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宗贞观之治
（一）太宗的即位（玄武门之变）
这里所说的盛唐，大致指从太宗贞观初年，中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直到玄宗天宝末年的一段时间，共有一百二十多年之久，正是唐帝国的极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唐帝国的文治武功，都足以震烁千古，太宗则是这个盛世的创始者。太宗在位不过二十三年（627～649），但他一方面结束了隋末以来率土分崩的乱局，一方面奠立了唐帝国长期富强康乐的基础，蔚成后世所谓的“贞观之治”。他虽是中国史上希有的贤君，但他的皇位，却是凭藉着一次骨肉相杀的政变取得的。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以后，全国大致统一，但在唐室中央却又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高祖的次子秦王世民与他的哥哥太子建成、弟弟齐王元吉间的冲突，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世民与建成的争夺皇位继承权。双方的摩擦，至迟开始于武德五年（622），其后日形尖锐化，到九年（626）终于发生了所谓“玄武门之变”。这次政变的发动者和胜利者都是世民，他因而得以继承高祖的皇位。至于这次政变的经过，流传的史料，有若干隐讳歪曲的地方，不能看作实录。经近人的研究，它的真相，才大致显露。［参看陈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拙著玄武门事变之酝酿（载拙著《汉史论集》页一四三至一五四）］
昭陵六骏，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墓旁祭殿两侧有庑廊，“昭陵六骏”石刻就列置其中。石刻中的“六骏”是李世民经常乘骑的六匹战马，它们既象征唐太宗所经历的最主要的六大战役，同时也是表彰他在唐王朝创建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六匹骏马的名称：一是飒露紫，二是拳毛，三是青骓，四是什伐赤，五是特勒骠，六是白蹄乌。这些战马的鞍、鞯、镫、缰绳等，都逼真地再现了唐代战马的装饰。
高祖的皇后窦氏共生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早死。此外还有一女，嫁给柴绍。世民才武出众，在晋阳起兵前，刘文静曾称赞他“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其后与群雄作战，屡建大功，唐室的江山，可以说大半是世民打出来的。高祖即帝位后，以建成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因为世民功大，不但声势足以威胁太子，而他本人也确有夺嫡的野心，建成的不安，自可想见。至迟从五年（622）起，建成和元吉联合，与世民对立。他们的办法，是曲意联络高祖的妃嫔，求他们为内助，尤以张婕妤、尹德妃与建成等来往最密。这办法甚为有效，高祖本来不喜建成、元吉而喜世民，至此大为改观。同年，建成采纳东宫属官魏征的计策，亲自统兵击刘黑闼，以分世民之功。七年（624），庆州（今甘肃庆阳县）都督杨文幹叛变，有人告发建成与文幹有所关连，建成几因此为高祖所废；经元吉与诸妃的求情，始得无事。杨文幹事件的真相，至今已无法穷诘；但现有的史料，却隐约透露出世民也与这次事件有关，他极可能是告发建成的幕后主使人。
太宗李世民，选自《乾隆年制历代帝王像真迹》。
高祖对世民的大功是承认的，但他始终想保全建成，大概有鉴于隋文帝易储的教训。建成兄弟原来都居住于长安城中，大约在杨文幹事件以后，高祖把世民迁到长安西郊的宏义官，他显然想以隔离方法来消弭诸子间的争端。但事实上双方的明争暗斗仍在继续进行着，在斗争过程中，建成显占优势。因为他具有嫡长的名位，又有高祖和宫闱的支持，同时他握有精锐的部队，至少二千余人，而他的得力助手元吉，更素以勇武著称。所以建成方面的实力，远超过世民，在京城内，世民是无法与建成相抗的。建成似乎并没有杀害世民的意思，他只想把世民羁留于京师，逐渐消灭其实力，使其无所作为。他曾以财物收买秦府的骁将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但没有成功。继而又向高祖进言排除秦府的智略之士房玄龄、杜如晦等。世民因在京师日益困迫，颇有出居洛阳经营东方的企图，武德九年（626），他曾派亲信张亮赴洛阳，结纳山东豪杰以待变。其后不久，高祖命他出镇洛阳，但因建成等反对而未果。世民既不能东行，最后便只有政变的一途，这政变终于那年六月四日在宫城的玄武门爆发。
玄武门是长安太极宫城的北门，它是宫廷卫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具有坚强的工事与雄厚的兵力。谁能据有这个地方并运用它的兵力，谁便可以控制整个宫廷乃至整个首都，因为玄武门驻军的实力远较首都城防的军力为大。这次政变，便是世民利用玄武门的地势，首先消灭建成元吉；然后利用它的守军，抵抗东宫齐府的军队，终于获得胜利。至于世民所以能轻易据有玄武门，则是因为他与玄武门屯军将领夙有勾结的关系。事变时玄武门屯军的将领为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常何本为建成旧属，被世民于暗中收买；敬吕两人也可能是世民一党。
六月三日，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诉说两人意图加害的情形，高祖回答明天处理这个纠纷。四日，世民与他的妻兄长孙无忌、府僚张公谨等九人埋伏于玄武门内，等待建成元吉入朝而突击之。世民告状的事，已被张婕妤通知建成（自然她不知伏兵的事），当日元吉劝建成不要入朝，勒兵以观动静。但建成认为随从的兵备已严，而玄武门守将又是他的旧部，料想无事，因而决定入觐。二人入玄武门，至临湖殿侧，才发觉有变。这时他们的侍卫，均在门外，二人想策马逃回，世民自后赶来，与元吉以箭互射，建成首先被射死。既而尉迟敬德率骑兵七十人赶来，与世民夹射元吉，元吉也被射死。接着东宫和齐府的精兵二千人，由建成的僚属冯立、薛万彻等率领，向玄武门进攻，守兵拒战，敬君弘、吕世衡战死，但宫府军始终无法攻入。最后尉迟敬德出示建成元吉的头颅，宫府兵才溃散，至此胜利完全归于世民。
建成元吉被杀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宿卫”。那时高祖正在御湖中泛舟，当他听到建成元吉因“作乱”而被杀的消息，惊愕万分。在他身边的朝臣萧瑀、陈叔达告诉他把国务交给世民，便可无事；高祖说：“此吾之夙心也”，于是立即下令内外诸军，都听秦王的节度。当时尚有零星的战斗，这个敕令宣布后才完全平息。接着世民入见，号恸良久。三天后，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处决一切军国庶务。建成元吉的诸子，都在这次政变中被诛杀净尽，但东宫齐府的僚属，则大都得到宽赦。同年八月，高祖传位于世民，自为太上皇以终其身，他死于贞观九年（635）。
总之，玄武门之变实为世民一生最艰危的奋斗，从事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英勇与忍决，但也留给后世不良的影响。唐室的骨肉之变，几乎无代无之，世民应负首开恶例的责任。而此后唐室许多次的中央政变，其成败仍然维系在玄武门的得失上。
（二）太宗的优点
