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契丹族与中原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在唐代中国东北部居住着奚、契丹、室韦、等许多部落，他们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不一致，但他们都与中原有着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密切联系。
奚，在南北朝时期称为库莫奚，隋以后始单称奚。他们和鲜卑宇文部是近亲。宇文部在十六国前期，被前燕慕容氏所击灭，其余部退往西拉木伦的“松漠之间”（今内蒙古通辽市），随即在这一地区居住了下来。他们“随逐水草”（《北史·奚传》），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牧地的南端和北朝连接，因此他们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曾不断地向北魏、北齐和隋王朝赠送名马、貂皮等方物，并经常在奚、汉交界线上进行物资交易，通过互相赠送和互市关系，从中原换到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因为他们活动的地区靠近中原，在生产技术上受到中原的很大影响，因此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唐代初年，他们已经知道种，在子收获以后，奚族人民就在山下掘好地窖，把子收藏起来，到食用时，经过杵臼加工，用瓦鼎来煮食。
唐初，奚人分为五个部落，部落的首领称为“俟斤”，一共有五个俟斤。奚人很勇敢，“喜战斗”。“居毡庐，环车为营。其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中，余部散山谷间，无赋入，以射猎为资”（《新唐书·奚传》）。
在唐代，奚与中原的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奚首领遣使至长安聘问，十七年中，凡四次聘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奚族酋长可度者内附，唐王朝在奚族酋长居住中心设置了饶乐都督府（今内蒙古赤峰稍南），以可度者为饶乐都督。饶乐都督下辖五个羁縻州，各以其酋领为刺史。
唐太宗以后，奚和契丹称为“东北两蕃”。当东突厥汗国复兴时，奚和契丹曾受东突厥汗国的役属。他们的贵族曾和东突厥默啜可汗联军，一次击溃唐军十二万人之多。到了唐玄宗时期，唐与奚的关系，又大有改善，奚大首领李大亲自至唐长安聘问，唐玄宗以外甥女固安公主（辛氏）嫁给李大。后来唐玄宗又以外甥女东光公主（韦氏）嫁给奚首领李鲁苏，宜芳公主（杨氏）嫁给奚首领李延宠。奚部落在唐玄宗世，曾八次来中原聘问。唐肃宗、代宗、德宗世，奚部落曾十四次至长安聘问。宪宗世，曾四次来长安聘问。文宗世，奚大首领匿舍朗到长安来聘问。懿宗世，奚王突董苏遣其大都督萨葛来唐聘问。
唐后期，契丹强盛，奚受契丹役属。契丹对待奚部落非常苛刻，奚酋去诸率部内附，保据妫州（治清夷军城，今河北怀来县旧怀来）北山。自此奚部落分为东奚和西奚。
契丹，也是鲜卑的近属，他们的牧地，在奚的东北方，约当今内蒙古西拉木伦以南通辽市一带。一直到唐初，契丹族人还是过着游牧人的生活，“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北史·契丹传》），“射猎居处无常”（《新唐书·契丹传》）。他们往往和奚部落互相攻击，有时也侵犯中原地区。但各族之间的友好往来，还是当时的主流，契丹族酋长经常以名马、貂皮，赠送给北朝的一些王朝，他们对中原的文化，还是“心皆忻慕”（《北史·契丹传》），可见契丹要求和中原加强经济文化联系的迫切心情。这种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对当时契丹社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到了唐代，契丹和中原的联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初年，契丹就遣使来唐赠送名马、貂裘。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契丹大酋长大贺氏的摩会还亲自来唐聘问，唐太宗也厚加礼待，赠以鼓纛。贞观十九年，唐太宗经过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曾延接契丹大酋长窟哥及契丹部落的氏族长老，赠送他们很多缯彩。贞观二十一年，唐在契丹族居住的地区设置松漠都督府和十个州，以契丹大酋长窟哥为松漠都督，持节都督十州诸军事。这十个州就是依据契丹八个基本部落分别设置的，由其部落酋长分任十州刺史。当时契丹每一部落有战士三千人，少者有战士一千多人，总共有战士四万人左右。
