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田租户调令 从东汉末年起，自耕小农对政府负担田租、户调、力役三项封建义务。
从东汉中叶以来，政府调发实物，尤其调发缣、帛等实物，逐渐增多。如桓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后汉纪》）；到了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兖、豫二州“录户调”，“收其绵、绢”（《三国志·魏志·赵俨传》）；略定河北后，在建安九年，操又下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这就是田租户调令的正式颁布。
户调制的剥削对象是小农农村的小生产者，而户调制的剥削形式则是从两汉时代的人头税演变而来的。
汉代于徭役之外，本有所谓“口赋”及“算赋”等人头税：“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如淳注引《汉仪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汉书·高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贾人与奴婢倍算。曹魏的征收绵、绢当为口赋和算赋的合并。不同的是汉制征收货币，东汉王朝统治崩溃以后，自然经济更占统治地位，铸币近于废弃，民间改用谷、帛交易，故魏制改征实物；汉制以丁为征收单位，曹魏把人头税等货币折成绢、布以后，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绢、布，断裂成零碎的片段来折合人头税，不但计算起来存在着困难，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绢、布，也不能再制衣服，这对人力物力来说，都是莫大的浪费，同时，也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剥削过重，逃亡者多，户较丁更不容易流动，也就更便于征调，故魏制以户为征收单位，并易其名为户调。当然，户调实施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家庭纺织业始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政府编户齐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封建政权自然更需要加紧对自耕小农的剥削，这样，就会既向他们要大量租谷，又向他们要超额的调绢了。
曹魏的屯田制度 黄巾大起义的巨大威力，迫使曹操不得不考虑流民和土地的结合问题，而开始募民屯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开始于许下屯田，一岁得谷百万斛；以后又大规模地募民，在州郡列置屯田，每年收获到谷物数千万斛。这样，不但解决了军食问题，使曹操粉碎群雄，统一北方，有了比较充实的经济力量；同时也使东汉以来被剥夺了土地和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又以隶属农民的身份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过程。屯田的成功，使政府成为大土地经营者，役使屯田客、佃兵从事隶农的劳动，这样便构成了官府大地主和屯田客、佃兵的生产关系。
屯田分民屯和兵屯两种。民屯的管理方式：全国所有民屯，由大司农掌管[1]；民屯所在地的郡国，设立典农中郎将（和郡守地位相等的农官）；中郎将之下，有典农都尉（和县令地位相等的农官）[2]；典农都尉以下，就是管理一屯（生产单位）的屯司马了。每一屯的屯司马，管辖屯田客五十人[3]，屯田客也称“典农部民”[4]。从管理民屯的农官称为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屯司马等看来，民屯的军事色彩也是很浓厚的。
兵屯除由各军将吏自行“劝课”耕作之外，又由大司农派司农度支校尉、度支都尉至兵屯所在地，专管军队中的屯田事项[5]。而兵屯则还是保持着原有的军事建制，以营为生产单位，每营有佃兵六十人[6]，佃兵也称“士”，又称“田卒”。
参加民屯的各个家族，有着自己的固定田场，也有着自己的经济。不过屯田客、佃兵的土地是属于政府的，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权是不稳固的，政府随时可以把他们移诣别处，他们每年在收获到农产品以后，按分成的办法，缴给政府，“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晋书·傅玄传》）。屯田客向政府缴纳的租额，不但比两汉统一政权对小生产者三十税一或十五税一的剥削（人口税在外）远为沉重，就是比之汉代无地的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缴纳十分之五的地租，也都超过了。
屯田土地上，除了普遍种植稻、粟以外，从其后曹爽、何晏“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三国志·魏志·曹真传》）一事看来，也有栽植桑、麻的。当曹操屯田实施之初，正值连年荒俭，曹操甚至命典农种稗以济凶年，故《齐民要术·种谷篇》有“稗中有米，熟时捣取米炊食之，不减粱米”，本注：“魏武（曹操）使典农种之，顷收二十斛，斛得米三四斗，大俭，可磨食也。”
