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的灭商与封建
（一）周人的兴起
周是商朝末期在今陕西省渭水流域兴起的一个国家。它的王室的始祖名弃（姬姓），相传为帝喾后裔，与禹同时，曾受舜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县）。他是一位著名农师，死后为周人尊奉为农神，号为“后稷”。当时泾渭一带，满布着“戎狄”，弃子不窋因失官而投窜其间，辗转流徙。至不窋孙公刘，始定居于豳（今陕西彬县），其地仍与戎狄为邻。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后来被追称太王），因受不了狄人的侵迫，自豳率众南迁，居于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之下。这一带土地肥沃，加以周人的勤恳和古公的领导得法，因此国家迅速富强起来。古公在豳时，还穴地而居，至此乃大规模的营建宫室。到古公子季历（后来被追称王季），更大败狄人。这些都显示出周人自迁居岐下后，国力与生活方式，都大有改进。
自古公起，开始与商人往来，而为商的诸侯之一。季历和他的儿子昌，皆曾受商命为“西伯”，意即西方诸侯之长。周和商似乎不属于同一民族，周人常称商人为“夷”或“戎”，自然以异族视之；而双方的活动范围，又相距甚远。但自从双方有来往后，周人对商的文化，便尽量的吸收，季历和昌，都曾与商朝联姻，这事无疑大大促进了周人的商化。从古代遗留的文字篇籍看来，周人和商人用的同是一种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例如周人和商人都是束发和席地而坐。此外若干器物如容器和兵器的形制，也大都相同。这自然是周人商化的结果。［参看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测》（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
周人有一首诗，曾说到在太王之时，即有“翦商”的企图，这分明是周人的夸词。［《诗经·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事实上古公时代，周国尚在草创阶段；不要说翦商，就是与周邻近的若干西陲小国，也无力翦伐。周人的东进与商对立，到昌时才有记载可寻。
“文王访賢”金带饰，元，江苏苏州吕师孟墓出土。图写周文王礼访姜太公事，图中姜太公正安坐在蒲团上垂钓，周文王坐于车上，派侍卫向姜太公招呼。
昌便是后来周人所追称的文王，在他受商命为西伯之后，敬老尊贤，力行仁政，深为诸侯所拥戴。商王纣曾一度把他囚絷，由他的臣下向纣纳贿，昌始获释放。其后他的势力日盛，在他去世的前几年，曾大开疆土。他首先消灭了泾渭上游的小国密须（今甘肃灵台县）、阮（今甘肃泾川县东南）、共（今甘肃泾川县北），以巩固豳岐，免除后顾之忧；继而他东向发展，越过黄河，讨伐黎（今山西长治市西南）、邗（今河南沁阳市西北）等国，黄河以东的若干小国如虞、芮等，都归附他。周人的势力乃渐至威胁商人的中心地区。
这时在渭水以南，尚有一个商的诸侯国崇（今陕西户县东），它是周的仇敌，于是文王又灭崇而底定渭南。他于灭崇后经营新都丰邑（今陕西户县东），把首都自岐下迁到那里。他的东进意图，自此更为明显，但他并未达到“翦商”的最后目标。他于营丰邑的次年死去，未竟的事业，要待他的儿子来完成。
旧载文王曾受商纣之命，管领长江、汉水沿岸的诸侯。但从后来的史实看，周人的势力并未到达这些地方，倒是与在今四川省境内的一些小国，可能有所联系。
（二）武王伐纣与初期分封
文王死后，嗣子发继位，是为武王。他在位第十一年（前1111）春初，周人向商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参看董作宾《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载《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三期）］武王的部队约有五万人，包括若干诸侯和西北西南的土族。他们自盟津（今河南孟津县）渡黄河北上，并在商行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附近的牧野誓师，宣布纣王的罪状。这篇誓师词，就是现存的《尚书·牧誓篇》。《牧誓》中所描写的纣，是一位暴虐人民、仇视贤士，而一味以小人女子之言是听的昏主。因之纣的军队虽多，但士气低落，结果被周人在牧野一举击溃，纣王回宫自焚而死。于是周人进入朝歌，那天是二月五日。纣在位六十三年，此时他的年龄，当在八十岁以上；他的自杀，可能在周人进入行都的前三天。周师克朝歌后，接着长驱入殷。
纣是中国史上与夏桀齐名的标准暴君，但从甲骨文的记载看，纣时的制作、征伐、田猎、祭祀，莫不整齐严肃，又好像是一位英明之主。［参考董作宾《论商人以十日为名》（载《大陆杂志》二卷三期）］春秋时代的读史者早已对纣的罪恶发生怀疑，也许他不致像《牧誓》说得那样昏暴。古籍中曾有“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和“纣之百克而卒无后”的话，但克战的详情不明。［见《左传》昭公十一年及宣公十一年］近人根据卜辞，证明纣确有讨伐东夷的事。他于在位的第十年（前1165）九月东征人方，前后费时凡十二个月；人方地区，大致在今淮河一带。［参看董作宾《卜辞中的商与亳》（载《大陆杂志》六卷一期）］从纣的亲自率军出征和来回的时间看，战争的规模可能不小；但伐人方是纣早年的事，商的亡国与这事恐没有关系。大概纣确是好战的，可能还有多次不为后世所知的战争，而致国力亏损，为周人所乘。再就纣的在位年岁看，他的老耄也是可以想象的。