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即位后，是为太宗，那时他只有二十九岁。次年，改元为贞观。唐帝国经这位少年皇帝的适宜领导，蔚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贞观时代唐帝国的版图，大为扩展；社会秩序的安定，人民生活的美满，都不可多见。从唐初的各项制度看，太宗只是遵循前代的旧轨，但他在位时的唐帝国，仍然具有开国的新气象，这完全由于他的过人才识与气度所造成的。有人认为，太宗是胡族尚武精神和中国优美开明文化混合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怪杰；而大唐帝国的事业，也是胡族与汉族合作而成的。［参看王国维《咏史诗》（载《观堂集林》卷二十四）］
太宗在个性上最可称述的优点是知人善任，用人不问出身而惟贤能是尚，并且在这一方面能够摒除私人情感的好恶。此外他虚心好学，容纳直谏；他不特选拔了多方面的人才，更能与这些人相互切磋，以求进步。在贞观许多名臣中，只有长孙无忌是他的亲戚，房玄龄、杜如晦是秦府旧属，可算是他的私人。其他如魏征、王珪、薛万彻都是建成的旧属，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的部下，李、程知节原是李密的部下，戴胄原是王世充的部下，岑文本原是萧铣的部下，褚亮及其子遂良原是薛举的部下，温彦博原是罗艺的部下，（罗也是隋末群雄之一，且与太宗不合。）李靖原是高祖的仇人，封德彝、虞世南、裴矩都是隋的降臣。他们有的曾与太宗有仇，如魏征、薛万彻，但他能捐弃前嫌，重加委任，也颇有几位堪称“佞臣”的，如封德彝、裴矩，但他也能弃其短而用其长；因此他的臣下包括不同的流品和各种的人才。此外他采纳封德彝的建议，命宗室登仕进之途，出任官吏，以革除他们坐享富贵的恶习。这办法自太宗创立后，历朝因之不替，因而唐朝宗室人才之盛，为古今所未有。
十八学士登瀛州，清代年画。十八学士指唐代李世民为秦王时，于宫城西开文学馆，罗致四方文士，以杜如晦、房玄龄、陆德明等十八人，分为三番，每日六人值宿，讨论文献，商略古今，号为十八学士。
太宗的好学，也是值得赞扬的。在他作秦王时，因爱好文学而开一馆舍，名“文学馆”，用以延纳当时的文学知名之士。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孔颖达等，都是文学馆的学士，他们分为三批，轮流在馆中值宿。他每当傍晚，到馆中与诸人讨论文籍，有时谈到夜半。他即位后，在宫中设置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于其中，选任虞世南等各以本职兼学士。听朝余暇，他把学士们召至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讨治道。贞观君臣的论治，传为千载的美谈。在前人中，他最喜欢陆机的诗文和王羲之的字，他甚至遗命以王字陪葬。此外他并大兴国学，当时国学生徒将近万人，四夷君长，也多遣子弟前来留学，一时学术大盛。
容纳直谏也是太宗著名的长处，他即位后，每以隋炀帝的愎谏为戒，因而尽力求言。朝臣中最能直谏的是魏征，征巨鹿曲城（今河北平乡县）人，曾干李密，密不能用。其后随密投唐，建成引为僚属，建成死后，太宗仍加以重用。魏征曾前后上疏数十，直陈太宗过失。他深明君臣一体之理，因此每谏必竭尽诚款，务求必行。他所谏诤的事，大致不外劝太宗实行仁政，偃息兵革，戒除奢侈，尊崇礼教等，目的在抑止太宗情感的放纵。有时气得太宗要找机会“杀此田舍翁（指魏）”，但结果每次他都容纳。史书曾有一段他们君臣间的有趣记录：太宗曾得到一只优良的鹞，时常加以调弄。一天，他正用臂架着他那只心爱的鹞，忽然看到魏征走来，便赶忙把鹞藏在怀中。魏征向他奏事，良久不止，等到魏征离去，那只鹞已经死在他的怀里。［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上一疏，批评太宗志业比起贞观初年渐不克终者十余条，太宗也都接受。十七年（643），魏征死，太宗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见《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其后太宗伐高丽无功，因而又思及魏征，说道：“魏征若在，吾有此行耶？”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魏征对他的影响力以及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太宗的才调，颇有与隋炀帝相似的地方，但他能容纳直谏，过而知改，乃有政治上的伟大成就。魏征以外，朝臣如马周、王珪、褚遂良等，也都以论谏知名。
以上所说，都是太宗的优点，但他在大醇之中，也有小疵，例如奢侈便是其一。他曾坦白承认他的若干奢侈行为，诸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见《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等；并引为深过，劝太子治不可效法。此外他对臣下，虽然爱护备至，但举动有时未免过分。例如一次李突得急病，医生处方说须用须灰治疗，他便把自己的胡须剪下，为和药。又如伐高丽时，将军李思摩中箭，他亲自为思摩吮血，以去其毒。又如贞观初年发生蝗灾，他为了表示宁愿让蝗虫吃掉他的肺肠也不愿农作物受害的诚意，竟把几枚蝗虫，当众活生生的吞下肚去。这类举动，令人总觉得有些矫揉造作，其至有些使用权术的意味。这也许因为他出身于胡化或半胡化的家庭，文化素养不深；虽然力求上进，一味仿效中国古代的贤君，却不能恰如其分，而致有矫枉过正之处。但大体说来，太宗仍是不可多见的令主，从他的毕生行事看，他的功是远多于过的。
（三）政治的改进
唐高祖武德时代，不但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政治也似乎未上轨道。太宗曾批评武德时的政治是“货赂公行，纪纲紊乱”，这评语或许过苛，但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只要从“玄武门之变”一事看来，便可想见当时的政治情形。到太宗贞观，国家虽然统一，但因新承大乱之后，民间残破已极，当时全国的户口，尚不满三百万户，较之隋极盛时，减少三分之二。因此太宗君臣，每以隋为鉴，励精图治。贞观初年，太宗所遭遇的最大难题是灾荒。元年（627），关中地区发生饥馑，斗米值绢一匹；二年（628），全国普遍发生蝗灾；三年（629），又有水灾。但太宗劝加安抚，人民虽流离失所，对政府并无怨言。到四年（630），全国丰收，灾民全归乡里，国内的秩序恢复，政治也开始走上完美之途。
唐的制度，虽大体承袭隋朝，但太宗君臣的朝气，却能使旧制的优点发挥尽致。同时在行政技术上也有不少的改进，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改革方案，大都颁行于贞观元年至五年（627～631）的几年间。例如隋时对中央最高行政机关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未能明白厘定其职权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到太宗乃明白规定三省的职权，使其发挥制衡作用，以杜绝偏重的流弊。其后又创立三省首长联合议政的办法，以解决相互间的争执。这类改革，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又如太宗不但本身竭诚纳谏，更把谏官的职权扩大，在他即位之初，即制定中书、门下两省的首长和三品以上的官员入阁议事时，也要以谏官自随，遇有缺失，立刻谏正。
