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流民的南下 西晋永嘉以后二三百年间，进入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汉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异常残酷，他们对汉族农民，不是呼为“汉狗”、“贼汉”，便是呼为“头钱价汉”[1]，“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在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汉族人民联合被压迫的各少数兄弟族人民，自始就没有停止过反抗，到处举行武装起义，而且如梁犊的起义，终于摧毁了最残暴的石赵统治政权。此外，在每逢少数民族贵族统治权动摇之际，北方通向江南国境的封锁线上，偶然绽裂出一个缺口，那些本来“南向而泣，日夜以觊”的中原人民，就“北顾而辞”（《南齐书·王融传》），像潮水似地越淮渡江，奔向江南了。当然，江南广阔而肥沃的耕地的垦辟，也是北方人口南移的一种吸引力。
中原人民流亡南下，除了巴、蜀流民在永嘉之前已布满荆、湘一带外，此外可以分作七个时期。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一个时期[2]。
太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今安徽亳州）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多，这是第二个时期[3]。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梁犊起义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赵政权崩溃，桓温出兵关中，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4]。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大捷，苻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渡江，这是第四个时期[5]。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河南、关中次第收复，既而复失关中；刘裕死，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转多，这是第五个时期[6]。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步，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六个时期[7]。
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七个时期[8]。
中原人民流徙南下，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据谭其骧教授的统计（见《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第15期），今江苏长江南部的南京、镇江、常州一带，长江北部的扬州市及淮阴一带，当时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山东地区及苏北移民为主体，河北、皖北副之。今皖南的芜湖与江西九江附近及皖北，河南的淮水以南、湖北的东部，当时所接受之移民，以今之河南及皖北移民为主体，河北、苏北副之。今山东省黄河以南，当时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河北及山东之黄河以北移民为主体。今湖北江陵、松滋及湖南北部安乡一带，当时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山西移民为主体，河南副之。今河南、湖北二省的汉水流域，上自郧西、竹溪，下至宜城、钟祥，以襄阳为中心，当时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陕西及河南的西北部移民为主体。今四川自成都东北沿川、陕通途及陕西之汉中，当时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甘肃及陕西北部移民为主体。综观迁徙的大势，是我国北方的东部人民，迁移到我国南方的东部；我国北方的西部人民，迁移到我国南方的西部。
谭其骧教授把《宋书·州郡志》中所记载的侨州郡县之户口数作为南渡人口（政府的编户齐民）之约数，自永嘉截至刘宋之季，南渡人口（编户齐民）约有九十万，占当时政府编户齐民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当西晋太康之初，北方诸州及徐州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见《晋书·地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而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北方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强。换言之，亦即晋永嘉以来，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至南方。结果使东晋、南朝所辖境域内，其政府编户齐民中六分之五为本土旧民，六分之一为北来侨民。
南渡民户，以侨寓今江苏者为最多，约二十六万，侨寓今山东者约二十一万，侨寓今安徽者约十七万，侨寓今四川及陕南之汉中者约十五万，侨寓今湖北者约六万，侨寓今河南者约三万，侨寓今江西、湖南者约各一万余。
全国侨寓人口中，侨寓今江苏者即有二十六万人。而南徐州（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一州领有侨寓人口二十二万余，几占有全省侨寓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九。南徐州内侨旧人口合计为四十二万余，若侨寓人口二十二万余，则比旧有人口多二万余人。
