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官制
（一）汉初的丞相制
汉初的官制，大体因袭秦代，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仍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主，汉人称之为“三公”。丞相仍是全国官吏的最高首长，掌理国家的大政；其他重要官员的职掌，也与秦时没有多大出入。所不同的，只是有若干官名更动，并且新添了一些职官而已。
高祖即帝位后，以萧何为丞相，末年改丞相为相国，仍以萧任之。惠帝时，曹参继任相国。惠帝五年（前190），参死，汉取消相国，改置左右丞相，名次以右丞相居先。文帝二年（前178），撤销左右丞相，改置丞相一人；其后直至哀帝时，始改名为大司徒。丞相金印紫绶，秩万石。其重要僚属有丞相司直一人（武帝时始设，秩二千石），司佐丞相纠举不法；丞相长史二人（秩千石），司领导群僚；其下又有丞相征事、丞相史等。丞相史原为十五人，武帝时增至二十人。此外，低级属吏有少史（八十人）、属（一百人）、属史（一百五十人）等。丞相府共分十几个部门，统名曰“曹”，掌理全国的各项事务；每曹的主管叫“掾”，多由丞相史兼任。
太尉于秦时，掌全国武事。至汉，已不能握有军事全权，但其位望的尊崇并未稍减，地位与丞相等，同是金印紫绶，秩万石。又因实权不大，而致时废时置。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废太尉官。元狩四年（前119），改置大司马，但也只是一个虚衔，用以加在将军号上的。到东汉才又恢复太尉官，职权方面也不同于前。
汉代御史大夫的权力甚大，皇帝诏书先下御史大夫，然后转给丞相，丞相上书也由他转达，显然对丞相具有监视与制衡的作用。同时御史大夫一职，多由皇帝的亲信充任，因此其权力有时甚至超过丞相。像景帝时代的晁错，武帝时代的张汤、赵禹等，皆以御史大夫掌握重柄，其故即在此。秦时御史大夫尚有领导侍御史纠弹不法的责任，汉时侍御史另属御史中丞，专司监察，与御史大夫已不相干。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成帝末，更名大司空，秩同丞相。哀帝时，一度复旧名，但不久又称大司空。
秦制的卿，也全部为汉所沿袭，除名称略有改变，职权则大体仍旧。奉常于景帝时更名太常；郎中令于武帝时更名光禄勋；内史于景帝时分左右，武帝时改置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号称“三辅”；治粟内史汉初称治粟都尉，景帝时更名大农令，武帝时又更名为大司农，典客于景帝时更名大行令，武帝时又更名为大鸿胪；将作少府于景帝时更名将作大匠；中尉于武帝时更名执金吾；此外，卫尉、廷尉、宗正、太仆、少府、詹事等均仍旧名。至于诸卿的属官，也与秦制大同小异。
汉时有所谓“九卿”，乃是指诸卿中最重要的九位，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卿为正卿，秩皆中二千石，其余的卿则称列卿。丞相兼综中外，九卿则主要管理皇室及中央政府本身的业务，九卿的业务与郡国有关的，皆须通过丞相，同时九卿又可直接接受皇帝的命令。所以汉的九卿，已不纯然是丞相的僚属。
此外，位尊而无实权的官，有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师”，为皇帝顾问之官，用以优礼元老重臣。三师皆金印紫绶，位在三公之上，故又称“上公”。太傅始置于吕后时，太师、太保则始置于平帝时。又有太子太傅及少傅，皆辅导太子之官，约始置于景帝时。这些职官，秦时大都曾设置过。至于汉代新设的职官，则有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和若干军官如校尉、中郎将等，多置于武帝时。
汉代官吏的等级，以所食俸米的数目而定高下。最高者为三公，皆为万石（西汉御史大夫为中二千石）。其下有中二千石（如九卿）、真二千石（如王国相）、二千石（如郡太守）、比二千石（如郡都尉）；再下又有千石、比千石、八百石、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等阶级。但每月实际所得的俸米，则要大打折扣。最高的万石，每月可得俸米三百五十斛（斛与石同，均为十斗。汉制官级则称石，实发的俸米则称斛）。最低的一百石，则仅得十六斛。俸米以外，并有俸钱，也以官级的高下而定其多寡。
（二）内朝的产生
秦与汉初的丞相，虽掌握全国的大政，但丞相由皇帝委任，必须向皇帝负责，因此事实上皇帝是行政最高领袖。论理皇帝须经常视事，裁决国家的大计，但皇帝因不向任何人负责，所以他视事的范围和程度，全由他本人的意志或兴趣来决定。所以秦始皇可以事必躬亲，二世也可以一切不管。丞相的权力就因此轻重不一，遇到政治兴趣浓厚的皇帝，丞相除听命办事外，便没有多大权力；相反的，如果皇帝对政治不感兴趣，一切托付丞相，丞相便成为全国的主宰。大体说来，汉初的几位皇帝，因受无为政治原则的影响，对政治都不十分积极，虽也听事，却颇能持其大端，因此丞相权重。到武帝时，因为他本人想大有作为，亲自过问的事较前倍增，相权也就随之低落。
因为武帝要多管事，他的侍从和随员也增加了一大批，这批人便渐渐夺了丞相之权。而武帝晚年又把听事的地点，从外廷迁移至内廷，更低减了丞相的重要性。汉代的皇宫，可分前后两部，前部为“省中”，即所谓“外廷”，是皇帝与大臣决事之所，后部为“禁中”，亦即所谓“内廷”，是皇帝私人燕居之所。武帝既于内廷决事，丞相因位尊望隆，不便随时召入内廷，因此皇帝与丞相无形中疏远起来；而经常襄助皇帝处理国事的人，乃是一部分特许出入禁中的朝臣，以及经常侍从皇帝左右的士人和宦官，如侍中、尚书、散骑、中常侍、给事中等。这批人便形成了所谓的“内朝”，内朝的领袖便是武帝本人。内朝已决定的事，交给丞相去办，因此丞相渐变为听命于内朝的执行官，失去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权力。内朝的尚书原属少府，本是皇帝的一个私人秘书组织，其首长为尚书令，秩不过千石。但因有宣示诏令和阅读章奏的权力，乃渐变为发布命令的机关。武帝以后，尚书的权力益大，成为当政大臣所必兼的职务。
昭帝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头衔辅政，又置前、后、左、右将军，成为内朝的最高决策集团，自此内朝从以皇帝为主变成以将军为主。在此以前，大将军本为出征时统帅的最高头衔，向例由外戚充任，如窦婴、卫青均曾出任此职。此外，又有骠骑、车骑等将军，地位不及大将军。最初这类名号，于战事结束后即予取消。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开始以将军开府于京师，位望虽隆，亦不大干涉政事。其后，重臣多加将军之号。到昭帝，大将军成为实际的摄政，丞相则变成大将军的部属；外朝官员，只有加侍中、给事中头衔的，才能参与内朝的决策，这是汉代政制的一大变革。其他名号的将军，如车骑、骠骑、卫将军等，也都从此成为辅政大臣的头衔。霍光以后，这类辅政将军，照例是外戚的禁脔。成帝时，罢辅政将军之号，仅称大司马，也都由外戚充任；只有哀帝时，以幸臣董贤为大司马，是个例外。由于外戚的辅政，造成王莽的篡位，结束了历史上的西汉时代。
（三）尚书权力的发展
东汉光武帝因鉴于西汉外戚的僭窃，不设辅政将军；同时为了皇帝更彻底问政起见，把大权集中于内朝的尚书，于是相权更形低落。东汉时，丞相改称司徒，掌考课民政建议制度等事；御史大夫改称司空，掌营建及水利；太尉改为常置，掌全国兵事的考课。总之，东汉的“三公”，已差不多是“坐而论道”，而尚书渐成为实际的最高行政机关。到灵帝时，尚书成为一个独立机关，称“尚书台”或“中台”，但名义上仍属少府。尚书令的地位也较公卿相去甚远，故其人选犹甚轻易。
