习纵横之术者，武帝尊儒后才加以罢黜。尤其当秦汉之际，国家犹是分裂之局，某些人的行事，极具纵横家的作风。如随何曾游说英布，反叛项羽；郦食其曾游说齐王田广，投效高祖；蒯通曾游说韩信，反叛汉朝［14］。此类说客，当时为数甚众。汉统一后，陆贾于高祖及文帝时，两度出使南越，说其王赵佗服从中国，皆如意旨。他并于吕后时，劝大臣周勃、陈平捐弃前嫌，以制诸吕［15］。此外袁盎于文帝时上言压抑宦官赵同及文帝所幸慎夫人，议论动人。景帝七国之乱时，他曾出使吴国，劝吴王罢兵，并以危言陷杀晁错［16］。观其行事，也极似纵横家一流。至于名家和墨家，汉时业已衰落，没有出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二 汉初的黄老政治
汉统一后，在制度法律方面，仍袭秦旧。但在政治精神及原则上，却选择了道家，亦即所谓“黄老之术”。其所以如此，原因约有二端：一是秦虽以尚法亡国，但其制度，甚为完备。汉初儒学衰微，除专治一经的秦国博士外，并无名动时君的大儒，如孟子、荀子一类的人，同时汉人更承袭了秦人的轻儒之风，例如高祖即经常对儒者横加轻藐和侮辱。道家在战国末年虽是显学，但其本身并无一套政治制度。至于汉廷君臣，大都出身于低层社会，本身没有创立制度的能力。因此汉廷除承袭秦法外，别无其他的途径可循。二是自秦统一直至汉初的二十年间，人民因处于暴政及战乱之中，财产及精力早已消耗殆尽，举国上下莫不希望获得喘息的机会，而道家的政治精神正合乎他们的心意。因此汉初实行无为政治，实有其情势上的必要。
以黄老的政治精神及原则推行于全国的是曹参。惠帝二年（西元前一九三年），相国萧何卒，汉室以参继其位。他继任后，立即推行“无为”政治，一切遵循萧何所定的旧规，不予更动，以免扰民。他任相国凡三年，于五年（前一九〇年）去世。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17］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至于无为政治的内容，不外对内轻徭薄赋，简省刑罚，竭力避免烦苛的兴作，一意与民休息；对诸侯国则采取放任政策，不干涉其内政。对外族如强邻匈奴，则力求亲善，甚至不惜屈己以求保持和平关系。对南方诸越国，也都采安抚政策。战国以还，因战争及暴政，人口锐减，至汉初，名城大都，户口什余二三，民生凋敝已极。这种政治原则，自是救时的良药。
曹参死后，无为的政治原则仍为吕后所继续遵行，直至文景，前后达五十余年。赋税方面，秦时“收泰半之赋”（三分取其二），民不堪苦。高祖统一后，租赋改为十五税一，至景帝，更改为三十税一。人民的负担，大为减轻［18］。法律方面，汉法虽承袭秦法，深刻严厉，但甚少施用。同时并废除若干酷法，如惠帝时废挟书律，吕后时废三族罪及妖言令，文帝时除肉刑法等［19］。营建方面，高祖时，以长安新建，曾筑长乐、未央二宫，并为其父营新丰县［20］。其后下至文景，极少营建。对于诸侯王，文帝时，吴王濞称病不朝，帝优容之，并赐几杖［21］。对于匈奴，高祖时，因平城之败，对匈奴采和亲政策，岁时贻以酒食缯絮。其后汉室仍谨守此策，数十年不变。吕后时，匈奴冒顿单于写信向吕后求婚，措辞亵慢，后忍不与较，反覆书赠礼以慰劳之。文景二帝时，匈奴屡次入侵，汉室也只作被动的防守而不进攻［22］。
史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3］又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24］又称：“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25］从上述史籍的赞语，可以看出无为政治的绩效。
无为政治，并非全无缺点。道家的政治理论，只适于“小国寡民”，而不适于一个庞大的帝国。由于无为政治的施行，使汉帝国的政务，陷于半瘫痪状态。诸侯王强横，藐视中央，几使分裂之局，重现于汉初。匈奴则屡次入侵，其游骑曾至长安附近。若干朝臣，已对此种政治原则不满。如吕后时的樊哙，文帝时的贾谊，景帝时的晁错，或主张讨伐匈奴，或主张制裁诸侯王。但汉廷对匈奴始终不敢进攻，而晁错削诸侯王地，更激起“七国之乱”。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吕后及文景二帝不是英明之主，则汉帝国的前途，简直无法想像。
无为政治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国力，使人民各安生业。五十余年间，汉帝国由残破困贫而达于繁盛富饶之境。景帝的讨平七国之乱，虽然是被动的，但已约略显示出汉廷的意欲改革。他的时代，可以说是汉廷从无为走上有为的过渡时代。到武帝，开始大有所为，但他所凭藉的力量，也正是汉初五十余年的积储。
三 法家的再兴
汉到武帝，开始尊儒。其后儒学渐盛，儒家的政治力量也日益庞大。这种现象，固由于武帝的提倡之功，但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武帝是一有为之主，黄老之术在政治上经过五六十年的实验，业已弊象丛生，尤其无法配合武帝的心胸怀抱，因此武帝不再行无为之政。但不用黄老，仍须选择一种政治理论而遵行之。秦以尚法而亡，造成大乱，是汉人极其惨痛的回忆；讳言尚法，是汉初政治界及学术界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武帝至少不能公开提倡法家政治。同时国家统一已久，纵横之术自然要遭受淘汰，而阴阳家在政治上更毫无制度及理想可言。既然道、法、纵横、阴阳诸家皆不能用于政治，最后自然轮到儒家。