商周牧野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前1020年，周武王兴师伐纣，自镐出发，沿渭水循黄河东进，参预东征之西北、西南各部族，也先后分兵来会。一月底，周全师渡过黄河，集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进据牧野。纣王武装奴隶与战俘迎战，兵败，纣王退回朝歌，在鹿台自焚，周师长驱大进朝歌，殷商灭亡。
牧野一战，周人只是推翻商的中央政府。对于商朝的广土众民和旧有的诸侯国，并未能直接加以征服。因此周室在克商的初期，对商人采取怀柔政策，竟在文告里称商为大国而自称为小国，并赋予商人以高度的自治权。与怀柔政策同时并进的，是武装移民和军事占领，周室把一部分新得的领土，交给它的亲属、姻戚和功臣，由他们建立新国，并以武力作有效的控制。所以每一批这类的新国建立，周人的势力范围便向外扩展一次。这种分封并不限于周初，从武王起，直到西周末叶的宣王，分封一直在进行着。事实上武王时代的封国甚少，而以他的儿子成王之世为最多，这可见周帝国的事业，是累代经营的结果。
武王克殷后，不久又自动退出，而把殷的儿子武庚、禄父封在那里，以统治商遗民。并把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封在黄河以南，另一个弟弟霍叔处封在黄河以北，对殷遥相监视。管蔡的封地，在今河南省的郑州市和上蔡县，霍在今山西霍州市。武王本人，则回到他的新都，丰邑以东不远的镐（在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南）。此外他又封弟周公旦于鲁（今河南鲁山县），但周公因留佐朝政而未就封；功臣召公奭于燕（今河南偃师市），吕尚于吕（今河南南阳市西）。吕就是后来的齐，吕尚是牧野之战的大将，周人尊之为尚父，并与周室有姻戚关系。［参看傅孟真《大东小东说》（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这些封国大部集中于今黄河南岸洛阳附近的地区，在商人势力中心的黄河北岸，只有一个霍。至于东方的广大地盘，仍是商朝旧势力的范围，周人可望而不可即。这种局面，无疑充满了危机。
（三）周公东征与重定封国
武王在位凡十七年，克殷后七年而死，嗣子成王年幼，由王叔周公旦摄政。管蔡二叔不服，散布流言，中伤周公；并挟持武庚、禄父，联合旧诸侯国奄（今山东曲阜市一带）和淮水下游的外族淮夷等，背叛周室。周公亲自东征，用兵三年，才削平这场大乱。用兵的经过，旧载不详。大概不外第一步先廓清黄河以南，然后渡河北上，平定殷地，再由殷东行经今山东省西部一带东南下伐奄及淮夷。［参看《大东小东说》（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至于此役之艰苦，也是可以想象的。
周公辅成王，汉画像石，山东嘉祥宋山。
大难削平之后，周公对当时的政治局面，作了如下的几项重要安排：（一）他以成王命把殷地及殷遗民七族封给武王的少弟康叔封，国号卫。（二）把商丘一带的土地及一部分殷遗民赠给纣的庶兄微子启，以存殷祀，建国曰宋。并以一批新建的姬姓封国环绕着它，计有曹（今山东定陶县）、滕（今山东滕州市）、息（今河南息县）、蒋（今河南固始县西北）、蔡（今河南郑州市东北）等国。（三）把鲁迁于奄国旧地，以周公子伯禽就国。又改封吕望的儿子吕伋于鲁之北，国号齐（都今山东临淄市）。又迁燕于齐之北，都蓟丘（今北京附近）。齐鲁两国都是殷遗民的聚居地。［参看傅孟真《周东封与殷遗民》（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四）在北方和南方加封一批姬姓国，计有晋（今山西太原市北）、邢（今河北邢台市）、郇（今山西临晋县）、随（今湖北随州市）、聃（今湖北荆门市东南）等。（五）为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于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建立东都，并把一大批“殷顽民”迁到那里。据传说洛邑城九里见方，外郭二十七里见方。洛邑又称“成周”，镐京又称“宗周”。这一来周的版图不但大为扩张，而商的残余势力，也在周人的严密控制之下，失去叛乱的机会。周人对殷民的强迫迁移分散，是战胜国处置被征服者常用的办法。
总计武王成王两世，周室封立的新国，共七十余，其中周的同姓封国五十余。但当时黄河下游和长江南北旧有的国家或部族，尚不知凡几，它们有的归附周朝，有的则因周的势力不能到达而仍处于独立状态。总计周初及中末期新建的国和旧有的国，至今可考者尚有一百七十多个。［参看陈槃《春秋篇》（载《中国历史地理（一）》）］
二、封建社会的阶级
