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政府
（一）三省制的演进
初唐的各种制度，大体是承袭隋朝的，这一点颇像汉初的承袭秦制。中央政府的各种职官，诸如三公、三师、三省、九寺、诸监、御史台等，其组织及职掌，莫不沿袭隋制。高祖时固然是“率由旧章”，即使太宗也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创作，只是把隋制加以充实或局部修改，使它更趋完善严密而已。
唐代的三省，仍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三省的首长，均为宰相之职。隋时，三省的职掌尚没有明确的划分。直到太宗时，始告确定，以中书省制定法令，门下省审查法令，尚书省执行法令。但因权力的彻底分化，中书与门下，有时不免因成见的关系发生公务上的争执。太宗为补救这个流弊，因而设“政事堂”，作为三省首长联席议政的机关。最初政事堂设在门下省，后来移到中书省，改称为“中书门下”。
三省长官虽为宰相，但其他官吏也可由皇帝指派，参决大政。这个制度也承自隋朝。太宗时，命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此后任何官吏，只要在他的原有官衔之下，加上一个“参议朝政”或“平章政事”之类的名号，便是实际的宰相。这类名号最初甚为繁多，后来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个名称。前者的意思是表示任何拥有这个名号的官吏，都具有与中书省首长中书令和门下省首长侍中相同的品级（三品）和权力；后者的意思是表示可以与中书令、侍中共同平章政事。到高宗以后，除三公、三师、中书令、侍中外，凡不加这两个名号之一的官吏，虽为尚书省的首长，也不得入“中书门下”议政，而致失去宰相的权力。
唐代三省长官的名称，屡有更改。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原为尚书令，高祖武德时，太宗曾为尚书令，其后无人敢任此职，因此自太宗时起，左右仆射变成尚书省的最高长官。至高宗龙朔二年（662），改左右仆射为左右匡政，咸亨元年（670），又复旧名。武后光宅元年（684），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其后又称文昌都省、都台及中台），左右仆射为文昌左右相。中宗时，复称尚书省及左右仆射。玄宗开元元年（713），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天宝元年（742）复旧。其后直至唐末，均称左右仆射。门下省的最高长官，武德初称纳言，不久改称侍中。高宗时，一度改称左相。至武后，改门下省为鸾台，侍中为讷言。中宗时，又称门下省及侍中。玄宗开元初，改称侍中为黄门监，不久复称侍中。天宝初，又改称左相。肃宗至德二年（757），复称侍中，一直沿用到唐亡。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武德初称内史令，不久改称中书令。高宗时，一度改称右相。武后时，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为内史。中宗时，复称中书省及中书令。玄宗开元初，改称紫微令，不久复称中书令。天宝初，又称右相。至肃宗至德，复称中书令，直至唐亡。
三省的组织，与隋也大致相同。尚书省的长官，自左右仆射（从二品）以下，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尚书，正三品。每部又置侍郎一或二人，正四品上或正四品下。每部分四曹，各置郎中一或二人，正五品上或从五品上。此外又有左右丞各一人，左正四品上，右正四品下。门下省有侍中二人，正三品；门下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左散骑常侍二人，从三品。此外又有左谏议大夫（正五品上）、给事中（正五品上）、左补阙（从七品上）、左拾遗（从八品上）等多名。中书省有中书令二人，正三品；中书侍郎二人，正四品上；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通事舍人十六人，从六品上。此外又有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等多名，官品与左散骑常侍等相同。
由于三省首长以外的官员可以参议大政，因此唐代宰相数目之多，为历代所少见。西汉二百年间，宰相仅有四十五人，而唐代二百九十年间，宰相竟多至三百六十九人。唐代宰相员额最多的时期，为武后、中宗、睿宗三朝。武后时，宰相同列者常七八人，中宗朝达十余人，而睿宗景云时，一度至十八人。宰相的数目既多，其权力也自然因而削弱，所以唐代相权，平均不如西汉为重。但唐代也有掌握大权的宰相，因为同一时期，宰相虽有多人，其中受皇帝信任的，权力往往较他相为大。例如玄宗开元时，姚崇与卢怀慎同为宰相，而政事皆由崇裁决，怀慎只能“伴食中书”。又如天宝时的李林甫、杨国忠，其权威之重，也都不亚于汉代。
（二）相权的剥夺
唐代中叶以前，相权有时遭受剥夺，其原因在皇室自身的把持政权。武后、中宗、睿宗三朝三十年间，由于武后、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人的垄断朝政，以致三省无法充分行使其职权。当时的宰相，只能苟合取容，以保禄位而已。武后自高宗后期当国，竭力排斥前朝旧臣，起用新进；对旧有制度，也蓄意破坏。最初她引用文学之士，密参国政，以分宰相之权，渐至事无巨细，都由她本人决断。李敬业举兵后，她推行恐怖政策，恣意杀戮，宰相因细故而被杀的，先后达十六人之多。对亲附者则不次拔擢，例如首先向她劝进的侍御史傅游艺，于一年之间，由九品历升至三品。政事也由她独断专行，宰相并无置喙的余地，例如她的诏敕，不经鸾台、凤阁的审查颁布，即可行施。她对宰相的任遇既轻，礼数也薄，每当内庭宴乐，常命张易之兄弟，嘲戏公卿，以为笑乐。虽然她曾提携了不少贤士，但目的也只是供她本人的驱策而已。
到中宗睿宗时代，韦后和安乐太平二公主相继乱政，三省旧制，破坏愈甚。当时宰相的除拜，多出于安乐、太平之门，所除的宰相，也多不循资格。皇室狎戏公卿的风气，也愈演愈烈，中宗时，竟有命大臣做拔河游戏的怪事出现。大臣的尊严，可谓扫地以尽。当时一切政事，均须取决于宫中，政事堂诸相的联席会议，徒拥虚名，所议的仅是些极其琐碎的事。中宗更以婕妤上官婉儿专掌制命，皇帝的制敕，也不必经中书门下，径自施行，甚至安乐公主可以自制敕书。至此，三省可以说陷入瘫痪状态，政治的败坏，达于极点。直到玄宗，三省才恢复旧观。