契丹部落在唐代前期已经进入家长奴隶制阶段。契丹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契丹国志·并合部落》），即八个较大的部落，形成了以大贺氏氏族为首的部落联盟。八部的酋长和部落联盟的首领，都称为大人，他们都是通过会议选举出来的。八部大人“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在唐代，契丹族内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已经比较明显，奴隶的使用已经很普遍，这可以从武则天时期契丹族酋长孙万荣为其家奴所杀一事，获得确切的证明。当时奴隶的主要来源，恐怕还是战俘。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居于营州的契丹部落遇到饥荒，武周的营州都督赵文不加以赈济，对待契丹酋长如奴仆，因此，契丹大酋长李尽忠与其内兄孙万荣举兵攻陷营州，杀死都督赵文，连败武周进讨大军。不久，李尽忠死，孙万荣领导契丹部落，在东硖石谷一战，击败周军十七万众之多，并曾深入河北，攻陷赵州（治平棘，今河北赵县）。后来由于东突厥默啜可汗侵犯契丹后方，掳掠契丹将士家属以及器仗资财，孙万荣遂全师溃散，万荣亦为其家奴所杀。契丹一度受东突厥、其后又受回鹘所役属。
唐玄宗即位后，唐和契丹间的关系得到了和解。唐封契丹大酋长李失活为松漠都督、松漠郡王，并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以妻失活。后来又先后以宗室外甥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以妻契丹大酋长李漠郁干，宗室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以妻契丹大酋长李邵固。这种和亲政策，加强了当时汉、契丹两族间的联系，因此尽管当时边将如安禄山等轻启边衅，侵犯契丹部落，但也不能完全破坏两族间的亲密友好关系。所以终唐玄宗世，契丹酋长来唐聘问，不下二十次之多。安史之乱以后，河北的“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和中原的关系也越发亲睦了。“岁选酋豪数十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新唐书·契丹传》）。唐肃宗、代宗世，契丹至长安聘问十五次；唐德宗世，来唐聘问三次；唐宪宗世，来唐聘问七次；唐文宗世，来唐聘问四次。唐武宗世，回鹘败亡，契丹遥辇氏的耶澜可汗（屈戍）内附，唐王朝授与他云麾将军和右武卫将军的官号。唐懿宗咸通（公元860—874年）中，契丹鲜质可汗（习尔之）再次派遣使者来唐聘问。鲜质可汗死，痕德堇可汗（钦德）嗣位。鲜质可汗时，契丹已开始征伐邻族，掠取牲畜和奴隶。及痕德堇可汗统部，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进掠河北诸郡，并驱役鞑靼、奚、室韦各族，“族帐浸盛”（《旧五代史·外国列传》）。
在遥辇氏时期，迭剌部的世里氏（耶律氏），“世为遥辇氏之夷离堇（军事酋长），执其政柄”（《辽史·太祖纪赞》）。唐昭宗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耶律阿保机被立为夷离堇，统领兵马，展开大规模的对外掠夺，大大发展了他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唐天复三年，阿保机进而“总知军国事”，掌握了契丹的军政大权。至唐天四年（公元907年），契丹“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新五代史·四夷附录》）。阿保机终于经过部落选举的仪式，取代了遥辇氏，成了契丹的新的首领。
在这前后，契丹人在同汉族劳动人民的频繁接触中，渐渐学会了农耕、冶铁、纺织以及建筑房屋等生产技术，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同时由于唐末战乱，“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本人也受到中原封建文明的影响。尝“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后又“尽杀诸部大人”（《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统一了契丹八部。遂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自称皇帝，建元神册，正式建立了契丹政权。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西南的波罗城兴修西楼，作为皇都。神册五年（公元920年），创制契丹文字。次年又制定法律，规定各级官员的不同等级，契丹政权的统治制度便粗具规模，契丹社会也就呈现出全面的新发展。
阿保机在建国以后，继续四出征讨，西并西北诸族，南扰中原，东灭当时我国东北以粟末人为主体的渤海国，使契丹雄长塞上，疆域“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辽史·太祖纪赞》）。天显元年（公元926年），阿保机在灭渤海后的回军途中病死。第二年，次子耶律德光继承皇位。到了五代后晋时，契丹军队就长驱进入中原了。
室韦部落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 室韦部落，自古以来，就住在嫩江和黑龙江流域一带。南北朝时期，室韦分为五个大的部落，即南室韦、北室韦、韦钵室韦、深木怛室韦、大室韦。到了唐代，又分为九个大的部落，即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纳北室韦、骆驼室韦以及大室韦等。