对于吏治，太宗也非常注意。他即位后不久，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中央政府文武官员的名额，仅留六百四十三员，可想见其行政效率之高。他并命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于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政事得失。对于都督、刺史一类的地方官，都亲自简选；他们在官时的善恶行迹，也都有详细的纪录，以备黜陟。又命内外五品以上官保举县令，以便录用。此外他更经常遣使巡察四方，以黜陟官吏，省民疾苦。刑法方面，也宽省不少。他曾命长孙无忌与学士法官更定律令，改绞刑五十条为流徒。对于死刑的判决与执行，尤为审慎，凡死刑罪案，皆命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的官员与尚书详加讨论，以免冤滥。在京师处决死刑罪犯，执行机关必须于行刑前覆奏五次，经批准后，始可执行。在地方处决者，则须覆奏三次。从这类改进，可以看出太宗的勤政爱民。他即位之初，曾有人劝他重法以禁盗，他回答说：“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这几句话，也正是他处理国政所悬鹄的。
前面已说过，贞观四年（630）时，唐的政治已臻完美。史书记载这一年的米价每斗不过三四钱，社会秩序安定到“外户不闭”，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只有二十九人。这类记载，虽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溢美，但无可置疑的，当时的政绩定然在水准之上。此后政治日益进步，国势也更加昌隆。太宗所以能不断的开疆拓土，建立赫赫的武功，与国力的充实以及内部的稳定，自然有连带关系。贞观十年（636）以后，太宗的志业，似已略不如前。魏征曾于十一年（637）上疏，说他“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其后魏征又列举他的若干有始无终之处，但直到十七年（643）征去世以前，太宗并没有若何重大缺失。及征死后，太宗才遭遇一些不快事件，其中最大的两件，一是十七年的废太子承乾为庶人，一是十九年（645）伐高丽的无功。这里谈谈太子承乾被废的经过，另一件将在别章详述。
太宗共有十四子，皇后长孙氏所生者三子，即太子承乾、濮王泰和晋王治。承乾幼甚聪敏，及长喜声色，又好效突厥语言及服饰，嬉戏无度。泰则好士爱文学，甚得时誉，为太宗所宠爱。泰也颇有夺嫡之意，因此与承乾各树朋党，渐生嫌隙，以致朝局不安，群臣日有疑议。但太宗最初并没有废太子之意，他于贞观十五年（641）特以魏征为太子太师，以绝天下之疑。及魏征死，局面大变，两派斗争益烈，承乾的荒唐也益甚。同时承乾因仇泰日深，渐有不轨的企图。十七年（643），有人告太子谋反，按验得实，承乾乃被废为庶人。为此事牵连而被诛者，有汉王元昌（太宗弟），朝臣侯君集和杜荷（杜如晦子）等。太宗原有立泰的意思，既而恶其凶险，也弃而不立；最后因长孙无忌的力赞，遂立晋王治为太子，时年十六。治当时有“仁孝”之称，其实为人懦弱，才智也甚差。其后数月，太宗又有悔意，想改立英果类己的吴王恪（恪母为隋炀帝女），但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当承乾被废嗣位未定时，太宗的精神极为烦闷，曾当众表演自杀，这也许是他在位期间最感痛苦的一件事。
太宗晚年又感染上些迷信思想，对方士甚为崇信，命他们造“延年之药”，以求长生。此外对若干朝臣也颇为猜忌，例如大臣刘洎和秦府旧将张亮的被杀，都没有明显的罪状。对李尤为嫉视，他临终托孤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而贬于外，甚至有翦除的意思。这件事在他身后发生严重的后果，由于李与长孙无忌等的不协，曾掀起政治上的极大风波。他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十二岁，据说他的死与食延年药有关。
二、武后的称帝
（一）高宗的易后
太宗死，太子治继立，是为高宗；长孙无忌、褚遂良受遗语辅政。太宗自然以为太子继位后，得此二人的辅助，政治当无大问题；却没有想到，因高宗的易后，竟使唐室江山短期的易主。
远在高宗作太子时，一次入侍太宗，看见太宗的才人武氏，对她甚为悦慕。太宗死后，武氏与其他宫人同被遣送于长安的感业寺中为尼。永徽五年（654），太宗五周年忌日，高宗赴感业寺行香，又逢见武氏，二人触景伤情，相对而泣。这件事被高宗的皇后王氏听到，那时她正与一位淑妃萧氏争宠，正想找一个人来转移高宗的意向，因此密令武氏蓄发。就在那一年，高宗因王后的敦劝把她从寺内召入宫中。武氏是并州文水人（今山西文水县），父武士彟，在隋末是一个以贩卖木材致富的商人，其后追随唐高祖入关，于武德时曾任内外要职。［参看陈寅恪《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八分）］母亲杨氏，为隋宗室杨达之女，笃信佛教而内行不检。武氏生于武德七年（624），于贞观十一年（637）她十四岁时，以貌美被太宗选为才人。再度入宫时，已有三十一岁，较高宗年长四岁。
武氏性巧慧多权术，入宫不久，便得到高宗的极度幸爱，拜为昭仪。王后萧妃都因而失宠，于是二人又联合攻击武氏，但已无效。其后武氏又用一个残忍的计策，亲手将她在襁褓中的女儿扼死，诬指为王后所做，而致引起高宗废后的意思。但这件事首先遭到外廷大臣的反对，长孙无忌、褚遂良都公开表示异议，遂良争执尤烈。此外如大臣韩瑗、来济，也都力谏。迎合高宗和武氏的意旨而主张废后的，则有礼部尚书许敬宗、中书舍人李义府等，但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发生多大作用。具有决定作用的则是李的意见，他于太宗死后不久被召回中央政府，当高宗以废后事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回答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于是高宗决定废后。李对废后事件抱这种态度，固然一方面为了持宠固位，另一方面也可能为报复心理所驱使，他与长孙无忌等显然是不协的。高宗意决后，褚遂良首被贬逐。永徽六年（655）十月，王后萧妃以“谋行鸩毒”被废（后均被武氏惨杀），接着武氏被册立为皇后。其后数年间外朝的重要事件，便是长孙、韩、来等人的相继贬死和许敬宗等人的跃居高位。据旧史说，武氏作皇后后，王后萧妃的鬼魂，时出为祟，逼得她不得不迁居。显庆二年（657），唐以洛阳为东都。四年（659），她与高宗迁居东都，此后她一直留在东都，仅于她的末年，曾返长安小住。至于她迁居的真正原因，近人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关中食粮不足，迁居为了就漕运之便；有的认为是在掩盖她过去为尼的事迹，易地以恣行淫乐。这些理由，似乎都不太充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是她为了摆脱关陇集团朝臣大本营的长安，迁居东都，一方面延揽拔擢关东籍的朝臣，以为己用，而排除朝臣中的关西分子。一方面以科举为手段，就近吸收关东的人才，造成其新政权的拥护势力。同时，她的迁居东都，也颇有一点儿“衣锦还乡”的意味。
武则天，选自《清刻历代画像传》。
