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继续发展 近代有不少学者说，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衰竭了，在当时的思想界，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完全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第一，诚如许多学者所说，东汉以来，由于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用两汉那种儒家思想来继续统治人民、欺骗人民，已经行不通了，统治阶级不得不在儒家思想以外，还利用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因此，在儒家思想之外，玄学思想，佛教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唯心主义思想，充塞了当时的思想界。第二，尽管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的发展，但不能认为儒家思想就此完全衰竭了，经学从此一蹶而不振了，因为儒家思想对巩固封建社会的伦常秩序来讲，是最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的，它既没有玄学思想带有的那种消极因素，又不像佛教那样存在分割民户影响国家租调收入和兵源的危险，所以统治阶级还是要发展儒家思想的。当时在政府设立的国子学里，儒家经典仍然是国子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儒家思想仍然作为统治阶级行动的准则，经典的根据。也就是说，虽然玄学和佛教思想都很活跃，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尽管这一时期，在儒家经典的注释方面，也有不少玄学家想用玄学思想来改造儒家思想，但这些玄学家在注释工作中，却也不敢完全推翻儒家学说，或是把儒家思想篡改得面目全非，他们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利用玄学思想来讲儒家所不大讲的东西（如性命、天道等学说），以作为补充而已。
《周易》：汉宣帝时，有施氏（施雠）《易》、孟氏（孟喜）《易》、梁丘氏（梁丘贺）《易》三家，皆置博士。元帝又置京氏（京房）《易》博士。尚有费氏（费直）《易》，不置博士，而民间传习甚盛。到了东汉，传习费氏《易》的有马融，著《易传》十卷，郑玄注《易》十卷，荀爽注《易》十一卷。可见费氏《易》传习之盛。三国时，曹魏有王朗、王肃父子亦为《易》学名家；东吴有虞翻，家世传习孟氏《易》，注《易》十卷。陆绩为京氏《易》，著《易述》十三卷。汉代的《易》学，重象数，好说阴阳灾异，不脱卜筮之书的范围。
曹魏正始（公元240—248年）以后，玄学兴起，王弼首先以玄学思想来阐明《易》学，他注《易》上下经六卷，又著《易略例》一卷。《周易》中有关“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的术数迷信，“弼皆摈落，多所不关”（《三国志·魏志·钟会传》注引孙盛言）。他着重讲运动变化的理论，开创《易》学研究方面的新风尚。西晋永嘉之后，“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郑玄）、王辅嗣（王弼）所注行于世”（《经典释文》卷1）。东晋学官，初置王氏（王弼）博士，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太常荀崧奏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孝武帝太元（公元376—396年）中，以王肃《易》学，“在玄（郑玄）、弼（王弼）之间”，又立《易》王肃注博士。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颜延之任国子祭酒，又黜郑玄《易》，独置王弼《易》。所以在江左，《易》学郑注浸微，王弼独尊。王弼的《易注》，只注了上下经；《系辞》以下，后人用东晋韩康伯的注来加以续补，今天流传的《周易注》，收在《十三经注疏》里的，就是这个本子。江左自东晋以下，注《易》者数十家，如张璠集钟会、向秀、阮咸、王济、卫等二十八家之说为《周易集解》十二卷。又如谢万（谢安弟）、韩康伯、桓玄等，并注《系辞》，发挥玄理。他们大都祖述王弼，摈落郑注。北朝和江左相反，有不少经师专习郑注，只有青齐地区曾属南朝，才有讲王弼注的。到了唐初，孔颖达奉诏作疏，专崇王弼，废弃汉儒马、郑诸说，因此马、郑在《周易》方面的学说，后来大都散佚了。
《尚书》：秦时焚毁民间藏书。汉兴，济南伏生出壁藏《尚书》，已经腐烂很多，只有二十九篇还较完整，伏生以此授徒。汉王朝为使《尚书》得到传播，派人去伏生处学习《尚书》，并用当时流行的字体隶书来写壁中古文，是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为了扩充王宫，拆毁鲁县（今山东曲阜市）孔子旧宅，又在孔宅墙壁中发现《尚书》五十八篇，被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所得，后以授徒。因为孔壁中的《尚书》是用古文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尚书》。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所以《史记》里还保存不少《古文尚书》的说法。王莽时，一度列《古文尚书》于学官，莽败又废。因为《古文尚书》在东汉一代未能列于学官的缘故，所以不但壁中真本早已湮灭，就是传授《古文尚书》的经师们如马融、郑玄，他们注笺《尚书》，也是但注伏生所有篇目，不注伏生所无的篇目，因此孔壁的遗篇，也渐渐地失传了。就是《今文尚书》，在东汉一代，虽被列于学官，而传至三国，亦告散失。
西晋时，又出现了一个《尚书》本子，这就是后来称为《伪古文尚书》的，据说是西晋人所伪作。《伪古文尚书》系根据《今文尚书》——伏生传出的本子作底本，它又分《尧典》为《舜典》，分《皋陶谟》为《益稷》，并修改了原来《泰誓》篇内容和文字；另外，它又根据子书所引《尚书》的逸文，伪造了二十五篇，合起来成为今天《十三经注疏》中《尚书》的本子，人们称之为《伪古文尚书》。造《伪古文尚书》的人，他不但伪造经文，同时也伪造孔安国《尚书传》，因此我们称孔安国的传为《伪孔传》。西晋灭亡，东晋在江南建国，这一部伪书在这时流传到江南，那时戎马倥偬，谁去辨别一部书的真假。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豫章内史梅赜把这部伪书献于朝廷，由此在江南流传开来。当初西晋人造这部伪书时，为了要使人们相信，所以用隶体书写，称为《隶古定尚书》。传到江南以后，隶书传授不便，经过东晋豫章太守范宁改写成当时流行的楷书，由此传习遂盛。东晋时，有尚书郎谢沈注《尚书》十五卷，江夏太守李注《尚书》十卷，范宁有《尚书集解》十卷，宋给事中姜道盛有《尚书集解》十卷，梁国子助教费作《尚书义疏》十卷。到了唐贞观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仍以《伪古文尚书》、《伪孔传》为底本。这一学案到明梅才开始认为《伪古文尚书》中伪造的二十五篇，系西晋皇甫谧所造；清康熙时，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也指出其伪，佐证分明。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成为定论了。
《诗》：《诗》自秦火后，有毛公及鲁、齐、韩三家。东汉时，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辩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齐诗》早亡。《鲁诗》自西晋灭亡后，没有传过江东。《韩诗》虽在，当时传习的人也不多。曹魏时王肃有《毛诗注》二十卷，述毛非郑；同时有荆州刺史王基常与抗衡，据持郑玄义。东晋有孙毓，著《诗同异评》十卷，评毛、郑、王肃三家优劣，而偏向于王肃。陈统又难孙毓，申郑玄。直到南北朝，各家聚讼不已。然《毛诗郑笺》，国学置博士，世所遵用。梁世崔灵恩集诸家之说为《毛诗集注》二十四卷，此外又有沈重等七家为《毛诗义》，到唐代还流传其书。又东吴人陆玑，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这本书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周礼》：《三礼》中，《周礼》较为晚出，郑玄《六艺论》谓亦得自孔氏壁中。王莽时，曾列《周礼》于学官。东汉时，郑兴、郑众父子，贾逵，马融，皆作《周礼解诂》。马融传郑玄，郑玄作《周礼注》，最称通洽。曹魏时，王朗有《周官传》，朗子王肃有《周礼注》，肃注多与郑玄抵牾。东晋时，干宝有《周礼注》十三卷。宋元嘉中复立国子学，《周礼》郑氏注置国子助教，列于学官。西魏仿《周礼》行六官，卢辩、辛彦之等都对《周礼》有较深的研究。后梁有沈重，撰《周官义疏》四十卷，北周特地把沈重从江陵请到长安，讲授《三礼》。北齐有熊安生，亦以礼学名家，北周武帝灭齐之初，亲到熊安生家访问，可见当时政府对《三礼》的研究的重视。
《仪礼》：东汉时有郑玄注《仪礼》十七卷。曹魏时，王肃亦尝注《仪礼》。后梁时，沈重为《仪礼义疏》。但是王、沈二家之书，传习不多。宋元嘉国子学，《仪礼》郑氏注置国子助教。
《丧服》是《仪礼》中的一篇，魏晋南北朝论《丧服》的著述特别多，清人章宗源在《隋书经籍志考证》里，著录有七十一家之多。讲《丧服》的单篇著述，收在《晋书》和《宋书》志里，以及《通典·礼典》里的，还不计算在内。讨论丧服的等差区别，主要是根据亲疏、尊卑等等来决定的。当时的世家大族，标榜自己门第族望特别优越，在宗族之内则分别亲疏，在亲戚婚对之间更重视门第，使士庶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丧服》规定，外孙或外甥替外祖父母或舅父服丧五月（大功），但是有个前提条件，那个外祖父母或舅父必须是世家大族，世家大族的外孙或外甥才肯替他们戴孝；如果外祖父母或舅父是寒门庶族，就别想世家大族的外孙或外甥来替他们戴孝。魏晋南北朝人讲究《丧服》，比汉代经师讲得更精细，也更烦琐，为世家大族特殊权益服务的阶级性十分突出。
《礼记》：汉代有戴圣传《礼记》四十九篇，时称戴圣为小戴，因此这部《礼记》世称为《小戴礼》。东汉时，马融、卢植加以整理，郑玄又根据马、卢的定本，加以注释，就是今天流传的郑玄注《礼记》二十卷本。曹魏时，王肃注《礼记》三十卷。宋元嘉国子学置郑玄注《礼记》国子助教。梁时有国子助教皇侃撰《礼记义疏》五十卷，后梁有沈重撰《礼记义疏》四十卷，北朝周齐间有熊安生撰《礼记义疏》，并行于世。
