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著述 经学著述，首先得讲《五经正义》。孔颖达，任至国子司业、国子祭酒。唐太宗贞观中，受诏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撰《五经正义》，作为国子学的法定教科书。《五经正义》是指《周易正义》十卷，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正义》二十卷，用孔安国传；《毛诗正义》四十卷，用毛苌传，郑玄笺；《礼记正义》六十三卷，用郑玄注；《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用杜预注。《五经正义》严格遵守“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汉学家法，如果“注”这样解释，“疏”文就沿着“注”的内容，加以诠释，绝不自搞一套，绝不和注文唱对台戏，治学的态度，是非常拘谨而严肃的。
《五经正义》是孔颖达奉诏撰述的，因此只能在指定的注文基础上，加以诠释，别无选择。《五经》中《毛诗》、《礼记》，都经过郑玄的笺注，《左氏传》也经过杜预的注释，不失为善本，孔颖达等撰成《正义》，在原来的笺注上，加以诠释，文字平易清淡，说理清楚明白，在六朝隋唐骈俪文风靡一世的时代，出现这类朴素平实的文风，使人读了产生一种清新的感觉，这是值得称道的。当然《五经正义》也有不足的地方，如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已经是清谈盈篇，《周易正义》诠释注文也是“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原委粲然，则由王〔弼〕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可见《周易正义》失之于空洞。又如《尚书正义》问题更多。由于古文《尚书》已经散佚，真本古文《尚书》篇目已经留存不多，《虞书》存《尧典》（包括本来是《尧典》的《舜典》），《夏书》的《禹贡》、《甘誓》，《商书》的《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的《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二十七篇，经过清代学人的考证，确定是真的；其他很多篇包括孔安国注，都是晋人用伪撰来补足的。但唐政府却决定采用这样一个真伪杂陈的本子来作为全国使用的标准教本，孔颖达也只好奉诏就这样一部真伪杂陈的《尚书》来加以诠疏，对真伪漫不别白，以致贻误后学，历千年之久。
与孔颖达同时，有贾公彦，位终太学博士。他尽毕生之力，成《周礼疏》四十二卷，用郑玄注；《仪礼疏》五十卷，亦用郑玄注。又有徐彦（唐元和、长庆以后人）成《公羊传疏》二十八卷，用何休《解诂》。杨士勋，贞观时人，官四门博士，成《梁传疏》二十卷，用范宁《集解》。实际九经注疏在唐中叶已经大体完成了。
除了上面的九经注疏以外，尚有唐开元以后人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十七卷；史徵著《周易口诀义》六卷；郭京著《周易举正》三卷；成伯著《毛诗指说》一卷；陆淳（唐大历时人，官至给事中）著《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五代蜀冯继先著《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唐玄宗御注《孝经》一卷，以上都是四库所著录的。
与孔颖达同时，有陆德明，贞观中，为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著《经典释文》三十卷，收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梁》、《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种书，“经注毕详，训义兼辩”（《经典释文》序），对于音读反切，尤多斟酌。对于经学的传授次第、注解的著述先后，也非常详细。唐朝以老子为玄元皇帝，《老子》书称为《道德经》，《庄子》书称为《南华真经》，列之学官，所以《经典释文》也把它收入，列为经典之一。独有一点应该注意的，韩愈捧《孟子》，皮日休上书请列《孟子》于学官，到北宋时才列《孟子》于学官，在唐代《孟子》还是儒家子部著作，所以《经典释文》没有把《孟子》收入。《经典释文》采用“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四库全书总目·经典释文》）。
小学著述方面，颜师古，贞观时官至秘书监，著《匡谬正俗》八卷，“前四卷凡五十五条，皆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条，皆论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考据极为精密”（《四库全书总目·匡谬正俗》）。南唐徐锴著《说文系传》四十卷，锴有所发明，皆征引经传，前人诧为惊人秘。锴又著有《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以四声部分，编次成书。唐颜元孙，颜杲卿父，历官滁、沂、濠三州刺史，赠秘书监，著《干禄字书》一卷，“是书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其例以四声隶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后先，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核”（《四库全书总目·干禄字书》）。张参，唐大历时人，官国子司业，著《五经文字》三卷。唐元度，唐开成中人，官翰林待诏，著《九经字样》一卷。
在《大藏经》音义部中，著录玄应《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十卷，慧琳《一切经音义》百卷。虽是注释佛经的，因为都是唐代僧侣的作品，反映了唐代的制度文物很多，所以也可以作为参考。
唐朝一代，是诗歌最发达的时代，从而音韵学也特别讲究。唐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有陈州司法参军孙缅在陆法言的《切韵》基础上，撰成《唐韵》五卷，他广征博采，凡“州县名号，……其有异闻，奇怪传说，姓氏原由，土地物产，山河草木，鸟兽虫鱼，备载其间，皆引凭据，随韵编纪，添彼数家，勒成一书”（孙缅《唐韵》序）。《唐韵》不仅是一部南北朝以来在声韵学方面的总结性著述，同时它又是一部带有类书性质的参考著作，其学术价值是很高的。现在流传的《广韵》，就是陈彭年等在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受诏把《唐韵》略加修订，改名而成的。
正史的编纂 先讲唐初的修撰八史。
南北朝时期，纪传体的正史，大都是由私家来撰述的，褒贬笔削之权，自然操之于执笔的士大夫手里，中央政府多未顾问。到了隋唐，天下一统，王权加强，从隋文帝起，就想把编纂国史的权力，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故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下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纪》）如王劭“在家著《齐志》，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书”（《北史·王慧龙传五世孙劭附传》）。大概隋文帝读了王劭的《齐志》，觉得这部书的内容，没有毁谤隋朝，对皇帝的神圣权力也没有什么大的抵触，就对王劭不再继续追究下去了。但自此国史的修撰，逐渐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了。
晋朝的历史，至唐初尚存十八家，然而十八家之中，大部分不是以西晋为断限，便是仅记东晋之事，而且都是未完成的史稿，只有臧荣绪和萧子云两家之书，纪、录、志、传，比较完备。而萧子云之书，原来一百二卷，到了唐初修撰《隋书·经籍志》时，已残缺不全，只剩下十一卷了。即使硕果仅存的臧荣绪所著《晋书》，也不能够把两晋和十六国这样一个变动极大的时代充分反映出来，所谓“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史通·古今正史篇》）。因此唐太宗在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敕令房玄龄、褚遂良等重撰《晋书》，其实际执笔者则有令狐德棻等人，贞观二十年书成。其中载记部分，又据《十六国春秋》抄撮而成，今《十六国春秋》已亡佚，考十六国史者也只有依靠《晋书·载记》了。
陈吏部尚书姚察在陈世撰《梁书》、《陈书》，未及完成，其子姚思廉在隋世继其父业。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始正式命姚思廉修撰《梁书》、《陈书》，贞观十年撰成。
隋世李德林私撰《北齐书》，德林死，子李百药继其遗业。唐贞观初，百药受诏撰《北齐书》，使它成为合法化的史书。惜自北宋以后，渐见散佚。近年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由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负责点校《北齐书》，所谓残缺不全者，皆详为考订，成为《北齐书》最好的版本。
令狐德棻贞观初奉诏撰《周书》，撰成后颁为正史。北宋后，日就散佚，后人或以《北史》补之。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点校《周书》时，对哪些是令狐德棻的《周书》原文，哪些是后人以《北史》补的，也都有考订。
《隋书》，由魏徵领衔监修，秉笔者为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起修，贞观十年书成。官修正史的缺点，不仅对本朝（唐）的事情，多所讳饰，而且于同时朝廷贵臣，不得不加以敷衍，为这些贵臣们的父祖编撰佳传。如长孙无忌，贞观时为宰相，又是唐太宗的妻弟，故《隋书》在写长孙无忌父长孙晟传时，把他写成隋代第一流的外交家；房彦谦仕隋，位不过令长、州司马，徒以其子房玄龄贞观时为宰相，故《隋书》为房彦谦立传，且辞多溢美。这些缺点，私修正史时，已经很严重了，到了官修史书，更为突出。
当唐贞观初，官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朝的历史时，同时为《五代史志》，凡十志，合为三十卷。五史先定稿，五代史志（十志）至高宗显庆中才定稿，来不及分插到五代史里去，所以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后来又把它附在《隋书》之中行世，所以就称之为《隋志》了。参加修撰十志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敬璠等人，大都是专家通人，所以《隋志》的编纂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李延寿继承了其父李大师的遗业，编成《南史》和《北史》，他除了参考《宋书》、《南齐书》、《魏书》等旧史以外，并参考杂史千余卷。当时《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未出，李延寿以参与《五代史志》的编纂工作，在史局留心抄录这方面的资料，并加以撰录。书成，《南史》起宋迄陈亡，合八十卷；《北史》起魏迄隋亡，合一百卷。《南北史》史事多而文省，阅读起来，又前后贯串，因此书成之后，流布甚速，压倒八史。除《宋志》、《南齐志》、《魏志》、《隋志》外，读八史的人愈来愈少，《北齐书》、《周书》的残缺也愈来愈厉害（因为当时还没有印刷，都是用手抄写的），后人整理南北八史，反而不得不靠《南北史》来校补它了。
南朝的何法盛著《晋中兴书》，把江东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的头面人物集中为传，称为《琅邪王录》、《陈郡谢录》；在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里，“《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惟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四库全书总目·北史》），说是国史，实际无异于家传。这个现象的出现，我认为是正常的，它正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社会现实。
上面讲的是唐初所修八史，下面讲的是唐、五代正史。
《旧唐书》二百卷，五代后晋刘奉敕修撰。《崇文总目》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韦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为纪、志、列传一百二十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史官令狐等复于纪、志、传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为《唐书》一百三十卷。”是《唐书》旧稿，实出吴兢，虽众手续增，规模未改，刘等修史时用为蓝本，故具有典型。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刘等撰成进呈。自穆宗长庆以后，史失其官，等没有善本可据，因此就受到读者的攻击了。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修撰，宋仁宗嘉三年（公元1058年）成书，书中纪、志、表题修名，列传题祁名。然《宰相世系表》吕夏卿所撰，而书中仍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和前代官修诸书，出入不大。本书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可见《新唐书》有它的不足之处，并不能完全代替《旧唐书》，因此两书还是同时并行下来。
