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的门阀政治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国号晋，史称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到了公元280年，晋武帝出兵灭吴，重新统一中国。但西晋是一个极其短促的统一王朝。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所有权是政治权力的源泉，从世家大族的政治要求出发，就出现了“九品官人”之法。曹魏一代，九品中正制的继续采用，久而久之，便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现象。
《晋书·礼志》载晋武帝诏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可见司马氏为东汉中叶以后的世家大族无疑，而司马炎在未即帝位之前，以世族贵公子当上品之选，司州十二郡莫敢与其辈比。这样，西晋受禅之后，虽然有令内外群臣“举清能，拔寒素”的诏令，可是那时中正所保荐的人物，如霍原曾封“为列侯，显佩金〔章〕紫〔绶〕”，而“应寒素之目”（《晋书·李重传》）。这样，名为“拔寒素”，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为素门寒族开道路，而只是给世家大族增多另一种做官的机会而已。当时世家大族如琅邪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颍川荀、荀勖、河东卫瓘、裴秀、太原王浑、王沈、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或以国之耆老，特蒙优礼；或以参与魏、晋递嬗之际的秘策密谋，任掌机要；或以联姻皇室，如羊祜为司马师妻弟，山涛与司马师、司马昭为中表兄弟，杜预为司马懿女婿等等，为晋室爪牙虎臣。门阀专政的典型时期，实形成于这一时期。无怪敦煌段灼有“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筚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埋没）者哉”（《晋书·段灼传》）的说法了。
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由于他们经济势力的发展，客观环境的变化，往往想贯彻一种政治理想。如司马懿长兄司马朗在曹魏时代曾谓“天下土崩之世，由秦灭五等之制”（《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因此他主张恢复五等爵。这种政治理想，表面上有似复古的论调，其实是符合当时世家大族，尤其是经过武装过程以后的世家大族的要求的。他们建立起他们的小王国——庄园以后，想用旧的五等封建制作为外衣来披在新的封建制之上，经过名正言顺的法定手续，来承认他们小王国的独立主权和新的主佃依附关系的合法性[1]。这种政治理想，到了司马氏掌握政权时，在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五月庚申“复五等爵”（《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纪》），就见诸实行了。故晋“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通典·职官典·历代王侯封爵》）。
本来，曹魏承汉以来削弱诸侯王的趋势，虽因循汉制，封建同姓王侯，但均为虚封，“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悬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因此在地方上，宗室毫无屏藩的势力；中央方面，虽重用宗室，如任曹爽，以图集权，但外无屏藩，一旦中央势力转移，政权亦随之转入他人之手。晋初受禅，“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晋书·段灼传》）。晋武帝惩戒曹魏之以孤立而亡，于是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大封同姓诸王，使互相维制。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下二军，兵三千人；邑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郡公食邑如五千户王，郡侯食邑如不满五千户王）。以后“更制户邑”，凡是不满万户的小国，皆增满万户；大国增为四万户，而汝南王亮、秦王柬食邑至八万户，成都王颖食邑至十万户。西晋分封五十七王，以每国一万户计，已达五十七万户，此外五等封爵的食邑户数尚不统计在内。这些诸侯王虽然“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而且所谓食邑户数，也只是在国家的编户中（名义上是属于诸王侯的），抽出每户全年户调绢的三分之一（即户调绢一匹）与每户田租二斛，作为诸侯王的租秩[2]，这对中央来说，并不妨害中央行政权的统一，但租调的分割，却给中央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影响。
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户三百七十七万，这和东汉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全国领户九百九十三万的数字比较起来，才三分之一强。可是庞大的官僚机构政务开支，却压在这三百七十七万国家编户头上，无怪当时人有“纵使〔农民〕五稼普收，仅足相接”，倘“一岁不登，便有菜色”（《晋书·傅玄传》）的说法了。
