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当时,把唐史切成两段,两税法实施以前是一个阶段、两税法实施以后又是一个阶段。我在讲稿的基础上,撰写成一部叙述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历史的书稿,分为上、下两册,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下册稿子已定稿,还没有付排,“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出版社怕原稿散失,赶紧归还给我。

十年大动乱中,我是一个幸存者。1972年,我被调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宋书》和《南史》,晚上有暇,就整理旧作,拙著《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崑酬唱集注》,都是在这几年中最后定稿的。只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始终藏之高阁,尘封箧笥,一搁十年。

我在十年动乱中,虽然没有动过这部稿子,但是每值炎暑披襟北窗,严冬烤火取暖,未尝不想到一旦河清有日,应该怎样来改写这部书。这时已经有了分成《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来写的打算。1977年,氛祲既消,天日重朗,上海人民出版社来信同我联系,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他们表示同意,支持我这样做。

拙著《魏晋南北朝史》既出书,我就埋头写《隋唐五代史》了,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这部《隋唐五代史》总算写成了。写这两部书整整花费十多年时间,“十年精力,瘁此两书”,这样说并不是过甚其辞。

一部《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分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譬如《魏晋南北朝史》在叙述部曲、奴婢量刑的不同方面时,引用了《唐律》;这部《隋唐五代史》又不得不详细介绍《唐律》中所反映的阶级构成状况,这样,就不免造成重复的情况。好在重复的仅只千把字左右,而这对我国社会性质的研究,有决定意义,所以只得重复一下了,这是首先要交代的事情。

除了《唐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以外,从魏晋到隋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姓氏谱录的研究。我在这里介绍了《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和唐德宗时期修撰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两件敦煌文书,关于这两件文书,我另有考释,这里不详细讲了,这里只是抄录原件,使研究唐代历史的同志知道氏族志的内容,它包括哪些名门望族,它的发展变化又是怎样?这是构成统治阶级上层的具体内容,我们有必要加以了解,也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隋唐的政府组织,书中也作了系统的叙述。自魏晋至隋唐三省制的形成,唐中叶学士院翰林学士的出现,唐德宗以后宦官左右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的权力加强,以及宦官诛灭之后,枢密使改由文臣担任,宋代两府制度实际在五代已经形成,对于这些也再三加以注意。

隋唐的进士制度,一直沿袭到后代。进士及第人数,唐中叶以后控制在三十至四十人之间,这是值得注意的,人数太多了,官吏泛滥成灾;太少了,人才不容易网罗。宋明以后,进士的录取名额不断增加,这大概也是符合需求的原则的,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有许多弊端,也有许多可以供后世借鉴的地方。

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西魏开始实施府兵制,到了隋代和唐前期,均田制、府兵制成为隋唐王朝强盛的支柱。这两种制度,只有在北朝才能出现,在南朝却没有形成,说明它不是我国封建社会必然会产生的事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族人进入中原,把他们前封建的村社残余形态带进来,从而出现这种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份地制度不能长久维持,府兵制度也必然走向兵源枯竭,武则天唐玄宗时代,均田制、府兵制终于最后崩溃了。这是符合事物的发生、发展直到消亡的规律的。均田制的崩溃,府兵制的枯竭,给唐王朝带来了很大难题,民户流亡加速了,折冲府无兵可交,十六卫形同虚设,于是出现了两税法,出现了募兵制,内重外轻的局面转变为外重内轻的局面,唐王朝的政权基础开始有所变化,有所动摇。但是有些政治家和学者还留恋着过去,如陆贽、李泌、杜牧等人,他们还想恢复租庸调制,还想恢复折冲府制,还想重建十六卫,来改变募兵制度实施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然而旧的制度一去不复回,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这是一种发展,当然两税法开始时也有不完美的地方,要逐渐改善。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也是一种发展,当然募兵制改变了内重外轻的政治局面,滋长了藩镇割据局面,发展到五代,出现了全国大分裂局面,然而到了北宋,终于全国统一了,新的禁军制度,终于形成了。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螺旋式地曲折上升的。但是应该相信,它不会逆转,也不会长久停滞不前,它一定在上升,不过上升时会有些曲折罢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隋唐时期基本上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当然,隋唐比之魏晋有了一定的发展。两税法是以钱来统计的,可是并没有改变以粟帛交纳租税的实质。对于唐代的经济,我有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比之南北朝有所发展,一方面还不能过分夸大货币交换的作用。拙著就是按照这个尺度来写的。