由于官府对屯田客、佃兵的过度剥削，以及州、郡农民过去本来是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身份是比较自由的，而屯田客是束缚在指定地区的屯田土地上的隶属农民，其劳动则须直接受着典农或屯司马的管辖及支配，身份大大低落与失去自由，因此，在曹操屯田初期，屯田客、佃兵就发生不是逃亡便是起义的现象[7]，以致曹操不得不把民屯政策的强制移殖改为自愿应募，同时不得不允许应募而来的屯田客只要种田，不必作战，作为一种让步[8]。这么一来，应募而来的人，果然是增多了。至于曹操对付兵士的逃亡，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兵士逃亡，罪及妻子[9]。到此，士兵在性质上，不但是个战士，而且是国家军屯下的隶属农民。这样，制止军士的逃亡，不但依靠有形式的军法，而且有比军法更厉害的使佃兵束缚于土地上的经济关系。自此以后，由于佃兵的耕种土地，多是父子相承，军户从此也是世代相袭，成为低于自耕农的人户了[10]。
曹操在许昌（今河南许昌）、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治）屯田的成功，使他得以统一中原，因此屯田制也扩大到各地区。如司州的洛阳、荥阳（郡治荥阳，今河南荥阳）、原武（郡治原武，今河南原阳西）、弘农（郡治弘农，今河南灵宝南）、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闻喜南）、河内（郡治怀，今河南修武西南）、野王（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阳）、汲郡（治汲，今河南汲县西南）、豫州的襄城（郡治襄城，今河南襄城）、汝南（郡治平舆，今河南汝南东南）、梁国（治下邑，今安徽砀山）、沛国（治相，今安徽宿州西北）、谯郡（治谯，今安徽亳州），荆州的南阳，冀州的魏郡（治邺，今河北磁县东南）、巨鹿（郡治陶，今河北宁晋西南），并州的上党（郡治壶关城，今山西长治市东南）等郡国，都兴立屯田[11]。此外为了供应前方的粮饷起见，也选择军事重镇如雍州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上邽（今甘肃天水市西南）、扬州的芍陂（今安徽寿县南）、皖城（今安徽潜山）等地，兴立屯田[12]。以后又于公元243年，在今苏北、皖北一带，广兴屯田，规模尤大：长四百余里的屯田线上，“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北临淮水，自钟离（今安徽凤阳）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今河南南阳附近），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到京师（洛阳），农官田兵，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晋书·食货志》）。到了公元257年，“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三国志·魏志·诸葛诞传》），“豫州界二度支（校尉）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晋书·食货志》）。这对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作用。
曹魏一面用屯田客、佃兵屯田，一面又招回流亡人口，分给无主荒地，并贷以犁、牛。如：“关中……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卫觊说曹操以“盐，国之大宝”，“置使者监卖，以其值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三国志·魏志·卫觊传》），于是“流人归还，关中丰实”（《晋书·食货志》）。原先关中经乱，“民人多不专于农殖，〔京兆太守颜〕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一二年中，家家有丁车大牛”（《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敦煌……不晓作耧犁……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敦煌太守皇甫〕隆到，教作耧犁……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曹魏的兴修水利与北方农业生产的复苏 曹魏为了配合大规模的屯田，注意兴办水利灌溉事业，在各地修造陂堨，广兴稻田。如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治睢阳渠。黄初六年（公元225年），通讨虏渠。此外又在今河南境内“断太寿水作陂……种稻”（《三国志·魏志·夏侯惇传》）。在今安徽合肥附近，“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仅七门一堰，“灌田千五百顷”（《太平寰宇记》）；芍陂灌溉的面积更广，溉田至数万顷之多。在今安徽宿州一带，当时的“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三国志·魏志·郑浑传》）。在今河南，“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三国志·魏志·贾逵传》）。在河南北部造沁水石门，“若天旸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防断水”（《水经·沁水注》）。