高宗即位之初，因有太宗时将相大臣的辅佐，政绩媲美于贞观。武后立后，重臣多被排除，而高宗本人又因患风眩不能视事，政事便委托武后参决。武后天资明敏，通晓文史，处事甚为得当，渐而高宗把全部政务交给她。她专权后，便肆无忌惮，擅作威福。高宗对此也不免愤恨，他曾于麟德元年（664）命朝臣上官仪草诏废掉武后，但又畏惧未行。上官仪原为太子忠的僚属，忠为高宗后宫所生，于永徽三年（652）立；显庆元年（656），为武后所谮废，改立她的亲子弘为太子。至此武后又命许敬宗诬奏上官仪与废太子忠谋逆，结果忠赐自尽，仪下狱而死，朝士因此遭流贬者甚多。此后高宗每次上朝，武后总是垂帘于后，在内潜听，所有政事，她都预闻，这时她已隐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高宗实际上是个政治傀儡。上元元年（674），高宗称“天皇”，她也称“天后”，当时号为“二圣”。次年，太子弘以不满武后的行为而被后鸩死，更立次子雍王贤。但到永隆元年（680），武后又把贤废掉而立三子英王哲。
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太子哲即位，是为中宗。高宗遗诏命中书令裴炎辅政，军国大事，请天后参决。这时唐初的开国大臣，早已零落殆尽，继而登用的，道德才能都远逊于前。中宗即位后，想以其后父韦玄贞为侍中，与裴炎发生争执，炎告知武后，后乃于嗣圣元年（684）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幼子豫王旦，是为睿宗。睿宗对政治并无兴趣，即位后，居于别殿，不问政事，由武后亲自接见百官，一切事务都取决于她。她继而杀掉废太子贤，迁庐陵王于房州（今湖北房县）。一面引用诸武用事，尤以她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二人最受亲任，此外并追封她的父祖为王。
武后的这种作法，引起唐室旧人的不满，同年，乃有李敬业起兵扬州（今江苏江都市）的事发生。敬业为李之孙，曾任眉州刺史，与其弟盩屋令敬猷，长安主簿骆宾王等皆因事贬官，邂逅于扬州，共谋起兵。他们以计占领扬州，十来天募集十余万人。敬业以匡复庐陵王为辞，自称匡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并以骆宾王为记室，移檄州县，暴露武后的罪状，便是那篇千载传诵的“《讨武曌檄》”。武后派李孝逸率兵三十万以讨敬业，当时有人为敬业划策，有的劝他直指洛阳，以号召山东豪杰；有的劝他先取江南的常润二州，以为基础；敬业采纳后策，先将润洲（今江苏镇江市）攻下。继而听到李孝逸兵来，乃率众渡江北上迎战，连败于淮阴（今江苏淮安市）及高邮（今江苏高邮市），敬业为部下所杀，余党也均被荡平。总计这场叛变，前后不过三个月。
自李敬业起兵，武后为了镇压反叛，开始采取恐怖政策。她大开告密之门，以高官厚赏奖励告密者。同时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用种种酷刑与罗织方法来对付异己，宰相裴炎、刘袆之和名将程务挺等，都是初期的牺牲者。垂拱四年（688），宗室韩王元嘉（高祖子）的儿子黄公譔，诈作中宗诏书，分告诸王，命他们起兵讨伐武后。于是瑯玡王冲（越王贞子）募兵击武水（今山东聊城市西南），越王贞（太宗子）闻讯也于豫州（今河南汝南县）起兵，均以失败遇害，宗室因此事牵连被杀者甚多。接着武后于永昌元年（689）和天授元年（690）两年间，大事屠杀宗室诸王，被害的达三十余人，还有不少流放岭南的。诸王亲党被杀的有数百家，大臣被杀的则有宰相魏玄同、名将黑齿常之等。与扫荡反对势力同时并进的还有其他种种措施，例如她建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自加尊号为“圣母神皇”，此外并改易历法，这些都是她称帝的准备工作。
（二）武周的代唐
天授元年（690）七月，有东魏国寺僧人法明等献《大云经》四卷给武后，经上说“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武后命把这部经颁行全国。九月，又有侍御史傅游艺率领关中百姓九百人上表劝进；接着是中外百官、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以及沙门道士等六万余人的同样陈请，睿宗也自请改姓。于是武后于同年九月9，自即帝位，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以睿宗为皇嗣，改姓武氏。又立武氏七庙，以她的侄儿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此外诸武封郡王的有十来人。她不仅拥有皇帝的名号，同时去掉女人的装束，袭服冠冕，直接与群臣处理国政。此外在“后宫”的制度上，她也公开仿效男性帝王。她于圣历二年（699）设立一个名叫“控鹤监”的机关（后改名奉宸府），以容纳她的一大批男妾，他们的官定名号是“内供奉”，其中以张易之、昌宗兄弟最受武曌的亲幸。从这些事看来，武曌的称帝，是“名至实归”的。
武曌以一女流称帝，是史无前例的事。这固然由于她本人具有非常的才力和野心，同时又有兵权和政权的凭籍，但除此以外，她还遇到一个特殊的时会。假如在儒家思想盛行、蔚成风气的时代，武曌的称帝野心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儒家对男女地位的看法，在许多方面足以阻挠或压制女子称帝的野心。但她适逢儒学衰敝的时代，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便是玄学与佛学的世界，唐初佛道仍是思想的主流。太宗时一度提倡道教，但武曌因为她的母系杨氏累世奉佛，她本人自幼便受熏染，（据近人考证，她在十四岁入宫以前，即曾正式或非正式的作沙弥尼。）年长又在感业寺为尼，所以到她掌握政权时，便重兴佛法。［参看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当时僧尼的声势，可算得煊赫一时，洛阳白马寺主僧怀义，便是她的男宠之一。同时她更利用佛教经典作她称帝的理论根据，以之为普遍宣传，如上面所说以《大云经》颁布全国的事。她称帝后更公开宣称：“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
此外武曌又在政治上扶起一个新兴阶级，用以代替唐初的功臣集团。她首次与功臣集团发生冲突，是在高宗要册立她为皇后时，虽然她不久获得胜利，但当时整个功臣集团还没有崩溃，仍然是她发展野心的障碍，所以她再作进一步的破坏。唐初的功臣集团分子，大半是西魏北周和隋的统治阶级的后裔，这集团和它所拥护的皇室都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因此唐初关东江左的人士，在政治上甚受屏抑，武曌乃扶持他们，以与旧功臣集团对抗，作为发展她的政治野心的资本。她以皇后握政后，便以“进士科”的考试吸收新进人物，渐而造成一种新兴的统治阶级，进士科本是唐代取士的多种考试科目的一种，是隋炀帝时开始设立的。这种考试，主要试时务策，并试经和杂文。武曌本人喜爱文史，因而渐把进士科的考试变成完全着重文章。史称高宗永隆（680）时，开始以进士科的考试为取士的主要程序，到弘道元年（683），武曌以太后称制，朝中的主要官吏，无不由文章进身。因此造成了举国喜好文墨的风气，一直持续到唐亡。这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既是武曌一手造成，自然大体是忠于她的。
