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
（一）佛道与回教
佛教至唐末五代，诸宗衰微，惟禅宗以不重形式，而能避过唐武宗、后周世宗的两次浩劫，独步于晚唐五代。至宋，佛教在历朝帝王的保护下，禅宗及其他诸宗均大师辈出，颇有复兴之象。但在徽宗时，因其本人笃信道教，佛教遂再遭排斥。南宋时，佛教益微，禅宗与诸宗合流，独立的佛教宗派已不多见。及至元世祖攻吐蕃（即西藏），偕喇嘛八思巴而归，喇嘛教遂传至蒙古。世祖即位后，定喇嘛教为国教，尊八思巴为帝师，命其统监全国佛教，喇嘛教乃日趋兴盛。世祖以后，喇嘛教始终为元室诸帝所崇奉，于各种宗教中，一直占有首要的地位。原有的佛教，除禅宗尚能维持昔日的局面，其他宗派都一蹶不振。
明太祖幼年曾出家为僧，即位后提倡佛教，对喇嘛教也加以崇奉，封喇嘛为国师，其后历朝皆崇喇嘛。成祖起兵时，曾得禅僧道衍的辅佐，因此禅宗仍能维持其盛况，与喇嘛教并立，直到明末。武宗也好佛，曾学习经典梵语，自称大庆法王。除喇嘛教及禅宗外，惟净土宗尚能流行于世，其他旧有佛教的各宗派，都未能恢复旧观。
明初，喇嘛教发生巨大的变革。喇嘛教僧人，本着红衣红帽，以娶妻传子为惯例，且多玩弄幻术，沉溺酒色。至明初，有僧徒宗喀巴（1357～1419）者，主张实行严格的戒律，禁止饮酒娶妻，于教义和仪式，也多有改善。教徒均着黄衣黄帽，俗称黄教，以示与红教有别。其后黄教于西藏的甘丹建庙，以为据点，逐渐传播，渐及于西藏全境，因此黄教又称丹府派。宗喀巴死后，传衣钵与其二大弟子，根敦珠巴（本吐蕃赞普）和凯朱巴。
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根敦珠巴圆寂。据说他的灵魂又转附于某一婴孩体中，教徒便以这个婴孩作他的后嗣，名根敦嘉穆错。这种转世办法，此后遂定为永制。第三世名锁南嘉错，为明世宗至神宗初年的人，这时黄教声望益著，蒙古俺答亲赴西藏，把他迎至青海，建寺以奉养之。俺答并赠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其意为“遍知一切德智如海之金刚上师”。从此黄教教宗始有“达赖”之名（达赖为蒙古“大海”之意），红教诸领袖，皆对达赖称弟子，改从黄教，化行诸部。第四世名云丹嘉穆错，黄教益盛，蒙古、西藏、青海等地居民，莫不奉之。达赖喇嘛为黄教教宗，驻锡于拉萨，与班禅同为西藏宗教及政治的领袖。班禅也就是宗喀巴的另一弟子凯珠巴的转世者，他在喇嘛教中，与达赖同具最高权威，政治势力则不及。从政治上看，他只是西藏的副王，名义上虽统治后藏，实际仍从属于达赖，但教民对他尊崇的程度，并不低于达赖。［参看余元厂《西藏喇嘛教史》（载《现代佛教文选》）］
清自圣祖至高宗，均着意于儒学的复兴，对佛教并不关心。佛教诸宗，禅宗虽仍盛行，但其精神日趋世俗化，宗风亦随之衰落。此外如净土宗、律宗，也仅能保持典型。乾隆时，曾禁各地建立新寺院，民间出家为僧的也受限制。士大夫虽喜谈佛学，但只是究心佛理，并无兴隆佛教的意图。至于喇嘛教，内地人甚少信奉，清室以其流布于内、外蒙古及青海、西藏，为柔远起见，加以保护尊崇，以理藩院兼理其教，并于北京建雍和宫，奉养喇嘛。雍正时，清室又为内、外蒙古各立活佛，以为其区内喇嘛教的领袖，合达赖、班禅，共为四系。清代喇嘛教，表面上虽受帝王的优遇，实则其势已不如昔日的旺盛，渐走上衰落之途。
道教在宋代甚为盛行，尤以徽宗崇信最笃。南宋时，道教稍衰。元室虽奉事喇嘛，但对道教仍甚优遇。明室对道教益加尊重，洪武初，正一教领袖张正常入朝，太祖封之为真人，官正二品，世袭罔替。从此龙虎山张氏，成为道教正统。其后宪宗、世宗均笃信道教，世宗更躬亲斋醮，不理朝政。他曾封道士陶仲文为真人，授礼部尚书，封恭诚伯，可想见当时道教之盛。清室虽然也奉道教，但不如前代之甚，始则降正一真人为五品，其后又不许朝觐，仅由礼部带领引见。乾隆时，更禁正一真人传度俗人为道，道教遂日见衰落，但民间的奉道者，仍比比皆是。［参看傅勤家《中国道教史》，页二三一至二三二］
元代，因重用回人，西域回教徒大量来华，遍及中国各地。元末，天山南路各城的居民大都信奉回教，势力日益扩张，回教领袖逐渐取代察合台后裔的地位，握有南路政教之权。明代回教分白山、黑山两宗（俗称白帽回、黑帽回），各承师说，相互攻击。明室对天山南北路虽不能直接控制，但蒙回诸部，遣使入贡者甚多。清初，回部为蒙古准噶尔部所并，至乾隆时，准、回两部均为清室平定。清室对回教取放任态度，许其自由信仰；诉讼的判断，以教规为根据，不用国家法律，以此笼络回人。至于内地如甘肃、陕西、四川、山西、河北、福建、广东、云南等省，均有回教信徒居住。清末，陕、甘、云南的回教徒，均曾叛乱，可想见其势力之大。
（二）基督教
