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匈奴的讨伐
（一）汉初与匈奴的和亲
汉初的版图，已较秦时小了许多。南方的东瓯、闽越和南越等外族地区，在秦时都被夷为郡县，直接纳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但汉初它们均已独立，汉对它们只是拥着一个空洞的共主名义。而北方大敌匈奴，自秦始皇时被逐远遁，北边安靖了十余年后，又乘秦末的大乱，南下侵入“河南”地区（今套内地），给予汉朝莫大的威胁。这局面从汉初一直维持了七十余年，到武帝才开始向外拓展。武帝开拓事业的成就，又远过秦始皇；他不但尽复秦的旧疆，而其他若干秦人势力所不达的地区，诸如东北的朝鲜，西方的西羌、西南夷和西域诸国等，也莫不收入版图或夷为藩属；使汉的领土，较秦时约大了一倍。武帝许多次的开疆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则莫过于北伐匈奴，这种两雄相遇的生死搏战，是武帝毕生最艰苦的奋斗。战争的结果，终使这个塞北强国为之衰弊，在他死后不久便对汉称臣。他不但奠立了汉帝国的富强基础，也为中国历史写下光辉一页。因此这里先叙述汉与匈奴的争衡。
秦末中国内部的大乱，是外族复兴的好机会。南方的越人相继独立，而北方的外族诸如中国北邻的匈奴，东北邻的东胡，和西北的月氏（今甘肃省西部地区），也都趋于强盛。匈奴于秦二世时即渐渐侵入河南地，到楚汉战争时，匈奴又崛起了一位雄主——冒顿单于。据近人考证，“冒顿”是“始”的意思，“冒顿单于”也就是“始皇帝”，这名号可能自“秦始皇帝”抄袭而来。［参看方壮猷《匈奴王号考》（载《燕京学报》第八期）］冒顿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他北服丁令（匈奴别种，居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Yenisey上游一带地），东灭东胡，西破月氏，臣服西域（今新疆及其以北和以西之地）三十余国。并继续南侵，把丧失于秦的河南地全部恢复，并夺取中国西北的若干关塞。东北的燕、代等国，也经常受其侵扰。给予中国的威胁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冒顿以前，匈奴内部的一切，非常茫昧。到冒顿，匈奴内部的情形，才开始为国人所明了。据汉人的记载，当时匈奴的政治阶级，共分二十四等，单于以下，地位最高的为左右贤王，其下有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及左右大当户等，各辖数千至万余骑。匈奴尚左，左贤王（即左屠耆王）常以单于的太子充任。冒顿又把国土分为三部：中部大致与汉的代郡（今山西、河北、内蒙古交界一带）、云中郡（今内蒙古东南部）相接，由单于直接管辖，“单于庭”（匈奴首都）便设在这个区域内。东部与上谷郡（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一带）及其以东的边郡为邻，并与朝鲜相接，由左贤王及其名衔上带“左”字的属官统治之。西部与上郡（今陕西省北部）及其以西边郡为邻，并与氐羌地区（今青海省一带）相接，由右贤王和带“右”字的属官统治之。此外尚有其他名目的王，如休屠王、昆邪王、日逐王等。这类的王，可能在冒顿以后才有，他们大都管理匈奴所征服的异族地区，例如昆邪王统领月氏的地盘，日逐王则管辖西域诸国。这可约略看出匈奴疆域的轮廓，其辽阔是空前的。
高祖六年（前201），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九月，信以马邑降匈奴。冒顿乘胜南下，进抵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七年（前200）初，高祖自将三十余万人击匈奴，被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附近的白登山，几为匈奴所俘，因厚赂冒顿的阏氏（匈奴单于的夫人，通称阏氏），才得脱险。这一役汉军损失惨重，士卒因天寒而冻掉手指的，便有七八万人。高祖遭遇这次打击，对匈奴不敢再作用武的尝试。九年（前198），他采纳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一位宗室女儿嫁给冒顿；此外汉每年并须送给匈奴定数的絮缯酒食。此后冒顿的入寇虽然稍止，但这种和约自是非常屈辱的。
高祖死后，冒顿对汉益加轻视，曾写信向吕后求婚。吕后虽震怒，但对他无可如何，惟有婉言辞谢。文帝时，汉对匈奴继续采用和亲政策。文帝六年（前174），冒顿死，子稽粥立，是为老上单于（“老上”为“二世”之意），汉再以宗女妻之。但匈奴并没有严格的守约观念，仍随时入寇，甚至它的堠骑有时竟窜扰至长安附近地区。汉只能作被动的防守，而不敢大规模出击，这固然由于畏惧匈奴武力的强大，而国内政局的不稳，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文帝时，若干朝臣已对和亲政策表示不满，贾谊在他的《治安策》里，便主张强硬对付匈奴。晁错（当时做太子家令）也曾于前十一、十二两年间（前169～前168）数次上疏，论列匈奴问题。当时因匈奴屡次入寇，边民逃散一空，他建议政府用拜爵免罪的赏格，召募人民，屯垦于边塞地区；并加以军事训练，让他们为保产而战，长期与匈奴周旋，以代替每年换防不明敌情的戍卒。他并建议以同样的赏格，鼓励人民输粟于边，以充实边地的粮储。这些建议，文帝都曾实行过。
晁错的另一个奏疏中，曾对汉军与匈奴战术的长短加以比较。他认为匈奴的长技有三，即马好、骑术精、耐饥寒。汉军的长技有五，即善平原战，兵器精良，行阵严整，箭术精妙，擅长步战。因此他主张在险阻之区，可以用归降的外族与匈奴对抗，因为他们都具有匈奴的长技；平原地带则可以汉军制之。
景帝五年（前152），汉再遣公主，嫁给匈奴的军臣单于（老上子），并与之互通关市。但匈奴仍时时作小规模的入寇，汉亦无法制止。一直到武帝元光二年（前133），汉廷才开始对匈奴再度使用武力，接着便是为期数十年的恶战。汉廷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从高祖起到武帝止，前后维持了六十余年。
（二）武帝的北伐
武帝即位后，数十年积蓄的国力与少年的勇气，驱使他对屈辱的和亲政策已不能再事忍耐，他开始企图以武力痛惩匈奴。但武帝的最初几年，双方仍保持和平状态，汉对匈奴照例给予种种优待，国际贸易上也让匈奴占尽便宜，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片刻平静而已。
元光二年（前133），朝臣王恢献计讨伐匈奴，主和的朝臣韩安国反对，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后，武帝决心支持王恢。同年，汉遣马邑人聂壹诈降匈奴，引诱匈奴南侵马邑，一面埋伏大军三十余万于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准备匈奴来时加以聚歼。这事最初进行得非常顺利，匈奴军臣单于果然亲率十余万骑南下，但到距马邑不远的地方，竟识破汉朝的阴谋，迅速退走。汉兵追之不及，功败垂成。从此匈奴与汉断绝邦交，时时入寇，但仍维持着关市的交易。
汉、匈河南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春，匈奴袭扰上谷、渔阳，汉武帝考虑阴山、河套地区匈奴右贤王、楼烦王、白羊王在此驻军，是匈奴铁骑袭扰关中的军事基地，对长安构成很大威胁，因此汉武帝决定不在上谷、渔阳与匈奴争锋，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出的作战方针。同年，卫青、李息出云中，沿黄河西进，对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实施突袭，乘胜进至高阙，沿黄河折而南下，直达陇西境内，歼敌数千，获牛羊百余万头，全部收复河南地区，使匈奴在漠南失去一块重要基地。此役，汉军避实击虚，舍小取大，集中力量攻取河南，并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
自此以后，汉廷放弃诱敌深入的战略，改采主动的出击。元光六年（前129），武帝以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四将，各率骑兵万人，分路出击匈奴。结果只有卫青一路略有斩获，公孙敖与李广均为匈奴所败，损失颇重，但这只是战争的开端。