经济会不会逆转呢?我认为有时候是会逆转或停滞不前的。战争的破坏,政治经济措施的不得当,往往会导致经济的呆滞,如隋文帝讨尉迟迥,破坏了几百年以来作为河北政治经济中心的邺城,灭陈,把六朝故都建康也彻底破坏了。作为隋唐时期东南经济中心的广陵,经过唐末战乱,破坏得不像样子。唐末长安、洛阳,经过战乱的破坏,商品经济当然也会出现一度的停滞或逆转。但当时中国幅员广大,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五代之际,南方九国经济还是在持续发展,就是北方,也在缓慢地前进。譬如大梁城,虽然也遭受过战祸,但是经过后周、北宋两朝的扩建,我们只要看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可以见到大梁的繁荣景象。因此封建社会的经济,纵使有短时期的停滞,有短时期的逆转,然而不会长期逆转、长期停滞。

从国内民族政策来讲,唐王朝是执行得比较好的,这可能与关陇统治集团是一个胡汉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有关。隋唐王朝不仅帝王有鲜卑族血统,就是宰相,也有不少人是鲜卑族的后裔,他们较少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他们执行的民族政策,相对地说要开明些。五代时期有三个王朝是西突厥沙陀部落所建立的,这三个王朝的统治者,无论在政策执行上,在用人问题上,都没有歧视汉族的倾向,在这三个王朝建立之前,沙陀人已经和汉族融洽无间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唐代中国,除了唐王朝以外,主要地存在着三个地方民族政权:东北有渤海国,渤海亡而契丹兴;西南有南诏;西藏一带有吐蕃。这三个政权都对祖国历史的创造作出它的贡献。没有南诏的文化,今天的云南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没有渤海,辽(契丹)、金(女真)社会文化,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当大食势力向东推进的时候,唐王朝败绩于怛逻斯,接着安史之乱发生,无法阻遏大食的东进,就依靠英勇的吐蕃人来抵御大食了。后来伊斯兰国家虽然文化灿烂,但在初期,其铁骑到达的地方,破坏是非常厉害的,全靠吐蕃人,才避免了大食铁骑的蹂躏。此外,还有奚、契丹、室韦、东西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葛逻禄三姓、焉耆、龟兹、于阗、疏勒西域南道诸城邦,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都作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可惜受到本书篇幅的限制,加上史料缺乏,对这些部族或部落,叙述是远远不够的。

唐王朝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展,东面和新罗、日本有着友好的往来;东南海上和东南亚国家有着和平的经济文化联系;对南亚国家,有不少求法取经高僧或外交使节,翻越大山雪岭朝圣交聘,充任和平使者;西面和大食、拂(东罗马帝国)彼此不断派遣使节,互相访问。玄奘在五天竺时,可以在天竺国王的宫廷里看到《秦王破阵乐》;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绢帛,一直运到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当时叫君士坦丁堡)和西欧各地。在唐以前,海外各国称中国人为汉人;自唐代起,海外各国开始称中国人为唐人了。直到今天,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早年出国的中国人,其聚居的地方,还称作唐人街。

秦非常强大,但二世而亡;隋也非常强盛,亦二世而亡,这两个王朝,都在农民大起义烈火中,结束了他们的统治。汉鉴于秦,一反秦政,休养生息,汉代初年便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唐以隋为鉴,顺民之欲,唐代初年也就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不是历史的重演,而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终结。隋炀帝这个亡国之君,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和蠢事,缢死江都,葬身雷塘,罪有应得,本无足论。但他修建大运河,还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唐代的皇帝里,唐太宗,早年的唐玄宗,唐宣宗,都是杰出的皇帝。武则天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以功过论,武则天过大于功,均田制在她手里开始破坏的,府兵制在她手里开始废弛的,膨胀的政府机构也给唐王朝带来不良的影响;不过武则天能大力提拔人才,这一点,不能把它抹煞掉。

唐德宗是最泄气的一个皇帝。刘晏、杨炎、陆贽,只要始终信任其中一个人,就能把政治搞好,偏偏杀的杀,贬的贬。开始时他也想有所作为,最后却比谁都因循苟且。神策军也在他统治时期交给了宦官指挥。