自蒙古大帝国瓦解后，元代输入的基督教（也里可温教）也趋于衰落。明朝中叶（16世纪初），欧洲基督教发生革命运动，新旧两派至以兵戎相见，结果旧教为新教所挫。旧教中若干有志之士，组织耶稣会（Jesuit），内谋改革旧教本身的缺失，外谋发展其传教事业。适值非洲好望角的新航路发现，葡萄牙人在东方积极扩展殖民事业，耶稣会教士也陆续东来。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耶稣会教士随葡人至印度布道，传播渐盛。嘉靖三十一年（1552），耶稣会东方布教总长方济各（Saint Francois de Xavier，西班牙人）欲来中国传教，因道死未能如愿。其后，又遣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意大利人）等来华。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至广东肇庆（今广东高要市），学习中国语文，以便传教，其后北上至南京，游说于搢绅之间。他于传布教义之外，并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算学、兵器等学科于国人，更设立病院，为人治病，因而渐得国人的信仰。二十九年（1601），他与教士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西班牙人）同至北京，上书神宗，献天主经典，基督、圣母图像以及自鸣钟、万国图志等物。神宗准其在京师建堂传教，不数年，信徒至二百余，国人统称其教为天主教。廷臣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均服膺天主教旨，从之习天算历法。当时中国士大夫学习西洋科学的兴趣甚浓，利玛窦乃利用此种心理，以传授学术达成其布道的目的。其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突之处，也加以调和折衷，因此甚得朝野人士的赞许，信徒日增。
万历末，利玛窦死，其后继者拘执教义，不知变通，致与中国若干传统习俗相冲突（如禁止教徒祭祖等），因此引起国人的不满，反对者渐多。明室遂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下令禁止传教，教士均逐回澳门。既而满人崛起，边患日亟，明廷需要改良兵器，乃于熹宗天启二年（1622），命澳门教士罗如望（Joannes de Rocha，葡人）、阳玛诺（Emmanuel jeune Diaz，葡人）等制造铳炮。次年，又召用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意人）等，教禁遂解。此后外人来华者益众，传教事业更为发达。思宗崇祯初，徐光启受命监修历法，并征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意志人）等译书演算。崇祯十四年（1641），新历告成。十六年（1643）颁布，是为《大统历》。既而明室覆亡，竟未及施行。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上书自陈，清室以之任钦天监监正，制定新历。若干反对西法的钦天监旧人对之甚为痛恨。康熙四年（1665），钦天监旧人杨光先首先攻击新历，于是汤若望及其属员均罢黜治罪。清室以杨光先继任钦天监监正，仍用旧法，其后光先推闰失实，清室改任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比利时人）为钦天监监正。圣祖深知西洋科学的精妙，乃引用教士徐日升（Thomaz Pereyra，西班牙人）、白晋（Joachin Bouvet，法兰西人）等，轮流进讲，并以他们担任通译及若干外交事务。又命白晋、德玛诺（Romain Hinderer，法人）等分赴各省，测绘全国地图，历时十年而成，圣祖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它是中国第一部用经纬度测绘的地图。
耶稣会士的来华布道，对中国固有的风俗习惯，每抱容忍态度。教徒有崇拜祖先或孔子的，虽与其教义相冲突，也大都予以默认。但明末清初，旧教的其他若干宗派也相率东来，对耶稣会的传教方式，甚不谓然，因此屡向罗马教皇陈诉，以耶稣会之容许教徒祭祖为违背教义。教皇乃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遣使携密旨来华禁革，使者与圣祖讨论传教事宜，意见不合。四十六年（1707），使者公布教皇密令，令教士不服从者，尽行远离；对圣祖的神学意见，亦有指斥。圣祖大怒，囚使者于澳门，并下令凡传教士无中国政府的许可证者，一律不准在中国传教。
世宗继位后，对来华教士取缔益力。规定除任职京师钦天监或其他要职者外，其余教士悉送澳门安置。世宗以后，教禁时宽时严，并未能彻底禁绝。至嘉庆十三年（1808），新教教士英人马礼逊（Robert Morison）始至广东布教。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地的基督教会纷纷派遣教士来华传教。英法联军之役后，清廷正式撤销禁令，于是新旧教派传播益盛。若干教会更于传教之外，设立医院和学校，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演进，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儒学与史地
（一）理学