此后汉军的战术略有改变。每次出征，多以一个或两个庞大的兵团深入沙漠，捕捉匈奴的主力，加以歼灭。一个大兵团包括好几个独立作战单位，诸如左翼、右翼、前锋、后距等，每个单位的兵力都由一位善战的将军来统领；但整个兵团的最高统帅，则照例由外戚充任。此后汉廷数次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都由外戚卫青（武帝卫皇后弟）、霍去病（卫青另一姊少子）出任统帅。
元光六年以后，卫霍大规模的讨伐匈奴，共有六次，战果最丰硕的则有下列四次：
元朔二年（前127），汉以卫青伐匈奴，此役俘敌数千人，牛羊百余万头，并收复“河南”地，汉于其地置朔方郡，并于套外置五原郡（即秦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县）。
元朔五年（前124），汉以卫青统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等，率兵分途自高阙塞（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附近）、朔方等地进军，汉军出塞六七百里，围匈奴右贤王。此役计生俘右贤裨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口，牛羊数十万。
河西之战示意图。河西即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上而下称为河西，又称河西走廊，从来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通道，汉廷为打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部地区，组建强有力的骑兵部队，进攻河西匈奴军。元狩二年（前121）春，今霍去病率骑兵万人出陇西北上，经金城、令居，越乌鞘岭，沿途经过五个王国，打击抵抗者，安抚降服者，经过六天激战，越过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短兵相接，所向皆捷，歼敌九千余人。同年夏，汉廷为彻底消灭河西匈奴军，又令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兵出北地，在灵武渡过黄河，实行大迂回战略，越贺兰山，向西北挺进，绕道居延泽后，由北向南，然后转向东南，在祁连山和合黎山之间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军队展开激战，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逼迫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部属四万余人投降汉军，从此西域的道路被打开。是役，汉军采用大迂回行动，由走廊以北深入两千多里，突然出现在匈奴军队的后方，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战略战术极为成功。
元狩二年（前121）三月，汉以霍去病统万骑出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东北），西过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东）千余里，斩匈奴首八千余级。同年夏，去病又出北地（治所在今甘肃环县东南），深入匈奴境二千里，至祁连山（在今甘肃张掖市西南），斩匈奴三万余人，俘二千五百人。同年秋，匈奴昆邪王率其众四万人降汉，汉处之于陇西、北地、朔方、上郡、云中五郡的边外。此役汉得“河西”地（今甘肃省黄河以西之地，即原来月氏的地盘），后来于元鼎（前116～前111）时在这里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漠北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元狩三年（前120），汉武帝命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东西两路进军。卫青从定襄出发，向西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与匈奴单于伊稚斜遭遇，汉军正面与胡骑对峙，两翼用精骑迂回包抄，单于自料不能胜，轻骑向西北遁逃，卫青连夜追击二百余里，进至寘颜山，获大批屯粮后返回，歼俘敌一万九千余人；霍去病出代郡，北进二千余里，越过大沙漠，与左贤王军队遭遇，交战获胜，追左贤王至狼居胥山而回，歼俘敌七万四千余人。漠北之战是汉匈战争的最大一仗，此役，汉军高度发挥骑兵作战的机动性，大胆深入，给匈奴以极大打击，战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匈奴实力日渐衰落。
元狩四年（前119），汉以卫青、霍去病各将五万骑出击。青自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塞千余里，遇匈奴伊稚斜单于，激战竟日，单于遁走；汉军直追至寘颜山（当属今蒙古杭爱山南）而还，凡斩匈奴首一万九千级。去病军分道自代郡及右北平（治所在今河北平泉县）出塞二千余里，贯穿大漠，封狼居胥山（当在今蒙古肯特山以北）而还，斩获匈奴七万余级。这次出兵汉方损失亦大，总计两军损失士卒二三万人，战马十余万匹。匈奴虽然远遁，但汉军也因马少，一时不能再作大规模的进攻。
卫霍的北伐，虽然功绩甚伟，但不必要的浪费也很大，尤以霍去病为甚。同时军队中又发生严重的派系磨擦，以致汉军未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当时伐匈奴的军事将领多系关西（今陕甘一带）人，他们类皆勇武善战，爱惜士卒。武帝以他们作为军队的主干，担当实际的作战任务，而以外戚军人充任最高统帅。这批关西军人中以李广的声誉最高，武帝与卫青对他均有些嫉视。元狩四年伐匈奴之役，李广因受卫青的排挤，愤而自刎。李广的儿子李敢，本隶霍去病部下，因有憾于其父的死，把卫青击伤。其后李敢随武帝打猎，被霍去病以冷箭射死，武帝为去病掩盖，事情得以平息。但到武帝晚年，关西军人李氏与外戚军人再度发生磨擦，使汉军对匈奴的战役中，遭遇极大的败创。［参看拙著《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四）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载拙著《汉唐史论集》页二〇至二九）］
自元狩四年卫、霍最后一次出师，其后二十年间，汉与匈奴未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武帝的开边事业并未中止，在这段时间中，他曾东征朝鲜，西通西域，南平东瓯两越和西南夷，版图大为扩张。这类拓展，也同样给予匈奴严重的威胁。汉于元封三年（前108）灭朝鲜后，即招引辽东塞外的乌桓（东胡的一支），让他们寄居于东北诸边郡的塞外地区，以监视匈奴。六年（前105）以后，匈奴向西退缩，它的左部从辽东一直西移到今内蒙古东部一带，与汉的云中郡相对（右部则与酒泉、敦煌等郡相对），这件事自与汉的经略东北有关。而汉的开辟西域，又使匈奴感到西顾之忧。武帝于元封三年，曾遣兵攻破与汉邻近的楼兰、车师二国。太初元年（前104），又遣外戚李广利（武帝李夫人之兄）讨伐葱岭以西的国家大宛；三年（前102）破之，威震西域，诸国纷纷入贡。这时匈奴的政治中心，业已西移，又因长期的休养，国力逐渐恢复，于是又开始入寇，并全力与汉争夺西域霸权。武帝也想藉新定西域的余威，再伐匈奴。他仍然采取过去以外戚为军事统帅的原则，但卫、霍早已物故，这任务便自然的落在李广利身上。