《大戴礼记》：汉代有戴德传《礼记》八十五篇，时称戴德为大戴，因此这部《礼记》世称为《大戴礼记》。西魏、北周间人卢辩，“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指他们的祖先卢植）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周书·卢辩传》）。《大戴礼记》注本，这算是第一部。
《春秋左氏传》：汉初，张苍、贾谊传《左氏传》，但未立学官。至平帝时，始立《左氏传》博士于学官。东汉光武建武中，以李封为《左氏》博士，置博士官就是在国学中特设一个讲座。李封死后，许多蔽陋的学官，公开反对《左氏》置博士，因此这个讲座就被撤销了。到了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经郑兴、郑众父子力争，遂在学官里，复置《左氏传》博士。东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中，贾逵著《春秋左氏解诂》三十卷，其后服虔又著《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卷，并行于世。公羊家经师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企图抬高《公羊传》，贬低《左传》、《梁传》。郑玄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针锋相对地与何休进行争论。经过这次争论，学者争相传习《左氏传》，“自是《左氏》大盛”（《经典释文》卷1）。西晋时，杜预撰《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专取丘明之传，以释《春秋》之经；又著《春秋释例》十五卷，成为一家之言。东晋南朝时，服虔、杜预二家《左传》注，并立学官。当时人对杜预这部书评价特别高，如南齐永明（公元483—493年）时领国子博士陆澄写信给尚书令王俭，提到“杜预注《传》，王弼注《易》，俱是晚出，并贵后生。杜之异古，未如王之夺实，祖述前儒，特举其违。又《释例》之作，所弘惟深”。王俭复书说：“元凯（杜预字）注《传》，超迈前儒，若不列学官，其（指学官）可废矣”（《南齐书·陆澄传》）。可见他二人对这部书都很推重。梁朝有沈文阿撰《春秋左氏经传义略》二十五卷，全书尚未完成；入陈有王元规又撰《春秋左氏传义略》十卷，以续沈文阿之书。北朝的经师，比较相信汉学，因此有很多人研究贾逵、服虔的《左传》注，传习杜预《集解》的人不多。
《公羊传》：东汉时，何休注《公羊传》，名《春秋公羊解诂》，凡十一卷。晋至南朝，列于学官。东晋时，王期注《春秋公羊经传》十三卷，孔衍撰《春秋公羊传集解》十四卷。
《梁传》：曹魏时，有糜信注《春秋梁传》十二卷。东晋时，学官置《梁传》博士，即用糜信注。孔衍撰《春秋梁传集解》十四卷；徐邈注《春秋梁传》十二卷；又范宁撰《春秋梁传集解》十二卷，号称赅洽。宋元嘉中，颜延之为国子祭酒，《梁传》置助教，仍用糜信注，益以范宁集解。南齐时，陆澄致书王俭，以为《梁》劣于《公羊》，注又不善，糜信、范宁不足两立。王俭复信，同意了陆澄的看法，存糜略范，学官单用糜信注来讲授。
《孝经》：相传有郑玄注，但《郑志》及《中经簿》并无著录。南齐陆澄亦云：“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南齐书·陆澄传》）。可见他也怀疑不是郑玄的著作。到了隋刘炫，又伪造《古文孝经》，于是《孝经》也有今文与伪古文的分别。魏晋南北朝人注《孝经》的很多，梁皇侃还撰有《孝经义疏》三卷。唐玄宗时，令群儒论定《孝经》真伪，刘知幾主古文（伪古文），司马贞主今文，最后今文行而古文（伪古文）废，并以玄宗御注名义颁行《孝经正义》，即今通行本《孝经》。玄宗御注《孝经》行而郑注亡。今世所传郑注，系自日本传来，清人阮元认为是伪中之伪，尤不可信。又今所传孔安国注《古文孝经》，亦自日本传来，阮元亦认为荒诞不可信据。
《论语》：西汉时传《论语》者有三家：《鲁论语》，鲁人所传；《齐论语》，齐人所传；《古论语》，出自孔氏壁中。东汉时，郑玄以《鲁论》为主，并参考《齐论》、《古论》，为之注。魏正始（公元240—248年）中，“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经典释文》卷1）。这就是何晏的《论语集解》十卷。由于何晏是清谈钜子，随着玄学的发展，他的注本也盛行于世。东晋南北朝时，郑玄、何晏两家所注《论语》，并立于学官。魏晋间人注《论语》者，有十多家。东晋时，江熙又集卫、郭象、江淳、范宁、王珉等十三家之说，为《论语集解》十卷。梁朝皇侃撰《论语义疏》十卷，专以何晏《集解》为主，而兼采江熙所集卫、郭象等十三家之说，援证精博，为当时所称。
《尔雅》：西汉时有犍为文学（佚名）注，东汉时有樊光、李巡等注《尔雅》。至东晋，郭璞又作《尔雅》注三卷。郭璞“洽闻强识，详悉古今”（《经典释文》），因此他注的这一部书，受到后世的重视。
文字训诂之学，在这一时期，除郭璞《尔雅》注以外，还有不少著作，陈顾野王著《玉篇》三十一卷，最为博洽。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收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魏李登撰《声类》十卷，收采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晋吕忱撰《字林》七卷，收采一万二千八百余字；北魏阳承庆撰《字统》二十一卷，收采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四字；至《玉篇》成书，收采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六字，超过了前人的著作。文字符号的不断增多，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知识面的开拓。
声韵反切之学，在这一时期，也取得突出的成就。从东汉末年起，中土文士受到梵音拼音方法的影响，开始创反切来注字音。孙炎的《尔雅音义》八卷，就是采用反切来注《尔雅》字音的。三国以后，反切更为盛行，高贵乡公不解反切，至当时以为怪异。魏李登《声类》，分所收之字为宫、商、角、徵、羽五部。西晋吕静《韵集》六卷，又按宫、商、角、徵、羽分卷，并立韵部。齐梁时代，文士追求声律，特别讲究音韵之学。当时周著《四声切韵》，“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封氏闻见记》卷2）。沈约著《四声韵谱》，一时文士，咸取准则。在北朝，李概撰《音谱》四卷，阳休之撰《韵略》一卷，都很重视声韵之学。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说当时讲求声韵之学，“音韵锋出”，著作甚多。但这些著作都杂有方音，“各有土风，递相非笑”，莫衷一是。他认为南朝建业，北朝洛阳，这两处的方言比较近正，因此主张“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来制订一种标准语言。北周末年至隋开皇初年，颜之推、陆法言、萧该、卢思道等九人在长安共同商榷音韵之学，认为“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吕静以下诸家韵书，又“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他们因此讨“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陆法言《切韵序》），编制一部标准的韵书。不久陆法言就在以前讨论的基础上，“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并博采众记，费了二十年的时间，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撰成《切韵》五卷。《切韵》综合古今南北语言，吸取前人韵书长处，奠定汉字音韵学的基础，是一部重要的韵书。
从上面的事实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有其独特的成就，后世所遵用的注本，如《周易》王弼注，《左传》杜预集解，《梁》范宁集解，《论语》何晏集解，《尔雅》郭璞注，以及字书《玉篇》，韵书《切韵》，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也说明当时的经学是在继续发展中。
南北的学风，本来是略有区别的，所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世说新语·文学篇》）“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因此“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北史·儒林传》）。除了《诗》、《礼》南北同遵毛、郑以外，一般来讲，南朝采用魏晋以来的新注多，北朝遵守汉代的旧注多。因为汉代的旧注，比较烦琐，所以要说他们“深芜”、“广博”；因为魏晋的新注，在当时说来，比较有一些新颖的见解，所以说他们“清通”、“约简”。
到了隋代，南北统一，南北的学风逐渐合流。到了唐前期，南北学风更有熔冶于一炉的必要。因为，统治阶级是想靠经学来巩固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的，如果经师们对儒家经典各持异说，门户之见甚深，那就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唐初的统治者亟亟于统一思想，所以在唐太宗贞观（公元627—649年）中，诏孔颖达、颜师古、王恭、王琰等撰《五经正义》，同时又有贾公彦也撰成《周礼注疏》、《仪礼注疏》，陆德明撰成《经典释文》，可以说把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的经师们研究成果，作了总结性的整理工作，并且把南北学风基本上统一起来了。这一工作的成功，对此后宋代的经学和清代的朴学，都有一定影响。
正史的修撰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的风气非常发达，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唯有依赖史书，使民族精神有所发扬，所以修史的同时也含有发扬民族精神的目的在内，这便是当时学者从事撰述的动机之一。第二个原因，自三国鼎峙，永嘉离乱，十六国云扰，直至南北分裂，这种长期的战乱局面，使得官府保留的资料，很容易散失；统治政权在百事废弛的情况下，也无暇及此，于是就不得不依靠私家的记载。
下面按照历史时代的顺序来叙述修史的经过[1]。
《后汉书》：东汉时，学者奉命在东观（洛阳宫中殿名，是当时皇家藏书和修史之处）撰述国史，初称《汉记》，至《隋书·经籍志》乃题为《东观汉记》。参加撰述的人很多，先后有班固、刘珍、蔡邕等，始终没有完稿。此书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相当高，但是它究竟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此后有关后汉的史书，出了不少。列表如下：