武帝虽然尊儒，但儒家拘泥迂阔的作风，与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大相径庭；而他的一生行事，也莫不与儒家背道而驰。因此他对实际的重要政治任务，不要儒家来负担，而他所亲任的乃是任法言利的法家。虽然他曾以儒家公孙弘做丞相，但公孙弘实际也是文法吏，只是“缘饰以儒术”而已。武帝对儒家，也并非毫无好尚。儒家丰富的知识及其王道的政治理想，颇能抬高君主的身价，也颇能合乎有文采而好虚名的君主的心意。此外儒家所奉行的政治制度，远较其他诸家为完备，可以作为改制的参考，因此武帝愿意尊儒。但另一方面，儒家妨碍了他的雄心壮志的发展，所以尊而不用。他尊儒的另一原因，也许想以尊儒来掩饰或冲淡其尚法行为。总之，武帝时的政治，是表面尊儒而实际任法；看来像是文德并茂，而实质上却是刻薄严厉的。
这里叙述武帝尊儒的经过。他于建元元年（前一四〇年），下诏命大臣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他亲自策问。结果若干研习儒学的应对者如董仲舒等被任用为官，其中习申韩纵横之术的都被遣散。但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好黄老，对此大为不满。当时中央政府尚有前代任用的博士七十余人，治经书和诸子百家的都有，武帝碍于窦太后，无法来个一元化，仅于五年（前一三六年）设置五经博士，以示提倡儒术。次年，窦太后死。武帝才开始将政府禄养的非儒家的博士，加以遣散，而儒学从此取得学术正统的地位。此外并设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每年考课，绩优者可充任侍卫天子的郎官，次者可以补吏。因此儒家渐登仕版，越来越盛［26］。不过当时的儒家，对国家大事，尚谈不到什么决定作用。
武帝的亲任法家，主要因为他要大有为于天下，对外要讨伐匈奴，对内要改革政治，非任用法家聚积金钱、镇压反动不可，而这类事又绝非思想复古、行动迂缓的儒家所能胜任。武帝时代的丞相，只是摆设，政治实权则多操于御史大夫及廷尉之手，而此类人选，多是法家。可以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为代表，张、杜、桑皆曾为御史大夫，赵、张、杜皆曾为廷尉，而四人全是法家。他们类皆才力过人，办事凌厉无前。当时为了内安外攘，国力必须高度集中，他们便是这种政策的执行者。因此秦以后一度消沉的法家，于武帝时再度兴起。当时的儒家只能坐而论道，所论亦大都徒托空言，而实际的政务，则操持在法家手中。
武帝时法家所负的最重要的责任有二：一是严密防止叛乱，二是尽量的开发利源。武帝初年，即尚酷法。元光五年（前一三〇年），他命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务求深刻严厉。例如其中的“见知法”，规定如果看见或知道有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与犯者同罪，这等于秦法的复活［27］。此风一开，官吏都竞以严酷相尚，因此产生了不少酷吏，最著名的如义纵、王温舒等，他们曾有一次杀戮数百人甚至一次毁灭千余家的纪录。杜周为廷尉，狱中系囚，常至数万［28］。刑罚的冤滥，自然无法避免。至于大臣被诛杀的，也所在多有。武帝时代的丞相，有好几位被罪而死；此外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杀的，更不计其数。这现象以武帝晚年为最甚。
至于开发利源方面，更是花样百出，鬻卖官爵，便是重要的一项。元朔六年（前一二三年），由政府设武功爵十一级，每级定价十七万钱，人民买爵至第七级，即可任命为吏，有罪可减二等。此外纳财者可以为郎，纳粟者也可以补吏或赎罪［29］。这办法对吏治的损害，不言可喻。最重要的，还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新税的征收，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铁、酒的专利等。这套新经济政策的设计者是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弘羊为洛阳贾人子，“言利事析秋毫”；咸阳齐之大鬻盐，孔仅则为南阳大冶［30］。三人都是商人出身的政客，专为武帝谋利，也算是法家一流。武帝以他们推行新经济政策，大大的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严酷的刑罚加上无微不至的搜括，在双重的压迫下，人民生活的艰困，不难想象。讨伐匈奴，也因武帝用人的失当，使军事将领间发生严重的派系斗争，而致于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遇重大的挫败。武帝于天汉二年（前九十九年），以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九〇年），又遣李广利率七万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31］。而武帝的迷信行为，也造成了巨大恶果。征和二年（前九十一年），“巫蛊之狱”起，死者近二十万，皇后卫氏和太子据也都在这次事件中牺牲，造成武帝无可弥补的家庭悲剧［32］。由于国力的过分浪费，汉帝国内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天下虚耗，人复相食”［33］。如果武帝不是末年痛悔，于征和四年（前八十九年）下诏罢除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屯戍，决计不再务边功，一意与民休息，则汉帝国极可能重蹈亡秦的覆辙［34］。虽然如此，武帝对外的大启疆宇，对内的改制革新，奠立汉帝国长期繁荣和平的基础，其功仍是不可没的。而这些功绩的建立，也不能不说大部分仰赖法家。
