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初的封建及无为政治
（一）高祖的封建
汉高祖即帝位后，名义上虽是全国又告统一，但事实上仍是分裂的。秦末，举国苦于暴政，人们反而怀恋着战国时代的岁月，因此封建的理论又盛行起来。自陈胜吴广发难后，各地起兵者纷纷拥戴六国王室的后裔为主，重演七国时代的局面。其后项羽也迎合这种潮流，分封了十八个王。高祖也无法例外，楚汉战争时，已曾封过几个异姓王；到战争结束，他为诸侯拥戴为皇帝，为酬勋起见，异姓王有增无减。当时的异姓王有七，即韩王信、赵王张耳、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七国掩有黄河下游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盘。此外他封了大批的侯，数目多至一百四十以上。王在当时称为“诸侯王”，侯称“列侯”，这两级封君的权威和封土范围，甚为悬殊。王国的领土，大都广至数郡，侯国领土则很少大过一县。王在其国中，除享有经济权如赋税及徭役等，并握有相当大的统治权，王国的官吏，除丞相外，其余概由国王任免。列侯则仅在其封国中享有定额户数的赋税徭役。从这些地方看，汉的封建与周的封建，实质上已大不相同。
也许有鉴于秦的速亡，高祖对封建制是抱有限承认态度的，因此他采用封建与郡县并置的办法。但他对异姓诸王却非常嫉视，处心积虑要把他们消灭，而代以刘氏宗亲。这种想法的产生也很自然，因为异姓诸王大都久经战阵，擅长军事，其中不乏具有野心的人。同时他们各自拥有广大的地盘和雄厚的兵力，对中央政府，实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异姓诸王中，楚王韩信最为高祖所畏忌，因此成为第一个牺牲者。韩信本于汉四年（前203）受封为齐王，次年徙封于楚，王淮水以北及以南的东部地区，都下邳（今江苏邳州市）。六年（前201）初，高祖伪称南游云梦（今湖北省长江南北一带），会诸侯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就在陈将韩信擒住，带回长安，废为淮阴侯。至十一年（前196），为皇后吕氏所杀。
汉高祖刘邦，选自《乾隆年制历代帝王像真迹》。
此外几个异姓王国被消灭的经过，大致如下：韩王信（与楚王同姓名）于二年（前205）受封，王韩故地，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六年（前201），汉北徙其国于太原郡，都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同年秋，匈奴围马邑，信降，高祖自将击之，信逃入匈奴，其国遂废。赵王张耳于四年（前203）受封，王赵故地，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次年，张耳死，子敖嗣立。九年（前198），因其臣下谋反，汉废敖为侯，国除。梁王彭越本于五年（前202）受封，王魏故地，都定陶（今山东定陶县）。十一年（前196）春，梁太仆告越谋反，汉擒越杀之。淮南王英布于四年受封，王淮南地，都六（今安徽六安市）。至十一年，因见彭越被杀，怕轮到自己，也于其年秋天造反。次年初，布被杀，其乱乃平。燕王臧荼本为项羽所封，王燕故地，都蓟（今北京市大兴区西南）。五年，项羽灭亡，荼乃反，高祖自将击擒之，改立卢绾为燕王。十二年（前195），绾反，汉遣樊哙击之。四月，高祖死，绾亡入匈奴，国除。惟有长沙王因国小力弱，不为高祖所忌，得幸免于废灭。长沙王吴芮于五年受封，王洞庭湖附近地，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县）。同年，芮死，子臣继位。臣三传至著，因无后，国除，其时已是文帝末年。
与消灭异姓诸王同时并行的，便是刘氏子弟的分封，他们的领地，大都是原来异姓诸王的国土。从六年到十二年的七年间，高祖先后分封了九个王国，即楚、荆（吴）、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楚、荆、代、齐四国都是六年分封的，那年楚王韩信被废，高祖分楚地为楚、荆二国，封弟交为楚王，统淮水以北三郡地，都彭城（今江苏铜山县）；又封堂兄贾为荆王，统淮水东南三郡地，都吴（今江苏苏州市）。十一年，刘贾为英布所杀。到十二年初，汉更荆为吴，立高祖兄仲之子濞为吴王，都广陵（今江苏江都市）。代辖今自太原、雁门以东至常山境，凡三郡，都代（今河北蔚县），其王为高祖之兄仲。七年，匈奴攻代，仲弃国逃归，更立皇子如意为代王。九年，徙如意为赵王。十年，代相陈豨自立为代王。十一年，汉定代地，更立皇子恒为代王，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齐王为高祖子肥，辖今山东省一带地，凡六郡，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县）。赵王张敖于九年被废，汉徙代王如意为赵王，统六郡地，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梁王彭越于十一年被杀，汉分其地为梁、淮阳二国，以皇子恢为梁王，统二郡地，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以皇子友为淮阳王，统二郡地，都陈。淮南王英布于十一年反，高祖即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及布被诛，长乃继统其地，共四郡，都寿春（今安徽寿县）。燕王卢绾于十二年反，其地既平，汉乃以皇子建为燕王，统六郡地，都蓟。总之，到高祖临死，异姓王国除长沙王外，全为同姓所取代。
为了防止异姓王国的再起，高祖曾与心腹大臣们举行过一次秘密盟会，会中订立一项重要誓约，即“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书称之为“白马之誓”。参加盟会的有高祖本人及大臣王陵、周勃、陈平等，吕后也可能参加。这次盟会没有公开的仪式，时间也无法考知，但其确实性则无疑问。尽管如此，在高祖死后不久，这誓约便为吕后所破坏。
（二）吕后握政与诸吕事件
汉高祖于十二年（前195）四月去世，据说他享年六十三岁。子盈嗣位，是为惠帝。惠帝是高祖八子中的惟一嫡子，他生性忠厚，但相当懦弱，因此由他的母亲吕后主持国政。吕后为人刚毅，知人善任。惠帝之初，仍以功臣萧何为相国，至二年（前193），何死，另一功臣曹参继任，曹参原任齐国丞相，他信奉黄老学说（黄指黄帝，老指老子；战国人常好假借黄帝之名以立说，所谓“黄老”学说，实际上就是老子的政治论。）以“清静无为”作为理政的原则，结果齐国大治。他入相后，仍然固执着这个原则，一切遵循萧何所定的旧规，竭力避免苛烦的兴作，以休养生息；对外族保持和平关系，对诸侯王国也采放任政策。
汉初所以推行无为政治，原因约有二端：一是秦虽以尚法亡国，但其制度，甚为完备。汉初儒学衰微，除专治一经的秦国博士外，并无名动时君的大儒如孟子荀子一类的人，同时汉人更承袭了秦人的轻儒之风，例如高祖即经常对儒者横加轻藐和侮辱。道家在战国末年虽是显学，但其本身并无一套政治制度。至于汉廷君臣，大都出身于低层社会，本身没有创立制度的能力。因此汉廷除承袭秦法外，别无其他的途径可循。二是自秦统一直至汉初的二十年间，人民因处于暴政及战乱之中，财产及精力早已消耗殆尽，举国上下莫不希望获得喘息的机会，而道家的政治精神正合乎他们的心意。因此汉初实行无为政治，实有其情势上的必要。
惠帝死于前188年，在位凡七年。其后吕后连续立了惠帝的两个幼子恭和弘为帝，二人各在位四年，都称少帝（前187～前180），而由吕后临朝称制。据说这两位傀儡皇帝，实际上都是外人之子。
在吕后主政的十五年中，她始终遵循着无为的政治原则，与民休息。据史册说当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见《史记》卷九《吕后本记》］不能说不是这项政策的成功。她的若干政治措施，也颇值得称述，例如惠帝即位之初，就把田赋减低为每年征收十五分之一。这办法虽在高祖时制定，但一度废除，至是又行恢复，比起秦代半数以上的征课来，不知轻了多少。此外秦代的苛法，也有若干被取消，如惠帝四年（前191）的废除“挟书律”，以及吕后元年（前187）的废除“三族罪”及“妖言令”等。
但吕后也把一个政治难题留给后人，因为她对母家吕氏子弟的加意提携，委以重权，以致造成朝廷间派系的对立，终于在她身后爆发了流血政变。吕氏子弟，自始即追随高祖，他们大都才调庸劣，但由于吕后的栽培，到高祖晚年，他们在朝廷中已隐然自成一派。惠帝为太子时，高祖一度想废掉他，改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但未成功，据说诸吕便曾为保护惠帝尽过力。惠帝时，诸吕的势力日增，到吕后称制，他们的政治权位乃压倒功臣派。这种形势，自然由吕后一手造成。