李广利的才具远在卫、霍之下，伐大宛时，军纪败坏，屡遭破创；武帝全力支持他，费时三年，前后出动二十余万人，仅获胜利。因此对于出任讨伐匈奴的统帅，实在不能胜任，但武帝仍信用他。天汉二年（前99），武帝命他率三万骑击匈奴，而以李陵（广孙）为他押运辎重。李陵不愿，武帝改派陵率步兵五千人与广利分途出击。李广利出酒泉（今甘肃酒泉市），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在今新疆境内），斩获万余级，自身则损失二万人。李陵出居延城（今甘肃省西北境），北行三十日，在浚稽山（在今蒙古土拉河及鄂尔浑河之间）与且鞮侯单于亲统的十万匈奴军遭遇，汉军且战且退，毙伤匈奴万余人。但因无后援，于距塞百里处为匈奴所破，李陵投降，其部下逃回汉境者仅五百人。此役对汉是一个惨重的打击，也可以看出外戚军人与关西军人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天汉四年（前97），汉对匈奴再作大规模的进攻，出动兵力达二十余万人。计李广利率步骑十四万出朔方，韩说率步兵三万出五原，公孙敖率步骑四万出雁门（今山西代县南），均无功而还。
征和三年（前90），汉又以李广利率七万人出五原，商丘成率二万人出西河，马通率四万骑出酒泉，讨击匈奴。结果商丘成、马通二军无功而还，李广利则全军尽覆，投降匈奴。此后终武帝之世，汉朝无力再对匈奴作主动的进攻，他一生轰轰烈烈的开边事业，最后竟以这样凄凉的场面作结束。
（三）匈奴的称臣
西汉时匈奴牧羊图，汉墓壁画。
武帝的伐匈奴，虽然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匈奴损失也极其惨重。第一是人口的损失。高祖时，匈奴有控弦三十万，武帝时当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以这个数目来推测，匈奴的人口总数约为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这比汉的人口要少得多。汉于平帝时，人口接近六千万，武帝时的人口虽无记载，当不会低于四千万。贾谊曾说匈奴整个的人口不过汉一大县，自是侈谈；但如果说匈奴人口不及汉一大郡，则是事实。西汉时的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的便有三个，这可看出双方人口的悬殊。在战争中，汉的兵员不虞匮乏，匈奴则相反。总计自元光六年（前129）至元狩四年（前119）的十年间，匈奴被汉军斩俘以及投降的便在二十万人以上，这数目占去了整个匈奴人口的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元狩四年以后，汉军长期停止出击，匈奴虽得到休养机会，但全盛时代的国力，始终未能恢复。因此武帝末年，匈奴虽屡次战胜汉军，却不能再作大规模的寇侵。第二是畜类的损失。匈奴人以畜牧为生，畜类便是他们的财产。战时匈奴畜类为汉军所获的，动辄以数十百万计；此外因汉军的深入穷追，匈奴牛马疲于奔避，竟普遍发生流产的现象，这简直使匈奴踏上破产之路。第三是领土的损失。匈奴于对汉的战争中，首先失去河南和河西两个大好的牧场，其后又被迫向西退缩，今华北及东北各地，不复为匈奴的势力范围，而乌桓等族更与之为敌。西方则一向臣属匈奴的西域诸国，也为汉的势力所伸入。因此匈奴的版图不但大为削减，同时又陷于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汉的国力虽然也因长期的战争而虚耗，但匈奴的困弊尤甚。因此武帝死后，匈奴便颇有恢复和亲之意。
西汉匈奴杂技图，汉墓壁画。
昭帝时，匈奴因想与汉和亲，颇少入寇，并遣回羁留匈奴十九年的汉使苏武等，以表亲善。汉的边防也更加严密，匈奴有时犯塞，总是失利而去。到宣帝，汉帝国因经过十几年的休息，国力渐渐恢复，对外又趋积极。本始二年（前72），西域的国家乌孙（今伊犁河及帖克斯河流域）为匈奴所侵，向汉求救。宣帝遣骑兵十六万人，五路出师；并派使者常惠监乌孙兵，共击匈奴。匈奴闻讯北逃，汉军所获甚少，惟常惠所领的乌孙兵战果丰硕，计斩匈奴四万人，获畜类七十余万头。同年，匈奴再击乌孙，因遇大雪，死数万人。于是匈奴的邻国丁令、乌桓、乌孙等群起而攻之，匈奴人死于战争与饥馑的，占十分之三，畜产则损失十分之五，至此匈奴已面临崩溃的边缘。
神爵二年（前60），匈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右贤王屠耆堂继立，是为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为人凶恶，匈奴日逐王与之有隙，率其众数万骑降汉。于是汉乘势经营西域，匈奴不敢争，汉乃取得西域霸权。接着匈奴又发生内乱。
神爵四年（前58），虚闾权渠单于子稽侯自立为呼韩邪单于，起兵讨握衍朐鞮，握衍朐鞮兵败自杀。此后匈奴内部的动乱，愈演愈烈。匈奴各部君长纷纷自立，除呼韩邪外，尚有屠耆、呼揭、车犁、乌藉四单于，相互攻击，史称“五单于争立”。五凤二年（前56），四单于相继败亡，呼韩邪虽入据匈奴王庭，但实力甚弱，部众仅数万人。而西边的休旬王（屠耆从弟）又自立为闰振单于；东边的左贤王呼屠吾斯（呼韩邪兄），也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
五凤四年（前54），闰振东攻郅支，兵败被杀。郅支并其众，乘胜攻呼韩邪，呼韩邪败逃，引兵南下，请降于汉，并愿入朝。甘露三年（前51）正月，呼韩邪来朝，进谒时自称落臣，宣帝赏赐甚厚。次月，汉遣呼韩邪归国，把他和他的部众，安置于五原郡的近塞地区。从此匈奴沦为汉的藩属，这荣耀是武、昭、宣三代八十余年间用无数生命和金钱换来的。
郅支既破呼韩邪，据单于王庭，势力日强。继而又并丁令、乌揭（居丁令以南）、坚昆（今新疆哈密市西北）等国，并徙都于坚昆。元帝初元五月（前44），康居王迎郅支以制乌孙。郅支西迁康居后，数攻乌孙，强迫若干西域小国向之献纳，并困辱汉使者。建昭三年（前36），汉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矫制发胡汉兵四万人，攻杀郅支于康居，匈奴乃又定于一尊。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又入朝，汉赐给他一位美貌的宫女王嫱，以为其阏氏。此后匈奴对汉奉事惟谨，一直到王莽时代。
（四）东汉的再伐匈奴
自宣帝时匈奴称臣于汉，北边清静者达六十余年。直至王莽始建国二年（10），因改易匈奴单于的印信而激起叛乱，于是边祸再启。匈奴因长期的休养，实力大为增强；因此王莽虽屡派大军讨伐，始终未能奏功，反把人畜繁衍的北边，弄得一片荒凉。光武初年，北方的割据势力如彭宠、卢芳等均倚匈奴为援。建武六年（30），光武遣使赂匈奴以金币，以通旧好；但当时的呼都而尸道若鞮单于（名舆，呼韩邪幼子，以下简称“单于舆”）自比冒顿，甚为骄慢，并屡与卢芳侵扰北边。九年（33），汉遣吴汉击之，师久无功。匈奴的左部，自是更向东南发展，若干部落竟迁至东北诸边郡的塞内地区。汉大修边务以防之，但匈奴的寇掠，一直延续到二十一年（45）。
建武二十二年（46），单于舆死，二子相继立为单于。而匈奴因连年蝗旱为灾，人畜死耗大半，外又受乌桓的攻击，国势大衰。舆兄子比因其父曾在舆之前为单于，而己不得立，心怀愤恨；又因所领的土地与汉邻近，怕汉乘敝进攻，乃于二十四年（48）降汉。比并自立为“呼韩邪单于”，与北方的蒲奴单于（单于舆子）相攻战，自是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二十六年（50），南单于与北匈奴战失利，汉乃徙其部众于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地），并派兵保卫之，北单于也屡次遣使请和亲，但汉不许。
明帝时，北匈奴时常寇边，汉乃许其和亲。南匈奴闻讯甚恨，想联北匈奴以叛。汉得知其谋，乃于永平八年（65）设度辽营于五原，以隔绝南北两匈奴，防其交通。但北匈奴仍时常入侵，为患甚烈。十六年（73），汉以窦固、耿秉、祭肜、吴棠等数道出师，伐北匈奴。窦固出酒泉至天山，击走匈奴呼衍王，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县西巴里坤湖），取伊吾卢（今新疆哈密市）地，并置戍屯田。于是汉的威令，又行于西域，而北匈奴益衰。
章帝时，北匈奴内部乱起，它的四邻丁令、鲜卑（东胡的一支）、西域诸国和南匈奴都乘机向它进攻。元和二年（85），北匈奴为南匈奴大破于涿邪山（在今蒙古西部），于是更向北徙。章和元年（87），鲜卑入北匈奴左地，斩优留单于，北匈奴大乱，部众降汉者二十万人。
