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亚洲各国的交通路线 7世纪至8世纪，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强、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唐和周围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外交使节往来频繁，因而唐朝的对外交通也非常发达。
唐德宗贞元中，宰相贾耽“好地理学，四方之使，及自蕃虏来者”，“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沃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部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太平广记》卷一九七引《卢氏杂记》）。《新唐书·地理志》记入四夷之路，凡七条路线，这里只介绍几条干线。
唐通新罗的路线，有海陆两路。陆路是从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又从安东都护府渡鸭绿江、清川江、大同江至平壤城，由此往新罗首都徐耶伐（今朝鲜庆州）。海路是从登州（今山东蓬莱）泛海，渡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上的都里海口（即都里镇，今辽宁旅顺之铁山口），然后傍辽东半岛南岸，改沿朝鲜半岛西岸，至唐恩浦口（今朝鲜仁川口西南马山浦）登陆，东南行七百里，抵徐耶伐。
唐通日本的北线，从登州泛海，渡渤海海峡，沿朝鲜半岛西岸南行，望见耽罗（今朝鲜济州岛），往东经过都思麻（今日本对马岛）、一支（今日本一岐岛）等岛，直达日本筑紫府的博多。
后来日本国的使舶，又开辟了一条航线，自日本的筑紫泛海，经冲绳群岛，横断中国东海，或至扬子江口的扬州，或达明州（今浙江宁波）、越州（今浙江绍兴）、温州（今浙江温州），是为南路。但这条航线，因要经过冲绳群岛，花费时间多，而且有惊涛骇浪，所以后来日本的使舶又改从筑紫的博多出发，经五岛群岛，横断黄海，利用贸易风（信风），径向中国的胶东半岛，再傍中国东海岸，到达扬子江，入口至扬州、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等处。这一条航线，是中线，航程较短，一般只要六七昼夜，如得贸易风，三昼夜就可以到达了。中国商舶驶往日本，多在六、七月间，是西南风盛行的时候；日本船舶使来中国，多在八、九月间，是东北风盛行的时候。
由海道去五天竺，从广州海行，经环王国沿海和军突弄山（今越南湄公河口外的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马六甲海峡），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南岸则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伯劳威斯群岛〔Broumess Ls．〕中的一岛），从此东北至师子国（斯里兰卡），又北至印度。沿印度半岛的西海岸，阿拉伯海的南海岸，进入波斯湾，至末罗城（今伊拉克巴士拉之西），城为大食重镇。又西北陆行千里，至大食阿拔斯朝首都巴格达（《新唐书·地理志》称之为缚达城）。
《新唐书·地理志》还提到安南通天竺道。从安南都护府溯红河而上，到达古涌步（今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再到达云南的八平城（今云南蒙自境内），再经通海镇（今云南通海）至柘东城（今云南昆明），又西至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今云南保山），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今云南腾冲东）。自此进入骠国（今缅甸），又从骠国至东天竺，又从东天竺至中天竺。
又有吐蕃通天竺道。这条路线是经由今天的青海草原到达吐蕃逻些城（今西藏拉萨），再由逻些城经过尼婆罗（今尼泊尔），走向五天竺。唐初有几位取经僧曾走过这条路线，后来被吐蕃封锁，不通行旅了。
从塔里木盆地南道往五天竺这一条路线，是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出发，西至石城镇（今新疆若羌），又西至播仙镇（今新疆且末西南），又西至于阗（今新疆和田），又西北至疏勒（今新疆喀什）。自疏勒六百里至葱岭守捉，经故羯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抵安西极边戍所，这里已经是帕米尔高原了。然后入吐火罗故地，又从吐火罗故地翻越兴都库什山，就进入北天竺的白沙瓦。玄奘回国就是走这条路线。