在唐代，室韦部落一直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在有关室韦族的记载中，没有提到使用奴隶或向邻近部落掠夺奴隶的事情。贵族剥削奴隶或平民的事情，也还没有发生。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新唐书·室韦传》说：“其国无君长，惟大酋，皆号‘莫贺咄’，摄筦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不税敛。每弋猎即相啸聚，事毕去，不相臣制，故虽猛悍喜战，而卒不能为强国。”可见室韦当时比较落后，还没有形成部落联盟，也就没有产生大酋长。室韦部落的酋长，是由氏族选举产生的，“酋帅死，以子弟继，无则推豪杰立之”。可见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还没有严格地执行。“婚嫁之法”，据《旧唐书·室韦传》载，“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新唐书·室韦传》还说：“夫死不再嫁。”“丧期三年。”总之，室韦的氏族社会痕迹还相当浓厚。
室韦人还不知道铸造铁器，不是“率资于高丽”（《新唐书·室韦传》），便是依靠中原的输入。他们已经经营农耕，“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解用牛”（《旧唐书·室韦传》）。由于南室韦居住的地区，“气候多寒，夏雾雨，冬霜霰”，“田获甚褊”，因此收成不怎样好。至于北室韦居住的地区，气候严寒，入冬雪深没马，因而农耕的进行，更是艰难了。室韦人民在与大自然进行的顽强斗争中，还是把嫩江流域开辟了出来，种植了很多粟米和子。在酿酒业方面，这时也有了发展。
在南室韦地区，畜牧业较为发达，“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新唐书·室韦传》），因此南室韦人夏则城居，经营农业；冬逐水草，从事放牧。在北室韦人居住的地区，自然条件限制更大，冬天入居土穴，牛畜多冻死，因此还得依靠狩猎来维持生活，有时还须凿冰没水中，网取鱼鳖。室韦人还是捕貂的能手，他们穿着白鹿皮或鱼皮制成的衣服，戴着貂皮或狐皮制成的帽子，冒着严寒，穿着滑雪板，拿着角弓、矢，到处捕貂。貂皮是室韦人与邻近各族交换物资的重要物品。
室韦人“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蘧蒢（芦席）覆，徙则载而行”。“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率乘牛车……度水则束薪为桴，或以皮为舟。马皆草鞯，绳羁。”“其畜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新唐书·室韦传》）牛只是用来驾车，有马不多，还不是用皮革来制鞍辔。唐代中叶以后，室韦人已产生贫富分化，室韦的富人已经“项著五色杂珠”（《旧唐书·室韦传》）了(1)。
室韦人很早就与中原有了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北朝时期，室韦的使节，经常来到中原访问。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中，又遣派使节来中原聘问。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又遣使来长安赠送貂皮等珍贵礼品。唐中宗景龙（公元707—709年）初，再次遣使来长安聘问。唐玄宗开元（公元713—741年）、天宝（公元742—755年）间，凡十次遣使聘唐。唐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间，凡十一次遣使聘唐。唐文宗太和（公元828—835年）中，凡三次遣使聘唐。唐宣宗大中（公元847—859年）中和唐懿宗咸通（公元860—873年）时，各一次遣使聘唐。说明室韦和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正在日益加强之中。
族与中原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今东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住着部落。他们有时称挹娄部落，有时称勿吉部落，有时称部落，其实都是译音的转变。人与中原的联系，可以上溯到西周时代。周武王、周成王时，肃慎来贡矢、石弩，肃慎人就是人的祖先。两千年来持续不断的与中原的这种经济、文化联系，对族的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南北朝时期，人分成许多部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北史·勿吉传》）。较大的部落有七个，一曰粟末部，二曰汨咄部，三曰安车骨部，四曰拂涅部，五曰号室部，六曰黑水部，七曰白山部。每个部落，“胜兵各数千”（《通典·边防典·勿吉》）。这七个部落，距离远者三四百里，近者二百里。唐以后，渤海国兴起，白山、汨咄、安车骨等部稍微弱，只有黑水部还强盛。黑水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分为十六个部落，称南北黑水。其酋长称“大莫拂瞒咄”，世代相承。黑水人劲健，善步战射猎，贵壮贱老。俗尚结发为辫，缀以野猪牙，插雉尾为冠饰。其矢石镞长二寸，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还留滞在石器时代，实际上他们已经使用铁器了。无文字。牲畜多猪，无牛羊。有车、马，而用人力推车。种植粟、麦，耕作时两人并耕。“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新唐书·黑水传》）其地盛产貂鼠、白兔、白鹰。
