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人民的流徙 西、北各族入居中原内地之后，因受西晋地方官吏和汉族地主的剥削与压迫，不断起来反抗。如在西晋泰始中，鲜卑秃发树机能举兵凉州，历十年之久（泰始五年至咸宁五年，即公元269年至279年）。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匈奴族人郝散起兵上党谷远（今山西沁源）；元康六年，氐帅齐万年起兵关中，郝散弟郝度元联结冯翊、北地羌、胡族人举兵响应，秦、雍二州氐、羌族人也奋起参加，有众数十万，声势浩大，连败政府军。他们都先后失败。可是秦、雍一带，自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起，由于水利失修，无年不旱。到了元康四年，便造成了严重的饥馑。元康七年以后，“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饥荒更是严重，“米斛万钱”，正是“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晋书·五行志》）。此后，“至于永嘉（公元307—312年），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在大旱荒大饥饿的情况下，秦、雍等州各族人民不得不流徙至梁、益、荆、豫等州就食[1]。并州的汉族人民，也在饥旱与日益壮大的匈奴贵族势力威胁之下，不得不流徙至冀、豫等州就食[2]。冀州的汉族人民又不得不流徙至兖州一带就食[3]。
秦、雍流民流徙至梁、益之后，西晋在益州的统治即告结束，益州的汉族农民，流徙到荆、湘地区，或南入宁州（州治味县，今云南曲靖）的很多。宁州连年饥疫，人民死亡在十万人以上，西晋在宁州的统治也濒于瓦解的前夜，在宁州的吏民，又有不少人由宁州撤退至交州一带[4]。
汉族人民迁徙的数目，大概从秦、雍迁出者约四五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从并州迁出者约四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从梁、益迁出者约二十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九；从冀州迁出者约一万户，约占当地总人口数的三十分之一。
总计迁徙的户口，见于记载的，将近三十万户，约占西晋全国总户数（三百七十七万）十二分之一强。占秦、雍、并、冀、梁、益、宁等州总户数（合计约六十万户）的二分之一弱。
由于人民大流徙，阶级矛盾更趋激化，便引起流民大起义。
流民入蜀与成汉建国 江统在《徙戎论》里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当时的关中地区，是汉族和氐、等少数民族杂居而且是人数不相上下的地区。在氐人齐万年所领导的经历四年之久（元康六至九年，即公元296—299年）的抗晋运动将告失败之际，秦、雍一带，由于连年荒旱，米一石卖到万钱，略阳、天水等六郡人民数万家、十余万口，包括人和氐人在内，这时不得不流徙至梁、益地区去就食。
在六郡人民流徙的过程中，六郡“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便成了流民的领袖。李氏就是略阳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称流徙之中，“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心”（《资治通鉴》晋惠帝元康八年），因而被推举为流民领袖。可见李氏后来领导流民与西晋政府对抗，在流徙之初就已打下深厚的群众基础了。
流民十余万口进入巴蜀地区之后，益州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西晋益州刺史赵见中原多事，有割据巴蜀的野心。他想利用这六郡十余万流民的力量来和西晋政府抗衡，于是拉拢李庠等，“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入蜀之道）”（《资治通鉴》晋惠帝永康元年）。西晋任命耿滕为益州刺史来替代赵，在耿滕到达成都之后，集兵杀滕，自称大将军、益州牧。又猜忌李庠“骁勇得众心”（《资治通鉴》晋惠帝永宁元年），借故杀李庠及庠子侄十余人。庠兄李特、弟李流将兵在外，团聚六郡流民七千余人进攻成都；战败逃亡，为其部下所杀。
赵既死，晋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率兵万余入蜀。晋廷并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晋书·李特载记》），“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华阳国志·大同志》），“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同时广汉太守辛冉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还“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并“于诸要〔隘〕施关，搜索宝货”。在这样情势下，流民遂起而反抗。李特屡为流民向政府请求放宽遣返期限，因此为流民所感戴，被推为领袖。公元301年，李特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北）结大营，收容流民，“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晋书·李特载记》）。可见流民生活的痛苦和西晋政府官吏对他们的压迫，是激起这次起义的重要原因。