在今陕西“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潟卤之地三千余顷”（《晋书·食货志》）。在今河南淮阳一带，“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又“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通典·食货典·屯田》作三）万顷”（《三国志·魏志·邓艾传》）[13]。在今河北“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径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洽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水经·鲍丘水注》）。在河南、湖北交界处，“又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滍、淯二水，以浸原田万余顷”（《晋书·杜预传》）。可见灌溉事业的发达已普遍到整个中原地区，西至关、陕，北至幽、冀，都有引河溉田的农业经营，而从洛阳到淮南的灌溉系统，尤具规模。水田的生产量，远比陆田为大，曹魏时代经营的水田，每年每亩的收获量可达到数十斛以上，全国屯田的总生产量，数量当更可观[14]。
中原地区的灌溉系统，经过长时期整理以后，粗具规模。但是由于以后掌握水利灌溉组织的都水使者和州、郡官吏以及度支、典农等农官，对于防旱和防洪的一致性认识不够，在修建陂堰工程时，只是单纯地注意于蓄水防旱，而不注意于防洪防汛，平日掌握的重点也偏重于合理用水，对防洪防汛，没有丝毫准备，因此到了西晋政权成立初期（公元277年），颍川、襄城一带，“自春以来”，“霖雨过差”，“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洿，高地皆多硗塉”（《晋书·食货志》），而且在水灾过后，由于陂堨已被决坏的缘故，又带来了旱灾的威胁。西晋为了防止水旱灾和安插人口起见，于是就进一步把兖、豫两州不必要的蓄水陂堰，“蒲韦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晋书·食货志》），放泄积水，辟为陆田，借田给兖、豫两州兵民耕种；同时，由于原来这一地带“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晋书·食货志》），变为陆田，就由政府调拨耕牛三万五千头，借与两州兵民，收谷之后，每头牛偿谷二十斛；这样，耕地增加，农业当继续在发展。
中原地区农业生产逐渐复苏，手工业也相应有了发展。在东汉时，杜诗就在南阳“造作水排，铸为农器”（《后汉书·杜诗传》），水力鼓风炉已被应用于铁的冶铸方面。曹魏承大破坏之后，铁的生产，大遭破坏，改铁制刑具为木制，足见铁非常缺乏。曹操在“河北始开冶”（《太平御览》卷241引《魏略》），以王修为司金中郎将，韩暨为监冶谒者。暨“在职七年，器用充实”。“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熟铁一百二十斤），用马百匹（百匹马力），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三国志·魏志·韩暨传》）。《水经·谷水注》：“白超垒在缺门东一十五里，垒侧旧有坞，故冶官所在。魏、晋之日，引谷水为水冶，以供国用。”可见这种水冶已经普及大河南北了。在晋人的通信中，曾提到曹魏邺城的冰井台下，还藏有石炭（煤）数十万斤，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民逐渐扩大对自然界物资的利用[15]。由于煤开始应用于冶铁方面，水力鼓风炉之被利用，又能不断进行熔炼，一方面提炼出的金属比起所耗费的原料来，已经减少，可以增大铁的冶铸量，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铁的成本。铁的冶铸量的增加与生产成本之降低，扩大了铁器的使用范围，从而使农业生产获得更快的恢复，奠定西晋代魏前后覆蜀灭吴的经济基础[16]。
屯田制度的逐渐破坏 中原地区自公元196年开始屯田，到公元280年实行占田，前后八十余年之间，农村经济逐渐恢复。但是随着生产的进步，剥削也加重了。屯田的租率，越来越高。过去屯田客、佃兵如使用政府耕牛，生产总收获量百分之六十归政府，百分之四十归自己；如用自己耕牛，与政府中分收获量。魏末晋初，租率提高到如“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晋书·傅玄传》）。过度的剥削，使屯田客、佃兵的生活更为困苦，生产情绪，日益低落。在这种情况下，屯田客、佃兵不是在农官的许可下，“末作治生，以要利入”（《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来补农耕之不足，造成“天下千城，人多游食”（《晋书·束晳传》）的景象，便是逃亡，投靠于世家大族。这样，屯田土地上的劳动人手，必然不足。同时，为了提高剥削量，政府课田的方针也不得不一反魏初的精耕细作的耕法，所谓“不务多其顷亩，但务多其功力”的方法，而强迫屯田客、佃兵多耕垦亩数。但在当时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条件等限制之下，劳动力的强度是有限的，课田的亩数增多，他们就被迫渐趋于粗放的耕法，即所谓“日增田顷亩之课”，以致收获减少，“至亩数斛已还”，甚至“不足以偿种”（《晋书·傅玄传》）。