从敦煌到伊吾（今新疆哈密），从伊吾西行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由高昌历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龟兹（今新疆库车），往西经俱毗罗碛，至姑墨州（今新疆阿克苏）、温肃州（今新疆乌什），又西北越过拔达岭，至乌孙所治赤山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什提克），又西北至热海（今伊克塞湖），又西北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自碎叶城又西至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詹布尔）。由此经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而至木鹿绿洲（今土库曼斯坦马勒）。再由木鹿城往波斯各地和巴格达、君士坦丁堡。
还有天山北路一条路线，从高昌郡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北趋北庭都护府的庭州金满县（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经轮台县（今新疆乌鲁木齐北），渡里移得健河（今玛纳斯河）、白杨河（今乌兰乌苏）、黑水守捉（今新疆乌苏），渡石漆河（今晶河），越车岭（沙畹谓渡晶河后南行，从登弩勒台山口，逾额林哈毕尔噶岭〔Irenchabirgan〕），过思浑川（今喀什河），渡伊丽河（今伊犁河），至碎叶城。
北面与回鹘的交通，更是方便。从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南乌加河北岸）经鹈泉，入碛，直达回鹘可汗牙帐（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牙帐“东有平野，西据乌德山，南依昆水（鄂尔浑河），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色楞格河上游），河北岸有富贵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乌拉东南）”。从回鹘牙帐正北稍东至小海（今贝加尔湖），有骨利干部落住海东西。从回鹘牙帐西北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有回鹘可汗行宫（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沙戈纳尔）。从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行，至黠戛斯部落（主要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流域）。黠戛斯，今译作吉尔吉斯。
对外贸易的发达 对外海陆交通的通畅，促进了唐和亚洲各国的经济交流，南洋群岛和波斯湾、亚丁湾的港口里，时常停泊着装载丝织品、纸张、瓷器、漆器、茶叶、药材和香料的中国商舶。这些商品，除推销到南海各国和波斯、大食等地外，还辗转销售到东欧、西欧、北非以及黑海沿岸国家。长安、洛阳、扬州、广州也聚集了许多南海、中亚、西亚各地的商人，他们把中国稀有的香料、药材、珊瑚、珍珠、宝石、玻璃器皿、氍毹、、毛、白叠布、波斯锦等运来中国贩卖。又把中国的“绫绢丝绵之类”，贩运回去(1)。
广州湾里也停泊了不少外国海舶，如大食舶、波斯舶、婆罗门舶（天竺舶）、师子舶（斯里兰卡舶）、昆仑舶（南海舶）等，上下商货，非常繁忙。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王朝还在广州设置提举市舶使，来管理海上贸易，并征收海舶的入境税(2)。
陆上互市贸易也很发达。驮载商品的骆驼队，穿过大戈壁滩，越过帕米尔高原，渡过急湍的阿姆河，经高昌、龟兹、碎叶以至木鹿城，再把商品转销到西亚、北非、东欧、西欧。中亚、西亚的商品，同样通过这条路线，运销中国。唐王朝在边境设置了互市监来管理互市(3)。
唐首都长安城 唐王朝的首都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在8世纪下半叶巴格达兴起以前，它是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唐西京长安城，开始修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经过唐代的不断修建扩充，规模十分宏伟。长安城南面是终南山，北面是渭水，东面有水流过，西面有沣水流过。长安城总面积，据实测为八十四平方公里，东西宽十八里一百十五步（实测九点七公里），南北宽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实测八点六公里），周围六十七里（实测三六点七公里）。城墙高一丈八尺，约合今六米左右，宽厚度不等，约在九至十二米左右，有些城墙经过修补，宽厚度达二十米左右。城外为壕沟。长安城南面三个城门，正中曰明德门，东启夏门，西安化门；东面正中曰春明门，北通化门，南延兴门；西面正中曰金光门，南延平门，北开远门；北面四个城门，西头第一门曰光化门，西头往东第二门曰景耀门，第三门曰芳林门，东头沿着皇城根、太极宫城根北出曰兴安门。其余都是宫门了。长安城的城门仅春明门只有一个门洞，一般为三个门洞，而南面正中的明德门，因为处于中轴线上，根据实测，有五个各宽六米半的门洞，门基长达五十二米半，宽达十六米半，城门上建有门楼，想见当时这座城门气势的雄伟。