四 杂家的出现
所谓“杂家”，据《汉书·艺文志》的定义，是“兼儒墨、合名法”者。他们综合诸家的精义，自成一家，非饱学之士不能为。杂家起源于秦，大体说来，这种学说的产生，是秦法的一种反动。秦以法术立国，终一天下，但秦法之敝，即秦人亦颇知之。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命其门客作《吕氏春秋》，凡二十余万言，自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其实其内容以儒家学说为主，而参以道家及墨家，故其中多有征引六经之文［35］。《吕氏春秋》的所以言不及法，也正可表现出不韦对秦法的不满。如果不韦后来不为秦王政所废黜而继续当国，则秦法是否能始终维持，实成问题。
到汉，杂家的内容一变，主要是揉合法儒两家的理论而成一系统，也就是宣帝所谓“以霸王道杂之”［36］。汉代杂家并以这种理论，施行于政治。汉承秦法，汉初学者之具有法家思想者甚多，但大多讳言法家，不敢自承，而多以儒家缘饰之。不特法家如此，其余诸家亦莫不以斥远法家为能事。儒家固不必谕，即陆贾擅纵横之术，亦时于高祖前称说《诗》、《书》，而谈汤武［37］。晁错乃纯粹的法家，其上书亦好称引三代以上［38］，似亦不愿以法家自居。
如以《汉志》杂家的定义观之，文帝时的贾谊，《汉志》虽列其著作为儒家，实际上他可以说是一位杂家。贾谊受知于廷尉吴公，而吴公是李斯的弟子，自是法家。贾谊虽非吴公弟子，但受吴的影响，则可以想见。故谊少时虽以能诵《诗》、《书》属文见称，然亦“颇通诸家之书”，且明习法令，熟谙制度。文帝时，谊为太中大夫，即曾建议文帝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皆草具其仪法，并更订诸法令。其后谊更屡次上书文帝，其论农本之言，几与商君无异。但他于奏疏中又引管子之言，提倡礼、义、廉、耻。管子虽也属于法家，但四维之论，则近于儒。此外他又著“过秦论”一文，认为秦之亡在于“仁义不施”，也俨然是儒家言［39］。贾谊的著作中，既杂有法家言，而又主张兴礼乐，倡四维，施仁义，则谊实为一揉合儒法的学者，谓为“杂家”，应无不当。此外如武帝时的公孙弘，以贤良文学进登仕版，史称其“学《春秋》、杂说”，注谓“杂说乃杂家之说”。又称其“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40］。武帝素不重用儒生，而独以弘为丞相，实与此有关。故弘虽貌为儒家，其实亦是杂家。又武帝叔淮南王安，撰《淮南子》二十一卷。其书大旨原本道家，而纵横漫衍，多所牵涉，故《汉志》亦列为杂家［41］。然《淮南子》与法儒两家，皆无甚关涉，其书无中心思想。与本节所叙之杂家，亦不相类，并不多论。
宣帝一代，为西汉的极盛时代，不特威加北夷，而内政也臻极致。史称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42］。似乎宣帝的行事，仍是武帝一派的法家作风。事实上宣帝兼用法儒，他亲任儒生，远过武帝，然亦不纯用儒术。宣帝为政，既“以霸王道杂之”，其作风实颇类杂家。即名之为杂家，亦无不当。他所用的群臣，除法家如京兆尹赵广汉及宦官弘恭、石显等，儒家如丞相蔡义、韦贤、魏相及御史大夫萧望之等，此外尚有不少杂家型的人物。兹举数人为证。
张敞，宣帝时曾为京兆尹，甚有治绩。史称长安“枹鼓稀鸣，市无偷盗”。又云：“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时时越法纵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然敞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善，不醇用诛罚。”［43］据引文，张敞之治京兆，杂儒法之术而兼用之，自可称为杂家。
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宣帝时，曾于狱中从夏侯胜受《尚书》，历时三年。其后霸为颍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外宽内明，得吏民心。以是户口岁增，治绩为天下第一。从黄霸的经历及理政的方法看来，霸也是杂家［44］。