为了增加租入，政府有补充劳动人手到兵屯中去的必要，乃在公元275年，用“邺奚官奴婢，著新城（合肥新城）代田兵种稻”（《晋书·食货志》）。奴婢一经屯田，则其待遇一如佃兵，其身份也由官奴婢而提升为屯田土地上的隶属农民了。然而奴婢成为佃兵之后，在三七、二八分的超额租课之下，劳动兴趣也不会比屯田客、佃兵高。
而且，世家大族有时还想霸占屯田的土地，如曹爽专政时，与何晏等“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以为产业”（《三国志·魏志·曹真传子爽附传》）；晋泰始（公元265—274年）初，“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晋书·李熹传》）；“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晋书·裴秀传》），这又加速了屯田制破坏的过程。
屯田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就政府来说，已经不能通过屯田达到束缚流民于土地之上和增加租入的目的，政府也已无利可图了（甚至不足以偿种），所以，司马炎灭吴（公元280年）之后，因屯田的军事目的已经消逝，便要另行颁布占田法了。
九品官人制度的产生 在曹操未死时，曹操做皇帝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可是中原的世家大族却不愿背弃享国已四百年的汉天子，而称臣妾于“赘阉遗丑”的曹氏。曹操既杀孔融，又因荀彧不同意自己受“九锡”，迫使荀彧自杀。世家大族在这样形势下，也只得低首下心，暂时向曹魏政权屈服，等待时机，再图发展。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丕继位为魏王，进一步就要受禅，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做好改朝换代的工作，对世家大族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当时世族大地主尚书颍川陈群向政府提出“九品官人”的方案，曹丕不加留难地予以通过了。经过这种方式的妥协，他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九品官人”方案的内容是什么呢?
在国家统一时代，官僚的来源，大要不出“察举”和“征辟”两途。察举是由中央政府下诏规定政府所需要的人才的性质，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武猛堪将帅”之类，要地方政府在其辖境内发现这种人才，推荐上去。至于各级官府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僚属，或者是中央政府直接从“布衣”或地方上卑微的官吏或做过高官的人中挑选人才，给他大官做，那便叫做征辟了。这两种制度，有同一目的，就是强化中央集权。东汉以后，小生产者经济衰颓，又经过东汉统治崩溃以后的人士大流徙，无论士、庶大都流离徙转，脱离乡土；秦、汉以来的乡、亭、里组织，已大半破坏，人士的出身里爵、道德才能，均难稽考。以乡、亭、里组织形式为基础的“乡举里选”已无法执行了。在这种状态下，所谓“魏武始基，军中仓卒”（《宋书·恩幸传》论），为了吸收人才，扩大统治集团势力，遂不得不立权宜之制，于是有九品中正的产生[17]。这时中央的铨选机关承东汉以来尚书台权力发展的趋势，完全转归吏部，而九品中正的成立，即是以已经吸收了的“著姓士族”，为其本州郡邑的州都与大中正、中正，使掌搜荐，以帮助吏部来铨选人士。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依据管内人物的品行，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有权进退，“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文献通考·选举考》）。吏部的选用，就是根据中正的“品状”来定的。
起初，权立九品，所谓“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宋书·恩幸传》论）。但是由于大小中正，既皆取“著姓士族”来充任，其结果必然地为世家大族所操纵，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现象。世家大族有了政治上这种垄断工具，他们在政治上的力量比以前更为雄厚，只要把国家政权的主要工具军队抓到手，就可以战胜寒门地主了。
曹魏前期的政治 公元220年十月，曹丕迫使汉帝禅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魏，把都城从许昌迁到洛阳。曹丕做了七年皇帝（公元220—226年）。他想完成曹操生前所没有完成的全国统一事业，曾问谋臣贾诩，先攻吴呢，还是先平蜀?贾诩说：“吴、蜀虽蕞尔小国，依山阻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三国志·魏志·贾诩传》）这还是曹操所规定的战略决策，吴、蜀一时不能攻取，先不忙于兴师动众，让中原的生产复苏，积蓄力量，然后利用吴、蜀内部的危机，取乱侮亡，出兵攻取二国。曹丕起初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黄初五年（公元224年），他亲率大军伐吴，到达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时江水盛长，帝临望，叹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只得退兵。黄初六年，丕再次临江观兵，时魏“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之所以隔南北也。’”（《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注引《吴录》）还是把军队北撤了。这两次伐吴，都没有打胜仗，耀兵江上，对东吴只是起一种威慑的作用而已。