《旧五代史》，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开修，七年闰十月成书，薛居正领衔修撰，其后欧阳修别撰《新五代史》，于是两书并行。及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诏学官只用《新五代史》，于是《旧五代史》日就散佚。清修四库全书，始命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邵晋涵于《旧五代史》辑佚工作，用力至勤；近陈垣氏又重加搜辑，用《册府元龟》校勘，收获较多。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时，采用陈氏校本，这是一个最好的校本了。
《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欧阳修皇五年（公元1053年）撰成。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此书为私撰。
唐朝当代的历史记录，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或日历，有实录等等。起居注、日历，是实录的长编；实录又是后来官修正史的长编。裴庭裕《东观奏记》序所谓：“国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外，又置日历。至修实录之日，取信于日历，起居注，参而成之。”
唐高祖武德之初，工部尚书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上卷记李渊起兵太原至出兵太原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记自太原至长安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记李渊摄政至受隋禅一百八十三日之事，首尾完具，无所佚阙。李渊起兵之初，大雅为渊记室参军主文檄，可以说此书是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较高。唐玄宗时，有《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无撰人姓名，《修时政记》四十卷，姚撰，二书均已散失。
唐皇帝每朝皆有实录，据《新唐书·艺文志》载：
《高祖实录》二十卷 敬撰
《今上（指太宗）实录》二十卷 敬、顾胤撰
《贞观实录》四十卷 长孙无忌撰
《皇帝（指高宗）实录》三十卷 许敬宗撰
《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 令狐德棻、刘知幾、吴兢撰
《高宗实录》三十卷 韦述撰
《高宗实录》一百卷 题武后撰
《则天皇帝实录》二十卷 魏元忠等撰
《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 宗秦客撰
《中宗实录》 吴兢撰
《太上皇（指睿宗）实录》十卷 刘知幾撰
《睿宗实录》五卷 吴兢撰
《今上（指玄宗）实录》二十卷 张说、唐颖撰
《开元实录》四十七卷 失撰人名
《玄宗实录》一百卷 令狐撰
《肃宗实录》三十卷 元载监修
《代宗实录》四十卷 令狐撰
《建中（德宗年号）实录》十卷 沈既济撰
《德宗实录》五十卷 蒋乂、樊绅、林宝、独孤郁撰
《顺宗实录》五卷 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
《宪宗实录》四十卷 沈传师等撰
《穆宗实录》二十卷 苏景胤等撰
《敬宗实录》十卷 陈商、郑亚撰
《文宗实录》四十卷 卢耽等撰
《武宗实录》三十卷 韦保衡监修
唐昭宗大顺（公元890至891年）中，诏修宣宗、懿宗、僖宗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征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让能乃奏上，选中朝鸿儒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圣实录，以吏部侍郎柳、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彻、太常博士郑光庭专修宣宗实录”。由于时局不平静，“逾岁条例竟未立”（《东观奏记》序）。所以终唐之亡，宣宗以下四朝实录竟未完成。到了宋代，宋敏求据杨徽之（敏求父宋绶之外祖父，是有名的收藏家）及父宋绶的遗书故记，私撰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朝实录一百四十八卷，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并多次加以引用。
研究隋唐五代政治史，必需精熟阅读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这部杰出的通史编年体著作，其重要意义不次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因为这一点尽人皆知，所以我就不多讲了。
《通典》与《唐会要》、《五代会要》 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起居舍人陆坚受诏修撰《六典》，玄宗手书白麻纸上，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后宰相又以其事委徐坚，经年莫能定。又委毋、徐钦、韦述修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后宰相张九龄又委苑咸，二十三年书成而未上，二十四年，九龄罢相，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宰相李林甫上其书，即今本《唐六典》是也。这本书的内容，本书在介绍唐政府组织时，已经详细介绍，所以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唐律疏议》，我们也有专节介绍，这里也不多讲了。
现在先介绍《通典》。刘知幾第四子刘秩，在唐玄宗开元末年，撰《政典》三十五卷。到了唐德宗世，杜佑以为《政典》未尽，把它加以扩充，成二百卷，称之曰《通典》。佑字君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由淮南节度使出任宰相，一直到唐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罢相，居相位有九年之久。
《通典》凡二百卷，分九门，《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通典》上起三代，下迄安史之乱，但在经济方面，有时也以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两税法的实施为下限。
这一部政书，它不仅广泛收罗史料，内容巨细咸包，丰赡宏博，而且也表现了编著者对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一定识见。如以前修纂的正史，《史记》有《平准书》，《汉书》、《魏书》、《晋书》、《隋书》有《食货志》，很多正史就不立《食货志》，原因很简单，不是史臣不想做，而是经济史料分散，收集困难，不容易做。可是《通典》却以《食货》冠九典之首，这就是杜佑的卓识之处。《通典》全书二百卷，而《礼典》占一百卷，占全书的二分之一。从姬周《三礼》，到《大唐开元礼》，当时人就是重礼，因此《礼典》的卷数就多了。在《通典·礼典》里，又特别致详于丧服，这也是符合当时社会现状的，它最好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所重视的亲疏中外远近和繁文缛节。在《选举》、《职官》、《刑》、《州郡》各典中，也真实地反映了政治制度和州郡布置以及历代发展演变的大势。在《边防典》里，详细地记录了欧、亚、非古代国家和我国国内少数兄弟族的历史资料，如杜环《经行记》之类，是当时记载大食帝国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极高。《通典》除了九典以外，不别立祥瑞、五行各典，不崇尚迷信，不替统治阶级画光环，尤见得《通典》作者的高明卓识之处。《通典》九典中，只有《兵典》，不记载列代兵制的沿革，而致详于兵法，书生纸上谈兵，终不免有些迂腐。总之，《通典》这部书尽管有它的缺点，但优点是主导的，这一部书对后代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苏冕，在元和世，曾编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成《会要》四十卷，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又下诏命杨绍复等编次德宗以后事，成《续会要》四十卷。唐宣宗以后，政治动荡，不闻有修会要之事。宋初宰相王溥，监修国史，因此复搜辑宣宗至唐末事迹续其书，为《新编唐会要》一百卷。全书分目五百十四门，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赅。这一部书到现在还流传着，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五代会要》三十卷，宋宰相王溥撰。五代干戈扰攘，百度陵夷，然五十年间，典章制度，尚略具于累朝实录。王溥因寻检旧史，条分件系，辑成《五代会要》，可以和《五代史》相辅而行。如书籍镂版，肇于长兴（公元930至933年，后唐明宗年号），《五代史》失记，而《五代会要》俱载其事，所以《五代会要》的资料价值也是很高的。
除了会要等书以外，宋宋敏求官至龙图阁直学士，他继承他父亲宋绶的遗业，辑成《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这部《唐大诏令集》虽已阙佚二十三卷，但材料丰富，收采的又都是第一手资料，资料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刘知幾的《史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里，为了保存种姓，强调民族大义，就自然会出现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到了隋唐统一全国，继承这个优良传统，产生了一部出色的关于讨论历史编纂学方面的专门著述——刘知幾的《史通》。
刘知幾，字子玄，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住在长安、洛阳两处，这两地政府的藏书和私家的藏书，都非常丰富，他就想法借阅。《史通·自叙篇》称“至于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他于是“恣情披阅”，“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后来有人知道他在史学方面有专长，就把他推荐到史馆去工作，他从武则天时代预修国史起，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前后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史官。由于他阅读过很多历史书籍，在三十年史馆生活中，又看到了大量民间难得看到的宝贵史料。他对编纂史书，有他自己的看法。可是他的见解常常不为“监领国史”的大臣们所采纳，他感受到工作不容易展开的痛苦，于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研究结果，对过去的正史作了总结性的分析批判，在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写成了《史通》这部名著。
刘知幾在《史通·六家》和《二体》里，叙述了我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概貌。当时还没有纪事本末一体的出现，所以只归纳为“二体”。刘知幾认为六家、二体，互有胜负得失，应该并存，“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史通·二体》）。
刘知幾在《史通》里说明他对编纂正史的理论和主张。他认为要写出一部出色的历史书，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史通·采撰》），广泛地进行史料的收集。无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1)，以及经子之书，都应该在采择之列。他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最反对把神话传说和迷信故事收入到正史里去。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
刘敬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及萧方等撰《三十国史》，乃刊为正言，既而……唐征晋语，近凭方等之录，编简一定，胶漆不移，故令俗之学者……谈蛇剑穿屋，必曰晋典明文，摭彼虚词，成兹实录。（《史通·杂说》中）