丙吉，少治律令，为鲁国狱史，曾积功至廷尉右监，后坐法失官。武帝末年，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狱。时宣帝仅数月，以太子据孙系狱，吉暗中保护，得以不死。昭帝死后，昌邑王废，其时宣帝流落民间，吉又建议霍光，迎立为帝。宣帝即位后，吉绝口不道往事。其后，宣帝以他事得明真相，遂以吉为丞相。史云：“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椽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客或谓吉曰：‘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惩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后人代吉，因以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又云：“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相）有声。”［45］丙吉以治狱小吏，骤居相位，而能深怀礼让，通识大体，谦谦有儒者之风，相业至与萧、曹并称。其学《诗》、《礼》之功，显而易见，故吉亦为杂家。
宣帝时的政治，既不迂缓，亦不严酷，堪称汉政的极致。当时政治人才之盛，也为历代所少见，朝臣不特法儒兼备，其中也有若干杂家。而杂家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极其优异，似较法儒犹有过之。这可以说是宣帝政治的一种特色。
五 儒家昌盛与法家衰落
宣帝以后，历经元、成、哀、平及孺子婴五帝，凡五十五年（前四八年至七年）。在此期间，汉政业已渐衰。政治上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儒家政治权位的提高，儒家出身的政客，渐成为朝臣的主干。一是政权渐由外戚王氏一门所掌握，王氏渐成为实际政治的最高领袖。这两种现象演变的结果，是外戚王莽利用儒家学说和儒生的推戴，窃取了汉室的地位。
儒家虽然在武帝时开始在政治上抬头，但武帝并没有大量的重用他们。武帝晚年，因奢侈黩武，国内发生乱象，到他死后，儒家便借着当时的环境和既有的政治凭藉，乘时而兴。他们不但积极的发扬及推行儒家的政治理论，且对武帝生前的行事，公开表示不满。例如昭帝时，儒生曾反对武帝的盐、铁、酒专卖及均输政策，认为此类政策“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46］，主张予以罢除。为此事儒生曾与当时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公开辩论于朝堂，结果政府为之罢除酒榷，稍餍其意。宣帝时，欲为武帝立庙乐，长信少府儒者夏侯胜以为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47］。胜虽因而系狱，庙乐亦立，但数年后终于释出。像上述的这类事，如发生在武帝时，必然会造成流血惨案，但在昭宣时产生不同的结果，可以看出儒学已渐为汉室所尊重，儒家在政治上已有相当的势力。
武帝以好大喜功，几危中国，后世引以为戒。武帝以后，汉室逐渐舍法而用儒。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得势，实是武帝死后的一种自然趋势。昭帝时，大将军霍光执政，仍重用法家如桑弘羊、田延年等，但对儒家亦不敢小视。宣帝为政，虽以霸王道杂之，但儒家已颇有出任政府要职如丞相、御史大夫的。他临死并曾托孤于儒家出身的大臣萧望之、周堪，他们与外戚史高，皆受遗诏辅政。元帝少时即好儒学，他做太子时，曾因劝宣帝任用儒生而受斥责。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8］但元帝为人仁柔，在性格上自然倾向儒家。他即位后，便亲任萧望之和周堪，更由萧等汲引了一批儒生刘更生、金敞等，同心谋议。此外，元帝更把博士弟子的员额，大加增添。武帝时，博士弟子仅设五十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到元帝更增至一千人。因此儒家的政治势力，日益隆盛。
元帝时，儒家的政治势力虽盛，宣帝时的若干法家，并未尽去。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均明习文法，自宣帝时即典掌机要，而显尤为专横。元帝即位后，体弱多病，以二人久用事，且以宦官无外党，专精可信，仍以之掌中书，二人并与辅政将军外戚史高相表里。高因无实权，亦乐与结纳。萧望之辅政，欲推行古制，多所匡正，而石显于议论时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望之忌恭、显擅权，乃建议元帝罢除中书宦官，以应“古不近刑人”之义，大为恭、显所恨。其后不久，二人利用元帝不谙政事，谮废望之，继又借事加以折辱，望之愤而自杀。周堪、刘更生等亦均废黜。这是元帝初年法儒斗争的第一回合，结果儒家失败［49］。
萧望之的失败，并未影响整个儒家集团的政治地位，儒家依然是汉廷中的主要政治势力。元帝时的宰相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无一不出身儒生。但萧望之的废黜，儒家朝臣已缺乏耿亮之士，贡禹等大都碌碌琐屑，对国事少有改革的建白。同时他们听命于外戚、宦官，以保禄位，儒家反因而益盛，渐而成为朝臣的主干。相反的，法家的势力却因而日渐削弱。萧望之事件后，弘恭死，石显继为中书令，历时十余年，虽权威极盛，其本身并无广大的党羽，儒家政客虽慑于其势，不敢不从，但两者究非同类，自不可能诚心奉戴。到成帝即位，迁石显为长信中太仆。显既失倚离权，丞相匡衡等乃乘机条奏其旧恶，结果显被徙归故郡，死于途中。
