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室的衰落
（一）嘉道时期的内乱
嘉庆时期（1796～1820），是清帝国衰落的起点，但其种因则始自乾隆的后期。前面已经说过，清高宗晚年，因信任和珅，政治日益腐败，苗乱及白莲教之乱接踵而起；而满洲八旗的士兵，因长期的养尊处优，战斗力已完全消失，乃至祸乱一发而不可收拾。高宗把皇位传给仁宗，同时也把一个动乱的局面移交给他。仁宗及其以后的九十年，内乱此仆彼起，列强交相侵迫，清帝国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终于走上覆亡之途。
乾隆以后，内乱所以日益扩大，除了政治和军队的腐败，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人口的急遽增加。中国人口，自西汉末年达到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人，其后各代，大都不及此数。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人口共有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人，始超过汉代。至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更增至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人。但元明的人口，均与汉代相差无多。至清，由于康雍乾三朝长期的安定，人民的繁殖率加速，乾隆五十九年（1794），全国人口竟达三亿一千三百二十余万，较明代激增五倍。国民生产不能追随人口上升的速度，生活遂日益困苦，加以贪官污吏的侵渔，自然容易发生叛乱。至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开始超过四万万，叛乱也愈来愈大［参看《新元史》卷六八《食货志一》；《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载《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二册）］。另一原因是汉人的排满。清入关后，对汉人的反对势力尽力摧残；一面又以科名笼络汉族的知识阶级，以消除其反感。但若干有志之士，仍不放弃其排满企图，因而潜结会社，散布复明思想，在中下级社会，甚有势力。最早的反清组织为天地会，陈近南所创，初行于台湾，渐及于闽浙两广及湘赣之地。康熙时，浙东有张念一之乱，台湾有朱一贵之乱。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又有林爽文之乱。三人均为天地会党人，虽然都被平定，但党人的活动，始终未完全停止。天地会以外，又有白莲教，本是宋亡以后，忠宋人士所组织的秘密团体。元末，白莲教大盛。明建国后，其党人潜伏于民间者，仍甚众多，每乘政治混浊之际，起而为乱。到清乾隆末年，遂又伺机而起。但白莲教的民族思想，因日久年深，不如天地会的浓厚，影响力也较弱，而清朝末期的几次内部大动乱，莫不直接间接与天地会有关。
嘉庆时期的内乱，以苗人和白莲教的叛乱为最大。苗乱始于乾隆六十年（1795），这一年，贵州铜仁、湖南永绥的苗民先后叛变，清室命福康安、和琳等合兵剿之。次年，仁宗继位，福康安、和琳相继死，而湖北白莲教为乱，清大军北去，苗疆无法平定。清继以傅鼐总理边务，鼐修筑边墙，广置碉堡，并训练乡勇，以代不能任战的官军，经营屡年，渐着成效。至嘉庆十二年（1807），苗境全平。二十五年（1820），仁宗死，基子旻宁嗣立，是为宣宗。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湖南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及常宁县（今湖南常宁市）的瑶人又叛，广东散瑶应之，骚扰两广湖南三省边境，但不久即为清室讨平。
白莲教徒的叛乱，起于嘉庆元年（1796）。湖北地区的教徒，首先发难，四川继之，势力并蔓延至河南、陕西等省。当时和珅依然主政，贿赂公行；而官军怯儒，不能应战，将帅惟知养寇冒功，因此乱久不平。四年（1799），高宗死，和珅伏诛，军事始有转机。清室仍以乡勇为主要战斗力，并以兴筑碉堡，坚壁清野之法，以困教徒，同时命额勒登保、德楞泰等，分途剿抚，于是四省教徒，势力渐衰。至九年（1804），才完全肃清。
当白莲教徒骚扰内地之际，安南阮氏因国用匮乏，乃召集东南沿海亡命，助以船械，命其入海劫掠商船，以充国用。沿海的奸民盗匪，附之者甚众，号称“艇盗”，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沿海地区，均受其害。若干海盗，甚至受安南总兵及王侯敕印。清室因专意剿办教匪，无暇兼顾，因此为患日烈。嘉庆七年（1802），安南广南王的后裔阮福映以法国的援助复国，缚献海盗，向中国输诚。艇盗既失后援，渐合并为蔡牵、朱濆两股，以蔡牵为首，骚扰如故。浙江提督李长庚，得巡抚阮元的资助，造大船入海剿之，屡获胜利，贼势日衰。十二年（1807），长庚战死，艇盗亦精锐尽丧，无力再振。长庚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复统兵进剿，朱濆、蔡牵均死，余众出降。至十五年（1810），全部肃清。
嘉庆十八年（1813），京师又有天理教之变。天理教本是白莲教的支裔，原名八卦教，党徒多至数万，以滑县（今河南滑县）李文成、大兴（今北京大兴区）林清为首。大兴邻接京师，林清一面联合文成，一面交结内监，准备乘仁宗幸热河，于是年九月十五日，举兵袭京师。但先期事泄，李文成为滑县知县强克捷逮捕。教徒乃于九月七日聚众三千，攻破滑县，放出文成，直隶及山东各地的教徒，皆同时响应。京师林清的党徒，以太监刘全为内应，于十五日，直攻宫禁，为禁旅击溃；林清潜伏于近畿的黄村，也被捕获。李文成据滑县，清以那彦成讨之，文成兵败自杀。至十二月，滑县始下，教徒被杀者二万余人，乱事乃定。是时天地会党人，亦乘机为乱。天地会自台湾林爽文失败后，党人转向内地，尤以两广及湖南、江西等省为盛。二十二年（1817），广州三合会（即天地会）党人为乱，为清廷捕获二千余人。至道光时，国势日衰，其活动也益力。
清宣宗道光初年，西北又有回乱。天山南路的回民，因受清廷官吏的压榨勒索，积忿难平，于嘉庆末奉张格尔（大和卓木之孙）为首，屡次犯边。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阗四城，群回响应。清遣长龄、杨遇春等往讨，于八年（1828）擒张格尔，回部复定。张格尔的家属，寄居浩罕，清廷命其献出，浩罕不听，清廷乃绝其互市。次年，浩罕又助张格尔兄玉素普入寇，未几解去。十年（1830），浩罕求和，清廷许其互市。至二十七年（1847），和卓木的后裔加他汉等七人，又以复仇为名，纠众入寇，因回民颇少响应，不战而遁。
（二）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英国的战争，谈到这个战争的起因，必须上溯到明清之际欧洲人向东方拓展的情形。自明朝中叶（15世纪末）起，欧洲的航海术渐次昌明，各国政府多能奖励航海事业，以葡萄牙政府最为尽力。明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葡人发现自欧洲绕非洲南端东航至印度的新航线，遂积极东进，并置印度总督，以经营印度。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葡人略取印度半岛西岸的卧亚（Goa），以为其主要根据地。不久又占领马来半岛的马刺加（Malacca），势力远及苏门答腊、爪哇诸岛。自九年（1514）起，葡人即屡至广东屯门（今广东深圳市西）经商，获利颇厚。十二年（1517），葡印度总督遣使至广东，要求缔约通商，明室不许，但葡人盘踞屯门不去。其后葡人续至者颇多，行为多不法。十六年（1521），明以武力驱逐葡人，既而令弛，葡人来者益增，多居于澳门、泉州及宁波等地。泉州、宁波的葡商，后为当地官民所逐，于是澳门独为葡人远东贸易的要港。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政府在澳门设官置戍，视之为殖民地，明室亦不拒绝，仅收其地租而已。澳门处于这种变相放弃的态势下，直至清宣宗时，没有变更。
