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各族与中原经济文化联系的继续加强 玉门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今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就非常密切了。这个地区，和中原地区，往往互为唇齿，只要中原政治稳定，这一地区也就少受到外来的冲击，那么政局就稳定，户口增加，经济上升。相反，政局就不稳定，户口下降，经济受到破坏。在唐前期，这个地区在中原的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下，社会经济、文化也曾获得充分的发展。后来唐的势力受到吐蕃赞普的干扰，退出了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又停滞不前了。
现在介绍伊吾、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一些城邦。
伊吾，即今新疆的哈密。这一地区，“土地肥饶”，“地宜五谷、桑麻”。隋代，伊吾城“有商胡杂居，胜兵千余人”（《通典·边防典·西戎总序》）。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于其地置伊吾郡，由原来的伊吾城主担任伊吾太守。隋末，伊吾又受西突厥役属。到了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伊吾人民和伊吾城主挣脱了西突厥可汗的统治，举其所属七城，并入唐王朝，唐王朝在其地设置西伊州(1)。伊吾的和唐合并，对于促进当时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在西域城邦中，高昌是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城邦。高昌的王族麴氏，是内地金城郡榆中县（今甘肃榆中）人。到了高昌王麴伯雅时代，又娶隋戚属宇文氏女华容公主，大业年中，麴伯雅曾亲来中原聘问，寓居长安有两三年之久。
唐初，高昌王统辖的地域，有三郡、五县、二十二城，“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垦田九百顷”（《通典·州郡典》）。有户八千，口三万七千，胜兵一万余人，马四千匹。
隋末，中原扰攘，高昌被铁勒（高车）所役属，史称“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北史·高昌传》）。唐初，西突厥势力强盛，高昌又受西突厥控制。西突厥为了要控制西域用以遏绝中亚诸国与唐通商的道路，强迫麴文泰和唐绝交，并与之联军进攻西伊州。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命大将侯君集率兵进攻高昌。贞观十四年，高昌王麴文泰病死，子麴智盛继立，兵败降唐，唐以麴智盛为左武卫大将军，封金城郡公；智盛弟智湛封天山郡公，官左骁卫大将军，后来还任命他为西州都督；智盛子崇裕，在武则天时官至镇军大将军，封交河郡王。
唐合并高昌后，于其地置西州（治高昌县，即高昌壁，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六十里），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雅尔），掌管塔里木盆地全局。到了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唐取龟兹，才把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当唐取高昌时，西突厥可汗曾派遣叶护统率大军屯于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护堡子），高昌归唐后，西突厥叶护亦于贞观二十二年以可汗浮图城附唐，唐于可汗浮图城置庭州，这就是后来北庭节度使的驻所(2)。
从两汉以来，中原人民便不断地徙居高昌，与西北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祖国的边疆。唐合并高昌后，中原劳动人民移居高昌的，较之以前更多了。如近年在吐鲁番发现的唐代青苗簿底账中，记录许多佃人的姓名，其中一部分人是少数族人民，也有一部分，如董永贞、董玄护（大谷文书二三六八号）、张智礼、范僧护（大谷文书二三六九号）、令狐定通（大谷文书四〇四〇号）、张备丰（大谷文书二八四六号）、苏感达（大谷文书二八五一号）、王孝道（大谷文书二八四五号）、左意海（大谷文书二八四六号）、吴南贞（大谷文书一二〇九号）、焦知通、宋居仁、张君行（大谷文书二三七二号），从他们的姓氏一望而知是中原迁移去的劳动人民。这些中原劳动人民移居西北地区后，把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了高昌，他们和西北各族人民一起用他们的血汗来开发这一地区，这对西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高昌成为西州都督府的治所之后，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大量垦殖，水利灌溉事业也大为发展了。关于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在近年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获得确切的证明，出土的唐代文书提到有关高昌地区渠道分布情形，如：
东一里，匡渠。东二里，七顷渠、石宕渠、俗尾潢。东三里，谷中渠、辛渠、俗中潢。东四里，石宕渠。东五里，圭头渠、胡道渠、左部渠、叠底渠。东七里，左部渠。东四十里，柳中县众对渠、柳中县屯续渠。东六十里，横截城阿观渠、谷中渠。