安史之乱以后，相权又被削弱，中书省的职权首先遭到破坏。原来中书省的六名中书舍人，不但负责制诰的起草，且可对国家政事条陈意见。舍人每有建议，皆同押连署，称为“六押”，而由皇帝作最后的裁夺。及安史乱起，一切务从权便，因而废除六押的制度，舍人乃变成纯粹的文翰之臣，不再参与机务，其重要性乃大为降低。其后渐至舍人不设常员，中书省等于名存实亡。门下省也跟着变质，门下省的首长，有时独主大政；中书省的官员，有时又可在门下省兼职。两省职掌日趋紊乱，完全失去原来的立法意义，这种现象尤以代、德两朝为最甚。此外，政事堂（即“中书门下”）的制度，也发生变化。政事堂原为宰相议政之处自开元末至天宝，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擅权，改于私家处决机务，政事堂之制尽废。肃宗时，为杜绝宰相专权，把宰相的联席议政改为轮流执笔，十日一更，结果变成宰相轮流负责。德宗时，宰相虽常有四五人，但皇帝有时只与其中最亲信的一人商决大政，他相竟不能预闻。
中书舍人的职务既废，代之而起的为翰林学士。唐初，皇帝常选拔文词经学之士，值于别院，以备宴见，有时召入宫中，草拟制诰，但当时并无特殊的名目。高宗时，号为北门学士。玄宗开元以后，始有翰林学士之号，但并非正官，也无品秩，只是一种加置的职名。他们的职掌，本与中书舍人不同，只掌理四方表疏，撰写应酬文字和将相制命，中书舍人则草拟和署行诏敕。安史乱后，诏敕有时不经中书，而由翰林学士起草。德宗因酷爱文学，与翰林学士益加亲密。他出奔奉天时，以翰林学士陆贽等参决大政，时人称为“内相”，与政事堂分庭抗礼。此后翰林学士日益受亲重，成为宰辅的储备人员。从德宗到懿宗的九朝间，翰林学士凡一百五十四人；懿宗时最多，共三十人；顺宗时最少，仅二人；其中位至宰相的五十三人，约占总数的34％。但德宗以后，宦官的势力日益膨胀，翰林学士必须与宦官相结，才能居中用事，否则便无法久安其位。例如顺宗时的王叔文为翰林学士，但因受宦官的嫉视，终致失败；文宗时的李训，因有宦官的支持，而由翰林学士擢任宰相。
唐中叶以后，其他侵夺相权的力量，又有枢密使。枢密使初置于代宗永泰时，以宦官充任，最初仅于内廷承受表奏。德宗时，权势渐盛。到宪宗时，已能参与机密，左右朝政。文宗以后，枢密使更成为朝廷大臣，内可决定诏书，外可与宰相同议政事。战争时，皇帝诏令有时不经宰相，即由枢密使直接下达军前。因此唐室大权，操于内廷。宦官之所以凶横，虽然由于他们掌握禁军，也因为他们占据这么一个要职。外廷的宰相，变成傀儡，他们必须获得内廷宦官的支持，才能安于其位。直到唐末，藩镇的势力益强，外廷大臣借藩镇的力量消灭宦官，才结束这种政局，但唐室也跟着灭亡。［参看周道济《唐代宰相名称与其实权之演变》（载《大陆杂志》十六卷四期）；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三卷一期）］
二、地方政区
（一）府道的建置
唐代地方政区的划分，仍大体承袭隋制。隋制以州县为主，州以上又有总管府。炀帝时，撤销总管府，并改州为郡。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罢郡置州，复设总管府。七年（624），改总管府为都督府。玄宗天宝元年（742），又改州为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复改郡为州，其后一直沿用到唐亡。至于州县的数目，代有不同，开元末，全国共有府州三百二十八，县一千五百三十七，外族地区的“羁縻府州”，尚不在内。
都督府多设于国内冲要地区，每府督统数州。武德时，规定凡统十州以上者称大都督府。贞观时，全国共有四十一个都督府，三百五十八个州。除京畿九州外，其余各州，均隶属于都督府。其后府数时有增减，睿宗时，分都督府为大、中、下三等；玄宗时，又分为上、中、下三等。都督府的主要任务，为统理所属各州的军事，对于各州的政事，并不能完全控制。因为安史乱前，诸州政事均直接报告中央，中央的政令也直接下达各州。州刺史以下的重要官吏，有别驾、长史、司马各一人，录事参军事一人。又有六曹，即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每曹有参军事一人，分掌各项政务。
都督府以外，还有两种府，一是设于外族地区的都护府，一是设于京都及行在的府。都护府一名，承自西汉，自太宗至武后时代，前后凡设八都护府，用以统理降附的外族。八都护的名称及范围，前面已有说明，不再赘述。都护府以下，也辖有若干都督府和州，称“羁縻府州”，以别于内地的府、州。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皆由异族充任。从贞观到开元，唐室于四裔所设的羁縻府州，多至八百五十六个，这可看出唐帝国疆域的辽阔。
在京都所设的府，前后共有七个。唐初，以长安为京师；高宗时，以洛阳为东都；武后时，又以太原为北都；玄宗开元时，乃于三地设府，以长安为京兆府，洛阳为河南府，太原为太原府。玄宗并一度以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为中都，置河中府，不久罢府为州。肃宗时，又复设府。肃宗至德二年（757）以扶风郡（今陕西凤翔县）为西京，置凤翔府；蜀郡（今四川成都市）为南京，置成都府；不久罢京名，但仍置府。其后又以荆州（今湖北江陵县）为南都，置江陵府，不久又罢都而置府如旧。行在亦即皇帝临幸之地，所置的府有三，即兴元府，原梁州（今陕西南郑县东），因德宗于其地避朱泚之乱而置；兴德府，原华州（今陕西华县），因昭宗于其地避李茂贞而置；兴唐府，原陕州（今河南陕县），因朱全忠挟昭宗幸其地而置。总计上述于京都、行在所设的府，共有十处。
至于道的建置，太宗曾于贞观元年（627）分全国为十道，其名称和辖区如下：
（一）关内道 今陕西省中北部（秦岭以北地区）内蒙古南部，宁夏东南隅和甘肃省东北隅。
（二）河南道 今黄河与淮水之间，西到潼关东到沿海的地区。
（三）河东道 今山西省及河北北部内外长城间地区。
（四）河北道 今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东到辽河一带的地区。
（五）山南道 今汉水流域及长江中游沿岸地区。
（六）陇右道 大致包括今六盘山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及新疆东部地区。
