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在北方，太平的日子短，战争的时间多；在南方，太平的时间长，苛暴的统治都不太长，所以北方的经济破坏得比较厉害，南方的经济反而有所发展。
北方的河患 整个唐王朝统治，黄河安澜，没发生过重大的决口事件。到了五代之初，梁唐在大河两岸对峙，利用河水，以邻国为壑，河患开始严重起来。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梁晋相持于河上，八月，“梁主命于滑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决河，东注曹（州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及郓（州治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以限唐兵”（《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从此河患加深，同光二年，“梁所决河连年为曹、濮患”，七月甲辰，“命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几复坏”（《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水浒传》上的梁山泊，大概就在这时开始形成。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正月，“诏平卢节度使符习治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北）遥堤以御决水”（《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胡三省《通鉴注》曰：“遥堤者，远于平地为之，以捍水患。”很像今天的黄河二道坝、三道坝之类。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公元939年）闰七月，河决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天福六年九月，河“决滑州，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濮（州治鄄城，今山东鄄城西北）州界皆为水漂溺”（《五代会要》）。齐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六月，“滑州河决，浸汴、曹、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诏大发数道丁夫塞之”（《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元年）。开运三年九月，“河决澶州临黄”（今河南濮阳东临黄集）（《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后汉高祖乾元年（公元948年）五月，“滑州言河决鱼池”（《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元年）。乾三年六月，“河决郑州”之原武（今河南原阳西北）（《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三年）。
后周太祖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十月，“河自杨刘（今山东东阿北杨柳村）至于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两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古堤（前代所筑防河古堤）而出，灌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棣（州治厌次，今山东惠民西南）、淄（州治淄川，今山东淄博西南淄川）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给食，朝廷屡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帝遣李诣澶、郓、齐按视堤塞，役徒六万，三十日而毕”（《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李所修治的黄河决口，据《读史方舆纪要》称“西自阳谷（今山东阳谷）抵张秋口”（今山东东阿西南六十里），大概只是指决口的一小部分地区。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六月，“郑州奏河决原武，命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发近县二万余夫塞之”（《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黄河自后梁末，由于战争，引起河决，一直到后周末，自郑州原武起，到棣州止，不知决口了多少次。影响最严重的，在濮州、郓州一带，梁山水泊，一片泛滥，黄河下游人民，家室流离，生活维艰。
黄河下游，河患频仍，但黄河中上游，水利灌溉事业仍有所发展。《读史方舆纪要》陕西灵州守御千户所下云：“五代唐长兴（公元930至933年）初，朔方（宁夏灵武西北）帅张希崇引河渠，兴屯田，以省漕运，民便爱之。”《五代会要》云：“周显德五年十一月，尚书司勋郎中何幼冲为关西渠堰使，于雍、耀二州界，疏泾水以溉田。”
南方的水利事业 在南方，由于政局稳定的时间比较长，一般多达三四十年，所以水利事业的发展，要比北方发达。
南唐的水利灌溉，除了寿州（治今安徽寿县）的芍陂继续不断扩展灌溉面积以外，“昇元（公元937至943年）中”又浚治丹阳（今江苏丹阳）的练湖，练湖亦称曲阿后湖，幅圆四十里，唐韦损又扩大为八十里，南唐时，“复作斗门，以通灌溉”（《读史方舆纪要》）。
吴越时，国都杭州之钱塘，“西湖在城西，周回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潴而为湖”。先是“唐大历中，刺史李泌于湖北为石函桥，置水闸以泄湖水，溉田无算。长庆初，刺史白居易复筑堤捍湖，蓄泄其水，溉田千顷；又引入运河以利漕。久之，湖葑蔓合，湖渐堙塞。吴越时，置拨湖兵士千人，芟草浚泉。又引湖水为涌金池，以济运河”（《读史方舆纪要》）。