魏晋之际，除了中央拥有数十万大军，以守卫边境、防备吴蜀以外，在维持国内统治秩序方面，州郡兵也是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晋武帝平吴之后，以为全国统一了，可以“偃武修文”（《世说新语·识鉴篇》），“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竹林七贤论》）了，“乃诏天下罢军役”（《晋书·山涛传》），“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置武吏〕五十人”（《竹林七贤论》）。这些州郡兵在裁撤以前，可能就在军屯上从事耕作；裁撤州郡兵时，屯田土地大概都被用来供占田法的受授之用，因此被裁撤的州郡兵可以根据占田法的土地分配方式，获得土地，从事耕作，并缴纳国家以田租户调。把拿刀枪的消费者士兵，改变为拿锄犁的生产者占田务农，这本来是一个极为可取的步骤。但是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不能轻易地削弱州郡军事力量，如果把州郡兵全部裁撤了，统治阶级就会失去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的重要手段。当时的尚书仆射山涛就“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晋武帝不听。州郡没有武备，宗室诸王却拥有军队，诸王就是利用了手中的军队和担任方镇的权力“轻遘祸难”，酿成“八王之乱”；刘渊、石勒、汲桑、王弥等起兵，“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世说新语·识鉴篇》）。具体历史事实说明晋武帝去州郡兵是错误的做法，它不但违反了“忘战必亡”这个箴言，而且混战局面形成之后，兵连祸结，州镇权力愈重，州郡兵的数目也比前愈为增多，晋武帝裁撤州郡兵的结果，跟他的愿望恰恰相反。
统治阶级的贪暴和奢侈 西晋政府在占田制度中本已制定了一套关于世家大族荫宗族、荫佃客等的优待办法；加之世家大族无不致位通显，爵极公侯，国租户税的收入，也极为可观，这样，岂有不事兼并的道理。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财聚钱，不知纪极”（《晋书·王戎传》）。“石崇百道营生，积财如山。”（《初学记》卷18引王隐《晋书》）“强弩将军庞宗，西州大姓，田二百余顷。”（《晋书·张辅传》）金城麴氏“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晋书·麴允传》）足见他们扩大财产，并无止境。统治阶级就在过于富裕的生活中腐化了，如晋武帝在灭吴之后，后宫姬妾近万人，而史称：“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晋书·后妃·胡贵嫔传》）皇帝如此，贵戚公卿也以淫奢相竞。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晋书·何曾传》）；曾子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奢侈更甚于曾。王济、王恺、羊琇比劭尤甚。晋武帝曾至王济宅（济妻常山公主，晋武帝女），济“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蒸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世说新语·汰侈篇》）。“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晋书·王浑传》）恺、琇等声色服用与济相似。石崇又高出一等，没有人能与崇相比。石崇做过荆州刺史，他“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晋书·石苞传子崇附传》）。王恺曾与石崇斗富，“君夫（王恺字）以糒（麦芽糖）澳釜（洗锅）；石季伦（石崇字）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武帝……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世说新语·汰侈篇》）无数财富浪费在奢侈生活之中，“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子咸附传》）。
这些世家大族，拥有为数众多的家内奴婢，如王戎“家僮数百”（《初学记》卷18引徐广《晋记》），石崇有“苍头八百余人”（《晋书·石苞传子崇附传》）。他们对于这些奴婢，更是随意杀戮。如王恺请客人吃饭，命女伎吹笛，“吹笛人有小忘，君夫（王恺字）闻，使黄门阶下打杀之，颜色不变”（《世说新语·汰侈篇》注引《王丞相德音记》）。“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世说新语·汰侈篇》）有一次宴客，有一个客人坚决不肯饮酒，石崇就在席上杀了行酒美人三人。真是残暴到绝灭人性的地步了。
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其奢侈腐化的生活，必然要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从皇帝司马炎起，就卖官鬻爵，当时有些正直之士，面斥司马炎，比之为东汉末年的桓、灵二帝，而且以为“桓、灵卖官钱入官库”，而司马炎“卖官钱入私门”（《晋书·刘毅传》），所以他还不如桓、灵二帝。南阳鲁褒曾作《钱神论》讥刺当时的士大夫，说：万恶的金钱“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升迁）；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王公），当途（当权）之士，爱我家兄（指钱），皆无已已（爱不能止），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唯钱而已！”统治者爱钱如命，所以当时“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晋书·惠帝纪》）