（七）淮南道 长江与淮水之间的地区。
（八）江南道 长江与南岭之间的地区。
（九）剑南道 今四川省。
（十）岭南道 五岭以南地区，包括今两广及越南一带。
十道并非实际的行政单位，也不是为巡察吏治而分，初可能只是一种地理上的区划。到武后、中宗时，才渐成监察区。武后天授二年（691），设十道存抚使，督察各道政务，但不常置。中宗神龙二年（706），置十道巡察使，每道二员，二年一替，以按诸州，自此渐有定规。其后这种监察制度时废时复，名称也常有更改。直到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才规定每道置一采访处置使，如汉刺史之职，三年一奏，永为常式。次年，又析关内道置京畿道，析河南道置都畿道，分山南道为东西两道，分江南道为东、西、黔中三道，共十五道。
（二）节度使区
节度使本是都督所兼有的一种特殊名义，始行于高宗永徽以后。凡都督持有中央所颁给的节钺者，称节度使，但最初只是一种重要名义而非正式官职。到玄宗时，由开元初年至天宝初年，先后在沿边成立十大兵镇，其最高长官称节度使，于是节度使成了正式的官。他们下所辖的武力，也远较从前的都督为大。十镇的名称、任务和所辖兵力如下：
（一）安西节度使 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抚宁西域，有兵二万四千人。
（二）北庭节度使 治北庭都护府（今新疆乌鲁木齐市），防制突骑施、坚昆，有兵二万人。
（三）河西节度使 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断隔吐蕃、突厥，有兵七万三千人。
（四）朔方节度使 治灵州（今宁夏灵武市），捍御突厥，有兵六万四千七百人。
（五）河东节度使 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有兵五万五千人。
（六）范阳节度使 治幽州（今北京大兴区），临制奚、契丹，有兵九万一千四百人。
（七）平卢节度使 治营州（今辽宁朝阳市），镇抚室韦、靺鞨，有兵三万七千五百人。
（八）陇右节度使 治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备御吐蕃，有兵七万五千人。
（九）剑南节度使 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西抗吐蕃，南抚蛮獠，有兵三万九百人。
（十）岭南五府经略使 治广州（今广东广州市），绥靖夷獠，有兵一万五千四百人。［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
总计十镇共辖兵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马八万余匹。节度使的任务，本是纯军事性的，目的在防御外族，保固疆土。但至迟到天宝后期，节度使已俨然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例如安禄山任范阳节度使，不但可任意调换部将，并可保举其辖区内的官吏。常山太守颜杲卿原任范阳户曹参军，便是经禄山保举，转迁至太守的。节度使所以能掌握地方政权，与兼任采访处置使（简称“采访使”）有关，安禄山便曾兼任过河北、河东采访使。采访使职司监察，而以节度使兼之，权威益重，渐成州县的上官。由于节度使一面拥有庞大的武力，一面又掌握地方政权，因此他们的辖区，渐变成半独立的封建王国，终致酿成安史之乱。
安史乱后，唐的地方行政制度发生剧烈的变化。唐室于平乱期间，在内地又设了不少兵镇，权重者称节度使，权轻者称防御使，旧日内地的都督，乃渐为节度、防御所替代。又因武人势大，往往干涉地方行政，各道采访使无法行使其职权。肃宗不称已，于乾元元年（758）废采访使，既而又改置观察处置使（简称“观察使”），而以节度使兼之。于是内地节度使也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旧有的道制，因而沦替。安史乱后所谓的“道”，实际是指节度使的辖区。
安史之乱以后的节度使和防御使，大都兼有观察使之号。不设节度使的非军事地区，有时也设观察使，掌数州之政。西南地区，仍设有经略使与都护（如安南都护）的官，地位又在观察使之下。节度、防御、观察、经略诸使以及都护的辖区，通称“方镇”或“藩镇”，数目时有变化。宪宗元和六年（811）左右，全国共有二十九个节度使，三个防御使，十个观察使，两个经略使，一个都护。在二十九个节度使中，其辖区在淮水、秦岭以北的占二十二个，这与北方的战乱较多有关。到唐末，全国骚乱，节度使的数目增加到五十个，他们的辖区，错综零乱到不可究诘的地步。唐代藩镇中，除胡化诸镇肆意扩军搜括民财外，中央系的节度使也率多豪奢贪暴，不恤民力。加以战争频仍，因此不但使唐室中央的财政陷于绝境，而整个的社会经济也趋于破产，这现象以关中和关东地区为最甚。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与此大有关系。唐室灭亡后，整个中国成为藩镇军阀的世界，五代与十国，事实上只是一些大型的藩镇。
三、财经制度
（一）田赋
唐朝前期的田制，大体承袭隋朝，由政府授田给人民而征其租赋。男子十八岁以上者授田一顷，即一百亩（高祖时规定，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用以种植榆枣桑等类的树，身死可以传后，不须归还国家；八十亩为“口分”田，用以种植农作物，身死必须归还。年老以及残废或生重病的人，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如是一个家庭的主持者，则另加二十亩。但这种授田办法，只限“宽乡”，“狭乡”则须减半。所谓宽乡，是田地足够当地人口分配的地区，狭乡则是人多田地不敷分配的地区。至于宽乡的工商业者，授田要较常人减半，狭乡则不给田。死者交还的田，再由政府授给无田者。政府于每年十月，办理田地的收授事宜。除平民外，政府官员自王公以下，也各有定额的永业田。
人民对于国家所应缴的赋税和应尽的义务，分租、庸、调三种。租是授田的男丁，每年须缴粟二斛或稻三斛（一斛十斗）。庸是每丁每年须为国家服劳役二十日，遇闰月则加二日，因故不能服役者，每日可折绢三尺；加役十五日者免调，加三十日者租、调全免。调是每丁按照当地的出产，每年输纳绢二匹，绫二丈，绵三两；缴布则加五分之一，并须缴麻三斤；不产绢麻之区，可折银十四两缴纳。这种征课，平均仅占当时人民总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免课的范围也很广，官吏九品以上及皇亲贵戚、官学生徒等，均免课役；此外如鳏寡孤独以及部曲客女（豪族的仆妇）奴婢等，也都不课。