吕后元年（前187），吕后想立诸吕为王，功臣派的右丞相王陵引“白马之誓”，加以反对，因而去职。继而吕后又与继任右丞相的陈平和太尉周勃商议，二人虽也属功臣系统，但不敢再持异议。这一年，吕后首先追封她的父亲吕公、哥哥吕泽为王。接着封吕泽的儿子吕台为吕王，割齐的济南郡为吕国。四年（前184），封妹吕媭为临光侯。吕台于二年（前186）死，子嘉嗣之，因居处骄恣，于六年（前182）被废，改立吕台弟吕产为吕王。七年（前181），赵王友（赵王如意于惠帝元年为吕后所鸩杀，同年，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吕后时，先后立“惠帝子”疆及武为淮阳王。）因不爱其后吕氏，为吕后幽死。同年，徙梁王恢为赵王，而以吕产为梁王，吕国除。恢也因受制于其后（吕产之女）而自杀，于是吕后另立其兄释之的儿子吕禄为赵王。同年，燕王建死，国除。八年（前180），又立吕台子吕通为燕王，通弟庄为侯。这类措施，自然引起功臣们的无限妒恨。
八年（前180）七月，吕后病重；病中命吕禄统辖拱卫都城的“北军”，吕产统辖禁卫宫廷的“南军”，以防制大臣的生事。是月，吕后死，遗诏以吕产为相国，吕禄女为少帝弘后。吕后于生前，曾把好几位吕氏女儿嫁给刘氏子弟，遗命又以吕氏女为皇后；她的目的，似在使刘吕相亲，并没有以吕代刘的意思。
功臣派早把诸吕当作敌人，吕后末年，陈平、周勃即密切合作，对诸吕暗加防备。此外他们更与反对诸吕最激烈的宗室朱虚侯刘章联合。刘章为刘肥之子，当时的齐王刘襄之弟，又是吕禄的女婿；他的反吕，目的是拥立他的哥哥做皇帝。吕后死后，局面立即动荡起来。首先是齐国出兵西指，以讨诸吕为辞。吕产派另一功臣灌婴将兵抵御，婴暗中与齐联络，要齐王还兵待变；而婴本人则屯兵荥阳，停止前进，这形势对诸吕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九月，陈平等以计将吕产、吕禄骗离南北军，由周勃入统北军，然后讨诛诸吕，男女少长，尽行夷灭。功臣们所宣布诸吕的罪状是“欲为乱”，但据史书的描述，却看不出诸吕有什么“欲为乱”的迹象。
政变成功后，功臣们以少帝弘和惠帝其他几个封王的儿子，实际都是吕后取外人子而立的；他们既非刘氏之子，又怕他们将来为吕氏复仇，因而决定另立皇帝。当时齐王襄以高祖长孙，谋取帝位最力；但功臣以王舅驷钧横暴，恐再生事端，乃改立高祖的庶子代王恒。代王为人仁孝宽厚，母家薄氏也谨慎善良。九月底，代王到京即位，是为文帝。至于少帝弘等，则于代王到京的当晚，遭遇与诸吕相同的命运。
二、文景之治
（一）文帝时代的政局
文帝于入统之初，首收大臣的兵权，而以自己的旧属担负统领南北军及管理宫殿的任务，这一点表现出他的过人机智。此外他具有不少美德，例如他自奉俭约，经常穿着黑色绨袍，即使幸姬也衣不曳地；他谦冲为怀，容纳直谏，废除诽谤及妖言罪以求忠言。（妖言罪曾于吕后元年废除，其后可能又行恢复。）最难得的，是他的守法精神，他虽然具有绝对的权威，但能使法律不因个人的爱憎而遭到破坏。至于临民的慈爱，处事的精勤以及对人才的奖掖注意，也都是他的长处。总之，他几乎具有一个好皇帝的所有条件。
虽然如此，仍有些前代遗留下的难题，使他无法解决，这些难题，导源于汉初的“无为政治”。这种政治原则，虽然使人民得到苏息，国家日趋繁荣；但因过分的放任与松懈，而致内政外交随之发生严重的危机，如果不是文帝的贤能，大变乱可能在他的时代就要爆发。当时的最大难题，是诸侯王和匈奴的问题。
各诸侯王国，因为安定了一个时期，人口大为增加，实力也随之增强。在中央政府无为的政治原则下，列国的内政，不大受到干预，因而养成诸侯王的骄恣。同时文帝以诸侯入统，对原来地位与他相同的诸王，自不敢过分约束，如此更助长他们的野心。文帝即位之初，旧有的诸侯王国，只剩楚、吴、齐、淮南、长沙五国；吕后时改封诸吕的赵、梁、燕三国和改封“惠帝子”的淮阳国，均于诸吕事件后废灭；代也因文帝的入统而王位虚悬。文帝于元年（前179）立高祖堂弟刘泽为燕王，赵王友之子遂为赵王。二年（前178），又分赵地，立赵王友少子辟疆为河间王，分齐地，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章弟兴居为济北王。泽曾与大臣计议，共立文帝，章、兴居则曾在讨诛诸吕时尽力，三人皆因功受封。同年，文帝又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分代地而立），揖为梁王。所以文帝初年，宗室诸侯王国已增至十几个，关东的广大地盘，几乎全为它们所掩有。诸王之中，颇有骄恣不法和敌视中央的。例如淮南王长（文帝异母弟），便直呼文帝为“大兄”，并曾擅杀大臣，自作法令。文帝曲予优容，他却益形骄妄。又如济北王兴居，以不满封地过小，于三年（前177）造反，事平国废为郡。诸国中最富强的要算吴国，辖有三郡五十三城。它的东境滨海，境内产铜，吴王濞（文帝堂兄）煮盐铸钱，因而国用富足；他并招致各地亡命之徒，密图不轨。在帝国内部，他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的最大敌对势力，文帝虽然对他敷衍得相当得法，却不能消除潜在的危机。当时中央政府与诸王国的对立，俨然是秦与六国形势的重演。
另一严重问题是外族问题，当时汉的主要邻国，北有匈奴，东有朝鲜，南有东越、闽越、南越；除匈奴外，其余全是汉的朝贡国。对匈奴，汉从开国之初便屈居下风。高祖曾于七年（前200）讨伐匈奴，几致全军覆没，此后汉廷即以子女玉帛结欢于它，叫做“和亲”。这政策到文帝时依然遵行着，但匈奴仍时常入寇。汉因内部的问题尚无法解决，对匈奴自然不敢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地位。
此外如社会上仍然弥漫着秦代重势尚利的遗风，制度方面也依然保持着秦代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法律，虽已除去若干严刻的条款，但仍嫌残酷悖理。这些方面，文帝也同样无法作大规模的革新。文帝是赞成改革的，但前代交付他的任务过于沉重，使他无暇兼顾；而朝廷中的守旧势力和汉初以来的黄老思想，也是阻挠改革的主力。但他并非不知道问题的严重，因此他竭力充实国力，储备人才，以为来日之用。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帝时代虽未曾从事大规模的改革，但汉帝国全盘革新的计划，却在他的时代即已拟定了。
（二）贾谊的改革建议
西汉时代的洛阳，是一个大商业都会，曾产生过不少人才，贾谊便是其一。这位盖世聪明的洛阳少年，曾针对着文帝时代政治社会上的种种病象，提出了一套宏远深刻的革新建议。这建议可算是汉的建国大纲，在文帝及其以后的时代中，逐步实现，终使国家改头换面，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新朝代。
贾谊，选自《历代名臣像解》。
贾谊的思想，受儒家的影响最大，但也含有部分的法家色彩。他少时曾追随廷尉吴公，吴则曾受教于李斯；他的法家思想，也许是受吴的熏陶。文帝初即位，他因吴的引荐，被征为博士，当时不过二十几岁。文帝对他甚为赏识，一年之中，便超迁为太中大夫。他在太中大夫任内，曾建议文帝改革制度，悉更秦法。他的改革计划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等。文帝虽没有全部采纳，但也改定了部分法令。接着文帝想以他出任公卿，这一着却引起功臣们的恐慌，于是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一般老牌军人政客，都起而反对，指责他“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不得已，于四年（前176）外放他为长沙王太傅。六年（前174），调任为梁王太傅。同年，他上疏指陈政事，力主改革，那便是有名的“《治安策》”。［见《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他不仅主张改革旧制度的条文，并要改革其精神；不仅要改良政治现状，而且要纠正社会风气。其见解的正确，可由后来的史实作证明。疏中讨论的项目甚多，诸如内政、外交、社会、法律、教育等方面的问题，都曾谈到，现在加以归纳叙述。
内政方面的最大问题，自然是诸侯王国的问题，疏中谈得也最详细。他认为诸侯王的不法，完全由于他们的国大力强。因此他主张“众建诸侯”，把大的国家分成几个小的，使他们的力量不足与中央抗衡，自然可以无事。
对匈奴他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并自愿担负抵制匈奴的任务。在这方面虽然没有说出什么具体办法，但他是惠帝以来，致力于扫除“恐匈病”的第一人。
社会方面，他主张裁抑富豪，对于富人的奢侈行为，尤表不满，认为他们是破坏经济的主力。此外他主张以礼、义、廉、耻的道德律来改正社会上崇势尚利的颓风，同时他认为必须由“识大体”的人来负起这项任务。
法律方面，他也主张革除秦法的残酷精神，而把德泽注入法律，使它合乎礼义。因此，他力主刑罚宽简。
他主张注意太子的教育，使他将来在德行上作臣民的表率。这一点是针对太子启（即后来的景帝）而发的，太子的若干行为，显然有些不检。例如他曾于三年（前177）与梁王同车入朝，因在司马门不下车而被劾。（太子并曾以棋盘击杀吴王濞的太子，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不详，但也可以看出他的放纵。）