西班牙人也于明朝后期东来，经营贸易。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西人始至菲律宾，其后数年，尽占菲律宾群岛。当时中国商船，往菲律宾贸易者甚多，神宗初，明皇亦许西人在厦门互市。既而西葡两国合并，又以参加外战，在东方的势力渐衰，荷兰、英吉利乃继之兴起。荷兰本西班牙属地，于万历九年（1581）独立。二十四年（1596），荷兰商船初至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三十年（1602），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并得政府允许，有于殖民地设官置兵及与所在国宣战媾和之权。其后不久，荷人遂占领马来群岛。荷人曾于二十九年（1601）至澳门，要求通商，因葡人的阻挠而未成。熹宗天启二年（1622），荷攻澳门，未能取胜，乃转而东侵，进据澎湖、台湾，极力经营。到清初，台澎又为郑成功所夺。
英人的东方拓殖事业，与荷兰同时。英国自万历十六年（1588）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海上的势力骤增。二十八年（1600），伦敦商人组成东印度公司，与荷商竞争，并经略印度，屡败葡人。思宗崇祯十年（1637），英舰队至澳门，要求互市，葡人不纳；英人继与广东地方官吏交涉，亦因葡人挑拨，未得要领。于是英舰进攻虎门（在今广东东莞市西南珠江口），结果炮台被陷，明官不得已允其在广州贸易。既而明室倾覆，清室严禁通海，外国贸易因而中辍。及至台湾平定，清室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设海关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等地，欧洲诸国，相继通市。但清室对海上贸易，采取一贯的压制政策。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室对外商务，集中于广州一港，以为惟一合法的贸易口岸，其后相沿不变。当时广东的国际贸易，为“公行”所垄断。公行制度始于康熙末年，为中国商人组成的团体，专门负责办理中国官吏与外商间的事情，并有管理外商之权。而官府于海关正税外，又需索规费；限制外商的条例，又非常严厉，例如夷商只许居于广州城外的商馆，不准乘轿等。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政府遣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使华，请求改善英商待遇，减轻税额，并听任英人传教，清室不许。嘉庆二十一年（1816），复派亚墨哈斯（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来华交涉，依然没有结果。
鸦片于唐德宗时即经大食商人输入中国，但最初只当药用，以之治疗胃疾。至明神宗时，葡商又从印度输入，国人才有吸食的风气。清世宗时，一度禁吸鸦片，其后禁令渐弛。至乾隆末，英人以印度盛产鸦片，遂尽量输入中国，于是吸食者愈众。仁宗即位后，重申禁令，严禁鸦片入口，但沿海奸商与英商勾结，秘密转销，其输入额反而增加。清初，鸦片输入每年不过二百箱左右，到道光中叶，竟增至二万八千余箱。而中国白银之出口，也日益增加。宣宗道光初，广东海口每年漏银数百万两，至道光中叶，每年漏卮达三千余万两，因之内地银荒日甚。清室听从朝臣黄爵滋等的奏请，严禁人民吸食，并于道光十八年（1838），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道光十四年（1834），英派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为商务监督，与清吏交涉，扩张贸易，改善待遇。清吏以其致书不用禀帖，且擅入广州，违反规则，因而停止英国通商。不久，律劳卑死，通商恢复，但交涉毫无进展。十六年（1836），英废商务监督，以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为领事，但仍不能与清吏直接交涉。义律乃暗中建议政府，以武力解决商务问题，恰值鸦片事件发生，两国的冲突遂起。
鸦片战争中英军战舰“奈米西斯号”向中国战船开炮，油画，佚名绘。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至广州，迫令英商交出鸦片二万余箱，悉数焚毁；并令各国商船，出具甘结，言明嗣后如挟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葡、美诸国商人，都签字具结，惟英国不肯，则徐乃下令断绝英商的供给，义律及英商，全撤至澳门。同年，又因英水手殴死中国村民林维喜，义津不肯交出凶犯，则徐乃驱逐英人离澳门，义律及英商漂泊海上。次年，英政府遣陆军四千人，船舰数十艘，由懿律（George Elliot）率领东来。英军至广东，则徐严加戒备，英军遂北上陷定海，继进至大沽河口，与直隶总督琦善交涉。琦善竭力主抚，宣宗乃革林则徐职，派伊里布赴浙江与英人商议休战，琦善赴广东进行和议。琦善至粤后，尽撤守备，许赔偿英人烟价六百万元。英人更要求割让香港，琦善拒绝，英又发兵进攻，琦善不得已应允。宣宗闻讯大怒，革琦善职。二十一年（1841），清命奕山、隆文、杨芳率兵赴广东进剿。英军乘清军未至，先陷虎门炮台。奕山继至，为英军所败，英军遂攻广州。奕山求和，先偿军费六百万元，割让香港事，允于异日协商，英军始退。既而英政府要求增加赔偿，给予将来通商的确实保证，并改派朴鼎查（Henry Pottinger）为全权专使，率军东来，连陷厦门、定海（原已归还）、镇海、宁波，以为要挟。清室遣师赴援，连战皆败。次年，英军陷上海等地，溯江而上，又陷镇江诸城，进迫南京，清廷大震，始派耆英、伊里布至南京，与英人媾和。
在英国舰“康华利”号舱里，中英双方签定《南京条约》。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中英在南京的和议告成，订立条约，凡十三款，其重要者有：一、中国政府赔款二千一百万元，限四年交清。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港口，许英人自由居住贸易，英国并得派领事居住其地。三、香港永远让与英国。四、废止行商制度。五、中国公布公平的税率，贩入内地的英货，不得加税。六、两国公文往来，均用平等格式。次年九月，又在虎门订立《善后条约》，其重要条款，包括协定关税与最惠国待遇（中国如有新惠施于各国，英国亦得分沾），对于鸦片禁革问题，反一字不提。英人恣意输入，烟毒遂日益弥漫。
《南京条约》公布后，欧美各国商人，争请订约通商。清廷于国际事务，懵然无知，于是不平等条约陆续出现。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廷与美、法两国，分订商约，又将对外商的民刑事裁判权，轻易断送。
（三）太平天国及捻回的叛乱
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诰谕，黄纸精印，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这是太平天国开国后首次宣谕四民各安常业的告示，文辞兼用俪语，甚具典则。