西半里，坚石渠。西一里，孔进渠、左官渠、杜渠。西二里，孔进渠。西五里，胡麻井渠、申石渠、枣树渠、屯头渠。西七里，枣树渠、树石渠、白渠、白地渠、北部渠、榆树渠。西八里，枣树渠、白渠。西十里，节其渠、武城渠。
南一里，索渠、杜渠。南二里，马堰渠。南三里，樊渠。南四里，白渠。南五里，蒿渠、马塠渠。南六里，满水渠。南七里，白水渠。
北半里，大地渠。北一里，张渠、满水渠。北二里，孔进渠、胡麻进渠、石宕渠。北七里，榆树渠。北二十里，新兴尉埒潢、新渠、满水渠。
从这些渠道纵横分布的情形，可以窥知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此外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还可以了解这一地区农作物的品种，除了麦、粟、、豆、青稞、苽、苜蓿之外，还有草棉。现举大谷二三七三号文书载：
曹射毗贰亩 佃人史才金 种
王屯相贰亩 佃人康道奴 种
绁就是草棉。当地的棉花价格，“绁花一斤，上直钱柒文”（大谷三〇八〇号文书）。当地的棉布价格：
细壹尺 上直钱肆拾伍文 次肆拾肆文 下肆拾叁文
次壹尺 上直钱叁拾文 次贰拾伍文 下贰拾文（大谷三〇五一号文书）
粗壹尺 上直钱拾壹文 次壹拾文 □□□（大谷三〇八〇号文书）
这种草棉布，当时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高昌地区，唐王朝也曾推行过均田制。但这一地区，在麴氏高昌时期，可耕地只有九百顷，而人口有三万余，到了唐王朝统治时期，土地的垦辟，可能增多，人口相应也有增加，因此均田制的授田，仍然表现为不足，丁男授田每人十亩，也尚有不足的。而均田户要负担沉重的租赋。此外，这一地区，小租佃制也相应在发展和盛行。关于这些，我们在这里都无法详细介绍，只能由专文来论述了。
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可以看到在高昌市集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食品有白面、北庭面、酪、沙糖、流蜜、干蒲桃、大枣、笋，药材有黄连、酸枣、天门冬、昆布、橘皮、羌活、独活、茱萸、白芷、茯苓、犀角，香料有郁金花、麝香、丁香、沉香、白檀香，颜料有青黛、黄丹、朱粉、铜绿、石绿、空青、朱砂，衣料有绵绸、生、生绢、绫、缦紫、缦绯、赀布、布、火麻布、维州布、绁布，制成的衣服鞋帽有益州半臂、皮裘、紫高布衫、帛高布衫、绯高布衫、罗头巾、官头巾、驼鞋、绁鞋、细鞋，坐卧用具有粗簟、鞍、辔、鞍褥，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皿有斧、锄、镰、横刀、锯、釜、漆盘、羹碗等。这些物品，有的是本地的产品，有的是从附近地区如北庭等地贩运来的，有很大部分，则是从内地运来的，甚至还有从中亚各地运销去的物品。从以上所介绍的商品品种之多和齐全，可以知道高昌的商业在当时相当发达。它不仅是沙漠上的绿洲，同时又是国际性的城市，所以《十道记》里要说它“都会未及于沙州（敦煌），繁富未出于陇右”（《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六引）了。
这一时期，中原先进的汉族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在高昌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如近年来在吐鲁番交河城的发掘中，发现了很多写本的唐代文献，内有《毛诗》、《尚书》、《史记》、《文选》、《神农本草》、《针经》以及阴阳杂书、佛经音义等残卷残片，证实了当时西域地区和中原文化联系是如何的紧密。还有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发掘出来的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赵氏墓中，发现男人扎着头发髻，女子穿着直领对襟衣，下身系裙的唐装，这些在说明中原文化对当时高昌地区的深刻影响。
焉耆，原来也是受西突厥役属的一个城邦。唐并高昌以后，开始在焉耆培养亲唐的力量，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西突厥的势力退出焉耆，焉耆便成为唐的亲密与国。唐仍尊重焉耆王龙突骑支的政治地位，虽于其地成立焉耆都督府，但仍由龙突骑支兼任都督。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基本上自主的。
焉耆“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大唐西域记》），其地“东接高昌、西邻龟兹”（《旧唐书·焉耆传》），北界西突厥。整个地区，有“户四千，胜兵二千”（《新唐书·焉耆传》）。固然这一地区，冬季气候较为严寒，但是“土田良沃”（《通典·边防典·焉耆》），“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大唐西域记》）。“畜有驼、马、牛、羊”（《通典·边防典·焉耆》）。又“有鱼盐之利”（《旧唐书·焉耆传》）。是农业畜牧业渔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
最近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焉耆县境内的唐王城发掘中，发掘出唐代一座屯戍城堡。在城堡的窖藏里，发现小米、高粱、面粉和胡麻等，同时发现了石碾、铁犁、镰柄等生产工具。铁犁的铧头较长，套进犁底的部分凹入，比较进步。这说明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已传播到焉耆，对焉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很大影响。