此外，贾谊认为君臣间应讲究礼节，大臣应受优礼。这一点是针对周勃于四年（前176）被人诬告而致下狱的事而发的。自高祖以来，汉廷君臣一向不大懂礼节，常把低级社会朋友家人间的言语动作，搬到朝廷上来。因此他主张皇帝必须尊重臣下的人格，否则必将使臣下“犬马自为”，忘掉廉耻节操。以这话和陈平、周勃等人的媚吕而又反吕的事相对照，便可看出高祖狎侮大臣后果的严重。
文帝对贾谊的这次建议，也曾实行了一部。十一年（前169），梁怀王揖死，贾谊又上疏建议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扞御山东，文帝从之。（武原为代王，文帝于五年徙武为淮阳王，而以太原王参为代王，太原亦并于代；至此又迁武于梁，淮阳除。）梁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共辖四十余大县，远较淮阳为大。这种以亲制疏，逐渐扩充地盘的妙策，也创自贾谊。十五年（前165），齐文王则（襄子）死，无子。次年，文帝又用贾谊的遗策，分齐为六国，以封齐悼惠王肥的六个儿子，即将闾为齐王，志为济北王，贤为菑川王，雄渠为胶东王，卬为胶西王，辟光为济南王。同年，又分淮南为三，以封淮南厉王长的三子，即安为淮南王，勃为衡山王，赐为庐江王。（淮南厉王长于六年谋反，废处蜀中，中途死去，淮南无王者数年。十一年，一度徙刘章子城阳王喜为淮南王，至此再徙喜为城阳王，而分淮南为三国。）此外，文帝对臣下的礼节方面，也改善了许多；自贾谊上疏后，大臣有罪，皆自杀而不处刑。至于其他方面的改进，则是文帝身后的事了。
贾谊大约死于十二年（前168），据说他的死与梁怀王揖的死有关。揖因坠马而死，谊自以为傅无状，感伤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三）晁错的削地政策
晁错是继贾谊而起的政治改革论者，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少时习申商刑名，并曾习《尚书》于伏生，可以说杂儒法之学，这一点颇与贾谊相似。但他为人峭直深刻，与贾谊的才情扬溢大有不同。文帝时，他曾任太子家令，为太子启所亲信。文帝十一年（前169），他上书论列匈奴与中国战术的长短，甚受嘉赏。他并建议徙民实边，以御匈奴。次年，又建议以爵位奖励人民，输粟于边塞，以充边卒之用，均为文帝所采纳。
文帝于后七年（前157）死，太子启继位，是为景帝。他以晁错为左内史，时常私下与之商决国政，言无不听。当时政治上最大难题，仍是诸侯王国的控驭问题，在这方面，晁错建议景帝，采取硬性的削地政策，也就是随时找机会和借口来削除诸王国的支郡。他也曾料到会激起事变，但他认为诸国迟早要反，削地迫使它们仓猝发难，战争反易解决，要等它们一切准备妥善，局面便难收拾。文帝时，吴王濞以吴太子事件，称病不朝，他即曾建议削吴地以示惩罚，文帝不听，吴因此日益强横；至此，他再度提出这个办法。当时朝臣中，大都不敢持异议，惟有外戚窦婴（景帝母窦太后侄）反对；窦的门客袁盎，也与晁错有怨。窦袁二人均曾做过吴国丞相，袁盎且曾受过吴王濞的财物；至于二人是否暗中与诸侯勾结，则不得而知。
景帝支持晁错的政策，这政策的实行，始于景帝三年（前154），这时错已升任御史大夫，他当然是这政策的主持者。这一年，汉以不同的罪名，削掉了楚的东海郡，赵的常山郡和胶西的六县；既而又下令削吴的会稽、豫章二郡，吴王濞乃起兵反于广陵（今江苏江都市）。他事先并与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相约，至此六国也起兵响应，一致以讨诛晁错为号召。此外，齐王将闾先与吴通谋而后反悔；济北王志、淮南王安为中央官吏所劫持，无法行动。也有一部分国家忠于汉室，如庐江、衡山等国，都坚守无二；尤其是梁，成了这次战乱的中流砥柱。
汉平七国之乱示意图。景帝三年（前154）正月，吴自广陵西北向渡淮河，楚军自彭城南下，两军会合后，西进攻梁，破梁于林壁，追击至睢阳，围攻不能下。朝廷以周亚夫自长安出击吴楚联军，因吴王在崤山、渑池之间有众多细作，周亚夫遂绕道出武关，经南阳北上洛阳，进占荥阳及敖仓。因吴兵精，周亚夫委梁于不顾，自东进至昌邑，坚垒固守，只派轻军南出淮泗口，然后向西迂回至吴楚联军背后，绝其粮道。吴楚联军攻梁受到相当消耗后，周亚夫将主力向南推进至下邑。吴楚久攻梁不克，遂转兵东向，进攻下邑，寻汉军主力决战，不果，引兵南走，周亚夫追击，大破楚军，楚王败死，吴王被东瓯诱杀。吴楚攻梁时，胶东等五路诸王亦举兵西进，齐王临时背约，其他四王转攻临淄，不能下。朝廷从容派栾布率军东进，至齐，四王全被击败。郦寄攻赵，进围邯郸，七月不克，栾布破齐后，返军西向，与郦寄会合，下邯郸，赵破，七国之乱平息。
吴王濞起兵后，北上渡淮水，与楚兵会合，西向攻梁。梁军迎战大败，退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汉廷则以周亚夫（勃子）为太尉，率兵击吴、楚；以郦寄、栾布分击赵、齐；并以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但吴楚兵盛，景帝显然有些惊慌，袁盎便乘机献计，诛晁错以求诸侯罢兵。景帝从之，杀错后，并派袁盎出使于吴，以谋停战。吴王濞的谋反，已有多年，自然不会因此罢兵，谋和绝望后，景帝乃决心讨伐。
吴王濞继续攻梁，梁王武坚守睢阳，吴楚兵二十万人大部被吸引在睢阳外围，不敢西进。周亚夫到洛阳后，并不救梁，而引兵走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以为犄角；一面派轻骑绝吴楚粮道。吴楚攻梁不下，又不敢西进，因而转攻亚夫军，汉军坚壁不战，吴楚军以粮绝，自行退师。汉兵追击大破之，楚王戊自杀，吴王濞弃军南逃至东瓯，为东瓯人所杀。其余各国，也次第平服。总计这场战乱，前后不过三个月，即告平定。
战后，汉廷乘机收回诸国一部分土地，并对诸国的内部大加整顿，规定诸侯王不得亲理国政，王国的重要官吏由中央任命。王国的官员，也裁撤不少，例如王国丞相改称相，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均予废除；未撤销的机关，在员额上也大打折扣；自此王国在行政上几等于中央直辖的郡县。另一方面景帝继续采用贾谊的分化政策，例如中六年（前144）梁王武死，汉即分其国为五，以王其五子。总之，七国乱后，诸侯王已不再是政治上的严重问题。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179～前157），景帝在位十六年（前156～前141）；这四十年，仍是汉帝国储备实力的时代。对外与匈奴仍维持着和亲，内部除了一场为时甚暂的叛乱外，也大体是安定的。政治日有改进，诸侯王国的问题，总算在这段时间内解决了。到武帝即位，汉帝国的内部已没有问题，因而能专意对外。武帝凭藉着数十年培养的国力，开疆拓土，建立震古烁今的伟业。从这些地方看，文景时期，可以算得上是“治世”的。
三、武昭宣时代
（一）武帝的新政
景帝死于后三年（前141），太子彻继立，是为武帝，时年十六岁。这位有为的少年皇帝，在他漫长的御宇期间，曾做过多方面的改革，汉朝从他开始，才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新朝代。他可以说是贾谊改革建议的实践者，诸如讨伐匈奴，分化诸侯，优礼大臣，专重儒术，改易历法，裁抑商人，惩戒游侠以及推广教育等主张，都为武帝所实行。武帝自然也有缺点，例如晚年的奢侈迷信以及敛财黩武等，但他对外的大启疆域，对内的改制革新，奠立汉帝国长期繁荣和平的基础，其功是不可没的。关于他北伐匈奴的伟绩，当于别章详述，这里只说他在内政方面的几项重要措施。
武帝于即位的次年（前140），建立年号，称建元元年；这是中国帝王建元的开始，其后他并屡次改元。到太初元年（前104），他接受朝臣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的建议，改易历法，废除秦制而改用夏正；秦历以十月（即亥月）为岁首，至此改为以正月（寅月）为岁首。此外，并规定“色尚黄，数用五”。
诸侯王国经景帝的一番整顿，虽然实力大为削弱，但它们的领土，依然相当广阔。武帝听从主父偃的计策，于元朔二年（前127）颁布所谓“推恩之令”，准许诸侯王除以嫡嗣代立外，并可将土地分给其余诸子，由中央给予封号（侯），以其别属汉郡。这一来，诸侯王国越分越小，大都小于一郡了。对于列侯，武帝也不放过，常借微罪把他们废掉。汉制每年八月，皇帝大祀宗庙，诸侯必须献金助祭，名曰“酎金”。文帝时定“酎金律”，规定列侯各按其国的户口为标准，每千口献金四两，由少府收受。武帝便专在这件事上挑剔，凡列侯所献酎金，成色与数目稍有不合，便取消其爵位。总计武帝一代，以推恩所封的王子侯多达一七五人，而因罪被废的则达一一三人，其中以坐酎金失侯的占大多数。［参看《文献通考》卷二六七“西汉功臣”条］
武帝于建元二年（前139），开始在长安西北渭水对岸营建他本人的陵寝“茂陵”，并于陵地置邑。至元朔二年（前127），茂陵的工程完竣，主父偃建议徙全国各地豪族富户于茂陵，集中管理。武帝从之，并以事族诛当时的关东大侠郭解。这对汉初以来弥漫全国的游侠与养士之风，给予一个致命的打击。