太平天国是清文宗时代汉人洪秀全在南方所建立的反清政权，持续达十五年，战祸遍十八省，是有清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内乱，也是白莲教以外另一次以宗教迷信号召群众的抗清运动。秀全，广东花县人，家世务农。道光中，曾应广州府考，屡试不中，甚为愤恨。他在广州时，曾听西洋教士讲道，颇受影响，归而创立上帝会。他自以为是上帝次子，以耶稣为天兄，除上帝外，不拜他神，其教义虽渊源于基督教，但渗杂许多个人的曲解。凡入会的，男称兄弟，女称姊妹，并无尊卑等差。道光二十四年（1844），秀全与信徒冯云山等赴广西传教，往来于桂平、武宣二县乡间，信徒渐众。其死党除云山外，有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三合会的分子，也为其吸收不少。
清军克复武昌城图，清人绘，《清军奏报与太平军交战图》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道光末，广西大饥，盗贼蜂起，贫民依附秀全者益众，其势力遂弥漫于广西。道光三十年（1850），秀全起事于桂平县的金田村，部众皆蓄长发，服明代衣冠。清廷以赛尚阿督向荣、乌兰泰诸将进剿，屡为秀全所败。同年，宣宗死，子奕詝立，是为文宗。文宗咸丰元年（1851），秀全陷永安（今广西蒙山县），建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杨秀清等为王，次者为丞相、军师。清军围攻永安历久不下。次年，秀全等溃围北走，突入湖南，攻陷岳州（今湖南岳阳市）；继而连取汉阳、武昌（旋为清军收复），沿江东下。三年（1853），太平军陷江宁（今江苏南京市），改称天京，定为国都。遂即定立官制，并以基督教义，教育人民，以巩固其对新政权的信仰。其土地制度和经济政策，以公有为原则，按人口分配，剩余的财物归公。其他政令比较可称述的，有下列数端：一、男女平等，禁止贩奴、蓄妾、卖娼、缠足等陋俗。女子得参加考试，出任官吏。二、禁吸鸦片，违者处死。三、鳏寡孤独及幼弱者，由国家维持其生活。
洪秀全既克南京，即遣林凤祥、李开芳等分道北伐，并遣军西攻皖赣。这时清将向荣，驻兵于南京城外，号称“江南大营”；琦善统兵驻扬州，号称“江北大营”；但并无多大作用。北上的太平军，由安徽经河南、山西，攻入直隶（今河北省），直逼天津；西上的太平军，自安徽攻入江西、湖北、湖南，连陷九江、汉阳、武昌、岳州等重镇；一时清廷形势，极为危殆。
这时八旗满兵，腐败已久，绿营汉军，也不可恃，因此清廷一面派兵进剿，一面下诏奖励各省，举办团练。太平军初起时，湖南新宁人江忠源率湘勇助战，屡立军功。至此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也以在籍侍郎，在长沙督办团练，并练水军，号称“湘军”。咸丰四年（1854），国藩进军湖北，攻入武汉，进围九江，为太平军所败。次年，太平军又陷武汉，但就是这一年，北伐的太平军，为清将僧格林沁所破，全军覆没。六年（1856），江南江北两大营，先后为太平军击溃。但接着天国诸王内讧，清将胡林翼遂得收复武汉，曾国藩也尽复江西州县。林翼坐镇武昌，筹划饷源，曾国藩等赖其支援，军势始盛。
太平军初起，以推翻清廷，解救人民为号召，百姓附之者甚众；各国对之也表同情，因而严守中立。但他们的政权，神权的色彩太浓，若干行动，如天父天兄下凡等，过分荒诞，而其排斥儒家经典，尤为崇拜中国传统文化的士大夫阶级所不能忍受。至于焚毁庙宇神像，也同样激起民众的不满。曾国藩起兵时所发布的檄文，即以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毁坏庙宇，为太平军的重大罪行，可以看出当时一般人反对太平军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后来太平军的焚杀劫掠，而致国人的恶感日深，外人也不予同情。又因诸王争权，发生内讧，遂促成太平军的衰败。
洪福瑱被擒图，清人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中所绘为南京城破后，幼天王洪福瑱被清军所擒时的情形。
洪秀全自定都南京后，生活日渐淫奢，大权落于杨秀清之手。咸丰六年（1856），秀全愤秀清跋扈，乃与韦昌辉合谋，袭杀秀清，其党死者二万余人。既而秀全又杀昌辉，以石达开主政。同年，达开复为秀全所忌，率军出走，驰驱各地，数年后，在四川为清军所获。石达开既走，天国大权，为秀全兄仁发、仁达所掌握，二人贪污无能，政治大坏。军事方面，也迭失要地，幸后起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忠勇善战，赖以撑持危局。清自江南江北两大营崩溃后，结集军队，再逼南京。江南大营由张国梁统领，于七年（1857）进抵南京附近；江北大营则由德兴阿、胜保统领，屯驻浦口。次年，李秀成自南京进攻江北清军，江北大营再度瓦解。十年（1860），李秀成又攻破江南大营，进克常州（今江苏常州武进区）、苏州（今江苏苏州市）等要地，声势大振。清廷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全力进讨。安庆（今安徽安庆市）为太平军重要据点，湘军自克武汉，屡次图取安庆不成。次年，曾国荃（国藩弟）克安庆，进围南京。李秀成自江西转趋浙江，击下杭州，并遣兵攻上海。清乃以左宗棠抚浙，命李鸿章召募淮勇，以图规复。同年，文宗死，子载淳立，是为穆宗。
穆宗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淮勇数千至上海。先是上海各国侨民，以太平军屡次来攻，因而组织队伍，以保护其利益，由美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统率，号“洋枪队”。其后召募华人，扩充至四五千人。至此与李军合作，改号“常胜军”，战绩甚著。同年，华尔战死，英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继任统领。次年，李鸿章克苏州。三年（1864），左宗棠定浙江，李鸿章克常州。同年六月，曾国荃攻下南京，太平军死者十余万。洪秀全先已自杀，其子福瑱及李秀成逃走，均被擒获。次年，闽粤太平军余党悉平，太平天国至此灭亡。
捻匪起源于淮北地区。当地乡人，常于农隙捻纸燃脂，举行龙戏，以逐除疫疾；其后结众日多，渐流为盗寇，号称捻子。嘉道以来，党羽日盛。及太平军起，安徽北部捻众，举兵响应，以张洛行为首，清军剿之，岁久无功。同治二年（1863），张洛行为清将僧格林沁所杀，侄总愚继之，与任柱分统捻众。次年，太平天国余党赖文光、陈得才等与捻会合，其势复盛，转入山东。四年（1865），僧格林沁率众穷追，败死于曹州（今山东菏泽市），捻势益炽，清命曾国藩剿之。次年，捻众分东西逃窜。西捻由张总愚统率，西趋陕西；东捻由任柱、赖文光统率，窜扰山东。同年，国藩去职，李鸿章继任。六年（1867），李鸿章破杀任往、赖文光，东捻悉平。同年，西捻由陕西至山西。次年，窜入直隶，进逼天津。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兵追蹑，与李鸿章合力进击，张总愚兵败自杀，西捻亦平。
当清室与太平军、捻匪恶战之际，西南西北地区的回民又先后叛变。咸丰五年（1855），云南回民与汉人争夺矿产，发生冲突，官吏左袒汉人，大杀回众，因此激起变乱。回酋杜文秀袭据大理，攻略附近州县，另一回酋马现则进攻省城（今昆明市）。十一年（1861），清招抚马现，改名如龙，并以岑毓英主持平回事。至同治十二年（1873），云南回乱才完全平定。同治初，太平军一部曾流窜至陕甘，当地回教徒纷起响应。及西捻入陕，与叛回联合，以马化龙为首，乱势益炽。天山南路回众，也举兵反清，而回酋和卓布素鲁克（张格尔子）又引浩罕将阿古柏入寇，尽占天山南北路。左宗棠平西捻后，旋师剿回。至同治十二年（1873），陕西、甘肃省回乱，全部肃清。这时阿古柏仍据回疆，交通英俄，声势甚盛，朝议以远征劳费，多主放弃天山南北路，宗棠坚主进兵。德宗光绪元年（1875），清命宗棠进讨，先定天山北路，次定南路。三年（1877），乱事全平。至八年（1882）遂以天山南北路，改置新疆省（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二、列强的交侵
（一）英法联军之役与俄国的侵略