所以西晋初期的繁荣，正如昙花一现，瞬息即行萎谢。到了惠帝司马衷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决裂了，贵族相互攻战，演成“八王之乱”。
贾后干政与“八王之乱” 司马懿共有九个儿子，其中最出名的是司马师和司马昭了。司马师无子，以司马昭次子司马攸为子。司马师死，司马昭继兄执政。因为司马昭是继承了司马师的事业，司马攸是司马师过继去的儿子，所以司马昭虽已立长子司马炎为太子，而认为这个天下是司马师让给他的，他还得把它交给司马攸，因此特别宠爱司马攸，“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晋书·齐王攸传》）临死，执司马攸之手以授司马炎，意思是兄弟要友爱。司马昭死后，司马炎做了皇帝，封攸为齐王。
晋武帝司马炎立儿子衷做皇太子，他是个白痴。当时朝廷大臣都知道太子“不慧”，武帝的其他儿子又年幼，所以大家都希望司马攸能够继承武帝的皇位。武帝也担心太子衷担当不了治理国家的重任，有意废掉他，太子衷母杨皇后提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阻止废立。武帝宠信的大臣荀勖、冯党附太子衷，害怕司马攸嗣位后对自己不利，也竭力劝阻，而且怂恿武帝命令司马攸回到他的封国去。司马攸气得吐血，就在洛阳病死。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太子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惠帝“尝在华林园闻蛤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晋书·惠帝纪》）这样糊涂的皇帝，自然无法掌管朝政。他即位之初，皇太后父杨骏为太傅辅政，独揽大权。皇后贾南风（贾充女）凶险多权诈，与楚王司马玮（司马炎第五子）合谋，于公元291年三月，杀杨骏、杨珧、杨济兄弟，杨骏亲族和党羽死者数千人。贾后又废黜皇太后为庶人，迫使她绝食而死。大乱就从宫廷政变开始了。
既而晋廷推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第四子）和元老卫瓘共执朝政，贾后仍不得专权。这年六月，贾后又叫惠帝下手诏给司马玮，令其率领北军（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杀司马亮、卫瓘。等到司马玮执行命令杀了司马亮等人之后，贾后又否认惠帝曾经下过这道诏书，乃借司马玮擅杀大臣的罪名，杀了司马玮。这样国家大权就完全落在贾后的手中。贾后除了依靠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外，还起用当时的名士张华为司空，世族裴为尚书仆射，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令他们四人并管机要。因为这几个人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贾模和他们“同心辅政”，所以从公元291到299年这七八年间，“虽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静”（《资治通鉴》晋惠帝元康元年），还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惠帝只有一个儿子——太子遹，是惠帝后宫谢玖所生。太子和贾谧有矛盾，贾氏的亲党怕太子得政之后，也像贾后杀杨骏、逼死杨太后一样来对付他们，所以劝贾后废太子，“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贾后于是诬陷太子遹要杀害惠帝和她自己，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把太子杀害了。“太子既废非其罪，众情愤怨。”（《晋书·愍怀太子传》）就在太子遹死后一个月——公元300年四月，掌握宿卫禁兵的赵王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利用了禁兵对贾后杀害太子的不满情绪，起兵杀了贾后和张华、裴等人。次年正月，司马伦又废晋惠帝，自立为帝。宫廷政变转变为皇族争夺政权的斗争，演成“八王之乱”。
所谓八王是指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司马攸子）、长沙王（司马炎第六子）、成都王颖（司马炎第十六子）、河间王颙（司马懿弟司马孚孙）、东海王越（司马懿弟司马馗孙），一共八个王而言。
一般人认为八王之乱是因晋初武帝封建同姓诸王所致，这是不全面的。其实晋初的同姓诸王，虽都拥有军队，分润租调，但他们在封地上，并没有治民的实权，所谓“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晋书·刘颁传》）。而其召乱之速，主要是由于西晋承东汉末年以来州、郡积重之势，而使诸王出专方面重镇所致。如武帝末年，用秦王柬（司马炎子）都督关中，楚王玮都督荆州，淮南王允（司马炎子）都督江、扬二州，汝南王亮出镇许昌。惠帝即位，用梁王肜（司马懿子）、赵王伦、河间王颙等先后镇关中，成都王颖镇邺。赵王伦擅政，用齐王冏镇许昌。出镇的亲王，既握军符，复综民事，州郡本已列置佐官，将军开府以后，复添设许多幕僚，他们的文武僚属，自然纵横捭阖，各求富贵，一切割据称雄与举兵向阙的事情，也均由此而起。所以八王致乱，不是在于司马炎大封同姓诸王，而是在于司马氏任诸王以方面重镇之故。
赵王司马伦篡夺了帝位，出镇许昌的齐王司马冏就起兵讨伦，得到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的响应。三王联兵打败司马伦的军队。司马伦的亲信将领王舆也在京城举兵反伦，迎惠帝复位，司马伦旋即被杀。司马冏入京辅政。