焉耆的矿冶业也相当发达，其境内“有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行用西域的金银钱，有不少是在焉耆铸造的。“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大唐西域记》），钱币的品种很多，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这个地区的国际贸易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焉耆人“服饰毡”（《大唐西域记》），“其俗，丈夫剪发，妇人衣襦，著大袴”。焉耆人民善于酿造葡萄酒，他们又都喜“爱音乐”（《通典·边防典·焉耆》）。
焉耆是习学佛教小乘学说一切有部的城邦，国内有“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文字取则印度”，“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而“微有增损”（《大唐西域记》）。
焉耆当天山南路的“孔道”，中亚的商胡，要来唐朝贸易，必须经过焉耆。焉耆在唐的支持下，对过境的商胡，征收过境税。这对于焉耆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收入，是有利于当时焉耆的经济发展的。
龟兹，在今新疆库车一带，也是当时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城邦。在唐初，西突厥的势力控制着这一地区。到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西突厥势力退出这一地区，唐就在龟兹成立龟兹都督府，以龟兹王素稽兼任龟兹都督。同年又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都城伊逻卢城，除了一度曾以龟兹王素稽兼任安西都护外，一般都由唐任命干练的大将出任安西都护，控制着天山南北路的军事局势。自龟兹挣脱西突厥贵族的控制之后，龟兹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了。唐高宗上元（公元674—676年）中，龟兹王素稽遣使来唐长安赠送银颇罗和名马。武则天天授三年（公元692年），龟兹王延田又亲自至长安聘问。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龟兹王白孝节又遣弟白孝义来唐长安聘问，唐也不断派遣使节前往访问，并赠与很多的内地所产珍贵礼品。这说明双方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很大的加强。
龟兹之境，“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都城周十七八里”（《大唐西域记》）。这一地区比起焉耆来，“气候稍温”（《北史·龟兹传》）。“土宜麻、麦、粳稻”（《新唐书·龟兹传》），水果“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大唐西域记》）。此外物产著名的有“细……氍毹……胡粉、安息香、良马、犎牛等”（《北史·龟兹传》）。龟兹农业相当发展，物产也相当丰富。
龟兹“土产黄金、铜、铁、铅、锡”（《大唐西域记》），冶铁业从两汉以来，就有了发展。据《水经·河水注》引《释氏西域记》云：“屈茨（即龟兹之异译）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之用。”到了唐前期，冶铁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近，在拜城县东北铜厂河岸铜厂北可可沙附近的唐代遗址发掘中，发现了唐代的炼炉遗址，口径宽约0．5米，长约0．33米，深1．6米，下圆，周约2．6米。灶壁为烟熏黑，旁另有一穴口通炉中，以出纳柴草煤炭之用。附近还有煤渣和铁汁，堆积成阜，俨若小城，其中还遗存有许多熔铁的陶坩埚，铁汁溢流满罐。在库车西部铁吉克千佛洞附近的唐代营垒遗址中，也发掘出很多熔铁的陶坩埚，这些都可以证实这一地区在隋唐时期冶炼业的发展情况。
龟兹人的服装，除了国王“不剪发，以锦冒顶，锦袍宝带”以外，一般平民皆“断发齐顶”（《新唐书·龟兹传》）。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文字是横写的“旁行书”。他们也“贵浮图法”，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大唐西域记》），但是诵读起来，还是采用自己的民族语言。
龟兹地区的人民，特别爱好音乐，所谓“俗善歌乐”（《新唐书·龟兹传》），玄奘法师也称赞他们“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大唐西域记》）。龟兹乐在中原内地享有很高的荣誉。龟兹国“王姓白，国人总姓白”（《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六），凡是来内地的音乐家姓白的，不问而知是龟兹人。唐高宗时，内地著名乐师白明达，就是龟兹人。他创作了不少优秀的音乐作品，深为当时人们所喜爱，其代表作《春莺啭》，后来还被改编为舞曲。
龟兹的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大唐西域记》）。其“赋税，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一臂，并刖一足”（《北史·龟兹传》），可见是非常残酷的。