成帝即位后，本有亲政能力，但因耽于酒色而亲任其舅王凤，以凤为大将军辅政。凤执政后，广收人才，奠定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政治势力。自石显死，儒家益盛，但儒家朝臣不能自有树立而依附王凤。此外朝臣中尚有若干具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可以陈汤、陈咸、萧育、朱博四人为代表。陈汤曾于元帝时击斩郅支单于，威震域外。成帝时王凤奏以为从事中郎。汤明习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50］。陈咸为宣帝时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成帝时，由王凤举荐，历任刺史、太守等职。所居以杀伐立威，豪强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以罪。后入为少府，少府多宝物，咸至，钩校属官，发其奸赃，充为公有［51］。萧育为望之子，成帝时，由王凤引荐，历任司隶校尉、刺史、太守、大鸿胪等职。为人严猛，威信素著，为太守时，曾平巨寇［52］。朱博，亦由王凤荐举，成帝时曾任刺史、太守、左冯翊、大司农、廷尉等职。其为刺史、太守、左冯翊时，属官尽力有效者，必加厚赏；怀诈不称者，诛罚辄行；以是咸为尽力。及为廷尉，明习法令，属官咸服其材略过人［53］。陈汤诸人，皆是极好的吏材，成帝一代的吏治，颇赖他们维持。他们自成集团，与儒家集团对抗。虽然如此，因他们全由王凤举荐，也与儒家一样，对王氏是竭诚拥戴的。
王凤死后，终成帝之世，辅政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继王凤的是他的几个弟弟王音、王商、王根及侄儿王莽。而朝臣中的法家集团，也因人数过少，并时受儒家朝臣的牵制和攻击，宦途时遭顿挫。到成帝末年，法家集团瓦解，从此汉中央政府成了儒家集团的独占局面，最后是王莽利用儒家及其理论而篡汉。而进取人才的凋谢，也象征着汉帝国声威和事业的没落。
六 儒学的嬗变
战国末年，儒家因受当时思想及环境的影响，渐失去本来的面目。儒生一部分变为法家，如李斯、韩非，皆曾受教于大儒荀况。而大批的阴阳家和方士也进入了儒家的领域，他们大都儒服儒冠，以儒者自居，而以阴阳家言及求仙药作为猎官诈财的手段。秦始皇所坑的“儒”，多是此辈，真正“诵孔子之言”的，为数极少。至迟在战国末年，一部分阴阳家已有与儒家混合的趋势。
阴阳家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渊源于儒家。孔子曾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又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似乎孔子也具有“天人之际”的信仰。又荀子以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虽然孟子书中，并没有显著的谈论五行之处，但他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一类的话，似乎又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论有些关连。总之，阴阳家言与儒家思想在某些地方早已是“同调”，自然比较容易混合。
西汉时代的儒学，已渗入大量的阴阳家言。当时的儒者，多好采阴阳家言以说经，认为天道人事，相互影响，因此好以自然现象来附会人事的祸福。《春秋公羊传》，多载天变灾异，既受阴阳家的影响，治《春秋》者遂多好谈论此类自然怪异现象。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曾以灾异劝武帝改善政治。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便杂有大量的阴阳思想［54］。元成时的刘向（即刘更生），治《春秋穀梁传》，也数以祸福附会其说［55］。总之，他们都认为天降的祥征或灾异，全是受人事的影响；与人君的勤怠、宰相的贤愚，尤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一般人多受这种思想的感染，深信其理，因此汉儒多言天变灾异以攻击时政，君主也多临灾而惧，遇有重大事故，乃至策免三公。这类事在汉代视为当然。
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所创的五德论，也于西汉后期为儒者用来解释政治。昭帝以降，常有儒者指出汉运已衰，应禅位于新圣。曾有若干人因而牺牲性命，例如昭帝时符节令眭弘，上书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夫为天子者，劝帝禅位以顺天命，结果被诛［56］。宣帝时，司隶校尉盖宽饶也主张皇帝应传位贤者。他上封事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57］宣帝以为怨谤，下吏自杀。成帝时，王氏执政，儒者谷永，仍主天运循环汉德已衰之说，并屡次上书，专攻成帝私生活的败坏，以掩护王氏的擅权。汉廷因其党于王氏，无以制之［58］。其后哀帝欲法尧禅舜，传位董贤，可能也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59］。加上成帝与哀帝的荒怠政事，更使举国上下有汉运将终的感觉，这给王莽安排下一个最好的篡位环境和理论根据。自成帝以来，王氏与儒家在政治上合作，双方本已有密切的关系；而王莽的好儒与优待儒生，自然更为儒家所感戴，他们终于成为王莽代汉的极大助力。
