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今社会有一普通之心理焉，曰凡处腐败狡猾之社会，及治衰乱之天下者，必须有最巧妙之手段、最横溢之霸才，而后乃能适社会之生存，措天下于平治也。斯说一行，于是平民社会，争以巧妙之手段相答酬；官吏社会，争以横溢之霸才相陵遏，而社会遂益趋于腐败，天下遂日就于衰乱。
彼之创为是说者，不止于事实上得确实之证凭，其于历史上，亦间有是之证凭焉。即以上海而论，五方杂处，人类不齐，多以诈欺相尚，俗所谓滑头者是也。而久住于上海者，亦必习为滑头，而后始免诈斯之害。内地人有新到上海者，必须访一二知友，久于上海者，受其指导，而后始免于受欺。以故久于上海之人，名曰老上海。老上海者，质言之，即习于滑头也。苟不习滑头，则被人诈欺之事，触处皆见。俗所谓老实人多吃亏是也。此事实上之证凭也。
秦孝公用霸才横溢之商鞅，而富强之业成；汉献帝用霸才横溢之曹操，而董卓之乱定；法国有霸才横溢之拿破仑，而兵力几躏全欧；德国有霸才横溢之俾斯麦，而联邦遂能统一。史家尝言：“当衰乱之世，苟不能得贤人君子，而得一二奸雄，亦足以为救时之用。”所谓使贪使诈是也。司马迁尊游侠，而不以朱家、郭解之杀人为非，殆亦执是意也。
此历史上之证凭也。
虽然，吾于此提出一问题焉。问曰：“以巧妙之手段，对付狡滑之社会者，果足以改良社会乎？抑适以相演狡滑于不止也？以横溢之霸才，对付衰乱之天下者，果足以安定天下乎？抑适以相煽衰乱于无穷也？”则必无敢直下判断之语者。
然而吾今亦即以前此彼辈所执之事实与历史证凭，还而问之曰：上海原始固有滑头，然自有对付滑头之滑头，而滑头遂相演以至今日而不止。盖当其始也，滑头之人，本居少数，自有人习于滑头，以谋抵御，于是渐习渐惯，久乃不知不觉亦变为完全滑头之人，而于是滑头愈多矣。滑头愈多，而习滑头者亦愈多。相演相乘，而于是举上海变为一滑头之世界矣。譬如有十人于此，其中有君子六人、小人四人。以六君子遇四小人，其初固不免为小人所欺。然使此六君子者，不贪为巧妙之手段，而安守其迂拙，则彼少数之小人原不足以造成风气。久而久之，其技亦必渐穷，或竟为君子所同化。此敢断言者也！倘此六君子者，不能忍微小之损害，群聚而研究种种巧妙之手段，出与小人相对付，自喜其成效之易见，于是遂迷信处狡滑社会者，不得不用巧妙手段。则此六君子，不久亦变为小人矣。自是小人愈多，君子愈少。而社会风气，乃全趋于小人之一方，卒至腐败不可救药。试观今日之上海，印捕华捕，鹄立如林；侦探差役，巡逻如织；而奸拐命盗、倒欠诈取、大流氓小流氓，遍地皆是。呜呼！此岂少数恶人之过欤？毋亦多数习于恶者之过也？
即以历史而论，彼商鞅、曹操、拿破仑、俾斯麦诸人，当其出现时，其横溢之霸才，何尝不足以起当代之衰，靖一时之乱？然试翻秦汉法德之史，一寻其迹，则秦社之屋，去商君几时矣？汉祚之移，去曹操几时矣？森赫勒拿岛之放逐，拿坡仑且身被其灾；威廉王之被刺，俾斯麦亦躬见其乱。安在横溢霸才，果足以治衰乱之天下也？
吾今敢为大言于此曰：“人者，造风气者也，不可为风气所造。人者，转移社会者也，不可为社会所转移。盖社会风气愈狡猾腐败，而吾人愈不可不以世俗所谓最迂拙之手段挽而回之。夫世俗所谓迂拙者何也？曰惟至诚而已矣！”
且夫至诚之感人亦大矣哉！以瞽瞍之顽而大舜能以至诚感之；以商纣之暴而文王能以至诚感之；周公以至诚而挽成王之心；闵子以至诚而回继母之意。自古以来，大奸雄大盗贼，平日肆无忌惮，往往遇一二至诚之人，卒为其所感动，而立戢其野心、自止其暴行者，历史所载不可胜数。故《大学》曰：“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曰：“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先诚其意。”由此而观，至诚之为用，岂不大哉？