章和二年（88），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南匈奴单于想乘乱并北匈奴，因而请汉出兵伐之。永元元年（89），汉遣窦宪（太后兄）、耿秉率骑兵三万八千出朔方，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当在今蒙古杭爱山附近），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余人，获畜类百余万头，匈奴投降者前后达二十余万人。宪等出塞三千里，并于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勒石纪功而返。三年（91），窦宪又命部将耿虁等伐北匈奴，破之于金微山（当系今蒙古阿尔泰山），斩八千人。北单于遁逃，不知去向，仅俘其部众数千口而返。此后匈奴的北庭空虚，只有若干残余部落不时寇扰西域。而南匈奴事汉益谨，汉的北边，自此再度获得长期的安定。至于北单于的踪迹，若干史家推测，他先到今中亚细亚，会合诸部，势力复振；其后日益盛大，渐向西侵，5世纪中叶横行欧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便是北单于的后裔。
二、南徼的开辟
（一）东瓯、两越的平定
汉初，它的南服有三个越族所建立的国家，即东瓯、闽越和南越。东瓯据今浙江省南部，闽越据今福建省，南越则大致据今两广和越南之地。这三国的土地，秦时皆被夷为郡县，秦末大乱，它们乘机独立。闽越的酋长无诸和东瓯的酋长摇，曾率越人从汉击项羽。高祖五年（前202），汉立无诸为闽越王，王秦闽中郡故地，都冶（今福建闽侯县东北）。惠帝三年（前192），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永嘉县西南），世称东瓯王。南越王赵佗本为中国人，秦时为南海郡龙川县（今广东龙川县西北）令。二世时，郡尉任嚣死，佗继之，乃聚兵自守，与秦断绝往来。秦亡，佗又击下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祖统一后，因无力远伐，乃于十一年（前196）遣陆贾立佗为南越王。三国虽然名义上都受汉封，实际等于独立。在汉初的无为政治原则下，只要它们不生事端，汉对它们是一切不过问的。
战国时期东瓯人使用的印纹双耳罐，浙江温州市莘塍下山根出土。
景帝时，吴王濞反，东瓯曾派兵助之。后濞失败，东瓯又把濞杀掉，因此汉未加以诛伐。濞子驹亡走闽越，时常劝闽越攻东瓯，以报父仇，后来闽越东瓯相攻，便种因于此。南越王赵佗曾于吕后末年僭号称帝，并进寇长沙国的边境，击下数县，吕后派兵讨伐，因遭遇疾疫，无功而罢，南越从此大盛。文帝即位后，对佗加意笼络，佗乃自去帝号，为汉藩臣。其后直至景帝，南越仍称臣于汉。总之，从汉初到景帝，三国在内政上是始终独立自主的。
武帝初年，闽越王郢在位，甚为嚣张。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兵，由海道赴援。闽越乘汉军未到，引兵而退。东瓯请举国内徙，汉迁其国人于长江和淮水间的地区。六年（前135），闽越又击南越，汉派王恢等伐之，郢弟余善等杀郢以降。汉立无诸孙丑为越繇王，奉闽越祭祀。而余善威行国中，丑不能制，汉又封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因此闽越分为二国。
“文帝行玺”金印，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墓出土。为南越王赵眜的皇帝印玺，刻“文帝行玺”四字。
南越王赵佗死于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孙胡继立，胡传子婴齐，婴齐传子兴。兴太后樛氏不贞，国人多不附，太后想借汉的势力镇压内部，因而劝兴入朝。其相吕嘉颇得众心，反对入朝，因与太后不合。元鼎五年（前112），吕嘉反，杀兴、太后及汉使者，别立婴齐孙建德为王。汉遣路博德、杨仆等分率水师自桂阳（冶所在今湖南郴州市）、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等郡出发，进击南越。次年，路杨会师于石门（今广东广州市西北），进抵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吕嘉与建德逃入海，为汉所获，南越乃亡。汉分其地为九郡，即：南海（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苍梧（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郁林（治所在今广西贵港市东）、合浦（治所在今广东雷州市）、珠崖（治所在今海南省琼山市东南）、儋耳（治所在今海南省省儋州市西）、交趾（今越南北部地）、九真（今越南中部地）、日南（今越南中南部地）。
南越玉舞人，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墓出土，为两个姿态不同的舞人形象，两人物头梳螺髻，长袖拁舞动，身姿十分优美。
汉伐南越时，东越王余善持两端，暗与南越勾结。及南越平，杨仆请乘便击东越，余善闻讯举兵反，僭号“武帝”，汉乃遣杨讨之。元封元年（前20），越人杀余善以降。武帝以闽地险阻，屡生叛乱，为求一劳永逸，把闽越地区的人民，也全部迁到江淮之间。东瓯与闽越，经过武帝时代的两次大迁移，其地的空虚荒芜，可想而知。因此终两汉之世，这地区未再发生大乱。惟有南越，到东汉时再度掀起兵端。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交趾女豪征侧与其妹征贰反，九真、日南、合浦诸郡均响应，征侧攻下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十八年（42），汉以马援讨之。汉军自合浦沿海岸穿山开路，西行千余里，大破叛军于浪泊（今越南东关）。次年，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马援所部二万人，因遭遇瘴疫，回来的仅有一半，此后直至东汉灭亡，汉的南疆未再发生大故。
自南越于武帝时置郡后，南海的商业与交通也大为增进。当时这个地区中最大的商业都市是番禺，它是珠玑、玳瑁、果、布的荟集地。其次如徐闻（今广东徐闻县）、龙编（今越南河内），也都是著名的商业都会。西汉时代的海上交通，可自上列各地到达今马来半岛的都元国、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谌离国等。最远可到达黄支国，其地一说在今印度东海岸，一说在今苏门答腊。据此，西汉时代南方的对外交通，最远可能到印度，至少可到南洋群岛一带。东汉时，中国商舶已经常来往于今锡兰岛的师子国一带，与印度当也有直接交通，因此锡兰岛与南印度的佛教，也由海上传到中国南部，逐渐向北传播。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王Marcuc Aulerius Antoninus），遣使由今印度洋经日南徼外来汉，贡献方物。这是大秦通中国之始，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南方海上交通的发达。
（二）西南的拓展
今云南、贵州两省，加上四川省的西部和南部，以及甘肃省的南隅，这一片广大的地区，在汉时为许多异族所盘据，汉人统称之曰“西南夷”。他们有的已步入农业社会，有的则仍过着游牧生活，并且建立了数不清的国家。大体说来，今贵州省境内的国家，以夜郎为最大（今桐梓县一带），今四川省境内的，以冉、駹两族（均在今茂县一带）、邛都（今西昌市一带）、徙（今天全县一带）、筰都（今汉源县一带）为最大，今云南境内的，以滇（今晋宁市一带）为最大；今甘肃省境内的，以白马（今成县一带）为最大。诸国中，以滇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早，它建国于战国末年。其时有楚将庄蹻者，远征至此，后因秦人占领黔中郡（今湖南省西部地区），归路断绝，遂据地称王，建立滇国。其后历经秦和汉初，中国的势力，未再到达西南夷地区，直到汉武帝，才开始加以注意。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汉初平闽越，武帝派番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唐蒙，晓谕南越。蒙到南越，知南越西北有夜郎国，因此回朝后上书武帝，请通夜郎，以制南越。武帝乃派蒙率兵千人前往。蒙由筰关（今四川合江县）入夜郎，见其君多同，厚加赏赐，并谕以德威，劝其内属，夜郎听命。元光五年（前130），汉于夜郎及其附近之地置犍为郡（初治所在今贵州遵义市，后徙治今四川宜宾市），并于夜郎置夜郎县，以多同之子为令。同年，邛、筰、冉、駹等族，为贪汉赏赐，也请求内属，于是汉在其地置十余县，由都尉统之，隶属于蜀郡。但其后数年，西南夷屡次反叛，汉发兵讨击，糜费极大。最后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放弃西南夷的经营，以并力对付匈奴，已设的县，大都废弃，仍旧保存的，只有夜郎等两县。