这十三种后汉史，完整地保存到现在的，只有范晔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志和袁宏的《后汉纪》了。
十三家中，据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称：“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山松）、张（莹）所制，偏驳不伦；薛（莹）、谢（沈）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论述后汉诸史，除了范晔《后汉书》外，也推重司马彪、华峤两家，而且认为“推其所长，华氏居最”。可是华峤的著作，也并未完成，尤其“遭晋室东徙，三惟一存”，残阙得很厉害。所以范书一出，采掇众家之说，包有诸史之长，而诸史俱废。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今河南淅川南）。宋文帝元嘉中，官至左卫将军，掌管禁旅，参与机要，后因孔熙先等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一案牵涉，被杀。晔任宣城太守时，收集了各家的后汉书，删繁补略，成《后汉书》十纪、八十列传，最后拟撰十志，合成百卷，十志未成而被杀。梁刘昭以晔书无志，乃取西晋宗室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之，并为作注，分成三十卷行世。至北宋时，以续志与范书合刊流行，即今通行本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
袁宏，东晋时人。他生在范晔之前，所著《后汉纪》，其精华及重要史料，大都被范晔吸收进《后汉书》中去了。因为《后汉纪》是编年体，简明易检，所以仍然流传下来。
《三国志》：有关三国史的著作，一共有十余家，列表如下：
续表
这些著作中，陈寿《三国志》为集大成者，故《三国志》出，而众史皆废。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受学于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初仕蜀汉为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再为著作郎。撰魏、蜀、吴三书，号《三国志》，时称良史。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谓：“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可见南朝时人对《三国志》的评价，就很高了。
陈寿的《三国志》，固然“高简有法”（《郡斋读书志》语），但是终究嫌太简略。南朝宋文帝时，中书郎裴松之为之注。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史通·古今正史篇》），书成，于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奏上，文帝称其书为不朽之作。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提出注书四例。其一曰：“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约公元184至280年间事），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采取，以补其阙。”其二曰：“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其三曰：“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四曰：“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在他的注中，引用的书籍，多至二百十种，差不多有关三国的重要史料，全部在注中保存下来，史料价值，又出陈寿本书之上。像他这种注《三国志》的方式，与其说是注史，毋宁说是补史。魏晋故籍，传世者寡，亏得在裴注中保存了下来，所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晋书》：撰晋史者，前后二十余家，列表如下：
续表
上面所列二十三家中，谢沈、郑忠、沈约、庾铣之书，至唐初皆已亡佚；习凿齿所著之《汉晋春秋》，上溯后汉、三国，并不专记晋事，因此专属晋事者，一共有十八家。然而这十八家之中，大部分不是以西晋为断限，便是仅记东晋事，而且很多是未完成的史稿，只有臧荣绪和萧子云两家之书，纪、录、志、传比较完备。而萧子云之书，原来一百零二卷，到了唐初修撰《隋书·经籍志》时，已经残缺很多，只剩十一卷了。所以臧荣绪的《晋书》，在唐初可以说是晋史中最完整的一个本子。
两晋和十六国，是一个变动极大的时代，硕果仅存的臧荣绪《晋书》尚不能把这一变动极大的时代反映出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史通·古今正史篇》）。所以唐太宗在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敕令房玄龄、褚遂良等重撰《晋书》，其实际执笔的则为令狐德棻等人，并有深通律历的李淳风负责纂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德棻等以臧荣绪《晋书》为主，采撷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十六国书，成《晋书》一百三十卷。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书成，因为唐太宗亲撰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传的史论，故题其书为“御撰”。它的材料，自然又超过臧荣绪《晋书》。安史之乱以后，臧氏之书又亡，于是比较完善的晋史，就只有这部唐房玄龄等修撰的《晋书》了。
十六国史：关于十六国的史书，就其可考者，列表如下：
续表
这些北方各族和汉人所建立的短期王国，流传下来的史书本自不多，所以到了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行世，其余单行的十六国诸史就散亡了。
崔鸿，清河崔氏，是北方有名的世家大族。鸿卒于北魏孝昌（公元525—527年）末年，官至散骑常侍。北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他写成《十六国春秋》九十五卷，只有李氏成汉政权的事迹，由于没有搜集到它的史料，无法动笔。到了正光三年（公元522年），终于托人从江南搜集到《华阳国志》，于是继续写定，合为百卷（附目、叙录各一卷）。书成，大行于世。后来唐史官奉敕撰《晋书》载记及张轨、李等传，主要就是根据崔鸿的书来编写的。可惜崔书到了北宋，已经散亡，现在所流行的《十六国春秋》一百卷，是明朝人从《晋书》以及类书中抄撮而成的；另外清人汤球又有《十六国春秋辑补》。如果我们现在把《太平御览》等类书所引《十六国春秋》，以及《晋书》载记部分，《资治通鉴》所载十六国史部分，搜集在一起，以国别为篇，以年代排比，每条之下，注明它的出处，可能还可以恢复《十六国春秋》的一些原来面目。
十六国史以外，宋段国撰有《吐谷浑记》二卷，记载当时居住在青海一带少数兄弟民族吐谷浑汗国的历史。
南北史：宋、齐、梁、陈、魏、齐、周、隋，所谓八代史，现在先将南朝四史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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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著作中，宋代的历史今存沈约《宋书》，齐代的历史今存萧子显《齐书》（后人为区别李百药的《北齐书》，改名《南齐书》），梁代的历史今存姚思廉《梁书》，陈代的历史今存姚思廉《陈书》。此外，《南史》原本具存。南朝的四史，以沈约的《宋书》卷帙较大，材料较丰富，纪、志、列传，体例也较为完备。沈约在编撰《宋书》时，认为自司马彪《续汉书》有志以外，《三国志》、《晋书》都没有志，所以《宋书》的纪、传虽以刘宋为断限，而它的志，却是上起三国、下迄宋季，上继《续汉志》以弥补陈寿以来史书的缺略，对前朝典章制度多所综述。后来唐初纂修《晋书》，除补撰《食货志》等外，晋志大部分抄自《宋书》，就是这个缘故。沈约《宋书》是在它以前的徐爰、苏宝生等的《宋书》基础上加以扩大整比而成，它的八志，又多因仍何承天等的旧作。所以沈约虽然在齐武帝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奉诏纂修，到永明六年就成书奏上，可见在奉诏纂修以前，实际已经基本完成，只是借重奉诏纂修的名义，把它传写出来而已。除沈约《宋书》外，裴子野的《宋略》，是有关刘宋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由于它是编年体，因此不为后世正统史学界所重视，后来也便散佚了。唐人许嵩撰《建康实录》，所述刘宋的历史，基本上取材于《宋略》。因此从《建康实录》中还可窥见《宋略》原本的大概。萧子显以齐高帝的孙子，在梁代启撰《南齐书》；由子孙执笔来叙述祖宗的事迹，本来是很不容易下笔的，故《南齐书》于高、武之治，事多褒饰；而于齐明帝（萧鸾）杀高、武子孙诸事，则又奋笔直书。尽管《南齐书》有这些缺点，但是《南齐书》的八志，所谓“宪章所系”，还是“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郑樵《通志序》）。《南齐书》的文笔，也是典驯尔雅，仅次《宋书》。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是根据他父亲姚察的旧稿，补缀续撰而成的。陈朝年代短促，事迹不多，姚书所述，已称详尽。梁武享国较久，文物可观。当姚氏父子修史事时，萧韶《梁太清纪》，萧圆肃《淮海乱离志》，刘璠、何之元《梁典》，刘仲威《梁承圣中兴略》等书具存；关于梁代的杂史，流传至多；甚至敌国的记录，如魏收《魏书·岛夷传》，也可作为参考。可是姚思廉撰《梁书》时，对这些材料却采掇不多，以致萧梁一代之史，多所阔略，故南朝四史中，以《梁书》为最弱。我们今日研究梁事，可以司马光《资治通鉴·梁纪》来补其不足，因为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采录梁代杂史很多，保存了梁代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关于北史的著作，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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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历史著作，今存者有魏收的《魏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魏徵领衔修撰的《隋书》，此外还有李延寿的《北史》。