尚书最高首长的尚书令，秩千石，次为尚书仆射，秩六百石。西汉时，尚书分为四曹，每曹有尚书（六百石）一人主之，成帝时增至五曹。到东汉，又增为六曹，即吏曹（主公卿事）、民曹（主吏民上书事）、南二千石曹及北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事）、南主客曹及北主客曹（主外国夷狄事）。每曹除尚书一人外，尚有侍郎（四百石）六人，主文书起草；令史（二百石）三人，主书写。此外有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地位与侍郎等，但不属六曹；左丞掌台中人事，右丞掌台中总务。
东汉光武、明、章三朝的外戚，均谨良守法，诸帝也不委以国政，因此无专擅之事。到和帝以幼冲即位，窦太后临朝，任其兄窦宪为大将军，重演外戚专政的故事。其后和帝渐长，与宦官郑众合谋，诛灭窦宪。既而和帝封郑众为侯，常与议事，于是宦官的权势，随之兴起。此后的汉廷，变成外戚与宦官的角逐场，直到亡国而后已。
宦官的得权，也要上溯到武帝时。前面已说过，武帝晚年因于后宫决事，以致形成所谓内朝，而尚书因职司出纳王命，渐握实权。尚书首长的尚书令，原由士人充任，但武帝有时以宦官典尚书事，改称为中书谒者令，有时亦称中书令，所以汉代的尚书令与中书令，只是同职而异名。宣帝时，宦官弘恭、石显任职中书，典掌机要，权势煊赫，曾于元帝时谮杀大臣萧望之等。成帝时，复以士人任之，称尚书令；于是宦官的权势大衰，而成外戚独盛之局。但假若不是王太后坐镇后，全力支持王氏，而她本人又年寿长久的话，宦官在西汉可能再度抬头。西汉的宦官必须充任中书令，才可握权；东汉的宦官则只作中常侍，便可问政。中常侍一职，也是沿袭秦的旧制，为皇帝侍从亲近之官，多以宦官任之，但有时也以士人参其选。到光武时，乃一律以宦官充任，其时中常侍的员额不过四人。和帝时，宦权渐张，乃增至十人，益受亲任。而尚书已渐变为行政机关，反与皇帝疏远。到桓灵二帝时，中常侍们愚弄皇帝，操纵着整个外朝，他们的贪污不法，直接促成东汉帝国的乱亡。
二、地方政府
（一）郡国的政府组织
汉初的地方制度，主要仍沿秦的郡县制；其不同点，即汉有王国和侯国的设置，其政府组织，不尽与郡县相同。
汉初的王国，地盘甚广，一国可辖若干郡。王都所在之郡由内史治理，各支郡则设太守，其下有县和乡，与普通郡县无异。内史及各支郡太守，由中央委派的王国丞相来统率。此外，王国的重要官吏有中尉，掌军事；并有御史大夫、九卿及博士等，简直是小型的中央政府。七国之乱后，汉改王国丞相为相，并撤销其大批官吏。武帝以后，王国支郡被减削殆尽，甚少有大过一郡的。王国的重要官吏最后也只剩下相和中尉，相相当于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因此王国组织与郡已差不多相同。侯国的地盘，最大只有一县，其行政长官也称相，实际只等于一县的令长。同时列侯极少就国，其所应得的赋税，由相转呈列侯。除这点以外，侯国的政务可以说与县一样。东汉王侯国的制度，仍与西汉后期相同。光武初年，封功臣为列侯，其封土有大至四县的，但为数极少。此外，光武时又有公国的设置。建武二年（26），封周后姬常为承休公；五年（29），又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封土各为一县。十三年（37），改封孔安为宋公，姬常为卫公；并降封宗室诸王数名为公。诸王降为公的，其封土仍为一郡。十九年（43），宗室诸公复进爵为王，自此公国只余宋卫，所食一县之地，与侯国同。
汉初郡国的总数，较秦时增多。高祖末年，郡国（指王国）共有五十六个。吕后时，曾增建了几国，但旋即废灭。文景二帝时，又分建了十几国。到武帝，因疆土大辟，又增设了许多郡。太初元年（前104），汉的郡国多至一百一十；计国二十一，郡八十九，是汉代郡国数目最多的时期。［参看杨予六《中国历代行政区划》页四二至五五］此后略有削减，到平帝元始二年（2），共有郡国一百零三，计国二十，郡八十三。东汉时代的郡国数目，也时有变化，以顺帝永和五年（140）为例，当时共有郡国一百零五，计国二十，属国六，郡七十九。属国始设于武帝时，是为归降外族所特设的政区，由属国都尉主之。但西汉属国，附属于郡，至东汉安帝时，命属国别领县，其地位乃与郡平等。此外，秦的内史不在郡数之内，而汉的“三辅”则列于郡数。
郡国以下皆有县，有异族寄居的县叫道，这些都与秦制相同。此外有些郡国，尚包括若干侯国或皇后、公主们的食邑。平帝元始二年（2）全国共有县、邑一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共县、邑、道、侯国一千五百八十七。人口则有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是西汉人口数字的最高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全国共县、邑、道、侯国一千一百八十。人口则以桓帝时为最多，永寿二年（156），全国人口凡户一千六百零七万九百六十，口五千零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西汉平帝时之郡国县邑及户口数目，见《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东汉顺帝时之郡国县邑数目及桓帝时之户口数目，见《后汉书》卷三二下《郡国志》及同书卷十九《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一县的人口，通常在万户上下；多者可至数万户，少者也有三四千户。县以下的组织有乡和亭，亭以下又分里、什和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十什为里，十里为亭，十亭为乡，编制和秦完全一样，实际上自然不会这样整齐。例如亭的设立，虽以户口为标准，但为维持治安和巩固边防计，若干边远地区，虽人口稀少，也照样设亭。
郡的长官为太守，秩二千石，由中央委派。太守除处理郡务，每年并须“上计”于丞相。“计”指计簿，是一郡户口财赋的清册，太守每年遣吏上计于丞相，以为丞相施政的参考资料。太守以下的重要官员，有都尉及丞各一人，均为中央委派。都尉比二千石，掌一郡军事。丞六百石，襄助太守处理公务，并无实权。其余掾属，皆由太守选用本郡人充任，最重要的为功曹，总领郡府诸曹，主管群吏的进退赏罚，权力甚大。此外有督邮数人，分区督察各属县。
县的首长，通例是万户以上的县称令，秩六百石至千石；万户以下的县称长，秩三百石至五百石；但有时也以政务的繁简为设置标准。有丞署文书，尉掌甲卒治盗贼。太守每年春天巡行各县，视察农务，秋天也要出巡，考课县政。每县于秋冬季须上计于所属郡国，郡国则以之为县令长考绩的根据。
乡官则有啬夫（掌争讼及收赋税）、三老（掌教化）、游徼（掌捕治盗贼）。亭有亭长，职司护路捕盗，但也兼管亭区内的民刑诸事；其下则有里魁、什长、伍长，完全沿袭秦制。与秦不同者，只是没有连坐的规定而已。
（二）刺史制度的演变