武帝另外一件最值得称道的新政，便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的皇室和执政者，都崇信黄老，行无为之政。武帝即位前，因受他的舅氏田蚡和太子少傅王臧的影响，颇为爱好儒术。他即位后，便任用一批爱好儒术的大臣，除田、王外，有窦婴、赵绾等。建元元年（前140），武帝下诏命大臣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他亲自策问，结果若干研习儒学的应对者如董仲舒等被任用为官，而其中习申韩、纵横之术的都被遣散。他并以一位年八十余的老儒申公为太中大夫，以备顾问。但武帝的祖母窦太后是黄老信徒，对此大为不满。次年，王臧、赵绾均因得罪窦太后而自杀，窦、田和申公皆被免职，儒家的活动，因而大受阻碍。当时中央政府尚有前代任用的博士七十余人，治经书和诸子百家的都有，武帝碍于窦太后，无法来个一元化，仅于五年（前136）设置五经博士，以示提倡儒术。五经博士中的《诗经》博士，在文景二帝时代即已设立，武帝所增置的，只有《书》、《礼》、《易》、《春秋公羊》四经。次年，窦太后死，武帝才开始将政府禄养的非儒家的博士，加以遣散，而儒学从此取得文化正统的地位。此外并设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每年考课，成绩最优的可充任侍卫天子的郎官，次者可以补吏，因此儒家渐登仕版，越来越盛。
另外一种政治上的新气象，便是从汉初直到文景时代，丞相一职，几乎全由功臣或他们的子弟充任，别人无法染指，这个传统办法也被武帝所推翻。他用人不拘一格，他前后所任用的十三个丞相，有外戚，有儒生，有列侯，有退伍军人，有宗室，品类异常之杂，使政治呈现出蓬勃的朝气。
（二）武帝的晚年
武帝一生的行事，真是多彩多姿，但也充满了矛盾。他是尊崇儒家的，但他的好大喜功，穷极奢侈以及迷信神仙等，又无不与儒家思想相背驰。他招延才士常感不足，却又因小过而滥加诛杀。他有时表现得异常果敢，如痛惩匈奴及游侠；一方面却又非常怕死，时时提防别人的暗算。他有过人的聪明，但有时又被人愚弄如孩提，甚至造成巨大的惨案。他一生兴高采烈的致力于开边事业，最后却又在痛悔中结束。总之，在中国历代的帝王中，很难再找到像武帝这样一位矛盾人物。
在此要谈谈武帝新政的另一部分，它代表着武帝政治阴暗的一面，虽然这类措施在当时也许有其必要。
武帝虽然亲近儒者，但对实际的重要政治任务，却不大要儒家来担负，这自然因为儒家拘泥迂阔的作风，与他的好大喜功的性格无法配合。在政治上他所亲任的，乃是言利任法的法家。虽然他曾以儒家的公孙弘做丞相，但公孙弘实际也是文法吏，只是“缘饰以儒术”而已。当时的儒家，对于国家大事，尚谈不到什么决定作用；大体说来，武帝对儒家是尊而不用的。因此武帝时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并茂，实质却是刻薄严厉的。
武帝时代的丞相，只是摆设，实权却操在御史大夫手中，这现象到武帝末年，就更趋明显。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多是法家，可以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为代表，他们大都具有过人的才力，办事凌厉无前。当时为了讨伐匈奴，必须使国力高度集中，他们便是这种政治原则的执行者。他们所负的最重要的任务有二：一是严密防止国内叛乱，一是尽量的开发利源。
为了达成国内的彻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订法律。元光五年（前130），他命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务求深刻严厉。例如其中的“见知法”，便规定如看到或知道别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便与犯者同罪，这等于秦法的复活。此风一开，官吏都竞以严酷相尚，因此产生了不少酷吏，最著名的有义纵、王温舒等，他们曾有一日杀数百人甚至一次毁灭千余家的纪录，其冤滥自然是无法避免的。至于大臣被诛杀的，也所在多有。武帝时代的丞相，有好几位是被罪而死的；此外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杀的，更不计其数；这现象以武帝晚年为最甚。
至于开发利源方面，更是花样百出，鬻卖官爵，便是重要的一项。这办法始于元朔六年（前123），由政府设“武功爵”十一级，每级定价十七万钱，人民买爵至第七级，政府即可任命为吏，有罪可减二等。此外纳财者可以为郎，纳粟者也可以补吏或赎罪。这办法对吏治的损害，不言可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新税的征收，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铁、酒的专利等，这套新经济政策的设计者是桑弘羊、孔僅等。新政策的推行，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至于它的内容，将于别章详述。
严酷的刑罚加上无微不至的搜括，在这双层重压下，人民的生活如何，不难想象。本来这些措施，是为伐匈奴而起，但因武帝用人的失当，使军事将领间发生严重的派系斗争，而致于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遇重大的挫败。武帝于天汉二年（前99），以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90），又遣李广利率七万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因为国力的过分浪费，汉帝国的内部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据说武帝末年的全国人口，要较初年减少一半。
武帝的迷信行为，也造成了巨大的恶果。武帝一向信奉神仙，他曾为招延方士，建筑神祠，花费了无数的金钱；至晚年，信仰益笃。他的主要目的，是祈求不死之药，这可看出他对人世的眷恋。正因如此，他深恐被人暗算，尤其畏忌有人以邪术咒诅他，最后他的这种心理，竟为方士们所利用。征和二年（前91）的“巫蛊之狱”，便是武帝受方士愚弄所造成的大悲剧。这一年，武帝身体不适，朝臣江充，上言武帝的病系有人埋木偶（即所谓“蛊”）加以咒诅所致。武帝命充治案，被罪而死的前后达数万人，江充素与太子据有隙，便诬告太子与此案有关。太子被迫发兵，杀充而反，与丞相刘屈釐所领的军队，大战长安城中，死数万人。结果太子兵败而死，皇后卫氏（太子生母）也因此事自杀。
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内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惨变，使武帝对一切感到心灰意冷。极度的痛悔，使他清醒过来。征和四年（前89），他遣散所有的方士，不再相信神仙。此外他下诏罢除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屯戍，以示不再务边功。诏中并提到禁止擅加租赋，以使百姓尽力农事；对于国防，也只求武备不乏而已；这就是著名的“轮台之诏”。此后即不再出击匈奴，一意与民休息，这起死回生的一着，挽救了汉帝国的危运。
后元二年（前87）二月，武帝病笃，他立幼子弗陵为太子，并以霍光、金日磾（匈奴人）、上官桀等辅政。他本有几位年长的儿子如燕王旦、广陵王胥等，但多骄纵不法；而弗陵体健多智，因而立之。他事先并赐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死，以杜母后专政之源。立太子以后两个月，武帝便死去，这一着可以说是他最后的明智举动。他在位凡五十四年，享年七十岁。
（三）昭宣时代的承平
弗陵继位后，是为昭帝。他因年龄尚幼，无法亲政，由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官衔摄政。他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丞相变成了他的僚属，为汉代政治史开一特例。他是武帝时名将霍去病的异母弟，以忠谨为武帝所赏识。昭帝即位后不久，金日磾死去，上官桀则渐与霍光发生冲突。元凤元年（前80），上官桀与其子安，勾结燕王旦等，图谋不轨，并诈作燕王上书，诬告霍光不法。这时昭帝只有十四岁，竟能辨明伪诈，不为所惑。同年，上官桀等伏诛，霍光的政敌尽去，从此权任益专。
霍光大体以“轮台之诏”为施政方针，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外则与匈奴言和，避免战争，同时又加意于边务的修饬。匈奴有时寇边，因汉烽燧精明，总是失利而去。此外如东胡种的乌桓和西域小国楼兰等，也均以反汉而遭受痛惩。武帝时代所开拓的广大疆土，也因汉廷的加意垦殖而日趋富庶。总之，汉帝国由昭帝时代起，开始走上承平之途。