中英《南京条约》成立后，广州被列为通商口岸，但广东民众坚拒英人入城。两广总督耆英，与英人约定，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开放广州。至期，英香港总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率军舰闯入内河，欲践前约。当时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巡抚叶名琛，均坚决排外。广缙闻讯，密集诸乡团练十余万于广州，夹河而列，而自乘小舟至英舰，告以绅民态度可虑，英人乃放弃入城的请求。宣宗闻之，对徐、叶均予褒赏。咸丰二年（1852），徐广缙他调，叶名琛升任总督，照例以顽强傲慢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英人对名琛极感不满，每思借端起衅。这时中国的不法商船，多悬挂英旗，以借其庇护。六年（1856），有亚罗（Arrow）号悬英旗入口，巡河水师疑为奸民，登船大索，并拔下英旗，捕去水手十余人。船主诉于英领事巴夏理（Harry S. Parkes），英人提出抗议，要求放还水手，向英道歉，并担保以后尊重英旗。叶名琛虽遣还水手，但不道歉，于是英军炮击黄埔炮台，攻陷广州，既而因兵数过少，又未奉政府命令，自动退出。英军既撤，粤民遂纵火焚毁美、法、英各国商馆，以泄其愤。英廷闻讯，决意诉诸武力。而法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正思扩张势力于东方，又以广西西林县发生戕杀法教士事，遂于次年与英国组织联军，相继东来。
英使率军至香港，致书叶名琛，要求会商赔款，改订商约，否则以兵戎相见，名琛不覆。英使俟法军至，联合进逼广州，名琛毫无准备，广州迅即陷落，名琛被俘。八年（1858），英法联合俄美，向清廷提出照会，要求修约；未得要领，联军舰队遂北上，攻陷大沽炮台。清廷不得已，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驰往天津，与英法会商，遂即订立条约，是为《天津条约》。其中有关英国的条款，共计五十六款，要款有：一、中英两国互派公使，驻于北京及伦敦。二、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口为通商口岸。长江一带，俟太平天国平定后，许选择三处为商埠。三、中国准许英人至内地自由游历，及英国传教士自由传教。四、英国侨民犯罪，由英领事惩办；中英人民发生交涉，由中国官吏及英国领事会同审理。五、减低关税，另订新税则。六、赔偿英军费及英商损失银各二百万两。法国共计四十二款，内容大部与英相同。但增开的商埠，易牛庄为淡水，并俟太平天国平定后，开放南京；军费及损失赔偿费，则共为二百万两。继而清廷又与英、法、美、俄四国计通商税则，协定洋货入口，每百两纳税银二两五钱。
圆明园，清宫廷画师绘，故宫博物院藏。
咸丰九年（1859），英法美三国使节率舰队赴北京换约，道经大沽，与守军发生冲突，清军开炮击沉数舰，英法兵死者数百人。十年，英法再组联军，先占定海，继陷大沽炮台，进据天津。文宗遣桂良赴津议和，亦无结果。八月，联军入北京，文宗逃往热河（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及内蒙古东南部地）。九月，联军焚毁北京西郊的清室行宫圆明园，珍物洗劫一空。清派恭亲王奕（文宗弟）与联军议和，同月，双方重订和约，是为《北京条约》。其内容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续增要款如下：一、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二、割九龙司地一部与英。三、设使馆于北京。四、准许法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房屋。四、改增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于是英法联军，退出北京。
内阁明发已与英法签订和约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鸦片战争后，俄国也积极向中国展开侵略。道光末，俄皇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以木里裴岳辐（Muravief）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经营东方，于黑龙江口建尼古拉福斯克（Nicolaievsk）城，为海军根据地。咸丰初，俄以中国内乱，乘机在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口大事殖民。清廷遣使诘责无效，遂于咸丰八年（1858）派黑龙江将军奕山，与木里裴岳辐会于瑷珲，勘定界限，订立《瑷珲条约》。重要条款有：一、黑龙江以北之地，划归俄有。二、乌苏里江以东至东海岸之地，两国共管。三、中俄两国人民，均得于黑龙江、乌苏里江及松花江通航贸易。于是黑龙江北岸地域，全归俄国。及至《天津条约》订立，俄国也援例与中国订约，除允俄国陆路通商外，并许其由海路至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贸易。其后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俄使曾居间调停，事后要求将中俄两国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让与俄国，以为报酬。清室遂于咸丰十年（1860）与俄订《北京条约》，承认割地。结果近百万方公里的土地，为俄占去，从此东北边务，危机日增。
19世纪初，俄侵波斯，并里海沿岸地。其后东进略地，渐并清室藩属哈萨克（据今伊犁河下游一带地）及布鲁特（据今那林河Naryn流域），遂与新疆接壤。咸丰元年（1851），伊犁将军奕山与俄国订约，许开伊犁、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市）为商埠，俄人的势力，遂侵入北疆。至中俄《北京条约》订定后，清室始开放喀什噶尔。同治十年（1871），俄人乘新疆回乱，以保护商务为名，出兵占领伊犁。及回乱平，清室于光绪四年（1878）派崇厚使俄，交涉归地。崇厚被俄愚弄，于次年与俄订约，除赔偿军费五百万卢布外，更将伊犁以南帖克斯河西岸的广大土地，割让与俄，以为归还伊犁的条件。清廷不愿践约，将崇厚革职拿问，一面派左宗棠规复伊犁，一面遣曾纪泽使俄，交涉改约。结果于七年（1881）改订新约，其要点为：一、中国收回伊犁。二、偿俄军费九百万卢布。三、割霍尔果斯河以西地与俄。四、俄人于蒙古各盟及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概不纳税。五、俄国得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及吐鲁番等地设领事馆。新约虽减少割地，但利权的损失仍大。而俄人于占据伊犁期间，更乘势并吞中国朝贡国的布哈尔（今锡尔Syr、阿姆Amu两河中游之间地）、浩罕（两河下游之间地）等国，于是中国的西北边境，益形孤露。
（二）藩属的丧失与港湾的租借
安南自阮文惠灭广南后，广南后裔阮福映逃入暹罗。嘉庆七年（1802），福映以法国的援助复国，继而入贡于清，仁宗封之为越南王。咸丰八年（1858），法人以越南屠杀各国教士，出兵干涉，于次年攻下西贡。同治初，法人继占越南南部诸州。其后法人发现红河（即富良江）可通云南，遂逼越南政府开放红河。这时中国太平余党刘永福率众数万人入越寄居，号黑旗军，法人北进，为永福所败。同治十三年（1874），法胁越南缔约，法以承认越南为独立国，换取越南外交商务诸权利以及南部土地的正式割让。