刺史本是汉中央政府用以督察各郡的官。秦时，中央政府有时以侍御史临监各郡，但不常置，而监察区的大小，也不得而知。汉立国后，这制度停顿了一个时期，到惠帝时，才派遣御史巡视地方；文帝也有时派丞相史出巡，但尚不是常制。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正式分全国为十三个监察区，名曰“部”；每部设刺史一人，以监督所属各郡国。但三辅、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因系畿辅之地，不在十三部内。刺史有经常的治所，每年多以八月巡行各郡国，遇有郡国守相以及其境内的强宗豪右有不法情事，即向中央举劾。其所举劾的事共分六项：（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凌暴寡弱。（二）守相不奉诏书，贪污舞弊。（三）守相刑赏冤滥，烦扰刻暴。（四）守相选才署吏，阿私不公。（五）守相子弟，倚恃势力，请托官府。（六）守相阿附豪强，割损政令。畿辅七郡的监察事宜，最初仍由御史或丞相负责，至武帝征和四年（前89），另设司隶校尉部以统之，自此监察区增至十四。十三部的名称以及每部所辖的郡国如下：
（一）豫州部 察颍川、汝南、沛三郡及梁国，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地。
（二）冀州部 察魏、巨鹿、常山三郡及清河、赵、平干、真定、中山、广川、河间七国，今河北省中南部地。
（三）兖州部 察陈留、山阳、东、淮阳、大河、泰山六郡及济北、城阳、济阴三国，今河南省东部及山东省西南部地。
（四）徐州部 察琅玡、东海、临淮三郡及泗水、广陵、楚、鲁四国，今江苏省长江以北及山东省南部地。
（五）青州部 察平原、千乘、济南、北海、东莱、齐六郡及菑川、胶东、胶西三国，今山东省中部及东北部地。
（六）荆州部 察南阳、南、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六郡及长沙国，今两湖及河南省西南隅地。
（七）扬州部 察庐江、九江、会稽、丹阳、豫章五郡及六安国，今江苏省南部、安徽省中南部及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地。
（八）益州部 察汉中、广汉、犍为、越隽、益州、牂柯、沈黎、汶山、巴、蜀十郡，今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大部及陕西省南部地。
（九）凉州部 察陇西、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武都九郡，今甘肃省全部、青海省东端及宁夏东南隅。
（十）并州部 察太原、上党、云中、定襄、雁门、代六郡，今山西省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地。
（十一）幽州部 察渤海、涿、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十一郡及燕国，今河北省北部、辽宁大部及朝鲜半岛北部。
（十二）朔方部 察朔方、五原、西河、上四郡，今陕西省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及山西省东北隅。
（十三）交趾部 察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象十郡，今两广及越南北部地。
以上十三部所察各郡国，系以武帝时为准；其后虽郡国略有减削，但十三部范围并无多大变化。平帝时，王莽柄政，分全国为十二州，即将汉的朔方、司隶二部取消；并改凉州曰雍州，交趾曰交州。东汉仍省去朔方，而列司隶于州数，仍为十三部。
刺史秩六百石，地位较郡太守为低，刺史须任职多年，绩优者始可升任太守。但因其代表中央监察地方，权威甚重，渐至凭凌守相。成帝绥和元年（前8），改刺史为州牧，秩中二千石，位在守相之上。哀帝时以州牧权过大，于建平二年（前5）罢州牧，复置刺史，秩仍六百石。平帝时，复置州牧。东汉光武建武十八年（42），始再改州牧为刺史，其后一直维持到灵帝。但东汉刺史的权力较西汉为大，例如东汉时，刺史有考问人犯之权。刺史的这种权力，可能始于西汉末年，东汉时则更为普遍。又如刺史领兵出征的事，安帝时已屡有记载，这是西汉所没有的现象。因州较郡的范围为大，遇有较大规模的战事，一郡一国之力所不能胜任的，由刺史统筹，自然比较便利。正因如此，刺史的权威益形增加。顺帝时，更于诏书中明令刺史指挥诸郡，并把刺史名衔排在“二千石”之前，已等于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灵帝时，因四方寇起，汉廷于中平五年（188）在益、幽、豫等州设牧，以重臣出任，统领全州军政，与刺史并置。于是州牧之权益重，州部遂正式由监察区成为地方最高政区，往昔地方政区的郡县二级制，也变成州、郡、县三级制。［参看劳干《两汉刺史制度考》（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
三、兵制
（一）征兵法
汉代的兵制，大体沿自秦代，仍然实行全国普遍的征兵制，只是细节上有些改动。
汉代的兵役年龄，从二十三岁开始。凡及龄壮丁要负担两种兵役，一是充“正卒”，一是屯戍，期限各为一年。正卒在本郡服役，划分兵种，施以训练。屯戍又可分为两种：在京师或王国都城屯戍的称“卫士”，在边郡屯戍的称“戍卒”。服役期满后，役男即可返乡务其本业，但仍有随时应召服役的义务，直到五十六岁才可免役。至于两种兵役的服役，次序孰先孰后，虽史无明文，但以常理推之，正卒的服役当在前。兵役之外，又有徭役，即每年为郡县政府服力役一月，服役者称“更卒”，也是五十六岁免役。
京师的驻军分两种：一是屯驻于三辅地区拱卫京师的北军，一是保卫宫城和官署的南军。它们名称的来源，是因汉的长乐、未央等宫，都在长安城的南部，故宫廷卫军集中于城南，守城军队的重心则在城北，因此有南北军之称。所谓卫士，即是指南军士兵，由三辅以外的各郡役男轮番充任。但卫士是经过选拔的，并非所有的役男都充卫士，不充卫士的则充戍卒。北军的士兵，则由三辅的役男轮番充任，可能即是服正卒役。至于王国的卫士，则只在本国首都服役，不须屯戍京师。屯边的戍卒，大都是关东人，此外尚有少数当地人，他们在边塞城堡中，担任守望的工作。
服正卒役的役男，由各县集中于郡，划分兵种，加以训练。当时的兵种，主要有四，即步卒、材官（精选的步卒）、骑士、楼船士（水兵）。兵种的确定，皆依当地的环境为准。如西北产马，则当地役男多编为骑士；平原及山地区（如巴、蜀、三河、颍川诸郡）的役男，则多编为步卒和材官；东南沿海及江湖附近地区（如庐江、丹阳、会稽等郡）的役男，则多编为楼船士。此外还有一种车士。多用于丧仪。各郡的正卒统属于太守，而由都尉指挥监督。每年八月，由太守、都尉会同各县令长丞尉加以检阅，评定高下，名曰“都试”。都试的科目，以射为主，并加试其他技术。靠水的地方，则作水师演习；边郡地方，则由太守率领马队巡行塞障。王国的正卒，则统属于相，而由中尉率领。
至于免役，汉代虽没有固定的免役法，但也有若干免役的规定，由皇帝随时以诏令颁行。免役的条件，大体可分四类：一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可以免役。惠帝时，曾下诏规定官吏秩六百石以上与父母妻子同居的，或曾做过将军、都尉、二千石的，都可以免役。此外，如宗室、关内侯、博士弟子等的免役，也曾数见于诏令。二是用以奖励才德。惠帝时，曾下诏免除“孝悌力田”者的服役。元帝时，能通一经的儒者也可免役。三是有功的人，可以免役。如高祖时规定，凡曾随他入蜀汉定三秦的二千石吏，可世世免役；跟他参加平城之役的吏卒，可终身免役。宣帝时，也曾诏准霍光的后代免役。四是特殊情形下的免役。如民年九十以上只有一子，或是身材短小与染有疾病者，均可免役。
（二）编制与调发
这里所说的编制，可分三项：一是京师驻军的编制，二是边郡亭障的组织，三是战时的统率系统。