元代理学，仍承宋人余绪，当时的大儒金履祥、许衡、吴澄等，其学都不出朱陆范围，尤以程朱一派的学说最为流行。明初大儒方孝孺、薛瑄、吴与弼等，亦皆谨守程朱之学。孝孺，浙江宁海人，他的学问传自宋濂，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濂，金华（今浙江金华市）人，故号金华学派。孝孺曾仕于惠帝朝，其信道的笃诚，操守的严正，都与朱子相似。靖难之变，孝孺殉节，金华学统也因而中绝。瑄，山西河津人，是成祖到英宗一段时间的人。他为学着重言行的检点，于义理则少所发挥，号河东学派。与弼，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为学以安贫乐道为主，并着重身体力行，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谈，门人甚盛，号崇仁学派。三人虽为当时大儒，但均不能摆脱程朱而有所创辟，直到英宗时的陈献章出，理学中的反朱学派才告出现。
王守仁，佚名绘。
陈献章，广东新会人，初从吴与弼游，博读群书。其后舍繁求约，认为学问劳扰，无由见道，因而不事著述，但教人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其学与陆九渊相近，学者称白沙先生。其弟子增城（今广东增城市）湛若水，学者称甘泉先生，讲学则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旨，并不尽守其师说。他以为所谓“心”，不应只指方寸而言，而应“体万物而不遗”。若水与王守仁同为当时大师，但其学的流传，不及王学的广远。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少习词章，继而致力于格物，其后更出入佛老，但均无所发明。武宗时，因忤权宦刘瑾，谪龙场驿（在今贵州修文县）丞，忽悟格物致知之道，认为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遂立“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其说与朱学立异，而独尊陆九渊，以为陆学简易直捷，可以上接孟子的学统。所谓良知，是人类先天知善知恶的是非之心，也就是天理。只要发挥良知，使知与行合而为一，便自然合于天理，不用外求；良知发挥到极致，则人人可以为圣人。圣人的条件，不在事功，而在心性，因此不一定先要立大事业，而后才能做圣人。其直指人心，颇与禅学相近。守仁曾筑室习静于其故乡的阳明洞，因此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其学自成系统，号姚江学派。
阳明之学传播极广，其弟子遍及全国，而以钱德洪、王畿、王艮、邹守益、罗洪先等为最著名，终明之世，几成王学世界。宋元以来盛极一时的朱学，至是而衰，其所讲求的格致工夫，也渐不为学者所重。但王学虽能充分发挥个性，其弊则易使人流于放浪自恣。因此王派学人，不守礼法者甚多，如何心隐、李贽等，言行均过于荒谬，为世骇怪；而束书不观，专谈心性，思想也难免流于空疏贫乏。明末，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于东林书院，其学综合朱王，而以风义节操相砥砺；此外刘宗周虽绍述阳明，但为学主诚敬，立身重操守。他们都在有意矫正王学的流弊。
明末的阳明学派，流于空疏狂肆，而为学者所厌弃。清初大儒，北有李颙、孙奇逢、颜元等，南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对王学大都不满，或作有限度的修正，或作猛烈的抨击。李孙之学，与陆王相近，但兼采程朱，以为调和。颜元根本否认读书说理为学问，而以实用实践为宗。他反对宋儒主静之说，以为“养身莫善于喜动”，教人“振起精神，寻事去做”；并以为学问必须以施诸政治、有益人生为主。其弟子李塨，恢张师说，但也有补偏救弊之处，世称他二人的学说为“颜李之学”。王夫之则力辟致良知之说，而推崇朱子。黄宗羲虽宗阳明，但主张多读书以穷理之变化，并以实践为归。顾炎武不谈心性，但以博学有耻为人生鹄的。他的治学范围，以典章制度、社会经济为主，方法则注重归纳考证。诸家以顾氏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清代的朴学，实以他为前驱。
王学至清初，既为学者所诟病，程朱一派的理学因而代兴。清廷也加意提倡朱学，不但以“朱注四书”为取士的标准，并于康熙朝刊刻《朱子全书》、《性理精义》诸书。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有李光地、陆陇其、张伯行等。其后朴学兴起，理学日衰。朴学着重经史的训诂考据，又称汉学；理学着重儒家的义理，又称宋学。理学虽不及朴学为盛，但仍代有学人，清季曾国藩、罗泽南，均为理学大儒，亦是中兴名臣。但清代的理学，只重谨言慎行，既不能博综群学，更谈不到思想上的树立。
（二）经学
元代科举，以“朱注四书”及宋人经注为经义考试的标准。但元室对于经学并未加意提倡，因此亦无成绩可言。至明成祖，命胡广等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解缙等纂辑《永乐大典》，想借此类工作，冲淡文士们对他篡位的反感。三大全蹈袭程朱经说，实无创见，但因用以取士，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具有甚大的影响，治经者大多不能跳出宋人的范围。《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是一部庞大的类书。其书以韵为目，而以古书字句分别排列于下，甚无条理；但其中所收的古书甚多，若干佚书，得以复见于世。当时南北两京，仅有写本三部，始终未能镌印，至今几已完全散失。