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出，上面的侨寓人口统计数字，只是指政府的编户齐民而言。北来的世家大族在过江之后，为了统治人民，建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同时也在江南火耕水耨的地域中，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别墅。在流离混乱之中，世家大族竭力吸收部曲、佃客以增加自己的剥削对象，而流徙民庶又不得不依附世家大族以图获得耕种的土地，于是在江南各地，由依附荫庇而形成的一种中古庄园形态，也更加发展起来。《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云：“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南史·齐本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当时“南北权豪，竞招游食”[9]，如山遐为余姚令，“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到县八旬，出口万余”（《晋书·山涛传孙遐附传》），可见当时世家大族荫庇户口数目之多。荫附的人户，不再向政府呈报户口，从此成为世家大族庄园下的佃客、部曲，他们的人数不会比在政府编户齐民之内的北来侨民为少。因此，上面侨民的数目，也不过是一个约数，其移民的实在数字，可能还要超过可以算出的侨寓人口的总数。
由于中原人民的大量南移，因此唐诗人张籍的《永嘉行》中，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的说法。
侨州郡与土断制 永嘉以后，中原地区人民大量南徙，倘若东晋政府不能及时很好处理这一问题，不但会失去作为侨寓政权的剥削对象，而且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又会重演。因此，东晋政权以及后来继承东晋的刘宋政权处理北来侨民的对策，除了拉拢流民领袖如祖逖、苏峻、郗鉴、康穆等，让他们参加中央或地方的行政机构之外，还在长江南北，梁、益通路，陆续成立北来侨民原籍地区的地方机构——侨州郡。《隋书·食货志》所谓：“元帝寓江左，百姓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置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只要注籍侨州郡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等的优待。在当时，兵役和国家租调的重担，成为编户农民破产的重要原因，政府对侨州郡人民，作出这一规定，不仅仅对延长侨州郡人民——编户农民破产时期的到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于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像怒潮似地涌向江南，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同时，当时北来的世家大族，互相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地望在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有如解放前在大城市中的某姓公馆标以某姓生地如“合肥李公馆”、“常州盛公馆”者然。倘使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了流寓江南而变成了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志，因此，他们也必会提出：琅邪（或陈郡）“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立此郡，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了[10]。
在元帝司马睿南迁时，琅邪人民随司马睿过江者一千多家，元帝在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邪侨民。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北六十里）境内侨立琅邪郡，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邪郡。北方的琅邪郡有临沂县（琅邪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南琅邪郡领邑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11]，这可以算是侨郡县的创始。其后侨置纷繁，以长江下游而言，在东晋渡江之初，由于从兖州、青州以及徐州北部（淮水以北）南下的侨民较多，所以东晋政府首先在京口界内侨立南徐州和南兖州（南兖州初在京口，其后迁往江北之广陵），在广陵界内侨立南青州，在芜湖界内侨立南豫州等州一级的机构；可是其他如幽州、冀州流徙南下到达江南的侨民，人数较少，就不设立州一级的机构，而只是在大江南北侨置幽、冀诸州的郡级或县级的机构，并把它们拨给南徐、南兖、南青等州来管辖，这样，以南徐州一州而论，就包括有徐、兖、幽、冀、青、并等州的郡邑。这种随便分合地区、随便侨置郡县的结果，到了后来，以今天常州一地而论，在当时就设有十五六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的流寓郡县，真是搞得“紊乱无纪，名实俱违”。如沈约《宋书》诸志总序所说：“自戎狄内附，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于是“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因此不得不“省置交加，日回月徙”，“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版籍（户口册）为之浑淆，职方（掌管疆域图籍的政府机构）所不能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版籍混淆，而流寓郡县仍然未改；一方面北来侨民，已因从事生产而有安定的生活。到这时候，东晋、南朝的统治者，认为过去优待侨州郡人民而作出的优复等等办法，已消失其曾经有过的意义。为了政府的“财阜国丰”（《宋书·武帝纪》）计，为了“京口”的“兵可用”计，自然有调整地方行政机构，实行“土断”，取消优复等等优待办法之必要了。
土断的目的，不是在于撤销侨置郡县。因为历次土断以后，虽也裁撤了或合并了一些流寓的地方机构，可是却把那些保留下来的和江南固有的地方行政机构，混合编制了起来，往往把江南的县邑，转移给侨州郡去管辖，俾使侨州郡有了实际辖地，如义兴郡本属扬州，由于南徐州统辖下的许多侨郡县和义兴郡接界，因此就把义兴郡改隶到南徐州之下；于湖（在今安徽当涂南三十八里）本来是属于扬州丹阳郡的，其后成为淮南郡的治所（淮南郡原治寿春）；当涂县（今安徽怀远）原来是属于治所设在寿春的淮南郡的，以后也随着淮南郡撤退，在于湖县境内成立了侨置当涂县，到了后来，原来在江南的于湖县，在舆图上却消失了，侨置的当涂县反而代替了于湖县的位置；武进（今江苏常州市）和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南十八里丹徒镇）县，本来是属于扬州晋陵郡的，以后丹徒变成南徐州南东海郡的辖地，晋陵郡也由扬州改隶于南徐州。这样一来，所谓土断，不但没有彻底裁撤侨置郡县，而且还搞乱长江中下游固有的旧地方行政系统。这种南北地名分合交叉的结果，除了客观上标志出南北两大地区人民在这种过程中的大融合以外，只有使人的地域观念混乱。同时，从这一点来看，也就可以说明土断制的目的，并不着重于裁撤流寓的郡县。
那么土断制的目的是什么呢?