二王、八司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被作为革新派的代表、法家的代表。在拙著里,我还是采用传统的说法,没有突出他们的地位。当然,八司马中有奇材卓荦之士,如柳宗元刘禹锡,在思想、文学部分还是作了重点介绍。

肃、代、德、顺之后,到了宪宗,唐人称为“元和中兴”,我是同意这个提法的。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局一直不稳定,到了元和时,诛刘,杀李,取蔡州,臣淄青,河北三镇表面上也服从中央,混乱的局面才基本扭转过来了,“扬一益二”的政治布局基本上也稳定下来了,说唐宪宗是中兴之主,并不过分,可惜的是死得太早了,死得太不明不白了。

唐代最后一位英主是唐宣宗。他龙潜之日,出入民间,熟知利弊,所以大中之治,时称小贞观。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教育好接班人——太子。他一死,懿宗即位,唐王朝从此走下坡路,无法挽救了。

我对于唐五代的李泌和宋齐丘,都没有重点写。李泌,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对他就评价不一,照我看,他还算不上良相,他在相位时,并没有使唐王朝不稳定的政治局面有所改观。南唐的宋齐丘协助徐知诰取得政权,但其为人,是一个恶劣的政客,比起高季兴的智囊梁震来,人品气节,都远远不如,这类人物也不必多写。

文中子王通,其人若有若无,有关他的史料矛盾百出,因此在思想部分,也不作专节介绍。

李德裕或云相业彪炳,或云刚愎专权。我认为牛僧孺阻止他取维州,从当时形势来看,并无大过。到了大中年间,河陇终于收复,维州同时收复。李德裕平泽潞,动员了大军,首尾五年,克复泽潞时,徇宦官意,把王涯等数家漏网的遗属都杀了,这是卑鄙的行为。还牵连牛僧孺诸相,斥放岭南。又兴吴湘冤狱。这种屡起大兵大狱,对人民没有一些好处,最后远窜南荒,咎由自取。我感到现在有些同志把他的相业讲得太好了。当然李德裕也知道非接收神策军权不可,杨钦义等宦官并没有让出军权,他终于失败了,这一点倒是值得加以称道的。

我对汉初的贾谊,能懂得那时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痛哭流涕,上《治安策》,是非常佩服的。我对唐代的刘,也是非常推重的。在唐文宗甘露事变前数年,他已经看到唐王朝的核心问题,是宦官掌握禁兵指挥权,参与国家大政问题,刘的对策,真是一针见血。而且他慷慨陈词,不顾身家性命,真是有唐忠臣,千古英杰,这样的杰出之士,是该当充分肯定的。

黄巢起义军转战中原,渡江而南,攻下广州,不久又挥兵北上,袭破江陵。及既受阻襄樊,无法渡过汉水,于是转而向南,东趋宣歙,又复渡江北上。及既渡淮水,遂不可复制。黄巢认为要亡唐,必须直捣长安,故兵不留行,直趋关中。但是起义军一路攻城略地,却随手放弃,攻进长安,反而陷入敌人口袋。居长安城内,西不过凤翔,南不取兴元,北不逾同州,不能不遭受到敌人包围。扬、益都不在农民军手中,农民军大众数十万,粮食得不到供应,军风纪也无法整肃,全军团结更难维持,终致众叛亲离,黄巢最后也只能撤离长安,败死狼虎谷了。农民军不讲战略,没有建立根据地,不讲究军风纪,终于导致失败,这是值得惋惜的事情。

僖宗童昏,宠任宦官田令孜,及身而国不亡,可算侥幸。僖宗死后,宦官拥立昭宗,昭宗“为人明隽”(《新唐书·昭宗本纪赞》),如果让他承太宗、宣宗之后,尚不失为承平之主。可是他继承的却是僖宗遗留下来的那个烂摊子,内受制于宦官,国命操在两神策中尉、两内枢密使之手;外有强藩之逼,如当时王建据有三川,杨行密、钱割有江淮,朱温虎视于大梁,李克用称雄于太原,王重荣胶固于河中,李茂贞跋扈于凤翔,韩建近在长安肘腋之下的同华,亦桀骜难制,大势已去,再也无法挽救唐王朝危亡的局势了。最后,宰相崔胤之徒,借朱温之手诛灭宦官,结果禁军完全为朱温掌握。接着,迁都洛阳,昭宗中途被杀,唐王朝不久就灭亡了。