其后越南不堪法人压迫，求中国保护，并引黑旗军，猛攻法军。法人借口越南背约，于光绪八年（1882），攻占越都顺化。次年，法越言和，越南沦为法保护国。清廷闻讯，一面进兵镇南关（今广西凭祥市西南），以助刘永福，一面命驻法公使曾纪泽提出抗议。十年（1884），中法在北越发生冲突，清军略退。清命李鸿章与法国订约于天津，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既而两军又于谅山（在镇南关东南，今越南地）交战，法军大败。法以海军攻台湾、福州，毁福州船政局及马尾炮台，台湾方面则不得逞。北越法军，又连为清将冯子材等所败。但清廷畏战，于十一年（1885）与法重订和约。中国承认越南归法保护，开谅山以北二处为通商口岸，且许西南各省建筑铁路时雇用法人。其后清廷又开广西的龙州（今广西龙州县），云南的蒙自、蛮耗为商埠，并允法自越南筑路，可接至中国境内。于是法人势力，逐渐侵入中国内地。
缅甸与印度接壤，时生纠纷，而英国自据印度后，更谋侵略缅甸。道光初，英军攻占缅甸仰光，缅甸割地以和。至咸丰初，缅甸南部，全为英人占领。光绪十年（1884），缅王与法订同盟条约以抗英，并许法以土地，英人得知，侵缅之谋益急。次年，英乘法有事于越南，大举攻缅，缅王不支而降。十二年（1886），英占缅甸全境。清廷抗议无效，遂与英订约，承认英在缅甸有最高主权，而英人仅许代缅甸入贡，缅甸遂亡于英。其后因滇缅划界，中国又丧失不少土地。
自越南、缅甸相继灭亡后，暹罗介于两大之间，处境甚危。其王目击时艰，乃变法图强，整刷军政。英法为避免冲突，也思以暹罗为缓冲地带。光绪十九年（1893），英法订约，以湄公河上游为中立地区，彼此不得侵犯，并承认暹罗为独立国，双方均不得在其国谋求特别权利。从此暹罗也与中国脱离宗属关系，不复为中国藩部。
自中国南方藩属相继丧失后，东方的琉球、朝鲜，也为日本所夺。清廷与日本，素无国交。同治六年（1867），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后，锐意维新。十年（1871），日本遣使与清修好，并订约通商。琉球虽久为中国藩属，但亦兼事日本，日本遂以藩属视之。同年，琉球人数十，航海遇风，漂流至台湾，为土人所杀。十二年（1873），日本遣使向清廷抗议，清廷拒绝处理。次年，日本出兵台湾，声言惩治生番，清廷亦派舰赴台，以为防备。既而因英使调停，达成协议，由中国偿银五十万两，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藩属。光绪五年（1879），日本遂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
琉球事件解决后不久，中日又在朝鲜发生冲突。朝鲜自明末降清，臣事甚谨，到清末，国政渐乱。同治二年（1863），朝鲜王李熙即位，熙父大院君罡应摄政。罡应畏恶西人，倡“锁国”政策，不愿与外人交通。日本明治维新后，亟谋侵略朝鲜，曾于光绪二年（1876）压迫朝鲜，订立商约。李熙亲政后，王妃闵氏族党握权，聘日人代为练兵，以谋整顿军备。大院君不满，遂于八年（1882），煽动士兵作乱，排除闵氏，再掌政权。日本出兵问罪，清廷亦派吴长庆、丁汝昌等率兵至朝鲜。清军先至汉城，执大院君而归。乱定后，长庆留镇朝鲜，日本亦不退兵。这时朝鲜政界，有独立及事大两党，前者亲日，后者亲华。十年（1884），日军助独立党作乱，又为清军讨平。次年，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定约于天津，约定两国各自撤退朝鲜驻军，以后如须派兵至朝鲜，事先应互相照会。至此，朝鲜遂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光绪二十年（即甲午年，1894），朝鲜又有内乱，向清乞援。清遣军至朝鲜，日本亦派大军前往。乱平后，日军仍不肯撤退，双方相持，形势日紧。同年七月，日军约两万人突击清军于牙山（在今韩国忠清南道北部），牙山清军叶志超部约三千人，众寡不敌，死伤数百，叶遂率残部走平壤，汉城以南之地，全为日有。八月一日，两国同时宣战。日军继攻平壤，时平壤一带清军约一万五千人，而进攻的日军则在四万人以上。九月，日军陷平壤，清将左宝贵战死，清军遂退出朝鲜。既而清海军舰队大败于大东沟（今辽宁东港市），提督丁汝昌率余舰退守威海卫。日陆军继渡鸭绿江，连陷大连、旅顺。次年二月，日海军进攻威海卫，丁汝昌自杀，舰队全覆。日陆军复乘胜西攻，尽陷辽河以东之地；海军则南陷澎湖，威胁台湾。清廷不得已，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同年四月，与日订约于马关。其重要条款如下：一、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二、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三、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与日本。四、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通商口岸。五、日本得于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制造货物。
《马关条约》缔结后，俄国以辽东半岛如归日有，则其东进政策，必受阻碍，因而邀同德、法两国，出面干涉，迫日将辽东退还中国，俄国且准备与日一战。日本不得已，允退还辽东，但中国须增赔款银三千万两。台湾则因台人不愿属日，建“台湾民主国”，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以抗日本。既而日军来攻，五月，日军陷基隆，景崧潜逃至厦门。刘永福守台南，也战败内渡。十月，战事结束，台湾遂为日本所有。
甲午战后，朝野愤恨，清廷遂谋联俄以制日。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奉使赴俄，贺俄皇尼古拉二世（Nicolas Ⅱ）加冕，遂与俄人订立密约，许俄在东三省敷设铁路。同年，清驻俄公使许景澄根据密约，与俄订约，许俄延伸西伯利亚铁路，贯穿吉林、黑龙江二省至海参崴，并许以铁路沿线的采矿权及警察权。这条铁路，便是“东省铁路”，其后又称“东清”或“中东”铁路。次年，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游勇，戕杀德国教士，德派舰据胶州湾。二十四年（1898），和约成立，清允将胶州湾租借于德，为期九十九年。此外德人并取得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的建筑权，以及铁路沿线地区的开矿权，于是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同年，俄国也强借旅顺、大连，订期二十五年；并许俄修筑东省铁路的南满支路，通至旅大；于是南满亦入俄国的势力范围。既而英人借口与俄抗衡，迫清租借威海卫，订期二十五年。次年，法国借口军官教士在广东被杀，遂据广州湾，迫清租借，为期九十九年；并要求两广云南，不得割让他国。而英国也以长江流域，日本也以福建为其势力范围。
由于列强纷纷在中国租借军港，划定势力范围，不特中国面临瓜分之祸，国际间的危机也日益增加。美国以列强在华的竞争，妨碍商业的进展，因而有“中国门户开放”的主张。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向英、俄、德、法、日、意等国提出照会，主张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并维持各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主权。其原则分三点：一、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及所有的既得权利，均互不干涉。二、各国势力范围内的港口，不论何国货物入口，均由中国政府按照现行税率征税。三、各国势力范围内的港湾铁路，对他国船舶及货物所征的入港费及运费，不得较向其本国船货所征者为高。各国为保持其在华权益，相继表示赞同，中国在这种列强的均势政策之下，才免去遭受瓜分的命运。
（三）外患中的革新运动