元朔三年（前126），汉使张骞自西域返国，具言西域诸国的风土，并谓在大夏（今中亚阿姆河Amu Darya沿岸）时，尝见到邛都所产的竹杖和蜀郡所产的布。大夏人云自身毒（即印度）国购来，由此推断自蜀经西南夷，可通身毒。元狩元年（前122），武帝派遣使者分南北数路，出西南夷，求身毒国，但均受夷人的阻梗，无法到达。南路的汉使，尝至滇国，受阻而回。使者因盛言滇的广大，可加招徕，使之附汉，于是再度激起武帝经营西南夷的雄心。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汉发南夷兵助征，且兰（今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不从，并杀汉使及犍为太守。次年，南越平，汉遣郭昌、卫广击西南夷，诛且兰及邛、筰诸君长，于且兰置牂柯郡（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此役之后，西南夷皆震恐，群请内属。汉乃以邛都为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市）。筰都为沈黎郡（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冉駹为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县），白马为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成县）。元封二年（前109），汉又遣郭昌等伐滇，滇王降，汉以其地置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新设诸郡辖区中的各部族，皆因其旧俗而治理之，不征赋税。地方政府的开支，则由内地各郡分摊供给之。西南夷至此可以说完全归入汉的版图，但武帝经西南夷通身毒以连大夏的企图，却未能实现。
西南夷内属后，仍不时作小规模的叛乱，但终西汉之世，未生大故。直到王莽，西南才大乱起来。光武兴起后，牂柯郡诸大姓，皆保境向汉；益州郡太守文齐，也竭力为汉守。后文齐死，益州及附近诸夷反汉，汉乃于建武十九年（43）遣刘尚率兵及朱提（今云南昭通市）夷往击之，诸夷散走。两年后，刘尚等追诸夷至不韦（今云南保山市北），斩俘甚众，诸夷悉服。明帝永平十二年（69），据今云南省西部的哀牢夷王柳貌，也率其民五万余口内附，汉于其地置哀牢（今云南省保山市东）、博南（今云南省永平县东）二县，于是汉的西南疆，更为扩大。
此外，今湖南省西部一带地区，尚有一种“武陵蛮”，它兴起于东汉初年。光武建武二十三年（47），武陵蛮反，汉遣刘尚率军溯沅水入武溪（在今湖南省）讨之，因轻敌深入，全军覆没。次年，汉又遣马援讨之。二十五年（49），汉军至蛮区，蛮人乘山守险，与汉军相持。时值盛暑，士卒多染疾疫，死了许多，马援亦染病而死。但蛮人也饥困异常，监军宗均矫制劝令归附，并示以恩信，于是蛮人投降，其地悉平。
三、东北的经略
（一）朝鲜的征服
今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及我国辽宁省东部、吉林省西南部一带，据说是周武王灭殷后颁给殷宗室箕子的封地，箕子立国于此，名曰朝鲜。到东周，燕、齐等国人民，移殖朝鲜者日众。战国末期，箕子后人箕准僭称王号，但朝鲜和半岛南部的国家真番，都曾臣属于燕，燕人并于半岛上设置官吏以治理之。秦时对朝鲜的控制稍弛，在浿水（今鸭绿江）外筑障为界，朝鲜仅是名义上臣属于秦。汉初，仍以浿水与朝鲜为界。高祖末年，燕王卢绾叛，燕地大乱。燕人卫满聚众千余人，东渡浿水，居秦旧障；继而攻灭朝鲜，王有其地，并降服真番和其他邻近的东夷小国。箕氏国祀，凡历八百余年而绝。卫满定都于王险（今平壤），惠帝吕后时并与汉约，为汉藩臣，双方相安无事者数十年。
武帝时，卫满孙右渠在位，对汉的态度转强，他招诱逃亡的汉人，并阻挠半岛南部的真番、辰韩等国向汉朝贡。元封二年（前109），汉使涉何晓谕之，右渠不从。同年，汉以涉何为辽东东部都尉，防制朝鲜，为朝鲜所杀。至此武帝遣杨仆、荀彘率兵分水陆两路进讨，仆率水军自今山东半岛渡海前往，彘则率陆军由辽东郡（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开原市以南地区）出发。两军初战皆不利，次年，并力围王险，杨、荀二人又生歧见，以致久攻不下。其后汉使公孙遂拘捕杨仆，以其军属荀彘，攻城益急。朝鲜人不支，乃杀右渠而降，总计这次战役费时达一年之久。公孙遂和荀彘则分别以“专擅”和“争功乖计”的罪名，为武帝所诛。
朝鲜平定后，汉在其地设置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这四郡辖有朝鲜半岛大部的土地，玄菟在最北，掩有今鸭绿江沿岸之地，乐浪在玄菟以南；临屯在乐浪以东；真番则在乐浪以南（一说真番在乐浪北）。半岛上的民族，甚为复杂。半岛北部，除了来自中国的朝鲜人外，尚有濊貉（居半岛东部）、沃沮（居半岛东北部）等族。至于半岛的南部，尚有辰韩（半岛东南部）、马韩（半岛西南部）、弁韩（半岛南端）三国并立，通称“三韩”，它们于何时开始建国，不可确考。而附属于三韩的小国，竟达七十八个之多。三韩以马韩最强，常为三韩的共主。据说朝鲜旧王箕准被卫满逐出后，以其众千人浮海南来，攻破马韩，做了它的主人。
四郡中以乐浪为最重要，它的治所也就是朝鲜的旧都。它不但是汉帝国东部国际交通的枢纽，也是中国文化最东的重镇。昭帝始元五年（前82），汉罢临屯、真番二郡，以其地并入乐浪、玄菟。其后又把玄菟的治所，自鸭绿江南迁到江北的高句骊（今辽宁省新宾市附近）。这措施说明汉廷对朝鲜的经营，改取退守的态度。
在玄菟郡东北今松花江上游一带，尚有一个夫余国，高句骊人便是夫余人的别支。元帝时，夫余人朱蒙率众南下至朝鲜旧壤，建高句骊国，以高为氏，蚕食汉玄菟郡地。半岛南部的“三韩”地区，也渐渐起了变化。宣帝五凤元年（前57），朝鲜遗族据辰韩地建国，号“徐罗伐”，后改称“新罗”，新罗不久便吞并了弁韩。到成帝鸿嘉三年（前18），高句骊王族据马韩地建国，号百济。西汉末年朝鲜半岛的形势，大致是西北部是汉乐浪郡辖区，东北大部为高句骊所据；新罗据东南部地，百济据西南部地。百济、新罗因居半岛南部，与汉没有多大关系，惟高句骊与汉接近，关系较密。它自建国后，对汉一直是称臣的。
到王莽始建国四年（12），莽征高句骊兵伐匈奴，高句骊人不愿前往，纷纷逃亡。莽派人诱杀其王驺，于是高句骊反，屡次犯边。东汉初，高句骊曾遣使朝贡，光武复其主号。光武末年，高句骊开始入寇，汉以恩信招之，乃又附汉。其后经明章二帝三十年，双方大体相安。到和帝末年，又大举进寇辽东、玄菟等郡。其后直至灵帝，高句骊时叛时降，为帝国的东北大患，汉始终未能给予它一个致命的打击。
（二）倭奴的来朝
倭奴国在今日本国境内，是倭族所建立的国家。据中国的传说，秦始皇时，派方士齐人徐市（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访求神山和仙药；他们找到这片海外乐土，定居下来，繁衍成为倭族。徐市入海求仙药的事，虽曾载于中国的古籍，但徐市等所到的地方是否就是现在的日本，实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日本虽也有若干史书记载徐市东来的事，甚至他的坟墓，至今犹存于日本，但同样不能使人确信真有此事。因为秦始皇时代，日本的历史尚处于传疑阶段，并无真正的历史记载。徐市的事，只是后来的揣测，甚至极可能是受了中国传说的影响。据日本的传说，倭国开国者是神武天皇，他即位于我国东周惠王十七年（前660），与齐桓公同时，但是否确有其人，则仍是一个谜。
汉时，日本地区的国家，共有一百多个，皆是倭人建立的，汉人统称之曰倭国。倭奴则是诸倭国中的大国。它坐落于倭国的极南界，当在今日本南部的九州岛上。因倭奴的势力较大，且距大陆较近，所以它首先代表诸倭国与中国交通。据说当时倭人饮食以手抓取食物，并有纹身、赤足、蹲踞的习惯；男子则盛行多妻，女子则不淫不妒。同时社会安定，极少盗窃争讼的事。