明人治经，虽然承袭宋人的余叙，但也有少数著作，抒发己见，不为前人所囿。如梅鷟（武宗时人）的《尚书考异》，力攻《古文尚书》之伪。汉武帝时，孔安国献《古文尚书》，并作传加以诠释。会巫蛊之狱起，未能列于学官，其书不久佚失。成帝时，张霸伪作《古文尚书》百二篇以进，未为汉廷所采。东晋初，梅赜自谓得孔安国所传《尚书》五十八篇，进于朝廷，而得立于学官。至唐，孔颖达为之作疏，其书大行。南宋时，朱熹已对之怀疑，至是梅鷟更力辩其伪。此外如陈第（神宗时人）的《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等书，于先秦古音，多所发明。但大多数的学人，都迷恋科举，埋首于制义的讲求。因此整个说来，明人治经，并无卓越的成就。
清代学术研究的风气大变，着重于经史的考据训诂，号称“汉学”或“朴学”。这种学风，萌芽于清初，而极盛于乾隆、嘉庆时代。清初学者，以黄宗羲、顾炎武为大师，他们同是明末至清康熙前期的人。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学者称为南雷先生，浙江余姚人。他以史学见长，为浙东史派的开创者。经学方面，他对《尚书》和《易经》也有深邃的研究，他的两部重要著作，《授书随笔》一卷和《易学象术论》六卷，实为后来阎若璩、胡渭等精研《尚书》和《易经》的先导。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南昆山（今江苏昆山市）人。其学方面甚广，治经则倡经学即理学之说，教人摆脱宋明理学的羁绊，直接研治六经；并提倡“经世致用”，于修己之外，尤重安人。他著有《日知录》三十二卷，是他生平的得意之作。书中前七卷皆论经义，其余则兼及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史法、兵事、外国事、天象、术数及地理等，他的学问心得，可在这部书中见其梗概。这部书的影响很大，它为后人开辟了分科研究的途径。此外他的治学方法，力主客观，诸如搜罗资料，作综合的研究，参验见闻，以求实证等，都为后来的汉学家所取法。与黄顾同时而年辈稍晚的经学家，又有阎若璩、胡渭等。阎著《古文尚书疏证》，于《古文尚书》矛盾错讹之处，尽行标举，古文之伪，始得大明于世。胡曾著《易图明辨》、《洪范正论》等，也以客观的考证方法，扫除若干附会变乱的谬说。黄顾诸人，虽下开学术界尊古宗汉的风气，却没有明揭汉学旗帜以自立门户的意思。
自康熙至乾隆，清室屡兴文字狱，士大夫为隐身远祸，遂群趋考证之学，至乾嘉，臻于极盛。乾嘉时代的学术研究，以经学为主，兼及文字及音韵之学。此外于古代史地、诸子、历算等典籍，也都重加注释校订，成就甚巨。当时的经学家，可分两派：一派为惠栋，字定宇，江苏苏州人。祖周惕、父士奇均为著名经学家，与栋号称“吴中三惠”。此派治经，笃守汉儒家法，专宗马融、服虔、郑玄等人的经说，门户森严。其后江声、余萧客、王鸣盛、江藩等，都承其学风。汉学之名，也由此派而起。另一派为戴震，宇东原，安徽休宁人。其治学虽宗汉儒，但并不墨守汉人学说，而重客观及实证，更从文字音韵上，开辟治经的新途径。他的弟子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等，都精通文字音韵之学。孔的《诗声类》，段的《说文解字注》，王的《广雅疏证》，均以考证详密、识断精辟见称。念孙子引之，著《经义述闻》，引用汉代训诂，于诸说中采其可通者，给后世研经者以莫大的便利。这派学风的影响极大，直至晚清，仍有学者继续兴起，如俞樾、孙诒让等，皆其著者。
道光之后，经学的研究方向又告转移。乾嘉时代的经学，本是远承东汉的古文诸家，着重文字的考据训诂，而不重思想的探求。由于其研究范围过狭，若干学者乃转入西汉的今文学派，着重寻求经书中的微言大义，而不斤斤于名物的考究。这派的开创者为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继之，其学渐盛。他们有时也作考据工作，甚至指若干古籍（如《左传》）为伪作，说法虽新颖，但缺乏实证。清末，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及《新学伪经考》等书，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古文经为王莽、刘歆所伪造。其说虽甚离奇，但对近代辨伪疑古的学风，颇有倡导之功。
（三）史地