上面说过，京师驻军有南北军之分，其任务也不相同。南军由卫尉统领，守卫宫城。宫城以内各殿舍的守卫，则以卫郎担任，由郎中令（即光禄勋）统领。卫郎虽属南军系统，但其分子并非从各地的役男中抽调而来，而多半由二千石以上大官的子弟、有军功的良家子、郡国推举的孝廉和博士弟子员等来充任，此外还有不少富人子弟。这个集团可以说是皇帝最亲信的卫队，也是未来将相大臣的储备所。武帝时，于南军增置羽林、期门等兵，为皇帝的随从护卫，由光禄勋统领。
北军由中尉统领，它的职责是拱卫都城，维持京师的治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并增置八校尉（中垒、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屯骑、胡骑、虎贲）及城门校尉，于是北军大为扩充。东汉分北军为五校，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各由校尉率领；并另设城门校尉。
西汉彩陶骑马武士俑，咸阳市杨家湾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汉代南北军的兵员数目，西汉因史无明文，无法确知。但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曾下诏裁去二万卫士中的一万，因此可以推知武帝以前的南军卫士为二万人，武帝以后是一万人。东汉时的南军，按编制卫尉以下共有官长公车司马令、卫士令、都候、宫掖门司马及丞、尉等十九人，员吏二百九十九人，卫士二千五百零七人。北军五校则有官长校尉五人，司马六人，员吏六百十四人，士兵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见《后汉书》卷二五及二七《百官志》］西汉南北军的士兵，是按兵役法自各地征调而来，东汉则是召募来的。南北两军因是首都卫戍部队，都不负野战勤务。但从武帝起，时有以京兵远征的事。东汉因行募兵制，民不知兵，一遇有事，多以京兵出战。
东汉和帝以后，宦官权势日大，至灵帝时，竟然建立自己的武力，置西园八校尉，即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左、助军右，及左右八校尉，以宦官蹇硕为统帅。又因有皇帝的支持，原有的南北军自然无法与之为敌。朝中大臣，欲诛除宦官，只有依仗地方军队，因此造成董卓之乱。
屯边的戍卒，多在边防工事的亭障中服役。亭的防御设备有用土做成的高墩，为四方或六角形，上有通信用的旗杆。土墩叫烽台，又叫堠；四围有墙叫坞，坞高约合市尺一丈左右，每边长五丈余。烽台和坞合称曰燧。发现敌人时，则于烽台上点燃烽火，敌人逼近，则据坞以守。两亭之间，相距约十里。每隔三亭以上，有特备公务人员食宿的“传舍”，设于亭的附近。备有传舍的亭，称都亭。障较亭为大，亦有围墙，可容一二百人，也可以放烽火。亭多设于长城以外，障多设于长城沿线。障的首长为障尉；燧有燧长，由亭长兼任；均受太守、都尉的指挥。
汉代遇有征伐，多自各郡国调兵出战。战时的统率系统，最高者为大将军或将军，皆临时派定。将军之下有部，大将可统五部，每部的首长为校尉（比二千石）和军司马（比千石，其副称军假司马）。部下有曲，首长为军候（比六百石，其副称假候）。曲下有屯，首长为屯长（比二百石）。屯以下应当还有其他小组织如什伍等，但史无明文。至于地方的局部战争，则由郡都尉或县尉、乡官等统兵应战。东汉后期的刺史，也可以统兵。
至于军队的调发，其权操在中央政府。国家有事，由中央下令调兵，太守发兵，而由都尉率领；王国则由相发兵，中尉率领。至于中央下令时所颁的信物，高祖时用羽檄，是一块长一尺二寸的木简，上插羽毛，表示疾速。文帝时，以虎符及竹使符调兵，虎符是铜制的虎形，竹使符是五寸长的竹片，上刻篆书。两种符都是分成两半，一半存于中央，一半存于郡国，中央欲调某郡兵，则派使者持符前往征调，太守勘验属实，然后发兵。但这办法只限内郡，边郡因情形特殊，太守有自行发兵之权。汉代太守对军事所负的责任甚大，如有过失，即可被劾为“乏军兴”，其罪重则死，轻则免；汉代太守因“乏军兴”而获罪的，不知凡几。［参看劳干《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
（三）募兵的兴起
汉代的募兵，是东汉征兵制破坏后才普遍施行的，但西汉武帝时，即已兼用募兵。当时对外战争频仍，征兵不敷应用，因此必须于征兵之外，再加召募，八校尉的士卒，便由召募而来。此外，武帝并曾利用大量的刑徒及恶少年从军。武帝以后，募兵的事更为习见，有时甚至募用异族为兵，例如宣帝时代的羌骑，便是募羌人组成的骑兵。
东汉光武初年，值水旱为灾，中原残破，因而力图省吏减赋，与民休息。他于建武七年（31），以国家现有精勇士兵甚多，不必再事征兵为理由，下诏罢除都试。但各地壮丁的军籍，仍未取消，有事时仍可加以征发。百姓虽仍有随时应召当兵的义务，但平时没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因此士兵素质大为降低。此外郡都尉也因省费而罢，各郡国的役政，乃陷于停顿状态。但这种情形只限于内郡，边郡则不废都尉和都试。当时汉廷所依赖的兵力，主要为屯兵，亦即职业军人；他们大都为光武旧部、绿林豪侠和投效的豪族部曲，其能征惯战自无疑问，东汉初期的武功，多由他们建立。但勇悍的人也会衰老，因此政府不能不以募兵来随时补充。
因为内郡征兵机构的撤销，有事时临时征兵远不如召募来得方便，因此征兵的事，愈来愈少。灵帝时，黄巾乱起，屯兵不敷应用，因而大举召募，皇甫嵩、朱俊等的平乱军队中，便有大量的募兵。其后大将军何进也曾招兵买马，以制宦官。总之，到东汉末年，法律上虽仍有征兵的条文，事实上已很少施行，人民似乎已不知兵役为何物了。
由于东汉政府提倡儒学，人民风从，假经术以取高位，对兵事自然厌弃。这种现象，以人口最多的山东地区最为显著。人民既厌恶从军，募兵的数目乃时感不足。而自光武以后，各种降胡聚集于近塞或塞内，他们仍保持其原有的勇悍习俗，于是汉廷又召募胡人为兵。召募的胡人，大都用来守边或以之攻伐不顺的外族。光武时，匈奴南单于投降，光武移之于塞内，命其捍卫边疆，兼拒北匈奴及鲜卑。终东汉之世，除南匈奴外，尚有大批投降的鲜卑、乌桓、羌，为政府召募为兵。汉采“以夷制夷”的政策，用这些降胡从事对外的战争，他们最后竟成为中国军队的主力。这种现象，较诸西汉国人的雄风，相去何远！它已显露出汉人尚武精神的没落以及汉帝国的危机。
募兵制的最大缺点，就是极容易把国家的军队化为私人武力。因为募兵多半为无家无业之人，没有家庭和产业的牵挂，也没有一定的服役期限；长官与他们经常在一起，只要待之以恩信，他们自然会视如父兄，为之效死；这样便形成一个以私人为中心的军事集团，乃有军阀的产生。东汉时，羌人强盛，屡次入寇；中叶以后，为祸益烈，政府不得不派大军长期戍守西边各郡。这些军队因经常与羌人作战，战斗力特强，与民不知兵的关东，成为一个明显的对照。因此东汉末年，凉州产生了不少军阀，董卓便是其中的巨头，他也就是后来摧毁东汉中央政府的人。
四、财经制度
（一）常赋
汉的常赋，以田租和丁税为主，由大司农掌其事。此外尚有山川园池市肆之税，由少府掌其事。大司农所收之税，供给政府公务上的开支；少府收入则供给皇室私用，不数之数，由大司农拨给。皇室与政府收支的分开，是汉代财政较秦进步的地方；而其税率，更远较秦代为轻。
汉初的田租，税率是十五分之一，到景帝二年（前155），改为三十分之一。武帝时虽然增加了不少新税，但田租仍保持三十税一，直到西汉末年，始终没有增加。东汉初年，因兵事频兴，田租一度提高到十分之一。建武六年（30）以后，因大举裁员，国家用度大减，乃又恢复三十税一，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税率虽仍旧，但桓帝曾于延熹八年（165）令郡国有田者每亩加课十钱；灵帝中平二年（185），也曾每亩加课十钱，以充修筑宫室的费用。献帝初年，全国混乱，遇事则随时由人民摊派。建安九年（204），曹操平定河北，国内粗安，于是改定税制，令全国每亩纳粟四升，每户输绢二匹，绵二斤，这办法开后世租、庸、调制度的先河。总之，两汉的田租，大部时间都是三十税一，税率可谓极轻；但一般贫苦佃农除交纳公租外，尚须交纳私租给地主，这种私租的税率，西汉时竟高到50％。