疏勒，即今新疆喀什，也是当时中国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邦。地“周五千余里，多沙碛，少壤土”（《大唐西域记》）。境“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隋书·疏勒传》）。“气候和畅，风雨顺序。”“稼穑殷盛，花果繁茂。”（《大唐西域记》）“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锡、雌黄。”（《北史·疏勒传》）疏勒地区毛纺织生产的水平相当高，“出细毡褐，工织细、氍毹”（《大唐西域记》）。疏勒生产的毡毯，在内地和中亚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俗事祆神”（《新唐书·疏勒传》），同时也“淳信佛法”，境内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大唐西域记》）。其王姓裴氏，居迦师城，有兵二千人。
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中，疏勒王裴虬入唐访问，乐中原土风，留居长安不去，唐给以天山郡公的封号。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疏勒王遣使来唐赠送名马。贞观十三年，又遣使至长安赠送方物。唐于疏勒置都督府，由疏勒王兼任疏勒都督。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疏勒贵族裴国良来长安访问，唐盛礼款待，裴国良回去时，唐馈赠疏勒王许多珍贵的礼物。
疏勒的音乐，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中原内地，疏勒音乐享有很高声誉。唐的十部乐中，就有《疏勒乐》一部。唐太宗贞观中，内地有著名乐师裴神符，就是疏勒人。他“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唐会要》卷三十二），风行一时。
由疏勒寓居内地的人士中，有裴慧琳（公元737—820年），出家为僧。他学问渊博，所著《一切经音义》，不仅是研究佛学的参考工具书，而且也是研究名物、训诂、音韵的重要著作。
喝盘陀，“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不忍领六百里，其国也”（《新唐书·喝盘陀传》），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也是一个地扼交通枢纽的城邦。“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基大石岭，背徙多河（今塔什库尔干河），周二十余里。山岭连属，川原隘狭。谷稼俭少，菽麦丰多，林树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旷”（《大唐西域记》），生产比较落后。“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为之”。“胜兵千人”。“人劲悍”（《新唐书·喝盘陀传》），“衣服毡褐”，“文字语言，大同沙国（即疏勒国）”。“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大唐西域记》）。喝盘陀的法律，“杀人剽劫者死，余得赎。赋必输服饰”（《新唐书·喝盘陀传》）。
北魏太延（公元435—439年）中，喝盘陀王曾遣使至平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喝盘陀王又派遣使者到达长安。唐玄宗开元中，于喝盘陀西置葱岭守捉，为安西都护府极边的戍所。
朱俱波，即《汉书》和《佛国记》中的子合国，《洛阳伽蓝记》中的朱驹波，《魏书》中的悉居半，《大唐西域记》中的斫句迦，在今新疆叶城境，也是当时西北的一个城邦。地“周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坚峻险固，编户殷盛”（《大唐西域记》）。“胜兵二千人。尚浮屠法，文字同婆罗门。”（《新唐书·朱俱波传》）境内“山阜连属，砾石弥漫。临带两河，颇以耕植，蒲萄、梨、柰，其果实繁”（《大唐西域记》）。从朱俱波向东走，就是于阗了。
于阗，即今新疆和田，也是当时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城邦。“周四千余里”（《大唐西域记》），“国中大城有五，小城数十”（《隋书·于阗传》）。其地“沙碛太半，壤土隘狭”。“气序和畅，飘风飞埃。”（《大唐西域记》）“土多麻、麦、粟、稻、五果。”（《隋书·于阗传》）“多蒲萄。”（《通典·边防典·于阗》）因为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如蚕蛾的饲养方法等很早就传播到这一地区，所以于阗“桑树连荫”，“工纺织绸”，此外也“出氍毹、细毡”。但是当地人却“少服毛褐毡裘，多衣绸、白”（《大唐西域记》）。于阗又出“好马、驼、骡”（《北史·于阗传》）。冶铸水平也相当高，以“善铸铜器”（《通典·边防典·于阗》）著称。于阗“又产白玉、玉”（《大唐西域记》），于阗玉是遐迩闻名的。有文字，“书则以木为笔札”（《通典·边防典·于阗》）。于阗人民喜欢音乐和舞蹈，所谓“国尚乐音，人好歌舞”（《大唐西域记》）。俗“事祅神”（《新唐书·于阗传》），同时也“崇好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大唐西域记》）。“其刑法，杀人者死，余众各随轻重惩罚之”（《北史·于阗传》）。王姓尉迟氏，有兵四千人，都城曰西山城（今和田南），方八九里，“有屋室市井”（《通典·边防典·于阗》）。