元平元年（前74）四月，昭帝死。他在位凡十三年，死时才二十一岁。他没有子嗣，由霍光决定迎立武帝孙昌邑王贺（昌邑哀王髆子）入统。贺继位后，淫戏无度，并且把原来昌邑国的官属征到长安，分典要职，因此激起汉廷大臣的不满。六月底，霍光以太后（昭帝皇后上官氏）的诏书把他废掉。次月，霍光又立武帝曾孙病已（后改名询）。病已是太子据孙，父名进，死于巫蛊之狱。当时病已降生，仅有数月，为廷尉监丙吉所救，交给他的祖母家史氏抚养，其后汉廷也恢复了他的皇室资格。他聪明好学，及长曾习经术，但也喜欢纵游任侠。到昌邑王贺被废，他由丙吉等推荐而继帝位，这时他年已十八，是为宣帝。
宣帝的最初几年，仍由霍光专政。到地节二年（前68），霍光死，宣帝才得亲政。但霍氏的势力仍大，霍光的太太霍显、儿子霍禹、侄孙霍山等，都奢侈骄纵。四年（前66），霍氏谋反被诛，宣帝政治上的障碍，才完全驱除。
宣帝生长民间，因而深知百姓疾苦和吏治得失。他亲政后，励精图治，把国政交给丞相，亲信无间，自身则总其大纲，纠正了武帝以来不信丞相的缺点。当时的著名贤相魏相、丙吉等，可与汉初的萧何、曹参媲美。此外他对地方官如郡太守及王国相的选择，也极审慎，择定后即长期委用，不轻易更换。地方官如赵广汉、张敞、韩延寿、黄霸、朱邑、龚遂等，都贤能称职。宣帝理政的原则，虽是“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一派法家作风，但他本人也颇亲近儒士，如当时的丞相御史大夫蔡义、韦贤、萧望之等，都出身儒生。所以宣帝时代的政治，既不迂缓，也不严酷，堪称汉政的极致。政治人才之盛，也为历代所少见。而汉的强敌匈奴，也因天灾内乱，对汉屈服。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这是前世未有的殊荣。此外赵充国的平羌乱，也卓著勋绩。汉帝国的隆盛，至此达到最高峰。
不过宣帝在政治上，也承袭了前代一些缺点，如重用外戚和宦官等。汉代母后及外戚地位的尊重是历史所少见的。汉初，外戚与皇室几乎合为一体，因此产生了所谓“外戚政治”，吕后时代的诸吕便是一例。其后外戚干政的风气一直保持下去，诸如景帝时代的窦婴，武帝时代的田蚡，都位隆权重；尤其是霍光，简直成为皇帝的代理人。宣帝虽然诛灭霍氏，但仍重用祖母史良娣的弟弟史高和皇后许氏的从父许延寿。宦官的亲任，始于武帝。武帝因晚年游宴后宫，不常接近廷臣，常以宦者主持诏令及章奏的出纳，因而宦权渐重。宣帝时，也以宦官弘恭、石显典机要，他们曾于宣帝身后，在政治上掀起巨大的波澜。
宣帝死于黄龙元年（前49），在位凡二十五年。
四、外戚政治与王莽篡位
（一）外戚王氏的兴起
宣帝以后，历经元、成、哀、平及孺子婴五帝，凡五十五年（前48～7），而后为外戚所篡。在这五十几年中，汉政虽然渐衰，但大体说来，仍不失为一个富强康乐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汉廷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儒家政治权位的提高，儒家出身的政客渐成为朝臣的主干。一是政权渐由外戚王氏一门所把持，王氏渐成为实际政治的最高领袖。这两种现象演变的结果，便是外戚王莽利用儒家学说和儒生的推戴，篡取汉室的地位。
儒家虽然在武帝时开始在政治上抬头，但武帝并没有大批的重用他们。武帝晚年，因奢侈黩武，国内发生乱象，引起国人的不满。到他死后，儒家便应时而起，因为儒家学说在“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上，与武帝是异趣的。昭帝时，儒生曾公开反对武帝的专卖政策。宣帝虽然也不崇儒，但当时儒家在政治上已有相当的势力，他临终并曾托孤于儒家出身的大臣萧望之、周堪等。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得势，是武帝死后的一种自然趋势。元帝少时即好儒学，他做太子时，曾因劝宣帝任用儒生而受斥责。到他即位后，便亲任萧望之和周堪，更由他们汲引了一批儒生刘更生、金敞等，同心谋议。此外，元帝更把博士弟子的员额，大加增添，武帝时博士弟子仅设五十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到元帝更增至一千人。因此儒家的政治势力，日益隆盛。
元帝的重用萧望之等，引起外戚史高的不满，因此他和外戚许氏，宦官弘恭、石显相勾结，与望之等为敌。初元二年（前47），望之为恭等所谮而自杀，但整个儒家的政治地位，并未遭受严重的打击。元帝时的宰相如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等，无一不是儒生，他们与萧望之的不同，只是他们肯听命于外戚宦官而已。渐渐的，儒家集团成为朝臣的主干。
竟宁元年（前33），元帝死，太子骜继位，是为成帝。帝舅王凤（元帝皇后王政君兄）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名义辅政，当时成帝已十九岁，本有亲政的能力，但因耽于酒色而委政于凤。王凤颇有长处，他执政后，广收人才，奠定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政治势力。当时的朝臣，虽以儒家为主，但也有若干具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如陈汤、陈咸、萧育（望之子）、朱博等，他们多是极好的吏材，自成集团，与儒家集团相对抗。成帝一代的吏治，颇赖他们维持。［参看拙著《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六）外戚政治下的儒生派与现实派”（载拙著《汉唐史论集》页二九至三五）］但这两派朝臣，对王氏却是一致拥戴的。阳朔三年（前22），王凤死。此后终成帝之世，辅政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继王凤的是他的几个弟弟王音、王商、王根，他们先后以“大司马车骑将军”、“大司马卫将军”和“大司马骠骑将军”等官衔辅政。绥和元年（前8），罢辅政将军号，仅称“大司马”。同年，王根病免，由他的侄儿王莽任大司马。
另一方面，朝臣的法家集团，为儒家所击败，于成帝末年瓦解，至此汉中央政府成了儒家集团的独占局面。进取人才的凋谢，象征着汉帝国声威事业的没落。
（二）王莽的辅政与篡位
王莽是王太后弟曼的儿子，曼早死，因此太后对莽甚为怜顾。成帝时，王氏子弟大都骄奢淫逸，惟有王莽恭俭好学。他酷好儒术，衣着也如儒生，毫无贵戚的恶习；同时他谦身下士，广施财物，以致弄得家无余资。他不特得到几位伯叔父的赏识，朝廷大臣，也多与他往还，因此朝野推重，声誉日隆。绥和元年（前8）他任大司马时，只有三十八岁，却能选贤任能，勤于政事；皇帝的赏赐和封邑的收入，全分给部下及宾客，自身益加俭约。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公卿列侯的夫人群去慰问，他的太太出来迎接，因衣着朴素，被大家错认为女仆。
绥和二年（前7），成帝死，由他的侄儿欣继位，是为哀帝。哀帝祖母傅太后刚暴擅权谋，过问政事，与王莽不合。同年，莽被罢免。建平二年（前5），莽被遣返他的新都侯国（在今河南南阳市，莽于成帝时受封）。此后汉廷政治由外戚傅氏和丁氏（哀帝母家）把持，王家遭到暂时的顿挫。
哀帝初即位时，本想有一番作为，但因受制于傅太后，他本人又体弱多病，由是政事渐废。其后又宠爱幸臣董贤，以他为大司马，甚至想把帝位让给他，更使国人失望。丁傅虽然也有贤才如傅喜（傅太后堂弟）、丁明（帝母丁太后兄）等，但均不能久安其位，其余的则大都骄奢庸妄，因此使国人对王莽过去的表现益加怀念钦佩。王莽就国后，吏民为他上书讼冤者达百余起。到元寿元年（前2），若干应举的士子，也于对策时称颂他的功德。哀帝乃把他征回京师，陪侍王太后。
二年（前1），哀帝死。这时傅、丁两太后均已先死，王太后又成为宫廷的主人。她立即复任王莽为大司马，并由莽选定一位九岁的宗室中山王箕子（元帝孙）继皇帝位，是为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进位为太傅安汉公，专决国政。四年，又加“宰衡”之号，效周公故事。到五年，那位年幼的傀儡皇帝突然死去，据说被王莽鸩杀的。
在平帝的五年中，王莽曾有不少“善政”。例如元始二年（2），他曾广封前代宗室诸王及功臣的后裔，凡一百一十七人；并捐田三十顷，钱百万，建房二百区以救济贫民。次年，他命令郡国县邑，下至乡聚，均设学校。四年（4），他扩充京师太学，为学者筑宿舍一万区；增加五经博士名额至每经五人，并立《乐经》博士。又征求通经术及学有专长的人，记述所学，前后达数千人。这些措施，无疑获得在朝和在野儒家的极度赞美。另一方面，在这五年中，不满意他的朝臣如孙宝、龚胜、邴汉等或辞职，或罢免；而与他敌对的势力如丁傅等家，早于平帝即位前罢黜殆尽。平帝母家卫氏，也于三年（3）为他夷灭。甚至他的叔父王立、长子王宇等，都因对他不满而被迫自杀。总之，到平帝末，朝中已找不到异己者。