旧史因朱温出身农民军,后又杀唐昭宗,代唐称帝,故揭其过恶,不遗余力。唯独章太炎先生认为五代帝王中只有后梁租赋、徭役最轻,这一点确是不宜忽略的。

后唐庄宗李存勖与后梁相持河上者几近十载,最后李嗣源偷袭郓州得手,不久即从郓州长驱西进,八日而破大梁,后梁遂亡。可是不到三年,庄宗很快失败,身死银刀都之手,从成功之速到失败之速,是史无前例的。庄宗的最大失策是杀郭崇韬,其次是诸军饥窘,魏博兵变,庄宗平日又吝于赏赐,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这些确实是后人值得吸取的教训。

后晋石敬瑭为了想做皇帝,不惜臣事契丹,向契丹主自称“儿皇帝”,并割燕云十六州北属,使北方失去卢龙、榆关之险。不久契丹骑兵长驱直入,俘出帝石重贵,南风不竞,成为北宋靖康之难的伏笔。石敬瑭出卖人民利益,流毒深远,这个儿皇帝只能在历史上永留骂名。

五代季年很像北朝季年。北朝季年出了个北周武帝宇文邕,他加强府兵的训练,功赏分明,东灭北齐,并禁断佛教,致国富兵强。五代之季,出了个后周世宗柴荣,他整顿军队,一变骄兵堕将的拖沓之风,北败北汉,东取淮南。北周武帝的事业,后来让隋文帝完成了;后周世宗的事业,是宋太祖赵匡胤来完成的。十国的混乱局面,终于重归一统。对后周世宗这个人物,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对于南方九国(北方的北汉除外),由于史料受到限制,揭露黑暗的方面多了些,有关他们安境保民,推动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的资料,搜罗和介绍得太少了。总的说来,徐温、徐知诰(即李)、王审知、钱、马殷、刘隐、刘岩、高季兴、王建、孟昶,在他们统治区域内,政局稳定的时间都比较长,到他们后裔手中,政局动荡的时间都比较短,所以五代时期,南方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

讲到文化部分,文化部分占本书篇幅三分之一强,我看是有必要的。

从汉魏以来,经学在持续发展。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汉魏以来经学研究的总结,唐代开科取士,帖经一道,是根据《易》、《书》、《诗》、《三传》、《三礼》、《论语》、《孝经》来命题的。到了韩愈,开始提倡《孟子》,《四书》之名创自韩愈,皮日休推波助澜,上书请把《孟子》升为经典著作,与《论语》并列。到了北宋,《四书》就成为经典中的初级教科书,《九经》仍保持经典中的高级教科书地位,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哲学思想方面,既研究隋唐史,就不得不探讨隋唐的佛教神学思想。三论、天台、法相、华严、禅宗五宗都是依自不依他;而净土、密宗二宗,却完全依靠他力。我于以上五宗,叙述得比较详细。尤其是禅宗,这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开始创立的时候,那几位大师,目光如炬,禅锋犀利,真是前无横阵,无敌不破,读之非常神往。可惜宣传的是宗教神学,于民生无益。

唐代的诗歌文学,是唐代文化的精华。在拙著中,初唐诗只略作介绍,盛唐几位大家,叙述较详。我是喜欢中晚唐诗的,所以叙述中晚唐诗特详。但是受到篇幅的限制,作品是介绍了,对于作品的分析,却只能俟诸异日,另成一书了。

诗僧,我只介绍了五代的齐己贯休二人,介绍的诗歌,也是具有喜怒哀乐的凡人感情的诗,而不是僧侣的诗。寒山、拾得的诗,我没有介绍;王梵志的诗,我只作为民间诗人、敦煌俗文学来介绍。对它说教的部分,我是从批判的角度来介绍的。司空图喜欢用寺宇景色来点缀诗篇,有时却也显示了恬静之美,我也就引用了,但我自己对僧人的诗总不喜欢。