此外如对“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银河），娥窃药以奔月”，“王乔飞凫，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2)，这些神怪传说，如果史家“朱紫不别”，加以搜编的话，真是可以说“污南、董之片简，沾班、晔之寸札”（《史通·采撰》）了，对此他非常严肃地加以驳斥的。他认为“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即对鬼神的说法，既不肯定他有，也不说他定无，采取一种保留的态度。但刘知幾有一个界限，即认为不应把这些迷信的事情，渗透到史学的领域里来。他批判了“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簿录”（《史通·书事篇》）。
刘知幾非常称赞王劭《齐志》和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两书，认为这两部书，“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史通·言语篇》）。有人问他，“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史通·杂说》中）刘知幾认为《齐志》中“言多滓秽，语伤浅俗”，这并不是王劭所闭门杜撰的，而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还说：“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而世人议者，皆雷同誉裴而共诋王氏。”刘知幾认为：“夫江左事雅，裴笔所以专工；中原迹秽，王文由其屡鄙。且幾原（裴子野字）务饰虚词，君懋（王劭字）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设使丘明重出，子长（司马迁字）再生，记言于贺六浑（高欢的鲜卑名字）之朝，书事于士尼干（高洋的鲜卑名字）之代，将恐辍毫（笔）栖牍，无所施其德音。”（《史通·叙事》）“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照镜子的人）见嫫姆多嗤，而归罪于明镜也。”（《史通·言语》）
刘知幾还把《齐志》和《周书》来作比较，认为王劭的《齐志》，在叙事记言方面，不知道要比牛弘和令狐德的《周书》高出多少倍。这两个王朝，汉化都比较浅，所谓“睹周、齐两国，俱出阴山”。而王劭之“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牛弘之“载周言也，则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史通·杂说》下）。他称赞王劭在《齐志》里，忠实地记载了当时口语，“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史通·杂说》中）(3)，这些当时流行的口语，王劭都原封不动地记载了下来，使人读了，对那一时期的历史，在感性认识方面，增长了真切之感。可是牛弘和令狐德的《周书》，却是“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虽然他们的“记言之体，多同于古”，而实际却是“枉饰虚言，都损实事”（《史通·言语》）。如《周史》述“太祖（宇文泰）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谮之，太祖怒曰：‘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其余言皆如此，岂是宇文之语邪？”（《史通·杂说》下）文雅到这样程度，历史的真实性，反而打了折扣，刘知幾是特别不赞成的。他认为“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西）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宇文泰封安定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哉？’此言……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同上）在“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万俟〕受洛干感恩，脱帽而谢”，而崔鸿在《十六国春秋》中，“易抚盘以推案”，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又“变脱帽为免冠”。刘知幾认为这就不真实，因为“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史通·叙事》），时俗不同，古今有异，都不应该轻易把它改去的。宇文泰，原名黑獭，可是《周书》讳而不书；北魏时，代北复姓如万纽于、厍狄之类，史书撰修时，也皆改从单姓，刘知幾对这些也加以反对。
刘知幾认为在撰写史书的时候，可以向前人学习，学习他们的写作技巧，但不能死板地模仿，应该要求貌异而心同，力避貌同而心异。譬如“谯周撰《古史》，思欲摈抑马记（《史记》），师仿孔经（《春秋》）。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史通·模拟》）。他对这种形式上的模拟，是竭力反对的。
刘知幾主张史笔要力求简要，繁辞一定要删得干净，他在《史通·点繁》里，举了不少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譬如《汉书·张苍传》有“年老口中无齿”这样一句话，他认为可以删去“年”“口中”三个字，只要保存“老无齿”三个字，意义就已经明显了。刘知幾对史笔的要求是：“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史通·鉴识》）。可是齐梁以来，文体的骈俪化，也扩展到了史笔的范畴里来了。史书的作者，往往“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史通·叙事》）。而且他们又喜欢使用典故，如“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同上）。“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史通·鉴识》）刘知幾主张用较朴素的文体来写历史，反对用浮靡华丽的骈俪文体来写历史。他认为如像徐陵、庾信那一类轻薄而流宕的文体，就不适宜去叫他们撰写史传。他还说，听说徐陵本来想写一部梁史，照他的看法，这部书亏得没写成，“嗟乎！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史通·核才篇》）。
刘知幾最注重据事直书，无所隐讳。他称赞宋孝王所撰的《关东风俗传》，王劭所撰的《齐志》；认为在南北朝世家大族全盛时期，在所谓“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犹存”（《史通·直书》）的情况下，宋孝王、王劭两人却能“叙述当时，亦务在审直”，“书其所讳，曾无惮色”，这才配得上称历史家。
在魏、晋、南北朝世族地主的全盛时期，刘知幾一方面认为有不少世族地主，“生无令闻，死无异迹”，在国史上不应该给他们立传，“虚班史传，妄占篇目”（《史通·列传》）。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江外（江东）山东，人物（世族）殷凑，其间高门素族，非复一家，郡（中）正、州都，世掌其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史通·书志篇》），以记录这些世家大族。这些都是他见识的卓越之处。
除了主张增加《氏族志》以外，刘知幾还主张增添《都邑志》和《方物志》。他的建议，也有合理的地方。因为《都邑志》多少可以反映出都邑的结构和面貌来，《方物志》也必然会详细地记述各地的物产和封建剥削负担，如果真的把以上三志写成的话，对后世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都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刘知幾又反对《魏书》的创立《释老志》，《汉书》的创立《艺文志》，尤其反对《五代史志》（即《隋书》之志）中的创立《艺文志》，这是他的偏执的地方。因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志还是有它巨大的史料价值，不能片面地菲薄它。
唐初官修前朝史书时，往往为当时在朝大臣的父祖撰立列传，而这些列传的人物往往又是职位很低，行能无闻的；刘知幾对此也加以反对。
刘知幾对当时史馆里史官们的工作效率之低，也加以抨击。他说：“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史通·史官建置》）；当时史馆中，“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杀青成书）无日”（《史通·忤时》）。他还说：“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虽地处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养拙，可以藏愚，绣衣直指（御史），所不能绳，强项中尉，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禄之渊薮也。”（《史通·辨职篇》）他对监修国史的官吏，也抨击得非常尖锐，说：“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故杨令公（杨再思）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宗楚客）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史通·忤时》）幸而一史经过几个得力的史官执笔写成了，可是领衔者，还是杨令公、宗尚书之流，实际真正执笔的人，后世连他们的名字都无法知道。所以他说：“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即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史通·史官建置》）。他对这种现象，也是非常不满。
刘知幾在《史通》的《疑古》、《惑经》等篇里，还用汲冢发现的《竹书纪年》等书中所讲到的“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杀”，“太甲杀伊尹”，来考证古代的历史，并认为《尚书·舜典》的舜“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当时苍梧是极荒僻的地区，“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史通·疑古》）。因此怀疑舜之陟方，也是由于禹把他废放而造成的。他对儒家经典上的传统说法，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来，尽管对古代的社会阶段及民俗学，无法了解。因此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但他那种大胆怀疑的精神，在当时说来，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封建社会里，刘知幾是一个杰出的历史批评家，他的《史通》是一部出色的历史批评著作。不过如刘知幾在《史通·曲笔》里，斥班固、陈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可以“肆诸市朝，投畀豺虎”，这些话，语气不免有过火的地方。
此外，刘知幾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很大局限。如他认为蔡文姬“受辱虏庭”，《后汉书》不应该把她收入《列女传》。又认为有一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迷信故事，如“吞燕卵而商生，启龙而周灭”（褒姒灭周），“江使返璧于秦王，杞桥授书于汉相（张良）”（《史通·书事》）等神怪传说，还是可以写进史书里去的，这就使自己的论点，陷进矛盾的境地。
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 隋炀帝大业（公元605至618年）中，命虞茂等撰成《隋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又时人郎蔚之撰成《隋诸州图经集》一百卷，时又有人撰成《隋诸郡土俗物产》一百五十一卷，失撰人名。这些书，由于只有抄本，没有刻本，《新唐书·艺文志》中尚见著录，此后便不见著录，大概很快就散失了。
《五代史志》中有《地理志》（即今《隋书·地理志》），记载梁、陈、北齐、周、隋的地理，在地理志中算是精详的。清杨守敬又为《隋书地理志考证》，世称博洽。唐太宗子魏王泰命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苏勖等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序略》五卷，原书已佚，但今有辑本。武则天时，有梁载言，历官凤阁舍人、知制诰、怀州刺史。他撰成《十道志》十六卷，全书已佚，清王谟有辑本。唐德宗时，杜佑著《通典》，已见前述。《通典》中有《州郡典》十四卷，对唐代前期的州郡沿革和布局，讲得扼要详细，可资参考。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宰相李吉甫奉诏撰成《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每镇皆有图，其后图已散失，又缺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六卷共六卷，又十八卷、二十五卷间有缺页。这是现在留存下来最古的一部地理书。志载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有所本，无不根之说，也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著作。