平帝死后，王莽选了一位年仅两岁的宗室子婴（宣帝玄孙）为平帝嗣，而自为“假皇帝”，又称“摄皇帝”。他之加上皇帝的尊号，据说出于天意。因为平帝死后不久，武功（今陕西郿县东）县长浚井，得一白石，石上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他为顺从天意，才有此举。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对他声讨，结果迅速败灭，这是他在“天与人归”的过程中的一点小波折。
三年（8），全国各地时有奇迹出现，这些奇迹都不外直接间接告诉世人“摄皇帝当为真”，因此王莽于这年十一月改元为初始。其后不久的一个黄昏，突有一位黄衣人出现于高帝庙中，他留下一个铜盒，然后离去。铜盒里有图和文字，大意都是说王莽应为真天子。王莽得知这个消息，亲到高帝庙拜受铜盒，然后宣布接受天命，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曰新。王太后虽表示反对，但为时已晚。至于那位送铜盒的黄衣人，名叫哀章，本是个无行游学者，却因此得到新朝极高的褒赏，位为上公。
王莽以外戚代汉，是空前未有的事。他的成功，固然由于伯叔的余荫、姑母的奥援以及他个人的人望等；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助力，便是儒家。西汉时代的儒学，已渗入大量阴阳家的学说，儒生们常好以自然现象来附会人事的祸福。武帝时的董仲舒，曾以灾异劝武帝改善政治，后人群起模仿，以天变灾异为借口来攻击所不满意的人或事，成了儒生们的惯技。此外邹衍的五德论也被他们用来解释政治，昭帝以后，便常有人指出汉运已衰，应禅位于新圣。虽然曾有若干儒者因而丧命，像昭帝时的眭弘，宣帝时的盖宽饶等，但此说深入人心，哀帝的想禅位董贤，可能也是受这种说法的影响。加上成帝与哀帝荒怠政事，更使举国上下有汉运将终的感觉，这给王莽安排下一个最好的篡位环境和理论根据。自成帝以来，王氏与儒家在政治上合作，双方本已有密切的关系；而王莽的好儒与优待儒生，自然更为儒家所感戴，他们终于成为王莽代汉的极大助力。
王莽的好儒，倒是真的。他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但这些思想已非孔孟之道的真面目，而大部是些荒唐的迷信和迂谬的复古论。他之喜欢人们向他献符瑞，以及篡位后许多“开倒车”式的措施，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
（三）王莽的改制与灭亡
王莽的即真，只是他的政治理想初步的实现，继之而来的还有许多重大改革。他即真之初，除了改正朔、易服色等，还根据若干儒家经典，把官名大事更改。例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太常为秩宗，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等。宫室和郡县也都改名，繁多到不可胜记。
他的最大一项改草，要算恢复所谓“井田”制了。这种制度曾否在古代实行，实已无法究诘。但自战国以降，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加甚，这种制度乃成为若干儒家政治改革的理论根据。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上书建议限田。哀帝时，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也曾有同样的主张，并建议以三十顷为私有田地的最大限度；但因遭受贵戚及幸臣们的反对，未能实现。董等的限田主张，本是因井田制不易实行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王莽却以恢复井田为己任。他于始建国元年（9）下诏，把全国土地收为国有，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限定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超过一井，即九百亩，过限的田，须分给宗族乡邻。无田的人，由政府授田，授田的数目，虽没有说明，当是依井田制“一夫授田百亩”的办法。诏书中附带的另一项改革，是现有的奴婢，不得买卖。
这办法的施行，自然要遭到重重的障碍，诸侯大臣以及庶民因买卖田地奴婢而犯法的，不可胜数。大概最后陷于无法推行的地步，终于始建国四年（12）解除禁约。
经济方面的改革，着重于开发利源，增加生产，却也颇顾及到人民的生活。有些改革项目，是承袭前代而加以扩大的。例如国营专利事业，武帝时盐、铁、酒均由国家专利，王莽则扩大到连铜冶以及名山大泽资源的开发等，也都由国家独占。又如武帝时曾征收工商业货物税，王莽则扩大到征收工商业所得税，凡人民从事渔、猎、畜牧、巫、医以及养蚕、纺织等业的，均取其所得纯利的十分之一，叫做“贡”。
关于增加生产，有两项主要办法，即征课荒地税和强迫劳动。凡是荒弃的田地或城郭中的空地，均须征税，无业的人，也得纳税，不纳者则由政府给予衣食，强迫劳动。
救济贫民的重要措施是“赊贷”和“五均”，也就是国营的放款和平价事业。凡人民遇祭祀或丧事无钱举行时，可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但须按期归还。如为经营生业而贷款，则须按年纳息，息率为贷款者所获纯利的十一分之一。平价办法是凡五谷布帛等日用必需品，遇滞销时，由政府照本收购；政府并算出各地此类物品的平均价格，此后如遇此类货物的市价超过平均价，则由政府照平均价出卖；用以稳定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此外，王莽并改革币制。武帝时，开始由政府铸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到他居摄时，更造大钱三种，与五铢钱并用。他即位后，定货币为六大类，即金、银、龟、贝、钱、布，计二十八品，严禁人民私自铸钱。
以上各项制度均是始建国元年至二年（9～10）陆续颁布的，其施行的程度如何，不可确知；但币制的改革，曾造成金融上巨大的紊乱。此外铜冶与山泽的专利，均先后废除，想必也遭遇困难。据史书说，王莽喜欢讨论制度的条文和名词，但对最重要的实际政务，却不措意。官吏任用非人，大都贪污残虐，有些县竟长期没有首长。在这种政治情况下所推行的新法，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另一项改革，引起外族的背叛。王莽因仿效周代的封建制，分“天下”为九州万国，并废除所有的王号，凡从前受汉封为王的四夷君长，一律降号为侯，并改玺为章。匈奴单于大为不满，于始建国二年（10）叛，王莽派兵数十万讨之，连兵数年。人民苦于征发，相聚为盗，盗患以新帝国的北边为最甚。四年（12），王莽征发高句骊（在今朝鲜半岛北部）兵以伐匈奴，高句骊叛，屡寇东北边。同年西南夷的句町（在今云南通海县一带），也因贬号而叛，王莽屡次派兵讨伐，战事一直拖延了十来年，弄得西南为之虚耗，却始终不能获胜。
大致从天凤四年（17）起，国内又连年发生旱灾和蝗灾，灾情最重的为青（今山东省东部）、徐（今江苏省北部）、荆（今湖北湖南二省大部及河南省南部）三州，三州的饥民由散漫的游掠渐变成有组织的暴动集团。青徐的饥民集团叫“赤眉”，因其分子把眉染赤，以别于官军而得名。荆州的饥民集团叫“绿林”，因窟穴于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北）而得名。其后绿林分裂为二支，一支南入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号“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号“新市兵”。
绿林军对王莽的战争经过示意图。天凤四年（17），荆州地区发生大饥荒，新市贫苦农民在王匡、王凤领导下，以绿林山为根据地，揭竿而起，史称“绿林军”。地皇二年（20）王莽派军攻打绿林军，王匡在云杜设伏，大败王莽军。地皇三年（22），王莽派太师王匡率兵攻打驻兵成昌的赤眉军，大败，赤眉军乘机推进到濮阳，威胁洛阳，与绿林军相呼应。王莽又派严尤自阳翟南下，攻击绿林军，绿林军分军离开绿林山，一部南下，称“下江军”；主力向北，为“新市军”，七月，到达随州市。平林人聚众呼应，称“平林军”，舂陵刘縯、刘秀兄弟组军呼应，称“舂陵军”。这时“下江军”也转移到随州市与主力会合，声势大振。地皇四年（23）正月，在沘水击溃王莽军，随即进围宛城。五月，拔宛，王邑、王寻大军自洛阳南下进剿绿林军，在昆阳大败后北返洛阳。