司马冏辅政后，太子遹的第三个儿子司马尚本来已被立为皇太孙的，也病死了。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可以立为皇太弟，可是司马冏想要久专大政，怕司马颖立为皇太弟之后，自己的权力被削弱，所以立惠帝弟清河王司马遐（司马炎第十四子）之子，年仅八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这一着，不但导致司马颖与司马冏的破裂，也使长沙王司马（司马炎第六子）不满于冏，因为司马也是有可能立为皇太弟的。公元302年的十二月，西镇关中的司马颙出兵进攻洛阳，军抵新安。在洛阳的司马也举兵讨冏，连战三日，冏败，为所杀。成都、河间二王都不肯离开他们的根据地邺城和长安，所以司马在洛阳执政，司马颖以大将军名义在邺城遥加控制。司马颙原欲废惠帝立司马颖，自己做宰相，可以专政。司马颖也嫌司马不完全受他摆布，于是二王又联合起来，借口司马“论功不平”，于公元303年八月同时发动对洛阳的攻势。这一次内战，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领精兵七万，自函谷关（今河南新安东北）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了大军二十多万，由前锋都督陆机率领，也渡河南向洛阳。司马所能指挥的洛阳军队也不下数万人，三方结集的军队，人数在三十万人以上，这是八王之乱以来军队人数最多的一次集结。司马的军队人数虽不多，但是曾在洛阳建春门外，击败司马颖的军队，使陆机溃不成军。不过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司马颖和张方逐渐收缩对洛阳的包围圈，“张方决千金堨（堰谷水而成），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廪……又发奴助兵。……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晋书·惠帝纪》）。在这种困难环境下，洛阳城内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了。公元304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勾结部分禁军，拘禁司马，向外兵求和；并把司马交给司马颙部将张方，被张方活活用火烤死。司马颖进入洛阳，做了丞相，但他仍然回到他的根据地邺城。这时惠帝子孙既死尽，颖又废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一时政治中心移到邺城。
成都王司马颖是武帝的儿子，惠帝的弟弟，按照当时局面，他来担任西晋的皇位继承人，是名正言顺的。但司马颖的为人，“形美而神昏，不知书”，而“恃功骄奢，百度废弛”（《晋书·成都王颖传》）。又委任宦人孟玖等，政治搞得比以前司马冏、司马执政时还坏，因此大失人心。洛阳禁军在东海王司马越的统率之下，拥戴惠帝讨伐司马颖。荡阴（今河南汤阴西南）一役，讨伐军战败，皇帝被俘；司马越逃往自己封国（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司马颙命部将张方乘机率兵占领洛阳。
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司马越弟）联兵攻破邺城，司马颖挟惠帝出奔洛阳。但洛阳已经落入司马颙手中，颖至京后不得复与政事。不久，张方又强迫惠帝和司马颖前往长安。颖到长安后为司马颙所废黜，豫章王炽（司马炎第二十五子）被立为皇太弟。
公元305年七月，东海王司马越在山东起兵，西向进攻关中。司马颙战败，次年六月，越迎惠帝还洛阳。颖、颙相继为越所杀。大权最后落入司马越手中。
自公元291年贾后杀杨骏至公元306年惠帝回洛阳，前后十六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大混战，人民被杀害的，动辄以万计[3]，这就是所谓八王之乱。
而且诸王在混战中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参加内战，造成严重后果。如成都王司马颖引匈奴刘渊为外援，于是匈奴贵族遂借赴国难之美名，长驱入邺；东嬴公司马腾引乌桓羯朱袭司马颖，于是乌桓遂长驱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辽西鲜卑攻邺，“鲜卑大掠妇女”，“沉于易水者八千人”[4]。从此大河南北，就成为匈奴、鲜卑贵族统治的世界，由八王内乱引起了中原地区更大的胡汉移民狂潮。
西晋王朝的灭亡 公元306年十一月，晋惠帝死，皇太弟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
怀帝是武帝最小的儿子。史书里说他为豫章王时，“冲素自守，门绝宾游，不交世事，专玩史籍”。即位以后，“至于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所以当时人称赞他，说他如果生在“承平”的时候，“足为守文佳主”（《晋书·孝怀帝纪》）。但是在八王内战之后，又碰到东海王司马越擅政的局面，这时需要的是拨乱反正的才干，怀帝缺乏统治经验，没有办法把当时的险恶政局扭转过来。怀帝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匈奴贵族刘渊已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市）称皇帝，国号汉，石勒、王弥等并以汉主为共主。永嘉三年，石勒的军队发展到十万以上，在河北地区活动。王弥的军队也发展很快，而且经常出入于洛阳、许昌附近。永嘉四年，石勒又从河北渡河南出襄阳，连续攻拔了长江以北的堡壁三十多所。洛阳处于包围之中，粮食供应问题很严重。