公元226年，曹丕病死，子曹叡即位。曹叡在即位之前，不接交朝臣，不过问政事，曹丕怕他担当不起国家重任来，所以指定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受遗诏辅政。不久，曹叡把曹真调往关中，把司马懿调到南阳去坐镇，处以方面重任，政由己出。又用钟繇为太傅，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曹魏的太傅和三公，不亲政事，都没有实权，但钟繇、王朗这些人，在当时世家大族中“皆一时之俊伟”（《三国志·魏志·钟繇传》），有其代表性。曹叡对这些代表人物的安排，还是比较得当的。曹叡即位的第二年，蜀相诸葛亮就开始北伐，孙权后来也配合诸葛亮几次进攻合肥新城。曹叡先后用曹真、司马懿镇守关中，抵御诸葛亮；用满宠镇守淮南，防备东吴，坚决执行曹操以来所坚持的战略防御方针，使敌军进不得战，粮尽必退。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针，执行得是比较成功的。
当时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自称燕王，建元绍汉，并引诱鲜卑单于，侵扰魏的北边。曹叡在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景初元年（公元237年）、景初二年三次遣兵伐渊。最后一次讨伐，司马懿担任统帅，带了四万军队，连战连胜，斩公孙渊父子，把辽东的广大地区并入了曹魏的版图。
曹叡统治的时期，是魏王朝的全盛时期。有人认为从曹丕时起，曹魏政权就在走下坡路了，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曹叡修缮了许昌和洛阳两地的宫殿，在洛阳建造昭阳太极殿、九龙殿、陵霄阙、芳林园，规模巨大的土木工程，成为国家支出的重大压力。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人，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曹叡还在洛阳东面的荥阳、洛阳西面的宜阳一带，圈禁了许多土地来豢养麋鹿，鹿群践踏附近作物，或龁食禾苗，曹叡不准百姓加以伤害。猎禁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三国志·魏志·高柔传》）。百姓不敢犯禁杀鹿，只能眼看着鹿群把自己辛勤种植起来的作物糟蹋得不像样子。这些可算是曹叡的弊政，但是他政由己出，大权并没有旁落。
曹魏的衰亡 公元239年，曹叡病死。养子曹芳年仅八岁，继位为帝。大将军曹爽（曹真子）、太尉司马懿辅政，国家权力不久就落到司马懿手里。
司马懿，是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的世族大地主，家世二千石高官，祖隽，颍川太守；父防，京兆尹；懿兄弟八人，号称“八达”。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当他二十三岁的时候，郡举为上计掾。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又辟司马懿为丞相府文学掾。屡转至丞相主簿。到了曹操封魏王、曹丕为魏国王太子时，司马懿又转为魏王太子中庶子，大为丕所信重。曹操死，曹丕继为魏王、汉丞相，以司马懿为丞相长史。丕受汉禅，司马懿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官至抚军将军，录尚书事。曹丕死，司马懿又与曹真、陈群、曹休同受遗诏，辅佐曹叡。不过当时的曹叡“政由己出”，曹真、曹休的声望又高于司马懿，因此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还不可能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公元231年曹真死后，对蜀汉的战争开始归司马懿指挥。在三国鼎峙的局面下，军事斗争毕竟是很重要的。曹魏的对外战争，主要是对蜀汉的战争，担当这个重任的，实际上也就握有曹魏军事实权。司马懿很能掌握过去曹操的战略方针，他就被派担任防御蜀汉的重任，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战胜了诸葛亮，防御方针完全成功。以后他又率大军消灭割据辽东已有三世的公孙渊，因此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威信也首屈一指了。
司马氏的姻戚都是当时世家大族，如司马懿妻母河内山氏，是山涛的祖姑母；懿长子司马师继娶泰山羊氏，是羊祜的姊姊；懿次子司马昭娶东海王氏，王氏祖王朗、父王肃，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经学世家；懿女婿京兆杜预等，也都是名宦之后。而曹氏父子出自“赘阉遗丑”，曹操妻卞后出自娼家，曹丕妻郭后本铜鞮侯家女奴，曹叡妻毛后父典虞车工来，贵贱美丑，在当时世家大族看来，真是相去天渊。