或问曰：“以今日社会之腐败狡猾，设吾徒抱诚意，而处于其间，则彼方利我之迂拙，而时时加损害于我矣。夫好利恶害，人之情也。今既以诚而受害，则人又何乐于为此？吾子之论，得毋亦近于迂欤？”应之曰：“是不然。凡人未有不各具天良者。彼小人非无天良之人，只以日与小人相处，故无从发见其天良；而一见君子，往往天良发见焉。”故凡惯为狡猾之人，彼苟一见至诚之君子，恒生不忍相欺之心。或对君子偶发恶念，而一闻君子之言语，每至面赤汗下。此何故欤？盖皆天良之发见也。夫万物之竞生存也，常各以其类。树木竞生，而不妨及昆虫；昆虫竞生，而不妨及禽鸟。彼狡猾小人之竞生于社会亦然，其相妨也，恒在同类，而君子之蒙害转鲜焉。此非吾之过言，亦事实上所恒有者也。
抑吾人之处于今日社会，果负有责任乎？不负责任乎？如曰不负责任，而只图自了，若世俗所谓自了汉者，则可以不论矣。如曰愿负责任，而思为改良社会、转移风气之人，则虽蒙百难冒万险，古人之犹有为之者，况小小受欺乎？以小小受欺，而即畏难焉？同流合污焉？何其无胆量至此也？佛氏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耶稣愿钉于十字架而救众生。而吾乃因欲避社会狡猾之害，至舍身而习为狡猾，此劣男子贱丈夫之所为，非堂堂须眉之所宜尔也！
吾故曰处今日腐败狡猾之社会，必出以至诚。苟能出以至诚，则君子敬之，小人爱之，而吾在社会之信用固矣。信用既固，而吾身将为全社会所信仰，人人争以吾为模范。于是吾之言论，无人不听从。不知不觉之间，而腐败狡猾之社会，将为吾所转移所感化。夫以一人而具有转移全社会之力，其手段之巧妙，为何如矣？彼世俗以吾为迂拙者，至此始悟吾实巧妙而非迂拙。而彼习于滑狡者，终至甲以诈来，乙以诈往，交相诈而两蒙害。前之以手段巧妙自诩者，至此始悟彼实迂拙而非巧妙。读者疑吾言乎？则请观《北美建国之华盛顿》。
当今社会的人有这样一种普遍心理，就是认为但凡处在腐败狡猾的社会或是处在国家治理衰败混乱社会的人，必须要善于运用最巧妙的手段，还要有足够的雄才霸略，然后才能在这样的社会上生存，并把天下治理得安定太平。这种说法一流行，于是平民百姓都争相以投机取巧的手段来互相应酬；而官场上的人则都争相用霸道专断的手段来相互欺压和伤害。因此，社会变得更加腐败，天下也变得日益混乱。
支持这种说法的人，不仅列出了事实证据，在历史上也能追究到相关证据。便以上海为例，各地人员杂居一处，鱼龙混杂，大家都以互相欺诈为风尚，也就是俗称的滑头。这样一来，长期住在上海的人，也一定会变为滑头，然后才能避免遭受别人的欺诈。内地新到上海的人，必须拜访一两个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好友，接受他们的指导，而后才能避免受欺骗。所以，长期居住在上海的人，被称为老上海。老上海，从本质上说，就是那些习惯于耍滑头的人。如果不习惯耍滑头，那么被人欺诈的事情，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也就是俗话说的老实人吃亏多。这是现实中的证据。