丁税即人口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算赋是成年人的人口税，课税的标准是从十五岁起到五十六岁止。算赋的征课，始于高祖四年（前203）。令各郡国课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是为一“算”；每算之中，须缴六十三钱于司农。商贾及奴隶加倍征收。当时这项税款的用途，是治办兵器车马。惠帝时，女子年至三十犹不嫁的，须课五算。文帝时，算赋减至四十钱。武帝时，又恢复百二十钱，其后宣帝和成帝时均曾减少。东汉也征算赋，但不见减算的记载，当仍征百二十钱。口赋是未成年人的人口税，最初规定征课年龄为三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课二十钱。武帝时又增三钱，昭、宣二帝时则屡次减少。到元帝时，采贡禹的建议，把口赋的征课年龄缩短为七岁至十四岁。其后直到东汉，始终没有废除。
（二）杂税和国营事业
武帝时，因用兵四裔以及他本人生活的奢侈，政府和皇室的用度大增，因此不能不增辟利源。武帝时的敛财办法，主要可分两类：一是杂税的扩大征课，一是若干产业的国营。
武帝时所增加的杂税，名目繁多，主要的有车船税、工商业品税等。车船税是凡人民有轺车（一马轻车）者，年纳税一算，即一百二十钱，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者，年纳一算。工商业品税的征课，当时称为“算缗钱”，商品价值每二千钱纳一算，工业品四千一算，也就是前者的税率为6％，后者为3％。车船税和工商业品税均由物主自行报值，匿而不报或报而不实者罚戍边一年，财物充公。同时政府并奖励告发（当时称为“告缗”），凡告发属实，政府把充公财物的一半奖给告发人。
国营事业有专利与非专利之分，专利事业又分三种，即盐、铁、酒。盐的专利，是政府以制盐器具供给盐商，再由盐商制盐出卖而课以重税，严禁民间私造盐具；政府并于各产盐地区置盐官，以主其事。铁是由政府在各产铁地区设置铁官，主持采冶铸造，严禁人民私铸铁器。酒是由政府在各地置榷酤官，设厂酿酒出售，以专其利，民间不得私酿。武帝死后，儒家的政治势力抬头，对此项专利政策甚表不满，认为与民争利，应予罢除。昭帝始元六年（前81），御史大夫桑弘羊与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之士为此事曾展开激辩，结果政府为尊重众意，罢榷酤官，允许民间酿酒。元帝初元五年（前44），又罢盐、铁官；但因国用不足，三年后又行恢复，此后一直维持到王莽时代。东汉初年，未设盐、铁官，直到章帝时才恢复。和帝即位，再行罢除。献帝建安初年，曾一度恢复盐的专利。至于酒的专利，自昭帝时罢除后，王莽时曾复置榷酤官，其后整个东汉，一直没有再设。
非专利的国营事业，有“均输”与“平准”。均输行之于各地，其办法是各郡国每年应献给皇帝的若干土产，不必直运京师，可交给当地的均输官，由它转运到市价最高的地方出卖，得钱归公。平准是于京师设局，网罗全国各地的货物，物价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取其利。这两项事业，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
五、法律
（一）法典与司法机关
汉的法律，也承袭秦代，只是去掉秦法中少数最残酷的条文。因此汉代法律仍然保持秦法的严厉精神，终两汉之世，始终未完全消失。尤以西汉前期，用法最严。
高祖初入关后，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本是一时权宜之计。全国大定后，便命萧何制律，何参照秦法，加以损益，作律九章。《九章律》的总目是具律、盗律、贼律、杂律、捕律、四律、兴律、厩律、户律。前六种律相传为战国时李克所制而为秦所采用，后三种则为萧何所加，但各律的细目至今已多不可考。此外，叔孙通作《傍章》十八篇，以补《九章律》的不足。其后武帝大加增添，张汤作《越官律》二十七篇，法典益备而禁网也益严。
律以外尚有所谓“令”，律与令的分别，据汉人自己的解释，是：“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见《汉书》卷六十《杜周传》］大体说来，律是有系统的成文法律，且有其传统性；令则是人主随时颁布的法律，与律有相同的效力。令以外又有“比”，或称“决事比”及“法比”，是无成法可援时用以此类决事的条例。武帝时，律、令多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仅死刑项目便多至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款；死罪决事此多至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因法条过繁，司法者不能遍睹，而致决狱失平的事时常发生。同时条文既多，便难免有自相矛盾之处，更给官吏制造为奸的机会。其后宣帝有意更订律令而未果，元成二帝均曾下诏命朝臣集议，减轻刑罚；但官吏因循，始终未能作大规模的修改。
王莽时代，法令更为烦苛。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大盛，学者论法，多主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到东汉，法家逐渐趋儒化。光武明帝，虽提倡儒术，犹崇尚法制。章帝时，采纳尚书陈宠的建议，除去惨苛的法律五十余条，并禁绝钴钻等酷刑。政既尚宽，而法纪渐坏。和帝时，陈宠为廷尉，也曾更订律令，删除死罪条例数百条，但未见施行。和帝以后，历朝虽间有删修，也只能作消极的补救。同时政治渐紊，外戚宦官，更迭擅权，他们率多违法干纪，视刑典如无物。至于若干“酷吏”，虽用法惨酷，但大都是外戚宦官的鹰犬，只能施其荼毒于正人君子而已。法家的儒化，使东汉政治趋于迂缓，丧失西汉盛时发扬蹈厉的政治精神。直至桓灵时代，汉政治终未走上法治之途，儒家虽盛，亦无补于国事，直至汉帝国瓦解而后已。献帝时，曹操当国，他用法尚严，可以说是儒家政治的反动者。献帝建安初，朝臣应劭删定律令，作《汉仪》二百八十篇，为一代巨制，这是东汉时代最后修纂的法典。献帝时，汉政虽再度走上法治，但不久汉室便因曹氏的篡夺而灭亡。
中央的最高司法机关是廷尉，重大案件均由廷尉审理。御史则司纠举不法，汉初并派御史监察地方。武帝时有绣衣直指使，督察地方，审理大狱，但不常置。此外成帝时曾于尚书设三公曹，主断狱。
地方的司法机关，三辅地区主要为司隶校尉，初设时辖官兵一千二百人，以捕治巫蛊，督讨奸猾。后来罢去属兵，专司监察。各郡则设有贼曹及决曹，专理刑罪案件，各有掾主其事，而太守有最后判决权。太守并于每年秋冬遣吏赴各属县按讯囚犯，平议其罪，以防冤滥。王国的相和内史，也均有司法权。至于各县府，也有类似郡府的司法机构，乡亭则由啬夫亭长听理讼事。此外东汉的刺史，也有审理部中重大案件之权。
（二）刑法总则
汉的刑法，几乎把秦代的残酷法条全部保存下来，所不同者，只是使用的程度，不及秦的彻底而已。但这也只限于几位比较宽厚保守的皇帝，如文、景、元、成诸帝的时代；若遇到严急有为的皇帝如武帝者，则其刑法的峻刻，并不亚于秦代。总之，汉具备秦的苛法，但其用法则因历朝皇帝性格的不同而有宽严的差异。有些重刑（如夷三族罪）于某一时期业经废除，而后来又行恢复，也是这个缘故。至于刑法的种类，主要可分徒刑、流刑、身体刑、死刑四种。