武曌称帝以后的政绩，因后代史家对她的行为表示厌弃，有意的不予记录，而致当时的政治情形和变革，均不能得知其详，所知道的仅是些官名、地名和服色的改易而已。就现有史料，虽看不出她在政治上有若何特殊成就，但可以断言，武曌帝制时代的政治不会在水准以下。因为她以太后临朝和称帝的时间，共有二十多年，在这么一个长久的时期中，如果政治不够水准，国家的乱象恐怕早已显出，她以后的开元天宝的盛世也决不会那么顺利出现。此外她对外族的驾驭以及对唐室声威和版图的保持，也还算得差强人意。但她的显著缺点，仍是滥刑滥赏。她仍采取恐怖政策以对付反对者或假想敌，在她帝制时期最有名的大狱，要推神功元年（696）的刘思礼一案。思礼是当时的箕州（今山西左权县）刺史，为酷吏来俊臣等诬告谋反而被杀，因受牵连而被族诛的有宰相李元素、孙元通等三十六家，遭流窜的有千余人。但到她的假想敌杀净以后，这批酷吏也都遭遇同样的命运。此外她仍以官赏来笼络亲附她的人，时人有诗道：“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脱校书郎”，可以看出当时官多且滥的情形。但据说不称职的官，也跟着便被罢黜或诛杀。
武曌也能引用正士，当时的将相如魏元忠、娄师德、狄仁杰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像玄宗时的名相姚崇、宋璟，也都是她所拔识的。她尤其信赖狄仁杰，常呼“国老”而不名，每能屈意听从仁杰的建议。仁杰对唐室最大的贡献，便是劝武曌迎立庐陵王（即中宗）为太子。当时豫王旦（即睿宗）虽是皇嗣，同时改姓武氏，但甚受诸武的嫉视，处境非常危险。武承嗣三思都有攘夺皇嗣地位的企图，尤以承嗣活动最力，武曌也有传侄之意。但她终于被仁杰用下面的话所感动：“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见《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结果武曌于圣历元年（698），派人到房州迎回庐陵王，立为太子，而改封豫王为相王。她的迎立庐陵王，外族的压力也是因素之一，突厥契丹的入寇，均曾以中宗被废的事为借口。狄仁杰又荐张柬之、桓彦范、敬辉等数十人于朝，这批人便是后来拥护中宗复位的人。
长安四年（704），武曌患病，不临朝者数月，只有张易之、昌宗兄弟随侍在侧，居中用事。宰相张柬之、崔玄和朝臣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想乘机拥中宗复位，他们与宫城卫军的领袖李多祚定谋后，通知中宗。次年（神龙元年，705）初，柬之、玄等率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洛阳宫城的北门），分兵迎中宗，斩关而入。首先杀掉张氏兄弟，进至武曌所住的长生殿，以兵环绕，报告张氏兄弟“谋反”，太子派兵诛叛的情形，并请她立即传位于太子。此后三天内的事，是武曌的退位和中宗的复辟，退位后的武曌被尊称为“则天大圣皇帝”，迁居上阳宫。唐的国号，至此恢复，朝政由张、崔等人掌握。同年十一月，这位旷世女杰死去，享年八十二岁。总计她掌握政权前后凡四十六年，以皇后预政者二十四年，太后称制者七年，称帝者十五年。
（三）武曌以后的女主余波
中宗对武家似乎并无恶感，因为他被武曌接回来作皇太子，皇帝是早晚可当的；事变的成功，不过使他提前些时即位，因此他对张柬之等也似乎并不十分感激。所以在他即位后，武家的势力并没有动摇。他极端宠信他的皇后韦氏，韦后虽然在能力上远不如武曌，但也要效法她的过问国政。每当中宗临朝，韦后总是坐在帷幔后面旁听，一切政事都要干预。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为韦后所生，嫁给武三思的儿子崇训，因此三思得以出入官掖，据说他与韦后和婕妤上官婉儿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因有宫廷的奥援，三思的势力复振（那时武承嗣已死），他以崔湜、郑愔为谋主，与韦后日夜向中宗谮毁张柬之等。中宗的昏愦，似乎较他的父亲高宗更胜一筹，因此三思在极短的期间便从柬之等手中夺回政治实权。神龙元年（705）五月，中宗封张柬之、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五人为王，罢除他们的政府职务。三思又进一步命百官修复武曌时的制度，并以亲附武氏与否为标准，对朝臣分别加以引用或排斥。次年，三思又贬窜五王于远州，他们的最后命运自不必问。朝臣中的异己既已完全排除，三思又在皇室中找寻迫害的对象。
中宗的太子重俊，因非韦后所出而不为后所喜，同时他更遭受武三思的嫉视和安乐公主、武崇训的经常侮辱。崇训又教安乐公主请求中宗废太子而立她为“皇太女”，这种想法自然仍是受武曌的影响。重俊积恨难消，于景龙元年（707）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定谋，发动政变。他们矫制发羽林兵和千骑（皇室卫队的一种）三百余人，先杀武三思崇训父子及其亲党十余人，然后勒兵入宫。中宗得知消息，立即与韦后等登玄武门楼（长安宫城的北门，中宗于神龙二年即706年由东都返长安）避难；以玄武门的屯兵迎战，结果多祚兵溃被杀，重俊亦遇害。李多祚曾前后两次参加中央政变，但拥立中宗的一次成功，这一次便失败，与政变时玄武门的占领与否有甚大关系。拥立中宗的政变，虽在洛阳发生，但洛阳宫廷的规制，与长安的相同；至于这次政变中的玄武门，正是当年太宗杀其兄弟的旧地。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玄武门在唐室中央政变中的重要地位。
重俊失败后，韦后的气焰更盛，她的哥哥韦温和武三思党的宗楚客等专权恣横。同时韦后并引用许多妇女用事，除了安乐公主和上官婕妤以外，有韦后的妹妹郕国夫人，上官婕妤的母亲沛国夫人郑氏，女巫第五英儿等。她们营私受贿，鬻卖官爵；安乐公主尤为骄恣，宰相以下的官员，大半由她引用。重俊事变后的二三年间，可以说是武曌以后唐室妇女干政的极盛时期。后来中宗对这些现象渐不满意，引起韦后及其党羽的疑惧。韦后颇想积极仿效武曌故事，安乐公主也想达到作“皇太女”的目的，因此母女合谋，于景龙四年（710）将中宗毒死。中宗死后，韦后立温王重茂（中宗第四子，后宫所生）为太子，不久即位，是为少帝。韦后以太后临朝，韦温则掌握内外军权，军政要职皆以韦氏子弟充任，宗楚客并上书请韦后称帝。当时最为韦后及其党羽所嫉视的是少帝、相王旦和太平公主（武曌女）；前二者显然是韦后称帝的障碍，太平公主则素与安乐公主不合。在韦后还没有动手翦除他们的时候，又一次宫廷政变突然爆发。
相王旦的第三子临淄王隆基，在京师密结才力之士，以图推翻韦氏。当时宫廷的卫军，由诸韦统领，但因诸韦擅作福威而失众心。当宗楚客劝韦后称帝的事为隆基得知后，他便与太平公主及公主子卫尉卿薛崇简、苑总监钟绍京、前朝邑尉刘幽求等密谋发动政变；宫廷卫军的将校陈玄礼、葛福顺也都参加。那年六月的一个黄昏，参与密谋的羽林将领，先在玄武门集中，由葛福顺等率领，夜直入羽林营，斩诸韦的典兵者，宣示起兵的目的，士卒都欣然听命。然后隆基率羽林将士入玄武门，捕杀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安乐公主的第二任丈夫）和上官婕妤。当时相王旦对此事并不知情，次日，始由隆基迎他入宫辅政，一面收斩韦氏亲党。政变成功后，隆基受封为平王，掌理国政，余人也都分典要职；接着少帝传位于相王旦。唐宗复位，改元景云，立隆基为太子。太平公主的权势也日见增大，不久又发生公主与太子姑侄间的冲突。