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黑水的酋长阿固郎曾来长安访问。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黑水的大酋长倪属利稽亲来长安聘问。开元十三年，唐王朝于黑水部落置黑水都督府（驻地为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伯力），以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同驻伯力）刺史兼黑水都督、黑水经略使。开元十六年，唐玄宗赐倪属利稽姓名为李献诚，认作本家，唐和黑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玄宗一朝，黑水聘问中原者有十五次之多。代宗大历世，来聘七次。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中，又一次来聘。宪宗元和（公元806—820年）中，又两次来聘。
粟末，即族中的粟末部，因居粟末水（西流松花江）附近得名。南邻高句丽。高句丽灭亡后，它的势力大大地发展起来。武则天圣历（公元698—700年）中，粟末的大酋长大祚荣自称震国王，“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新唐书·渤海传》）。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遣使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在其辖地置忽汗州（今吉林敦化），以大祚荣兼领忽汗州都督。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又册封大钦茂（大祚荣孙）为渤海国王，自是粟末世号渤海国。这个渤海政权传世十六，历国二百二十余年，一直延续到五代后唐明宗的天成元年（公元926年），才被契丹主阿保机所击灭。
渤海极盛时疆土辽阔，东至于海，西接契丹，北抵黑龙江，南和新罗接壤。全国分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八县。人民骁勇善战，当时东北有一句谚语，“三人渤海当一虎”（《契丹国志》）。还值得一提的是，渤海人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度，“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丈夫）皆有小妇（妾）侍婢，唯渤海无之”（《松漠纪闻》）。
渤海政权的官制，大抵是模仿唐朝的，为了避免和唐王朝官职名称雷同，因此略作变动。渤海政权模仿唐王朝建置三省制度，一曰宣诏省，仿唐的门下省，下设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谏议。二曰中台省，仿唐的中书省，下设右相、右平章事、内史、诏诰舍人。三曰政堂省，仿唐的尚书省，下设大内相一人，比唐尚书令，居左右相之上；左右司政，比唐尚书左右仆射，居左右平章事之下；左右允比唐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政堂省下左六司，有忠部、仁部、义部，各置卿一人，比唐尚书。还有支司爵部、仓部、膳部，每司以郎中为之长，下置员外郎。右六司，有智部、礼部、信部，各置卿一人，比唐尚书。还有支司戎部、计部、水部，每司以郎中为之长，下置员外郎。有中正台，仿唐的御史台，置大中正一人，比唐御史大夫；少正一人，比唐御史中丞。唐有殿中省，掌天子服御之事，渤海仿唐置殿中寺，有大令，少令。唐有宗正寺，掌天子族亲属籍，以别昭穆，渤海仿唐置宗属寺，有大令、少令。唐有秘书省，掌经籍图书，渤海仿唐置文籍院，有监、少监。渤海仿唐制，还置有太常寺、司宾寺（即唐之鸿胪寺）、大农寺，寺有卿；司藏寺（即唐之太府寺）、司膳寺（即唐之光禄寺），寺有令、丞；胄子监（即唐之国子监），有监（即唐之国子祭酒）、有长（即唐之国子司业）。爵有开国公、开国子、开国男，勋有上柱国，文阶有紫绶大夫、青绶大夫、献可大夫、廷谏大夫。又仿唐置十二卫，有左右猛贲卫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左右罴卫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南左右卫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北左右卫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左右神策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一人。武散阶有辅国大将军、慰军大将军、云麾将军、归德将军、忠武将军、宁远将军、游击将军。外官，府有都督，州有刺史，县有令、丞。“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下，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新唐书·渤海国传》）。从渤海的官制，就可以知道它受中原封建文明影响之深了。