地皇三年（22），王莽遣兵讨击赤眉，连遭惨败。荆州的叛乱，也益形扩大，继起的叛众又有平林（今湖北随州市东北）兵和舂陵（今湖北枣阳县）兵，与下江、新市联合。舂陵兵的首领是刘縯、刘秀兄弟，他们是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发之后，于元帝时迁到南阳郡，为当地望族，因此他们远较其他各支的叛众领袖具有人望。刘縯为人豪放，喜结宾客，起兵的事由他一手倡导。刘秀则为人谨厚，他曾于王莽时入太学，比较有政治头脑。刘縯御众过严，各支联军多不愿奉他为首，因此于次年（23）二月，大家拥立了汉室的另一支裔刘玄（縯族兄）为帝，改元更始。五月，更始拔宛（今河南南阳市）都之，而以王邑、王寻为帅的四十万新朝军也恰于此时来临。二王首先以十余万人围攻联军的据点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引兵救之，大破莽军，王寻被杀，王邑率数千人逃回洛阳。这次战役震动了全国，各地纷纷举兵响应，群奉更始为主。王莽败灭的命运，到此已完全决定。接着更始遣军两路，一路进攻洛阳，一路从武关（今陕西商州市东）入，直指长安，沿途响应者益多。九月，更始军入长安，城中也发生暴动，结果王莽被杀于未央宫的渐台，死时六十八岁。历祚十六年（8～23）的新朝，至是倾覆。
据当时人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自信，一味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这可算是比较客观的批评。东汉推翻王莽政权而建立，东汉人对王莽的敌视，自所难免。东汉史家对王莽的长处，一概抹杀，目之为虚伪邪佞；把他的取得帝位，归之天时。同时认为他的提倡儒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为儒家的罪人。东汉以后的史家，大都承袭这种论调，有时更变本加厉，例如清人论王莽的为人，虚伪之外，更加以“奸而愚”的恶评。［参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渐致使王莽变成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
昆阳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更始元年（23），绿林军奉更始帝刘玄为帝后，声势大振，主力围攻重地苑城，五月，拔宛，预备由此进武关，进图关中。王莽派王邑率四十二万大军自洛阳南下进攻绿林军，王邑决意先下宛城屏障昆阳，于是团团包围昆阳。昆阳守军才八九千人，一面坚守城池，一面派刘秀等出城调集兵力。八月，刘秀亲率从郾县、定陵来的救兵千余人自城南向王邑军进攻，王邑只派数千人迎敌，大败；接着刘秀又趁敌人松懈，率三千人涉过昆水，迂回到昆阳城西，突袭敌指挥部，王邑仍盲目轻敌，只派万余人迎战，依然大败。且因王邑有令在先，不让诸军擅自行动，故各部不能互相救援，以致接战失利后，全军大乱，城内绿林军乘势冲出，内外夹攻，王邑军全军溃败。王邑不能救当救之宛城，却屯兵于小小昆阳之下，终致王莽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再不能崛起。
王莽的行为，看来确似有些“伪”，也有些“愚”。事实上，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武帝以后，士大夫好以儒术掩饰其劣行，日久形成伪风，至元成时代而极盛，王莽不过承袭此种伪风而扩充之。最初他以伪获得名誉，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其后他以伪取得帝位，而终又以伪失之。至于说他愚，则只是一种错觉。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同时他的变法，也决非愚人所能了解。但他缺乏政治才能，以致失败；他不但迷信复古，而又事事行之以伪，因此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
王莽的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战国中期，孟子即主张改革田制，西汉儒者虽也有不少主张均田的，但大都徒托空言。直到王莽，才使孟子以后三四百年的空论，见诸实行。他改革的勇气与理政的勤劳，都是少见的。他的新法，虽有若干处违背政治社会进化的原理（如建封、币制），但其中不乏针对当时的病象而制定的，其用意也大部是为救民的（如王田、五均、赊贷等）。这些地方，不能因他的失败而一概抹杀。［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上册页一〇七至一〇八］
战国时期，“禅让”思想大盛，但这种思想最后为秦国的“万世一系”思想所阻遏。到西汉，禅让思想又盛，王莽便是其力行者。虽然他取得皇位的手段有可议之处，但从若干事迹看来，他确以新圣自居。他的篡汉，除了为满足权位欲外，为实现他本人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似也是原因之一。同时“让国传贤”的思想，也确实流行于西汉中期以后的士大夫之间。但因为他的失败，这种思想又告销歇。“禅让”一词，变成了一个权臣篡夺所借以欺世的手段。正因如此，“万世一系”的思想，遂又代之兴起，至清季而不绝。而后世帝王的“家天下”思想，也因而愈趋浓烈。
总之，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五、东汉的建立及其初期政治
（一）光武的统一
新朝覆灭后，更始自宛北驻洛阳。这时各地满布着割据势力，情势异常紊乱，更始以刘秀“行大司马事”，去安抚黄河以北的州郡。昆阳战后不久，刘縯因受更始猜忌而被杀，刘秀竭力韬晦，才得无事。至此更始派他招抚河北，当时他并没有什么实力，但渡河后，凭了他的人望和能力，接收了不少州郡。更始二年（24），他诛灭了抗命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的王郎，河北渐定。这一年，更始也自洛阳迁都长安，并封他为萧王。
刘秀假手赤眉肃清绿林之战示意图。更始二年（24），绿林、赤眉两支义军关系破裂，是年冬，赤眉分别从武关、陆浑关向关中进发，进围弘农。刘秀见两强相争，意图从中取利，觊觎关中，并谋划解决绿林在关东、河西的力量。为此，他以邓禹率二万部众，自野王乘隙西进，寇恂守河内，稳定补给，另以一部守孟津，以备洛阳的朱鲔、李轶。25年正月，邓禹经箕关入河东，进围安邑，随后大破樊参和王匡、成丹两路绿林援军，解决安邑，全据河东。同时，赤眉也已攻下弘农，西进至华阴。七月，邓禹自汾阴西渡黄河入夏阳，在衙县破绿林公乘歙十万大军后，继续西进。九月，赤眉在新丰击破绿林军，进入长安，绿林军自此覆灭。邓禹见赤眉势大，不敢南下与之争锋，遂进占栒邑，控制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以休兵养马，窥伺关中。尔后，刘秀也迫降洛阳守将朱鲔，进入洛阳，绿林势力基本肃清，刘秀控制关东，为此后专力对付赤眉军，造成有利态势。
更始在长安，因御众无方，政治甚为紊乱，反使百姓怀念起王莽来。刘秀在他的辖区中，则务行宽惠，因而深得民心。更始开始对他怀疑，召他还京，但他未从。接着他又击破流贼多股，兵众益盛。更始三年（25）六月，他正式独立，即皇帝位于鄗南（今河北高邑县），改元建武，仍以汉为国号，是为光武帝。这时更始所在的长安，因赤眉的进逼，已危在旦夕。最初赤眉首领樊崇等投降更始，更始封他们为侯而不给国邑，因而复叛，窜扰黄河以南地区，其后更西向进攻长安，途中并立了一位年少的汉宗室后裔刘盆子（城阳王刘章之后）为帝。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降，旋为赤眉所杀。光武则乘机南下，攻下洛阳，并定都于此。后世称光武所建的汉为“东汉”或“后汉”，以别于建都长安的“西汉”或“前汉”。
刘秀解决赤眉之战示意图。更始三年（25），赤眉军攻克长安，但未能及时安置绿林余众和各地义军，也未能与各地割据势力积极联络，关中豪强又隐粮聚众，坚壁清野，赤眉军补给发生困难，军纪逐渐废弛。同时，刘秀进占洛阳，赤眉军与东方联系中断；南阳王常、汉中刘嘉在东南扼制赤眉；隗嚣据天水、邓禹在栒邑，阻止赤眉向西北发展。次年二月，赤眉引兵西向陇就食，在乌氏和泾阳遭遇隗嚣的袭击及大雪阻拦，回军关中，击败袭占长安的邓禹，再入长安，但迫于粮尽，不得不舍长安东归。刘秀早有防备，先命冯异进占华阴，向西阻止赤眉东还；命侯进等屯兵新安，耿弇等屯兵宜阳，以断赤眉东归要道。冯异在华阴和东归赤眉遭遇，相持六十余日。建武三年（27）正月，邓禹率军自河西东返，回到湖县，与冯异合兵南下，向赤眉出击，遭赤眉突袭，大败。赤眉继续东归，二月，再与冯异激战，冯异先派部队着赤眉军服伏于路旁，继以轻军诱敌，赤眉中伏，激战之后溃败，被冯异追至崤底，迫降八万余人，余部十几万人折向东南，在宜阳被刘秀亲率重兵包围，粮尽，被迫投降。此一役，刘秀基本肃清赤眉军。