租庸调制的精神，在于政府为民治产，然后因其产而课赋。这种办法，既没有重敛病民的弊病，又可以杜绝兼并，自是一种善制。但实行这种制度，必须有其特殊条件，即社会秩序必须安定，人口流动性不能太大，户籍和田籍又须清楚齐全，然后才能实行。这些条件，也只有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才能做到。唐自武后时起，政治渐不如前，加以突厥、契丹连年入寇，人民规避摇役，逃亡者渐多。玄宗开元时，曾力加整顿，检括逃亡户口。但到天宝时代，政事日坏，田地兼并之风大盛。据史书的统计，天宝十四载（755），全国人口为八百九十一万余户，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余口。而不课赋役的户达三百五十六万余，占全国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强：不课赋役的口达四千四百七十万余，占全国总口数的六分之五强。［见《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法令的废弛，可以想见。安史乱后，户口逃匿者益多，旧有的户口名籍，多非其实；租庸调制度，无法继续实行，因此到德宗时，乃有两税法的创立。
两税法是德宗时宰相杨炎制定的，于建中元年（780）颁布。颁布后，唐室设两税使以推行之。其办法是由政府将全国各地定居的人民，不论主户客户，一律以他们现有男丁与田地的数目为标准，划分等级，规定税额，分两次于夏秋两季输纳，夏输不能过六月，秋输不能过十一月。其余一切名目的租税，均予罢除。商贾则于其所在的州县课税，税率为其货物总值的三十分之一。两税法的税额，先以钱计算，再折合绫绢缴纳。最初物重钱轻，人民的负担不重，但不久变成物轻钱重，人民生计日艰。而豪家大贾，更一味积蓄金钱，操纵物价，以从中取利，于是农民益困。因此到穆宗时，改为缴纳布帛，以匹数计而不以钱计，这是两税法的一个重要修改。
唐自行两税法，旧有的租庸调制完全破坏，往日授田征租的办法，变为只征租而不授田。这不但使户籍、田籍益陷以紊乱，而兼并之风，更无法遏止。此后中国的田制，一直沿袭两税法的原则，最多只能作局部的修改，而无法恢复租庸调的旧观。
（二）杂税与币制
所谓杂税，大致是指盐酒茶关矿五种税课，这类杂税的征收，多半实施于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当时战乱频仍，政府的收入较前锐减，唐室不得不于田赋以外，别开财源。唐朝前期，虽也征课某些杂税，但并非政府的主要收入；中叶以后，才变成政府的大宗利源。
唐初，全国共有盐池十八座，盐井六百四十口，均由官办。但商民可以自由买卖，并不课税，因此盐价极廉。玄宗开元元年（713），始征盐税，但税率甚低，盐价仍贱。天宝时，每斗不过十钱。肃宗乾元元年（758），开始收归官卖，就出盐之地，设立监院，由盐铁使统辖之。百姓愿业盐者，政府免其徭役，隶于监院，谓之亭户，禁止百姓私自煮鬻。盐价则每斗卖一百一十钱。代宗时，刘晏为盐铁使，改为官卖商销，于产盐之处，仍置亭户，以之制盐，而由商人批发，往各地出售。僻远之地，则由政府在当地设常平盐仓，如商运不至，则减价出售仓盐，以济盐荒。这办法施行后，获利甚多。至代宗末年，盐税几占政府全部税收的一半。其后唐室仍行官卖办法，但盐价屡增。德宗时，官价每斗达三百七十钱，而商人售价，有时又超出官价一倍。
酒税唐时称榷酤，代宗时开始征收。广德二年（764），唐室命全国各州，自行规定其州“酤酒户”的酿酒数量，按月纳税，此外不问公私，一律禁止酿造。德宗建中三年（782），改为政府专卖，收利以助军费。其后有时由政府专卖，有时由人民经营而由政府征税，严禁漏税私卖。
茶税始于德宗贞元九年（793），其办法是于出茶州县和茶山附近的商旅要路，由政府设置关卡，估计茶价，分三等征税，税率为茶价的十分之一。宪宗时，置茶榷使以董其事。穆宗时，茶税每百钱增五十。其后茶税益重，茶商所过之地，上至节度、观察，下至州县，均有征课。因此私贩者渐多，政府对私贩的处分，则非常严厉。
关税也始于德宗时，其办法是于诸道冲要之地，设置关卡，过路商贾携钱者，每缗（千钱）税二十钱；商货如竹木茶漆之类，则税十分之一。其后关税一直维持，但税率和征课的范围，则时有不同，无法详考。此外唐于广州（今广东广州市）、泉州（今福建晋江市）、杭州（今浙江杭州市）等与外国互市之地，设市舶司，由市舶使主之，掌理互市事宜，并征课商税。
矿税始于玄宗开元十五年（727），但当时课税的仅为伊阳（今河南嵩县）五重山的银矿和锡矿，只是局部性的收税。到德宗时，把全国各地矿冶都改为官办，由盐铁使主其事。文宗时，矿冶改由地方自办，获利亦归州县政府。至宣宗，再度划归中央，仍由盐铁使统辖之。
除以上五种重要杂税外，尚有种种苛敛，大都为供应政府的急需。例如代宗时，曾增加田税，并征收户税：德宗时，也曾征收房屋税。但这类征敛，大都时征时免，并非常制。
币制方面，自隋文帝铸五铢钱，统一钱币。至隋末，全国大乱，民间私铸的钱极多，因此钱币的重量越来越轻。高祖初年，恶钱仍充斥全国。武德四年（621），铸“开元通宝”，每十钱重一两，严禁私铸。其后盗铸者渐多，至高宗时，恶钱又复充斥，政府不得已加以收购。乾封元年（666），改铸“乾封泉宝”，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十，但市面拒用，仍通行开元通宝钱，而盗铸之风益烈。至肃宗乾元元年（758），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每千重十斤，以一当开元通宝十，故又称“乾元十当钱”。继而第五琦为相，又铸“重轮乾元钱”，每千重十二斤，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当时三种钱同时通用，因币制屡更，物价腾贵，百姓贫饿而死者，充满道路。及代宗即位，改为无论大钱小钱，均以一当一，民始称便，其后乾元、重轮二钱，不再使用，只有开元通宝钱，一直维持到唐亡。但盗铸之风，始终不能戢止。
唐代货币，以钱为主，金银则不甚流行。当时全国大部地区，均通用钱币，惟边远如岭南地区，始以金银为货币。西南地区（今四川省南部及贵州省一带），则尚停滞于以物易物的阶段。