土断制的中心内容，是想通过整理户籍，以便于政府统一进行对编户齐民的剥削——就是北来侨民，也不例外。东晋时范宁曾说：“荒郡（侨郡）之人，星居（分散）东西，远者千余〔里〕，近者数百〔里〕”[12]。刘宋时柳世隆亦称：“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散居）”[13]。这些北来侨民，居处既然这样分散，对政府来说，不但查实户口，有所困难；就是在将来取消优复等等办法之后，呼召役调，也无法进行。因此，在调整地方机构之后，对北来侨民，就须用乡里的组织形式，把他们编制起来，固着于土地之上，作为政府牢固的剥削对象，这就是土断人户的目的。
第一次土断，在东晋成帝咸和（公元326—334年）中，可惜史无明文[14]。第二次土断在成帝咸康七年（公元341年）。这次土断，为了使北来侨民保留着将来在故地收复之后，还可以回复原籍的希望，因此在取消流寓郡县之后，把户籍分作两种颜色，一种是黄色的户籍，所谓“黄籍”，是正规的土著的户籍；另一种是白色的户籍，所谓“白籍”，是北来侨户的户籍[15]。第三次土断，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晋书·哀帝纪》）。第一、二次土断，都没有第三次土断著名。第三次土断的命令，是在三月初一庚戌那一天颁布的，因此称为“庚戌制”，也称为庚戌土断。主持这次土断的是桓温。由于取消侨州郡优复等等办法之后，政府对北来侨民的剥削加紧加重，尤其是沉重的兵役，成为以后北来侨民破产的主要原因，因此，北来侨民往往在土断之际，隐匿不报户口，或去请求世家大族，取得他们保护，以期逃避比起世家大族的剥削来远为沉重的政府调役。因此桓温在执行土断法时，不得不对隐匿户口的世家大族，予以沉重的打击，如东晋宗室彭城王司马玄，“会庚戌制，不得藏户，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晋书·彭城穆王权传玄孙玄附传》）。又当时王彪之为会稽内史，“亡户归者三万余口”（《晋书·王传弟子彪之附传》），这也说明庚戌土断的彻底。由于执行得比较彻底，政府的收入增多，所以经过这次土断之后，史称“财阜国丰”。以后谢安当国，组织北府兵，也就是在这一次土断的基础上进行的。
此后，东晋义熙八年、九年（公元412、413年），进行第四次土断[16]。这时刘裕当国，先是会稽四姓中的余姚世族大地主虞亮，因“藏匿亡命千余人”，被裕处以死刑，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宋书·武帝纪》），所以这次土断，也能雷厉风行。除南徐、南兖、南青三州在晋陵郡界内（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者，不在土断之例外，其余皆依界土断，“流寓郡县，多被并省”（《宋书·武帝纪》）。经过这次土断后，一直到宋文帝刘义隆元嘉末年，一般官吏对户籍清理工作，可以说都比较重视[17]，因此，在齐、梁之际，再度整理户籍，还是以宋元嘉黄籍为依据的。到了宋孝武帝刘骏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始课南徐州侨民租”（《宋书·孝武帝纪》）。其后又有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7年）秋七月，“土断雍州诸侨郡县”的第五次土断。宋后废帝刘昱元徽元年（公元473年）的第六次土断[18]，齐高帝萧道成建元三年（公元481年）土断江北侨郡县的第七次土断[19]，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夏四月“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梁书·武帝纪》）的第八次土断，入陈之后，又有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的南朝最后的一次土断[20]。
土断以后，政府剥削对象增多，同时北来侨民不再享受优复待遇，因此造成一时的“财阜国丰”现象。但是租调的日益加重，和东晋、南朝政府在长久持续的战争中强迫北来侨民服兵役，使得他们生活贫困，并且缺乏劳动力，不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除了由债务人变为奴客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 * *
[1] 《北史·恩幸·韩凤传》：凤恒带刀走马，未曾安行，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凤……尤嫉人士。……未尝与人相承接，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
《北史·高允传》：允从祖弟祐，祐从子昂，昂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练兵于武牢。御史中尉刘贵时亦率众在焉。……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按“头钱价汉”《资治通鉴》作“一钱汉”，胡三省注曰：“言汉人之贱也。”
[2] 《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
《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刺史：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
《晋书·地理志》司州序：元帝渡江，亦侨置司州于徐，非本所也。
《晋书·地理志》徐州后序：永嘉之乱，临淮、淮陵并沦没石氏。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惟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又……置……琅邪郡……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又置顿丘郡，属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太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等郡，以属徐、兖二州。
[3] 《宋书·州郡志》：〔扬州〕淮南太守：……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渡。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
