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阶段，南方各族人民通过长期的密切的经济文化的联系，加速了各族的进步和互相融合的进程。
豫州“蛮”与荆、雍州“蛮” 讲南方的民族融合，首先要提到山越。从三国的东吴时期起，山越就已经从深山险阻之间出居平地，逐渐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纵然在南朝的梁、陈之际，还有山越在会稽一带活动的记载（见《陈书·世祖纪》），此后再也没有记载，它已完全和汉族融合起来了。关于山越，我们在前面叙述东吴历史的时候，已经讲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去多谈它了。
其次要提到的是“蛮”族。先讲豫州“蛮”，它是廪君“蛮”的后裔，后来出至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又从南郡迁至汉水下游，渐渐又推进至庐江（郡治舒，今安徽庐江西南），就形成为豫州“蛮”。他们活动的地方，“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豫州蛮传》）。在豫州“蛮”中间最有名的一支是五水“蛮”，因为西阳郡（治西阳，今湖北黄冈）有巴水、蕲水、希水（今浠水）、赤亭水（今举水）、西归水（今倒水）五条水，这五条水的东北就是今天的大别山区，豫州“蛮”“咸依山谷”（《南齐书·蛮传》），“所在并深岨，种落炽盛”（《宋书·蛮传》）。他们也以种植谷物为主要生产，一到收获的季节，“‘蛮’田大稔，积谷重岩”（《宋书·沈庆之传》）。南朝的统治阶级，经常出动大军，向他们居住的地区进行掠夺，“搜山荡谷”，“系颈囚俘”（《宋书·蛮传》）。他们往往奋起抵抗，杀得官军“被伤，失马及器仗”（《南齐书·蛮传》），狼狈而归。后来南朝政府索性在他们居住的地区，成立左郡、左县，拉拢“蛮”族的酋豪渠帅来担任左郡太守、左县令，对他们实行羁縻的政策。
除了豫州“蛮”以外，还有荆、雍州“蛮”，他们的祖先，自称是盘瓠之后，可能是一个崇拜狗图腾的部落。他们原来居住在长沙、武陵一带，武陵有雄溪、溪、辰溪、酉溪、武溪五条溪，因此称为五溪“蛮”；后来又渐渐北上到荆州、雍州（治襄阳）一带。荆州置有南蛮校尉府，雍州置有宁蛮校尉府，专门管理荆、雍两州“蛮”族事务。南朝也在他们的居住地区，设立左郡、左县，“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比起土著居民来，赋税比较轻。南朝统治下的人民，苦“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所以“蛮”族居住地区的人口，反而激剧增加。遇到好刺史，如宋文帝时刘道产任雍州刺史，他“善抚诸‘蛮’，前后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缘沔（汉水）为居”。刘道产死后，继任的官吏，压迫“蛮”人，史称“徭赋过重，‘蛮’不堪命”（《宋书·蛮传》），被压榨到活不下去的地步，就只能举起反抗大旗，出兵断道了。“汶阳（郡治高安，今湖北远安西北）本临沮（今湖北当阳西北）西界。二百里中，水陆迂狭，鱼贯而行，有数处不通骑，而水白田甚肥腴。”这个地区，西边是今天的神农架，“西北接梁州新城（南新城郡治房陵，今湖北房县），东北接南襄城（郡治在今湖北南漳），南接巴（巴东郡治鱼复，今重庆奉节东）、巫（今重庆巫山）”（《南齐书·蛮传》），“蛮”族人民辛勤地把这个地区开垦了出来，可是南朝的统治阶级却进兵这个地区，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掠夺，“断其盐米”，想困死他们，结果还是“连讨不克”，无功而返。
“蛮”族留居在湘州一带的称为莫徭“蛮”，史称“湘州界零陵（郡治泉陵，今湖南零陵）、衡阳（郡治湘西，今湖南株洲市西南）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世不宾服”（《梁书·张缵传》）。《隋书·地理志》讲到它的风俗时说：“长沙郡又杂有夷，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其男子但著白布裈衫，更无巾裤；其女子青布衫，斑布裙，通无鞋。婚嫁用铁钴为聘财。武陵（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巴陵（郡治巴陵，今湖南岳阳市）、零陵、桂阳（郡治郴县，今湖南郴州）、澧阳（郡治澧阳，今湖南澧县）、衡山（郡治衡阳，今湖南株洲市）、熙平（郡治桂阳，今广东连州）皆同焉。”说明这个地区都是莫徭“蛮”的居住区域。
在三峡一带的盘瓠“蛮”，在南北朝末年有冉氏、向氏二姓，“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他们的酋豪也自“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魏书·蛮传》）。否则就过不了这个三峡通道。