四、兵制
（一）府兵与骑
唐前期的兵制，仍是承袭隋朝的府兵制，而组织更为完密。高祖时，因国家草创，兵府只设在关内地区。到太宗，规模方才宏备，兵府也扩充到全国各地。当时全国凡设兵府六百三十四个，名曰折冲府，各有自己的名号。折冲府设于关内地区的有二百六十个，占全国兵府总数的五分之二以上。全国的折冲府，分属于十六卫，十六卫的名称是左右卫、左右骁卫、右左武卫、右左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每卫置上将军一人，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十六卫中左右卫各辖六十府，其他各卫辖五十四十不等，剩余的府则隶属于太子东宫的六个率府。十六卫的总部皆在京师，它们的责任，是一面宿卫京城，一面统领全国的兵府。而宿卫京城的士卒，乃是自各地兵府轮流抽调而来。因此全国军队不但均由中央直接统领，同时中央军与地方军也没有严格的界限。加以兵府集中于关内，形成了绝对的内重形势。
折冲府共分三等，上府有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估计太宗之时，全国的府兵当在六十万人以上，每府的最高长官是折冲都尉，其下有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士兵的编制是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一队，队有队正；十人为一火，火有火长。府兵的役龄是二十至六十。府兵能骑射的，名为越骑；其余的编为步兵，名目有三，即步兵、武骑排手、步射。府兵平时务农习武，每年冬天，由折冲都尉率领，作攻防演习。
凡调发府兵，必须有中央颁发的符契为凭，经过州刺史和折冲都尉勘验属实，然后发兵。如全府调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的官员全须随行；如调一部分，则视其数目的多寡，由果毅都尉或其他官员率领出发。折冲府均负有宿卫京师的责任，派兵分批前往，轮流服务，名曰“番上”。并以各府所在地距离京师的远近，规定其番上的次数。离京师五百里的府，将应服宿卫任务的兵分成五批，更番前往，每月一轮；一千里的分七批，一千五百里的分八批，二千里的分十批；二千里以外的分十二批，也都是每月一轮。换句话说，距京师五百里的府兵，每年至少要轮两次；二千里以外的府兵，每年只轮一次。
府兵制的优点，在于国家无事，府兵可以从事农耕，自给自足；有事则临时命将，事毕兵归其府，将上其印；国家既不必竭财养兵，又可杜绝武人的拥兵自恣。同时府兵只是由若干精选的农民来充任，由一批身心武健的人组成一个专司战斗的团体，其战斗力自然强劲。而大多数的农民则可安心务农，不必为兵役所困扰。盛唐时代的武功彪炳，无疑得力于这种兵制。
高宗武后时，府兵制渐坏。主要由于国家承平日久，府兵备而不用，日渐腐败，政府对之也日益漠视。太宗时，对宿卫的府兵，异常重视，专命他们练武习战，甚至与之共同习射。兵府的将卒，皆出身优越，其生时的褒赏和死后的哀荣，均足以令人歆羡。但后来宿卫的府兵多为京中贵势所役使，如同奴隶。政府对之也日益冷淡，军官历年不迁，士兵死事也不加存问。因此府兵渐为社会所轻，其素质也跟着大为降低，甚至贫弱到无力番上的地步。而府务的废弛，逃亡的众多，战力的衰退，自然也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玄宗时，宰相张说以府兵逃亡过多，不能按时番上，因此奏请改用募兵担任宿卫的任务。开元十一年（723），召募十二万人，号曰“长从宿卫”。次年，改名“骑”。此后，诸折冲府的士兵空缺，不再补充，任其耗损。十三年（725），唐室把骑分隶于十二卫。当时骑均是农民中所简拔的精壮，专司宿卫京城，而戍边的任务则委之于藩镇的士卒。因此中央军与地方军的界划，渐趋明显。其对立性也随之增加。
中央的骑，因始终屯驻京师，缺少战斗经验，加以养尊处优，士气日见衰颓。而藩镇边兵，则经常与外族接战，实力始终强劲。同时藩镇士卒的数目又远较中央为多，因此造成内轻外重之局。到安禄山造反，骑不堪一击，全面崩溃。唐室所仗以定难的，乃是藩镇的边兵和回纥人。乱平后，全国遍布藩镇，对中央形成重大的威胁，而中央所靠的武力，只剩下禁军。
（二）中叶以后的禁军
所谓禁军，乃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它自成系统，不属于卫。其任务是保卫宫廷，侍从扈驾，与卫兵的防守京城不同。这种禁军在唐初就有，但在府兵制实行的时代，它并非唐室中央的主要武力。直至安史乱起，卫兵（骑）大衰，禁军才成为唐室的最后力量。而宦官握有禁军兵权，也就成为唐室的实际主宰。
唐代最初的禁军，是由追随高祖起义的士卒所组成的。高祖初以三万人自太原起事，进抵长安时，麾下已有二十万人。其后全国渐定，唐室乃遣散义军，而以留宿卫的三万人组成禁军，号“元从禁军”。后来这批人渐渐衰老，唐室乃以他们的子弟代之，因此又号“父子军”。贞观初年，太宗择其善射者百人，号为“百骑”，以从田猎。其后又置左右屯营，驻于玄武门，以诸卫将军兼领之，号曰“飞骑”。高宗时，扩充飞骑为“左右羽林军”，而百骑仍然存在。武后时，扩百骑为“千骑”；睿宗时，又扩千骑为“万骑”，玄宗便是以万骑讨平韦后的。玄宗即位后，又改万骑为“左右龙武军”，与左右羽林共为四军。至天宝末期，因承平日久，纪律松弛，禁兵空缺甚多，玄宗幸蜀时，从驾者不过千人。
肃宗初至灵武时，兵力异常单弱，因此积极扩充禁军。至德二年（757），置“左右神武军”，又称“神武天骑”，与羽林龙武，总称“北衙六军”。至代宗，又列“神策军”为禁军。神策军始置于玄宗天宝，因哥舒翰攻破吐蕃磨环川（今甘肃临洮县西），唐室即以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及安禄山反，如璆遣其将卫伯玉率千人入援，屯于陕（今河南陕县）。其后因神策故地沦没，肃宗乃以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并以伯玉为节度使，而由宦官鱼朝恩监其军。其后伯玉罢职，军权落入朝恩手中，广德元年（763），代宗奔陕避吐蕃之难，朝恩率神策军迎扈。及京师平，唐室乃以神策军政隶禁军，其后声势渐盛，分为左右厢，渐居其他诸军之上。朝恩并要求京城以外的若干县邑隶于神策，于是其势力又扩展至京师以外的地区。