《后魏书》除魏收所撰者以外，隋魏澹的《后魏书》，亦称名著，可惜唐时已经散佚，现在只能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见到它的一鳞半爪了。魏收的书，由于触犯了某些世家大族，而又谄媚贵臣，书成后议论纷纭，曾被称为“秽史”。这部书收集史料相当丰富，尤其诸志中立《官氏志》、《释老志》、《食货志》，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其《地形志》只记东魏武定时的疆域，而对北魏延昌以前的州郡沿革，颇多省略，未免有所不足。自《北史》流行后，此书残佚甚多，后人多以《北史》来补阙，有些已不是它原来的面目了。隋时王劭撰《齐志》，其叙事率直，多记当时口语，最为刘知幾所称道。唐李百药修《北齐书》，犹仍其旧，所以高齐一代的历史，写得比较生动，可是《北史》流行后，《北齐书》残缺过多，后人往往以《北史》及《高氏小史》来补苴残帙，这是一桩憾事。《周书》，唐令狐德棻所撰，自《北史》流传后，《周书》亦日渐湮灭，残阙者多。令狐《周书》于宇文诸帝有庙号者皆称庙号（如世宗、高祖之类），而《北史》于宇文诸帝一律称谥，故今本《周书》列传中有述及宇文诸帝而称谥者，都是《周书》原已散失，后人用《北史》来补足的文字了。又令狐德棻以宇文周宪章姬周，其军国词令，皆准则《尚书》，故在撰写《周书》时，亦悉用古文笔调，但由于矫枉过正，对当时的口语多所删落，以致人物形象的描写，不及《北齐书》那样生动，这是《周书》的一个缺点。唐史官修《隋书》，时代相接，故记犹存，因此《隋书》的材料，比较丰富；后来李延寿《北史》记述隋代事，在史料方面很少能够越出《隋书》之外，即此一端，可见《隋书》的史料价值是相当高的。
唐初再修《晋书》，此外又敕姚思廉撰《梁书》、《陈书》，李百药撰《北齐书》，令狐德棻撰《周书》，魏徵领衔撰《隋书》，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史，有五部史书（加上《晋书》是六部）是在唐代修撰成的。唐代修撰的历史，本来应该在唐史中叙述；因为这些史书对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有重要意义，所以一并在这里介绍。
唐初（唐太宗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八年）修《五代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时，因为梁、陈、齐、周史，并有纪、传而无志，所以把五代综合起来，修撰了《礼仪志》、《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经籍志》，一共十志，计三十卷，俗呼为《五代史志》，到唐高宗时才定稿。后来就把《五代史志》附入《隋书》一起刊行，现在就称它为《隋志》了。所以我们要研究梁、陈、齐、周的典章制度，地理历算，文化典籍及学术源流，就得去找这部《五代史志》。
还有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也是唐初修成的，也得在这里提一下。李延寿继承了他的父亲李大师的遗志，编写《南史》、《北史》，他在《自序》里讲到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这说明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南北朝时期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诟骂的用语，实际也和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了。所以李延寿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除了一些不利于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李延寿在编写《南北史》时，除了参考宋、南齐、魏旧史外，并参考杂史千余卷。当时《五代史》未出，延寿乘参与《五代史》的编纂工作的机会，在史局里亲手抄录他所需求的材料，加以撰述。书成，《南史》起宋讫陈，合八十卷。《北史》起魏讫隋，合一百卷。两书史事多而文省，阅读起来前后贯穿，因此书成以后，流布甚速，压倒八史。
两晋、南北朝时期编写的历史，和唐初编写的《五代史》、《南史》、《北史》，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正史都是出于封建地主阶级之手，总是详尽地叙述帝王将相的活动。对于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的活动，却极少讲到。即使讲到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也是在编撰者百般诋毁、尽情诬蔑的情况之下来加以叙述的。在这些正史的列传里，最占篇幅的是世家大族的家族史。世家大族的仕宦经历，一言一行，答人的一封信，对人说的一句话，都被郑重其事地记载了下来。南朝宋的何法盛，著《晋中兴书》，甚至把东晋大族王、谢两家的头面人物集中为传，称为《琅邪王录》、《陈郡谢录》，说是国史，实际无异于家传。这个现象，正是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垄断政治局面的社会现实。
汲冢竹简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有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或说是魏安王）冢，得竹简小篆漆书十余万言，载之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是用编年体记载史事的，记夏以来至魏安王二十年事。整理的人，根据竹简原来的包扎法，把它分为十三篇，题作《竹书纪年》。所记的事情，如云：“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益干启位，启杀之。”“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太甲僭出自桐，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又如“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当作厉王）既亡，有共伯和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晋书·束皙传》）。和儒家《经》、《传》上记载的传统说法，出入很大。《竹书纪年》中所载战国时期的史事，近代学者根据历法推算来对证，认为史料的可信价值，不在《史记》之下。
《竹书纪年》以外，还有《汲冢琐语》十一篇，虽说是“诸国卜梦妖怪相书”（《晋书·束皙传》），但对古史研究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如《琐语》谓：“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今见有囚尧城。”和《竹书纪年》的尧“为舜所囚”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又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见西王母（当时西方的一个部落女酋长）故事。另有一篇记美人盛姬之死及其丧仪。《穆天子传》传世之后，晋人郭璞作注，流传至今。此外汲冢又出《易经》二篇；言楚、晋事的《国语》三篇；《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大历》二篇，邹子谈天之类。这些出土的竹简，经过荀勖、和峤、束皙、卫恒等人的整理，改用当时通行文字写定成书的有七十五篇。其中有七篇，因竹简折坏，无法考知书名。这批汲冢出土的竹简，曾轰动过当时历史学界。可惜除了《穆天子传》外，其余的如《竹书纪年》、《琐语》等书，到了宋代已经散失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它的辑本了。汲冢竹简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夏、商、周及战国的历史，有重要的意义。
在汲冢竹书出现以前，蜀人谯周以为司马迁的《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据旧典，以纠迁之谬误”（《晋书·司马彪传》）。其实是谯周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认为司马迁在著述《史记》时所采录的材料，还不完全依据儒家的传统说法，所以想通过《古史考》来纠正《史记》。汲冢竹书出现以后，西晋宗室、史学家司马彪又根据《竹书纪年》指出谯周《古史考》中不当的地方，有一百二十二处之多。魏晋间人皇甫谧著有《帝王世纪》十卷，上起三皇，下讫汉魏。这部书也是在汲冢《竹书纪年》未传布前写定的，因此和《古史考》一样，其史料价值远远没有《竹书纪年》那样高。《古史考》和《帝王世纪》原书都散失了，但《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不少条；在辑佚书里也有它的辑本。
《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原本二卷，今本分为六卷。卷末有葛洪跋，跋云：“洪家世有刘子骏（刘歆）《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十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尔。后洪家遭火，书籍都尽，此两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恐年代稍久……并洪家此书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尔。”但是《隋书·经籍志》不著撰人，《旧唐书·经籍志》题作葛洪撰，可见唐五代时人都不相信这一部书是刘歆的作品。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云：“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鲁迅先生不主张把这书归之吴均，他说：“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皆抄撮故书，已引《西京杂记》甚多，则梁初已流行世间，固以葛洪所造为近是。”（《中国小说史略》）