唐长安城址复原图(4)
长安城北部中央是皇城和宫城。皇城在宫城之南，平面成规整的长方形，周围九点二公里，面积约五点二平方公里，北面无墙，以横街相隔。皇城内有东西向街五条和南北向街七条，其间分布着社稷坛、太庙和中央高级官署。南面正中的朱雀门，与明德门遥遥相对，朱雀大街即以朱雀门得名。因为它的北端起于宫城南面正门承天门，故亦称天街。
皇城之北为宫城，平面亦成规整的长方形，周围八点六公里。太极宫位于宫城的中央，是皇帝起居、听政和朝见群臣的主要宫廷。太极宫南面也是宫城南面的正门曰承天门，门外的东西横街宽三百步，这是正旦、冬至和大赦时举行典礼的地方，接见外国使臣和国内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仪式，也在这里举行。太极宫的正殿是太极殿，为每月朔望举行朝仪的地方，太极殿北为两仪殿，两仪殿北为甘露殿。两仪殿东有神龙殿、万春殿、立政殿，两仪殿西有安仁殿、千秋殿、百福殿。太极宫城的东部为太子的东宫，宫城的西部为居住宫女的掖庭宫，掖庭宫的南部则为内侍省。宫城北面设三门，玄武门和安礼门是宫城的北门，至德门是东宫的北门。唐初玄武门之变，就是在玄武门发生的。自大明宫建成之后，太极宫又称为“西内”。
大明宫在长安城外东北隅龙首原上，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至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大加修葺，此后各朝皇帝常居大明宫，故又称“东内”。大明宫的平面形状，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周围共七点六公里，面积约三点二平方公里。大明宫宫城共有十一个城门，南面五个门，正中丹凤门，东头第一门曰延政门，东头往西第二门曰望仙门，西头第一门曰兴安门，西头往东第二门曰建福门，北面三个门，正中曰玄武门，东曰银汉门，西曰凌霄门。东面一个门曰太和门，西面两个门，靠南曰右银台门，靠北曰九仙门。由右银台门进入大明宫，向北转即翰林门，出翰林门即翰林院。中晚唐诗人想做翰林学士（这是入相之捷径），念念不忘右银台门，李商隐《梦令狐学士》诗：“右银台路雪三尺，凤诏裁成当直归。”就是指这右银台门之西的翰林院而言的。太和门北外驻左羽林、左龙武、左神策三军，九仙门北外驻右羽林、右龙武、右神策三军。大明宫北玄武门城楼巍峨雄伟，城外设两廊，禁军在此宿卫，左右禁军的中尉、将校即在此处办事，谓之北衙。大明宫的正殿曰含元殿，其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勘测，与历史上记载基本相符。“含元殿陛上高于平地四十余丈”（《太平御览》卷一七五引《两京记》），可以由此俯瞰长安城。殿的东南和西南分别建翔鸾阁和栖凤阁，也都高出平地四十余丈（约十五米）。两阁都在其北侧通过飞廊与含元殿连接。含元殿前有三条平行的坡道，从殿门通往地面，犹如“龙尾”垂地，称为“龙尾道”。龙首原上巍然耸立的大殿及翔鸾、栖凤两阁，在中间配之以龙尾道，可谓雄伟壮观。含元殿之北为宣政殿和紫宸殿，宣政殿是常朝之所，紫宸殿则是内朝的正殿，群臣入紫宸殿朝见，称为“入阁”。在紫宸殿的西面有延英殿，是皇帝召见宰相讨论军国大事的地方。如果有重要政务要商议，宰相也可以请皇帝“开延英”召对。在延英殿西北，有麟德殿，是皇帝举行盛大宴会和接见外国使节及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地方。麟德殿有前中后三殿，南北长一百三十米，东西宽七十七米。中殿左右又各建一亭，后殿左右又各建一楼，规模都很宏伟。紫宸殿后有蓬莱殿和太液池，太液池周围设游廊四百间，池北一直到玄武门，楼台掩映，树木荫深，可以说是大明宫的园林风景区。
兴庆宫在长安城的东部兴庆坊，是唐玄宗为临淄郡王时的旧居，玄宗即位后改为兴庆宫，并经扩建，也称“南内”。宫的平面呈长方形，周围四点六公里。四面设门，西面的兴庆门是正门。宫的南部为龙池。池北为宫殿区，池南为园林区。有名的“花萼相辉之楼”和“勤政务本之楼”就在宫的西南隅。玄宗时常在此宴乐。安史之乱以后，玄宗自蜀回京，还曾在兴庆宫居住一段时间。
芙蓉园，在长安城外的东南隅，经勘察，四周筑有围墙，周围约七公里。“青林重复，绿水弥漫”，为“帝城胜景”（《资治通鉴》唐贞观七年胡三省注引《景龙文馆记》）。园中水面因为弯曲而称曲江池，周长将近四公里。池岸筑有紫云楼等殿宇，杜甫的《哀江头》中有“江头宫殿锁千门”的诗句。曲江池和芙蓉园都是内苑，供皇室游乐。芙蓉园西北的慈恩寺和寺南的杏园，“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太平广记》卷二五一引《松窗杂录》），是当时都人的游赏胜地。
在长安城的东面城墙外，有一道与城墙平行的复墙，亦称复道。这一复道即是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筑成的“夹城”。一般宽约五十米。据考古发掘得知，复道经过通化门、延兴门时，于城门的南北两侧筑登道，从城门楼上面越过去。皇帝由大明宫向南去兴庆宫，更往南至芙蓉园，都是从复道潜行，免去禁跸一套繁文缛节，百姓也方便。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之第五首：“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就是描写皇帝从夹城去芙蓉园的情况。