于阗和中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于阗王尉迟屋密就派遣使节来唐赠送方物。贞观九年，于阗王又派遣王子来长安就学。西突厥势力退出天山南路后，于阗王尉迟伏信立刻挣脱了西突厥的控制，不久并亲自到长安访问，这时唐高宗初即位，对于阗王的访问非常重视，款留数月，赠送布帛有六千段之多。上元（公元674—676年）初，尉迟伏信第二次来长安访问，唐王朝在于阗设立毗沙都督府，由伏信兼任毗沙都督。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中，于阗王尉迟敬还派遣使节来唐赠送名马、骆驼及珍兽等方物。天宝（公元742—755年）中，于阗王尉迟胜又亲自来唐聘问，并赠送名玉、良马等珍贵方物，唐以盛礼款待，还把宗室女嫁给尉迟胜。安史乱起，尉迟胜命弟尉迟曜摄理于阗政务，自己带了五千军队来唐助战，因留唐不返，唐赠以武都郡王的封号。从这些事例就可以窥知唐统治集团上层和于阗统治阶级上层的关系是如何密切了。
在唐代初年，有于阗名画师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来至长安。他们把西域画风和晕染法传来内地，这对此后中原的画风，有很大影响，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
唐太宗合并高昌（公元640年），置安西都护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雅尔），到了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又迁安西都护府于“东接焉耆，西连疏勒，南邻吐蕃，北扼突厥”（《通典·州郡典》）的龟兹都城伊逻罗城。龟兹、焉耆、疏勒、毗沙（于阗）四都督府，并受安西大都护府的节制，因此称为“安西四镇”。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唐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唐大将裴行俭、王方翼筑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乃以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为安西四镇。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又罢四镇。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败吐蕃，二年，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并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以阿史那“斛瑟罗为平西大总管，镇碎叶”（《资治通鉴》周圣历二年），可见碎叶镇也还没有丢失。后来突骑施乌质勒崛起，攻陷碎叶，并移牙其处，但是唐王朝不废镇名，表示突骑施这一占领为不合法。及至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唐册立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碎叶的地位不得不明朗化了，于是安西节度使汤嘉惠才正式表请“以焉耆备四镇”（《旧唐书·焉耆传》）。这样，安西四镇复为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了。
龟兹、于阗、疏勒、焉耆一些天山南路的城邦，能够协同步调，不受西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西突厥和吐蕃当时还都处于不发展的奴隶制阶段，经济、文化各方面，远远落后于天山南路各城邦。因此突厥和吐蕃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对天山南路各城邦的经济、文化发展来说，是起了阻滞作用的。西突厥汗统治天山南路各城邦时，于各城邦设置“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通典·边防典·西突厥》），向天山南路各城邦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据《隋书·疏勒传》称：疏勒“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锦、雌黄，每岁常供送突厥”。当然不仅疏勒一地如此，其余各城邦的遭遇，亦大体相同。这样就给天山南路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妨碍了西域各城邦经济文化的发展。安西四镇的建置，不仅加强了中原和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商旅的安全，这对于当时中国和西方诸国友好交往的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中西交通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由于唐王朝同天山南路这些城邦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和西域地区的贸易，大大发展起来。当时西域运销内地的主要商品有绯毡、氍毹、叠布、名马、骆驼、于阗美玉，珍贵药材有硇砂、阴牙角、羚羊角等等。到内地来经商的西域商人很多，活动的地区也很广，他们主要聚集在长安、洛阳、武威等地。内地运销西域的商品有锦、绫、罗、绸、纶、绢、麻布、布、赀布、练、金、铁、青铜器、漆器、纸张等物。除了这些商品以外，唐还通过这条丝路，从内地调运了大量物资来支援这个地区。中唐诗人张籍在《凉州词》中说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首诗就反映了唐以大量物资支援中亚和运销当时欧、亚、非各国这一历史事实。