研究唐代地理，除了上述诸书之外，还有《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以及宋人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地理志》，对于折冲府，考稽得非常详细，对水利灌溉，也记述颇详。《太平寰宇记》虽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6至983年）中修成，可是它所利用的材料，有很多是唐五代的，因此研究唐五代地理，也得参考它。
《两京新记》一卷，唐韦述撰。原本中土久佚，此从日本抄来，收入《佚存丛书》中。
《北户录》三卷，唐段公路撰。四库入地理类。书中载《鹅毛被》条：
邕之南有酋豪，多用鹅毛为被，如稻畦纳之，其温软不下绵絮也。
《桂林风土记》一卷，唐莫休符撰。此书成于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时休符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治融水，今广西融安）刺史。四库入地理类。
《岭表录异》三卷，唐刘恂撰。书成于唐昭宗世。四库入地理类。书中载：
南道之酋豪，多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絮而为被，复纵横衲之，其温不下于挟纩也。
广之属郡潮（治海阳，今广东潮安）、循（治归善，今广东惠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为笏。潮、循人或捕其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羹……楚越之间，象皆青黑……予有亲旧，曾奉使云南，见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若中华之畜牛马也。
这些地志记载，对了解两京和岭南风物人情，都是非常真切的。
唐三史注与《文选注》 汉司马迁撰成《史记》，成为一部千秋不朽的著作，南朝刘宋时人裴，注《史记》，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唐贞观时，谏议大夫、崇贤馆学士刘伯庄撰《史记音义》二十卷。开元时，有润州司马河内郡人司马贞又“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史记索隐序》）。司马贞同时人右清道率府长史张守节，他潜心研究《史记》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采，……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杀青斯竟”（《史记正义序》）。这三家注都是对《史记》带有总结性的注释，到了唐中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班固《汉书》，汉魏两晋南北朝学人注之者也很多，唐贞观世，秘书少监颜师古注《汉书》一百二十卷，他在《汉书注·叙例》里说：“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袪惑蔽。若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只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汉书》全部，“爰自陈、项，以讫哀、平，年载既多，综缉斯广，所以纪、传、表、志，时有不同，当由笔削未休，尚遗秕稗，亦为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随手率意，遂有乖张。今皆穷波讨源，构会甄释。”“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颜师古继承了注不破经这一汉代学人的师法传统，坚持了“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当时人称“颜秘书为班孟坚忠臣”。尽管颜师古这样说，但后代学人由于过分崇拜颜师古的缘故，有些根据他的说法，还是追改了《汉书》原文，如今本《东方朔传》“又有竹籍田”，原应作荻，由于如淳、颜师古都释作、楸，后人就以为字无讹，因此各本都作了。如果我们今天能用王充《论衡》所引《汉书》和《册府元龟》来校勘《汉书》，还可以校出《汉书》许多异文来。
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唐高宗子章怀太子李贤注，当然章怀太子贤是挂名的，实际担任其事者，为张大安、刘讷言、革希玄、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人。前人对此书注之评价，认为“详观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师古）之注班。惜非一手所成，不免有踳驳漏略之处”（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先是梁人刘昭注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把章怀太子注的《后汉书》纪、传九十卷，和刘昭注的司马彪《续汉志》三十卷合刻在一起，就成为现在流行的《后汉书》本子。
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集文士选出一部《昭明太子文选》，到了唐代，成为辞章之学的标准读本，凡是应试诗赋的人，都得精读这部《文选》。唐高宗时人李善，历官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学士、秘书郎等职，他开始注《文选》，在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完成进呈。这部《文选注》，后人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又有衢州常山尉吕延济和处士张铣、吕向、李周翰、刘良等五人合注了《文选》进呈，世称之为《五臣注文选》，从此《文选》有两种注本流传。后人又把李善和五臣注合刻在一起，称之为《六臣注文选》。此后人们认为李善注《文选》，不仅征引富博，保存了很多古籍的片断，而且在文字训诂和校勘上也用力至勤，不应和五臣注合刻在一起，因此，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胡克家又据宋淳熙本《文选》，采用李善注，加以校刻上木，这就是今天流行的李善《文选》注本子。另外，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四部丛刊》时，又影印了宋刊本的《六臣注文选》，《文选》有了这两种注本，用来进行研究，都是很理想的。
隋唐五代杂史琐记书目介绍 本节介绍的书目，以反映时代为先后，主要叙述的是隋唐五代人的作品，也附带一讲宋元和清代人述及隋唐五代时期典章制度以及人物的有关作品。
《建康实录》，唐许嵩撰。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所谓六朝，皆都建康（今南京），书中备记六朝事迹，故以为名。此书援引六朝古籍如裴子野《宋略》之类，今多不传，所以可贵。近年中华书局点校南朝宋、齐、梁、陈四史及《南史》时，曾据以作校，也颇有收获。
《通纪》，原本十卷，今存七卷，唐马总撰。书虽残缺，然遗文逸句，可校正《魏书》、《北齐书》、《周书》者不少。
《大业杂记》，唐杜宝撰，原为十卷，今已残缺，《指海》所辑，仅一卷而已。上起大业元年，下迄大业十二年，于隋炀帝修宫观，开运河，尚存大概。
《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各一卷，并收入明吴《古今逸史》中，《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是宋人伪作，故入子部小说家类存目。
文中子王通著《中说》，前人以为是伪书。宋洪迈《容斋随笔》云：“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章、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公元617至618年）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大为可疑者也。”张在《云谷杂记》里解释当时可能有两个薛收，《文中子世家》中所说之薛收，可能另一薛收，而不是薛道衡之子薛收。张这个说法也不能使人心服。因为河东薛氏，是当时大族，故薛道衡子薛收有可能受教于王通，两薛收的说法，就当时实际情况来看，是不存在的。又王应麟《困学纪闻》亦辨《唐会要》载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而书中有隋文帝召见王通于太极殿事，皆证以史传，牴牾显然。然文中子实有其人，据杨炯《王勃集序》称勃“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杨炯为王勃作序，记勃之祖事，必不向壁虚构。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从而兴乎？”则文中子者实有其人。其人其书，在唐初并不著名，至韩愈尊儒辟佛，其书渐行于世，书中摹拟圣人之言，或后人有改篡也。
《贞观政要》十卷，唐天宝中史臣吴兢撰进。四库入杂史类。兢对贞观之政，辞多溢美。本书述太宗政治，多引此书。
《魏郑公谏录》五卷，唐高宗时，王方庆撰。方庆武则天时，官至宰相。魏郑公，即魏徵，他在唐太宗世，以能直言著称，唐太宗也能够接受直言。四库入传记类。
《隋唐嘉话》三卷，唐刘撰。书称玄宗为今上，盖开元间人。其书载：
太宗病甚，出英公（徐勣）为叠州刺史。谓高宗曰：“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伏于汝，故有此授。今若即发者，我死后可亲任之，如迟疑顾望，便当杀之。”勣奉诏不及家而行。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为南海祗恒寺维摩诘须，寺人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门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
《大唐新语》十三卷，元和中守江州浔阳县主簿刘肃撰。四库入小说类。书起武德之初，迄大历之末。书中载：
尹伊尝为坊州司户，尚药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谢诗误（谢《怀故人》诗；芳洲有杜若）。华省曹郎如此判，岂不畏二十八宿下向笑人。”由是知名，改补雍州司法。
〔御史大夫杨再思见张〕昌宗以貌美被宠，因谀之曰：“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有识咸笑之。
元崇逵为果州司马，有一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殡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但经一用者充事亦得。亦不须道逵买，直云君家自须。”直典出说之，一州以为口实。
其书多轶文旧事，如论宰相制度变革、宫人服装帷帽变革等，但由于谐谑一门，有上引诸条，所以四库列之于子部小说家。
《朝野佥载》六卷，唐张撰。据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张字文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州）人。授襄乐尉，迁监察御史、司门员外〔郎〕。开元中，姚元崇为相，诬其奉使江南受遗……减死流岭南。数年，起为龚州（今广西桂平东北）长史。卒年七十二。”书中载：
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
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须要，且寄母鸡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我未须要，笋又向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类此。
郑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藉。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默而不言。时崔亦为吏部侍郎，掌选，有铨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曰：“君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中下，有气力者即存。”
这两条材料，写出唐政府官吏的贪污嘴脸，可谓详尽。
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绫，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
由于琐屑谐噱，四库列之于小说家类。
本书作者死于开元时期，而今本《朝野佥载》记载唐敬宗宝历、唐宣宗大中时事，盖后人据《佥载补遗》补之，非张原书如此。
《唐国史补》三卷，李肇撰。肇元和中为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条，下卷一百二条，四库列于小说家类。记开元至长庆一百多年事。其书载：