我个人完全同意鲁迅先生的看法，即《西京杂记》“以葛洪所造为近是”。但是《西京杂记》文风和葛洪的《抱朴子》迥然不同，这也是可以解释的。大概东晋初年，去汉未远，葛洪的家里确实藏有一部汉代杂事长编十帙之多，但未必是刘向、刘歆父子的手稿，葛洪为了抬高这部长编的身价，于是托名为刘歆所撰集。他从这部长编《汉书》里抄出了不少珍贵资料，但也掺杂有不可靠的资料，于是真假混杂，就编成为这部《西京杂记》。因为葛洪只是抄集材料，没有重加写定，所以这部书的笔调，与《抱朴子》显然不同了。从《西京杂记》的史料价值来讲，远比《汉武帝内传》为高。从文学而论，鲁迅先生说：“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西京杂记》应该说是一部好书。
《西京杂记》中载：
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
汉武帝的蛟龙玉匣，我们尚无法证实，但汉代诸王的金缕玉衣，近日考古发掘，已有实物出现，可见《西京杂记》所记载的事，都不是向壁虚造的。又载：
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
短短不到五十字，写出了幸臣韩嫣骄奢汰侈生活，极为形象。可以补《汉书》所缺。又载：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趣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戚夫人死，侍儿皆复为民妻也。
汉高帝时期，未必有于阗乐传到中原地区，也就是说，这些反映宫内生活的资料，未必是汉初的，但是说它反映西汉末年的宫廷生活，还是有近似的地方，可以补正史之不足。
《华阳国志》 东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部有名的地方性的通史《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东晋常璩撰。璩系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东南）人，初仕成汉李氏，李氏灭后入晋，著此书。从这部书的书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实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所志曰巴，曰汉中，曰蜀，曰南中，曰公孙述、刘二牧（刘焉、刘璋），曰刘先主（备），曰刘后主（禅），曰大同（晋统一），曰李特、雄、期、寿、势，曰先贤士女，曰后贤，曰序志。叙述有法，材料丰富，是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兄弟族以及蜀汉、成汉政权的较好史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常璩在《华阳国志》的《序志》里，提到“世俗间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他认为“周失纪纲，而蜀先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此则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叔世犹言末期），安得三千岁？”又批驳了“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的说法，认为“且太素资始，有生必死，……自古以来，未闻死者能更生……况能为帝王乎？”他还批驳了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的说法[2]，认为“碧珠出不一处，地之相距，动数千里，一人之血，岂能致此？”他还批驳了杜宇之魄，化为子鹃的神话传说，认为“子鹃鸟今云是巂，或曰巂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3]这些论点，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是比较正确的。
常璩在《华阳国志》的《巴志》里，还有如下的记载：
孝桓帝时，河南李盛……为郡守，贪财重赋。国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责怪）。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像这样朴素质直的诗歌，在《华阳国志》中被保存了下来，说明常璩在采录这样一首东汉末年的诗歌方面，不仅注意到了诗歌的艺术性，也注意到诗歌的思想性。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华阳国志》也存在不少缺点。对属于地主阶级的“耆旧”、“先贤”，“大姓”、“显宦”，他们的仕宦言行，往往不厌其详地加以载述。还有，因为它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有时不免流露出地方民族主义的色彩。
《世说新语》 在西晋时，有郭颁撰《魏晋世语》十卷。东晋隆和（公元362—363年）中，有裴启，字荣期，收集汉、魏以来一直到东晋穆帝时为止，关于世家大族、名士显宦的言语应对，人物品题，符合于当时清谈风尚的材料，撰成《语林》十卷。由于它的故事新颖，文笔清隽，其书曾风行一时。《世说新语·文学篇》称：“裴郎（裴启）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但是《语林》中记载谢安的“话言”两条，一条是说：“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秦穆公时善相马者）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一条是说：谢安当面对裴启说过，“裴郎乃可不恶，何得复为饮酒？”谢安向人否认，说他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样，别人就对《语林》有不同的评价，裴启本人也难以分辨，只得把书中牵涉谢安的事情，全都删削。东晋末，又有郭澄之仿裴启《语林》的风格体例，著《郭子》三卷。
到了南朝宋文帝时，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士何长瑜、鲍照等，在《语林》、《郭子》等书的基础上，撰成《世说新语》十卷，分为《言语》、《文学》、《识鉴》、《品藻》等三十八门。梁武帝世，刘峻又为《世说新语》作注，引用“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高似孙《纬略》）。刘峻注释此书时，征引广博，用书四百余种之多。遇到《世说新语》有谬误的地方，刘峻必摘其瑕疵，加以纠正。其注考证之详确，征引之繁富，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可以媲美。
《世说新语》虽然记的是轶事佳话，片言只语，但反映出了当时世家大族、豪门显宦的生活面貌，和一代的清谈风气，特别在揭露他们骄汰奢侈的腐朽生活方面，比较成功。《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是简明而有风致，它还保存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口语。文字虽简，表达能力却极强，往往通过两句三句话，把这个人的性格面貌，勾画了出来，形象非常鲜明。
在《世说新语》里，对偏安江东起栋梁作用的王导和淝水之战击败苻坚入侵时主持中枢大计的谢安，都是以肯定人物的面目出现的。试看书中对他们两个人的记载，《言语篇》载：
〔东晋初〕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世说新语》用过江诸名士在新亭对泣，怆怀故国的伤感情调，来衬托王导的坚毅性格和政治远见，是比较成功的。
《雅量篇》载：
谢太傅（安）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绰）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紧张），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悦，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同篇又载：
桓公（温）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坦之字）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温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又载：
谢公与人围棋，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指淝水之战大败苻秦）。”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第一则用诸人在风急浪猛中的喧动形状，来陪衬谢安泛海时那种貌闲意悦的神情；第二则写谢安临危不惧，而以王坦之的恐状来衬托谢安的宽容；第三则更着笔写出谢安在淝水大捷声中那种镇安朝野的高量雅度。使人读了这三则故事以后，对谢安这么一个清流人物，就有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作者写作上的成功之处。
《世说新语》作者为了要表现一个杰出的人物，往往制造一个典型的环境，把这个典型人物突出出来。如《雅量篇》载：
嵇中散（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準）尝请学此散，吾靳固（吝惜）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司马昭）寻亦悔焉。
嵇康的被杀，千古之下，为之扼腕。《世说新语》作者却正摄取了嵇康临刑时弹奏《广陵散》这样一个速写镜头，来为这位一代才人之死鸣不平。最后还提到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一事，来加强当时人们惋惜的气氛。
作者在《识鉴篇》中，对石勒的描写，也是很成功的：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张良）谏，乃曰：“赖有此耳！”
把石勒在实践中积累的政治经验和他的识见，前后只用三句话，就完全表达了出来。这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智慧的石勒，完全不同于一般史书所谩骂的石勒。
《世说新语》很少引用诗歌的全文，唯独对曹植的七步诗，却加以引用。《文学篇》载：