西突厥阿史那氏的衰微与突骑施的强盛 隋朝末年，西突厥汗国的大汗射匮可汗统部，“始开土宇，东至金山（即阿尔泰山），西临西海（里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通典·边防典·突厥》）。射匮可汗死，弟统叶护可汗继位，“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宾（今克什米尔），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其统治区域，东起阿尔泰山，西达里海，南抵印度河流域。中亚、西域的国王，都由西突厥大汗授予“颉利发”称号，并由西突厥大汗派遣“吐屯”一人，驻在各该国内，“督其征赋”。
西突厥汗国当时处于唐和波斯、印度、东罗马帝国四个国家之间，这四个国家要彼此进行国际贸易，必须通过西突厥作为中介人。因此唐王朝建国初期，为了使国际商路畅通无阻，曾主动和西突厥交好。唐高祖获悉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要娶唐公主的时候，曾派遣宗室高平郡王李道立出使西突厥汗处，答应把公主嫁给他，只是由于当时“西蕃路梗”，因此“未果为婚”（《通典·边防典·突厥》）。
唐代著名旅行家玄奘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经过西突厥汗国的时候，西突厥大汗统叶护可汗曾在殿帐中设宴款待他：
出山（葱岭）后至一清池（即热海，今伊斯色克湖），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淼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循海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即碎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方事畋游，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衣裘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既与相见，可汗欢喜，云“暂一处行，二三日当还，师且向衙所”。令达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归，引法师入。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华装之，烂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法师去帐三十余步，可汗出帐迎拜，传语慰问讫，入座。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为法师设一铁交床，敷蓐请坐。须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出诸臣、使人饮，别索蒲桃浆奉法师。于是恣相酬劝，浑钟碗之器，交错递倾；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曲，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别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剌蜜、蒲萄等。食讫，更行蒲萄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碎叶“城周六七里”，“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大唐西域记》）。中亚的商人会集在这里进行贸易，因此商业很发达。碎叶城西行四百余里，就是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山脉北麓、库腊加特河上游一带），它既是西突厥可汗的夏都，也是西突厥贵族的游宴胜地。玄奘法师前往印度取经时，曾到过此地，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述千泉的景物，说：
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中有群鹿，多饰铃，驯狎于人，不甚惊走。可汗爱赏，下命群属，敢加杀害，有诛无赦，故此群鹿，得终其寿。
玄奘记述碎叶城以西居民的服饰是：“服毡褐，衣皮、，囊服褊急。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大唐西域记》）
西突厥汗国的基本部落有十个部落，“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chad），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十箭又分“为左右厢，各置五箭，其左厢号为五咄陆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厢号为五弩失毕（部落），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五咄落部落居碎叶以东，五弩失毕居碎叶以西，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通典·边防典》）。