秦孝公重用了霸才横溢的商鞅，因此国家变得富强了；汉献帝重用了霸才横溢的曹操，因此平定了“董卓之乱”；法国因为有霸才横溢的拿破仑，所以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德国也因为有霸才横溢的俾斯麦，所以联邦最终得以统一。历史学家常说：“处在乱世，即使不能得到贤人君子，但如果能得到一两个奸雄，也足够使当时的社会得到治理了。”说的正是利用人的贪婪和奸诈。司马迁崇尚游侠，因而并不认为朱家、郭解的杀人是不对的事情，大概他也是持这样的想法吧。这些是历史上的依据。
即使这样，我在此还是想提一个问题。问题是：“用巧妙的手段对付社会上狡猾的人，果真可以使社会得到改良吗？或者能够让狡猾的社会风气得到适当的抑制？用才华横溢的人，来治理混乱的天下，果真能够让天下变得安定吗？或者是让不断互相煽动的祸乱得到适当的抑制？”那么我想一定没有敢直接下定论的人。
然而我今天也拿着过去这些前辈们所持有的事实依据和历史依据，回过头来问问他们：假如上海本来一开始就有滑头，这样自然就会产生对付这些滑头的滑头，于是滑头们之间相互耍滑，到今天也没能停止。大概最开始的时候，滑头的人，原本只是少数，自从有人习惯了滑头之后，于是其他人为了防御滑头之人，也就渐渐习惯了滑头。时间一久，不知不觉中他们也渐渐变成了完全的滑头，因此滑头也就越来越多了。滑头越多，而习惯于滑头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这样相互影响，愈演愈烈，于是整个上海也就变成了一个滑头之人的世界了。比如这里有十个人，其中有六个是君子，四个是小人。六个君子遇到四个小人，开始肯定免不了被小人欺负。但如果这六个君子不屑使用“巧妙”的手段而安守于自己的迂拙，那么这几个少数的小人本来就不能形成滑头的风气。久而久之，他们的滑头伎俩也就会慢慢被六个君子同化。这是可以断言的！如果是这六位君子，不能容忍小小的伤害，因而聚在一起研究各种“巧妙”的手段，与小人相互周旋，自以为自己获得了显著的效果而为此窃喜，于是最后便相信处在狡猾的社会不得不使用巧妙的手段。那么，这六位君子，不久之后也就变成小人了。从此之后，小人越多，君子越少。而社会风气，也因此完全趋向于小人一方，最终导致社会腐败而无可救药。我们看看当今的上海，印度巡捕、华人巡捕，到处都是；侦探、差役，到处不停巡逻；而坑蒙拐骗、杀人偷盗、欠债诈骗、大流氓小流氓，遍地都是。悲哀啊！这难道是那些少数恶人的过错吗？不也是大多数习惯于作恶的那些人的过错吗？
再从历史上来讲，如商鞅、曹操、拿破仑、俾斯麦这些人，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他们横溢的霸才，难道不足以拯救当时的衰败现象，平定当时的叛乱吗？然而我们翻看秦朝、汉朝的历史，法国、德国的历史，看看当时的情况。秦朝的宗庙崩塌，距离商鞅变革有多久？汉朝的江山被人取代，距离曹操作乱有多久？拿破仑被放逐到森赫勒拿岛，自己身受其害；威廉王被人刺杀，俾斯麦也亲自见证了这场祸乱。怎么能说有横溢的才华，便真的能够治理衰乱的天下呢？
我今天敢在这里大胆地说：“人，是形成社会风气的主体，但不会被社会风气所造就。人，是社会变迁的主体，但不可能被社会所转移。大概社会风气越狡猾腐败，而我们就越不能不随世俗用所谓的最‘迂拙’的手段来挽回世风。世俗所谓的‘迂拙’是什么呢？说的就是那些为人‘至诚’的人吧！”