德宗览李令（李晟）收城露布至：“臣已肃清宫禁，只谒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感涕失声，左右六军皆呜咽。露布，于公异之词也。议者以国朝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坎以终，朝野惜之。
马司徒（马燧）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宦官），文场以进。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尽拆入内也。
唐衢，周郑客也。有文学，老而无成。唯善哭，每一发声，音调哀切，闻者泣下。尝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痛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次柳氏旧闻》一卷，唐李德裕撰，记玄宗遗事十七则。四库入小说家类。
《杨太真外传》二卷，宋乐史撰。其书载太真入宫事甚详。
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玄宗子瑁封寿王），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
《高力士外传》，唐郭撰。书中载玄宗事。又云：
力士于园中见荠菜，土人不解吃，便赋诗曰：“两京秤斤买，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应不改。”使拾之为羹，甚美。
《明皇杂录》二卷，别录一卷，唐郑处晦撰。处晦在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5年），以进士擢第，官至宣武节度使。是书成于太和九年，四库入小说家类。
《开元天宝遗事》四卷，五代王仁裕撰。仁裕五代后汉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尚书，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病卒。前人以为非王仁裕原作，盖依托其名。洪迈《容斋随笔》“摘其中舛谬者四事，一为姚崇在武后时已为宰相，而云开元初作翰林学士；一为郭元振贬死后十年，张嘉贞乃为宰相，而云元振少时，宰相张嘉贞纳为婿；一为张九龄去位十年，杨国忠始得官，而云九龄不肯及其门；一为苏颋为宰相时，张九龄尚未达，而云九龄览其文卷，称为文阵雄师。”所驳诘皆为确当。其书载：
杨国忠权倾天下，四方之士，争诣其门。进士张彖者，陕州人也。力学有……志气……未尝低折于人，人有劝彖令修谒国忠，可图显荣。彖曰：“尔辈以谓杨公之势，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后果如其言。
《开天传信记》一卷，唐郑撰。昭宗时官至宰相，其书记开元天宝时事，凡三十二条。四库入之小说家类。
《安禄山事迹》三卷，唐姚汝能撰。汝能官华阴县尉，年代未详。是书上卷序禄山始生至玄宗宠遇，起长安三年尽天宝十二载事。中卷序天宝十三四载禄山起兵事。下卷序禄山起兵称帝并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事，下尽宝应元年。《安禄山事迹》一书，对安史之乱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有些内容，诙谐可笑，如：
〔史〕思明本不识文字，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必驿宣示，皆可绝倒。尝欲以樱桃赐其子朝义及周贽，以彩笺敕左右书之曰：“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史朝义封怀王），一半与周贽。”小吏龙谭进曰：“请改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则声韵相叶。”思明曰：“韵是何物！岂可以我儿在周贽之下。”……郡国传写，置之邮亭。
《奉天录》四卷，唐赵元一撰。记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至兴元二年（公元785年）朱肇乱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多引用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绛〕相国论事集》六卷，唐史官蒋偕编。凡收李绛为翰林学士时四十六事，为户部侍郎事四事，为宰相时十五事，共六十五条。书中载论朋党事甚激切。
元和七年（公元814年）春，延英〔殿〕对见，奏事了，上发言曰：“朕不知同年之称，便有情故，除授之际，遽有偏颇，何也？”对曰：“李吉甫、权德舆并非科第；唯臣一人，是进士及第。有同年者，是四海之人，悉非亲族，亦有放出身然后始相识，谓同此出身，何得便有情故。每年明经进士及第一百余人，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亦是同年，言事者知陛下不亲小事，敢以此罔上。”
上御延英殿与宰臣言：“向外人言朋党颇甚，如何？”武元衡、李吉甫未对，而李绛奏曰：“朋党之称为臣也。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奸臣能揣知上旨，非言朋党，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谮毁贤良，必言朋党。寻之则无迹，言之则可疑，所以构陷之端，无不言朋党者。”
朋党之说，兴自元和，迄大中未已，为祸之烈，盖五十年，在李绛延英殿论事中，就开始见其端倪了。
《封氏闻见记》十卷，唐封演撰。德宗大历中演曾为邢州刺史，贞元中为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天宝中，御史大夫王……宅内有自雨亭，从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
高利自濠州改为楚州，时江淮米贵，职田每得粳米，直数千贯。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利欲以让前人，发濠州，所在故为淹泊，候过数日，然后到州，士子称焉。
萧诚自务礼翰，李邕自京别书，二人俱在南中，萧有所书，将谓称意，以呈邕，邕辄不许。萧……遂假作古帖数幅，朝夕把玩，令其故暗，见者皆以为数百年书也。萧诣邕云：“有右军真迹，宝之久矣，欲呈大匠。”李欣然愿见。萧故迟回旬日，未肯出也。后因论及，李固请见……萧于是令家童归……取……既至，李寻绎良久，不疑其诈，云：“是真物，平生未见。”在坐者咸以为然。数日，萧默候邕宾客云集，因谓李曰：“公常不许诚书，昨所呈数纸，幼时书，何故呼为真迹，鉴将何在？”邕愕然曰：“试更取之。”及见，略开视，置床上曰：“子细看之，亦未能好。”
元载破家，籍财货诸物，得胡椒九百石。
构圣善寺佛殿僧惠范，以罪没入其财，得一千三百万贯。
李抱真之镇潞州也（德宗建中初），军计匮阙，计无所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真因诣之，谓曰：“假和尚之道以利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真温言请于鞠场焚，某当凿一地道通连，候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真命于鞠场积薪储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僧仍升座执炉、对众说法。……士女骈填，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炭并灰。数日，籍所得货财，辇入车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
又说洛中顷年有僧得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璃器中，昼夜香灯，檀施之利，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瞻，僧遂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闻喜，遂赠二百缗，仍取万病丸与吃，俄顷泄痢，以盆盎盛贮，濯而收之。
把僧侣贪财的嘴脸，揭露无遗。
《刘宾客（刘禹锡）嘉话录》一卷，唐韦绚撰。韦绚，韦执谊子，历江陵少尹，咸通（公元860至873年）中，官至义武军节度使。书成于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事，且欲大噱。已设席，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道州参军（道州出侏儒），胡者湖州文学，帘中大笑。
刘仆射晏五鼓入朝，中路见卖蒸胡之处，势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大司徒杜公（佑）在维扬也，曾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着一粗布襕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
《因话录》六卷，唐赵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以进士擢第。大中七年（公元853年），为左补阙，后为衢州刺史。是书四库入小说家类。
《大唐传载》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记唐初至元和中杂事，四库入小说家类。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求法僧圆仁撰。书中载唐王朝事，如：
〔太和九年十一月〕应宰相及王相公已上，计煞宰相及大宰都廿人，乱煞计万人以上。
开成五年二月廿二日，又闻开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闻新天子（宣宗）上位，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文宗）时承恩者也。
开成五年三月二日……牟平县至登州，傍北海行。比年虫灾，百姓饥穷，吃橡为饭。
三月廿五日，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粮食难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吃。
八月十日早发，西行三十里稷山县。黄（蝗）虫满路，及城内人家无地下脚。宿斋后，复西行六十五里，黄（蝗）虫满路，吃粟谷尽，百姓忧愁。
八月十六日，渡洛河。从洛河西，谷苗黄（蝗）虫吃尽，村乡百姓愁尽。
说明文宗开成末年，蝗虫为灾，百姓无食可吃。同时也提甘露事变，杀人上万，及文宗死，又杀四千余人，这些记载，都较正史为详。可见此书史料价值较高。
《牛羊日历》一卷，唐刘轲撰。刘轲站在李德裕一派立场上，攻击牛僧孺、杨虞卿、杨汉公、李宗闵。牛僧孺有妾真珠，能歌善舞，白居易、刘禹锡诗中都曾道及。此书说真珠本是李愿之伎，牛僧孺的党羽，以计赚取，进献于牛。又如訾毁牛僧孺“作《周秦行纪》，呼德宗为沈婆儿，谓睿圣皇太后为沈婆，此乃无君甚矣。”刘轲公开利用著述来攻击其政敌，可谓用心极其险恶。
《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成式，宰相段文昌子，官至太常卿。梁元帝赋：“访酉阳之逸典。”书盖取名于此。“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自唐以来，推为小说家之翘楚，莫或废也”（《四库全书总目》）。书中载：
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天咫》）
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境异》）
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劄，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今京兆薛公元赏上言白令里长潜部约三十余人悉杖煞尸于市……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处，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黥》）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常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头径三寸，叱杖子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绝。经旬日，袒衣而历门叫呼，乞修理功德钱。（《黥》）
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黥》）
宁王常猎于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锁甚固。王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问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作仕，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动婉含，冶态横生，王惊悦之，乃载以后车，时……方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时上方求绝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奏：“县食店有僧二人，以钱一万，独赁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久膊有声，店户人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云：“宁哥大能处置此僧也。”莫才人能为秦声，当时号莫才人啭焉。