清穆宗即位时，年仅六岁，尊母后钮姑禄氏（文宗后）为慈安皇太后，生母那拉氏（文宗妃）为慈禧皇太后，共同听政。慈禧才力颇优，政务多由其裁决，到同治十一年（1872），才归政于穆宗。穆宗亲政二年而死，慈禧想久专政权，乃立醇亲王奕譞（文宗弟）子载湉为帝，是为德宗，年仅四岁。于是两宫再度垂帘。光绪七年（1881），慈安死，慈禧独掌大政，同治一朝，号称“中兴”，实则政治并无重大的改进。至此，吏治日益腐败，而慈禧本人也渐趋骄奢，兴建颐和园，专图享乐。她并宠信宦官李莲英，以致小人竞进，货赂公行。十三年（1887），她归政于德宗，但实际仍干涉朝政，时常予以掣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受列强的侵略，朝野上下，渐知中国固有的知识技术，不足以应变图存，于是有效法西洋文明的革新运动发生。鸦片战后不久，魏源便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也倡译西报，以期明了泰西各国的状况，这些可以算是清末革新运动的起点。但他们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其后二十年，国人仍一切守旧，并无显著的变更。英法联军之役后，清廷深感外交及通译人才的缺乏；又以太平军之役末期，洋将助战，清廷对西洋武器的坚利，亦有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当时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均倡行西法，举办新政。新政的要点有二：一是培养外交和工业人才。二是仿西法制造船炮，以充实军备。
咸丰十年（1860），清廷设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于北京，专办外交，并于上海、天津分设南洋及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南北洋大臣），管理对外通商事务。同治元年（1862），总理衙门奏设同文馆，训练翻译人才。次年，李鸿章于上海设广方言馆，广州也设立此类学馆。到光绪初，中国才有正式的驻外使节。军备方面，清廷曾于太平军之役期间，购买新式武器及轮船，以供军用，曾国藩、李鸿章遂有意仿造。四年（1865），设立江南制造总局于上海，制造枪炮；其后并造轮船，且附有译书局。次年，左宗棠于福建设马尾船政局，制造轮船，亦附设学堂，教习驾驶及制造等。十年（1871），曾等又纳容闳的建议，奏派幼童赴美留学，学习军政、船政及制造等科。其后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矿务局、织布局、电报局以及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相继开办，铁路也开始铺设。海军衙门和南洋、北洋等舰队，也在这段时期内成立。
曾李的筹办“洋务”，在当时颇为一般守旧大臣所反对，幸执政大臣文祥及恭亲王奕䜣等力予赞助，始得顺利进行。但当时的风气，知识分子仍迷恋于八股举业，不特守旧者仇视西学，即使提昌新政的人，对于西洋文明，也无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们只知仿造西洋的船炮，而极少注意到西洋的政治及教育制度，以求根本的改革。及至甲午一战，为后起的小国日本所败，若干士大夫，始知非革新政治不足以图存。德宗也以外患日亟，决心变法。由于新旧两派人士的冲突，遂酿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的主角是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光绪十四年（1888），他曾以生员上书德宗，请取法泰西，改革内政，但为朝臣所阻挠，未能上达。甲午战后，他以举人入京会试，又屡次上书，请求变法，德宗深以为然。时帝师翁同龢主政，赞助尤力。既而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有为并与其弟子梁启超加入朝臣文廷式所创的强学书局（即强学会），准备翻译外文书籍，出版报纸，设立图书馆及政治学校等。有为复南下，设立强学分会于上海，由于守旧朝臣的反对，不久均遭封闭。这些都是二十一年（1895）的事。但有为所倡导的革新运动，渐为社会所注意。次年，黄遵宪、梁启超等创《时务报》于上海，鼓吹改革，一时风靡海内，各省有志之士，也纷组学会，加以响应。二十三年（1897），有为复至京师，又上书德宗，主张取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并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德宗决计变法，于次年召见有为，命其在总理衙门行走，策划新政。慈禧于同治及光绪初年，本赞成革新，归政以后，号令不由己出，转而厌恶变法。而守旧大臣如荣禄、刚毅等，均依恃太后，竭力反对，于是慈禧首先逼帝免翁同龢官。但德宗变政之心，益加勇决，他以梁启超主持译书局事务，并命新党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为四品卿，参与新政。慈禧及守旧党，更为愤恨。
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年，1898年）四月，清室开始颁行新政，直至八月，诏旨凡数十下，针对时弊，作全盘的改革。其重要措施如下：一、选举及教育方面有：废八股文，考试经义策论。设大学堂于京师，各省、府、州、县的书院，分别改为高等、中等及小学堂，均令中西兼习。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并在京师筹设报馆等。二、政治方面有：撤销闲散衙门，裁汰冗官，澄清吏治，引用新人，广开言路等。三、军事方面有：武科考试枪炮（原试弓矢刀枪等），军队改习洋枪，并裁减冗兵，力行保甲等。四、实业方面有：筹办铁路开矿，促进农工商业以及奖励制造发明等。
这时荣禄为直隶总督，慈禧与之密谋废立。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时练兵于天津附近的小站，平日言论，颇倾向革新。德宗乃擢升袁世凯为侍郎，专责练兵，欲以夺荣禄之权。谭嗣同复与袁世凯联络，请其以兵力保护德宗，世凯密告荣禄，荣禄遂自天津来京上变，谓新党将不利于太后。慈禧大怒，遂于同年八月，三度临朝听政。她幽囚德宗，捕杀新党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有为弟）六人，朝臣因与新党有关而遭禁锢谪戍或降革的，达数十人。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先逃，亡命海外。其后不久，一切新政，全被慈禧取消，革新运动完全失败，而清廷的反动，也益趋激烈。
（四）八国联军之役与东北危急
英法联军之役后，清廷许外人在内地传教，因此外国教士来华者甚多，于各地遍设教堂。基督教的教义及仪式，与中国传统习俗及旧有宗教（如佛教、道教），颇多不合之处，因此一时无法为国人所接受。而少数教徒，又时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教徒因有外国教士的庇护，每占上风。加以对外屡次战败，人民的愤懑日增，仇教的情绪也因之愈烈。同治初年，湖南、江西、四川诸省，均有教案发生，拆毁教堂，杀害教士，皆由政府惩凶赔银了事，但各地教案，仍层出不穷。同治九年（1870），天津居民，聚众焚毁教堂，杀伤教民数十人，并殴死法国领事。清廷命曾国藩查办，捕杀凶犯多人，府县官亦交刑部议罪，并为修复教堂，但法人仍不满意。清廷以李鸿章继续交涉，适值普法战起，此案始得解决，这是同治时代最大的一次教案。