《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刺史：……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
《宋书·州郡志》南兖州刺史：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
《宋书·州郡志》南豫州刺史：晋江左胡寇强盛，豫部歼覆。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刺史祖约始自谯城退还寿春。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治芜湖。
[4] 《晋书·石季龙载记》：荆、楚、徐、扬，流叛略尽。
《晋书·冉闵载记》：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
《晋书·外戚·诸裒传》：石季龙死，裒上表请伐之。……裒率众三万，径进彭城，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使还镇广陵。时石季龙新死，其国大乱，遗户二十万口，渡河将归顺，乞师救援。会裒已旋，威势不接，莫能自拔……死亡咸尽。
《宋书·郡州志》〔益州〕安固太守：张氏于凉州立，晋哀帝时，民流入蜀，侨立此郡。
[5] 《宋书·州郡志》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
《南齐书·州郡志》：雍州……自永嘉乱，襄阳民户流荒。……〔晋安帝时〕郗恢为雍州，于是旧民甚少，新户稍多。
《宋书·州郡志》：〔南豫州〕南谯太守：晋孝武太元中，于淮南侨立郡县。……南梁太守：晋孝武太元中，侨立于淮南。
《宋书·州郡志》：秦州刺史：……晋孝武复立，寄治襄阳。安帝世，在汉中南郑。……西京兆太守：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领县三，户六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西扶风太守：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领县二，户百四十四。
《宋书·州郡志》〔益州〕怀宁太守：秦、雍流民，晋安帝立。……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一十五，口五千九百五十，寄治成都。……始康太守：关、陇流民，晋安帝立。领县四，户一千六十三，口四千二百二十六，寄治成都。……晋熙太守：秦州流民，晋安帝立。领县二，户七百八十五，口三千九百二十五。
[6] 《宋书·州郡志》司州刺史：……晋江左以来，沦没戎寇，虽永和、太元王化暂及，太和、隆安还复湮陷。……武帝北平关、洛，河内底定，置司州刺史……少帝景平初，司州覆没于北虏。文帝元嘉末，侨立于汝南（悬瓠），寻又废省。明帝复于南豫州之义阳郡立司州，渐成实土焉。
《宋书·州郡志》〔雍州〕冯翊太守：……三辅流民出襄阳，文帝元嘉六年立。……南天水太守：……本西戎流寓，今治岩州（汉水中之洲，在襄阳附近）。……领县四，户六百八十七，口三千一百二十二。……华山太守：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今治大堤（襄阳城东北之堤），领县三，户一千三百九十九，口五千三百四十二。《梁书·康绚传》：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其后即以康为姓。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苌河南尹。宋永初中，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
《宋书·武帝纪》：秦、雍流户，悉南入梁州。
《南齐书·州郡志》梁州：……宋元嘉中……氐虏数相攻击，关、陇流民多避难归化，于是民户稍实。
《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年秋八月甲申，以关中流民出汉川，置京兆、扶风、冯翊等郡。
《宋书·州郡志》〔秦州〕冯翊太守：三辅流民出汉中，文帝元嘉二年侨立。领县五，户一千四百九十，口六千八百五十四。……陇西太守：……文帝元嘉初，关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户归化，六年立。今领县六，户一千五百六十一，口七千五百三十。
[7] 《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熟，合万许家。
《宋书·州郡志》〔冀州〕魏郡太守：……江左屡省置，宋孝武又侨立。……领县八，户六千四百五，口三万三千六百八十二。……顿丘令：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归顺，孝武孝建二年立。临邑令：……孝武孝建二年，与顿丘同立。……河间太守：……江左屡省置，宋孝武又侨立。……领县六，户二千七百八十一，口一万七千七百七。……顿丘太守：江左屡省置，孝武又侨立。……领县四，户一千二百三十八，口三千八百五十一。……高阳太守：……江左屡省置，孝武又侨立。……领县五，户二千七百九十七，口一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勃海太守：……江左〔屡〕省置，孝武又侨立。……领县三，户一千九百五，口万二千一百六十六。
《宋书·州郡志》〔秦州〕北扶风太守：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领县三。
[8] 《宋书·州郡志》〔南兖州〕北淮太守：宋末侨立。……北济阴太守：宋失淮北侨立。……北下邳太守：宋失淮北侨立。……东莞太守：宋失淮北侨立。
《宋书·州郡志》兖州：……宋末失淮北，侨立兖州，寄治淮阴。……高平太守：……宋明帝泰始五年，侨立于淮南当涂县界。……东平太守：……宋末又侨立于淮阴。
《宋书·州郡志》青州：……明帝失淮北，于郁洲侨立青州，立齐、北海、西海郡。
《宋书·州郡志》徐州：……魏、晋、宋治彭城。明帝世，淮北没寇，侨立徐州，治钟离。
《宋书·州郡志》〔雍州〕北河南太守：晋孝武太元十年立北河南郡，后省。……明帝泰始末复立，寄治宛中。……弘农太守：……宋明帝末立，寄治五垄。
[9] 《晋书·颜含传》：过江……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