曹芳继位后，大权全归大将军曹爽；司马懿转为太傅，却是一个闲职。曹爽一面以弟曹羲为中领军，率领禁兵；一面引用心腹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掌管枢要，力图排挤司马氏势力。司马懿假装生病，表示谦让，暗中却也在布置，以司马师代夏侯玄为中护军，蒋济为太尉。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矛盾已趋表面化了。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初六日，司马懿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趁皇帝曹芳和大将军曹爽离开洛阳去祭扫高平陵（魏明帝曹叡墓，在洛阳南九十里）的时候，发动政变，控制洛阳，迫使永宁宫太后郭氏（曹叡妻）下令免除曹爽兄弟职位，并关闭洛阳各城门。司马懿还夺据了武库（军器库）；派他长子司马师屯兵司马门，列阵阙下；自己又和太尉蒋济出屯洛水浮桥，切断了洛阳和高平陵的交通。然后派人送奏章给少主曹芳，揭举曹爽兄弟的罪恶，要求黜免曹爽兄弟的职位。曹爽进退失据，彷徨无计，最后同意放弃权力，说：“司马公（司马懿）正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曹爽封武安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晋书·宣帝纪》）。曹爽兄弟伴随曹芳回到洛阳，就被软禁起来。到了正月初十，曹爽和其弟曹羲、曹训及尚书丁谧、邓飏、何晏、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以“阴谋反逆”的罪名被斩首，诛及三族（父母、妻子、兄弟）。经过这次政变，曹魏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在司马懿手中。然而矛盾并没有彻底解决，斗争在酝酿，在继续发展。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病死，子司马师继懿擅政。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继师擅政。
正始十年，司马懿杀曹爽；嘉平三年，杀扬州刺史（镇寿春）王淩及楚王曹彪（曹操子）；嘉平六年，司马师杀太常夏侯玄、中书令李丰、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废魏主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曹丕孙）；正元二年，杀镇东大将军（镇寿春）毌丘俭；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司马昭又杀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甘露五年，杀魏主曹髦，立曹奂（曹操孙）。经过一系列统治阶级内部政治集团的残酷斗争，历时十五六年（公元249—264年）之久，结果，亲司马氏的一派才把亲曹氏的一派彻底击垮了。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死，子司马炎继昭为丞相、晋王，旋即废掉魏主曹奂，自立为皇帝，国号晋，他就是晋武帝。
中原经过五六十年相对安定的局面，实力已超过吴、蜀两国。在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先已派兵灭蜀；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司马炎又派兵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使中国暂时获得统一。
曹魏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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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叙传》：“〔班况〕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连最。”按屯田都尉隶大司农，自汉制已然。
《三国志·魏志·曹真传子爽附传》注引《魏略》曰：“桓范……为司农……谓〔曹〕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
《太平御览》卷232引《晋阳秋》曰：司农桓范出奔曹爽云：“大司农印在我手中，所在得开仓而食。”
[2] 《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魏志》：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别而少，为校尉丞。
[3] 《晋书·食货志》：咸宁元年十二月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合肥新城），代田兵种稻，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
屯司马亦称农司马。《晋书·石苞传》：“县召为吏，给农司马。”
[4] 屯田客见《三国志·魏志·赵俨传》：“以俨为关中护军。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
屯田客亦简称客，见《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又见《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建安十八年……又使于上党取大材，供邺宫室。习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