太平公主为人沉敏多权略，有武曌之风，她对政治素有兴趣，拥立中宗和诛讨韦后的两次大政变，她都曾参预。睿宗对她言无不从，军国大事都由她来参决，她的几个儿子都封王爵，可以说已极人间的富贵。她渐渐发现太子隆基的英武，有意换一个庸懦的太子，以便久专大权，因此屡次在睿宗面前谗毁太子，但朝臣竭力为太子表白，以致计谋不行。太极元年（712），睿宗传位太子而自为太上皇。太子即位后，是为玄宗，并改元先天。这时太平公主以太上皇为后盾，仍专大权，当时的宰相七人，就有五个出自她的门下。她仍然不放弃对玄宗的敌视，和她的党羽大臣窦怀贞、岑义、萧至忠、崔湜等密谋废立，甚至有毒害玄宗的企图。玄宗的心腹王琚、张说等，都劝玄宗早自为计。开元元年（713），玄宗与他的弟弟岐王范、薛王业，宰相郭元振，宦官高力士等一同定计，又以宫廷卫军的力量，诛除太平公主，她的党羽被处死的有数十人。接着太上皇下诰道：“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见《旧唐书》卷七《睿宗本纪》］从武曌以来五十余年唐室妇女干政的潮流，至此告一结束。
三、玄宗的政治
（一）开元的兴革
开元是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共二十九年（713～741），它是太宗贞观以后唐朝第二个盛世。玄宗为人英断多艺，通晓音律，擅长书法。他自诛太平公主，政府已不再有政敌存在，乃得专意于政治的兴革。自高宗以降，经武后中宗，六十年间，唐的政治日趋败坏，其最大的病象，大致有三：一是政治上形成奢淫贪纵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与武韦二后大有关系。二是科举制度过分膨胀，加上武后的滥赏以及韦后安乐公主等的卖官，因而形成官多的现象；官吏的素质，也自然日渐低落。三是因官多而且贪纵成风，必然的造成经济上的紊乱与财政上的危机。玄宗得志后，便针对着这三种政治病象，加以改善。
睿宗在位时，信用姚崇、宋璟，悉心革弊，政治本已颇有改观。二人因开罪太平公主而遭贬逐，玄宗即位后，又引用他们，开元之治，与二人有密切的关系。玄宗最初以姚崇为相，他敏于吏事，善于应变，后来辞职，荐宋璟继任相位。璟为人凝重，守法持正，遇事直言敢谏；二人性格虽异，但公忠体国则相同。除宋璟外，以清正著名的相臣尚有卢怀慎、张九龄、韩休等。怀慎与姚崇同时为相，为人清谨俭素，不营资产，所得的俸赐，经常周给亲旧，而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也不蔽风雨。张、韩二人于开元后期为相，均方正敢谏。此外大臣如李元纮、杜暹等，也都以俭德知名。因这些正人的柄用，政治风气为之一变。玄宗本人也崇尚节俭，对后宫和百官的服饰器用，都有限制，并曾下令国内不准开探珠玉、织造锦绣等。
官多是盛唐政治上的最大缺点，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唐代仕进之途过多。除了五花八门的科举考试外，尚有门荫、纳财、诠选等办法，因此官吏越来越多。高宗武后时官赏之滥，前面业已详述。到中宗韦后时，更变本加厉，正式官员外，又有所谓“员外官”，自京司至诸州共有二千余人；又有“斜封官”，任何市井小人，只要缴钱三十万，即由皇帝别降墨敕，斜封交中书省，委一官职。玄宗对于这种现象，并未能彻底改革，主要因为科举已成风气，无法取消。他即位后，只把斜封官废除，但员外官仍多；而由科举登进和以他途入仕版的，每年仍有数千人。太宗时，京官名额不过六百四十余员，至玄宗，京官竟多到一万七千六百八十余员。［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盛唐时代官员增加的速度。但玄宗对吏治甚为讲求，他下令加强而且严格执行官吏的考选办法；并经常以有才识的京官外放为都督刺史，又以有绩效的地方官调京任用，来增加他们的行政经验和办事能力。
经济方面，玄宗也曾加以整顿。开元九年（721），曾以宇文融清查逃亡户口和籍外田地，查获巧伪甚多，共得八十余万户，田亦相称。当时因玄宗勤于边功，用度甚广，赖宇文融的开发财源，始得随时供应，不虞匮乏。此外玄宗早年不信神仙，对儒术颇为爱好。开元初，他采纳姚崇的建议，对僧尼大加淘汰，以伪妄勒令还俗的达一万二千人。并禁止营建寺院，铸造佛像及写经等；百官亦不得与僧尼道士往还。同时他对中国正统文化的维护，也尽了一番力量，他下令搜访遗书，选吏缮写；先后命褚无量、元行冲主持这个工作，费时五年。至九年（721），凡上群书四万八千一百九十六卷。其后又命张说等修《五礼》，七年而成，定名为《开元礼》。由于玄宗君臣的悉心革弊，唐帝国再度进入一个富强康乐的时代。据说当开元盛世，米价便宜到每斗十三个钱，今山东省一带的青齐等州，斗米只要三钱；社会秩序也异常良好，行旅可以“行万里不持寸兵”。人口也急遽的增加，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共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较之贞观时代，几乎增加了两倍。
关于制度方面，开元时曾有一项重要变革，那就是废除府兵而改置“骑”，也就是废除征兵制而改采募兵制。唐自太宗以后，因国家承平，大举征兵的时候很少，府兵成了一种备而不用的庞大消耗。同时这个制度的本身，也因业务的停滞而生出许多弊病，诸如战斗力的衰退，军器的朽败以及府兵的逃亡等。因此唐室从开元六年（718）起，即开始有计划的逐渐废除府兵。这一年，玄宗下诏把府兵每年校阅一次的办法，改为六年一次。其后宰相张说以轮番宿卫的府兵不能按时到达，且逃亡过多，无法补充，因此奏请宿卫兵改用募兵。十一年（723），召募了十二万人，号“长从宿卫”。次年，改名“骑”。自此以后，各兵府的士兵空缺，不再补充，渐渐耗损下去。同时因社会重视科举，人民也都不愿再干府兵。十三年（725），唐室把骑分隶于十二卫，至此骑正式代替了府兵的地位，成了中央军队的主体。到天宝时代，兵府渐渐沦落到无兵可交的地步。
唐贴金彩绘武官俑
与废除府兵同时的另一大措施，是从开元九年（721）起，唐室于沿边各地陆续设立十大兵镇。兵镇的最高长官叫“节度使”（其中一个叫“经略使”），用以率军屯防边地，统理外族，保固疆土。这种屯防（即在某地长期驻防）办法，至迟在唐太宗时即已实行。因为边防地带，须要随时警戒，半农半兵是不行的；同时屯防的官兵又必须娴于战事和熟知地理，对外族作战始有制胜的把握，如此又非久历戎行的人不能称职。因此府兵在边疆地区不十分适用，政府乃用一批专司战斗的人，长期戍守于边防地带。唐初戍守的军区，大的叫“军”，小的叫“守捉”、“城”和“镇”，而一律由道来统理。每道设大将一人，叫“大总管”，后改名为“大都督”。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兼有中央特殊派遣名义并持有中央所颁给权威凭证的节者，也就是所谓“带使持节”的，称为节度使，但只是一种特殊名义而不是正式官职。到开元，十大兵镇成立，节度使乃成为正式的官，他们所辖的武力，也较从前的边将为大。这十大兵镇设在北边（包括东北、西北）的共有八个，西边一个，南边一个，共统兵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当时府兵制已渐废弛，十镇兵员自然大都是召募来的。以十二万的首都卫戍部队，与四十八万多的边防军相较，显然是外重内轻，与府兵制全盛时代的局面，完全相反。这种形势的造成，终于在三十年后，发生严重的恶果。
唐带刀侍卫，李贤墓壁画。
（二）天宝的衰象
天宝是玄宗的第三个年号，上承开元，下接肃宗至德，共十四年（742～755）。从外貌看这个时期的唐帝国，仍是极其富强；实则内部的政治，日渐紊乱，危机四伏。终致“安史之乱”爆发，几乎招致亡国的惨痛。因为开元时代长期的治安，玄宗渐把从前励精图治的精神和兴趣，转移到宫廷享乐的生活上去。长期的太平，往往会使一个君主过分自信而忘却创业的艰难；同时就一个人的精力来说，也必然是后不如前，玄宗的政治由盛而衰，不是突然的转变，恰如一个少年慢慢地走向衰老一样。严格说来，开元末年的政治，已不如初年。例如玄宗本不信神仙，但后来崇信方士张果，渐好神仙；并尊奉道教，企慕长生，以是朝野争言符瑞。他本尚节俭，但后来行为渐奢，益务边功，以杨慎矜、韦坚、王等人聚敛，民不堪苦。他本喜接近正士，因此开元前期名臣辈出，后来乃渐渐接近小人，宠任言利之臣，并亲信宦官杨思勗、高力士等，而奸臣李林甫的执政，尤为政治兴衰的关键。