浙江钱塘江，“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大风潮溢，垫溺无算。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潮水复冲击奔逸入城，刺史崔彦曾乃开外沙、中沙、里沙三沙河以决之，曰沙河塘，近南曰霸头，其在城东二里者，曰捍海塘。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浙江又溢坏民居”（《读史方舆纪要》）。“五代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由是钱塘富盛于东南。皇朝（指宋朝）郡县志云：号捍海石塘，吴越钱所筑，在候潮门外。潮水冲击，版筑不就，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既而潮水渐向西陵（今西兴镇），遂造竹笼，积石植木，堤岸既成，遂为城邑，今之平陆，皆昔之浙江也”（《舆地纪胜》）。潮水决不是箭锋所能挡住的，但却反映了人民和海潮搏斗的决心与毅力。
在王氏七闽，有六印江，在今福建福安县南百里，“中有六小屿”，“其下流为甘棠港”，“在〔福安〕县东南百六十里。”“先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多覆溺。唐乾宁五年（公元898年），王审知欲凿之，忽风雨大作，别开一港，甚便舟楫”，闽人“名曰甘棠港”（《读史方舆纪要》）。
在楚马氏湖南，有沅水，唐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江溢，江指沅江。《水利考》：“郡当沅江水流，故多水患。”“后唐同光（公元923年至926年）初，马氏筑城，东南及西南二隅，俱筑石柜，以障城垣。”（《读史方舆纪要》）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东二十里有龟塘，“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溉田万顷”（《宋书·食货志》）。
南平国高氏，于江陵北四里开漕河，皇朝（指宋朝）郡县志云，高季兴于城西柳门及子城置仓，开漕入仓步。“高从诲又以龙山门近城开白剀河，水入城北向东漕河”（《舆地纪胜》）。又寸金堤在江陵府城龙山门外，“五代时，高氏将倪可福筑，以捍蜀江激水，谓其坚厚，寸寸如金，因名”（《读史方舆纪要》）。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高保融自西山分江流方五、七里，筑堤而居之，谓之北海”（《舆地纪胜》）。又今潜江县西北五里有高氏堤，“五代时，高氏所筑，起自荆门州绿麻山，至县南沱埠洲，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汉二水，后屡经增筑”（《读史方舆纪要》）。
蜀彭山县（今四川彭山）西北四十里，有大堰一，小堰十，自成都新津口引渠南下，灌溉彭山眉州沿江之地，凡百二十里，计田千六百顷。“五代时，张琳复自新修觉山浚故址至州西南，合于汶江，其利尤博。”（《读史方舆纪要》）后蜀在褒中“凿大洫以导泉源，溉田数千顷”（《九国志·武璋传》）。
南方水利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业产量的提高，交通运输的畅通，可以说，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生产相对停滞，而南方则有所发展。
南方的植茶事业 在十国中，南唐、闽、吴越、楚、南平、蜀各国，植茶事业都有所发展。
在南唐统治地区，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土产茶，楚州山阳县（今江苏淮安）有茶陂。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土产开火茶。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土产开火新茶。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土产茶，“出当州蕲山二县北山”。又云：“茶山在蕲水县北深川，每年采造贡茶之所。”（《太平寰宇记》）安州（治安陆，今湖北安陆）土产茶。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土产茶。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土产茶，“《茶谱》云：‘鄂州之东山、蒲圻（今湖北赤壁）、唐年县（今湖北崇阳西南），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太平寰宇记》）。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土产茶。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宣城）“鸦山出茶，尤为时贵，《茶经》云：‘味与蕲州同’”（《太平寰宇记》）。宣州太平县（今安徽当涂县），“上泾、下泾，邑图云：产茶，味与黄州同”（《太平寰宇记》）。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土产茶。歙州（治歙县，今安徽歙县）土产茶。池州（治秋浦，今安徽贵池）土产茶。筠州（治高安，今江西高安）土产黎源茶。饶州（治鄱阳，今江西波阳）土产茶。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新平），“《郡国志》云：斯邑产茶，赋无别物”（《太平寰宇记》）。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土产茶。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土产茶。茶树的种植，普及全境。
在吴越统治地区，常州土产茶。宜兴出紫笋茶。顾渚在湖州长兴县西北三十里，在唐代就是著名的茶产地，“渚者墟名”。“今崖谷林薄之中，多产茶茗，以充岁贡。”越州余姚县瀑布岭，“《茶经》云，越州余姚，茶生瀑布岭者曰仙茗，大者殊异，小者与襄州同”（《太平寰宇记》）。
在七闽统治地区，福州土产茶。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梃、银子。”建州（治建阳，今福建建阳）土产茶，“《茶经》云，建州方山之芽及紫笋，片大，极硬，须汤浸之，方可碾极。治头疾，江东老人多味之。”“茶山在建安郡（今福建建安）北，民多植茶于此山，涉冬翠茂，俯瞰城廓”（《太平寰宇记》）。漳州（治漳浦，今福建漳浦）土产茶。汀州（治长汀，今福建长汀）土产茶。