德宗时，又置“左右神威军”。神威军的前身是肃宗时代的“衙前射生手”。肃宗至灵武后，除置神武军外，又以善骑射者千人任侍卫，名曰衙前射生手，分左右厢。其后名号屡更，德宗贞元二年（786），改称“殿前左右射生军”。四年（788），又改称神威军，与羽林、龙武、神武、神策总称左右十军。肃宗以后唐室所建的禁军，除以上十军外，尚有若干其他番号的军队，但废置不定，只有十军为最盛。
肃宗、代宗时，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虽均曾典掌禁军，但为时甚暂，其权势尚不十分巩固，因此唐室犹能加以诛除。至德宗，因惩于泾原兵变，不敢信任武人，于是把禁军再度交给宦官统领。贞元十二年（796），他于神策、神威等军，设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以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任之，从此宦官常主禁军，直至唐亡。当时神策军待遇特优，高出边兵三倍，因此诸边将多请遥隶神策军，称神策行营，于是边兵亦多统于宦官。宪宗元和二年（807），省神武军。次年，合并左右神威军为天威军。八年（813），废天威军，以其兵隶神策军，于是神策之势益盛。
德宗以后，若干皇帝与外朝士大夫想夺回宦官的兵权，都告失败。顺宗时，王叔文用事，曾用宿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使。以分宦官之权，结果酿成“永贞内禅”。文宗时，李训欲以京城卫军抢出皇帝，然后消灭宦官，但为宦官仇士良统领的神策军所破，而致功败垂成，发生“甘露之变”的惨剧。昭宗时，也曾以宗室典掌一部禁兵，以分宦官之权，又为藩镇李茂贞、韩建所破坏。直到朱温诛宦官，神策军才废，唐室也跟着灭亡。
五、法律
（一）法典的修撰
唐代法律，在形式上虽是因袭隋律而损益之，但在精神或实质上，却与隋律大不相同。隋律的精神是严酷的，而唐律则较仁厚。同时唐律经历朝修撰，其内容除因袭隋律外，更参以汉律，因此审慎精密，宽严适中，不但为当时若干外国所采用，且为唐以后历代法律的模范。
唐代法典的形式，共分四种：一曰律，是国家刑法的总则。二曰令，是国家制度的总则。三曰格，是政府各机关工作范围的条例。四曰式，是政府各机关的单行法规。而令、格、式又都以律作最后的标准，也就是说，任何令、格、式的内容，都不能与律有所冲突。
唐高祖于武德元年（618），命裴寂、刘文静等斟酌隋开皇律令，加以损益，颁新格五十三条，务从宽简。其后又命裴寂、殷开山、萧瑀等更撰律令，至七年（624）完成，共十二卷，颁行全国。十二卷的名目，全依隋制，即：（一）名例（刑法总目），（二）卫禁（警卫之法），（三）职制（职司之法），（四）户婚（户口婚姻之法），（五）厩库（公物保藏之法），（六）擅兴（国防军戎之法），（七）贼盗（防禁盗贼之法），（八）斗讼（防止斗讼之法），（九）诈伪（处理欺诈之法），（十）杂律（补充各律阙遗之法），（十一）捕亡（捕系逃亡之法），（十二）断狱（决断狱案之法）。此外又有令三十一卷，式十四卷，但与律均已亡佚。
《武德律》虽较宽简，尚未能大变隋律。到太宗贞观元年（627），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与学士法官厘改旧律，又接纳戴胄、魏征的建议，务删前代酷法，凡成律十二卷，令二十七卷，格十八卷，留司格一卷。较隋代旧律，减大辟罪九十二条，徒流等罪七十一条，其他削繁去蠹、变重为轻之处，更不可胜记。高宗永徽二年（651），再命长孙无忌、李等修定律令，凡成律十二卷，式十四卷，式本四卷，令三十卷，散颁天下格七卷，留本司行格十八卷。三年（652），无忌等又撰《疏义》三十卷，解释法义。次年，颁行全国。《贞观律》久已佚失，但《永徽律》则因《疏义》而流传至今，它是现存惟一完整的中国最古法典。高宗以后各朝，也常删定律令，但大抵以《永徽律》为本而加以损益。
唐律也承袭前代的“十恶”之条，用以惩叛逆，禁淫乱。十恶据唐律的解释是：（一）谋反，谓谋危社稷。（二）谋大逆，谓损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三）谋叛，谓叛国从伪。（四）恶逆，谓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及父母。（五）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或肢解人，以及制造蛊毒厌魅等。（六）大不敬，谓盗取重大祀典器物或御用物品；盗取或伪造御玺；配制御药，与处方不合或封题有误；调制御膳，误犯食禁；御用舟船，误不牢固；指斥皇帝，悖乎情理；以及对抗制使，无人臣之理等。（七）不孝，谓汗告或诅詈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而别籍异财，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而身自嫁娶，或释服作乐；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以及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等。（八）不睦，谓谋杀及出卖缌麻以上亲（高祖父母、中表兄弟、妻父母、婿、外孙等）；殴打或讼告夫及大功以上尊（夫之祖父母及伯叔父母）长（堂兄姊），小功尊属（伯叔祖父母、姑、外祖父母、舅、姨等）。（九）不义，谓杀害直属长官、刺史、县令、现受业师等；闻夫丧匿不举哀，或释服作乐及改嫁等。（十）内乱，谓奸乱小功以上亲（堂伯叔母、已嫁堂姊妹、嫡孙妇、侄孙女、兄弟妻等）及父祖妾。凡犯十恶之罪者，皆从重量刑，不予赦免。但另一方面，唐代的减刑办法，其范围又远较隋代为广。
唐律的基本观念，简而言之，是以礼教为中心。因此许多礼教中最重要的事，都受到刑律的维护。例如“立嫡违法”或“有妻更娶妻”，皆为法律所不许，犯者须服徒刑一年。同时唐律中充满仁恕精神，这可以其“自首”法为证。犯人自首，可托他人代办，不限本人；同时自首不必向官府投案，凡犯窃盗诈取等罪的罪犯，只须向物主首露，便与向官府自首者具有同一效力。又如当时规定子孙不应讦告父母，告而属实，其父母之罪，亦按自首法办理，从轻处分。［参看徐道邻《唐律中的中国法律思想和制度》（载《大陆杂志》五卷一期）］
（二）刑法与司法机关
唐代的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种，其中笞杖徒死四刑，均同隋制，惟流刑的规定，略有不同。流分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刑期均不超过三年。三流通常均配役一年，最重者为“加役流”，配役三年。