“封建”两字，并无明确的界说。大体说来，封建社会至少要包涵两个条件：一是土地的再分割。就是由最高统治者的王室把一部土地分给高级的封君“诸侯”，再由诸侯把自己的一部土地分给他本身的封君“大夫”，土地至少要经过这样的两次割裂。二是权力的分化。每一级封君，要对上级称臣，并履行若干方面的义务；但对他自己的封土而言，他是经济上的地主，政治上的世袭统治者，在他的封土内拥有最高的权力，内政几乎完全独立。这两个条件，造成了若干阶级。王室和两类封君以下，尚有一种没有封土的士。这四个阶级，可统称之曰贵族。贵族以下是平民阶级，他们一方面是贵族政权下的被统治者，一方面又是附着于贵族土地的农奴或佃户。此外，贵族又拥有较平民地位犹低的奴隶。在中国史上，只有周代的社会，曾有这样层次分明的阶级，也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下面是这些阶级的个别叙述。
大盂鼎及其铭文，西周，陕西省眉县出土。鼎内铭文记载周康王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大意是向盂叙述周初先王的立国经验和商的亡国教训，告诫盂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掌兵戎大事，慎处讼罚，治民保土等内容。
（一）王室
周人的诗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见《诗经·小雅·北山》］这几句诗，不知是赞颂、慨叹还是讽刺，总之并没有说出周王室在封建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先说“王土”，事实上周王所直接统属的土地只限于王畿。王畿的范围已不可确考，但必然包括镐京洛邑及其附近的地方，据周人估计有千里左右见方。大概王畿最北不过至泾水流域以及洛邑以北的黄河北岸附近之地，南不到汉水流域，东不到淮水流域，西则可能至岐山一带，这可从周代诸侯国和外族的分布情形看出来。
单是王畿，王室还不能完全直接统治，因为其中还有许多小封君，他们多属王族，爵位和数目均不详。真正归周王完全支配的，只是王畿的一部分，也就是周王的食邑。
至于所谓“王臣”，在名义上诸侯确是周王的臣，事实上诸侯对王室只履行简单的几项义务，大致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以及救济王畿内的灾患而已。周王于诸侯，尚须有若干颁赐，例如周王祭祀后须赐祭肉给诸侯；诸侯的婚丧大事，周王照例也要赏赐礼品。至于嘉奖勤谨公职或有功王室的诸侯，更须赐服饰器用，赐田邑或赐命（即褒扬令）等。至于诸侯国的内政，可以说是完全自主的。而诸侯对王室也只有在开国初年比较听话，等到王室初期的威风过去以后，诸侯的义务也变成具文，履行与否，要凭他们的高兴。
总之，周王除拥有一个共主的名义，他的政治经济上的实权，实不比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大上多少，这还是初期的情形。后来渐至诸侯国对王室公开抗命，王室有时尚须受庇护于强大的诸侯，甚至以爵位笼络诸侯国内僭越的大夫。王室的威信，自然也随之以尽。
至于中央政府的组织如何，因史料不足，不知其详。据后人的传述，王室的重要官吏有：冡宰，掌全国行政；司徒，掌赋税徭役；宗伯，掌礼乐教化；司马，掌军政；司寇，掌司法，司空，掌工务。
（二）诸侯
周朝的诸侯国，除了上述开国之初由宗室、姻戚、功臣建立的一大批封国，和商朝后裔的宋以外，还有两类国家：一类是西周中末期，王室划分畿内或近畿土地赐给功臣或宗室子弟而建立的，此类有秦、郑等国。秦的始祖为非子（嬴姓），因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周室赐以渭水上游秦川东岸之地（在今甘肃天水市境），为周的附庸邑。宣王时，非子后人秦庄公以讨西戎有功，受周命为“西垂大夫”。郑的始祖是周厉王的少子友（即郑桓公），宣王时裂畿内地封之，在今陕西省华县。后来幽王政乱，郑友率众东徙，取郐及东虢两国十邑之地，别建新国，在今河南省新郑一带。另一类是商代原有的诸侯国或独立国归附于周朝的，如陈、杞等。
周代诸侯的爵位，旧说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封土则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但这办法有若干违背史实之处，恐不是西周的开国制度。例如周代鼎器的铭文中，载有周室以宋为客的话，宋既是周客，当然不在诸侯之列，自不会被封为公爵。此外周代称“伯”的，多属勋业彪炳的大臣，如宣王时的召伯虎等，其地位不应在公侯之下；又如郑伯、秦伯都是周室东迁时的元勋，当时王室衰微，恐不至于那样吝惜名器，仅颁给他们第三等的爵位。因此近人甚至怀疑周代曾有过这种班爵制度。［参看傅孟真《论所谓五等爵》（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
按旧说，爵位最高的公，只有宋。称侯的几乎全是周初的宗室姻戚，如齐、鲁、卫、晋等。伯则多属后来封建的诸侯，如上面所说的秦伯、郑伯。旧有的诸侯国或独立国大抵为子，其中包括若干蛮夷如吴、楚等。男则是大国的附庸，就今所知，只有一个许（在今河南许昌），它曾为鲁的附庸。至于诸侯封土的等级，似乎也不合事实，例如鲁国是侯，楚国是子，但楚国的领土却远较鲁为大。
