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一月十九日新会梁任公先生病殁于北平，本报既已为文悼之矣［一月二十一日本报（按指《大公报》）社评］。兹再从其学术方面，作一综括之评论。
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动，盖可分为四时期，每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第一期自撇弃词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以至戊戌政变以前止，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自戊戌政变以后，到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而仍以“致用”为鹄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欧游以前止，是为纯粹政论家之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病殁，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殆即以此损其天年，哀哉！
先生第一期之智力活动，全受康南海之影响。此时期之梁先生，实为康南海附庸。吾确信即起梁先生于九原，当不以此为降抑之词也。而此后三时期之活动，实于此时期奠其基。故欲论近代学术史上之梁先生，不能不一论康南海。康南海者，我国“经学”史上数座巨峰之一也。“经学”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与哲学之在欧洲历史中之地位相当。其在西方史中，每当社会有剧变之世，哲学必先之或缘之而变；其在中国史中，每当社会有剧变之世，经学必先之或缘之而变。经学之成立在西汉初，自此以后，凡经五变。西汉末古文学兴，是为一变，此时期之代表人物为刘歆。魏晋之世，学者援老庄说经，是为二变，此时期之代表人物可推王弼。宋儒以“性理”说经，是为三变，此时期之代表人物为朱熹。清代汉学家专从训诂校勘方面治经，是为四变，此时期之代表人物为王念孙。道咸以降，西汉“今文学”复兴，“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炽，是为五变，此时期之代表人物为南海康有为。（以上所陈之经学史观，乃作者臆见，兹仅发其凡，除论康南海为本文中应有之义外，余俟另为文详之。）
康南海者，非开辟之人物，而集大成之人物也。当鸦片战争前后，我国智识界先后衍成三种趋势：
第一，乾嘉间朴学之正统派，有二特点：其一则重文字之解释而轻义理之阐发；其二则解经以许、郑、贾、马为宗，皆守刘歆古文之学者也。然境域之垦辟既尽，则思迁移；正统派之宰制既久，则起反动。嘉道间，庄存与始将久遭湮埋之今文学中何休《公羊传注》掘出，著《春秋正辞》，专求公羊之“微言大义”及“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其后刘逢禄复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扬其波。刘又著《〈左氏春秋〉考证》，谓《左氏春秋》本不解经，经刘歆改头换面而成现今之形式，是为近代今古文之争之第一次交绥。其后魏源著《诗古微》，攻《毛传》及大、小序，著《书古微》攻马、郑之说，邵懿辰著《礼经通论》，言古文《逸礼》为刘歆所伪造。而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壁垒愈坚固。今文学之兴是为第一种趋势。
第二，自鸦片战争而后，少数有识之士，怵国运之凌夷，虑大难之将至，知非于词章、考据之外，别求经世致用之学不可。龚自珍及魏源之著作，即表现此种趋向。后经洪、杨之乱，四海沸腾。一时削平大难之功，端赖实行之人，益见徒事呫哔之无用；而曾、左辈盱衡当世，每叹才难，提挈诱掖，不遗余力。讲求实用，是为第二种趋势。
第三，鸦片战争之结果，虽未能醒中国人之迷梦，亦已使其知汽船、钢炮之不可忽视。当洪、杨时代，英法以舟师数千，直捣京畿。其后敉平江南，以倾国之师，收效之速，不若英将戈登一旅之众。此等事实，已足使不甚顽固者坚信泰西之优胜，而有模仿之必要。故乱定后，曾国藩辈即兴建福建造船厂、江南制造局及江南译书局，并派人出洋留学。初仅注意其器械及战术，渐乃及其政法。薛福成及郭嵩焘，此种运动之代表人物也。效法泰西，是为第三种趋势。康南海者，于此三种趋势，各集其大成，而复熔之于一炉，抟之为一体，以鲜明之旗帜，恳切之呼吁，宣传其说，而卒以易天下者也。梁启超者，在此旗帜下一员最有力之大将也。
戊戌政变，在政治上为彻底失败之运动，而在“社会思想”上实为一扫霾拨雾之飏风。其影响之显而见者，在此时前后，国民日用语中，不知增加几许新名词、新口号，若变法也，改制也，民权也，平等也，自由也，议会也，立宪也，废科举也，兴学校也，重女权也，戒缠足也，不可殚列，举国观听为之一新。综论其结果，在政治则促起“维新”之自觉，在青年思想上则促起“新学”之自觉。凡此乃旧时代与新时代转变间之一大关键，康、梁实与有转移之力也。试一观当时中国风气否塞至何程度，便知康梁辈之功绩。光绪十四年，康氏初上变法之书，举世目为病狂，大臣格不代奏。其后引用，朝野哗哄，攻击环集。戊戌秋，有平江苏舆者，集当时抨击康党最力之著名文件，都七卷，名《翼教丛编》，而为之序曰：
甲午以来，外患日迫。……言禁稍弛，英奇奋兴。而倾险淫诐之徒，杂附其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于南海康有为。……自黄公度为湖南盐法道，言于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视为教宗。其言以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不知有本朝也。……许尚书、文侍御既以参劾获罪。……张香涛尚书《劝学篇》，王幹臣吏部《实学报》，辞而辟之，未加显斥。吾湘如王葵园祭酒师、叶焕彬吏部数先生，洞烛其奸，摘发备至。……而（其后）康、梁以逆谋事觉，乱党逮治。区夏好士，钦仰皇威，弥然自乐其生。
若是乎，则当时之康梁，不几夫今日之“赤化者”哉。