唐代刑罚虽与隋制大致相同，但其用法却远较隋为审慎。隋文帝用法已甚严急，炀帝末年，更尚酷法，冤滥已极。唐代则除武后、中宗时期，用法较滥以外，历朝刑律，均甚宽和。监狱中犯人的待遇，也很合理。唐代不少系狱的诗人，皆曾在狱中作诗，可知其环境并不太坏。流犯则准许妻妾或父祖子孙随行，前往徙地。当时官吏多流岭南，百姓则多流北边（如天德、振武节度使区）、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等地。对死刑的处理更为审慎，太宗时，凡处决死罪，在京师者须于行刑前五次覆奏，外地须三次覆奏，经皇帝批准后，始可行刑。
至于减刑办法，隋有“议贵”之法，唐则扩充至“八议”。八议是：（一）议亲，亲指皇亲国戚。（二）议故，故指皇帝故旧。（三）议贤，贤指贤人君子、言行可为法则者。（四）议能，能指能整练军旅、娴熟政事、恢宏帝道、表率人伦者。（五）议功，功指能杀敌制胜、立功万里，或率众归化、宁济一时者。（六）议贵，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七）议勤，勤指将吏居官勤恪、夙夜在公，或远使绝域、经涉险难者。（八）议宾，宾指周隋皇室后裔。凡身列八议的人，犯死罪的，皆先奏请，由皇帝与大臣议其所犯，作最后裁定。犯流罪以下的，罪减一等。但犯十恶条的，不用此律。
隋代以铜赎罪之法，唐时也有。唐制凡人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老少废疾，则可准其赎刑。其办法大致为笞五十赎铜一斤，杖一百十斤，徒一年二十斤，流二千里八十斤，流三千里百斤，绞与斩均赎铜一百二十斤。此外又有“官当”之法，即官吏可以官抵罪，大致官吏犯罪属私人性质者，五品以上，一官可抵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可抵徒一年；犯公罪者，均多抵一年；三流均以徒四年计，也可以官抵罪。至于自首法，前面已经说过，今不赘述。
中央政府的司法机关，主要为刑部及大理寺。刑部为大理寺的上级机关，掌全国律令刑法的颁布，复审大理寺的判决，以及接受全国各地司法机关的判案报告。大理寺司审理罪案，凡罪至流死的案件，皆须呈报刑部，转至中书门下。凡鞫讯大狱，例由“三司”会审，三司是刑部尚书侍郎、御史中丞及大理卿。但平时刑部只掌按覆奏谳，并不亲理狱案。御史台兼掌纠察狱讼事，侍御史并可接受诉讼；同时御史台中也设置监狱，御史中丞及侍御史均可系人于狱。
至于地方，并无独立的司法机关，而由州县政府兼办。州刺史和县令皆有察听狱讼之权，每州的司法参军事，专主刑事案件，如鞫狱定刑，督捕盗贼，纠察贪污等事，均由他掌理。至于民事案件，如婚姻田地的争讼，则由司户参军事处理。此外府、都督府及都护府，也均有法曹参军事及户曹参军事，分掌刑事及民事案件。每县则有司法佐及司户佐分理之。地方诉讼，县不能决的可诉之于州府，州府不能决的可诉之于大理。普通的狱案，以大理的判决为最后判决，不得再行上诉。因此唐代的司法程序，可以说是采三级制度。
六、科举与学校
（一）明经与进士
唐代取士的主要途径有三：一是礼部主持的各地士人的考试，名为“乡贡”。二是中央官学毕业生的考试，名为“生徒”。三是皇帝下诏征求，名为“制举”。前两种考试是经常举办的，制举则依当时的需要举行，并无定期。所谓科举，主要是指乡贡。
隋文帝于开皇中取消九品中正制，改采荐举办法，即命京官及地方官保举人才。至炀帝，置进士科，开始改用以考试任官的办法，但其时尚不甚盛，科举出身的士人，在政治上也不占势力。到唐初，才为政府用为取士任官的主要方法。唐代的乡贡，是专为不由学馆出身的士人而设。凡欲应试者，可至其所在的州县报名，先由州县加以甄试，其合格者于每年仲冬送礼部，与学馆生徒一同考试（乡贡考试最初由吏部主办，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始移礼部，其后遂成定制）。由于参加乡贡的士人不拘资格，因此成为平民的进身之阶。
乡贡的科目甚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道举、童子八科。当时士人所最感兴趣的，是明经、进士二科。高宗永徽以后，形成进士科独盛的局面，士大夫虽位极人臣，如不由进士出身，仍觉美中不足。
明经的主要考试项目为经义，应试者须精熟文注，明辨义理。当时政府规定的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凡通二经者，即可为明经。二经是一大经及一小经，或两中经。试法是先行笔试，称为“帖经”；及格后，再行口试，称“经问大义”，凡十条；口试及格后，再试时务策，凡三题。有时尚须加试《孝经》、《论语》、《尔雅》等书。考试办法，也时有更动。
唐代科举，录取人数以明经为最多，平均每次约录取一百名，较之其他各科录取名额，常高出若干倍。但明经考试，多重记忆注疏，对于经书的义理旨趣，反不注意。因此明经渐不为人所重，加以政府的提倡文学，进士科乃为士人争趋的对象。
进士取“士可进受爵禄”之意，始创于隋炀帝大业中。唐代进士分甲乙两科，考试项目，最初以时务策为主，题五道；帖经为副，试一小经及《老子》，题十道，经注均试；此外又试杂文两首。策须义理惬当，文须洞识文律。经策全对者为甲科；策对四题、经对四题以上者为乙科。文士于经多不精熟，因此视帖经为难关。玄宗时，进士考试始尚诗赋，其试杂文，最初用赋，后增以诗。应试者有策文俱佳而帖经成绩过差的，也可以诗代替，谓之“赎帖”。试毕发榜，凡举进士，合格者谓之“及第”，及第后，尚须经吏部考试（又称“释褐试”），中试者始由政府授以官职。
进士科始盛于高宗时，至玄宗开元以后，益为社会所尊崇。开元以前，朝中名士，杂出他途者尚多；开元以后，进士出身者占十之七八。进士科取士之数，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宣宗以后，选拔尤严，非专精赡博之才，无法膺选。若干士人，屡试屡败，有垂老始中进士的，如昭宗时的王希羽，及第时已有七十三岁。明经考试则远较进士为易，因此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而进士之落第者，亦为人推重，有“白衣公卿”、“一品白衫”的称号。