李特分其众为二营，李特自居北营，弟李流居东营。还派阎式去见益州刺史罗尚，再一次请求他放宽遣返回乡的期限。罗尚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流民，所以假意应允。阎式知道罗尚欺骗他，便说：“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阎式回去不久，罗尚果然调动步骑三万来袭击李特大营。李特率军反击，政府军大败。于是六郡流民推李特为主，成立军政府。特称行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进兵广汉。
李特的领导六郡流民起兵抗晋，是能取得当时巴蜀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罗尚为首的西晋官吏，大都贪残异常，深为巴蜀人民所痛恨。《晋书·李特载记》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切措施，比西晋政权要好得多。李特开始领导六郡流民与西晋官吏进行斗争的时候，益州的地主阶级是站在政府方面的，但是由于益州土著地主的实力比较薄弱——前面曾提到过，蜀汉政权倾覆后，有武装组织、实力雄厚的荆楚地主集团，既然撤离四川，益州的土著地主集团却没有经过武装的过程，所以秦、雍流民一入益州，他们就无法抵御了，他们当时虽然也已经结成坞堡，但是军事力量悬殊，使他们不得不与李特等虚与委蛇。及至李特屡败晋军，攻入成都小城，罗尚退守成都大城，特因军中粮少，乃分六郡流民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议：“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资治通鉴》晋惠帝太安二年）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说：“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但是这些合理的意见并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结果，罗尚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合兵袭击李特。特军大败，李特被杀。
流民闻李特被杀，团结得更紧，由李流继续领导作战。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流民与西晋政权斗争。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终于逐走罗尚，攻下成都。304年，雄遂自称成都王；306年，改称皇帝，国号大成。
秦、雍六郡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它是由人李氏领导的，好像带有少数民族对抗西晋王朝的色彩，但是实际上巴族人从秦汉时代起就已融合于汉族之中，巴族人很早已经完全使用汉族的语言，而且巴蜀地区本来就是巴族人生息活动的区域，人和汉人之间无所谓民族隔阂，亦无所谓地域上的距离，因此，以人李氏为首的在这一地区发动的流民起义，是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与民族的双重斗争。
人李氏虽是略阳大姓，领导这次起义的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六郡大姓分子[5]，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的性质，即阶级斗争的性质。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领导的反晋运动，是完全符合广大流民的利益的。
但是，到了李雄称帝、成汉政权正式建立之后，政权性质确已转变，属于封建制政权范畴之内的了。本来在流民与以罗尚为首的西晋官吏进行斗争的军政府时代，李流为了战胜罗尚，就已与益州青城山武装大地主道教徒范长生取得联络；到了成汉建国，李雄称帝，任范长生为丞相，号“天地太师”。范长生拥有部曲数千家，李雄还允许优待他的“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晋书·李雄载记》）。对范长生优待到这样程度，这不仅仅是巩固成汉政权的一种策略，实际上成汉政权已经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工具。
不过，成汉在建国初期，究竟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地主政权。因为这一政权是在六郡流民反西晋统治者的火热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它为了继续取得流民的拥戴，势必要重视人民（流民和土著居民）的利益。因此向人民征收的赋税，就远较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兄弟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国为轻。《华阳国志·李雄志》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境内因而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国纷扰的时代里，初期的成汉政权，应该算是人民所拥护的政权。