自维新派与革命党为政敌，革命成而维新派被目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里实相成也。“国民革命”（此词始见于《同盟会宣言》，今党军名“国民革命军”，殆即本此）运动，实行先于言论。党人最著名之机关报，曰《苏报》，曰《民报》。然《苏报》始于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时务报》（梁任公在上海初办之报）之创办已七年矣。《民报》始于乙巳，上距《清议报》（梁任公在日本初办之报）创办已六年矣，视《新民丛报》之发刊亦后四年矣。《苏报》《民报》以前，党人盖未尝明目张胆以言论学说昭示国人。国人之于革命党，不过视为洪、杨之继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间，肩我国思想解放之任者，实唯康、梁。虽其解放之程度不如党人，然革命学说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风靡全国者，实因维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缚，故解第二重束缚自易易也。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后，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中，掊诋满洲执政者不留丝毫余地。清室之失去国人信用，梁任公之笔墨实与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国人信用，而朝廷上又无改革希望，故革命势力日增也。此又梁任公无意中间接帮助革命之一端也。吾故曰维新党与革命党表相反而里实相成也。自乙巳同盟会成立于东京，而维新党遂成过去之陈迹。波澜起伏，前后相推。四时之运，成功者退。个人之得失，何预于其历史上价值哉？嗟乎，此固未易为今之以标语为金科、口号为玉律者言也。
自任公亡命日本后，诵习日文，因间接得窥西洋名哲之学说，而识力日扩。此时之梁先生，已非康南海所能范围，自述曰（《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四节）：
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以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及“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暗合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乃至孔子之改制何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自戊戌至辛亥间，先生之所贡献于国人者，除应时之政论及激发国民爱国心之宣传外，尚有三焉。一则，介绍西方学问。国人之得闻亚里士多德、倍根（今译作培根）、笛卡儿、斯宾挪莎（今译作斯宾诺莎）、康德、卢梭、霍布士（今译作霍布斯）、边沁诸家之学说，实自先生之著作始也。虽间接稗贩，每多隔膜与谬，然微先生之力，当时孰知除帖括、词章、考据以外，除坚船、利炮、铁路、银行之外，除法律、宪典之外，形而上者，尚有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耶？其于形上之学，激发好奇之心，引起探讨之兴趣，实为此后新文化运动之伏线矣。二则，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换言之，即我国学术之第一次重新估价。其论周秦诸子，其论管子、墨翟，其论商鞅，其论王安石，论孔教，论佛教，皆一扫传统观念，而为今日吾人大多数对于此诸家之观念之所基。此时先生批评中国学术之结晶，尤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长文。此实第一部有统系之中国学术史，一气呵成，前无凭借，非有绝伟之识力，其曷能与于斯！胡适自言其立志治中国思想史，实受先生此文之影响，则民国六七年后“新汉学”之兴起，先生盖导其源矣。三则，以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而提出“史学革命”方案。始倡于官报及帝谱而外，别创以民族及文化为对象，借国民之照鉴之历史。其于《新民丛报》中《新史学》《中国史叙论》已发其凡，于《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及《赵武灵王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王荆公传》《郑和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篇中，复示其例。后有作近代中国史学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
从学术史上观之，自辛亥至戊午七年间，实为先生一生最不幸之时期。盖自辛亥革命成功后，先生在政治上实与康南海同为落伍之人物。历史上之趋势如此，非人力所能转移。为先生计，使自此时以后绝迹仕途，埋头著述，则其所贡献于中国学术者当如何！乃不出此，挟其历史上宝贵之地位，旅进旅退于军阀、官僚、奸雄、宵小之间，卒无补于国，而学亦荒，岂不惜哉？此时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张，可以一言蔽之，先从民智、民德方面着力，而以温和渐进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地位。惟其侧重民智、民德，故于政治及经济上无具体而坚执之计划；惟其采温和渐进之手段，故易于优容军阀。民国以后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论也。
及欧战甫终，西方智识阶级经此空前之大破坏后，正心惊目眩，徬徨不知所措。物极必反，乃移其视线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实未尝了解之东方，以为其中或有无限宝藏焉。先生适以此时游欧，受其说之熏陶，遂确信中国故纸堆中，有可医西方而自医之药。既归，力以昌明中国文化为己任；而自揆所长，尤专力于史。盖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规模且远大于韦尔思之《世界史纲》，而于此中寄其希望与理想焉。天不假年，抱志以殁，实中国史学史上之一大损失已。然其已见之主要成绩可得言焉：（1）《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2）关于学术史者，《先秦政治史》及《墨子学案》《老子哲学》等书，推崇、比附、阐发及宣传之意味多，吾人未能以忠实正确许之。惟其关于《中国佛学史》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抑且饶于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3）先生《中国文化史》之正文，仅成《社会组织》一篇，整理犹未完善；然其体例及取材全空依傍，亦一有价值之创作也。（4）关于文学史者，除零篇外，以《陶渊明》一书（内有年谱及批评）为最精绝。报载其作《辛稼轩年谱》，力疾属草，实成绝笔。他日此书印行，当为我国学术史上与人印象最深之纪念物也已。
近两年来，先生在衰病中，医者禁其著作，已久与中国史学界绝缘。而我国史学界亦日冷落，至于今而益甚。不学无术之人因缘时会，凭借结纳，亦且披猴冠而登坛坫焉。不知我国史界之剥，何日始复也。
署名“素痴”，原载《学衡》第67期，1929年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