建武三年（27），赤眉为光武平定。但当时国内仍有若干割据势力，重要的有：秦丰据黎丘（今湖北宜城市东）等十余县，李宪据庐江（今安徽庐江县西）等九城，公孙述据益州（今四川省）地，隗嚣据陇西、天水、安定、北地等郡（今甘肃省东部地），窦融据河西地（今甘肃省西部），卢芳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郡（今内蒙古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张步据城阳、胶东二国及泰山、东莱、北海、济南、齐等郡（今山东省东部及中南部地），董宪据东海郡（今山东省南部及江苏省北部地），彭宠据渔阳、涿、上谷、广阳、右北平等郡（今河北省北部及北京、天津、辽宁西部），刘永据梁楚二国及沛、济阴、淮阳、山阳、汝南等郡（今河南省东部，安徽、江苏二省西北部及山东省西南部地）；他们在割据区中，各自拥有帝王或将军之号。光武的战略是先着手廓清东北及东南，然后西进。他于建武三年至六年（27～30）的四年间，先后讨平刘永、彭宠、李宪、秦丰、董宪等。东方大定后，开始经略西方，这时西方群雄之一的窦融，已于五年（29）降汉，剩下的最大割据势力是隗嚣、公孙述和北边的卢芳。光武于十年（34）完全肃清隗嚣的势力，十二年（36）平公孙述。十三年（37），卢芳亡入匈奴，统一之局也至此完成。
刘秀统削平关东群豪经过示意图。刘秀在消灭赤眉、绿林后，占据黄河南北中原要地，兵力物资都较雄厚，但所据为四战之地，东西南北都为豪强割据。经周密分析，刘秀定下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关东势力最大者为刘永、张步、董宪。
建武二年（26）春，刘秀命盖延率军五万东攻刘永，先后占领敖仓、酸枣、封丘；然后兵分两路，西路下襄邑，东路下麻乡，遂进围重镇睢阳，八月破城，刘永南逃至谯县；盖延乘胜夺东进，占沛、彭城、临淮；次年，刘永在袭占睢阳后，城复破，败死；建武五年（29），刘永残部在垂惠被全歼。
建武四年（28）七月，东海董宪攻占兰陵，汉军退保彭城。次年七月，董宪推进至昌虑，拥众数万，在建阳部署防务，以备汉军。刘秀亲率主力东进，避开张步在建阳正面的防守，直抵湖陵，又坚壁不出，趁董宪部因粮乏撤退时，进围董宪于昌虑，董宪退保邺城，再被攻克，再东退朐县，建武六年（30）二月，城破被杀。董宪部被肃清。
建武五年（29），刘秀命耿弇率军进攻关东最后割据势力张步。十月，耿弇连渡黄河、济水，破祝阿，佯攻巨里，主力设伏大破张步援军费邑部，费邑逃归张步都城剧县。耿弇追至画中，一部佯攻西安，主力袭破临淄，西安张蓝孤立，弃城归剧县。张步亲率主力二十万抵临淄城下，耿弇弱兵列城下诱张步来攻，主力突出，攻敌侧翼，重创张步。随后大张两翼，伏击再破敌军，乘势进入剧县，追击到平寿，张步投降。至此，关东割据势力基本肃清，刘秀势力直达东海。
（左上小图：建武三年（27），刘秀命彭岑率军南击秦丰。六月，秦丰在邓县阻击，彭岑以假信息调动秦丰部向西机动，得以偷渡沔水，直插秦丰王城黎丘，秦丰回师坚守；次年二月，夷陵田戎沿江而上增援秦丰。刘秀命一路围攻黎丘，主力邀击田戎，大败田戎，追至夷陵、秭归，田戎残部降公孙述，秦丰最后亦被迫降，刘秀因此控制江淮地区。）
刘秀平隗嚣之战示意图。刘秀消灭关东各势力后，首选进攻陇西的隗嚣。建武六年（30）四月，刘秀命耿弇等自长安出发沿渭北平原越陇山西进，被隗嚣打败。乃于长安集结兵力，以资再攻隗嚣。隗嚣求和不成，转向蜀公孙述称臣，公孙述出兵援陇。
建武八年（32）春，刘秀派来翕率两千人秘密从番须伐山开道，南下袭占隗嚣战略要地略阳，隗嚣亲率主力围攻略阳，数月不能下。四月，刘秀乘陇主力被牵制，亲率大军向长安西进，由漆县经长武进至高平，河西豪强窦融亦率军南下策应，会师高平后，招降瓦亭守将，集中兵力由北向南直捣天水后背。隗嚣大败，和蜀援兵残部分占西城、上邽，十一月西城破，但隗嚣被蜀援军救走，次年病死，立少子隗纯。次年八月，刘秀再派军沿渭水攻陇，十月，隗纯投降，刘秀攻陇四年，于此胜利结束。
刘秀灭公孙述之战示意图。建武十一年（35），汉军由彭岑率领大举入蜀。一路沿三峡直上，留众监视江州坚城，自率主力北进，直指垫江，破平曲军。获大量军粮后，命臧宫率降卒进据平曲上游，自率军折回江州，溯长江西上袭破黄石，长驱大进二千余里，占领武阳。派轻骑袭击广都，迂回至成都背后。公孙述大为吃惊，后派人暗杀彭岑。刘秀命吴汉率三万人前往接替。臧宫沿涪江北上，在沈水大破蜀军延岑部，廷岑西逃回成都，臧宫乘胜北进，然后向西南连破涪城、绵竹，南下直趋成都，与吴汉军夹击成都。次年秋与吴汉在成都近郊会师，合力攻城，公孙述败死，成都守军投降。至此，刘秀基本完成东汉王朝的统一。
（二）光武的治术
光武是没有多大野心的，他少时游学长安，对于负责维持京师治安的“执金吾”的威风，甚为羡慕，认为能做到这样一个官，就可满足。同时他似乎又颇受老子学说的影响，时常阐发“柔弱胜刚强”一类的理论。他即位后的一切政治措施，目的只是在如何维持现状，也就是如何巩固他自身和子孙的权位而已。虽有一些制度上的变革，其用意仍不出上述的范围。例如把“三公”（司徒、司空、太尉）的重要职权转移至尚书，以防大臣的擅权；提高刺史的权力，以使他们更能严格的监督地方；取消各郡国人民的军事训练，以预防反侧等，都是在遵循着上述的目标而行。此外，他定都洛阳，目的也是在避敌远寇。洛阳不足与长安相比，因为其地局面不广，北阻黄河，而东、西、南三面环山，并无开拓的远景。西汉初年，高祖定都洛阳，张良即加以反对，其后又因娄敬的劝谏，终都长安。光武则决意都洛阳，结果仅成自保之局。因此东汉的开国气象，远不如西汉初年来得恢廓。但光武这种稳健拘谨的政治作风，却不是毫无长处，东汉初年的政治措施，也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光武帝刘秀，佚名绘。
崇尚节俭，是光武的主要政治风格。他即位后，立求简化政务，撤销了许多官吏，虽然有些是必须设置的，例如每郡掌理兵役的都尉等。此外，他于建武六年（30）省并全国的县达四百余，其后并曾一度撤销边防要区的定襄、五原二郡。这类措施，虽然有其流弊，但人民也因裁员简政而得到适当的苏息。
御下宽厚，也是光武的特色。东汉的开国人才，远不如西汉之盛，当时的将相名臣，大都才具平庸，恰与光武宽厚谨饬的性格相配合。陇蜀平定后，大将如邓禹、贾复、李通等，都解除兵柄，以列侯就第。光武对他们均礼遇有加，始终保全。至于外戚如后族阴郭二家的子弟，也大都恭谨谦退；光武虽对他们异常优过，却也不让他们掌握政治大权。
光武也提倡儒术，他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三公也多以宿儒出任。与尊儒并行的便是表彰气节，这是西汉与王莽时代所未尝注意的。他鉴于王莽时代士大夫颂功德献符瑞的无耻作风，力谋矫正，因此特别尊重节行之士。例如王莽时托病告归的卓茂，不事公孙述的李叶、谯玄，均曾受到他的封赏或追褒。此外如光武的老同学严光，以及太原周党、王霸、北海逢萌等，都秉其高节，隐居不仕；光武也尊重他们的意志，不强加征聘。因此士大夫竞以名节相尚，大大的改善了社会风气，为后来淳美的政教奠下了基础。
光武时代的政治，在手段上也颇承袭王莽时代的严猛，原则上则是保守恬退的，只以维持现状为满足。但缺乏进取与改革的政治现状，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尽管光武本人和其后的明章二帝都具有政治的才干和热诚，但东汉最初数十年的辉煌时期一过，帝国便步入衰运。
（三）明章的政绩
光武以后，紧接着是明帝（58～75）和章帝（76～88）时代，共三十一年，是东汉的盛世。这段时间，无论文治武功，都有巨大的成就。对外如窦固的伐北匈奴，班超的出使西域，都是史册大书特书的事，暂不在这里叙述。这里只谈谈这段时期汉帝国的内政。
明帝名庄，光武第四子。他的性情比较苛察，但他即位后，颇能秉承光武遗教，尊重儒术。他曾亲赴太学，主持“大射”、“养老”等礼，为当时的盛举。外戚大臣，下至于宫廷卫士，也多习经学。他所坚持的光武遗留下的另一政治原则，便是不让外戚预政。他的皇后马氏（马援女）也谦肃明理，不以私家为念。此外他对于委任官吏，也非常审慎。馆陶公主（光武女）曾为她的儿子谋一“郎”的职位，但他不许。另一件可称述的事，是黄河、汴水于平帝时决口，历久不修，灾害日广。他于永平十二年（69）命王景加以修复，消灭了历时数十年的水患。
明帝的缺点，是用法较为严酷，这可以楚王英（光武子）之狱为例。英于永平十三年（70）因谋反被废，次年自杀，为这次事件牵连而被处死或流徙的便有数千人。
章帝名炟，明帝第五子。他即位后，听从尚书陈宠的建议，除去残酷法律五十余条，政事务从宽厚，一扫过去的严切作风。同时轻徭薄赋，因之民生益臻充裕。至于对儒术的尊崇，更不让前人。他曾亲赴阙里祭祀孔子；也曾召集当时名儒，集会于京师的白虎观，讨论群经的异同；并命曹褒定汉礼一百五十篇；都是当时的大事。章帝的简省刑罚，历代史书皆称善举，但究其事实，却也发生极大的流弊，其影响更远及于汉末。章帝秉性仁柔，本应以严法济之，既从宽典，遂至贵戚骄横，目无法纪。如外戚窦宪，以贱价夺取沁水公主（明帝女）田园，公主畏其势不敢与较。章帝虽曾以此事严斥窦宪，但终未置之于法。光武、明帝两朝所培养的法治精神，至此再度废弛。
章帝在位十三年死去，死时仅三十二岁。此后汉帝国虽日渐衰落，但光武、明、章三代所养成的优美世风，却一直持续下去，它维系住此后一百数十年的人心世道。汉帝国的政治，虽日趋腐败，但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支柱，尚不致立即分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