《东观奏记》三卷，唐裴庭裕撰。龙纪（公元889年）、大顺（公元890至891年）、景福（公元892至893年）之际，杜让能为宰相，监修国史，右补阙裴庭裕等专修宣宗实录，书未成，庭裕但采宣宗事，成《东观奏记》三卷，即此书。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多采其说，但亦不完全信它。“盖闻见所及，记近事者多确；恩怨未尽，记近事者亦多诬，自古而然，不但此书”（《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东观奏记》），书中载：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德裕虽宰相子，文学过人。性孤峭，疾朋党如仇雠，挤牛僧孺、李宗闵、崔珙于岭南，杨嗣复……李公珏以会昌初册立事，亦七年岭外。上（宣宗）即位之后，岭表五相，同日迁北，以吏部尚书李珏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充淮南节度使。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穆宗）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锄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宪宗正配）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倚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即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武宗好长生久视之术，于大明宫筑望仙台，势侵天汉。上（宣宗）始即位，斥道士赵归真杖杀之，罢望仙台。
裴稔为学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稔寓直，便中请（当作中谢）。上曰：“加官之喜，不与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归。”稔蹈谢，却召，上以御盘果实赐之，稔即以衫袖张而跪受。上顾一宫嫔取项下小帛裹以赐稔。稔父度，元和中君臣鱼水之分，遂于稔恩礼亦异焉。
上延英听政，问宰臣白敏中曰：“宪宗迁座景陵，龙行次，忽值风雨，六宫百官尽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胡而长，攀灵驾不动，其人姓氏为谁，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儿否？”敏中奏：“长子绪，见任随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绪小患风痹，不任大用。次子见任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上曰：“追来。”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阙，召充翰林学士，间岁，遂立为相。
《幽闲鼓吹》一卷，唐张固撰。载唐宪宗至宣宗遗事，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宣宗嘱念万寿公主，盖武皇世有保护之功也。驸马郑尚书（颢）之弟，尝危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为亲，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辇至，则立于阶下不视，久之……上责曰：“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处乎？”立遣归宅。毕宣宗之世，妇礼以修饰。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对，宣宗曰：“今赐卿无畏，有何贮画，言之。”公尝蓄论储宫之意，至是乃顿首以谏，上曰：“若立储君，便是闲人。”公不敢尽言而退。
丞相牛公（僧孺）应举，知于相之奇俊也，特诣襄阳求知（于自贞元十四年任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阳，至元和三年入为宰相），住数月，两见，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之五百（文）。”“受之乎？”曰：“掷之于庭。”于公大恨，谓宾佐曰：“某盖事繁，有阙违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送书信。”小将于界外追及，牛公不启封揖回。
《松窗杂录》一卷，唐李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梁公每遇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尝经甚雪，多休暇，因候卢姨安否。适见表弟挟弓矢携雉兔来归，膳味进于北堂，顾揖梁公，意甚轻简。公因启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以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惭而退。
太和开成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画得进。……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修己对曰：“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上闻之，嗟赏移时。
《云溪友议》三卷，唐范摅撰。四库入小说家类。《新唐书·艺文志》《云溪友议》下注云：“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
《杜阳杂编》三卷，唐苏鹗撰。鹗，武功人，光启（公元885至888年）中，以进士擢第。是编所记，上起代宗广德元年，下尽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睚眦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赐绿焉（唐制，六品七品以绿）。未浃旬月……朝恩……于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上未及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三品以上服紫）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上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儿着章服，大宜称也。”
《苏氏演义》二卷，唐苏鹗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陆法言著《切韵》，时俗不晓其韵之清浊，皆以法言为吴人而为吴韵也。此大误也，法言本代北人，世为部落大人，号步孤氏，后魏孝文帝改为陆氏。及迁都洛阳，乃下令曰：“从我入洛阳，皆以河南洛阳为望也。”（后魏征西将军东平王陆俟生骐，骐曾孙爽，爽子法言。）
《桂苑丛谈》一卷，不著撰人真名，题冯翊子撰。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记南北朝事六条，唐代事十二条。中载：
进士……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妆束甚武，腰剑手囊，囊中贮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获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店否？”命酒饮之。饮讫曰：“去此三千里，有一义士，予欲报之，若济此夕，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义气，能假予十万缗否？立欲酬之，是予愿毕，此后赴蹈汤火，誓无所惮。”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啬，即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
《剧谈录》二卷，唐康骈撰。骈，池阳人。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以进士擢第，官崇文馆校书郎。书中载：
曲江池……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已即赐宴臣僚……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玩清景，联骑系觞，不绝。
含元殿，国初建造，凿龙首岗以为基趾。彤墀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岗，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瞰，前山如在诸掌。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缨序立，蕃夷酋长仰观玉座，若在霄汉，识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
大中年，韦举进士，词学优赡，而贫窭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以宗党辍新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互，报光成名者络绎而至，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庭际小阁，备设肴馔慰安之……夜分归于所止，拥炉而坐。愁叹无已。候光成名，将修贺礼。寝榻迫于坏，以横竹挂席蔽之。……俄而禁鼓忽鸣，榜到，已登第，光之服用车马，悉皆遗焉。
《平巢事迹考》一卷，宋人撰，不著名字。四库入杂史类存目。
《三水小牍》一卷，唐皇甫枚撰。懿宗咸通（公元860至874年）中，枚曾为汝州鲁山县令。唐末旅食汾晋，写成此书。书中载：
乾符丁酉岁（公元877年）秋七月，诏以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刘公自京将一橐驼至郡，自风而逸于庐山下。南土无此畜，人睹而大惊，因聚徒击射至毙。乃列状于太守曰：“获庐水精。”刘公讶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驼也。”乃命瘗于江。
《广陵妖乱志》一卷，唐郑延晦撰。记高骈败亡事。
《南楚新闻》，唐尉迟枢撰。所记唐末捉梢郭使君及看马李仆射，后世小说，多取之作为题材。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域富民之首。……乾符（公元874至879年）初年……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治宁浦，今广西横县南）刺史。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乱……生归旧居……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二三奴婢处于数间茅屋之下，囊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有一二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赴任）。过长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南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结缆于大槦树下，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公拽舟登岸，仅以获免，其余婢仆生计悉漂于怒浪。迟明投于僧室，母氏以惊得病，数日而殒。生章皇驰往零陵（今湖南零陵）告州牧，州牧为之殡葬，且复赠遗之。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即永州，治零陵），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自是状貌异昔，与篙工之党无异矣。
京华有李光者……以谀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翼日无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数年之间，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陈〕敬暄败，〔德权〕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治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衣衫百结，丐食道涂。有李安者，常为复州后槽健儿……念其蓝缕，邀至私舍……未半载……安……死，德〔权〕遂更名彦思，请继李安效力，盖慕彼衣食耳。寻获为牧守圉，人有识者，皆目之为看马李仆射。
《玉泉子》一卷，不著撰人名字。四库入小说家类。