史学极盛于宋代，至元明，其学渐衰，但亦不能说毫无成绩。正史中的宋辽金三史，都成于元代。三史自元世祖时即开始修撰，其后又经历朝的经营，至顺帝，再命脱脱等重修，始成定本。三史中惟《金史》尚能叙事详明，具有条理。《宋史》则编次不善，伤于繁冗，错误不可胜数。《辽史》又病在简略，芜陋不堪。明初，命宋濂、王袆等修《元史》，以《元十三朝实录》为根据，其列传及诸志，也大都有元人的成书，以资采择。《元史》于洪武二年（1369）二月开局，八月成书。又因顺帝无实录，元末的事迹也甚缺少，乃于次年二月重开史局，加以补辑，至六月书成。由于成书过速，疏漏错误之处，自然无法避免。例如书中对蒙古人在西亚及欧洲事迹的记载，过于简略；列传的次序，也稍嫌紊乱。其他著名的史学著作，则有薛应旂的《宋元通鉴》，陈邦瞻的《宋史记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但体裁因袭前代，并无创例。此外明代文士，颇能留心于本朝史实加以纪录，这类著作，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史料。
清人治史，重在考订训释，至于史事的记录，其成绩不及宋明。清初的史学，开拓于黄宗羲，其后万斯同、全祖望加以光大，至章学诚而集大成，蔚为著名的浙东史派。宗羲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为学术史的名著。斯同，浙江宁波鄞州区人，字季野，宗羲弟子。他自幼便有志于明史的撰述，康熙时，开明史馆，他曾以布衣参与修撰明史的工作，在北京十余年，所著《明史稿》五百卷，甚为识者所称许。他治史以求史实的正确为首务，力避空洞的议论和轻率的臆测，所以他的工作，大部为史料的搜集和鉴别。这种着重实证的治史方法，对清代史学界发生很大的影响。斯同死，其稿为王鸿绪所得，鸿绪冒为己作，妄加窜易，以致面目全非。乾隆初，张廷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鸿绪史稿为底本，加以增损，实则其稿大半出于斯同之手。而当时的史臣，有所顾虑，每多更换原文，以媚时君，因此乾隆时所修的《明史》，不如斯同史稿的信实。祖望亦鄞州人，字绍衣，他继黄宗羲未竟之志，续成《宋元学案》一百卷，叙述宋元学术的渊源派别，极为详实。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才识尤高，所著《文史通义》一书，言史学方法及理论见解超特，发前人之所未发。他并提倡撰修方志，对方志的取材及编纂之法，也多有论列，其义例甚为后人所取法，渐至方志成为专学。
清初，私人修史之风甚盛，但因庄廷鑨、戴名世两次史案，均兴大狱，清人撰集近代史实的风气以是遽衰。史家如全祖望，虽于其文集中记载明末名贤遗事，但亦不敢刊刻。乾嘉时代的史家，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为最著。钱有《廿二史考异》，王有《十七史商榷》，赵有《廿二史劄记》，均为一代名著，但都不出考订训释的范围。嘉庆以后，清室文纲渐疏，于是研究明史之风又盛，重要著作有陈鹤的《明纪》，夏燮的《明通监》等。对于南明史的撰写，也于此时开始，如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徐鼒的《小腆纪年》，钱绮的《南明书》，都专记南明史实。到清末，学者更群趋于明清之际及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以发泄其排满思想。这种风气，直传到民国。［参看李宗侗《中国史学史》，页一三七至一五〇］
至于清代官修的本朝历史，主要有《实录》及《国史》。实录自太祖至穆宗，均成于清代；德宗一朝，则于民国修成。《国史》分本纪、传、志、表四大目，其下又分若干细目，体制甚详。光绪时，王先谦私据《实录》，删节而成《十朝东华录》（自太祖至穆宗）。宣统时，朱寿彭根据邸抄及报章，续成《光绪东华录》。此外又有“方略”一类，专记历朝用兵事迹。道光以后，与西洋各国交涉频繁，亦有专书记载其事，是为“三朝（道光、咸丰、同治）筹办夷务始末”。
地圆之说和经纬线的地图绘制法，均于元代输入中国。但当时国人了解而同意的，可谓绝少，因此并未发生任何影响。元代地图，以朱思本的《舆地图》最为著名，其图布置精到，于前代地图的错误，多有改正。明世宗时，罗洪先因朱图改制为《广舆图》，其图传播始渐广，而为后人所取法。到明神宗时，利玛窦来华，屡次绘制世界地图，国人对世界地理的新知识始有较多的吸收，诸如经纬度的测量，地名的译定，五大洲的观念，地圆说及五带（二温、二寒、一热）的划分，均由其正式介绍给国人。当时虽受一般士大夫的欢迎，但能接受这种学识的人仍然甚少，因此利玛窦死后不久，国人即不再重视这种制图法。其后清圣祖末，也曾命教士以西法测绘地图，但其图由清室秘藏，且国人科学知识水准过低，因此仍不能普及。直到清末，西学大量输入，西式绘图法才渐为国人所普遍了解。［参看王庸《中国地理学史》，页八五至一二六］
方志的著作，明清两代均甚繁富，至于不可胜记。此外清代史家，多喜兼治与史学有关的地理学。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论述各地的山川险隘、攻守形势，极为详尽；并根据史实，推论若干战役得失成败的原因。其组织和方法，可为地理学研究的楷模。又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胡渭的《禹贡锥指》、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等，都是这方面的名著。道咸以后，学者多致力于边疆地理的研究，重要著作有徐松、何秋涛的《新疆识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此外若干学者，进而研究世界地理，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海识略》，虽然成就不伟，但其志趣及识见，则甚可佩。清末，杨守敬综合诸史地理志，绘成《历代地图》，详记疆域的变迁，可谓集沿革地理学的大成。