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死刑）。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统治阶级在同室操戈的时候，读曹植这首诗，不能不无动于衷。
《世说新语》写政治上遭到挫折的失意形象，也入木三分。如《黜免篇》载：
殷中军（浩）废后，恨简文〔帝〕曰：“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
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因为殷浩的北伐，是简文帝（时以会稽王秉国政）所支持的，想用北伐的胜利来牵制跋扈于上游的桓温。浩兵溃失官，所以责怪简文帝把他送上百尺楼上，却把梯子搬走了，使人下不了台。这二则，都是通过寥寥几笔，把失意人物的形象和懊丧情绪，都表达了出来。据刘峻在《世说新语》注中考证云：
《续晋阳秋》曰：浩虽废黜，夷神委命，雅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韩伯（韩康伯）始随至徙所，周年还都。浩素爱之，送至水侧，乃咏曹颜远诗曰：“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因泣下。其悲见于外者，唯此而已。则书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实也。
《世说新语》还善于表现幽默和讽刺。如《言语篇》载：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水牛），见月而喘（吴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故喘）。”
《俭啬篇》载：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术解篇》云：
郗信道（天师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这些幽默和讽刺的小品，语言简约含蓄，隽永有味。
由于作者的阶级地位和生活、思想的局限，《世说新语》是以全盘肯定的态度来看待当时世族名流的言行的，甚至对于他们不可宽恕的罪恶，《世说新语》作者也用欣赏的语气来叙述它。譬如《汰侈篇》载：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导）与大将军（王敦）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这一则，未必一定是实事，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世说新语》作者虽然把这则故事，安置在《汰侈篇》里，包含有谴责石崇残杀劝酒美人的意思。但这一则的本意却是要突出王敦，用王导的饮酒至于沉醉，来衬托王敦的坚不饮酒，突出王敦在年轻的时候，就具有豪迈残忍的性格。在这里，石崇枉杀无辜，便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对《世说新语》所存在的这些缺点，是应该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
《水经注》 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地理著作，有的记述州郡地理，有的专记名山大川，有的记叙征途经涉，有的兼记土产异物。其著名者，如三国时，蜀汉人谯周著《三巴记》，东吴人沈莹著《临海水土异物志》。西晋时，周处著《阳羡风土记》。东晋时，贺循著《会稽记》，顾夷著《吴郡记》。刘宋时，郭缘生著《述征记》，戴延之著《西征记》，山谦之著《吴兴记》、《丹阳记》、《南徐州记》，盛弘之著《荆州记》，庾仲雍著《湘州记》、《江记》、《汉水记》，袁山松著《宜都记》，阮昇之著《南兖州记》。这些著述，除了《江记》、《汉水记》记述长江流域、汉水流域的地理景物，卷帙稍多，每记五卷以外，其余少则一卷，多则三卷，其中描写山川风景，关河险阻，文字清丽可喜，读之令人神往。这一些地理著作，卷帙很少，虽然流传很广，却容易散失，所以保存起来比较困难。南齐时，陆澄收集了一百六十家地理方面著作，依据地理书籍性质的分类，著述的先后，编为《地理书》一百五十卷（其中目录一卷）。到了梁代，任昉又在陆澄所编的一百六十家《地理书》基础上，加以扩充，增收了八十四家，编成《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可惜这些地理著作，后来大部分散失了。在北魏人郦道元著《水经注》时，他本人没有到过江南，他记述江南的山川景物，主要借助于这些著作。
《水经注》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道元字善长，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北魏景明中（公元500—503年），为冀州镇东府长史，代行州刺史事。后历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职。道元当官“有严猛之称”（《北史·郦范传子道元附传》），因此权贵们都讨厌他。这时北魏雍州刺史萧宝夤看到北魏王朝面临分崩离析的局势，就想割据关陇，自立为帝，北魏的权贵们有意要陷害郦道元，建议派郦道元为关右大使，前往长安慰劳军士。道元入关前至阴盘驿（今陕西临潼东），被萧宝夤所派的人杀害了。这一年是北魏的孝昌三年（公元527年）。
道元好学博闻，历览异书。他生长的时代，正当两晋十六国各族大迁移以后，在北方，有许多地名，几经变动，人们已不知道它的原名了；有许多城郭，原来是设置过郡县的，以后废毁了，也有的是治所移动了。在南方，新成立了许多州郡县；侨置的州郡，又棋置星罗，变动更大。独有水道系统，尽管“川流戕改”，“川渠隐显，书图自负”（郦道元《水经注序》），也有变动，而且“胡汉译言，音为讹变”（《水经·河水注》），但究竟要比城郭的变改少，究竟容易考查一些。因此他依据三国时人所撰《水经》，而为之注，成《水经注》四十卷。《水经》原书只简略地叙述了一百三十七条水流，郦道元在注《水经》时，详细地介绍了全国重要的河流，有一千二百五十二条之多。《水经》原文，往往不过简短的一两句话，郦道元在《水经注》里却写成几百字甚至多到几千字的文章。《水经注》全文约三十万字左右，比起《水经》原文来要多二十倍左右。《水经注》的内容，包括沿革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各方面，它名为注释《水经》，实际上是一部以《水经》为纲的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郦道元在撰写《水经注》时，引用了周秦两汉以来与《水经》有关的文献达三百余种之多，有些间接的参考资料以及单篇的文章，尚不包括在内。
《水经注》在自然地理方面，如对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火井温泉，有翔实的描写。《水注》云：
右合火山西溪水，水导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上升，常若微雷发响。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其山以火从地中出，故亦名荧台矣。火井东五六尺，又东有汤井，广轮与火井相状，热势又同。以草内之，则不燃，皆沾濡露结，故俗以汤井为目。……井北百余步，有东西谷，广十许步。南崖下有风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测，而穴中肃肃常有微风，虽三伏盛暑，犹须袭裘，寒吹陵人，不可暂停。
郦道元对火井温汤的地貌描述，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地带一千多年前的火井活动和周围的地貌情况。
在经济地理方面，《水经注》详细地记载了古代劳动人民所修造的堰渠分布情况和溉田亩数，以及各地的特产等等。他又转引它书，记载了石油的产地，如《河水注》中载：
清水又东径高奴县（今陕西延安东），合丰林水，《地理志》谓之洧水也。故言高奴县有洧水，肥可，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称：酒泉延寿县（今甘肃玉门东南）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燃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洧水也。
这是今天延长石油矿和玉门石油矿的最早记录。郦道元却十分重视这些资料，他把这两则记录合在一起写在书里，后来张华的《博物志》散佚了，幸亏郦道元摘录下来，才不致湮没。又如关于石炭使用的记载，《水经·浊漳水注》云：
〔邺城〕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
又《水注》载：
火山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
这两则有关石炭的记载，也是史书中较早记录中国人使用石炭的资料，作为古代经济资料来说，价值是很高的。
又如《河水注》中，记载了河东蒲坂（今山西永济）的名酿——桑落酒。
河东郡郡多流杂，谓之徙民。民有姓刘名堕者，宿擅工酿，采挹河流，酝成芳酎。……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浆焉。别调氛氲，不与佗同，兰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贡献，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平民），牵拂相照者，每云“索郎有顾，思同旅语”，索郎反语为桑落也。
这种河东的名酒，当时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郦道元把它详细地记载了下来。
在沿革地理方面，郦道元在《水经注》里，不仅系统地阐明了水道的源流和变迁，同时他还对郡县的沿革，城市的盛衰，以及历史故迹、民间传说，都作了详尽的记载。譬如他在《渭水注》中，对西汉、前秦故都长安的描述；在《浊漳水注》中，对曹魏和后赵故都邺城的描述；在《水注》中，对北魏前期都城平城的描述；在《谷水注》中，对当时的皇都洛阳的描述，都结合历史的事迹，宫殿园苑池台巷市遗址的调查，详尽细致，令人读了不仅增长地理知识，同时也增长历史和考古知识。
《水经注》既是古代地理名著，也是山水文学中的优秀作品。郦道元以雄拔隽秀的文笔，不拘散骈的文学形式，来描写祖国的壮丽河山，具有很大的感染力。郦道元对于自己游历过的地方的自然景色，写得尤其生动翔实。郦道元是在青、齐一带长大的，因此他在《水经注》里，对这一地带的名胜区，写得特别出色。如《巨洋水注》载：