明经与进士，虽然同为科举，但应试者的社会背景，则有显然的不同。唐中叶以后，应明经试的，大多为北方的旧家子弟；应进士试的，则多为南方的平民阶级。牛李党争，便是这两派人士的冲突，但这只是个大致的划分。明经多薄进士为浮冶，诚然进士中颇多行为放浪的人，但并不尽然。唐代名臣，出身进士科者甚多，最著名的如房玄龄、来济、张柬之、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张巡、颜真卿、裴度等。他们类皆公忠干练，勋绩彪炳。进士之所以人才众多，虽因政府选拔严格，与考试时务策和杂文也有相当关系。因为诗赋策论可使应试者的思想比较不受拘束，容易发挥才情，因此人才也比较容易被发现。
（二）中央官学
唐代的中央官学，最初成立的，有所谓“六学二馆”。六学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均由国子监管辖；二馆是弘文馆和崇文馆，不隶于国子监。玄宗时，又成立广文馆和崇玄馆，前者属国子监，后者不属。
诸学之中，以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为最重要。太学始创于汉代，前面已经详述。国子学则始创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国子”二字，据说是取“国之贵游子弟”的意思，可能因当时太学生流品过杂，才为贵族子弟特设这一学校。四门学创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当时称四门小学，它的名字，据说是因为学校设于“四门”（当指首都洛阳的四门）而起的。设置的目的，可能为普及教育，以招收平民出身的学生为主，程度方面也可能较国子、太学为低。但到唐朝，四门学与国子、太学的不同处，只剩了学生家庭地位不同的一点。
隋代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同时并立，但文帝以“生徒多而不精”，于仁寿元年（601）废除太学、四门学和全国的州郡学，只简留国子学生七十人，并改国子学为太学。当时仅国子学生就有一千人，其他各学学生为数更多，这一措施，真是当时教育界的浩劫。炀帝时，虽又恢复已废的学校，但当时旧儒多已凋谢，末年又以外战内乱，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所以谈不到什么成绩。
律、书、算三学，隋代也都设置过，但中间曾停顿了一个时期，至唐再行恢复。律学复置于贞观六年（632），书学复置于贞观元年（627），算学复置于显庆元年（656）。其后，三学时废时复，远不如国子等学来得稳定。至于弘文、崇文等馆，最初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机构，都在唐代开始设置，弘文馆设于武德四年（621），崇文馆设于贞观十三年（639），崇玄馆初名崇玄学，设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广文馆则设于天宝九载（750）。
学馆生徒的录取资格，不在学生的教育程度，而在其父祖的政治地位。父祖政治地位最高的入崇文馆及国子学，其次入弘文馆及太学，再次入四门学，低级官吏及平民子孙则入律、书、算学。至于广文馆及崇玄学生徒的资格，则不得其详。
国子学生名额三百人，学生主要为三品以上文武官的子孙。太学生名额五百人，学生主要为五品以上官的子孙。四门学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名为中级官员（七品以上）子弟而设，其余八百名为平民的优秀子弟而设。律学生名额五十人，书学及算学各三十人，学生资格均为八品以下官吏或平民的子弟。六学的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广文馆学生名额为六十人，教师称博士。崇玄馆学生名额一百人，教师称学士。
弘文馆隶门下省，原名修文馆，高祖武德末年，改名弘文馆。太宗时，于太极宫的弘文殿置图书二十万卷，移弘文馆于殿侧，选朝臣中饱学之士，各以本官兼学士，轮流值宿馆中，以备咨询。并由学士一人主持馆务，号为馆主，其后渐成定制，但当时只是一个研究及顾问性质的机关。至玄宗开元七年（719），置学生三十八名，才成为学校。学生的资格，是五品以上京官的子弟。崇文馆隶属于东宫，原名崇贤馆，肃宗时，才改名崇文馆。高宗时，始置学士及生徒。学生名额二十人，都是皇族、皇亲以及大臣如同平章事、尚书的子孙。
课程方面，国子、太学、四门三学，弘文、崇文二馆及广文馆皆以经学为主。习经余暇，又须练习隶书，因为当时考试，特重书法。律学研习各朝法律的内容、格式和法例，如《贞观律》、《永徽律》等。书学每日写字一幅，间或研习时务策论，并读《国语》、《说文》、《尔雅》等书。算学的课目分两组，甲组着重学习算学原理，乙组着重演习算式。崇玄学的课目，则有《道德经》、《庄子》、《列子》等。
修业期限，律学六年，玄学三年，其他各学则为九年。假期通常每十天放假一日，称为“旬假”。此外每年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假期不详。每年仲冬，国子监派人考试所辖各学学生，就各生一年所修的课业，加以口试。成绩平庸而次年仍无进步者，停给公膳；成绩连续三年为下等者，开除学籍。学馆生徒毕业后想出仕的，先由国子监举行“简试”，应试者有时多至千人，被淘汰者占十之七八。简试及格的，由国子监呈报礼部，再由礼部加以考试，及格的才有做官的资格。
唐代官学，以太宗时为最盛。当时四方儒士，云集京师；四裔如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相继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六学二馆的学生，多至八千余人。高宗初年，唐以洛阳为东都，并于其地设六学。但因提倡进士科的考试，学校日就衰败。到武后时，学校等于完全荒废。中宗复位后，国学稍有起色。玄宗对学校颇加整顿，两京官学学生达二千余人，但已不及唐初之盛。及安史乱起，两京沦陷，官学生徒尽散，直至代宗时，学校仍是一片荒凉。同时进士科已为取士的主要途径，学校不复为世人所重视，但唐室为装潢门面，仍不能不维持官学。至宪宗，两京官学生不过二三百人，学风的败坏也日甚一日；但官学仍在奄奄一息的境况下，一直维持到唐末。［参看拙作《唐代的中央官学》（载《中国历代大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