光绪时，外患益亟，国人仇外也益甚。戊戌政变后，慈禧也因外国不肯引渡康、梁，痛恨外人，以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为首的守旧朝臣，均迎合其意。于是排外之风，弥漫朝野，遂有“拳乱”的发生。拳乱指义和团发动的乱事，这种组织起源于山东，原是白莲教的余孽。它本来是反清的，但因痛恨外人，遂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它的分子，日以练拳降神为务，自谓不畏枪炮，因此又称“拳民”。义和团初盛于山东，由于巡抚毓贤的奖励，时常仇杀教士。光绪二十六年（即庚子年，1900年），袁世凯继任巡抚，严加剿办，拳民相率逃入直隶，总督裕禄信其邪说，表荐其头目于朝廷，朝臣刚毅、徐桐、赵舒翘等力加赞助，认为拳民忠勇有神助，可灭洋人；慈禧乃召之入京，拳民至者数万人。于是拆毁铁路电线，焚毁教堂，杀害教士教民，京师陷入极端的混乱与恐布中。清廷并召原驻京郊的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京，与义和团合势，嚣张益甚。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及德公使克林德（Ketteler），相继被杀。五月，英、法、德、日、俄、奥、意、美八国，组成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继向北京推进，以营救其使节。同月，慈禧下令与各国宣战，命董军与义和团围攻使馆，并令各省搜杀洋人，朝臣许景澄、袁昶，均以力谏而死。于是直隶、山西、东三省、内蒙古等地的官民，纷起仇教，屠戮甚惨。惟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均不奉乱命，形成东南自保之局。联军陷大沽后，继取天津，于七月攻入北京，慈禧与德宗出奔西安。联军继陷山海关、保定、张家口等地，所至焚杀，惟东南各省，未被兵祸。清廷以李鸿章及庆亲王奕劻为全权代表，向各国求和。外人要求先惩罪魁，清廷从之，肇祸诸人，或流或杀。光绪二十七年（即辛丑年，1901年）七月，和议告成，是为《辛丑和约》。其重要条款有：一、派亲王大臣，赴德、日致歉。二、赔偿各国银四亿五千万两。三、划清各国使馆境界，界内由公使管理，不许华人居住，并可自行防守。四、拆毁大沽至北京间的所有炮台，允许列国驻兵京、津及其外围各要地。五、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于六部之上。六、改订通商行船各条约。八月，各国退兵。
八国联军进入大清门旧照
拳乱既起，黑龙江将军寿山，奉旨驱逐外人，率兵攻入俄境，为俄军所败。俄乘势派大军南下，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名，占领东三省全境。《辛丑和约》订立后，俄拒不撤兵，迫胁中国另订特约，结果引起英、美与日本的不满。于是英日结为同盟，以俄为假想敌，美国也出面干涉。俄国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尽撤东三省驻军，及期，俄不遵约，反向清廷提出新要求，并积极图谋朝鲜。日本交涉无效，遂对俄宣战。次年，两国于东三省境内鏖战，清廷宣布中立。结果俄军大败，辽阳、奉天（今辽宁沈阳市）、旅顺相继失陷，海军舰队亦告覆没。三十一年（1905），因美国的调停，日俄订和约于美国朴资茅斯（Portsmouth）。其重要条款有：一、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即朝鲜）有政治、军事及经济上的卓绝利益，并有对韩的指导、保护及监督之权。二、俄国定期撤退满洲驻军，并放弃在满洲的一切权利。三、除旅顺、大连租借地外，日本所占满洲土地，均归还中国。四、俄国将旅大租借权及其关联的一切利益，让与日本。五、俄国将由长春至旅顺的铁路（即南满铁路），及附属铁路的一切权利及财产，均让给日本。六、俄国将库页岛的南半部及其附近岛屿，让与日本。
同年，中日又于北京订立《满洲善后条约》，承认《日俄和约》中俄国让与日本的各项权利。并订附约十二款，要款有：一、中国增开商埠，计盛京（当今辽宁沈阳市）六处，吉林六处，黑龙江四处。二、日本所造由安东至奉天的行军铁路，仍由日本继续经营。三、中国允许南满铁路与中国各铁道接续联络。四、营口、安东、奉天各商埠，划定日本租界。五、中日合办材木公司，采伐鸭绿江西岸的森林。宣统元年（1909），日本又在东北取得不少权利，诸如加开商埠，开采抚顺煤矿，以及安奉和南满铁路沿线矿产由中日合办等。至此日本的势力，深入东北。
日俄战后，长春以南，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遂积极经营长春以北的地区。日俄虽有深仇，但为防止第三国侵入东北，乃成立谅解。宣统二年（1910），日俄签定协约，约定满洲现况如遇危险，二国随时商议必要的办法。此外并订密约，相互承认维持两国的势力范围。同年，日韩合并，东北局势，益形危急。
三、清室的覆亡
（一）清末的革命运动
甲午之战以后，国人逐渐了解，欲挽救中国的危亡，非仅船坚炮利即可济事，而必须谋求政治的基本改革。这种政治改革论者，可分君宪和革命两派。前者的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希望以君主立宪的手段，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海外，仍保持这种见解。革命派的领导者则为孙文，他认为中国政治的病根为君主专制，而清政府已至不可救药的地步，非根本推翻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无法挽救中国的命运。
孙文，号逸仙，广东香山县（今广东中山市）人。清末旅居日本时，曾署名中山樵，世遂称中山先生。他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幼时对于太平天国的遗事，甚感兴趣，已有光复汉族的革命思想。既长，曾先后在广州、香港习医。他目击清政府的腐败，于中法战后，即有志推翻清廷。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起，他北走天津，上书李鸿章，条陈救国大计，鸿章拒而不纳。遂转赴檀香山，与同志组织兴中会。次年，设兴中会总机关于香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并谋袭取广州，因事泄为清吏破获，同志被逮捕及杀害者数十人。其后他周游日本、檀香山及美国，沿途联络华侨，倡导革命。二十二年（1896）八月，由美至英，被清吏诱禁于清使馆，经英政府强硬交涉，始获释放。遂暂留英国，从事研究工作，其三民主义的思想，至此渐成体系。次年，自欧经加拿大赴日，策划革命，并与日本民党的重要分子联络。二十五年（1899），命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鼓吹革命；史坚如、毕永年等联络长江及两湖各地会党；并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招待机关。于是哥老会、三合会等反清会党，大部为兴中会所吸收，革命的势力日张。［参看罗家伦《国父年谱》上册，页一至八七］
孙中山像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山先生命郑士良在惠州（今广东惠州市）举事，连战获胜，终因无援而败。同年，史坚如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署，不成被害。此外湘人唐才常组自立军，准备于汉口等地起事，亦被清吏破获。二十九年（1903），湘人黄兴、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于长沙。次年，谋举事于湖南，亦告失败。但国人反清的情绪，益趋激烈，参加革命团体者日众；暗杀清吏的事件，屡次发生；鼓吹革命的报刊，也愈来愈多，尤以东京的《国民报》及上海的《苏报》为最著。《国民报》为沈翔云等所创，与梁启超在横滨所创倡保皇论调的《清议报》，相互对峙；《苏报》为章炳麟、蔡元培、吴敬恒所主持的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刊行于租界中。时川人邹容，著《革命军》一书，倡排满之说，《苏报》为之鼓吹，章炳麟亦于《苏报》攻击清室。清吏与租界当局交涉，查封《苏报》，逮捕章、邹，但革命的言论，反益风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山先生自日本赴美。次年，转赴欧洲，宣传革命，留学生加盟者渐多。三十一年（1905），返回日本，与黄兴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定立中华民国的名称。同年，创办《民报》，正式揭出“三民主义”，并分遣同志，回国工作。革命势力，逐渐弥漫于全国，各地举义者，此仆彼起。三十三年（1907），中山先生至越南，遣黄兴等返国，策动革命。党人于两广云南，数次举兵，均告失败。宣统二年（1910），倪映典、胡汉民、朱执信等，策动广州新军举事，结果失败。次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同志于广州发难，进攻总督署，又为清军所败。此役党人战死者甚多，姓名可考者七十二人。但此时清廷大势已去，终于在这年秋天，为革命势力所推翻。