《云仙散录》十卷，亦作《云仙杂记》，唐冯贽撰。前人以为伪书，虽所引书目，皆历代史志所未载，然谓之为伪书，则是厚诬古人。四库入小说家类。书中载：
裴令（度）临终，告门人曰：“吾死无所系，但午桥庄松雪岭未成，软碧池绣尾鱼未长，《汉书》未终篇，为可恨耳。”（引《晋公遗语》）
进士不第者，亲知供酒肉费，号买春钱。（引《承平旧纂》）
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引《浣花旅地志》）
邺中老母村人织绫，必三交五结，号八梭绫，匹值米六筐。（引《摭拾精华》）
开成中，物价至微，村落买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绢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一首兼之。（引《丰年编》）
石谊未娶，闻杜鹃唤归，叹曰：“此物催人使归，使我何所归耶。”（引《金台录》）
洛阳振德坊皆贫，例享糟糠之薄，贺知章目为糠市。（引《从容录》）
《金銮密记》五卷，唐韩撰，见《新唐书·艺文志》。原书残缺，此经后人辑录，故四库未收。
《潇湘录》十卷，唐柳祥撰，见《新唐书·艺文志》。原书残缺，此经后人辑录。
《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四库入小说家类。此书述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本书引用特多。
《中唐故事》二卷，南唐尉迟撰。四库入小说家类。南唐自以为承唐之后，故称长安为中朝。其书皆记唐宣、懿、昭、哀四朝旧闻。上卷多记君臣事迹、朝廷制度。下卷则杂录神异怪幻之事。
《金华子》二卷，南唐刘崇远撰。四库入小说家类。
押牙，武职令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职名非押其衙府也。盖押牙旗者，又有押节者之类是也。案兵书云：“牙旗者将军之旌，故必竖牙旗于门，是以史传咸作牙门字。”
星货肆，有以筐，以，或倚、或垂鳞其物以鬻者曰星货铺，言其列货丛杂，如星之繁，今俗呼为星火铺是也。
《刊误》二卷，唐李涪撰。书中“祭节拜戟”条载：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宰相吕立戟，有司载戟及门，……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颇为有识者所嗤。
黄公好谦，女有国色而谦其美，以为丑也，女至难嫁。有鳏夫冒娶之，乃国色。果信黄公之谦。
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
白太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其见抑也如此。葆光子曰：李卫公之抑忌白少傅，举类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义在于斯。
唐相国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是朝贵朋党，掌武（指太尉李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会昌三年，王相国起知举，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荐人，然奉贺今年榜中得一状元也……”其年，卢肇为状元及第。
唐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内官西门军容，小心畏慎，每夜温溲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为卢耽相公西川行军司马，御蛮有功，历东西川山南三镇节旄。
宋统一宇内，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下诏命李领衔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目录十卷。太平兴国三年八月，书成表进。这一部书采摭宏富，引书凡三百四十四种，可谓宋以前笔记小说之渊薮。要研究唐人笔记小说，主要依靠这部《太平广记》。这里略举三事，一是讲琼山郡守拥有奴隶之众多，二是武昌官妓之能诗，三是前蜀时有女扮男妆之才女。
琼山（今海南海口南六十里）郡守韦公幹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熔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食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引《投荒杂录》）
韦蟾廉问鄂州，及罢任，宾僚盛陈祖席，蟾遂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请续其句。座中怅望，皆思不属。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令随口写之，“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极欢而散。（引《抒情诗》）
王蜀（前蜀）有伪相周庠者……时临邛失火，黄崇嘏才下狱，便贡诗一章曰：“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艰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览诗，遂召见，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只对详敏，即命释放。后数日，献歌，周极奇之，名于学院与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书画。翌日，荐摄府司户参军……胥吏畏伏，案牍丽明。周既重其英聪，又美其风彩，在任将逾一载，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状谢，仍贡诗一篇曰：“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板掾，未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苦容为坦腹，速天速变为男儿。”周览诗惊骇不已，遂召见诘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奶同居，元未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皆叹异。旋乞罢归临邛之旧隐，竟莫知存亡焉。（引《玉溪编事》）
《唐语林》八卷，宋王谠撰。谠，宋徽、钦时人。是书收唐小说笔记五十家，仿《世说新语》分为五十二门，记唐代事。所引诸书五十种中，大概三十种具存，二十种已散失，可惜其书没有仿《太平广记》例，每条注出引书书名。书中载：
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军旅未宁，西蕃入寇，国用空竭。始于扬州转运，船始以十只为一纲，载江南谷麦，自淮泗入汴，抵河阴，每船载一千石。扬州遣军将押至河阴之门，填阙一千石。转相授给，达太仓，十运无失，即授优劳官。汴水至黄河迅急，将吏典主，无不发白……晏初议造船，每一船用钱百万，……乃置十场于扬子院，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
韩愈病将卒，召群僧曰：“吾不药，今将病死矣。汝详视吾手足支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
李相宗闵知贡举，门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时谓之玉笋。
卢肇、黄颇同游李卫公门下，王起再知贡举，访二人之能。或曰：“卢有文学，黄能诗。”起遂以卢为状头，黄第三人。
李卫公以己非科第，常嫉进士。及为丞相，权要束手。王起知举，将入贡院，请德裕所欲。德裕曰：“安问所欲，借如卢肇、丁棱、姚颉，不可在击流内也。”起从之。或曰：“德裕初为某处从事时，同院有李评事者，进士也，与德裕官同。有举子投卷，误与德裕，举子即悟，复请之曰：‘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卫公在珠崖郡，北亭谓之望阙亭，公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题诗云：“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游之。至一老禅院，坐久，见其内壁挂十余葫芦，指曰：“中有药物乎？弟子颇足疲，愿得以救。”僧叹曰：“此非药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当朝时，为私憾黜于此者，贫道悯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贮其灰，俟其子孙来访耳。”公怅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李卫公（德裕）颇升寒素，旧府解有等第，卫公既贬，崔少保龟从在省，子殷梦为府解元。广文诸生为诗曰：“省司府局正绸缪，殷梦元知作解头。三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卢渥司徒以府元为第五人，自此废等第。
《钓矶立谈》一卷，南唐处士史虚白之子某撰。书前有《自序》云：“叟，山东一无闻人也。清泰（公元934至936年）年中，随先校书避地江表，始营钓矶于江渚。割江之后，先校书不禄，叟嗣守敝庐，不复以进取为念。王师吊伐，时移事往，将就芜没，随意所向，迹之于纸，得二百二十许条，题之曰《钓矶立谈》云云。”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韩熙载上疏请诛斩〔陈觉、冯延鲁〕以谢国人。其略云：“擅兴者无罪，则疆埸生事之臣，恬不知畏；丧师者获存，则行阵郊死之士，何视而对。”元宗不能用其语。
其后闽土叛涣，竟成迁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后变，地不加辟，财乏而不振。令耶律南入，中国大乱，边地连表请命，而南唐君臣束手无能延纳者。韩熙载上疏请乘衅北略，而兵力顿匮，茫洋不可为计。刮疡裹创，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战而失。元宗始自叹恨，厌厌以至于弃代。
《江南野史》十卷，宋龙衮撰。据郑樵《通志》，此书原本二十卷，已佚其半。四库入载记类。
《江南别录》一卷，宋陈彭年撰。四库入载记类。
《南唐近事》一卷，宋郑文宝撰。四库入小说家类。
《南唐书》三十卷，宋马令撰。令，北宋末年人。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保大四年二月，命建州制乳茶号京挺，腊茶之贡自此始，罢阳羡茶。
保大十有六年，元初，括定民赋，每正苗一斛别输三斗于官廪，授盐二斤，谓之盐米。至是淮甸盐场皆入于周，遂不支盐，而输米如初，以为定式。
《南唐书》十八卷，宋陆游撰。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金陵数大水，秦淮溢，东关尤被害。彦能请筑堤为斗门，疏导之，水患稍息。（《刁彦能传》）
《江南余载》二卷，失撰人名。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钱氏科敛苛惨，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汤悦、徐铉尝使焉，云夜半闻声若獐麂啼叫。及晓问之，乃县司催科耳。其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系腰。
徐知训在宣州，聚敛苛暴，百姓苦之。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问谁何？对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觐，和地皮掘来，故得至此。”
张崇帅庐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觐，相谓曰：“渠伊必不复来矣。”崇闻之，计口征渠伊钱。明年又入觐，州人不敢交语，唯道路相目，捋须为庆而已。崇归，又征捋须钱。
《吴越备史》四卷，《补遗》一卷，旧本题宋武胜军节度掌书记范、巡官林禹撰。四库入载记类。书中载：
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夏四月，〔文穆〕王率水师大小战舰五百余艘……伐淮南……大战于狼山江。命进火油焚之。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甚。
忠献王即位，命境内给复一年……又命田园有隶道宫佛寺比入赋税者悉免。
《三楚新录》三卷，宋周羽翀撰。四库入载记类。按三楚，谓长沙马殷、武陵周行逢、江陵高季兴，皆据楚地称王，故论次其兴废本末，以一国为一卷。
《锦里耆旧传》四卷，宋句延庆撰。四库入载记类。述前蜀、后蜀事。
《蜀杌》二卷，宋张唐英撰。四库入载记类。
《鉴诫录》十卷，蜀何光远撰。光远，后蜀孟昶广政初，官普州军事判官。四库入小说家类。
《蜀鉴》十卷，宋郭允韬撰。四库入纪事本末类。书中载：
〔前蜀亡〕得兵三十万，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万，粮二百五十三万石，钱一百九十三万缗，金银二十二万两，珠玉犀象二万，纹锦绫罗五十万匹。（郭崇韬率蜀中富民输犒赏钱五百万缗。昼夜督责，有自杀者。）
〔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孟知祥置三场于汉州榷盐……岁得钱七万缗。