长安城内共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其中南北向的中间一条大街，南出明德门，北穿朱雀门直到承天门，这就是有名的朱雀门大街，宽达一百五十米，成为一条中轴线，它把长安城分成东西对称的两部分。朱雀大街以东的五十四坊和东市、兴庆宫、曲江池，属京兆万年县；朱雀大街以西的五十五坊和西市，属京兆长安县。贯穿于城门之间的三条南北向大街（朱雀街、启夏门至兴安门、安化门至芳林门）和三条东西向大街（延兴门至延平门、春明门至金光门、通化门至开远门）是主干大街，时称“六街”。各条大街都成直线，长而宽广。各条大街的两侧，都有整齐的水沟，宽三米，深二米多。据考古勘察，西面金光门内大街，宽八十米左右，路面铺以砖瓦碎块，平整坚实。在纵横交错的二十五条大街间，排列着整齐如棋盘的坊市，每个坊都有围墙和坊门，有的坊四面都有门，有的坊东西两面各开一门。在永宁坊的遗址发掘中，还发现有十字交叉的小巷，将全坊划分为十六区。各坊之间的南北距离，均在四十米左右。唐长安城的华丽瑰伟的建筑和宽敞平坦的道路，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无怪这种都市建筑的规划，要为邻邦营建都城时所仿效取法了。
长安城内居民三十余万户，一户以五口计算，达一百五六十万人，加上宫内宫娥和宦官，上番的宿卫士兵，候选的官吏，流寓的外国学生等等，大概一百七八十万人。居民有唐王朝境内各族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如中亚昭武九姓和吐火罗故地的胡人，他们往往以使节或商人名义，寓居长安。8世纪中叶，波斯被大食吞并后，波斯王子卑路斯和他的儿子泥涅师，先后客死长安。唐王朝设立鸿胪寺来接待各国的使节，鸿胪寺的客馆里往往居住着几十个国家的使节，有的住了几十年之久。到了天宝之后，胡客留居长安者，尚有四千余人之多。他们住在中国，“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5)。此外新罗、日本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也有居留长安数十年之久的。五天竺人居留长安的，多是佛教僧徒，他们在中国传播佛教教义，翻译梵文经卷，长安著名的佛寺如兴善寺、慈恩寺、经行寺、崇福寺等，都有五天竺僧侣居住。
当时的长安，五方杂处，有皮裘，胡帽，辫发，脚穿乌皮六合靴的突厥人；有戴耳环，披肩布的五天竺人；有小袖袍、小口袴，皮帽边上绣着花纹镶上丝网的中亚胡人；还有新罗、日本留学生，以及真腊人、波斯人、大食人、拂人等等。唐人对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充分予以尊重。因为他们当中，除了佛教徒以外，还有拜火教徒、摩尼教徒、景教徒，唐王朝允许他们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和译经。祆教寺庙、摩尼教寺庙（大云光明寺）、景教寺庙（初名波斯胡寺，后名大秦寺），也先后在长安、洛阳、河西走廊以及广州各地建立起来。入居长安的域外人，有的作客，有的从政做官，有的是商人，买卖丝绸、珠宝，举放高利贷，有的开小食铺和酒店，卖自己烘烤的胡饼，也有不少胡姬当卖酒。
来唐的外国留学生、学问僧和文化使节，不仅可以学到中国文字语言，还可以学到亚洲许多国家的文字语言。如日本的留学生、学问僧来唐以后，他们就向五天竺的来唐僧侣和文化使节，请教梵文，因此，他们不仅精通汉文，而且也渐渐接触到梵文了。又如昭武九姓的胡人，来到唐地以后，由于和日本、新罗、林邑、真腊等国的文化使节、留学生等接触频繁，不久，昭武九姓的胡人，也渐渐对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有所了解了。新罗、日本的学问僧去五天竺取经，往往先在长安逗留，学习梵文和吐火罗语，然后再动身去天竺。开元中，有新罗僧慧超，他就是经由长安去五天竺，再从五天竺返长安，著《往五天竺国传》，为研究当时中西交通和亚洲历史的重要资料。因此说长安是当时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心，并不是夸大其词。
另一方面，唐王朝对于域外文化，无论是属于物质方面的，或是属于意识方面的，多能汲取其精华部分，兼容并蓄，藉以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因此各种形式的服饰、饮食、音乐、舞蹈、游戏，在首都长安城里都能看到。