渤海政权的统治地区，原是气候寒冷人口稀疏的地区。在渤海政权统治时期，当地广大劳动人民经过辛勤的劳动，并汲取了中原及周围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使得生产面貌大大改观。在农业生产方面，栽培的作物有稻、粟、豆、麦等等，卢城（即卢州，今吉林安图明月沟）的稻，是驰名全境的优良品种。手工业生产方面，显州（今吉林敦化）的绸，也是驰名东北的产品。渤海人民还从事矿藏的开发，生产大量的铜铁，位城（今吉林敦化西南）的铁，闻名全国；渤海生产的熟铜，还运到中原和朝鲜半岛销售。金银细镶手工业也高度发展。瓷器烧造业也很有名，渤海出产的紫瓷盆，曾行销中原，享有很高的声誉。《杜阳杂编》称：“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渤海贡紫瓷盆，容量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许，举之又甚轻，如拈鸿毛然。”瓷器烧造达到这样高水平，是难能可贵的。
近年在吉林敦化县的渤海敖东城南十里六顶山侧，发掘出渤海王族的墓葬。在渤海宝历七年（公元780年）的贞惠公主墓道里，发现了一对石狮，具有浓厚的唐代雕刻作风。汉文墓碑，也完全模仿唐代碑志文体。墓顶是用大石块抹角砌成，与辑安地区高句丽的大型石墓构造形式基本相同，这说明渤海文化中既有高句丽的成分，也深受唐文化的影响。
渤海和唐始终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经济、文化上联系密切。渤海经常派遣使团来唐聘问，唐玄宗时聘唐二十九次，唐代宗世二十五次，唐德宗世四次，唐宪宗世十六次，唐穆宗世四次，唐敬宗世二次，唐文宗世十二次，唐武宗世四次，唐懿宗时三次，后唐时五次，后梁时六次。几乎年年遣使来中原，有时一年有二三个使团到达长安。渤海政权每次遣使来唐聘问，往往赠送东北方物，有鹰、鹘、骏马，有貂皮、海豹皮、虎皮、熊皮，有人参，有玛瑙杯、玳瑁杯、紫瓷盆，还有金银佛像等等，唐王朝也回赠以中原出产的珍贵礼品如锦彩、金银器皿等作为答谢。除了聘问和互相馈赠之外，渤海和唐还在边境上进行互市，如唐大历（公元766—779年）中，唐胶州半岛上的地方政府由海道“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旧唐书·李正己传》）。由于聘问通使的频繁和互市的不断发展，唐中叶以后，还在青州（治益都，今山东青州）设立渤海馆，专门用来接待渤海来唐的使团。
渤海不断派遣王族子弟以宿卫为名，来唐留学。还屡次派遣留学生到长安，入太学读书。又不时遣使来唐抄写中原各种书籍。如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国春秋》”（《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等书。经常派遣留唐学生和中原汉文典籍的源源输入渤海，对渤海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有重要作用的。粟末过去没有文字，到了渤海政权时代，不但已经“有文字及书记”（《新唐书·渤海传》），而且文化水平相当高了。唐诗人张籍有赠渤海僧诗：“别家行万里，自说过扶余。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与医收海藻，持咒取虫鱼。更问重来伴，天台几处居。”可见这位渤海僧，不仅精通汉语，可能对梵语和日本语也有相当素养。不仅懂得佛学，而且也兼通医学。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诗：“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九门风月好，回首即天涯。”“佳句在中华”的诗句，反映出这位渤海王子受到唐代文学的熏陶，已经能诗善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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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之说，见于《旧唐书·室韦传》，这还不能说明室韦社会贫富分化已很剧烈。因为《旧唐书》这句话是从《北史·室韦传》的几句话衍变而来的。《北史·室韦传》说：“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可见习俗如此，本无贫富之分。《旧唐书·室韦传》一变而为“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新唐书·室韦传》又文饰为“富人以五色珠垂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