徒刑的刑期，分一年到五年五种。一年刑男子为“罚作”（东汉改称“输作”），罚戍边一年；女子为“复作”，罚服劳役。二年刑男为“司寇作”，罚充守卫；女亦如之。三年刑男为“鬼薪”，罚伐薪；女为“白粲”，罚择米。四年刑男为“城旦”，罚筑城；女为“舂”，罚舂米。五年刑男为“髡钳城旦”，罚如上，但去发并以铁束颈；女为舂，罚如上。
流刑即是将罪人谪戍边境，武帝时开始实行。身体刑可分四种，即黥（刻面额以墨涅之）、劓（割鼻）、刖左右趾、腐刑（割势）。前三种当时称为“肉刑”，文帝时废肉刑，以髡钳城旦、舂代黥，笞（以小杖决打）代劓及刖趾。腐刑也于文帝时废除，但景帝以后又复施用。
死刑可分弃市（杀之于市）、磔（车裂）、腰斩、枭首（斩首而悬之）、族数种。汉初死刑多用磔，景帝时改为弃市，但犯妖逆罪仍用磔。族也就是秦的“夷三族”，犯者本人及其亲属均须同处死刑。“三族”一说为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当以前说为是；因为景帝时晁错被族，便是“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至于族刑的执行，据说是“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见《汉书》卷二三《刑法志》］其残酷可谓达于极点。吕后元年（前187），曾诏除“三族罪”，但景帝时的晁错，武帝时的李陵、江充，以及东汉献帝时的董承、韦晃等，均被族诛，所以族刑在两汉始终没有废除。
六、学校与选举
（一）大学的建立与扩充
中国古代封建时期，即有官学的设立，其名称散见于古代经典的，有辟雍（周王之学）、泮宫（鲁侯之学）、乡校等；至其内部组织，则已不可详究。所可知者，当时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官师合一。当时所有的典籍，皆藏于官府，只有掌某种典籍的官，才能熟知某种典籍而以之教人。例如太史掌有关礼的典籍，而礼又是当时最重要的教育科目之一，因此太史便是以官兼师的。二是受教育者只有贵族而无平民。春秋末年，封建制度破坏，私学兴起，从此平民也有受教育的机会。其后直到战国，私人讲学的风气愈来愈盛，这是古代教育的一大变局。
秦灭六国完成政治统一后，想进一步达到学术思想的统一，因此焚书坑儒，严禁私学，规定“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当时秦政府并设有博士七十人，专门研究学术，以备顾问，等于又恢复了古代官师合一的教育制度。
汉沿秦制，于诸子百家各立博士，统属于太常，秩比六百石，其数多至数十人。但汉初朝廷所崇信的学术，黄老之外，便是申韩，对于儒家思想并不重视。到文帝时的贾谊，主张以礼乐教化转移风俗，儒家思想才渐渐抬头。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增置五经博士，形成儒家独尊的局面。其后武帝又应公孙弘、董仲舒之请，于元朔五年（前124）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以受经术，期限为一年。弟子员的来源，主要选自民间十八岁以上的子弟，此外各郡县低级官吏品学兼优者，也可充任弟子。毕业后，能通一经以上的可补“文学掌故”，等第高的可充任郎官，但只限于白身受业者。地方官吏出身的，则多派充九卿、列卿或郡太守的属官。这是汉代太学最初的情形。
宣帝时，五经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时，增设《乐经》，共为六经，每经设博士五人。弟子员也代有增加，昭帝时已满百人，宣帝末至二百人，元帝时千人，到成帝时竟多至三千人。从太学的急遽扩充，可以看出西汉儒家教育的日益发达，和儒家政治势力的日益膨胀。东汉光武帝也于建武五年（29）设太学于京师。置博士十四人。太学生更不断增加，质帝时，太学生已多至三万人。
中央的太学之外，尚有地方的郡国学，也是武帝时开始明命令遍设的。东汉的郡国学也非常普及，但两汉郡国学所培育的人才，终不如太学为盛。
（二）选举制度的推行
选举制度是指政府选才任官的制度，这项制度大体可分两类：一是诏举，即国家有特殊需要时，下诏命官吏推举人才。二是孝廉之举，是由郡国按时向中央保荐当地的人才。秦代也曾有下诏征求人才的事，但其目的只是为富国强兵；汉的征求人才，范围则远较秦为广。秦也间或征延地方人才到中央作官，但并没有地方政府经常保举人才的办法。
汉初政治的最高阶层，是皇室和诸侯王；其次是从龙的淮泗军人，他们以列侯的身份，掌握政权，是汉中央政府高级官员的主要分子。此外还借重一部分秦代旧臣，如叔孙通、张苍等。至于中下级官吏的出身，主要为赀选，即是以财产达到某项标准的人为官。赀选的办法秦代已有，韩信少年时，便因家贫无行而不得推择为吏。还有一种考试为吏的办法，凡学童能诵书九千字以上，即可在政府机关充任办理文书的吏。此外丞相以下的各官府以及郡守，均可自行辟署掾属，也大都采赀选的方式。到选举制度兴起，朝廷用人，才开始以才德为重；布衣下吏的政治出路，也大为拓宽。
高祖曾于十一年（前196），下诏征求贤才，此举开汉代选举制的先河。其后文帝二年（前178），曾下诏命“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简称“贤良”）。至十五年（前165），再度诏举上项人才，保举者的范围则扩大到侯王、公卿和郡守，由皇帝亲自策问，汉的选举制自此开始普遍推行。其后武、昭、宣等朝，也曾屡次诏举人才，都以贤良为主。西汉的名臣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都以贤良进身。汉代的诏举，除贤良外，尚有“文学高第”、“茂材异等”、“孝悌敦厚”、“勇猛知兵法”、“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明阴阳灾异”等名目，被举者大抵为现任官吏。东汉时，诏举由特举变为岁举，又称茂材之举。选举的标准有四：德行高超、经明行修、明晓法律和刚毅多略。每年由光禄勋、御史、司隶校尉及各州刺史等负责推举。
孝廉是“孝子廉吏”的简称，这种选举，因武帝时董仲舒的建议而起。仲舒于建元元年（前140）建议命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各择其属下吏民之贤者，充任郎官，使其熟悉政事，来日授以官职。武帝从之，于元光元年（前134）初命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但因保举人怕负责任，最初往往不举。到元朔元年（前128），武帝下诏命郡国必须举孝察廉，违者论罪，从此成为常科。西汉晚年，孝廉渐变为一项目，不再分开，但仍岁贡二人。东汉初期，仍举二人。和帝时改为以人口为准，郡国人口满二十万者，即可年举一人；依此则四十万者举二人，余可类推。不满二十万者，二年举一人；不满十万者，三年举一人。边郡则人口十万以上者，年举一人；不满十万者，二年举一人；不满五万者，三年举一人。顺帝时，因选举过滥，规定孝廉必须年满四十，始可推举，并由政府加以考试。滥举之风，得以纠正。但到东汉末年，选举又滥，被举者多为权势者的子弟，更没有年龄限制，如曹操二十岁便举孝廉，这自然是汉政败坏的结果。
七、学术思想
（一）汉初的学术概况