诸侯们除了把一部封土分给大夫，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可以建立都城，组织政府，并可训练军队，征收租赋。诸侯对王室的义务，前面已经说过，后来周室衰微，义务变成具文。但诸侯对王室态度的好坏，则颇不一致。大体说来，凡与王室关系较亲的国家，态度都较好，如齐、鲁、卫、晋等；齐、晋至东周后更成为王室的保障。外族或外族化的国家，则往往仇视王室，如楚在西周时便与王室为敌；秦虽在地域上与王室甚为接近，但因周室东迁后日与戎狄为邻，感情上乃与王室逐渐疏远。此外，还有若干国家与周室漠不相关。
大多数封国的朝廷，也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一类的官，其职掌也和王室的这类官员相似。
（三）卿大夫
大夫是诸侯国中的小封君，也是封君的主要阶层，数目远较诸侯为多。他们最初大概全是国君的同族，即所谓“公族”，但这种局面到东周后便被打破。以大夫的资格辅助国君掌理国政的叫做卿，卿、大夫都有上下之分，但一国的卿至多不过六位，大夫则没有限制。卿和大夫，虽属于同一阶级，但卿的政治地位，较大夫为高。战时卿是统军的主将，平时则总理国家的政事，出使时卿的地位，也在大夫之上。大夫的地位可以世袭，卿在原则上不能世袭，但实际也有累代为卿的巨室。
大夫的家族，有一种特殊的徽识，叫“氏”。有以开宗大夫的别字或官职为氏的，也有以封地首邑为氏的，因此同姓者未必同氏。后人称大夫的继承系统为“氏室”，以别于诸侯的“公室”和周王的“王室”。姓和氏的分别，可能在商朝已有。姓是某一族的原始族号，某族因繁衍而成许多族，散居异地，为便于识别，每族又各取一特殊的族号，叫做氏。但原来的姓，仍然保持。西周时，氏只有贵族才有，而姓则人人都有。男子称氏而不称姓，女子则称姓而不称氏。姓氏与名字在当时是不并举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日常接触的人，大都是同姓氏，自无冠姓氏于名字上的必要，这种习惯一直沿袭到春秋时代。
各国大夫的总数，现已无法稽考。但一国有十余大夫的，并不罕见，例如晋和宋都是如此。氏室的领土，大都以邑计算，邑指城邑，自然也包括其附近的田地；大致小国的卿大夫不过领百邑或数十邑，大国则有领数百邑的。当时城邑的面积，大都很小，人口也很稀少，东周的初期，一个大夫的封邑有千户上下的，已算大邑。公室或较大的氏室均于各邑设宰，以征收租税，判理讼狱。除此以外，大夫的私属官吏，尚有总管家务的家宰，司祭祀文书的祝和史，管理商业的贾正，和掌兵的司马等。
大夫的土地，最初都受自国君，国君在名义上仍是这些土地的主人。但大夫可以自由处理自己的土地，例如大夫可以把食邑分一部给庶子，另立一个世家，叫做“侧室”或“贰宗”，或赏给其所宠幸的人。氏室属下的人民，也只对氏室负租税与劳役的义务。但氏室对国君每年须呈纳定额的贡赋，有时国君及其执政者尚可命大夫增加贡额。
大夫除了自己的土地人民外，更有自己的武力，其兵力的大小，当视其封土的大小而定。当时盛行车战，故军力以兵车的乘数计算。东周前半期，鲁、卫等国的大夫，有兵车百乘的已算不小。至于大国的氏室，则有时敢和另一大国开战，其兵力的强大可想而知。
氏室虽在名义上臣属于公室，但事实上每每与公室对立，强横的氏室，俨然为一独立国。到东周，若干国君的大权，落入强大的氏室之手，他们甚至操纵国君的废立。著名的有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以及齐国的田氏等。
（四）士
士应作“武士”解，他们是受贵族禄养的职业军人，也是战场上的斗争主力。据传述的周朝兵制，王室有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每一军约有兵车一千乘。至于每乘车包括多少士卒，一说每乘有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另一说每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出战时士着甲胄佩弓矢坐在车上，战斗时则于车上放箭。车下有步卒助战，他们大都是临时被征发的农民。士也属于贵族阶级，他们虽然没有封邑，但有“食田”，只是食田不能世袭。据说士也有上、中、下之分，但详细区别已不得而知。
士是一种受特殊教育的人，他们必须经过一种严格的训练，才能获得士的资格。训练的主要课目是射箭、御车以及干戈的使用，此外尚有音乐、舞蹈及礼仪等。士的生活可以说浸润在音乐的空气中，琴瑟是他们经常弹奏的乐器，而在较射和会舞时也都有音乐相伴。较射是一种隆重的典礼，由周王或国君主持的大规模的较射叫“大射”，由大夫或士约集的则叫“乡射”。会舞多半是在祭祀和燕享的时候举行，并没有女子参加。至于乐曲的歌词，就是所谓的“诗”，其中有用于祭祀的颂赞，诗人的抒情作品，但大部是各国流行的民歌。王室和诸侯大夫的子弟，在原则上亦须接受这种教育。
士不仅只具有技艺，且须有超人的品德，他们的信条不外乎忠勇知耻。虽然他们所效忠的多半是一姓或一人，但他们却把责任和荣誉看得重于一切，在危难时，他们不惜以生命作孤注来抵拒无可奈何的命运。他们的悲壮事迹，到东周后曾被大量的记录下来。这里介绍一个春秋时代的士的故事。
二桃杀三士，汉画像石，山东嘉祥宋山。