西汉末年，又有“谶纬之学”的出现，而内容更为怪诞。谶是一种预言式的文字或图画，以诡奇的隐语道出未来的大事。纬取“与经相辅”之意，是假托经义以推究灾祥的书，书名繁多，大都充满神话。谶纬大都出于当时人之手，而伪托为古人的制作。这种神话思想的流行，到王莽时达到最高潮，他本人便以伪制的图谶而篡汉。东汉光武帝在河北时，他的旧日同学从关中带给他一卷叫“赤伏符”的谶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60］他的部下便根据这个符，把他拥上帝位。光武本人也深信图谶，因此东汉初年以谶纬解经的风气，仍不稍衰。
西汉末年，发生了一次研讨古本经籍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倡导者是哀帝时的刘歆（刘向子）。他根据若干已经发现的古本经书，另立解说，与今文家相抗衡，引起所谓“今古文之争”。古文是以秦篆以前通行的“籀文”写成的书籍，经人收藏，度过秦火的劫难，而于西汉陆续发现。被发现的重要古文经书有《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等。此外刘歆并把《毛诗》（汉初毛亨训传）列为古文。今文是汉初因经书并无完整的古本出现，全凭秦代学者的传述，以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纪录而成的书。汉代五经博士，研究的皆是今文经书。刘歆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经书，并主张设置《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及《毛诗》博士，大为当时今文家所反对，立学官的事，终告失败。直到王莽时，才为上述四种古文经传设立博士。
东汉时代的学官，仍为今文；古文各家，始终未置博士。但民间研究古文经传之风大盛，学者辈出。诸如明帝时的贾逵，桓帝时的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而马融的弟子郑玄，遍注诸经，以古文经为本，兼采今文经说，成为一代大师。古文家的特点有二：一是以考证为先务，即以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考证秦以前的语言文字。二是兼习众经，不分今古，并究及纬书。因为既讲求考证，即须兼习诸经；如专习一经，或墨守一家的师说，即无需训诂。因此东汉儒家的学风，为之丕变，研究经书的领域，也较前大为扩展。但因专门讲求考证而忽略思想，到东汉末年，儒学已成为无灵魂的空架，知识界几成一片真空，佛学所以能乘虚而入，与此大有关系。
自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儒家思想已为迷信所笼罩，变得迷离惝恍。儒学似乎专为野心家如王莽之流跃登皇位而设，别无一用。前面说过，法家早于成帝末年衰落。哀平之际，政事虽已渐紊，尚有前代的旧法可循。到王莽成立新朝，亟图改制，但西汉的法治精神，至此已荡然无存。当时儒学虽盛，即武帝以后流行的“以《春秋》决狱”故事亦不可复见。惟知议论典章，连年不绝；而郡县首长，却多虚悬，甚至官吏不予饷给，一任其侵渔百姓。这样的政权，焉有不亡之理？东汉光武帝及明帝虽也崇儒，但讲求法治，未始不由于王莽失败的刺激。
七 法家的儒化
先秦时代的法家，以儒家为破坏法治的主力之一。故韩非子以为“儒以文乱法”，力加排斥；及秦统一，李斯更有坑儒之议。法儒之不并立，可以概见。武帝为尚法之主，但因汉人以亡秦引为深戒，不敢纯袭秦法，遂一面又提倡儒术。儒家既兴，儒生颇有任法吏者。他们常用经书古义来判决大案，侈谈“诛心”之论，形成“以《春秋》断狱”的风气。例如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年），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奉命查办淮南王谋反案，即以《春秋》之义判定其各种罪名［61］。类此的事，不止一端。由于汉代儒学与阴阳家合流，法家的思想理论，也沾染了不少儒家及阴阳家的色彩。例如汉代决囚多在孟冬，春月不能行刑，这种司法行为须应于天时的原理，便与阴阳家有关。又如学者论法，多主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西汉初年，即常有此论调。到东汉，更促成了法家的儒化［62］。
东汉光武帝提倡儒学，并表彰节行。明、章二帝继之，儒学大兴。六十年间，政治淳美，蔚为盛世。章帝以后，政治渐衰，但儒家的盛况不减。到桓灵时代，政治益坏。而不少士大夫以名节相尚，洁己修身，不畏强御，未尝不是提倡儒学的绩效。虽然如此，汉室中央仍保存了浓厚的阴阳家思想，谶纬之风，始终未除。东汉一代三公因灾异而遭罢免的，远较西汉为多，这种现象，尤以东汉末年为甚。