[10] 《南齐书·州郡志》北兖州：镇淮阴。……宋泰始二年，失淮北，于此立州镇。建元四年，移镇盱眙。……所领唯平阳一郡。永明七年，光禄大夫吕安国启称：“北兖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诉：‘旧壤幽隔，飘寓失所。今虽创置淮阴，而阳平一郡，州无实土，寄山阳境内。窃见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并有实郡；东平既是望邦，衣冠所系，希于山阳、盱眙二界间，割小户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臣寻东平郡既是此州本领，臣贱族桑梓，愿立此邦。”见许。……东平郡：寿张（割山阳官渎以西三百户置）。淮安（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一百户置）。
[11] 《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南琅邪太守：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邪相，而无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镇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
[12] 《晋书·范汪传子宁附传》：〔孝武帝时〕宁又陈时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里〕，近者数百〔里〕，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违，辄致严坐。……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
[13] 《南齐书·州郡志》：永明元年（公元483年），〔南兖州〕刺史柳世隆奏：“尚书符下土断条格，并省侨郡县。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今专罢侨邦，不省荒邑，杂居舛止，与先不异。离为区断，无革游滥。谓应同省，随界并帖。若乡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区域易分者，别详立。”于是济阴郡六县，下邳郡四县，淮阳郡三县，东莞郡四县，以散居无实土，官长无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见省，民户帖属。
[14] 《陈书·高祖纪》：〔其先〕世居颍川。……达，永嘉南迁……出为长城令……因家焉。……达生康……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
[15] 《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夏四月，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
《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七年胡三省注云：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白籍者，户口版籍也；宋、齐以下有黄籍。
《太平御览》卷606引《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则黄籍晋时已有）。
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卷4：《通鉴》九十六，晋咸康七年，诏实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断、白籍。史《释文》曰：“白籍，谓白丁之籍耳。”余（胡三省自称）按江左之制，诸土著实户，用黄籍；侨户土断，白籍。琅邪（司马睿封琅邪王）南渡，凡中土故家以至士庶自北来者，至此时各因其所居旧土，侨置郡县名，并置守令以统治之，故曰正土断。不以黄籍籍之，而以白籍，谓以白纸为籍，以别于江左旧来土著者也。若以为白丁之籍，则王公岂白丁哉?
[16] 《宋书·谢晦传》：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
《宋书·武帝纪》：义熙九年，时民居未一，公表曰：“……在昔盛世，人无迁业，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然九服弗扰，所托成旧，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于齐、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复之算，民怀思本之心……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所谓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终焉，敬爱所托耳。今所居累世，坟垄成行，敬恭之诚，岂不与事而至。请准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17] 《南齐书·虞玩之传》：建元二年（公元480年），诏朝臣曰：“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籍为正。……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阙，弊亦有以。……”
[18] 《宋书·后废帝纪》：元徽元年八月辛亥，诏曰：“分方正俗，著自虞册……故井遂有辨，闾伍无杂……虽绵代殊轨，沿革异仪，或民怀迁俗，或国尚兴徙，汉阳列燕、代之豪，关西炽齐、楚之族，并通籍新邑，即居成旧。洎……中州黎庶，襁负扬越，圣武造运……申土断之制。而……岁馑凋流，戎役惰散，违乡寓境，渐至繁积。宜式遵鸿轨，以为永宪。……”
[19] 《南齐书·柳世隆传》：建元三年，出为使持节督南兖徐青冀五州军事、安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上（齐高帝）欲土断江北。又敕世隆曰：“吕安国近在西，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大佳，民始无惊恐。近又令垣豫州（垣崇祖时任豫州刺史）断其州内，商得崇祖启事，已行竟，近无云云，殊称前代旧意。卿视兖部中可行此事不?若无所扰，春便就手也。”
《南齐书·吕安国传》：建元二年……上（齐高帝）遣安国出司州，安集民户。诏曰：“郢、司之间，流杂渐广，宜并加区判，定其隶属。……”
[20] 《陈书·世祖纪》：天嘉元年秋七月乙卯，诏曰：“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