三、文学与艺术
（一）文与诗词
元代文风，仍因袭宋人，受理学的影响尤大。元初姚燧、虞集，以古文名世，其文均质实无华。明初散文的作者，以宋濂、刘基为著。濂曾于太祖朝典掌制诰，为文雍容浑穆；基为开国功臣，为文雄奇豁达。从成祖到宪宗末的八十余年间，文体趋于平易，代表的作家为杨士奇。士奇自成祖时任大学士，历宣英之世，典掌机要数十年。其文从容闲雅，醇朴无疵，时人竞相仿效，号“台阁体”。但其末流，变成空泛冗长，凡庸无生气。孝宗武宗时，乃有复古运动的发生，其倡导者为李东阳、李梦阳等。东阳论文主宗唐宋，为复古运动的前导。梦阳则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学者从之者甚多，风气因而渐变；其文雄奇高雅，但因刻意效古，不免模拟剽窃。世宗时，归有光复主宗唐宋，其作品颇多名篇，为时所重，清代的桐城派，对他尤为推崇。主法秦汉者，则有李攀龙、王世贞等。由于古文的流行，明代的骈文，已不占重要地位，作品大多不免陈腐之病，极少佳构。
清初古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为最著。康熙末，方苞倡古文义法，非事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涉笔必寓六经精华；举凡语录中语，六朝人的藻丽俳语，汉赋中的板重字法，诗歌中的隽语，《南北史》的佻巧语，都在禁用之例。其文清淡简远，为清代桐城派古文的开山者，但因严守义法，而致缺乏雄伟博大的气象。乾隆时，刘大櫆、姚鼐也以古文名。刘力追韩愈，文章以才气见长；姚则远宗唐宋八家，近法归有光、方苞，所作法度谨严，理文兼胜。方、刘、姚均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故世称桐城派，稍后有阳湖（今江苏常州武进区）恽敬、武进（今江苏常州武进区）张惠言等，为文具法家及策士风格，别树一帜，号阳湖派。道咸以后，曾国藩以中兴名臣，兼擅古文，对桐城派极为推重，于是一时文章，莫不模效方、姚。骈文的著名作者，清初有毛奇龄、陈维崧等，中叶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等。清末，因世局的影响，文体也发生变化。梁启超办《新民丛报》于日本，评论时政，其文介于文白之间，平易畅达，富于情感，极具鼓动的能力，号“新民体”；严复仿诸子文体，翻译西洋社会科学的书籍；林纾则以桐城古文，翻译西洋小说，也均能风行一时。
诗至唐宋，到达登峰造极的境界，后世作者，无法企及。元代著名的诗人，首推元好问。好问金人，因值易代之际，诗多感怆。其后有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号称四大家，诗均宗唐。元末诗人有杨维桢，尤以乐府擅名。明代诗人特多，但值得称道的则甚少。明初，高启独步诗坛，所作隽逸清丽。至中叶，李东阳、李梦阳均以诗名。稍后李攀龙、王世贞为诗坛盟主，但也只能模拟盛唐而已。
清诗的成就远过元明。开国之初，以吴伟业、钱谦益为大家。吴诗苍凉凄楚，最擅歌行，钱诗则沉郁华丽。稍后有王士祯，标神韵之说，主张乘兴而写，言外有意，领袖诗坛者数十年。乾隆时，袁枚主性灵之说，谓诗为作者性情的表现，性情以外无诗。其诗才思盈溢，运用自如。与袁同时的著名诗人，又有赵翼、蒋士铨等。乾嘉之际的诗人，郑燮、黄景仁为最著。燮诗奔放真实，充满人道主义的色彩；景仁生平遭遇坎坷，其诗雄健悲壮，追拟李白。道咸时，龚自珍、曾国藩、吴敏树，均以古文家兼有诗名。同光以来，陈三立、陈衍等专宗宋诗，号“同光体”。清末，黄宗宪首倡诗坛革命，认为作诗当以我手写我口，不受古人的拘牵。其诗融新思想入旧风格，间杂以新名词，为崇古者所不敢用，开后日新诗的先河。此外王闿运、樊增祥、易实甫、康有为等，也都以诗名。
词盛于两宋，至金元，几成绝响。元代著名的词人，有刘因、张翥、赵孟等。明代词人，多宗唐末五代，但格调卑弱，能称大家者甚少。明初刘基、高启擅于词，前者以雄放见长，后者以芊丽取胜。永乐以后，盛行小令，作者惟杨慎、王世贞、文征明、唐寅等人可称。明末则夏完淳、陈子龙为一时之选，二人均为抗清的义士。夏词凄婉，陈词则清丽缠绵。
清初词人，仍多宗晚唐五代。至朱彝尊、陈维崧改宗宋词，其风始变。彝尊追模姜夔、张炎，维崧取法苏轼、辛弃疾，而以彝尊词的影响较大，号称浙派。其后浙派词以厉鹗为大家，雍乾以降，词人多奉为宗师；但其末流，不免失之堆砌。至中叶，张惠言宗周邦彦，所作沉着丽厚，自成一家，号常州派。这一派的词人，尚有张琦（惠言弟）、周济、荆济等。两派之外，则有纳兰性德（康熙时人），其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的遗意。清末著名词人则有郑文焯、朱祖谋、王国维等，郑朱宗宋，王则直师五代。总之，清代词人，大都只能遵循古人规矩，而不能有所创造。