在湖南楚国统治地区，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土产茶，“长沙之石楠，其树如棠楠，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叶，捣其汁，伴米而蒸，犹蒸麋之类，必啜此茶，乃其风也。尤宜暑月饮之。”“潭、邵（州治邵阳，今湖南邵阳市）之间有渠江，中有茶，乡人每年采撷，不过十六七斤，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太平寰宇记》）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土产茶。播州（治遵义，今贵州遵义）土产生黄茶。思州（治务川，今贵州沿河县）土产茶。马令《南唐书》云：“自京师至襄、唐、郢、复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由是地大力完。”可见湖南的茶利，非常可观。
在南平国的统治地区，“荆州松滋县（今湖北松滋西北）出碧涧茶，沈子曰，茶饼、茶芽、今贡”（《太平寰宇记》）。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土产茶。归州土产白茶。
在前蜀、后蜀的统治地区，植茶更是普遍。彭州（治九陇，今四川彭州）土产茶，“按《茶谱》云，彭州有蒲村、堋口、灌口，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花者尤妙。又《茶经》云，茶出彭州九陇县马鞍山至德寺堋口镇者，与襄州茶同味”。眉州土产茶，“按《茶经》云，眉州洪雅（今四川洪雅西）、丹棱（今四川丹棱），其茶如蒙顶，制饼茶法，其散者叶大而黄，味颇甘苦，亦片甲蝉翼之次也。”邛州（治临邛，今四川邛崃）土产茶，“按《茶经》云，临邛数邑，茶有火前、火后乃嫩绿、黄芽等号。又有茶饼曰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重之，如中国之名山者，其味甘苦”。蜀州（治晋原，今四川崇庆县）土产茶，“按《茶经》云，青城县有散茶、末茶尤好。又《茶谱》云，蜀州晋原、洞口、横源、味口、青城。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芽相抱如片甲；蝉翼者，其翼嫩薄如蝉翼，皆散茶之最上者也”。雅州（治严道，今四川雅安）土产茶，“《茶谱》云：雅州百丈、名山二处尤佳。”蒙山在名山（今四川名山）西七十里，“言雨露常蒙，因以为名，山顶受全阳气，其茶芳香。按《茶谱》云，山有五岭，有茶园，中岭曰上清峰，所谓蒙岭茶也，为天下之最”。渝州（治巴县，今重庆巴南）土产茶，“《茶谱》云，南平县（即江州县，今重庆）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泸州（治泸川，今四川泸州）土产茶，“按《茶经》云，泸州之茶树，僚常携瓢具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热，彼人饮之，疗风，呼为泸茶。”巴州（治化城，今四川巴中）土产茶，“按《广雅》云，荆（江陵）、巴、阆（治阆中，今四川阆中）采茶作饼，煮饼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覆之，用葱姜之，即茶始说也”（《太平寰宇记》）。茶树在南方，已普遍种植，这类经济作物的普遍推广，是有益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五代时期，南方的瓷器制造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主要是秘色瓷。
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系统，《高斋漫录》云：“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清波杂志》云：“玉牒防御使仲揖居饶（饶州景德镇）得数种，云比定州红瓷器尤鲜明。越土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然唐季诗人陆龟蒙已有《秘色越器》之诗，则云秘色瓷器出自南唐李王，又云出吴越钱王皆不可据。唐末诗人徐夤有《贡余秘色茶盏》诗：“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到江滨。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这种秘色瓷的先进技艺，不但为江南吴越地区所掌握，也逐渐传到北方。《曝书亭词注》云：“后周时，请瓷器式，世宗（柴荣）批其上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即今之这般）颜色做将来。’”秘色瓷从此又蒙上柴窑的称号。后周制成的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事物绀珠》云：“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博物要览》云：“昔人论柴窑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七颂堂识小录》云：“近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后天青，尚未足形容。”雨过天青，清翠欲滴，大概是柴窑的特色。
在染练手工业方面，在南唐出现了一种天水碧。《南唐拾遗记》云：“江南李重光（后主煜）染帛多为天水碧。”《宋史》：“煜伎妾常染碧，经夕未收，令露下，色鲜明，煜爱之，自是宫中竞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谓之天水碧。”《五国故事》云：“建康市中，染肆之傍，多题曰天水碧。”
在矿冶业方面，南汉的岭南地区盛产金银，至用金银作殿衣、地衣。楚国湖南地区盛产铅铁，马殷取铅铁铸为钱币，行使国内。湖南境内，又盛产丹砂，一次山崩，“涌出丹砂，委积如丘陵”。马希范利用丹砂涂壁，“凡用数十万斤”（《五代史补》）。
成都在唐末，商业就很发达，“成都城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鬻香药于一所，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资治通鉴》唐僖宗乾符六年）。后蜀孟氏时，蜀中经过三四十年的安定休息。《蜀杌》云：“〔孟昶广政十三年（公元950年）〕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尽以幄遮护。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令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视之，真锦城也。’”从此，成都又蒙上蓉城的称呼。
南唐的扬州，吴越的杭州、越州、明州（今浙江宁波），闽国的福州、泉州，南汉的广州，都是当时国际性的城市，国际贸易都非常发达，海舶云集。内地的楚国长沙、常德，南平的江陵，也都地处南北枢要，长江上下游交叉点，商业的繁荣，更是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