光武为政，虽以保守恬退为原则，但崇尚法治。明帝用法，更为严厉。如楚王英（光武子）以谋反被废自杀，为这件事牵连而被处死或流徙的，便有数千人［63］。章帝即位后，因陈宠的建议，减省刑罚，政风日趋宽厚。陈宠出身于法学世家，其曾祖父咸，成哀时以精律令为尚书。父躬，于光武初年为廷尉。宠明习家业，明帝时曾为司徒府辞曹，掌天下狱讼。章帝初，宠任尚书。当时承明帝余风，吏政犹尚严切。宠认为帝新即位，应改前世苛俗，乃上疏章帝云：“……《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章帝采纳宠议，除去惨苛法律五十余条，并禁绝鉆鑽等酷刑［64］。陈宠以法学名家，而上书称引先王，主张荡涤苛法，几失去法家的真面目，可见其受儒家影响之深。他的行事，也是东汉法家儒化的明证。
章帝的简省刑罚，历代史书皆称善举，但究其事实，却也发生极大的流弊，其影响更远及于汉末。章帝秉性仁柔，本应以严法济之，既从宽典，遂至贵戚骄横，目无法纪。如外戚窦宪，以贱价夺取沁水公主（明帝女）田园，公主畏其势不敢与较。章帝虽曾以此事严斥窦宪，但终未置之于法［65］。光武明帝两朝所培养的法治精神，至此再度废弛。其后直至桓灵时代，汉政始终未走上法治之途，儒学虽盛，亦无补于国事，直至汉帝国瓦解而后已。
和帝以后，政治渐紊，外戚宦官，更迭擅权，每次政权的转移，必发生流血事件。他们率多违法干犯，视刑典如无物。至于若干“酷吏”，虽用法惨酷，但大都是外戚宦官的鹰犬，只能施其荼毒于正人君子而已。其间虽有明达之士，主张法治，但徒托空言，不为汉室所采纳。桓帝时的崔寔，著“政论”数十条，力主严刑，而讥俗儒的迷信德教。他认为：“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又云：“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66］崔寔论政，虽尚严法，但也承认儒学的价值，只是认为德教无以除残，这是法家儒化的又一例。
法家的儒化，使东汉政治趋于迂缓，丧失西汉盛时发扬蹈厉的政治精神。加以君主大多为童昏之流，母后干政，任用非人，执法不公，政治益趋败坏。桓灵时代，朝中的若干名士和太学生联合，与宦官抗衡，至死不屈，造成两次党锢之祸，善类一空，可以说是儒学价值具体的表现。但此类贞士，为数不过七八百人。而大多数的儒家朝臣，为保固名位，甘为宦官的奴仆，恬不知耻，宁坐视国家的危亡，而不肯放弃其身一朝的富贵。这种现象，与东汉末年选举制度的破坏有关，当时的获选者，多为权贵的子弟或谬有虚声名实不符的浮华少年，因此贞士少而庸劣者多。
献帝时，曹操当国，他可以说是东汉儒家政治的反动者。他用法尚严，曾复三族之罪，并欲恢复肉刑［67］。他曾于建安十五、十九及二十二年三次下令，公言选用官吏，只问才能，不问德行。他于二十二年（二一七年）的令中说：“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68］他的话，可以说是对当时儒学的一种猛烈攻击。他以优越的军事才能，扫灭群雄，统一北方。更以法家的手段，使州郡治理，民困复苏。但他最后走上篡夺之路，不特使汉室灭亡，江山易主；更摧毁了业已衰落的儒学，把中国的学术思想，引入另一个新的境界。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五卷十期，一九七六年一月
【注释】
［1］参看《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
［2］参看《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3］参看《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4］参看《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列传》。
［5］参看《史记》卷一〇一及汉书卷四九《晁错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6］参看《史记》卷八四《贾生列传》。
［7］参看《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8］参看《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
［9］参看《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传》。
［10］参看《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卷四九《外戚世家》。
［11］参看《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
［12］参看《史记》卷一一一《公孙贺列传》。
［13］参看《史记》卷十《文帝本纪》。
［14］参看《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卷九七《郦食其列传》及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15］参看《史记》卷九七《陆贾传》。
［16］参看《史记》卷一〇一《袁盎列传》。