公元334年，李雄病死，兄子班立，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公元338年，李骧（李特弟）子李寿又杀李期自立，始改国号为汉。李寿即位之后，务为奢侈，大起宫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晋书·李寿载记》）。李寿死，子李势继位，淫杀尤甚，上下离心。在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梁、益二州原有人口二十二万五千六百户；西晋末年，流徙荆、湘、宁州的益州民庶，有二十万户之多，占梁、益二州总人口的十分之九，那么留下来的巴蜀土著居民，就不到十分之一了。秦、雍六郡十余万口填充巴蜀以后，巴蜀的人口密度还是稀疏的。公元346年左右，成汉政权将趋瓦解之际，本来居住在我国西南的僚族人民，纷纷向巴蜀移动，史称当时僚族人民移居梁、益二州界者，达十余万落之多。这在中世纪时期少数兄弟族迁移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蜀政益乱，公元347年，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出兵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自李雄称成都王至李势降晋，立国凡四十四年。
流民起义的继续发生 当秦、雍六郡流民在益州地区进行起义的时候，西晋王朝曾命令荆州刺史调发荆州“武勇”，开赴益州去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乐远征，“而诏书催遣严速，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县官长，皆躬出驱逐”（《晋书·张昌传》）。这些武勇到处受到驱逐以后，“展转不远，辄复屯聚”（《资治通鉴》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春，有平氏县（今河南桐柏西北平氏镇）小吏张昌，聚众于江夏郡治安陆县（今湖北安陆北）南八十里地的石岩山，就食江夏一带的流民数千口以及不愿远征的丁壮，不久都团聚在他周围。昌起兵攻下江夏，拥立山都县（今湖北谷城东南）吏丘沈为天子，昌自为相国。丘沈易姓名为刘尼，自称汉后；张昌易姓名为李辰。江、沔间人民纷起响应，旬月之间，众至三万。起义军头著绛色巾，上插羽毛，作战非常勇敢，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南破武昌，下长沙、湘东（郡治酃县，今湖南衡阳市）、零陵；东攻弋阳（今河南潢川西）；北破宛（今河南南阳市），下襄阳，杀西晋都督荆州诸军事新野王司马歆；东路在石冰、封云率领下，攻下江（今江西、福建）、扬（今江苏、浙江）二州，“于是荆（今湖北）、江、徐（今江苏北部）、扬、豫（今河南南部）五州之境，多为昌所据”（《资治通鉴》晋惠帝太安二年）。同年秋，西晋荆州刺史刘弘调集大军，由其部将陶侃率领，进攻张昌的根据地江夏。至第二年，昌兵败被害，石冰、封云亦在徐州为其部下所害。轰轰烈烈的起义失败了。
当秦、雍六郡流民向梁、益地区流徙的时候，关中一部分流民流移至沔汉流域的宛县一带就食。以后西晋政府令散处各地的秦、雍流民一律归还乡里，而其时关中荒残，流民都不愿回去。当地的西晋官吏却“促期令发”，至“遣兵〔押〕送之”（《晋书·王如传》）。这样又激起了沔汉流域的流民起义。公元310年，京兆王如、南安庞寔、冯翊严嶷、京兆侯脱一时俱起，众至四五万人，屡败晋兵，王如自称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但是这支流民军的领导者大姓与大姓之间，由于争夺地盘，互相攻击，侯脱甚至称藩于刘渊，王如也与石勒勾结，以致失掉流民群众的支持。侯脱、严嶷旋为石勒所消灭；王如则于公元312年投降王敦，卒被王敦所杀。宛县的流民起义就这样结束了。
河北的流民流徙到青州。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晋廷任苟晞为青州刺史。晞欲“以严刻立威，日行斩戮，州人谓之‘屠伯’”（《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元年）。于是流民五六万人，推顿丘太守魏植为首领，反抗苟晞，但不久也失败了。
当李特、李流领导流民和西晋益州官吏进行斗争之际，巴蜀的土著居民数万家流亡到荆、湘地区。他们到达荆、湘以后，由于受到荆、湘二州官吏、地主的歧视和压迫，起义的事件也是不断发生。蜀人李骧在乐乡（城名，在今湖北松滋东北）领导流民起义，杀死县令。西晋荆州刺史王澄派兵袭杀李骧，并沉杀巴蜀流民八千余人于长江。流民更为怨忿，蜀人杜畴再次聚众起义。湘州刺史荀眺也认为“巴蜀流民皆欲反”，“欲尽诛流民。流民大惧，四五万家一时俱反”（《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五年），并推“以才学著称”有“州里重望”的益州秀才杜弢为首领。公元311年，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起义军攻下长沙，生擒荀眺，复南破零陵、桂阳，东袭沔阳、豫章，杀了不少西晋的贪官污吏。公元315年，晋琅邪王司马睿命王敦、陶侃集结大军，围攻杜弢，前后数十战，弢兵力损折甚多，部将王贡投降官军。弢突围出走，中途病死，这次坚持四年的流民起义也就失败了。