服饰方面，唐代的“法服”，承南北朝各族大融合之后，裁制和式样已带有胡化的成分。长安居民的服饰，因为受西域风习的感染，在唐太宗时就“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风气。“武德、贞观之代（公元618—649年），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公元650—655年）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帽边围以带有珠翠的丝网），渐为浅露。显庆（公元656—661年）中，诏曰：‘百官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罗，曾不乘车，只坐担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神龙（公元705—706年）之末，罗始绝。”（《大唐新语》）“开元（公元713—741年）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士女皆竟衣胡服。”（《旧唐书·舆服志》）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亦称：“天宝（公元742—755年）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幅，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据近人研究敦煌壁画。谓自六朝至唐初，敦煌壁画中的男女，多着胡服，即所谓袴褶，男衣短仅及膝，折襟翻领；女衣亦同而稍长，里面更着长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当时服饰的趋尚，于此可见。
饮食方面，自开元以来，“贵人御馔，尽供胡食”（《旧唐书·舆服志》）。这里所说的胡食，包括作为主食的，《三水小牍》所谓“乃令溲面，煎油作”，是一种油煎过的面食。还有胡饼，“以胡麻着上”（《释名·释饮食》），即今烧饼。，波斯文Pilaw的音译，用牛羊肉和蔬果合煮的饭，《酉阳杂俎》称：“韩约能作樱桃，其色不变。”长安城内专售的铺子，一在东市，一在长兴里。卖胡饼的摊子，到处都有。潼关失守，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逃到咸阳集贤宫时，中午没有饭吃，杨国忠曾“自市胡饼以献”。
西域的葡萄酒，是驰名远近的。公元640年，唐通西域以后，获得最好的葡萄品种，所谓马乳葡萄，乃在长安大量栽种，同时学会了西域葡萄酒的酿造法。在酿造过程中，唐太宗并亲自加以损益，造成八种名色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京师始识其味”（《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太原府并以葡萄酒为贡品，可见太原也是葡萄酒酿造业的中心。另外又从波斯传入三勒浆酒，用奄摩勒、毗黎勒、诃黎勒三种果实酿成，也在长安制造，成为长安的名酿之一。
唐代人士，大都爱好音乐、舞蹈，而尤醉心于中亚传来的胡乐，关于这些，本书有专章叙述，这里就不详述了。波斯传来的波罗球，曾风行长安，这里也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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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波斯国……却被大寔所吞。〔人〕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
(2) 《旧唐书·王方庆传》：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易。
《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谏门》：开元二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
《旧唐书·李勉传》：大历四年，除广州刺史、兼领南节度观察使。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舶〕。
《唐大诏令集》卷十《太和三年病愈德音》：南海蕃舶……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率税犹重。……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及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3) 《唐律》卷八《卫禁律·疏议》引《关市令》：锦、绫、罗、、、绵、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
(4) 参考马得志同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载《考古》1982年第6期。
(5) 《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三年：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减省度支钱五十万缗。
《唐会要》卷一百：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按汉胡通婚，律无明禁，此敕是唐王朝为了保障唐地妇女不致沦落为异域婢妾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