汉朝初建，承袭秦法，但其时的学术思想界，却恢复了战国时代的态势，成诸家并立之局。其盛况虽远不及战国，但其庞杂的情形则十分类似。这是因为秦已覆亡，学术思想上的枷锁业已解除，恢复了自由研究的风气。虽然秦时的“挟书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吕后时才废除，但事实上在未废除之前，政府对学术思想，仍是不大过问的。汉初值大乱之后，百废待举，政府既无暇奖励学术；民间也无力量从事学术上的大规模研究，因此在学术上造成一种类似战国，但具体而微的局面。战国时代的儒、法、道、阴阳、纵横五家，在汉初仍然活跃，但中期以后，由于政府的提倡，学术界变成以经学为主。［参看拙著《汉法与汉儒》（载拙著《汉唐史论集》页三七至六三）］
（二）经学的派别
秦代的焚书，中国古代重要文献典籍受害最烈的，首推史书；其次是《诗》、《书》一类，即汉人所谓的“经”；损失最轻的，要算“百家语”，即诸子书。六国的历史记载，等于被秦火烧光，因此汉人所记古代的历史，虽时间接近如战国，其内容仍谬误百出。经书在汉初也没有完整的古本出现，全凭秦代学者的传述，以当时流行的隶书（即所谓“今文”），记录而成。
汉初的经书，全由私人传授，每个传授者对经典的解释，常有个人的见解，与其他的传经者不同。因此几乎每一种经都有若干家，每家都有其“一家之言”。汉初的传经者，有田何传《易》，伏生口授《尚书》，齐（辕固生）、鲁（申公）、韩（韩婴）三家治《诗》，高堂生传《礼》，胡毋生治《春秋公羊传》，瑕丘江公治《春秋谷梁传》，惟《乐》失传。自武帝置五经博士后，经学日盛，经学家也愈分愈多。于是《易》分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书》分为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礼》（即《仪礼》）分为大戴（德）、小戴（圣）二家，《公羊》分为严彭祖、颜安乐二家，《诗》仍为齐、鲁、韩三家，共十四家，均为今文家。宣帝时，十二博士所治的经典，为《易》的施、孟、梁丘三家，《书》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的齐、鲁、韩三家，《礼》的后苍（大小戴的老师）一家，外加《公羊》、《谷梁》，共十二门，每门由一博士主持。元帝又增置博士一名，治京房易，但旋即罢除。至于东汉十四博士所治之学，即前面所说的十四家。［参看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载《观堂集林》卷四）］学者都谨守其师承家法，世代不替，因此学派的区分，日益严格。
伏生向晁错传授《尚书》，明崔子忠绘。伏生是秦代博士，精通《尚书》，秦焚书后，《尚书》也难觅踪迹，伏生将自己默记下来的《尚书》加以整理，成二十九篇，即后人所称的《今文尚书》，并将之传授给弟子晁错。图中伏生着白衣坐蒲团上，给晁错讲解《尚书》精义。
两汉的儒家，虽然推崇孔子，同时也受阴阳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学说，充满宗教的迷信色彩。例如京房《易》专重卜筮，大小夏侯《尚书》也喜谈五行之说。武帝时，董仲舒治《公羊》，著《春秋繁露》一书，其中也有不少离奇的话。成帝时的刘向，治《谷梁》，也数以祸福附会其说。总之，他们都认为天降的祥征或灾异，全是受人事的影响，与人君的贤愚勤怠，尤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儒家便经常用这种论调来攻击时政，蔚成一时的风气。到西汉末年，更有所谓“谶纬之学”的出现，内容更为怪诞。谶是一种预言式的文字或图画，以诡奇的隐语道出未来的大事。纬是取与经相辅之意，乃是假托经义以推究灾祥的书，书名繁多，大都充满神话。谶纬大都出于当时人之手，而伪托为古人的制作。这种神话思想的流行，到王莽时达到最高潮。光武在河北时，他的旧日同学从关中带给他一卷叫“赤伏符”的谶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他的部下便根据这个符，把他拥上帝位。他本人也深信图谶，因此东汉初年以谶纬解经的风气，仍不稍衰。
西汉末年，发生了一次研讨古本经籍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倡道者是哀帝时的刘歆。他根据若干已经发现的古本经书，另立解说，与今文家相抗衡，引起所谓“今古文之争”。先是武帝时，秦代的遗书已陆续出现，政府广加收集。成帝时，又四出搜访，所获益多；连先有的书，都藏于宫廷中，并命刘向、任宏、尹咸等加以校阅。刘向负责校阅的是《六经》、传记、诸子、诗赋等类的书，校书前后达二十年。他于绥和二年（前7）死去，其子刘歆继任校书工作，发现藏书中有若干古文经书。古文即秦篆以前的“籀文”，汉时已不易识读，这些古文经书主要的有《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刘歆认为《左传》是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所以拿它解经最为可靠。《古文尚书》据说是武帝时鲁恭王因扩建宫殿，破坏邻近孔子旧宅的墙壁而发现的，天汉间，再由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献给政府，其内容较《今文尚书》多十六篇。《逸礼》则较今文《礼》多三十九篇。此外他并把《毛诗》列为古文，《毛诗》是汉初毛亨加以训传的，后传于毛苌，世称大小毛公。《诗》因协韵易于记忆，并未因秦火而失传，本无今古文之分；但因《毛诗》立说与今文家不同，也被列为古文。
刘歆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经书，并主张设置《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及《毛诗》博士，大为当时的今文家所反对，立学官的事，终告失败。直到王莽时，才为上述四种古文经传设立博士。东汉时代的学官，仍为今文。古文各家，始终未置博士。但民间研究古文经传之风大盛，学者辈出，诸如明帝时的贾逵，桓帝时的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而马融的弟子郑玄，遍注诸经，以古文经为本而兼采今文经说，成为一代大师。到曹魏时代，崇尚今文的风气趋于销息，古文经传多列入学官，于是今文家的学术正统地位，为古文家所取代。古文家最大的功绩，是把经学从今文家的荒诞迷信的经说里带向考据训诂之途。如果没有刘歆的竭力提倡，若干古书，可能业已失传；而经学家们的头脑，也许还得在迷离惝恍的气氛中再浸润一个时期。
（三）黄老思想与道教会
所谓“黄老”思想，实际就是老子的政治论。从战国末到汉初，著名的黄老学者多出于齐国，而齐国又是阴阳家的发源地，因此二者难免相互影响。汉人以老子为道家，但汉代有些所谓道家者流，实际就是求仙采药的方士，他们多依附老子以自抬身价。因此使老子日趋神化，最后竟作了道教始祖。
汉初著名的黄老学者有田叔和盖公，都是齐人。曹参为齐相时，曾受教于盖公，其后他于惠帝时，继萧何为相国，便谨守无为的政治原则。文帝与其后窦氏，也都好黄老家言，因此文景两世的政治作风，也是恭俭恬退的。总之，从惠帝到景帝的五十几年，是黄老思想最流行的时期。
到武帝提倡儒术，黄老的政治思想开始消沉，但另一方面他崇信神仙，于是阴阳家一流的方士，也随之兴起。方士与道家本有久远的渊源，老子在古代名人中又是最具神秘性的，因此方士们便多自托为道家。但他们已不知老子的政论为何物，只知以神仙丹药猎官诈财而已。
因方士们的依附，道家渐渐走向宗教之路，到东汉末年，道家的宗教色彩更浓，黄老便被尊奉为神。桓帝曾派中常侍左悺到苦县为老子立祠。宫中也立黄老祠。这类淫祀又渐渐被巫师所利用，因此道家于求神炼丹之外，又平添了许多中国传统的巫术，诸如祈雨、厌诅、捉鬼、以符水治病等；道家不仅本身的迷信程度加深，其流布也越来越广，终致民间有道教会的产生。