（二）散曲与戏曲
元明的古文与诗词，虽不逮唐宋远甚，但曲的方面，则光焰万丈，构成元明文学史上的主流。曲是用俚俗言语，依照乐谱编撰而成的，可以清唱或扮演，其佳作具有崇高的文学价值。曲分散曲与戏曲两大类，前者无论记事言情，均不须科（动作）白（道白）以为联贯，适于清唱；后者大都加入科白，记事必有首尾，适于扮演。曲于南宋时最先起于北方，到元朝统一后，才遍及江南。
散曲又有小令与套数之分。小令又称小曲，每首只用一曲牌，与词的小令相似，写景言情，饶有情致。套数又称套曲或大令，是用同一宫调内的多种曲牌，合叙一事，全套首尾一韵，其长短因情节的繁简而定。元代的散曲作家，以马致远、张可久最为杰出。致远，大都（今北京市）人，约生于南宋末年。其散曲的作品，现存小令百余首，套数十余首，风格豪放，兼具清逸，颇似词中的苏轼。可久，庆元（今浙江庆元县）人，其时代较马致远稍后，现存作品七百余首，以清丽蕴藉见长。明代散曲，仍极一时之盛，大致可分三派：一派为冯惟敏、王九思等，格调承马致远。一派为王磬、金銮等，作风师张可久。一派为梁辰鱼、沈璟等，以文雅工丽是尚，与元曲的苍凉飒爽大有不同，可谓自创新格。清代的散曲作家，为数甚多，但其成就则无法与元明并论。［参看冯沅君《中国文学史》，页一八九至二〇八］
戏曲是以科白与曲文组织而成，分为杂剧和传奇两种。杂剧的歌曲部分，是以散曲中的套曲组成的，曲一套为一折，每剧折数不多，每折大都由主角一人独唱，配角则只能对白。杂剧最初流行于北方，又称北曲。传奇折数较多，歌唱不限主角一人，最初流行于南方，故又称南曲。杂剧的出现，最早约在金末，地域则不出大都附近。元灭金后，杂剧始盛，名家辈出，尤以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四家为最著。关，大都人，为元剧的开山者，生平事迹无法详知，有的说他曾为“太医院尹”，有的称他为“解元”。他秉性风流自赏，肆意于声色耳目之娱。他的作品约六十种，今仅存十七种，所写皆曲尽人情，明畅如话。其杰作《窦娥冤》，故事哀切感人，人物个性生动，并对官场的黑暗作大胆的揭发。此外如《救风尘》等，描写亦极深刻。王，大都人，约与关汉卿同时，生平事迹不可考，可能出任官职，后退休家居。他的《西厢记》，风格雅艳婉媚，词藻清丽缠绵，后世推为北曲第一。白作有《梧桐雨》，马作有《汉宫秋》，均情词凄切，为著名的悲剧。元统一后的著名作家，有郑光祖、乔吉等，但他们的作品，均不足超越前人。元末，杂剧渐衰，仅秦简夫、萧德祥两家，尚具典型。
明初的杂剧作者，大都由元入明，风格与元末无异。作品多取材于神仙释道，甚少佳制。至朱权（明太祖子）及其侄有燉出，杂剧始有大家。中叶以后，杂剧发生剧烈的变化。元代杂剧，内容通俗，但规律甚为严整；至此一变而为文人专有的文艺作品，对规律亦不甚遵守。正德、嘉靖间，徐渭、康海、王九思等人的作品，均卓荦不凡。嘉靖以后，传奇日盛，杂剧乃渐趋消沉。
传奇为长篇巨制，只分出而不限折数，角色无论主配，均有其科白唱。传奇初起于元朝中叶，发展至清代，约有四百年的历史。自元中叶至明惠帝的一百年间，传奇渐兴，名家有施惠、高明、徐畛、朱权等，多尚质朴。自明成祖至光宗约二百年，为极盛时期，作风渐趋典丽。前半期作家的代表有邵璨堪等，后半期则有梁辰鱼、王世贞、汤显祖、沈璟等。自明熹宗至清圣祖的一百年间，传奇行将没落，但明末的冯梦龙、范文若、阮大铖、吴伟业和清初的李渔、洪昇、孔尚任等名家，仍为曲坛放出异彩。
传奇的腔调，以昆腔（昆指昆山，今江苏昆山市）为主，故又称昆曲。清入关以后，昆曲渐衰，而“乱弹”兴起。乱弹包括多种腔调，如京腔（北京）、秦腔（陕西）、弋阳腔（江西）、梆子腔（河南，又称南梆子）、高腔（河北）、二黄腔（起于湖北黄陂、黄冈）、甘肃腔（即西皮调）及皮黄（即西皮调、二黄腔相合而成）等，其中皮黄因能容纳各种腔调，成为乱弹的主流。咸同以来，皮黄逐渐取代昆曲的地位，清末风行一时的“京戏”（今称平剧），其乐曲即以皮黄为主。［参看李曰刚《国学概要》，页一四九至一六四］
（三）小说与书画
明清的小说，由宋元的平话演变成章回体的小说，可以说是明清文学的精华。其结构大致是每书分若干回，每回故事的重心缩成对联一副，冠于篇首；每回之末，也缀以诗句，并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作结，千篇一律。此外开篇常有“楔子”，以总述故事的来源。
明代的章回小说，最著名的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金瓶梅》及《西游记》，世称“四大奇书”。《水浒传》为中国章回小说最早的长篇巨著，作者施耐庵，元末人。它是宋元数百年间梁山泊英雄故事的结晶，描写人物，如生龙活虎；内容曲折复杂，文笔细腻活泼，是一部富于创造性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传为罗贯中所作，其内容系依据陈寿的《三国志》，并杂以宋元流传的故事而写成，是一部规模特大的军事政治小说。现存的一百二十回本，已非罗氏原稿，而是经过清人所改定的。这部书流行极广，对中国民间思想的影响也极大。它不特阐扬忠义，且能益人智谋，但因限于史实，不能任意构造，故写人叙事，不如《水浒传》的生动。