朝廷用羽檄征调四方军队来保卫京城，怀帝对使臣说：“为吾语征、镇（将军出任方面，带征东、南、西、北或镇东、南、西、北将军的军号的），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及）矣。”（《晋书·孝怀帝纪》）当时的方镇自救不暇，没有一个发兵来救。东海王司马越准备放弃洛阳，就在这年十一月，带领甲士四万人，向东南方向撤退。他在撤退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尚书行台，“朝贤素望，悉为佐吏，名将劲卒，咸入其府”（《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四年）。永嘉五年三月，越行军到项县（今河南沈丘），忧惧病死。襄阳王司马范（楚王玮子）、太尉王衍率领这支军队，折至苦县（今河南鹿邑）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三十五里），为石勒军追及。石勒纵骑兵“围而射之”，晋军将士自相践踏，“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晋书·东海王越传》）。西晋的主力军全部消灭。留在洛阳的司马越妻子裴妃、子司马毗等，得到越病死的消息，同西晋宗室四十八王也逃出洛阳，中途遇到石勒军队，也全被消灭了。怀帝在洛阳支持到这年六月，匈奴贵族刘曜与王弥、石勒等联军攻陷了洛阳，晋怀帝被掳至平阳，不久被害。刘曜破洛阳时，纵兵烧掠，宫殿官府皆被烧尽，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自东汉末董卓焚毁洛阳以后，经魏、晋两代惨淡经营加以修复的洛阳，不到一百年，重又化为灰烬了。
洛阳破后，刘曜进掠长安。时关中“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晋书·贾疋传》）。晋臣贾疋、麴允、阎鼎等聚众十余万，屡败刘曜军。曜弃长安，驱掠关中男女八万余口，退往平阳。公元312年八月，贾疋等拥立秦王司马邺（司马炎孙）为皇太子，建行台于长安。次年四月，怀帝死讯传到长安，皇太子即皇帝位，是为愍帝。这时候“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全城“公私有车四乘”（《晋书·愍帝纪》）。愍帝为了取得关中武装地主的支持，凡是关中堡壁坞垒的主帅，都给予银印青绶和将军称号[5]，可是对兵民的生活，却全没注意改善。长安临时政府的局面支持了四年。在这期间，关中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能够逐渐恢复，而且由于临时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不断火并的结果，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公元316年，刘曜再度攻入关中，进围长安。长安城中食尽，史称“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晋书·愍帝纪》）。这年十一月长安城破，曜掳愍帝，送至平阳，西晋亡。明年，愍帝在平阳被杀，琅邪王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史称东晋。
西晋帝系及八王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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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段参考陈寅恪氏所著《崔浩与寇谦之》一文，载《岭南大学学报》，11卷第1期。
[2] 《初学记》卷27《宝器部·绢》第九所引《晋故事》云：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斗”为“升”之讹），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为诸侯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二字疑衍）户三匹，绵三斤，书（当作“尽”）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
[3] 《晋书·赵王伦传》：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十万人。
《资治通鉴》晋惠帝太安二年：〔河间王〕颙以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自函谷东趋洛阳。……张方入京城，大掠，死者万计……〔洛阳〕公私穷踧，米石万钱。永兴元年：〔方〕军中乏食，杀……牛马肉食之。……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以来积蓄，扫地无遗。
《晋书·孝惠帝纪》：光熙元年……越遣其将祁弘、宋胄、司马纂等迎帝。……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
[4] 《晋书·王沈传子浚附传》：〔浚〕自领幽州，大营器械。召段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克邺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掠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
[5] 《资治通鉴》晋建兴四年：麴允……喜以爵位悦人。……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然恩不及下，故诸将骄恣而士卒离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