张道陵，选自《清刻历代画像传》。
道教会的初创，始于顺帝时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他曾客居蜀土，学道鹄鸣山中，造作符书，为人治病降魔，入道者须纳米五斗，故当时又称为“米贼”。张陵传子衡，衡传子鲁，盘据汉中（今陕西南郑县），深得下层社会的信仰。与张陵同时的，又有道士于吉，琅玡郡人，自称得神书百余卷，名《太平青领道》（即《太平经》），内容多阴阳灾异之说。他也以符水为人治病，尤好结交士大夫。灵帝时，巨鹿郡（治所在今河北宁晋县西南）人张角，根据《太平经》创立太平道，也以符水治病，专以荧惑细民为事，因此信徒极众，终于酿成黄巾之乱。乱平后，太平道消灭，而张鲁尚雄踞汉中，自称师君，下设祭酒以治民，其法术与太平道相似。张鲁盘据汉中达三十年，至献帝末年才为曹操所平，汉中的居民受他的影响，直到南北朝时还非常迷信。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都还没有奉老子为始祖，老子正式被尊为道教始祖的时代，不可确考，大概是魏晋以后的事了。
（四）文学与史学
中国古代的文体，可分为韵文与散文两种。前者以《诗经》为代表，大体是一种纯美的文学；后者以《书经》、《左传》及诸子书等为代表。其文体虽为后世所欣赏模拟，但其内容并不属于文学的范围。汉代文学自然是由古代文学演进而来，这里略述其演进过程。
《诗经》的体裁，主要为四言诗。继《诗经》而起的文体，是战国时代的《楚辞》。《楚辞》是一种不拘字数的辞赋体，有的是诗歌，有的则是略协声韵的散文，但大都是可以歌唱的。它的作者以屈原、宋玉为主。但其中若干篇可能是伪托的。汉初，文学仍盛行楚风，其后楚歌被文人宗衍成长篇的文章，渐不可歌，于是有赋的出现。
汉赋的开山者是贾谊，他不特为汉代的政治开一新途径，也为汉代的文学划一新时代。他的赋仅存《鸟赋》和《吊屈原赋》两篇，文辞方面较屈原的作品为简练，同时在抒发情感之外，兼言哲理，也是屈作所没有的，这是文学由通俗体走向文人体的表现。贾赋气力雄劲，但文采不艳，他以后的赋家，则一味着重辞藻的铺陈，作品更趋文人化。武帝时代的枚乘、枚皋、东方朔等，都沿着这条路走，到司马相如遂产生文辞华丽的鸿篇巨制。这种赋后世称为“大赋”，王莽时代的扬雄和东汉的班固等，都是大赋的能手。但大赋的内容，愈变愈形繁琐堆砌。直到魏晋时代，乃有短篇的小赋出现。
五言诗也起源于汉，后世认为五言诗体为武帝时的李陵所创，他曾有与苏武赠答的五言诗，但那是不可信的。事实上西汉时代还没有完全的五言诗，仅有《戚夫人歌》、《李延年歌》、《杨恽歌》三首，其中夹杂些五言句子，有走向五言的趋势而已。［《戚夫人歌》及《李延年歌》见《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杨恽歌》见同书卷六六《杨恽传》］到东汉，才有完整的五言诗出现。此外，尚有一种“乐府诗”，亦即是专以入乐的诗歌。古代诗歌，本身都是乐章，但进化到汉赋，渐渐不能入乐。武帝时立乐府，搜集各地的歌谣乐章，并令词臣制作诗歌，协以音律，于是有乐府诗的产生。乐府诗多杂言，五七言诗都可能从乐府诗分化而成。东汉初期和中期，并没有伟大的诗人出现；直到末年的献帝时代，五言诗才趋于极盛，诗人辈出，形成所谓建安体诗。
汉代的散文，以书策一类的作品为最著名，这类文体是从诸子文演变而来；最杰出的作者，仍是贾谊。他的《治安策》，对文、景、武三朝政治关系的密切，不必重述；仅以文章而论，其辞理的畅达，剖析的深刻，以及气势的高抗，都为散文创一独特的境界。他又有《过秦论》，论秦之所以亡，体裁与赋相近，这篇论成为魏晋六朝人著论的模范。其他有名的书策作者有晁错、董仲舒、司马迁等。晁、董的作品，皆古畅适理；司马迁的文章，不特气雄辞达，同时字句间充满了情感，他的《报任少卿书》，可算作汉代散文的代表作。
司马迁，选自《清刻历代画像传》。
班固，选自《历代名臣像解》。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长子，九岁能文，十六岁入太学就读，所学无长师，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晓大义。及长，贯通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任典校秘书、兰台今史，至汉章帝建初七年（82）成《汉书》，成为继司马迁之后最伟大的史家。
班昭，清金古良绘。一名姬，扶风安陵人，班彪女，班固、班超妹，夫曹世叔，故又号曹大家。班昭亦通史学，尤擅文采，兄班固死后，班昭奉和帝命，对尚未完稿的《汉书》进行续补，使《汉书》得以完整面世。著作有《东征赋》及《女诫》七篇，集三卷。
汉代的史学，也非常发达。《尚书》与《春秋》，本是古代的历史文献，到汉被尊为经；汉代的史学，则是汉人本身的创作。经与史也自汉代开始有所区分，但事实上两者仍有极密切的关系。汉初，陆贾作《楚汉春秋》，已开史家著作的风气。到武帝时，乃有最伟大的史书出现，那就是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父谈，于武帝时任太史令。元封中，迁继父位为太史令，曾参与太初历的考定工作。天汉二年（前99），李陵降匈奴，迁为陵辩护，被处腐刑。其后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巨制。《史记》最初叫“太史公书”，到魏晋时代才简称《史记》。内容包括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二千六百多年的史事，总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史记》的体裁，是合古代编年（如《春秋》）、记事（如《尚书》）二体为一而扩大之，成为以人物为中心的记传体。其传记可分三类：一是“本纪”，为历代帝王传记。二是“世家”，为历代诸侯传记。三是“列传”，为历代名人传记。此外并以两个节目为辅：一是“表”，包括历代帝王、诸侯、将相、名臣的年表。一是“书”，为有关经济、文物制度方面的记录。《史记》的体裁，为历代正史所遵循，它可以说是中国历代正史的鼻祖。而其史笔的雄健，叙事的生动，更具有崇高的文学价值。
《汉书》之一页，宋嘉定十七年（1224）白骛洲书院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另一部史学杰作是《汉书》，这部书的作者是班固（超兄），实际是班固和他的父亲班彪、妹妹班昭合作而成的。班彪曾采集武帝以后的史事，作“后传”六十五篇，以续《史记》。彪死，固于明帝初年奉诏续父书，至章帝建初中，始大体完成。和帝时，固曾为大将军窦宪幕僚。永元四年（92），宪以专横伏诛，固也被牵连，死洛阳狱中。而遗稿散乱，且有一部分尚须增修，乃由班昭续成，名曰《汉书》，计前后费时三十余年。《汉书》叙事起于高祖，终于王莽灭亡，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其体例除把“书”改为“志”，及不列“世家”外，其余全仿《史记》。而从高祖到武帝一段的史实，也多采自《史记》。但其叙事以朝代为限，是中国断代史的始创；而文章赡详有体，实亦一代的良史。此外汉代续补《史记》的，尚有褚少孙、刘歆、冯商、扬雄等十余家，但其书皆已不存。
其他有名的史学著作有《汉纪》，献帝时荀悦作，其书是将《汉书》缩编为编年体，凡三十篇。又有《东观汉记》，叙述东汉史事，是明帝及其以后各朝史家的集体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