李林甫是唐室疏属，他的进用是由于高力士的引荐，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开始作宰相。他有相当的才能，但性格巧佞阴险，因此其才适足以济其恶。他善于揣测皇帝的意思，并勾结宦官妃嫔之流，刺探玄宗的动静，每次奏对，都很称旨，因此大得玄宗的宠信。他得势后，凡朝臣中方正有学问的，无不被他陷害，致遭贬斥或诛杀。二十四年（736），他首先排除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和以能干气节著称的中书侍郎严挺之。天宝五载（746），他陷杀宰相李适之。次年，又杀害济南太守李邕——一位四海仰慕的名士。此外还有不少贤能之士，被他逼得在中央政府无法立足，而致勾结或投奔当时的疆吏。安史乱后，在中央政府不得意的人，往往投奔河北藩镇，这风气应该说是从天宝初年开始。
除了排斥正士摧残人才以外，李林甫的另一过恶，便是以外族蕃人出任方面。初唐以来，唐室虽然用过不少蕃将，但从未委以方面之任。开元时设立的节度使，也都以汉人充任，其中且不乏文官。当时节度使有政绩的，并可以入为宰相。林甫为巩固权位，建议玄宗用寒微的蕃人为大将，因为蕃人勇敢善战，又以寒微而无党援，易于驾驭。其实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杜绝上述那种“出将入相”的办法，因为蕃人不识字，虽任大将，亦不可能入相。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蕃人如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都任节度使而专掌一方。由于蕃人的握有地方军政大权，渐而养成他们的骄恣和非分的野心，终致发生安禄山的叛乱。
内廷方面，李林甫与玄宗的宠妾武惠妃（武曌侄攸止之女）勾结。惠妃生寿王瑁，为玄宗所钟爱，因而惠妃颇有夺嫡的企图；林甫因宦官传言于惠妃，愿尽力保护寿王。玄宗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因武惠妃的进谗废杀太子瑛（赵丽妃所生），林甫力主立寿王为太子。但这次他猜错了玄宗的意思，玄宗于次年立忠王屿为太子，更名亨。林甫甚感恐惧，乃阴谋陷害太子，并屡兴大狱来威胁他，但太子慎重无过，终于无事。不久林甫又遇到一个有强大背景的政敌杨国忠，他是继武惠妃宠冠后宫的贵妃杨氏的堂兄，以聚敛受知于玄宗，加以宫闱的奥援，因而官运亨通，渐为林甫的劲敌。杨李相互争权的结果，是林甫于天宝十一载（752）忧懑而死。天宝政治的败坏，林甫是要负大责任的。林甫死后杨国忠继位宰相，此后的几年，是杨家“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时代。
杨贵妃本是寿王瑁的妃子。开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死，玄宗对她非常悼念，后宫数千，无一当意。后来他看到寿王妃杨氏貌美，乃授意杨氏自请出为女道士，然后暗中将她接进宫来，这大约是开元二十八年（740）的事。杨氏姿质丰艳，性情警颖，通音律，善歌舞，入宫不到一年，便宠遇如惠妃。天宝四载（745），这幕喜剧公开，她被正式册立为贵妃。她的三个姐姐，都封国夫人，赐第于京师。三夫人也都具才色，同样受到玄宗的亲幸；贵妃的其他堂兄铦、锜等，也都因而尊显。他们对官府有所请托，官吏看得比“圣旨”还重要，四方的货赂，都集中在他们的府上。他们竞起宅第，以事炫耀。国忠尤其不可一世，对于公卿大臣，一律颐指气使；中央官吏凡有才行名誉而对他不亲附的，都被他外调。玄宗每有巡幸，贵妃总是随侍，乘马则高力士亲为执辔。宫中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人有七百人，司雕刻铸造的也有几百人。南方诸州的刺史，多求良工制造奇服异器，奉献贵妃，以求恩宠。
杨贵妃上马图，南宋末钱选绘。
杨国忠为相后，政治益不可为。李林甫还有相当能力，他尚可使政治慢慢的坏下去，而不致有立时崩溃的危险。在林甫的执政期间，对官吏的迁除，尚按成规办理，虽然压抑了不少贤才，但还算得上是一种办法。对于边将，也颇能驾驭，安禄山便最怕他，对他奉命惟谨。杨国忠则连这两点都办不到，他除了宰相的本职外，并兼任四十几个职务，政府所有的重要部门，都为他把持。他自然不可能处理所有的公务，因此大都责成胥吏代办，以致贿赂公行，弊病丛出。同时他用人非常随便，曾为收人望而滥选官吏。更谈不到什么驾驭之才，安禄山的造反，便大半由他激成。至于他的骄奢淫乱，也是李林甫所望尘莫及的；而当时人对他二人的印象，也以林甫较佳。
就在玄宗君臣的纵情享乐声中，帝国东北角的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传来了动地鼙鼓，安禄山的叛乱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爆发。这场叛乱，使这个承平百余年的大帝国，迅速的转向分裂与衰落。
（三）安史之乱
安禄山是营州的“杂胡”，也就是西域胡人与突厥人的混合种。他因通晓六种蕃语，曾于开元时在幽州边境上任翻译官（当时叫“互市郎”）。其后又在幽州（即范阳）节度使张守珪麾下充任讨击使，曾与奚、契丹作战失利，被守珪执送京师，因玄宗爱惜他的才具，得以不死。天宝元年（742），玄宗任命他为平卢节度使（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其后又兼任范阳、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两节度使，掌握这三大边镇的军政全权。以胡人出任方面，在唐代他是第一人。安禄山为人非常狡黠，他出任方面后，贿赂朝臣，一时声誉鹊起。他每次入朝，在玄宗面前故作戆直，做出种种可笑举动，使严肃拘礼的宫廷中，平添了不少乐趣；因此他不特为玄宗所钟爱，甚至据说杨妃与他也有微妙的关系。他看到唐室的腐败，渐萌异志，因此竭力扩军，以便待时而起。他招收了多种外族人，充任战士，并以他们逐渐代替他部下汉人军官的职位。他终于建立起一个独立而善战的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主要以胡人组成，包括突厥、奚、契丹、同罗、室韦等种人。他的阴谋，玄宗一点也没有觉察，对他仍异常宠信。天宝九载（750），唐封禄山为东平郡王，这是胡人空前未有的殊荣，也是唐代武将封王的第一人。自杨国忠执政，禄山对他甚为轻视，因而有隙，国忠屡次在玄宗面前说禄山要反，玄宗不听。国忠又提携哥舒翰，与之抗衡。直到十四载（755）十一月，禄山突然造反，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兵十五万，自范阳南下，掀起了一场震撼全国的大叛乱。
禄山起兵后，黄河以北的州县，望风瓦解。消息传到京师，杨国忠认为不足为患。当时安西节度使（治所在今新疆库车县）封常清入朝，也认为不足忧，并请自往洛阳筹备战守。封是当时的名将，到洛阳后看形势不对，便把黄河上的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州市）拆断以为守御。接着唐室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市），命他率军由北边东征；又拜荣王琨（玄宗庶子）为元帅，以名将高仙芝为副，统兵自京师东出潼关。既而叛军渡河南下，封常清在虎牢（今河南荥阳市西北）接战大败，十二月，洛阳不守。常清又在洛阳附近进战，也连连失败，因而率众西逃。行至陕县（今河南陕县），遇见高仙芝的大军，他建议仙芝急弃陕郡，退保潼关，以防叛军奔突入关，危及京师。仙芝乃退到潼关，缮修守具，叛军继至，因关上有备而无法进入。又因安禄山筹划称帝，停留于洛阳不进，给予唐室一个喘息机会。但封高二人，因受监军宦官边令诚的陷害，为玄宗下令斩于军中。