且说以至诚之心感化人的作用，实在是大啊！瞽瞍如此的愚昧顽固，仍能够被大舜的至诚之心感化；商纣王如此暴虐，也被周文王的至诚之心感化；周公用至诚之心挽回了周成王的心；闵子骞用至诚之心挽回了后母的心意。自古以来，大奸雄大盗贼平日肆无忌惮，但只要遇到一两个至诚之人，最终被其感化，因而立刻放弃自己的野心，主动停止自己的暴行，这样的事例，在历史记载中数不胜数。所以《大学》中说：“意诚之后，心自然会变得端正；心端正了之后，身性自然能得到修炼；身性得到修习后，自然能够管理好家庭；管理好家庭，国家自然会得到治理；国家得到治理后，天下自然变得太平。”又说：“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必须先提高自己的修养；想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必须先端正自己的身心；想端正自己的身心，必须先使自己的态度真诚。”由此看来，“至诚”的作用难道不大吗？
有些人问道：“在当今这个腐败狡猾的社会，如果仅仅怀有诚意，那么对方便会利用我的迂拙而时时加害我。喜欢好处而讨厌害处，是人之常情。现在既然因为至诚而受害，那么人们又怎么会愿意以至诚处世呢？您这样的结论，总结得不也近乎迂拙吗？”我想回答他们：“这不一样。人没有不具有天理良心的。小人并不是没有天理良心，只是因为天天与小人相处，所以无从发现。然而一旦见到君子，他们的天理良心就会被发现了。”所以凡是习惯了狡猾的人，他们如果一见到至诚的君子，便常常会生起不忍欺骗之心。有些人偶尔会对君子产生恶念，然而每次只要听到君子的言语，便会面红汗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都是因为天理良心的发现啊。世界万物竞相生存，通常区分为不同的种类。树木之间竞相生长，不会妨碍昆虫的生存；昆虫之间的竞相生长，也不会妨碍禽鸟的生存。那些狡猾的小人，在社会相互竞争生存也是如此，与这种情况相似，永远只会在同类中存在竞争，而君子被蒙害的很少有听说。这并不是我言过其实，而是事实上常常存在的。
那么我们处在今日的社会，究竟是需要承担责任呢，还是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说不需要承担责任，而只是为了自己，就像社会中所谓的“自了汉”，那么我们便不说什么了。如果说愿意承担责任，成为改良社会、转移社会风气的人，那么即使承受百难万险，古代就有这样的人，何况只是受到小小的欺辱呢？因为很小的欺辱，便畏惧了困难吗？因而就同流合污了吗？怎么会如此的没有胆量呢？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耶稣为了救众生而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而现在我们却因为想要逃避社会奸诈带来的危害，竟然牺牲自己而去习惯于奸诈，这是懦弱、卑贱的人所有的行为，而不是堂堂男子汉所应该做的！
我因此认为，在今天这样腐败狡猾的社会，必须要有至诚之心。如果真能用至诚之心待人处事，那么君子会尊敬他，小人会敬爱他，那么我们在社会上的信用也就稳固了。信用稳固以后，那么我们的品行将会被全社会的人所信仰，人人都会争着以我为模范。于是我们的言论，没有人不听从的。不知不觉之间，这个腐败奸诈的社会，都将被我们所感化、改变。一个人就具有转移全社会的力量，那些巧妙的手段，如何能有这样的效果呢？那些以为我是迂拙的世俗人，到此才醒悟我其实是巧妙之人而不是迂拙之人。而那些习惯奸诈的人，最终是甲刚向乙使诈，而接着乙便向甲使诈，彼此相互使诈而两个人都蒙受祸害。前面那些自夸自己手段巧妙的人，到现在才醒悟，自己其实是多么迂拙而不是巧妙。读者对我的话有疑问吗？如果有疑问，可以参看《北美建国之华盛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