北朝的史书上，就不分别廪君“蛮”和盘瓠“蛮”而混称为“蛮”了。《魏书·蛮传》称“蛮”族“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今安徽寿县），西通上洛（今陕西商州），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于魏氏（曹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江、淮之间的“蛮”族，实际是指廪君“蛮”而言，上洛、汝、颍之间的“蛮”族，则是指盘瓠“蛮”而言。到了十六国的刘聪、石勒时期，中原云扰，更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碍“蛮”族向北迁移，因此，盘瓠“蛮”（也称荆、雍州“蛮”）也就“渐得北迁，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以南，满于山谷”。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为了巩固洛阳都城的防务，开始用兵襄樊，进军三关（平靖关、武阳关、黄岘关，均在今河南信阳之南）。这些地区本来是“蛮”族的左郡、左县所在地，孝文帝拉拢大阳（今大别山区）“蛮”王桓天生（他自称是桓玄的儿子），封他为襄阳王、东荆州刺史，令居朗陵（今河南确山西南），跟随桓天生北附北魏的“蛮”族，据说有八万余落之多。“蛮”族酋豪很多像桓天生一样，利用南北朝对峙的矛盾，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蛮”族人民一般都是“衣布、徒跣（赤足），或椎髻，或剪发”。“便弩射”，“虎皮衣楯”，“兵器以金银为饰”（《南齐书·蛮传》）。由于“蛮”族人民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以及沔水南北以后，长期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互通婚姻，所以到了南北朝后期和隋唐之际，他们基本上已和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分别不出“蛮”、汉了。
人与俚人 “蛮”族以外，就应该提到人和俚人。亦作奚，或作溪。居住的地区，大概在今江西省的南部和广东省的曲江一带。当时北来的世家大族轻视江南的少数民族，所以东晋温峤诋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作“狗”（见《南史·胡谐之传》）。族人民有很多被人掠卖为奴婢，过着悲惨的生活。南朝宋时人乔道元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家里有“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獐，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初学记》卷19引《乔道元与天公笺》）。东晋、南朝统治阶级对族人民进行各种各样的掠夺和压迫，引起族人民的不断反抗。东晋末年农民起义军重要将领徐道覆曾以始兴（郡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为据点，他的部下多为“始兴溪子，拳捷善斗”（《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六年），所谓“始兴溪子”就是指今广东曲江一带当时的族人民而言的。人的宗族，往往以溪洞来称呼。梁、陈之际，有新吴（今江西奉新西）洞主余孝顷出任豫章（郡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太守，他大概是溪洞的豪姓，而不是一般族的普通人民了。可是族内部，贫富贵贱的分化，也很剧烈。南北朝以后，族这个名称，已经少见。后来以溪峒相称的，不是指族，而是指湘黔桂的苗、瑶诸族了，因为那时族早已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
俚人当时分布在今两广、湘南等山地，大部分俚人已和汉人杂居，同为国家编户。逃役的汉人，“年及应输”（《宋书·良吏·徐豁传》），便往往逃入俚人村落。历史的记载里说：“俚人则质直尚信”，“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隋书·地理志》）。可见俚族内部虽然已经贫富分化，但风俗习惯还是比较纯朴的。东晋、南朝的统治阶级为了统治俚族人民，往往拉拢他们的酋豪渠帅，来担任州郡官吏，所谓“又岭外酋帅，因生口（奴隶买卖）、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隋书·食货志》）。郡县的地方政权，往往操纵在酋豪渠帅手里，东晋、南朝政权对这些郡县，也只是“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魏书·司马睿传》）。东晋、南朝对这个地区进行剥削，也不是采用田租赀调等形式，“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隋书·食货志》）。俚族人民所受南朝政府的剥削，虽较汉族的编户为轻，但有时也很沉重。如“中宿县（今广东清远）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中宿县并不产银，俚民得向市上去购银，“俚民皆巢居鸟语”，不懂买卖，每碰到要购银输课，就逃不了被商贾剥削的一关。因此表面上看来，“官所课甚轻”，而实际却是“民以所输为剧”（《宋书·良吏·徐豁传》）。所以州郡官吏也替俚民说话，请改计丁课银为计丁课米。东晋、南朝时期，广、湘地区爆发了无数次农民起义，常常有俚民参加。