齐景公养着三个士，名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一天，大臣晏婴在他们身边走过，他们不起立为礼，晏婴便劝景公设法除掉他们。办法是拿两个桃给他们，说明赐予他们三人之中两个功劳最大的，叫他们论功食桃，显然是想借此引起他们之间的冲突。
公孙接拿起一个，说：“某一次狩猎，我曾力擒猛兽，所以我该吃桃。”田开疆也拿起一个，说：“某一次战争，我曾打败强敌，所以我也该吃桃。”古冶子拦住说：“有一次主上（指景公）坐车在黄河边游玩，突然河中窜出一只怪物，把主上连人带马拖入河中。我奋不顾身，跳下河去，在水底与怪物恶斗，且战且游了几十里，终于救出主上。我比你们的功大，应该把桃让给我！”说着拔剑而起，一场厮杀看来已无法避免。
但奇怪得很，公孙接、田开疆竟把桃退还，同时对古冶子说道：“我二人的功劳和勇敢都不如你，反而争先取桃，不知相让，未免太贪了。像这样还不死，简直是毫无勇气！”说罢，二人自刎而死。古冶子看到二人自杀，说道：“他们二人死了，而我一个活着，这是不仁；夸耀自己而引起别人的羞愧，这是不义；既然不满意自己的行为，还要活下去，更是无勇！”接着也自刎而死。［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不论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如何，但是士的精神，诸如知耻有勇和重视名誉等，却在这个故事里表现无遗。
（五）庶人
庶人就是平民，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的工人商人外，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所耕种的，全是贵族的土地。在各封区中，可能有若干田地是属于原来的农民的，但经周初裂土封爵的结果，土地的所有权便转移于那批新贵，所有的农民变成贵族的佃户。贵族把他们所有的田地，留下一小部分，直接派人管理，收入完全归自己，这种田便是所谓“公田”。公田一部分由奴隶耕作，大部分由贵族属下的农民兼尽义务，并且要尽先去作。贵族公田以外的大部田地，交给农民去耕，而向他们征课租赋和力役。农民可将佃耕权传之子孙，但不能转让或出售，这种田即所谓“私田”。传说周制公田和私田的分配办法，以“井”为单位，八家耕田一井共九百亩，其中公田百亩，其余八百亩为私田，每家百亩。田地的划分，恰如井字，共分九区，每区百亩，中心的一区，便是公田。这种说法曾有人怀疑。
庶人的地位，要较奴隶高贵些。他们至少比奴隶多享两种权利，即可有私蓄和自由迁居。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未必比奴隶好。租赋虽有定额，但不会很轻，力役的征调更无限制。他们平时须为贵族修筑宫室宗庙和城郭，战时要供应军需，甚至于贡献生命。此外尚有无穷的杂役，例如酿制为贵族上寿的酒，猎取为贵族作皮袍的狐狸，冬天凿冰收藏以备贵族明年春夏之用等。像他们这样的劳瘁于“公事”，恐怕不会有什么私蓄。至于迁徙，除了发生灾荒，农民简直无法离开他们的田地。
当时的商业，大体仍然停留在“以货易货”的阶段。虽有贝和“金”（即铜）的货币，但直到东周前期，仍未见大宗或普遍的使用。都邑是商业的中心，商人大半往来于各城邑，但只有国都才设关收税。当时尚没有固定的商店，交易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市”，大约只是大道旁的空地，人民按时聚集进行交易。商人所贩卖的，大部是丝麻布帛和五谷等农产品以及家庭的工艺品。以雇佣或奴隶支持的工业，此时还没有出现。工人和商人最初可能为贵族所蓄养而专为贵族服务，到东周后，因商业发达，乃有豪奢的富商出现。但他们与贵族的关系，仍很密切，甚至借着这种关系踏上政治舞台。
庶人可以说是极其知足安分的，除非贵族给予他们不可忍受的压迫时，他们才起来反抗。厉王便因民众的暴动而被逐出都城，失去王位。封君以残虐人民而致失去势位或性命的，更属常见。若干聪明的卿大夫，深知民众的潜力，因此竭力施恩，邀其拥戴，用以削弱公室，甚至有以此而得君位的，东周列国中便不乏这类例子。
（六）奴隶
奴隶的来源，主要为战争中的俘虏。诸如周初的克殷及东征诸役，讨伐鬼方，以及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每次战争都产生大批的奴隶。俘虏为奴的，多属外族人，诸夏国家互获的俘虏可以赎回。另一来源则为罪犯，古籍中尝有贵族被废灭其妻孥充为奴隶的记载，例如栾、郤、胥、原等姓，本是晋国贵族，其后代则降在皂隶之列。庶人犯罪，其家属如何处置，虽无记载，想象中恐也难逃脱这种命运。此外尚有自卖为奴的，为数自然不多。奴隶除了极少数用作祭祀的牺牲外，大部被强迫为贵族服役，大国的阔大夫有拥有奴隶一万以上的。国君以奴隶百人乃至数千人赏赐臣下，都曾见于记录。奴隶在贵族左右服役的，有小臣（侍役）、婢、妾、仆、竖，和被刖足的“阍人”，被处宫刑的“寺人”等。但大部的奴隶则被用于生产工作，诸如衣服、用具、车舆、兵器、祭器、乐器等，多半由他们制造；此外如养马、牧畜、煮盐及樵渔等，也都是他们的事。用于种田的农奴，则称“隶农”。女奴在外工作的，有纺织或做其他女红的“工妾”和采桑养蚕的“蚕妾”等。