这十个基本部落所构成的西突厥汗国，还役属许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部落和国家，这些部落和国家之间，又是缺乏经济上的紧密联系的，因此西突厥汗国的统治是极不巩固的，它仅仅是军事和行政的联合。当某一个西突厥大汗能够驾御十个基本部落的酋长的时候，大汗的势力就很强大；倘若某一个大汗不能驾御东面或西面的五个大箭头的时候，那么内部就会发生纷争，国力就随之削弱下来。同时由于西突厥社会的氏族宗法残余严重遗留的缘故，汗位的父死子继制度，始终没有确立起来；甚至兄终弟及制度，也没有能够严格实行，因此往往造成兄弟争立，骨肉相残的局面。在这种内争过程中，西突厥的十个基本部落，便往往陷于分裂，东面的五咄陆部落拥护这一个可汗，西面的五弩失毕部落拥立另一个可汗，越发加深了这种混乱局势。
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其伯父自立，号莫贺咄俟屈利毗可汗，一部分部落不服从他。西面的五弩失毕部落迎立统叶护可汗的儿子做可汗，号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两可汗交兵不息，“国内虚耗”（《通典·边防典·突厥》）。本来役属于西突厥的铁勒人，开始挣脱了西突厥的统治而实行独立。不久，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战胜莫贺咄俟屈利毗可汗，重新统一了十姓部落，接着出兵进击铁勒，反为薛延陀所败。同时，肆叶护可汗“猜狠信谗”，部落离心。弩失毕等部落的豪帅掩击肆叶护可汗，肆叶护可汗逃奔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于是西突厥国人拥立阿史那泥熟为可汗，号咄陆可汗。咄陆可汗死，弟沙钵罗利失可汗继位。利失可汗又失众心，西面的五弩失毕部落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于是，以伊犁河为界，西突厥汗国一时又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沙钵罗利失可汗死，子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继位。而乙毗咄陆可汗的势力渐强，终于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乙毗咄陆可汗击灭了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重新统一了西突厥汗国。
唐于贞观十四年，合并高昌，打开了通往天山南北路的丝绸之路的门户。不久，西突厥的叶护也以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护堡子）附唐，唐于可汗浮图城置庭州。
贞观十五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重新统一十姓部落后，曾一度进攻伊吾（今新疆哈密），为唐军击退。第二年，乙毗咄陆可汗动员了处月、处密两个部落，围攻唐军据点，又被击败。唐军在郭孝恪的指挥下，进行反攻，乘胜进拔处月俟斤的牙帐（设在今新疆塔城附近），进至遏索山（今新疆哈屯博克达山），又击降了一部分处密部落（处密部落的牧地在今新疆玛纳斯河流域）。
既而西突厥汗国内乱又起，乙毗咄陆可汗连遭部下袭击，西走吐火罗（今阿富汗巴达克山附近），国人另立乙毗射匮可汗为西突厥大汗。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史那贺鲁又以五弩失毕部落之众，击溃了乙毗射匮可汗，统摄十姓部落，建庭于双河（今新疆艾比湖以西的博罗塔拉流域）及千泉（西突厥可汗避暑地，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吉尔吉斯山脉北麓，库腊加特河上流一带），拥有“胜兵数十万”（《通典·边防典·突厥》）。
贺鲁时期的十姓部落，已经不是原封不动的以前的十姓部落了。其五啜为：
一、 处月木昆律啜（今新疆塔城附近）；
二、 胡禄屋阙啜（今新疆安集海附近）；
三、 摄舍提暾啜（今新疆艾比湖附近）；
四、 突骑施贺逻施啜（今新疆博罗塔拉河两岸）；
五、 鼠泥施处半啜（今珠勒都施河流域）。
五俟斤为：
一、 阿悉结阙俟斤；
二、 哥舒阙俟斤；
三、 拔泥塞干暾沙钵俟斤；
四、 阿悉结尼熟俟斤；
五、 哥舒处半俟斤。
左厢五咄陆的分地在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以东，右厢五弩失毕的分地在碎叶以西。
贺鲁统摄十姓部落之后，一方面命儿子莫贺咄叶护侵犯天山南路的一些城邦，想重新建立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一方面又出动大军直接进攻唐的庭州，想夺取唐在天山北路的据点。唐先后任命梁建方、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时在公元652年），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时在公元655年），出兵抗击。到了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回纥部落，从北道进兵；又由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二人，从南道出发，安抚西突厥旧部。
唐军在曳河（今新疆博罗塔拉河）与贺鲁会战，贺鲁兵败，率轻骑渡伊丽河（今伊犁河）西奔，唐军追踪至碎叶水（今楚河），又连破贺鲁部众。贺鲁失众西奔，至石国之苏咄城（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为其城主所擒，送给唐军。
唐败西突厥后，于西突厥十姓部落置两可汗，以阿史那弥射为统摄东面五咄陆部落的可汗，兼昆陵都护的称号；以阿史那步真为统摄西面五弩失毕部落的可汗，兼池都护的称号。但是这两个可汗，很快就被十姓部落抛弃了。
构成西突厥十姓部落之一的突骑施部落，原来的牧地在碎叶城西北。他们的酋长乌质勒善于“抚恤”自己的部落，因而“远近诸胡归附”（《通典·边防典·突厥》）。突骑施的势力逐渐发展，后来攻取了碎叶城，并把它的政治中心移到那里。