僚族 僚族原来居住在我国西南部的广西、贵州一带。李势王蜀时（公元346年左右），僚人开始移居巴蜀地区，先是“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分布居住。“自汉中达于邛、筰，川洞之间，所在皆有”。到了北朝中期，僚族人口更加增多，仅隆城镇（今四川仪陇北）北僚的一支，就有僚户二十万户之多。僚人和汉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不为编户的，当时称其酋帅为“头王”。头王也“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这个僚族的头王，是由僚族村落里推选出来的，所谓“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可见头王的势力范围不是太广，权力也不是太大。但“父死则子继，若中国（指中原地区）之贵族也”，说明头王已经是世袭的了。僚族的支派也很复杂，“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子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他们还处于很原始的奴隶制阶段。奴隶掠卖的现象非常普遍，“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村落之间，“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他们性格暴躁，“忿怒”的时候，“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谢，不复嫌恨”。“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便于熟食。”僚人作战，“唯执盾持矛，不识弓矢”，因此他们的战斗力并不太强。僚人也以农业为主要生业，他们织出的“细布，色至鲜净”。“死者竖棺而埋之”。可见他们是采用竖棺葬的。南朝梁武帝时，“梁、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魏书·僚传》），说明南朝的统治阶级公开掠卖僚族人民，充作奴隶。西魏、北周取到巴蜀地区之后，更是大规模用兵，掠夺僚人居住的村落，“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口以充贱隶（奴隶），谓之为压僚焉”。因中原地区的鲜卑、汉贵族、官僚使用僚奴婢的非常普遍，所以当时“商旅往来”巴蜀的，也多贩卖僚奴，赚取暴利。这么一来，中原地区的“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周书·僚传》）。由于鲜卑、汉族地主不断对僚人居住地区进行人口掠夺和屠杀，从而经常引起僚人的反抗。史书上记载着：僚人“种族滋蔓，保据岩壑，依林走险，若履平地，虽屡加兵，弗可穷讨”（《周书·僚传》）。这说明鲜卑、汉族统治阶级的残酷掠夺和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僚族人民。入唐以后，伐僚的事情，逐渐少见，大概僚族已经和汉族融合起来，没有僚、汉的分别了。
爨族 分布在今云南东部（迤东、迤南）的各民族，从两晋以来，大多处在其酋帅爨氏的统治之下，因此被称为爨人。爨人分为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两部，西爨白“蛮”分布在今昆明、嵩明、安宁、晋宁，西至老鸦关一带；东爨乌“蛮”则围绕在西爨白“蛮”居住地区的东、南、北三面，即北自寻甸、曲靖，东经师宗、弥勒，南达建水、元江。这个两爨地区，当时“邑落相望，牛马被野”（《蛮书》）。两晋、南朝政府沿用蜀汉以来的羁縻政策，除了只是任命汉人将帅担任宁州（西晋治味县，今云南曲靖；南齐移治同乐，今云南陆良东北）刺史外，一般郡守、县令，都由爨族酋豪世袭，而经中央政府加以追认。东晋、南朝的统治阶级往往利用爨族酋豪来镇压边地人民，遇有邻近州郡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南朝政府也发动爨族酋豪来共同镇压。如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益州地区爆发了赵广为首的起义，起义的火焰曾播及到宁州地区，晋宁（郡治建伶，今云南晋宁区）太守爨龙颜曾出动军队，进行激战，终于把这次起义镇压下来。侯景乱梁，宁州刺史徐文盛从爨族地区招募士兵数万，东下拒景。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不管山越、俚、僚的出居平地，豫州“蛮”、荆雍州“蛮”的向北推移，由于他们和中原地区汉族（或鲜卑族）人民二三百年的交错杂居，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各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从而也比较显著地出现走向封建化的过程以及与汉族逐渐融合的局面。除了南方的边远地区外，到了隋唐，进入中原地区和江南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基本上已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就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莫徭、西爨白“蛮”、东爨乌“蛮”等等，由于受到中原前进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的社会结构，也多少地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