奴隶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可以被抵押买卖，甚至生命也由主人随意处置，如以之殉葬等。他们之间，似乎也有高下之分，地位较高的，可做较省力的工作，并可为主人监督指挥其余的奴隶。只是详细的区别，已无法稽考。奴隶的身份是以家为单位，一个奴隶的家属也全是奴隶；而这种身份又是世袭的，他们很少有被解放的机会。
周王、国君以及其余贵族所拥有的奴隶，虽然很多，但绝对的数目，现已无从查考。同时奴隶大多服役于贵族的私生活和家事，虽然也有用于种田或纺织的，但他们并非主要的生产阶级，在整个经济上也没有多大作用。因此西周时代有奴隶阶级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却不能视之为奴隶社会。
三、家族制度和宗教信仰
（一）宗法
宗法是周人家族制度中的重要项目，也可以说是一种继承制度。这种制度与封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周人把这种家庭的继承制扩大到政治上去，把整个“天下”来个家庭化，即使说封建制度是靠宗法来维持的，也无不可。
周朝的贵族是以嫡长子继承的，上自周王，下至大夫，莫不如此。嫡长子又称“宗子”，地位之尊，远过其他嫡子，他不但是君位的继承者，而且是宗庙之主。因宗子与其他嫡子的地位悬殊，乃有大宗小宗的分别。周王以嫡长子为太子继承王位，太子的诸弟则封为诸侯，诸侯也以嫡长继位，而以余支为大夫；大夫也用相同的继承法，但余支已无封土，只列为贵族而已。凡王室、公室、氏室的长支，也就是有权继承君位的一支，叫做“大宗”，其余各支叫“小宗”。大宗永远是小宗的领袖，在各级贵族的宗庙里，大宗的灵位，是永远受祭享的，小宗则只限五世。
诸侯对周王言是小宗，但对其国内的大夫言则是大宗。例如鲁国公室是周公之后，是王室的余支，自然是小宗；但在鲁国国内，公室以长支继位，又变成大宗。所以周王是“天下”的大宗，要受天下的拥戴；诸侯是一国的大宗，要受举国的拥戴；大夫是一家的大宗，要受全家的拥戴。凡大宗宗庙所在地，也就是都城（包括京都、国都、首邑）的所在地，所以镐京也称“宗周”。
“宗”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目，无论大小宗的宗主对其宗人都具有若干权威，而宗人对本宗也有其义务。就东周前期记载看，宗主有杀戮或放逐宗人之权，国家欲放逐某人，也要向被放逐者的宗主咨询意见。在战时，宗主又是宗人的统领；而宗人对其所属的宗必须恭敬，且不许反对同宗的人。［参看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第十章第二节“大宗与小宗”］至于西周时代宗主的权威，也可以由此推想而知。
（二）婚姻
宗法制度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女子在母家没有宗法地位，没有任何继承权。母家只是暂居之地，夫家才是她们永久的家。她们于归之后，从夫之姓，而一生的贵贱苦乐，也自此决定。她们可能因夫君的宠爱而长享荣华，也可能因失欢而被幽废斥逐。总之，她们是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
当时的贵族普遍有着多妻的习惯，他们的婚姻，大体遵守着一个戒条，便是“同姓不婚”。这戒条一方面为防止生理上的弊病，一方面也是在维持宗法的次序。此外还有一种奇异的制度，近人称为“娣媵制”。就是一个王后或国君大夫的夫人于归的时候，她的妹妹要跟一些去从嫁，有时侄女也可跟去，此外还有不少的婢女。“娣”是从姊共嫁的女弟的专称，“媵”则是所有陪嫁者的通名。这种制度，在东周时尚通行于鲁、卫、晋、齐、陈、宋、秦等国。
这种婚制，一次可适用于几个姊妹。如果姊妹都已达到婚姻年龄便一齐去，不然幼妹要停留在自己的国或家中，等到达适当年龄时，再往夫国或夫家。但陪嫁的女弟，有时可能只是嫡夫人女弟中的若干位，不一定非全部不可。也有嫡女出嫁，以庶妹而不以胞妹为娣的。离婚也有其连带性，如果嫡夫人被出，则娣也随着被出。这种随嫁的娣或侄，地位高出庶妾，她们所生之子，也都被视为嫡夫人之子，与庶妾之子不同。［参看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第六章第一节“娣媵制”］更奇异的，一个国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国君按礼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作媵。
贵族除媵女之外，还可随时把他所心爱的女子纳入宫中，他们的姬妾之多，可以想见。虽然当时贵族间的男女堤防，业已很严，但多妻的家庭，仍是乱伦和骨肉相残事件的制造场，这类事件在东周真是层出不穷。
庶人的婚姻，当时似已步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阶段，少年男女已不能直接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但当时的男女社交，还算自由，这可从当时流行的许多诗歌上看出来；若干诗歌更可证明民间也流行着重男轻女的观念。
（三）宗教