自汉武帝于朝鲜设四郡后，中国文化开始影响诸倭，诸倭通使于汉者达三十余国，倭奴也于此时开始对汉作岁时的贡献，纳贡的地点大概在乐浪郡。至于倭奴与朝鲜半岛南部诸国间的交通，当始于汉开四郡以前。但西汉时代倭奴对中国的这类贡献，并无确切的年代，直到东汉初年，倭奴的朝贡，才有年代可凭。
护乌桓校尉出行图，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小板中村一号汉墓壁画。护乌桓校尉乘坐的主车的前后和两侧，众多武士佩弓执戟相随，行列首尾飘动着羽葆、凤候，场面十分宏大。
光武初年，辽东太守祭肜威震北方，若干外族国家闻声朝献。建武中元二年（57），当时正是日本史上所谓的垂仁天皇在位的时代，倭奴遣使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光武赐印曾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九州北部发现，印系金质，上镌有阳文篆字“汉奴国王”的字样，但其真赝尚无法确定。此后倭奴又于安帝永初元年（107）和献帝建安六年（201）两度来朝。到三国时代，双方的交通乃更加繁盛。
乌桓人牧马图，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小板中村一号汉墓壁画。绘乌桓人牧马。图中的骏马，昂首挺胸，排列整齐，气势恢宏。乌桓人正是骑着这些战马，纵横四方，号称“天下名骑”。
（三）乌桓、鲜卑的归附
乌桓、鲜卑均属东胡族。东胡居匈奴以东，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河北、内蒙古、辽宁一带。战国末期，东胡已甚强大，与匈奴同为中国的边患。到匈奴冒顿单于崛起，才击破东胡，东胡余众分保乌桓（约在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地）、鲜卑（约在今辽北科尔沁右翼旗地）二山，因以山名为其种号。汉初，二族皆臣属匈奴。武帝时，汉击破匈奴左部，从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的塞外，以为耳目，并设护乌桓校尉以统理之。昭帝时，乌桓渐强，不复听汉号令，并与匈奴交兵，为匈奴所破。元凤三年（前78），汉以范明友击乌桓，杀六千余人。乌桓因而反汉，屡寇幽州，但常被汉军击败。到宣帝时，乌桓又降，其后一直到西汉终了，未再生事。
王莽篡汉后，因讨伐匈奴，征乌桓兵屯代郡，并以其妻子为质。乌桓因不服水土，相率逃亡，莽尽杀其质，乌桓乃投降匈奴。光武初年，乌桓、匈奴屡次连兵入寇。乌桓因近塞而居，一日之内，便可到达汉北边的城郭地区，由是缘边百姓，大受患害，尤以代郡以东各郡，被祸最甚。建武二十年（44），汉以马援讨乌桓，乌桓闻讯先逃，援无功而返。其后乌桓乘乱攻击匈奴，匈奴被迫北徙数千里，促成南北匈奴的分裂。自此汉对乌桓改采怀柔政策，赂以金帛。二十五年（49），辽西郡（今辽宁、河北、内蒙古交界一带）乌桓九百余人入朝，汉封其首领为王侯君长者八十一人，布列于缘边诸郡的塞内，用以招徕其种人，并为汉侦伺匈奴。其后为防其生事，复置护乌桓校尉。自此以降，历明、章、和三朝五十年，乌桓始终为汉担负保塞的任务。
鲜卑居地与乌桓相接，言语风俗也与乌桓相同，但它在整个西汉时代，与中国没有交通。东汉光武初年，匈奴正盛，常率鲜卑、乌桓，寇抄北边。建武二十一年（45），鲜卑与匈奴入寇辽东，为辽东太守祭肜所破，斩获几尽，鲜卑对汉乃有畏惧之意。次年，匈奴南单于降汉，北单于孤立，鲜卑通使于汉，汉命其击北匈奴以自效。于是鲜卑与匈奴攻战，汉亦时加赏赐。三十年（54），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部人来朝，汉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于是鲜卑对汉益加亲附，而汉所颁给鲜卑的赏赐，每年竟达二亿七千万钱。其后经明、章二代，鲜卑均恭顺无事。到和帝初年，窦宪破走北匈奴，鲜卑转据其地，此后渐渐强盛，而为汉的边患。
四、西域西羌的平服
（一）西汉的初通西域
“西域”二字本是古代中国人泛指河西走廊以西地带的通名，它的范围因时而异，要以当时中国人对西域明了的程度和中国势力向西发展的远近而定。如果勉强给它定个范围，可以说它大致包括今新疆天山南北路以及葱岭以西直至里海沿岸或更西，南至今印度、阿富汗、伊朗三国北部的广大土地。但汉代在西域的势力，只到达天山南北路和葱岭以西附近之地。
从中国本部西北行，一过玉门关（今甘肃省的最西北端），便算踏上西域的土地。这片土地在战国时尚是一个神话的境地，秦国与西域有无往来，也不得而知。直到汉武帝时，才开始与西域有了交通。据汉人记载，当时西域共有三十六国，其后又分为五十余国。国有“居国”、“行国”之分，居国国民为定居的，以农业为生，有城郭的建筑，故又称“城郭国”；行国的国民则主要以游牧为生。当时西域诸国，大部分布于今天山南路地区，在这地区中又有“北道”、“南道”之分，北道指今大戈壁（即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之地，南道指其以南之地。北道的重要国家有车师（车师有前后二国，前国在今吐鲁番，后国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南。史书所谓车师，通指前国）、危须（今新疆博斯腾湖北）、尉犁（今博斯腾湖西南与尉犁县之间）、乌垒（今新疆轮台县东）、焉耆（今新疆焉耆县）、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孔雀河以东）、龟兹（今新疆库车、沙雅二县间）、姑墨（今新疆拜城县）、温宿（今新疆温宿县）、尉头（今新疆乌什县）、疏勒（今新疆疏勒县）等。南道的重要国家则有楼兰（即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婼羌（今新疆若羌县）、小宛（今新疆且末县东）、且末（今新疆且末县北）、精绝（今且末县西）、扜弥（今新疆于田县）、于阗（今新疆和田县）、莎车（今新疆莎车县）等。在今天山北路地区的重要国家有蒲类（今新疆巴里坤湖附近）、郁立师（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西北）、卑陆（今新疆乌鲁木齐市东南）、单桓（今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北）、东且弥（今新疆阜康市）、西且弥（今新疆昌吉县）、刧（今新疆玛纳斯河南）、乌贪訾离（今新疆玛纳斯县）、乌孙（今伊犁河及帖克斯河流域之地）等。在葱岭地区即今帕米尔高原的重要国家则有蒲犁（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依耐（今新疆英吉沙县）、无雷、难兜、乌秅、桃槐等。葱岭以西的重要国家则有大宛（今锡尔河Syr Darya上游一带地）、大月氏（今阿姆河Amu Darya上游一带地）、康居（今巴尔喀什Balkhash湖以西至咸海Aral Sea一带地）、奄蔡（今咸海至里海一带地）、罽宾（今印度克什米尔Kashmir一带地）、安息（今伊朗及其北地区）等。
汉初，西域附属于匈奴，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管领西域，常居于危须、尉犁、焉耆等国，向诸国征课赋税，以资给其本国。而河西之地亦为匈奴占据，遮断中国与西域的通路。到武帝即位，准备讨伐匈奴，听说原居于河西地区的月氏国，自为匈奴吞灭后，一部分国人远遁西域，另建大月氏国，对匈奴时思报复。建元三年（前138），武帝遣张骞通使西域，以便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但他刚离国境，即为匈奴所获，被拘留了十来年，才乘机逃出，西至大宛，然后至大月氏。月氏自高祖初年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文帝时又经匈奴老上单于的彻底扫荡，国土尽丧。于是促成大批月氏人的西逃，没有逃出的则奴役于匈奴，称小月氏。西逃的月氏人最初建大月氏国于今伊犁河流域一带，其地本塞国地。到张骞为匈奴所拘时，大月氏又遭受一种游牧民族乌孙的猛攻，于是大月氏人更向西移，鸠占了大夏（Bactria）的国土，于妫水（今阿姆河）之北重建国家。大夏人则集中于妫水之南，臣属于大月氏。原先塞国地盘，遂为乌孙所据。及张骞至大月氏，月氏人因环境优裕，已失去复仇之念。骞在大月氏居留年余，返国途中又为匈奴所得，过了一年多才又逃出。他于元朔三年（前126）返国，奉使前后凡十三年。他出国时，同行者有一百余人，回来时则只剩下他和一位胡奴。他虽然未达成使命，但西域内部的情形，却已大致为汉所明了。