［17］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18］参看《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19］参看《汉书》卷二《惠帝纪》，卷三《高后纪》，卷二三《刑法志》。
［20］参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21］参看《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
［22］参看《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23］见《史记》卷九《吕后本纪》。
［24］见《汉书》卷四《文帝纪》。
［25］见《汉书》卷五《景帝纪》。
［26］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五六《董仲舒传》。
［27］参看《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不载年月）；《资治通鉴》卷十八“元光五年七月”。
［28］参看《汉书》卷九十《酷吏传》，卷六十《杜周传》。
［29］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30］参看《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31］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
［32］同［31］。
［33］见《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34］参看《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35］参看《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
［36］见《汉书》卷九《元帝纪》。
［37］参看《史记》卷九七《陆贾传》。
［38］参看《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39］参看《汉书》卷四八《贾谊传》；贾谊《新书》第一卷（载《汉魏丛书》）。
［40］参看《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41］参看《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安传》；《淮南子》（载世界书局出版《新编诸子集成》第七册）。
［42］见《汉书》卷八《宣帝纪》。
［43］见《汉书》卷七六《张敞传》。
［44］参看《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45］见《汉书》卷七四《丙吉传》。
［47］见《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
［48］见《汉书》卷九《元帝纪》。
［49］参看《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
［50］参看《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51］参看《汉书》卷六六《陈咸传》。
［52］参看《汉书》卷七八《萧育传》。
［53］参看《汉书》卷八三《朱博传》。
［54］参看《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春秋繁露》（载《汉魏丛书》）。
［55］参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瑕丘江公传》。
［56］参看《汉书》卷七五《眭弘传》。
［57］见《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
［58］参看《汉书》卷八五《谷永传》。
［59］参看《汉书》卷九三《佞幸传》。
［60］见《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61］参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胡母生传》；《汉代学术史略》页一〇八至一一一（启业书局）。
［62］参看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页六至一九及页二七至三八（商务印书馆）。
［63］参看《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64］参看《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
［65］参看《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66］参看《后汉书》卷五二《崔寔传》。
［67］参看《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
［68］参看《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