八国联军之役后，清室以内外情势危迫，乃标榜推行新政，企图挽回人心。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三四年间，所举办者，不下数十事。诸如改书院为学堂，废止科举，西法练兵以及裁汰冗员等，大抵不出戊戌变法的范围。但慈禧缺乏改革诚意，因而收效不宏。日俄战后，说者皆谓日以立宪而胜，因此清廷于三十一年（1905），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五大臣出洋，考察日本及欧美诸国宪政。次年，五大臣归国，力陈立宪之利。其时朝臣及各省疆吏、驻外使节，也多主张变法，清室乃下诏预备立宪，先从改革各项官制入手。三十四年（1908），清室宣布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同年，德宗及慈禧太后先后病死，由醇亲王载澧（德宗弟）之子溥仪入嗣，年仅三岁，载澧以摄政王监国。宣统元年（1909），各省谘议局成立。次年，设立资政院，由清廷遴选宗室王公百余人为议员。又因各省代表请愿，把九年的预备期限缩短为五年，但事实上满族亲贵，绝无放弃垄断朝权的意思。三年（1911）四月，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国家大权仍操诸皇帝，而内阁十三大臣中，满族竟占八人，其中五人更系皇族。至此清室的伪装立宪，大白于世，而革命运动，益无法遏止。
（二）中华民国的建立
宣统三年（即辛亥年，1911），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倡铁路国有之议，主张由清廷向外国借款，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川汉、粤汉二路，原经清政府批准为商办，至是首被取消。于是川、鄂、湘、粤四省民众大为反对，四川尤烈。清廷态度坚决，派军入川查办，枪杀请愿者数十人，遂致激成民变，愈演愈烈，各省革命党人，皆思乘机而起。同年八月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驻防湖北武昌的新军，与党人联络，首先发难。总督瑞澂及新军统制张彪，仓皇逃逸，革命军遂克武昌，公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组织军政府。既而革命军连克汉口、汉阳。
清廷闻变，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以袁旧部冯国璋、段祺瑞统军南下，击败革命军，连复汉口、汉阳。但各省响应革命，相继宣布独立，清廷仅拥有直隶、河南、吉林、黑龙江数省。清廷不得已下诏罪己，宣言开放党禁，实施宪政。由资政院制定宪法信条，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载澧退位，于是清室大权，落于袁世凯手中。十月，世凯派唐绍仪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议和于上海，革命军坚持改建共和政体。各省代表并议决组设临时政府于南京。十一月，中山先生自欧洲返国，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同月十三日，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改用阳历，以是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既而黎元洪当选为临时副总统，并成立临时参议院，起草约法。清室见大势已去，与临时政府订立优待条款十九条，遂于二月十二日，宣布退位，历祚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至此倾覆。
清帝所以迅速退位，固然因为革命势力的浩大，同时也由于袁世凯的逼迫。世凯夙具野心，他于光绪末任直隶总督，练兵于天津小站，稳操北方军队的实权。他竭力交欢亲贵，布党羽于要津，宣统初，载澧当国，以世凯曾出卖德宗，罢黜回籍。及武昌事起，清室以军队多其旧部，不得已再起用之。他取得政权后，一面授意部下，通电赞成共和，迫清室退位；一面要挟临时政府，以选举其为总统作议和的条件。是时世凯手握强兵，临时政府为避免内战、促进统一起见，乃接受其要求。清帝既退位，中山先生向参议院辞职，举袁世凯自代。民国元年（1912）二月十四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仍为副总统，并派蔡元培迎世凯南下就职。世凯以北方为其势力重心，不愿远离，乃唆使北京等地驻军哗变，遂借口维持北方治安，迁延行期。参议院允其于北京就职，并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四月，临时政府迁至北京。次年四月，国会成立。十月，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日本及欧美各国，先后承认。
民国成立，采民主立宪政体，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最高立法机关为国会，分参议及众议两院，以制定法律，督导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则有大理院及总检察厅，总理全国司法业务。行政采责任内阁制，以国务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其首长为国务总理。国务院下设外交、内务、陆军、海军、财政、司法、教育、农商、交通九部。每部有总长一人，主持部务。总统为国家元首，按规定政治权力甚微，但事实上，袁世凯仍掌握大权。
各省设有省议会，为一省的立法机关。行政方面，则有都督及民政长，分掌军政及民政，但实权操于都督。民国三年（1914），改民政长为巡按使。次年，改都督为将军。五年（1916），又改将军为督军，巡按使为省长。省以下的地方政府，清代旧有的府、州、厅，于二年（1913）一律撤销，改置为县。复于省下设道，每道统若干县。道的长官为道尹，县的长官为县知事。直到十六年（1927），才废除道制，改为省县二级制。司法机关，每省设高等审判厅及检察厅，每县设地方审判厅及检察厅，未设地方厅之县，仍由县知事兼掌司法。此外各省省会及重要县邑，则分设警察厅局，维持治安。
法律方面，清末为配合时势，已将旧律中若干残酷条文如枭首、凌迟、戮尸等，予以废除，并着手编纂新式法典。民国成立后，仍沿用清代刑律，惟删除其中与民国国体相抵触的部分。其后陆续制定各种法令，以除旧布新。军事方面，大体仍沿清末新军的编制，但名称多有更易。而袁世凯所掌握的北方军队，更直接承袭清末新军的系统，实力最强。它是世凯最大的政治资本，也是民国初年内乱的祸源。海军则自甲午之役后，精锐尽失，直至民国，仍未能恢复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