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所与存立，群治之所与维系者，曰政治，曰道德。政治之事，其径捷，其用显，其效速。其从事于斯者，多有声华利实之可图，与智名勇功之可慕。故聪明有才气之士，皆乐为之。道德之事，其径迂，其用隐，其效缓。非具真知灼见，必不能察人心之隐患而振其颓风；非有孤诣苦心，必不肯弃人世之纷华而自甘岑寂。且以其事与时代潮流逆行，故当其时或戮辱诛锄以死，或憔悴枯槁以亡。鲜有能及身行道，得世人之馨香尸祝者。此所以时当叔季，政论如麻，政治家如鲫，而致力于道德事业者，乃不一二觏也。
虽然，欲振兴国家之政治，果可置国民道德于不顾欤？无论道德不良之社会，必不能产生良政治。即使他国之良法美意，可以模仿而行之，而从政者即无奉公守法之诚，被治者复无监护维持之力，则橘逾淮而为枳，在甲国以为良政治者，在乙国亦何不可为恶政治。盖政治，标也；道德，本也。
政治者为治之具，而道德者则为人之法则也。人可以终身不从政，而不可以日不为人。而使大多数国民，于所以为人之道，能无欠缺，则政治之修明，亦可操左券。反之而国民皆有忝于为人之资格，则国家资格又何有者。
《大学》之论治也，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修齐，则道德之事也。所谓治平，则政治之事也。
顾亭林之论治也，曰“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谓亡国，则政治不良之结果也。所谓亡天下，则道德不良之结果也。然则政治之与道德，其轻重本末，不亦可见。而国家之有赖于道德家，不亦较政治家为尤急耶。
道德家所以诏世者，固皆为人之法则。然欲知为人之法则，必当解释人生问题之究竟。于是因见解不同，而道德家之流别兴焉。
有从消极方面以解释人生者，其说以致虚守静为修养法门，以出世无生为究竟义谛，而谓人生之目的，必离弃人事以求之，如释迦，如老庄是也。
有从积极方面以解释人生者，则以人生之目的，于世法中求之，即已本末具足。穷理尽性，其功夫也，伦常日用，其效验也，无取乎遁时厌世，亦不必高语玄虚，如孔孟，如程朱是也。
消极之人生观，虽亦言道德者所不废，然欲以为践履之准绳，处世之受用，则积极之说，盖尤为无弊者矣。
希腊有苏格拉底者，即本哲学原理以说明积极之人生者也。希腊为欧洲文化之源泉，故三千年前，已名儒辈出，著书造论。咸能泄造化之祕筌，探物理之阃奥。惟苏格拉底，独返求诸己而注重于道德。先以知德合一论，立学说之根柢，而后规定人之行为，有当然不可易之法则。盖哲学之切于人事而能鼓励人向上为善之心者，实以苏格拉底开其先河焉。论者称之为西洋孔子，尊之为道德哲学之开山，所谓实至名归者非欤。
抑苏格拉底，不仅以讲学家著也，其瑰奇卓特之行，强毅不屈之风，尤得天独厚。故虽旧教诋毁之，政府僇辱之，均顺受其正而无所于怵惕。
诚以苏格拉底心目中，惟知有所信之真理。彼以实行真理，完成其为人之法则，则膺世俗之诋毁之僇辱，在彼视之，皆属分内事，而非傥来之祸福也。此则尤足为浮浇软弱之士针砭，而少年有志于道德者所不可不勉者也。作苏格拉底传。
国家之所以能够存续，百姓之所以能够得到治理，都是因为有政治和道德的存在。政治，手段直接，作用明显，成效非常快。凡事从事政治的人，大多是因为有显赫的名声和实在的利益，有智慧的名誉和勇武的功绩可以让人羡慕。所以，聪明有才气的人，都非常愿意从事政治。道德，途径比较曲折迂回，作用不明显，成效也慢。如果没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和见解，一定不能看到社会大众心中隐藏存在的问题，然后整顿改变这种颓败的风气。如果没有苦心钻研的精神，能到别人所达不到的地步，肯定不能放弃人世间的诸多繁华而自愿甘于寂寞，何况这种事是和时代潮流相违背的。所以当时有人被诛杀受辱而死，也有的人是郁郁寡欢憔悴而死的，很少有人能在世时以身作则坚持道德正义，就能得到世人赞赏膜拜的。这就是为什么身处末世，政治混乱之际，从事政治的人很多，然而愿意致力于道德事业的人，却看不见一两个人的原因。