（二）西域霸权的争夺
元狩二年（前121），汉伐匈奴，取河西地，掌握了通西域的要道。四年（前119），武帝再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络乌孙以断匈奴右臂。此行他率领副使和将士三百余人，并携带大批的牛羊金币。当时匈奴在西域的威风犹在，诸国对汉尚没有清楚的认识，因此张骞仍未能达到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返国，但乌孙也派遣使者随他来汉答谢。张骞并曾派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诸国也多派使臣随行来汉。此后武帝经营西域的兴趣益浓，每年派往西域的使节团，少者五六起，多者至十余起，每起由百余人至数百人。元封元年（前110），汉以公主嫁乌孙王，与之结为兄弟，但继而乌孙王又纳匈奴之女。这可看出当时的西域国家，是依违于两大之间的。
西汉鎏金大宛马，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陕西兴平茂陵博物馆藏。此鎏金马气势轩昂，造型俊秀雄健，是张骞出使西域后，从大宛传入的优良马种。
其后武帝曾两度用兵于西域，汉在西域才占优势。第一次用兵在元封三年（前108）。因楼兰、车师二国，为汉通西域必经之地，汉使来往频繁，两国不胜其扰，乃攻杀汉使，并为匈奴耳目。武帝派赵破奴伐之，攻破二国，从此汉使西行，得以无阻。其后至太初元年（前104），又以李广利伐大宛。大宛产良马，不肯奉献，并杀汉使者，故汉以武力解决。此役苦战三年，前后出动二十万人，才征服大宛，获良马千匹。从战果看来，虽然得不偿失，但汉的声威，因而西逾葱岭，震撼了整个西域，诸国纷纷派遣子弟入朝。汉并派兵数百，屯田于渠犁国，以供给汉使者，至此匈奴渐感到西顾之忧。
但匈奴对西域仍不放手，它继续怂恿楼兰拒汉，以遮绝汉通西域之道。楼兰也因不耐汉使及其吏卒的需索侵夺，屡次遮杀汉使。昭帝时，汉使傅介子诱杀楼兰王安，改立安弟尉屠耆为王，更其国名为鄯善；并遣司马率吏士四十人，屯田于其国中的伊循城以保护之，自此鄯善乃一心事汉。
宣帝时，匈奴与汉对西域的争夺益趋激烈。匈奴愤恨西域国家的向汉，因而时常出兵攻打西域。本始二年（前72），匈奴击乌孙，汉曾出兵十六万援之，已于前面说过。双方争夺的另一目标是车师，车师土地肥美，夙附于匈奴。地节三年（前67），汉以郑吉、司马憙率免刑罪人屯田渠犁。同年，郑等发西域城郭诸国兵万余人及屯田士千五百人，击破车师，车师请降。郑等返渠犁后，车师王怕匈奴来攻，出奔乌孙。匈奴更立一王，并收车师一部国民东徙。郑吉派吏卒三百人，屯田于车师故地，匈奴怕汉兵为害，屡次派兵攻击。元康二年（前64），郑吉率渠犁田卒七千人援救车师的汉兵，为匈奴所围。宣帝从丞相魏相之议，放弃车师，遣兵把郑吉及其部众迎回渠犁，并立寄居焉耆的车师太子为王，尽徙其国民于渠犁，车师故地乃为匈奴所得。此外，莎车曾于元康元年（前65）反汉，为汉使冯奉世发诸国兵讨平。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先贤掸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率众数万归汉，至渠犁与郑吉洽商，吉发诸国兵五万人迎先贤掸至京师。先贤掸本是匈奴管领西域的首长，他既降汉，诸国莫不风从，匈奴不得不撤销僮仆都尉，汉乃取得西域的霸权。同年，汉置西域都护，以郑吉为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都护是汉廷派往西域的最高长官，其下有副校尉、丞、司马、候等官吏佐之。都护的职责主要是监护诸属国，不许它们交结匈奴，并维持它们之间的秩序。一旦有外侮或叛乱发生，都护可以征发诸属国兵以应变，所以都护可以说是诸属国军事外交实权的掌握者。但这里所说的诸属国，主要是指今天山南路的南北道诸国，至于其他距离较远的国家如乌孙、康居、月氏等，都护对它们只能遥相监视，防其蠢动而已。诸属国对汉的义务不外是纳质子，贡方物，有事时助兵马，平时迎送汉使者并助以牛羊刍茭等。遇有诸属国国王死亡或被废，皆由汉廷册立新王；国王所属官吏，也多由汉加授官号，以示宠异。
元帝时，又设戊己二校尉，分别屯田于车师的北部及南部。汉在西域势力，乃益趋稳固。
（三）东汉西域的通绝
王莽时，西域诸国多背叛新室而归附匈奴，当时的西域都护，局促于龟兹，仅能自保。到王莽败灭，西域乃完全与中国隔绝。光武时，西域诸国苦于匈奴的重敛，多愿附汉，请求再置都护。光武以国家新定，同时匈奴强盛，无力与之争衡，不允恢复。其后终光武之世，汉始终未曾经营西域，西域诸国距汉最近的鄯善、车师等，都投降匈奴，因而西域成了匈奴的囊中物。其后匈奴分裂，西域附属于北匈奴，诸国有时受北匈奴的胁迫，寇扰河西地区。
明帝时，因讨伐北匈奴，才开始再度经营西域。永平十六年（73），窦固伐北匈奴，屯田于伊吾卢（今新疆哈密市），命部将班超等出使西域。超等先到鄯善，北匈奴使者也接着到来，超率吏士三十六人，乘夜袭杀匈奴使者及其随从一百数十人。鄯善王慑服，愿纳质属汉。同年，班超又威伏南道的强国于阗，并为北道的疏勒立王。于是诸国多遣质子来汉，与汉隔绝了六十五年的西域，至是复通。十七年（74），汉以窦固、耿恭等击破不从汉命的车师。此役后，汉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以镇抚诸国。
班超，选自《清刻历代画像传》。字仲升，东汉外交家、军事家，扶风安陵人。少家贫而勤奋不辍，怀抱大志，后奉命出使西域，历经艰苦，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后留在西域三十一年，以“宽小过，总大纲”治军施政，卓有成效。其用兵倚重谋略，善于利用矛盾，因势利导，以弱胜强，为收复西域建立了不朽功绩。
永平十八年（75），明帝死。同年，焉耆、龟兹攻灭都护陈睦；北匈奴也乘机取车师，并围戊校尉耿恭于金蒲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附近）、己校尉关宠于柳中（今新疆鄯善县西南）。章帝建初元年（76），汉决定放弃西域，遣兵迎回被围的汉军，罢都护及戊己校尉，西域乃再与汉绝。当时班超在疏勒，也被召返国，但疏勒人因畏龟兹的侵略，不放他回国。班超乃留在疏勒，凭他个人的威望，维护着一部分亲汉的国家，更利用他们的力量，发展他再定西域的雄图。
当时依恃匈奴反汉最力的国家是龟兹，莎车、温宿、姑墨、尉头等国皆以它为盟主。而最初的几年，班超孤守疏勒，实力薄弱，无法扭转这种局面。到建初五年（80），汉廷派徐干率兵千人增援，军声才得稍振。元和元年（84），汉又以八百人助之。班超拟进击莎车，疏勒王忠又因受莎车的贿赂而叛，这场叛乱直到三年（86）才平定，相当阻碍班超对外扩展的计画。
章和元年（87），班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击莎车，龟兹发温宿、姑墨、尉头兵五万人救之，被超击败，莎车投降。和帝永元二年（90），大月氏求尚公主，为班超所拒，月氏派七万人来攻，超收谷坚守，月氏饥困请降，从此岁奉贡献。三年（91），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皆降。汉于是复置西域都护等官，以班超为都护，居于龟兹的它乾城。六年（94），超又发兵讨平怀有异志的焉耆。至此西域五十余国，莫不纳质内属，班超终于完成了再定西域的大业。九年（97），超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英至条支（今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受阻于大海（当为今地中海，一说今波斯湾）而还。
永元十四年（102），班超以年老求归，他于八月返回洛阳，九月便死去。他在西域前后达三十余年，深受诸国的爱戴。他返国后，汉以任尚继为都护，尚性格严急，不善驾驭。殇帝延平元年（106），西域诸国反，围攻尚于疏勒。汉以段禧继任为都护，诸国仍不亲附，禧仅保龟兹，与内地隔绝。安帝永初元年（107），汉撤销西域都护，遣兵迎回段禧及其他若干地区的屯田吏士，于是西域三度绝汉。此后汉仅于敦煌置西域副校尉，以示羁縻而已。