隋唐五代的书法方面,除了虞、欧、褚、薛、李、颜、柳、杨诸大家之外,还介绍了草书名家如孙过庭、张旭,篆书名家如李阳冰。此外,真迹传世者,如贺知章有《孝经》,杜牧有《张好好诗》,也作了一定介绍,限于篇幅,其余就不多讲了。

绘画也是这样,分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三科,凡当时大家,都介绍了。其有作品传世者,亦必特加致详。在魏晋南北朝,绘画还不够成熟,隋唐以后,画家辈出,尤其到了五代,无论山水画或翎毛花卉画,完全成熟了,下开宋、元、明、清的全盛局面。

在天文方面,重点介绍了李淳风、一行和梁令瓒在这方面的成就。在医学、药物学方面,重点介绍了巢元方孙思邈王焘的成就,同时对唐人流传在民间的单方,也作了介绍。《唐本草》虽已残缺,但此书对《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直到今天,我们对它进行研究,还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在使用史料方面,写隋唐五代史仅仅依靠正史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须广泛搜集。如《通典》、《文献通考》、《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尤其外臣部)、《唐大诏令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以及唐五代宋人的笔记琐谈,尤其近年的考古发掘和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书。

在拙著中,能引《旧唐书》的,就用《旧唐书》,《旧唐书》实在没有这方面材料时,才引用《新唐书》。能引《旧五代史》的,就用《旧五代史》;但因《旧五代史》残缺过多,所以有些只能用《新五代史》来补充了。我之所以多引《旧唐书》、《旧五代史》,而少引《新唐书》、《新五代史》,主要因为前者比后者文字通畅,后者文字反而佶屈聱牙,学生读起来困难多。

这里还应该交代一下的,就是在拙著中频繁引用《资治通鉴》问题。我在抗战时期,除短期流寓昆明之外,大部分时间,在重庆教书。当时手头只有一部书,即大东书局缩印的《资治通鉴》,因为借书困难,主要依靠这部书,翻来覆去地看,看了十多遍,这对于我帮助太大了,魏晋到唐五代的史事,从头至尾,基本搞熟了。这次写《隋唐五代史》,大大得力于这部书。有时我就径用这部书,代替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有些史料,正史是错的,《资治通鉴》在引用史料时,却经过严格审订,因此翔实可靠,凡是经过《考异》订正、胡注匡正的史料,我是放心使用的。

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新唐书·宦者·仇士良传》记载了一件事:甘露事变之后,仇士良、鱼弘志谋废文宗,“崔慎由为翰林学士,直(当值)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见士良等坐堂上,帷帐周密,谓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学士当作诏。’慎由惊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轻议?慎由亲族中表千人,兄弟群从且三百,何可与覆族事!虽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启后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历阶数帝过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祸及尔宗。’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时人莫知。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我起初就将此事写入此书,认为甘露事变以后,文宗受制宦官,日子不好过,这一段史料描写得非常形象。后来读《通鉴考异》,始知《新唐书》这段史料,引自皮光业《见闻录》,其说不可靠。《通鉴考异》谓崔慎由于宣宗大中初始入朝,为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学士。文宗开成时,崔慎由并不在长安,也尚未为翰林学士,《新唐书》承皮光业《见闻录》之讹。翻检《翰苑新书》,也说崔慎由是大中初的翰林学士,证据确凿,无可怀疑,才把拙著中崔慎由开成初夜入宫禁这条材料删掉了。《通鉴考异》三十卷,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占了十六卷之多,说明中晚唐至五代,时间和司马光接近,资料多,订正考证最为精审。所以我在叙述元和以后历史时,主要依据《资治通鉴》。

书的末尾,附录《大事年表》。这个年表,政治、文化并重,可惜有些著名画家卒年无考,只能阙如了。

本书佛教神学思想部分,是50年代写成的;本书的五代史部分,是80年代写成的。虽然全书的写成,花了六七年时间,而前后持续了二三十年之久,有时一搁就是十多年。所以前后内容或不能照顾,自相矛盾,有些人物的评价,事件的轻重,也可能处理失当,希望各方面多予严格批评。

书中所插历史地图,是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刘思源、陈伟庆先生绘制的,承他付出辛勤的劳动,并此致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林烨卿、张美娣同志负责审订此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此书的减少错误,提高质量,有很大帮助,特此致谢。

1985年8月,王仲荦写定于济南山东大学新校南园之华山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