即使这样，要振兴国家的政治，难道就可以致国民道德于不顾吗？如果道德不能有益于国家社会，那么国家也一定不能制定出良好的政治体系。即使是其他国家的优秀措施，可以模仿，然后在自己国家推崇实行。但如果从事政治的人没有奉公守法的诚意，被治理统治的人民也没有监督维护政治的能力，那么就像橘生淮南则为枳一样，在其他国家被称之为良好的政治体系，在这个国家也可以成为不好的政治体系。所以，政治是治理一个国家表面的东西，而道德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政治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道德则是为人立本的准则。人可以一生不从事政治，但是不可以没有一日不做人。所以假使大多数的国民，对于为人立本的道德准则，没有什么欠缺，那么国家政治统治清正廉明，也可以有充分的把握了。相反，如果国民都没有遵守道德准则的意识，那么又哪有遵守国家政治标准的人呢？
《大学》这本书中有讲治国的，说“品性修养好后才能管理好家族；管理好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所谓的修身养性管理家族，是指道德范畴的事情；而治理国家，则是指关于政治的事情。
顾亭林在谈论国家治理的时候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改朝换代，说的是亡国。仁义道德阻塞不通，在上位者鱼肉人民，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说的是亡天下。”所谓的“亡国”是政治治理不够完善的结果，而“亡天下”则是伦理道德沦丧的结果。然而，政治治理和尊崇道德，哪个更重要，难道不能看出来吗？所以国家需要道德家，不比需要政治家更为急迫吗？
道德家告诫世人的，都是做人本有的道德准则。然而想要知道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必定要解释人生问题的究竟。于是，因为对问题的见解不同，道德家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派别。
有从消极思想方面解释人生问题的人，他们以致虚极、守静笃为宗旨，以出世无生为究竟要达到人生的目的，必须要放弃人间的各种琐事。这类人如释迦、老庄。
也有从积极的思想来解释人生的人，这类人认为人生的目的，要在世法中去追求，达到明知根本大原。世法中已经具足根本和外用，通达事理人心是其功夫；应用在日用伦常之间，就是效验。不用逃避时事厌倦世俗，也不用故作玄虚高谈论调。这类人比如孔子、孟子，以及后来的程颢、程颐、朱熹等。
消极的人生观，虽然没有被道德家们排斥，然而要说被尊崇为日常生活准则，为人处世经常使用的，则一定是积极的人生观和准则。因为积极的人生观是没有害处的。
希腊有个叫苏格拉底的人，就是一个推崇积极人生观的哲学家。希腊是欧洲的文化发源地，所以三千年前，有名气的才学之士就层出不穷，著书立说。他们都能够宣导出造物主的秘密，能探究学问或事理的精微深奥所在。唯有苏格拉底，能遇到挫折时不责怪他人，而先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努力加以改正，注重道德。先是以知识道德合为一体，打好学说的根基，然后规定世人的行为准则，树立不可更改的法则。哲学之所以能深入解析人世间的事情而引导人心积极向上，实际上是从苏格拉底开创了先河。道德家们尊称苏格拉底为西方的孔子，尊他为道德哲学的开山鼻祖，正所谓是实至名归并非虚名！
再者，苏格拉底不仅仅是因为讲学出名，而且他特立独行的行为、刚毅不屈的作风，尤其得天独厚，令人称赞。所以，即使欧洲旧时代的教会诋毁他、威胁他，政府迫害他、羞辱他，他都接受了，并没有害怕。
在苏格拉底心目中，只知道有所坚持的真理。他坚持实行推进真理，使其成为人世间尊崇的法则，那么被世俗诋毁羞辱，在他看来，都是属于应该承受担当的事情，而并非意外惹来的灾祸。这足以为那些虚浮软弱人的药石，有志于成为道德家的少年则不可以不自我勉励激励了。所以笔者写成《苏格拉底传》以勉励少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