《金瓶梅》传为王世贞所作，一说笑笑生（真姓名不可考）作。全书凡一百回，书名是由潘金莲、李瓶儿及春梅三位女主角的名字，各取一字，拼合而成。其内容则根据《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艳史，加以扩大，描写当时豪绅的淫奢以及社会的黑暗。此书文笔畅利，对人情世态刻画尤工，以其间涉猥亵，一向被目为淫书，但从写实的观点看，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小说。《西游记》，吴承恩作，记述神魔故事，现今通行者为一百回本。它的内容系依据元明两代有关唐三藏（玄奘）西天取经的戏曲，再加上新奇想象创作而成。把唐三藏师徒西行取经，历八十一难的神怪故事加以艺术化及趣味化。构想神奇，风格诙谐，创造的人物也亲切脱俗，因而备受大众的欢迎。此外又有《封神演义》，作者名姓不可考，也是神怪小说中的名著。
清代，历史及神怪的长篇章回小说已不多见，而言情、社会及侠义等类的小说则佳作迭出。言情小说最负盛名的为《红楼梦》，凡一百二十回，作者曹霑，字雪芹，雍乾时人。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在描写宦门公子贾宝玉，与其表姊妹薛宝钗、林黛玉三角恋爱所造成的悲剧。书中人物多至四百四十余人，规模的宏大，结构的细密，以及情节的错综变化，实为古今中外不可多见的言情佳作。社会小说多以讽刺的笔法，抒写社会的黑暗，名著有《儒林外史》，乾隆时吴敬梓作，原书凡五十五回，今本作六十回，乃由若干短篇故事联贯而成。作者对科举时代士大夫的种种丑态劣行尽情描绘，笔意生动深刻，为清末谴责式小说的前驱。《镜花缘》，乾隆时李汝珍作，凡一百回。以唐代海外诸国为背景，用小说的方式，叙述海外奇闻异事，兼寓讽刺中国制度及风俗习惯之意；对女子所受的种种不平待遇尤致不满，实为当时少有的见解。《官场现形记》，清末李宝嘉作，描写官场的腐败现象，痛快淋漓，但含蓄蕴藉，不及《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吴沃尧（即我佛山人）作，凡一百零八回。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主人翁，历记其二十年间所遇所闻的光怪离奇的故事。《老残游记》，清末刘鹗（即洪都百炼生）作，凡二十章，叙一号老残者游行各地的见闻，对官吏的顽固腐败，颇多攻击。侠义小说则以《儿女英雄传》（文康作）、《七侠五义》（石玉昆作）、《小五义》（石玉昆作）、《七剑十三侠》（唐芸洲作）、《施公案》（作者不详）、《彭公案》（贪梦道人作）为最著名，但较之《水浒传》，远为逊色。
清代除长篇的章回小说外，尚有短篇的笔记小说，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享誉最高。其书凡十二卷，四百九十一篇。所叙皆仙狐鬼怪之事，构想玄妙，文辞也甚华丽。此外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也都是志怪的名著。
书法自唐以后，北朝碑版的一派衰微，元明人的书法，大多以唐宋为宗。元代书家，以赵孟、鲜于枢为最著。明初，名书家甚少。至中叶，大家有祝允明及文征明，祝擅狂草，文擅行草。明末则有董其昌，初学米芾，其后兼习晋唐诸家，独具风格。清代书法名家甚多，中叶以前，如刘墉、钱澧、翁方纲诸人，皆取法唐宋。嘉道以后，碑学大兴，邓石如、伊秉绶以隶篆名。其后工书者，类皆融合碑帖，兼习篆隶行楷，而以何绍基、赵之谦为大家。清末，康有为的书法气势磅礴，也为世所重。
绘画以宋代为极盛，元初仍承宋余绪，谨遵前人法度，尤以赵孟主张复古最力，因此临摹之风大盛，毫无创造的精神。到元末，黄公望、倪云林、王蒙、吴镇诸家，才稍变风格，画法以写意为主，着重情趣，但少有宏伟壮丽的结构。明初绘画，以王冕、夏昶、陈汝言等为著。中期有沈周、仇英、唐寅、文征明四大家，于山水、花鸟、人物，各有所长。明末，则以董其昌的成就最大，他于山水崇南宗（王维一派画法）而黜北宗，以为前者有文人气，而后者有工匠气。因附和者众，遂造成一时的风气，其影响并下及清代。万历以降，因耶稣会士的来华，西洋画法也随之传入中国。当时虽未能流行，但其讲求明暗的烘染技巧，对中国的人物画颇有影响。明末有曾鲸（字波臣）者，每画一像，烘染至数十层，称“波臣派”。他的画，无疑参用了西洋人物画的技术。
清初绘画，以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恪为大家，六家均以山水见长，而恽兼工花卉。他们大都受董其昌的影响，作风并无显著的改变。此外道济（又名石涛）、朱耷（又号八大山人），均明末遗民，所作山水花鸟，皆能自创新意，不拘绳墨。稍后又有罗牧、金农、华喦、陆、郑燮、沈铨诸名家。清代内廷画院颇尚西画，西洋教士的善画者多被延揽。康雍乾之世，西洋教士郎士宁、艾启蒙等，供奉画院，参合中西，为中国画辟一新境界。但当时一般文人画家，仍主气韵神味之说，视西法的写实逼真为匠气，因此西画流行不久，即趋于消沉。清代的大部分时间，仍以文人画最占势力。至清末，画家渐以疏放雄犷相尚，风气才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