西域绝汉后，北匈奴余孽与车师屡次入寇河西，当时有人主张封锁玉门关和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南）以绝其患。延光二年（123），汉纳陈忠议，以班超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人，经营西域。三年（124），鄯善、龟兹、姑墨、温宿相继归附，勇并发诸国兵击破车师。至顺帝永建元年（126），又发诸国兵击走北匈奴的呼衍王，降其众二万余人。二年（127），又击定焉耆，降服龟兹、莎车、于阗等十七国。六年（131），汉复屯田于伊吾卢，以制西域。但汉在西域的声势，已远不如昔，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诸国，皆不复听汉命。这是东汉时代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平定西域。
此后汉在西域的威令，维持甚暂。顺帝阳嘉（132～135）以后，朝政日坏，西域各国对汉也渐趋骄慢，它们相互攻伐，汉已不能维持西域的和平秩序。此后更转而侵犯汉的官吏，桓帝元嘉二年（152），西域长史王敬为于阗所没，便是一例。次年，车师也叛，汉对它始终没有办法，于是西域又无形中脱离了汉的羁勒。
（四）西域与中西文化的交流
汉通西域以前，中国与今中亚地区的交通情形，非常茫昧。自张骞通西域后，才有明确的纪录。其后汉致力于开辟西域，中西的商务关系，随之发生。国际间的贸易，日益兴盛，因而促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人开始享用中国特产的丝，同时西方的新奇事物也大量输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发生无比的影响。
丝相传为黄帝后嫘祖所发明，就近代考古的证据来推断，至少在殷商以前，中国人已知用丝。汉代中国丝的主要顾客是大秦（即罗马帝国）人，西域便是中国丝输入大秦的主要孔道。这条商道西方人称之为“丝道”，大致以敦煌为起点，出玉门关，至楼兰，经“北道”的乌垒城和龟兹、温宿、疏勒等国，然后逾葱岭，经大夏、安息、条支，过今地中海而至大秦，这是当时世界最长的交通线。但当时的丝绢并非由中国人直接运到大秦，而是分若干段转运的，主要的丝绢掮客是大夏、安息等国人和地中海各海口的腓尼基人，中国的丝经由他们的转贩，才落入大秦人手里，因此中国商人并不知道他们出售的丝，最后运到什么地方。
丝道开辟后，若干新奇的事物也自西方传入中国。例如大批的植物，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胡葱等，都是中国前所无有的。这类植物，相传大部由张骞自西域携回，但张骞于归国的途中，曾被匈奴拘留年余，似不可能携带这么多东西返国。此外若干乐器（如“横吹”）、曲调（如“摩诃兜勒曲”）和杂技幻术也自西域传入。
森林中苦修的释迦牟尼，另外五个人是他的追随者。
佛教的输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它的创始者瞿昙摩悉达，本中印度迦比罗城（今尼泊尔西南境）净饭王太子，约为前560至前480年之间的人，大致与中国的孔子同时。当时印度境内，早已盛行一种多神教，名婆罗门，它注重祭神诵咒，仪式非常繁琐。同时社会阶级也极其森严，最尊贵的是婆罗门的僧侣，其次是统治阶级的刹帝利（贵族武士），再次是吠奢（商人）和戍陀罗（农奴）。戍陀罗是最低也是最大的一个阶层，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且必须世代传袭，永远不能晋升到其他阶层。瞿昙少时的生活非常优裕，后来忽受刺激，深感社会的不平以及人生的痛苦，因而抛弃家庭，入山修道。数年以后，大彻大悟，乃创出慈悲平等的教义，四出宣传。他自三十五岁起开始传教，死时约八十岁。他的信徒称他为释迦牟尼（“能仁”之意），又称佛陀（一作“浮屠”，觉悟之意）。他死后约二百年（周赧王时），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国内大兴佛法，派遣僧侣四出布教，其布教范围，南到今斯里兰卡、缅甸，北到今中亚细亚。
佛教的传入中国，实由于汉的凿通西域；但其开始传入的年代，则无法确定，大约在西汉末年。史书曾载，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见《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鱼豢《魏略》及《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这是佛经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东汉明帝时，楚王英笃信浮屠，而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他的诏书中，也有“伊蒲塞”（居士）、“桑门”（即沙门、僧）等佛教名词，可知当时佛教在中国已颇流行。同年，明帝派蔡愔往西域求佛法，愔至大月氏，得佛经佛像，并偕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于十年（67）返抵洛阳。次年，明帝建白马寺，命二僧留居译经。此后外国的佛教僧侣，多由西域东来中国，他们大都是安息和月氏人。
（五）西羌的叛降
羌人分布于今青海省和甘肃省西南部、四川省北部一带。秦时羌人已盛，种类繁多，不相统一。他们北与匈奴的河西地区为邻，西北与西域相通。汉初，匈奴冒顿单于正强，诸羌服属于匈奴，中国与西域间的通路，完全为这两个民族所隔绝。
到武帝取河西地区设置四郡后，匈奴与诸羌间的交通也被隔断，汉兵并把羌人逐出湟水（在今青海省东境）以北地区，以维护河西通道。元鼎五年（前112），西羌反，叛众达十万人，与匈奴通使互应，攻安故（今甘肃临洮县南）、枹罕（今青海省临夏市西）。次年，汉遣李息平之，并置护羌校尉，驻临羌（今青海西宁市）以统领之。诸羌中以先零羌为最强，常是叛乱的发动者。
宣帝时，羌人自动迁回湟水北，郡县不能禁。他们这次迁徙，是受匈奴的引诱，目的是与匈奴连兵攻打河西地区，以绝汉道。羌人北移后，先零羌又与他种羌人解仇结盟，待机而动。汉闻讯后，遣使者至羌中调查，杀先零羌千余人，因而激怒诸羌，纷起叛变。神爵元年（前61），汉遣赵充国伐之。充国率军至羌中，采屯田进逼的战略，不求速战，以使叛羌穷困自降。这个战略非常有效，总计叛羌约五万人，除去为汉军所杀和饿死的以外，投降者达三万数千人。次年，羌乱完全平定，汉设“金城属国”以处降羌，仍以护羌校尉统领之。至元帝永光二年（前42），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东北）彡姐等七种羌反，汉以冯奉世讨平之。其后终西汉之世，不再有羌乱发生。
羌族先民，选自《皇清职贡图》。
王莽辅政时，为炫耀德威，遣人讽谕诸羌，使其献西海（今青海）地，莽于其地置西海郡。王莽失败后诸羌还据西海，日益放纵，时寇金城（治所在今甘肃皋兰县西北）、陇西等郡，金城郡所属各县，多半为羌人所据。群雄之一的隗嚣，并利用他们与汉军相拒，因此羌人大量入居塞内。诸羌仍以先零羌为最强，光武建武十年（34），先零羌复入寇，汉以来歙大败之。次年，又为马援所破，羌祸暂息。其后诸羌内乱，自相攻伐。光武末年，烧当羌击破先零，夺居其地，其酋滇吾据大榆中（在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雄视诸羌。建武中元二年（57），烧当羌寇陇西，塞内诸羌应之，于是羌祸复炽。
明帝永平元年（58），汉将马武等大破烧当羌，此后西边又安定了将近二十年。至章帝建初二年（77），滇吾子迷吾又叛。次年，汉以马防、耿恭击定之。元和三年（86），迷吾又率诸羌叛。章和元年（87），护羌校尉傅育伐之，中伏而死。同年，迷吾降，汉杀之，于是迷吾子迷唐又据大小榆谷（今甘肃省临夏县西）而叛。和帝永元元年（89），迷唐大举入寇，汉大败之，斩获数千人，迷唐收余众西徙千余里，诸羌皆款塞纳质。九年（97），迷唐入寇失利，于次年率种人诣阙贡献。十二年（100），汉遣迷唐返其故地，迷唐复叛。次年，又为汉所破，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人，迷唐远遁，后病死。此后西海及大小榆谷一带，无复羌患，汉并缮修故西海郡，派兵屯田，西边暂告安定。但到安帝时，羌人又开始发动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