周人的鬼神世界，除上帝和祖先外，尚有日月星辰的神，山川的神，土神和谷神等。在周人的信仰中，这些神多半由人鬼出身，他们的地位是上帝所封的。例如周人的谷神，便是王室的祖先。周人对上帝和祖先都崇拜，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在上帝左右，有时也来往人间监护其子孙，这些都和商人的信仰相似。但在虔敬的程度上，却远逊于商人。他们一方面认为人世的一切命运都出于天意，但有时又怀疑天，以为不可信赖。对于祖先的祭享，平时也很热心，但到疾痛时，也会出怨言，甚至有时自伤忧乱，竟能唱出“先祖匪人”一类咒骂的诗句来。总之，他们已不像商人那样笃诚的崇拜上帝和祖先。
祀上帝的典礼叫郊祀，据史籍所载，只有周王和鲁君是举行郊祀的，上帝似乎和普通人不直接发生关系。其他的神祇则不然，他们多半直接主持若干人间的事；其中又以土神、谷神的任务为最重要，前者关系土壤的肥瘠，后者关系五谷的丰歉。土神叫做“社”或“后土”，谷神叫做“稷”或“后稷”，供奉社稷二神的地方也叫社和稷。诸神最与人民接近的是社，每年春间有一次社祭的赛会，热闹非常。商遗民也有他们自己的社，周人称之为“亳社”，在鲁国的都城里，便同时有亳社和周社。
除了上述列在祀典的鬼神外，有时还会有来历不明的精灵鬼怪，降附在巫觋身上。巫觋能和他们交通，知道他们的愿望，因此人民若有求于这些神灵，必得借重巫觋。在人们的心目中，巫觋能知过去未来。但巫觋所交通的神，只限于降附于他们身上的，此外便无能为力。王侯大夫也有供奉巫神的，但这类巫觋仅属于私人性质而非政府的职官，他们不能掌管宗庙社稷等正规的祭典。
王侯朝廷中管理和鬼神交涉事务的正式职官，有祝、宗、卜、史等。祝的主要任务为代表主祭者向鬼神致辞；宗管理宗庙，司祭礼的程序和布置等；卜则专管占卜吉凶；史的主要职务为保管文书，记录时事，占察天象，但也兼理卜筮和祭祀的事。这四种职官的首长，在王室的名称是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列国的名称大抵相同，他们大概均世有田邑。其下尚有低级的官员祝、宗、卜、史等，则都有食田。［参看张荫麟《周代的封建社会（七）》（载《张荫麟文集》）］
四、外患与东迁
（一）周室的衰落
夏、商、周本代表三个源流不同的民族，他们先后统治了中国北方的所谓中原地区。他们相互同化，同时又各与势力所及地方的土族同化，经过一千数百年的揉塑，渐而抟结成一大民族。他们对外族，觉得自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或自称为“华”。至迟在西周末年，这种形态已经成立，显然是一种以文化为主的结合。所以华夏之与夷狄，主要是文化程度的差别，而种族的不同尚在其次。因为有若干被诸夏视为异类的部族，实际与诸夏同其种姓，例如羌戎（今山西介休市一带）与周王室母系的姜姓同族，骊戎（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一带）则与周室同姓，它们的被视为戎，自然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大体说来，诸夏文化已进至农业和城邦的阶段，所谓戎狄则尚处于游牧部落的状态。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连带着礼俗、服饰、战术等也发生显著的区别。至于异族盘据的地区，也并不全限于边疆，即使在诸夏的中心地区，也有若干尚未被同化的外族存在。
周室的盛衰与外族的叛服有着连环的关系。当王室盛时，内则诸侯辑睦，外则四夷宾服；至衰世，情形恰巧相反，诸侯不朝而戎狄披猖。为求对西周与外族的关系更易了解，特先在此一述西周王室盛衰的变迁。
西周时期的记载甚为缺略，甚至若干位周王在位的年数亦不可确考。简单说来，西周共十二王，武王成王以后，又有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十世。成康二世为西周全盛时期，至昭王，因南征而溺死于汉水。穆王喜出外巡游，踪迹所至者极远，但地名已无法确考，并且有若干关于他的神话流传。昭王的溺死和穆王的远游，可能影响周室的威信，至夷王时，周室渐衰，诸侯多不来朝，并且相互攻伐。厉王贪得嗜利，因积久暴虐，为人民放逐于彘（今山西霍州市），居外十四年而死。在此期间，王位虚悬，由两位大臣共掌朝政，史家称为“共和时代”。共和元年正当前841年，此后的周代历史，才有正确的年代可凭。厉王死后，共和时期告终，由其子宣王（前827～前782）继位。宣王的初期，曾对异族大张挞伐，重振周室的声威，号称中兴。但不久政事又坏，诸侯强大难制，戎人屡次寇边。宣王最后败于戎人，周室从此一蹶不振。宣王死后，传子幽王（前781～前771），由于其本身的荒德，更加深王室的危机，终为戎人所杀，西周时期也随之结束。
（二）西周的外患
犬戎是西周时代北方最重要的外族，也是周室的最大敌人。当时戎族的分布地区甚广，几乎周的整个北西两方，都有他们的踪迹。犬戎当是戎族西方的一支，它也就是商末周初的鬼方，后来周人称为猃狁，继称为犬戎。［参看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三）］它在周初屡次出没于丰镐以西和以北的地区，成王和穆王均曾对之讨伐，俘虏甚众。懿王时其势渐强，曾寇侵镐京，逼使周室一度迁都。到厉王末年，乘周室内乱，更形猖獗，不时寇略西陲，深入王畿。直至宣王时，才为周人所重创。但宣王死后，犬戎又复强大，终致攻陷镐京，杀死幽王，而迫使周室东迁。