典农部民见《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少为襄阳典农部民。”又见《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
屯田客亦有称百姓者，见《三国志·魏志·王昶传》：“为洛阳典农，昶劝课百姓，垦田特多。”又见《晋书·文帝纪》：“为洛阳典农中郎将……不夺农时，百姓大悦。”
[5] 度支中郎将一人，二千石，第六品，掌诸军屯田。度支校尉一人，比二千石，第六品。度支都尉一人，六百石，第七品。各置司马一人，均属司农。
《太平御览》卷241引《魏略》曰：司农度支校尉，黄初四年置，比二千石，掌诸军屯田。
[6] 《晋书·食货志》：〔正始四年〕，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
[7] 《三国志·魏志·袁涣传》：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切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屯田客起义见《三国志·魏志·赵俨传》：“以俨为关中护军。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俨复率〔殷〕署等攻之，‘贼’即破灭。”
[8] 《三国志·魏志·贾逵传》：“其后欲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命。”按屯田都尉藏匿逃兵，不是因为屯田农官有势力，而是因屯田客无兵役，兵士逃入可以相蒙混。
[9] 《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处死刑）。
《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处死）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父母妻子兄弟皆死，是为夷三族）。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不杀金母、弟（仍杀金妻子）。
《三国志·魏志·高柔传》：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及男女盈为官奴婢。
[10] 《三国志·魏志·辛毗传》：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
《文馆词林》卷六百六十二引晋武帝伐吴诏：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
《晋书·匈奴传》：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以上士家之证。）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曰：是后大发士息（士之子曰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曰：“……臣初受封……而所得兵百五十人……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以上士家子称士息之证。）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曰：太子舍人张茂以……帝……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以上士之女称士女，必以配士之证）
《三国志·魏志·钟繇传子毓附传》：听……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毓所创也。（以上士妻配嫁之证。）
[11] 许昌屯田除建安初已具规模外，以后还继续发展。《三国志·魏志·王朗传》：“黄初中……车驾徙许昌，大兴屯田，欲举军东征。”
颍川屯田，见《晋书·宣帝纪》：“魏武以荆州遗黎及屯田在颍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按任颍川典农中郎将者，有严匡、徐邈、裴潜；严匡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徐邈、裴潜各见《三国志·魏志》本传。
洛阳屯田，任洛阳典农中郎将者，有司马昭、司马望、侯史光、王昶、桓范、毌丘俭；司马昭见《晋书·文帝纪》，司马望见《晋书·安平王孚传子望附传》，侯史光见《晋书》本传，桓范见《太平御览》卷681引《魏书》，王昶、毌丘俭见《三国志·魏志》本传。
荥阳屯田，见《水经·济水注》。
原武屯田，任原武典农中郎将者，有毛曾、司马洪；曾见《三国志·魏志·明悼毛皇后传》，洪见《晋书·安平王孚传孙洪附传》。洪传云“仕魏历典农中郎将原武太守”，魏时无原武郡，其为咸熙元年罢屯田，诸典农官改为太守时所改无疑。
弘农屯田，见《三国志·魏志·贾逵传》。任弘农典农校尉者，有孟康、傅玄；康见《三国志·魏志·杜畿传》注引《魏略》，玄见《晋书》本传。
宜阳屯田，任宜阳典农者有刘龟，见《三国志·魏志·高柔传》。
河东屯田，任河东典农中郎将者，有赵俨，见《三国志·魏志》本传。又曲沃典农都尉见大将军曹真碑碑阴所载“州民小平农都尉”（无考），“州民曲沃农都尉”。
河内屯田，任河内典农中郎将者，有司马孚，见《晋书》本传及《水经·沁水注》。