唐大军退潼关后，黄河以南的州郡大半沦陷，唐又以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率军进驻潼关备战。当时潼关守军号称二十万人，但因翰不恤士卒，而致士气低落。这时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西南）太守颜杲卿起兵，暗与弟平原郡（治所在今山东陵县）太守真卿联合，河北诸郡，大都声援他们。次年（至德元载，756）正月，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并遣其将史思明赴河北击擒颜杲卿，黄河以北的地盘，几乎全为禄山所有。但接着郭子仪自朔方统军东征，与其将李光弼连败史思明军，河北十余郡都杀禄山守将降唐。这时安禄山的地盘，不过黄河以南数郡，进退失据，军心大为动摇。正值紧急关头，禄山在潼关方面获得一次大胜利，扭转了危殆的形势。
灵宝战役示意图。天宝十五年（756）六月，玄宗轻信安军“无备，可图”，在兵力尚未集结，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强令潼关守将哥舒翰向敌攻击。哥舒翰力争未果，不得已领兵出关。六月初七，唐军前锋进至灵宝西南之西原。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有七十里狭长隘路。崔乾祐以大兵伏山后，以散乱兵阵布于唐军阵前，唐军见有机可乘，除分兵三万于黄河北岸击鼓助攻外，其余十五万主力悉数攻击前进。当行至隘路，安军伏兵尽出，猛烈攻击，唐师大败，仅八千余人返回潼关。次日，安军攻陷潼关，长安震动，玄宗仓皇出奔，不久安禄山即占领长安。至此，两京失守，唐室流亡。
潼关方面，哥舒翰原采坚守战略，决不出击；但杨国忠怀疑他别有企图，因此力请玄宗促他出兵，恢复陕洛。翰不得已于六月率师出关，与叛军战于灵宝（今河南灵宝市），大败被擒，潼关因而失守。京师闻警后，杨国忠首建幸蜀之策。于是玄宗以亲征为名，在一个细雨的清晨，离京师西行，随行的人除了宰相韦见素、杨国忠、贵妃姊妹和少数禁卫军外，王公妃主及大臣们大都没来得及跟随。次日，车驾至马嵬坡（在今陕西兴平县境），将士饥疲，在愤恨声中杀掉杨国忠，并逼迫玄宗将贵妃缢死，然后才肯前进。但关中父老，遮道请留太子以取长安，结果玄宗命太子前往朔方军总部所在地的灵武（今宁夏灵武市），而自行入蜀，这件事颇有些政变的成分存在其中。接着叛军攻下长安，杀唐室妃主皇孙数百人，大臣也有不少投降禄山，但叛军过于残暴，人心不附。禄山部将又没有远虑，只知一味纵情于声色货利，而不以全力急速西进，因此玄宗与太子都没有受到追迫。七月，太子到灵武，不久因部下的劝进并获得玄宗的允许而即皇帝位，是为肃宗。
明皇幸蜀图，唐李昭道绘（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肃宗即位后不久，以他的儿子广平王俶为兵马元帅，统率诸将，以李泌佐之。一面派敦煌王承采与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兵入援。当时情势仍甚危殆，河北诸郡，又陷于史思明；而宰相房琯，自请率军收复两京，为叛军大败于长安附近的陈涛斜，死四万人。同时唐室财政，也极为困难。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庆绪刺杀于洛阳，帝位也为庆绪所得。二月，肃宗至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准备反攻。继而唐以郭子仪东进，回纥援兵四千人也于这时到达。九月，唐军克长安。叛军乃改变方向，南击江淮地区。十月，屏障江淮的重镇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失陷，守将张巡、许远被害。幸而郭子仪进攻洛阳，才牵制住叛军，使他们未再南进。同月，唐军克洛阳，安庆绪北逃至邺（今河北临漳县西），至此两京都告克复，肃宗与太上皇先后返抵长安。史思明见势不佳，投降唐室，唐以他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这时河南关中地区的叛军，已全被肃清；黄河以北则只有安庆绪盘据邺城及其附近数郡，此外至少在名义上大体归唐。
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758），唐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讨安庆绪，庆绪困守邺城，并求救于史思明。这时思明已再度叛变，乃于次年三月率军南下，大败唐师于邺城以南。思明击败唐军后，又把安庆绪杀掉，收其余众，派人驻守邺城而自回范阳。四月，史思明称燕帝，改元顺天，以范阳为燕京。九月，史思明率兵向河南地区进攻，李光弼放弃洛阳，移军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与思明相持年余。上元二年（761），光弼反攻洛阳大败，河阳等地亦陷，光弼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史思明获捷后，不久为其子朝义刺杀。思明部下，大都为安禄山旧将，对朝义并不信从，而洛阳及其四周数百里的地方，尽成废墟，空无所有；因而叛军气焰，大为低降。宝应元年（762）四月，太上皇与肃宗相继去世，太子豫（即广平王俶）立，是为代宗。既而代宗命其子雍王适为兵马元帅，仆固怀恩副之，会诸道节度使与回纥援兵于陕县（今河南陕县），进讨史朝义。同年十月，唐克洛阳及河阳城。朝义北逃，仆固怀恩亲自领兵追逐，朝义至莫州（今河北任邱县），守将田承嗣以城降唐；于是北走范阳，守将李怀仙也降。广德元年（763），朝义想东奔奚契丹，为怀仙的兵所追杀。至此河北悉定，连亘八年的大叛乱，算是告一结束。
唐军围邺之战经过示意图。唐至德三载（758），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合攻安庆绪驻地邺城。因郭、李均为元勋，故不设统帅，仅以太监鱼朝思监督全军。十月初五，郭子仪自杏园过黄河，进围卫州，接着，鲁炅、季广琛等节度前来合攻卫州。安庆绪急率七万大军南下进援，郭子仪于卫州城北设伏，大败安庆绪，遂克卫州。安庆绪败逃邺城，唐军随后北进追击，此后，唐其他节度亦赶到，遂合围邺城。安庆绪以让位为条件向史思明求救，史自范阳发兵十三万西进救邺，十二月底，攻陷魏州，随即按兵不前。唐军全力攻邺，次年二月，仍不能下。史思明见唐军师老，遂亲率主力西向援邺。两军战于邺城北，激战当中，狂风突起，天昏地暗，两军大惊，于是唐军南撤，史军北撤，各弃辎重无数。唐军清退至洛阳，以一部扼守河阳桥，以保东都，其余节度各归本镇。围邺之战以失败告终。
唐代宗战略反攻示意图。宝应元年（762）十月，唐代宗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兵马大元帅，命仆固怀恩出陕州东进，李光弼自陈留西进，李抱玉自河阳南下，合攻洛阳史朝义军，大破之，史朝义北逃，唐军收复洛阳和河阳城。十一月，唐军于下博再破史军，史朝义北逃到莫州，唐军又进围莫州，史期义再率军东逃，到温泉栅林中自杀，安史之乱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