以上许多次流民起义，除了极少数在北方发动的流民起义偶然被其领导的大姓所利用，归附刘聪、石勒以外，其余都有程度不同的积极表现。如在巴蜀地区流民起义中建立起来的成汉政权，为了取得流民的拥护，采取轻徭薄赋的措施，而使这一地区在十六国纷扰时代出现了一种稀有的政治清明局面。至于江、湘、汉、沔流域的许多次流民起义，虽然都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它的意义却更为深远。因为这个时候，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兄弟族的反晋运动已经揭开了，不久，西晋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便完全崩溃了，但是由于少数兄弟族的统治贵族如刘聪、石勒等奴役和屠杀汉族人民以及各少数兄弟族人民的缘故，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反而退居次要与服从的地位。这样，在南方，流亡南下的北方人民，就以全力来支援东晋王朝在江东建立侨寓政权，进行北伐；而东晋的统治阶级，也鉴于历次流民运动的巨大威力，而不得不注意对流民生活有所安排，除了减轻赋税以外，还侨立州郡来安置北方流亡南下的人民，并作出优复等各种办法，因而流民的生产情绪有所提高，从而推动了此后江南经济建设的巨大发展。在北方，情况完全不一样，流徙的人民，往往集结在一两个坚持战斗的将领周围，如并州流民数千家集结在“乞活帅”陈午周围，东郡流民数百家集结在抗胡将领魏该周围，和刘聪、石勒等进行斗争。这时他们的课题已经不是推翻西晋王朝，而是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作生死的决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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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陕、甘流民至湖北、河南一带就食的事，见下列记载：
《晋书·李特载记》：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秦、雍六州民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
《晋书·王如传》：王如，京兆新丰人也。初为州武吏，遇乱，流移至宛。……潜结诸……少年……南安庞寔、冯翊严嶷、长安侯脱等各帅其党……众至四五万。
[2] 《晋书·刘元海载记》：东嬴公腾……率并州二万户下山（太行山）东。
《晋书·东海王越传》：初东嬴公腾之镇邺也（并州刺史司马腾以晋阳荒远，移镇邺城），携并州将田甄……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
《晋书·王弥传》：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弥。
《晋书·刘琨传》：并州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时东嬴公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
[3] 《晋书·苟晞传》：顿丘太守魏植，为流人所推，众五六万，大掠兖州。
[4] 《晋书·杜弢传》：〔杜弢〕蜀郡成都人也。……遭李庠之乱，避地南平。……时巴蜀流人汝班、蹇硕等数万家，布在荆、湘间，而为旧百姓之所侵苦，并怀怨恨。……湘州参军冯素……言于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为然，欲尽诛流人。班等惧死……共推弢为主。……〔后〕弢乃遗应詹书曰：“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遗。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备尝荼毒，足下之所见也。客主难久，嫌隙易构……”
《晋书·王澄传》：梁、益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
《晋书·刘弘传》：时益、梁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弘乃给其田种粮食。
《资治通鉴》晋惠帝太安二年：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
《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二年：汉中民东走荆、沔。
《资治通鉴》晋惠帝光熙元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苓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
[5] 《晋书·李特载记》：元康中，……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初，流人既到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苾至汉中……表曰：“流人十余万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
《华阳国志·大同志》：元康八年（公元298年）……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氐叟、青叟数万家，以郡土连年旱荒，就谷入汉川。
六郡大姓流移入蜀，后仕李氏，其姓名爵里可考者列之于后：
（任回子任调，在李寿时为镇北大将军、梁州刺史、东羌校尉；李雄妻弟任颜，在李寿时为仆射）
以上诸大姓，除董、费两氏，可能是氐人外，其余皆是汉人。可见成汉政权建立之初是六郡大姓所掌握的封建地主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