野王屯田，见《三国志·魏志·曹真传子爽附传》：“〔爽〕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以为产业。”《晋书·安平王孚传子辅附传》：“魏末为野王太守。”按曹魏时无野王郡，其为咸熙元年罢屯田，诸典农官改为太守时所改无疑。
汲郡屯田，任汲郡典农中郎将者，有何曾、贾充，各见《晋书》本传。
襄城屯田，任襄城典农中郎将者，有黄朗，见《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魏略》。
汝南属县宋屯田，见《晋书·食货志》：“宋……县（今安徽太和北）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
梁国屯田，见《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毓上表徙民于梁国就沃衍……遂……使将徙民为睢阳（梁国治所）典农校尉。”
沛国屯田，见《三国志·魏志·袁涣传》。
谯郡屯田，见《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文〕帝以谯旧乡，故大徙民充之，以为屯田。”
南阳屯田，见《水经·谷水注》：“涅阳县（今河南镇平县南），故南阳典农治。”
魏郡屯田，任魏郡典农中郎将者，有裴潜，见《三国志·魏志》本传。魏郡治邺，故亦称邺典农中郎将；石苞任此，见《晋书》本传。
巨鹿属县列人（今河北肥乡东北）屯田，任列人典农都尉者，有王弘直，见《三国志·魏志·管辂传》。
阳平、顿丘屯田，见《晋书·束晳传》：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
上党屯田，见《三国志·魏志·梁习传》。
[12] 长安屯田，见《三国志·魏志·赵俨传》：又《仓慈传》注引《魏略》有“长安典农”。
上邽屯田，见《晋书·食货志》：“嘉平四年，关中饥，宣帝（司马懿）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
芍陂屯田，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四年，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
皖城屯田，见《三国志·吴志·吕蒙传》：“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曹公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
关于曹魏屯田材料，参考杨晨《三国会要》，和何兹全教授所著《三国时代国家的三种领民》（《食货》第1卷第11期）、唐长孺教授《西晋田制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等论文。
[13] 《元和郡县志》：陈州溵水县溉灌城，县东二十五里，本魏将邓艾所筑。艾为典农，使行陈颍之间，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尽地利，遂开陂筑塘，大兴灌溉，军储丰足，因名此城。
《元和郡县志补》引《艺文类聚》：邓艾既开陂灌田，又于县（楚州宝应县）筑塘四十九所。（白水陂在县西八十里，邓艾所筑，与盱眙破釜塘相连，开八水门，立屯，溉田万二千顷）
[14] 当时东南沿海稻田每亩收稻约五六斛（一斛合今二斗左右）。《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种稻二十余亩……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六十斛米约一百二十斛粟，平均每亩收粟五六斛。巴蜀地区有亩收十五斛至三十斛者，《华阳国志·蜀志》：“绵竹县……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十五斛。”其在黄河流域，亩收十斛，即为良田，嵇康《养生论》所谓“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是也。然通全国肥瘠而计之，每亩约收三斛；《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损益篇》：“今通肥饶（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而屯田以灌溉规模宏大，故有亩收十余斛，或数十斛者。《晋书·傅玄传》：“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收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
[15] 《水经·浊漳水注》：魏武封于邺……城之西北有三台……北曰冰井台……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
《太平御览》卷605引陆云与兄机书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消此烧，复可用燃，今送二螺。
[16] 参考何兹全教授所著《三国时代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载《食货》第1卷第5期。
[17] 《晋书·卫瓘传》：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
《晋书·李重传》：上疏陈九品曰：“……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承魏氏彫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