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斯地盖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称焉。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寔可凭衿。小东有一湖，佳饶鲜笋，匪直芳齐芍药，寔亦洁并飞鳞。
虽是寥寥几笔，临朐的绮丽风光，却已尽收眼底。
又如郦道元在《济水注》中写大明湖景色说：
济水又东北，泺水入焉。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如轮。……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可谓濠梁之性，物我无违矣。
这是最早描述大明湖和历下亭的记载。
此外如对三门峡的描写，文笔也非常细致生动。《河水注》云：
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河水翼岸夹山，巍峰峻举，群山叠秀，重岭干霄。……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杰出，势连襄陆。……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虽世代加功，水流，涛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踟蹰难济。
上面一些情况，大都是郦道元亲身经历过的，这才写得出来。至于江南、西蜀，不在他足迹所至的范围之内，郦道元网罗了那一带的地理文献资料，借以弥补自己知识之不足。如他在《沔水注》中，讲到汉中阳都坂（在今陕西洋县东北）杂峻异常，说：
〔汉水〕又南径阳都坂，东坂自上及下，盘折十九曲，西连寒泉岭。《汉中记》云：自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涉黄金峭（今陕西洋县东北）、寒泉岭（今陕西洋县北）、阳都坂，峻百重，绝壁万寻。既造其峰，谓已逾崧（嵩山）岱（泰山），复瞻前岭，又倍过之。言涉羊肠，超烟云之际，顾看向涂，杳然有不测之险。山丰野牛野羊，腾岩越岭，驰走若飞，触突树木，十围皆倒。山殚艮阻，地穷坎势矣。
这一则对秦岭南段景色的描写，郦道元主要利用了庾仲雍的《汉中记》的记载。经过他加工以后，文笔生动，使人读了，有点像他自己正在跋登万重峻岭，回头顾眄烟云苍茫的来径一样。
还有描写长江的三峡景色，《江水注》云：
江水又东径巫峡……历峡东径新崩滩……其下十余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峡所无，乃当抗峰岷、峨，偕岭衡、疑，其翼附群山，并概青云，更就霄汉，辨其优劣耳。……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其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三峡不是郦道元足迹到过的地方，但是他善于利用当时文学家写的游记、地志，如庾仲雍的《江记》、盛弘之的《荆州记》、袁山松的《宜都记》等书，因此把前人和当时人对三峡的景色描写记录下来。
《水经注》对历史沿革地理作出很大贡献。倘使没有《水经注》的记载，后人简直无法考知汉代朔方郡的境界在那里，也无法知道汉代的渔阳郡白檀县在今天承德西北。今天北京密云，当时叫通潞县。北魏的密云县和西密云戍，在今天河北丰宁县附近。到了东魏时失去安州，当时的密云县治自口外的丰宁县迁到通潞县境内，后来通潞县在地图上消失了，代之以今天的密云了。清乾隆时，清高宗御制《热河考》和《滦河濡水源考证》，犹以为“白檀乃今密云”，郦道元把白檀、要阳安置在承德西北，是错误的，“汉时郡县，安得至此？”一批御用学者也随声附和，认为“白檀、要阳在今密云，并非滦水所经。郦氏此条，舛误殊甚。御制《热河考》、《滦源考证》特加辨正，一破千古传讹”。实际在密云的白檀、要阳，是东魏以后的侨治，汉代的白檀、要阳确实是在承德西北。不是郦道元记载错了，而是御制《热河考》、《滦河濡水源考证》考错了。
当然，郦道元的《水经注》，不是没有缺点的。江南不是郦道元经历过的地方，有些地区又缺乏文献方面的资料，因此郦道元记载这些地区的水道河流，往往失实。举两三个例子来说。他把《羌水篇》中的白水（白龙江）和《漾水篇》中的白水（白水江），搞成一个源头，都出于西山。他把云南的叶榆水从大理通到昆明。还采用古老的违反科学的传说，黄河的水源出于昆仑墟，这个昆仑墟却在今天的新疆。另外，又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因此在《水经注》里记载了不少神鬼故事和迷信传说，这就不能不削弱这部伟大著作的科学价值。
《洛阳伽蓝记》 东魏时，阳之撰《洛阳伽蓝记》[4]。之历官抚军府司马，期城郡太守。洛阳为东汉、曹魏、西晋的京都。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又自平城迁都洛阳，此后四十年中，洛阳再度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尔朱荣入洛，杀王公朝士二千余人，当时死事之家多舍居宅以施寺，为死者造福，故史称“京邑第舍，略为寺矣”（《魏书·释老志》）。永熙（公元532—534年）初，“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洛阳伽蓝记序》）。永熙末，东西魏分立，东魏迁都于邺，诸寺僧尼，同时徙邺。接着东西魏长期战争，洛阳被战火破坏得很严重。阳之本来就居住过洛阳的，武定五年（公元547年）又因事到达洛阳，看到过去繁华的洛阳城，这时候“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洛阳伽蓝记序》）。之抚今思昔，感触万端，于是怀抱这个故都横遭大劫的沉痛心情，写出《洛阳伽蓝记》这部书来。
阳之在《洛阳伽蓝记》里，用细致的笔触来记述城内外著名伽蓝的结构和帝都风物、庭园景色。如他记载城南景明寺说：
景明寺，宣武皇帝（元恪）所立也。景明年（公元500—503年）中立，因以为名。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其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台观光盛，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飞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公元520—524年）中，太后始造七层浮图（塔）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闻激电，旁属奔星”是也。妆饰华丽，侔于永宁（寺名）。金盘宝铎，焕烂霞表。寺有三池，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蘩藻；或青凫白雁，沉浮于绿水。（碾）硙舂，皆用水功。伽蓝之妙，最为称首。
像景明寺这样的寺院，当时在洛阳还不止一两所。这些寺院的建筑，都是“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洛阳伽蓝记序》）。当时北魏全国大小寺院二万多所，其豪华奢靡的情况，可以推想而知。
阳之还通过本书，详尽地记载了北魏末年尔朱氏跋扈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当时贵族权豪穷奢极欲的生活及其贪鄙性格。如写河间王元琛的华侈和章武王元融的贪婪：
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争修园宅，互相夸竞。……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缋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琛〕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环锁，诸王服其豪富。琛常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行列如钱的雕制环状饰物）青琐（用青色涂饰的连环形花纹），玉凤衔铃，金龙吐佩。素柰朱李，枝条入檐。……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案行府库，锦珠玑，冰罗雾，充积其内，绣缬、绫、丝彩、越葛、钱、绢等，不可胜计。琛忽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限，见之婉叹，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及〔胡〕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性（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指北魏武泰元年，尔朱荣举兵入洛，杀王公朝士二千余人），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当是因旧为河间王宅而名）。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
阳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当时洛阳商市的情形，除了洛阳大市和通商等十里，已在第七章第三节提到以外，它还记载了永桥市和鱼鳖市：
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为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
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市也。
《洛阳伽蓝记》除了记载这些商市以外，还介绍了当时誉满洛阳的佳酿桑落酒：
市西有延沽、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
这一条和上引《水经·河水注》刘堕桑落酒条参看，就可以看出刘白堕所酿的桑落酒风靡全国的畅销盛况。
另外，阳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还介绍了南北两地饮食嗜好的殊异情况，如说：
〔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喝饮茗汁（茶）。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孝文帝）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乡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
又如记录当时重视四声反切的风尚说：