《五国故事》二卷，失撰人名。四库入载记类。五国指南唐李氏、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南汉刘氏、闽王氏。书中载：
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填委，蜀人称其繁盛。
太祖（朱温）之用兵也，法令严峻……然健儿且多窜匿，州郡疲于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儿文面，自此始也。
后唐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仓场观纳。时主者以车驾亲临，惧得其罪，较量甚轻。明宗因谓之曰：“……今轻量如此，其后销折，将何以偿之。”对曰：“竭尽家产，不足，则继之以身命。”明宗曰：“只闻百姓养一家，未闻一家养百姓。今后每石加二斗耗，以备鼠雀侵虫。”谓之鼠雀耗，仓粮起自此也。
《九国志》十二卷，宋路振撰。九国指吴杨氏、南唐李氏、吴越钱氏、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南汉刘氏、北汉刘氏、闽王氏、荆南高氏。
《十国春秋》一百十四卷，清吴仕臣撰。这是十国历史的总集，四库入载记类。
韩熙载在南唐，多置女仆，客至杂坐，熙载语僧德明云：“吾为此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僧问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视于北，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端。”
李煜既降宋，太祖因宴煜，顾近臣曰：“当不忝作一翰林学士。”
龙衮《江南别录》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出必大泣，骂后主，后主多宛转避之。
李煜归宋后，郁郁不乐，见于词语。在赐第，七夕命故伎作乐，声闻于外，太宗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并坐之，遂被祸。
宋人笔记有很多涉及唐五代典章制度，如：
唐以中官为枢密使，与中尉谓之内贵。梁为崇政院使，后唐旧有带相印者，分东西二院，晋废。
唐末始分度支、盐铁、户部专领财赋，唐明宗始号三司，总以一司。
《春明退朝录》三卷，宋宋敏求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唐大帝时，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时中书令、侍中皆正三品，大历中并升为二品。晋天福五年，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宏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
《唐日历》贞观十年十月，始诏用黄麻纸写诏敕。又曰：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为永式，比用曰纸，多有虫蠹，自今已后，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宜并用黄纸。
唐宣宗时，中书门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所公验。”乃知本朝僧尼出游给公验，自唐已然矣。
《辩蜀论》：“自顷诸公议论，颇以蜀人为疑。”予后因读外史《杌》，见五代时，后唐魏王伐蜀之后，朝廷颇疑蜀人，凡有势力赀产之族，悉令遣入蜀。隐士张立为诗曰：“朝廷不用忧巴蜀，称霸何曾是蜀人。”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宋洪迈撰。四库入杂家类。书中载：
〔唐人避讳条〕唐人避家讳甚严……李贺应进士举忌之者斥其父名晋肃，以进与晋字同音，贺遂不敢试。……裴德融讳皋，高锴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讳皋，向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语林》载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梦唯唯而已。无何，仁晦复诣托之，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梦讳也。案《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龟从，此又与高相类。且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父名皋，主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龟从，子不列姓归人于科籍，揆之礼律，果安在哉？后唐天成（公元926至929年）初，卢文纪为工部尚书，新除郎中于邺公参，文纪以父名嗣业，与同音，竟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于室。文纪坐谪石州司马。此又可怪也。
李卫公（德裕）在朱，表弟某侍郎遣人饷以衣物，公有书答谢之，曰：“天地穷人，物情所弃，虽有骨肉，亦无音书，平生旧知，无复吊问。阁老至仁念旧，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叶至多，开缄发纸，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陈裛，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书后云“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十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马贬崖州，所谓闰十一月，正在十三年，盖到崖才十余月耳，而穷困苟生已如是。《唐书》本传云：“贬之明年卒”，则是此书既发之后，旋踵下世也。
〔唐宰相不历守令条〕唐杨绾、崔祐甫、杜黄裳、李藩、裴皆称英宰，然考其履历，皆未尝为刺史守令……然则后之用人，必言践扬内外，谙熟民情，始堪大用，殆为隘矣。
偶阅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公元921至927年）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时价折以金钱。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氓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时价五百文，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而《九国志》齐丘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
类书的编纂 一直到《隋志》，类书在书目子部里，还附在杂家，到了《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有类事部，《新唐书·艺文志》子部有类书部，开始独立出来著录类书。
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命缪袭、王象、刘邵、桓范、韦诞等，“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三国志·魏志·刘邵传》），书成，命曰《皇览》，全书八百余万字，百二十卷，这是中国第一部类书。梁武帝世，刘峻撰《类苑》一百二十卷。梁武帝为了要压倒它，命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徐僧权等，撰《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自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起，历八年乃成书。北齐后主武平三年（公元572年），祖、颜之推、韦道、萧放、萧悫等，撰《华林遍略》三百六十卷，分二百四十部以集之（《玉海·艺文·承诏撰述篇》）。
虞世南在隋世为秘书郎，“抄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分八十部，八百一类”（《郡斋读书志》），合一百七十三卷，名曰《北堂书钞》。“北堂者，〔秘书〕省之后堂，世南抄书之所”。这部书异名很多，清初朱彝尊所藏，名《大唐类苑》，是抄本。钱曾所藏，名《古唐类苑》，亦是抄本，最为精致。这部书至今犹存。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高士廉、房玄龄、魏徵、杨师道、岑文本、颜相时、朱子奢、刘伯庄、马嘉运、许敬宗、崔行功、吕才、李淳风、褚遂良、姚思廉、司马宅相等又奉诏撰成《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开元世，唐玄宗又命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说乃与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李锐、孙季良等分撰《初学记》三十卷。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撰成进奏。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称：“唐明皇召集贤院学士徐坚等讨论故事，兼前世文辞，撰《初学记》。刘中山子仪（刘筠）爱其书，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白居易尝撰《六帖》三十卷，后宋人孔传亦撰《续六帖》三十卷。在宋代已有人把两书合并，分析为一百卷。清末端方得宋本白氏《六帖》，已有影印本。《牛羊日历》是李德裕一派攻击牛僧孺一派的书，书中称牛派中人“传业，乃白居易《六帖》，以为不语先生……三史六经，曾不一面”。可见在当时，举子已很重视这部《白帖》了。
宋初李受敕撰集《太平御览》一千卷，这部书是在北齐《修文殿御览》和唐《文思博要》两部大类书的基础上撰成的，收录隋唐五代故事典章很多，也是研究唐五代的必要参考书。《册府元龟》一千卷，宋王钦若、杨亿撰集。收有唐日历和实录。用它来校勘《旧唐书》、《旧五代史》，不但可以校出很多异文来，尤其外臣部所记录的，皆为《旧唐书》、《资治通鉴》所未曾载录，史料价值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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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偏记谓乐资《山阳公载记》、姚最《梁后略》之类，小录谓王粲《汉末英雄记》、戴逵《竹林七贤论》之类，逸事谓《汲冢纪年》、《西京杂记》之类，琐言谓裴启《语林》、刘义庆《世说新语》之类，郡书谓《陈留耆旧传》、《汝南先贤传》、《会稽典录》之类，别传谓刘向《列女传》、徐广《孝子传》之类，杂记谓干宝《搜神记》、刘敬叔《异苑》之类，地理书谓盛弘之《荆州记》、罗含《湘中山水记》之类，都邑簿谓《三辅黄图》、潘岳《关中记》之类。
(2) 海客乘槎事见《博物志》：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此人乘槎而去，至一处，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后至蜀问严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也。
娥奔月事见《续汉书·天文志》注引张衡《灵宪》：“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王乔飞凫事见《后汉书·方术传》：“王乔……显宗世，为叶令。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乃诏尚方诊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左慈化羊事见《后汉书·方术传》：“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杀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即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遂莫知所取焉。”
(3) 中州名汉指当时鲜卑贵族轻视汉人，骂汉人为“汉儿”、“一钱汉”等这一历史事实而说的。
关右称羌事见《北史·儒林·李业兴传》：“业兴……师事徐遵明（遵明，华阴人）于赵魏之间，时有渔阳鲜于灵馥……乃谓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 又见《北史·段韶传》：“宇文护……遣将尉迟迥等袭洛阳……武成召韶……赴洛阳，但以突厥为虑。韶曰：‘北虏（突厥）侵边，事等疥癣，西羌（指北周）窥逼，是膏肓之疾’”。
易臣称奴事见《宋书·鲁爽传》：魏主“焘始南行，遣爽……向寿阳……仍至瓜步，始得与〔弟〕秀定归南之谋。焘还至湖陆，爽等请曰：‘奴与南有仇，每兵来，常虑祸及坟墓，乞共迎丧还葬国都。’虏群下于其主称奴，犹中国称臣也。”
呼母称姊事见《北齐书·文宣李后传》，太原王高绍德呼母为姊姊。 又《北齐书·琅邪王俨传》：“后主泣启太后曰：‘有缘更见家家，无缘永别。’”是亦称母为家家。 《北史·南阳王绰传》：“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妻）为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