北方的外族除犬戎外，尚有与犬戎同源异派的狄。狄有赤白之别，又各分为许多的部族。赤狄分布于今河北省西南部至山西省东南部的地区中；白狄大致分两部，一部在河北省西部，一部在陕西省北部。这类狄人到东周后为祸极烈。
南方的外族，可分几个区域。汉水西南直到长江两岸，为楚人的领域。今安徽省境内，西南地带有群舒，淮水以北地区则有徐戎。江苏省境内，北部有淮夷，长江以南有吴，吴地并跨有浙江以西之地。浙江以东为越人盘据，越地并伸延至江西省鄱阳湖以东地区。周朝以前，这些地区的情形，几乎全无记载，直至周朝，才透露一鳞片爪。
群舒的历史，记载甚少，只知道它在东周时尝与鲁为敌，其后陆续为楚所灭。淮夷的历史很久，商朝末年曾为帝辛所讨伐，周初又联合徐戎，抵拒东向拓殖的鲁。徐戎当周穆王世，在徐偃王治下曾趋极盛，诸侯臣服于他的有三十六国，俨然东方的霸主。但他晚年好行仁义而不修武备，为楚人所败死，霸业也随之幻灭。厉宣之际，两族又乘机寇侵诸夏，终为宣王亲征平定。到东周后，徐戎已采用诸夏文字，于前512年为吴所灭。淮夷自前515年后即不见于历史，其结局无考，可能灭于吴或越。至于吴和越则入东周后才与诸夏接触，留待别章叙述。
楚在西周直至东周初年都称作“荆”，旧说谓其王族并非土著，而自北方迁来。其王族先祖为季连，季连长兄昆吾为夏朝诸侯之一，国于今河南省濮阳市，其后嗣称昆吾氏，昆吾氏之国为成汤于伐桀前所灭。季连之后裔亦趋衰微，散居于诸夏及蛮夷。周文王时，有熊鬻，乃季连后裔之君长于楚地者，归附文王。至其曾孙熊绎，始受周封，都于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东），那时已当成王末年。据近人考证，楚的先世当是一大民族，芈姓，分布于黄河、淮水、汉水等流域。历经夏商两朝的翦伐，结果一部分成为诸夏的附庸小国，一部分沦为蛮夷，熊氏实芈姓的一支。［参看傅孟真《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一、楚之先世”（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西周末期的夷王及厉王时，荆楚才强大起来，其王熊渠曾大肆开拓，徙都于鄂（今湖北武汉武昌区），并封了许多王，成为南方的大患。周人的诗，曾把荆蛮和猃狁并列，可见其为患之烈。至宣王时，遣召伯虎南征，楚锋大挫，周室乃得开辟江汉。入东周后，楚人才又崛起。
楚国的语言和诸夏相差很远，例如楚人叫哺乳作“谷”，叫虎作“於菟”，直至战国时北方人还说楚人为“南蛮舌之人”。但在西周时，楚人已使用诸夏的文字。
（三）平王的东迁
幽王时，不但朝政腐败，王畿内又发生了空前的天灾。大雷雨使“百川沸腾，山冡崒崩”；外加以剧烈而广阔的地震，地震的范围，包括都城附近的泾、渭、洛三条大水的流域，和周人发祥地的岐山。这些天灾不但给予周人物质上的巨大损害，对他们精神上的威胁之大也不可言喻。此外更有日蚀，象征着祸事的将临。
在朝廷中有七位大臣和幽王的艳妃勾结，紊乱朝政。这艳妃名褒姒，相传她是由周宫中的童妾遭遇怪异而孕生的，从宣王时便有童谣，影射着她为周室带来灭亡的命运。她极得幽王的宠幸，声势渐渐超越王后。后生太子宜臼，褒姒生子伯服，因而发生夺嫡的纠纷。终致幽王废后及太子而代以褒姒、伯服。太子出奔王后母家的申国（今河南南阳），幽王欲得太子而杀之，申不与，幽王怒而伐申，后父申侯也起兵反抗，并求助于犬戎。这时的犬戎，可能因周室的衰落，早已进展至镐京的附近。周人在天灾与乱政的双重压迫下，已失去抵御外侮的能力，因此犬戎顺利的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南）之下，大掠而去，这是前771年的事，历史上的西周时代，始于灭纣的次年即前1110年，到是年结束，共三四〇年。［西周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此据董作宾说。又据屈万里考订，西周年代为前1207年至前771年，共二五七年。参看拙著《西周史事概述》（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十二本四分）］
当镐京陷落之时，申侯、许公、鲁侯等拥立宜臼于申，是为平王。但从后来鲁国对周室的冷漠态度看来，拥立平王可能不是鲁君的初衷，而是申许等国假借他的名义行事，用以增重平王的威望的。这时丰镐旧都，都已变成荒野，且是犬戎出没之地。惟有东方的洛邑完整如故，且北面有晋，东面有郑，西面有虢，（即西虢，始封君为文王弟虢叔，旧都雍，今陕西宝鸡市东。约在平王前或同时东徙于上阳，今河南陕县东南。）作王室的屏蔽。因此平王乃于次年（前770）定都于洛邑，东周时期于此开始。至于西部地区，则由周室托付给一个护驾功臣，承袭西垂大夫世职的秦襄公，许他若能逐退犬戎，便可领有其地。襄公果然完成了任务，就在那里建立了秦国，于是王畿的西半，不复为王室所有。
烽火戏诸侯，选自《新镌绣像列国志》。据史书记载，周幽王得褒姒后，极其宠爱，为讨其欢心，举烽火大集诸侯，以博其一笑。后来犬戎入侵，幽王再举烽火，诸侯又以为是幽王戏弄他们，因而未能往援，镐京因此被陷，幽王亦死于乱军之中。
平王立后，虢公又立幽王子余臣于携（当在虢附近）。两王并立者凡二十一年，后余臣为晋文侯所杀，周室才复归统一。但王室因畿土大削，日见衰微，政治局面渐变为以列国为重心，封建共主的周王从此成了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