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高祖名闻义里。……冠军将军郭文远游憩其中，堂宇园林，匹于邦君。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尝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第宅？过佳！”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元谦曰：“凡婢双声！”春风曰：“伫奴谩骂！”元谦服婢之能，于是京邑翕然传之。
“是谁”同属禅母，“过佳”及“郭冠军家”同属见母，“凡婢”同属奉母，“双声”同属审母，“伫奴”同属泥母，“慢骂”同属明母，皆双声字。“第宅”二字，“第”为定母，“宅”为澄母，古音亦属同部。李元谦和春风互相用双声语来嘲戏，可见当时喜用双声语的风尚已很普遍。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出色的地理著作，又是一部抒情的文学作品。这部书的文体，接近骈俪，但不流于浮靡雕琢。它能够以精雅洁净的语言，繁简得宜的记叙笔法，表现了纯熟的艺术技巧。阳之还依据宋云《家纪》、慧生《行记》和《道荣传》，综述宋云、慧生西行求法的经过，这是研究古代西域和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如果没有保存在《洛阳伽蓝记》里，那也早就散失了。
《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一样，记载了不少鬼神传说，这和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密切相关的，尽管作者本意不在于宣传鬼神怪异。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颜之推，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之推初仕梁朝，为梁元帝散骑侍郎。西魏破江陵（公元555年），之推被俘入关。他偷偷从弘农郡（今河南陕州区）坐了一条小船，趁黄河水涨，逃奔北齐。仕齐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又入周，至隋初病死。他在《观我生赋》自注里，说自己一生“三为亡国之人”，一次是侯景破台城；一次是江陵沦没；一次是北齐灭亡。他在赋的结尾沉痛地说：“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他和庾信的心情一样，对身世的感触是较深的。
颜之推是南北朝后期的一位著名学者。他的代表作是《颜氏家训》二十篇。《家训》的《序致篇》说：“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他所著《家训》，确实也避免了这点，做到言之有物。由于他经历南北，饱经忧患，深知南北俗尚的弊病，政治的得失，南学北学的短长，因此在《家训》里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时，往往非常中肯。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曾揭露了北方世家大族教儿子学鲜卑语、弹胡琵琶，借以猎取官位的无耻行径。《教子篇》说：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吾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对这种无耻想法，颜之推是深恶痛绝的。他又揭露了北方世家大族凭借门第来进行婚姻买卖交易的丑剧，《治家篇》说：
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
他批评南朝的世家大族，“未尝目观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涉务篇》）。“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竖也；问其为田，不知稷早而黍迟也。”（《勉学篇》）他进而抨击了南朝的门阀世族制度，《涉务篇》说：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跳跃），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勉学篇》又说：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犹落拓）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
以上二则，对南朝世家大族的没落腐朽，揭露无遗。
颜之推对北朝贪婪的鲜卑贵族，也作了辛辣的讽刺。他在《治家篇》里说：
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千人。朝夕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便无以兼。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弊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
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还反映了世家大族南北风尚的区别，如在《治家篇》里说：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唯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曲，此乃恒代（北魏初都恒州代郡之平城）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
此外他在《治家篇》里又反映了当时北方世家大族溺杀女婴的恶习：
太公曰：“养女太多，一费也。”陈蕃曰：“盗不过五女之门。”女之为累，亦已深矣。……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吾有疏亲，家饶妓媵，诞育将及，便遣阍竖守之，体有不安，窥窗倚户，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闻也。
《颜氏家训》这些方面的记载，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社会风习的了解。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几次提到，有了一点学问，千万不能骄傲。他说：“夫学者所以求益尔，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勉学篇》）。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还提出他在经学和文学方面的见解，有些是很精辟的。他对南朝文学批评形成一种风气，非常赞许。他说：“《书》曰：‘好问则裕。’《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羞惭者多矣”（《勉学篇》）。所以他说：“江南文制，欲人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曹植）得之于丁也”（《文章篇》）。他对北朝文坛上文学批评风气的不展开，所谓“山东风俗，不通击难”，是不以为然的。
颜之推认为要使作品有生命，首先要有充实的内容，然后再讲求写作技巧。他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他反对当时那种浮艳的文风，说：“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认为偏重辞藻，反而阻碍了内容的表达，限制了文气的奔放。因此他主张向古人的作品——主要是优秀的散文学习，说“古人之文，宏材逸气，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远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文章篇》）。
颜之推谈到当时的经师：“‘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闻一言辄酬数百〔言〕，责其指归，或无要会”（《勉学篇》）。他对这种学风，也加以反对。他嗤笑当时的学者，说他们正像邺城谣谚中所嗤笑那样，“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讲了好多废话，始终没有把主题点出来，这种情况“令人气塞”，他告诫子孙千万别向他们学习。
《颜氏家训》一书，不但持论平实，而且在当时骈偶文盛行的年代里，沾染习气不深，它的文风，给人以一种浑朴的感觉，对后代散文的发展，起了一定影响。
颜之推这一部书，自然也有许多缺陷。尤其是之推虔信佛教，在《家训》里散布了因果报应思想，这是必须加以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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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本节编写时，参考了金毓黻先生著《中国史学史》第四章。文中附录后汉史、三国史、晋史、十六国史、南史、北史诸表，均据金先生书中所列之表制成。
[2] 《庄子·外物篇》：“苌弘死乎蜀，藏其血，三年化为碧。”按苌弘碧血，蜀地传说又把它变为碧珠，常璩否定了这种说法。
[3] 扬雄《蜀王本纪》：“望帝使臣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且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望帝去时，子鸣，故蜀人悲子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按子，即子规，杜鹃鸟的别称。
[4] 阳之，刘知幾《史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羊之。《隋书·经籍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法琳《破邪论》、道宣《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作杨之。独唐释道宣《广弘明集·辩惑篇》作阳之，并云：“阳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按羊氏郡望为泰山，杨氏郡望多弘农，独阳氏郡望是北平。之既是北平人，当作阳氏为是。北平阳氏，是北朝的世家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