武则天垂拱（公元685—688年）以后，东突厥汗国复兴，默啜可汗开始兼并西突厥十姓部落，十姓部落损折很大。当时西突厥可汗斛瑟罗（阿史那步真子）因受到默啜可汗和突骑施两方面的压力，不得不率领部民六七万人，徙居唐内地。于是西突厥故地，为突骑施乌质勒所并，乌质勒胜兵至三十万，雄霸西域。
乌质勒死，子娑葛立，公元711年（唐睿宗景云二年），娑葛又为东突厥默啜可汗所杀。由于东突厥可汗和贵族对西突厥地区人民的压榨和奴役非常厉害，十姓部落都不愿意受东突厥的役属，不肯和东突厥可汗合作，葛逻禄三姓部落更举兵反抗；这样，东突厥可汗在西突厥的统治权始终未能巩固起来，最后不得不把东突厥军队撤回去了。
东突厥军队撤退之后，突骑施别部车鼻施啜苏禄“裒拾余众，自为可汗”（《新唐书·突厥传》）。“十姓部落渐归附之，有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通典·边防典·突厥》）。苏禄为了取得唐王朝的支助，曾在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遣使来唐聘问。开元七年，唐赠予苏禄以忠顺可汗的称号。开元十年，唐以金河公主妻苏禄。苏禄和东突厥、吐蕃也加强了友好关系，东突厥和吐蕃也都把公主嫁给苏禄为妻。
构成突骑施基本部落的有两个大氏族，一个是娑葛所属的氏族，为黄姓；一个即是苏禄所属的氏族，为黑姓。这两大氏族“互相猜阻”（《通典·边防典·突厥》），致使突骑施部落的势力大大地削弱了。开元二十六年，苏禄为其部下大首领处月木昆阙律啜（十姓部落中左厢五咄陆之一）莫贺达干（官名）所杀。另一大首领都摩支拥立苏禄子吐火仙骨咄为可汗，入保碎叶城。都摩支又联络黑姓可汗尔微特勒，令其屯兵怛逻斯城（Talas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互为犄角，以拒莫贺达干。最后莫贺达干取得唐援助，进兵碎叶城，击擒吐火仙，黑姓可汗尔微特勒也在怛逻斯城为拔汗那国（今塔吉克斯坦苦盏）国王所袭杀，莫贺达干遂自称大汗。
到了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莫贺达干又被杀。突骑施黑姓伊里底密施骨咄禄毗伽可汗被推为大汗。天宝十二载，突骑施黑姓登里伊罗密施可汗被推为大汗。唐王朝为了安抚绝域，都加以策命。西突厥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火并，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痛，据《新唐书·西域·石国传》说，唐天宝末年，在长达千里的碎叶河流域，“有异姓突厥兵数万，耕者皆擐甲，相掠为奴婢”。可见秩序荡然，人民已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
唐肃宗至德（公元756—758年）以后，突骑施内部由于黄姓、黑姓“自相屠杀”（《通典·边防典·突厥》），日益衰微。而驻牧于今斋桑泊以至布伦托海、塔城之间的葛逻禄三姓部落，却日益强大起来，他们在唐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中，终于徙居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新唐书·葛逻禄传》），十姓部落反而不得不受他们的役属了。
统一强盛的西突厥汗国虽然衰落了，但西突厥的军事贵族，此后往往以雇佣军将领的姿态，出现于亚洲的政治舞台上，充任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但在大食哈利发手下担任将领，而且往往取得信任，掌握着地方实际行政权力，往往取得仅次于哈利发的苏丹称号。在中国，也是一样，如西突厥十姓部落之一的处月部落，其后改称沙陀部落，入居大同塞上，它的后人李克用以镇压黄巢农民起义有功，被唐王朝任命为太原节度使。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勗，在五代时期，在中原地区建立后唐王朝。后晋王朝的建国者石敬瑭、后汉王朝的建国者刘知远，也都属于这个沙陀部落。可见西突厥虽然衰亡了，而其军事贵族的潜势力，却对邻近国家的政治军事发生极其重大极其深远的影响。奥斯曼土耳其（土耳其即突厥的异译）帝国，一度地跨欧亚两洲，国力雄盛，它也是西突厥汗国的后裔，只是因为不属于我们所讲述的范畴之内，所以就略而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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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州领伊吾（今新疆哈密）、柔远（今新疆哈密西北）、纳职（今新疆哈密西）三县。
(2) 《新唐书·地理志》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又增州二，县六”。按此二州指西州、庭州；六县指西州所领之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六十里）、交河（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城）、柳中（今新疆吐鲁番东鲁克沁）、天山（今新疆托克逊西北）等四县，及庭州所领蒲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蒲类（今新疆巴里坤）等二县，正合二州六县之数。《元和郡县图志》西州下，“蒲昌县，贞观十四年置，本名金满城，车师后王庭也”。又同书庭州后庭县下，“贞观十四年于州南置蒲昌县，长安二年改为金满县，宝应元年改为后庭县”。是蒲昌县、金满县、后庭县，实一地，亦即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