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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中，以格物、创物名世之士固寥寥，然此寥寥若干人，亦未受过去史家之充分注意，如北宋燕肃其一例也。
燕肃尝重复发明久已亡佚之指南车（按：我国之指南车乃一种机械之结构，而非利用磁针者。三国马钧、六朝祖冲之皆造之。经唐宋五代，其法失传）。其法，岳珂《愧郯录》（卷一三）及《宋史·舆服志》，并有记载，英人摩尔（A.C.Moule）尝于《通报》为文阐释之，用知所载虽缺略，法意尚可明了。此文予尝译载于《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一期）近者王振铎氏于《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更为此器之模型图说，益周详矣。关于此事，本文不复叙及。
《宋史》（卷二九八）《燕肃传》（以下省称《本传》）称肃“在明州为《海潮图》，著《海潮论》”。按《海潮图》今已佚，惟《海潮论》尚存。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记：“旧于会稽得一石碑，论海潮依附阴阳时刻，极有理，不知其谁氏（作），恐复遗失，故载之。”其下全录碑文。宽友王明清于《挥尘录》（下省称《王录》）前录卷四载此文。考定为即燕肃之《海潮论》。盖文中有“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诏按察岭外……洎出守会稽（越州），移莅句章（明州）”之语。王明清云：“以《真宗实录》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肃为广东提点刑狱。遂取两朝史《燕公传》观之，果尝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尝著《海潮论》《海潮图》并行于世。则知（原文作者）为燕无疑。”明清所考，自无可议。
燕肃《海潮论》，为我国科学史上一重要文献，兹为校录于下。（现存此论有三本，一为《学津讨原》本，《西溪丛语》所载者，下文称甲本；一为《学津讨原》本，《王录》所载者，称乙本；一为《四部丛刊续编》翻汲古阁影宋钞本，《王录》所载者，称丙本。下录文中小注，除校语外，均是原注。）
观古今诸家海潮之说（甲本“说”下有“者”字）多矣。或谓天河激涌（葛洪《潮说》），亦云地机翕张（见《洞真正一经》）（甲本作《洞正二真经》）。卢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应。挺空入汉，山涌而涛随（施师谓僧隐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见窦叔《蒙涛志》）。源殊派异，无所适从。索隐探微，宜伸确论。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诏按察岭外，尝经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东，过海康（雷州），历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甲本作思州），往南海（广州）。迨由龙川（惠州）抵潮阳（潮州），洎出守会稽（越州），移莅句章（明州）。是（甲本无“是”字）以上诸郡皆沿海滨，朝夕观望汐之候者有日矣。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息进退）。十年用心，颇有准的。大率元气嘘吸（“吸”，甲本作“翕”），天随气而涨敛；溟渤往来，潮顺（“顺”，甲本作“随”）天而进退者也。以日者众（“众”，乙丙本作“重”）阳之母，阴生于阳，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阴之精，水乃阴类（乙丙本作“水者阴”），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盈于朔望，消于朏魄。虚（丙本无“虚”字）于上下弦，息于辉朒（朔而日见东方），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时，潮平于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离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对月到之位，以日临之次，潮必应之。过月望，（按：“望”字当在“月”字上）复东行，潮附日而又西应之。至后朔子时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复会于子位。（此下五十九字乙丙本无）其小尽则月离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对日到之位，以日临之次，潮必应之。至后朔子时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复会于子位。是（“是”，乙丙本作“星”）知潮常（“常”，乙丙本作“当”）附日而右旋。以月临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尽矣。或迟速消息之小异，而进退盈虚终不失其期也。或问曰：四海潮平，来（甲本无“来”字）皆有渐，惟浙江涛至则亘如山岳，奋如雷霆，水岸横飞，雪崖傍射。澎腾奔激，吁可畏也。其涨怒（乙丙本作“可怒”）之理可得闻乎？曰：或云夹岸有山，南曰龛，北曰赭，二山相对，谓之海门，岸狭势逼，涌而为涛耳。若言狭逼，则东溟自定海吞余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其狭逼，潮来不闻涛有声也（“也”，乙丙本作“耳”）。今观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属会稽），北望嘉兴大山（属秀州），水阔二百余里，故（按：“故”字疑衍）海商船舶怖于上滩（水中沙为“滩”，徒旱切），惟泛余姚小江，易再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盖以下有沙滩，南北亘连（“连”，乙本作“之”，丙本作“乏”），隔碍洪波，蹙遏潮势。夫月离震兑，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乙丙本作“未洎”），月经（乙丙本“经”作“径”）乾（乙丙本“乾”作“潮”）巽，潮来已半，浊浪堆（乙丙本“堆”作“推”）滞，后水益来，于是益于沙滩，猛怒顿涌，声势激射，故起而为涛耳。非江山浅逼使之然也（乙丙本下有“哉宜”二字）。
燕肃所予海潮现象之解释，固不脱孔德所谓形而上学之附会，而去今日科学理论甚远。然其解释钱塘江涛所用方法，却为实证之方法。其驳或说谓江涛不由于“海门”之狭逼，亦符事实。近今地学之解释，谓巨涛乃江口骤狭浅所致，非仅由于江口之狭也。燕肃注意江口巨滩之存在与巨涛现象有关，乃深刻独到之观察。巨滩为口骤浅之因也。惟未明骤狭骤浅之影响，其解释视现今地学犹有一间未达耳。然燕肃此文之最大贡献，在其十年用心，遍历广东及浙江海岸，于海潮现象与日月地相对位置变易之关系，作系统之观察与记录，并综合其所观察与记录以为定例，此在科学史上为创举，所当特笔大书者也。
燕肃又尝改良刻漏之法。《本传》载肃“上《莲花漏法》，诏司天台考于钟鼓楼下，云不与崇天历合。然肃所至，皆刻石以记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晓，世推其精密”。则其法已盛行于时。（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亦称“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其刻石之文，今已亡佚。（《宋史·艺文志》著录肃《莲花漏法》一卷，当即此文）惟北宋吴处厚于《青箱杂记》（下省称《吴记》）卷九中尚称其略云：“燕公肃……任梓潼日，尝作莲漏献于阙下。后作藩青社，出守东颍，悉按其法而为之。其制分为四分之壶，参差置水器于上，刻木为四方之箭，箭四觚，面二十五刻，刻六十（按：此下当脱‘分’字）。四面百刻，总六千分，以效日。凡四十八箭，一气一易。铸金莲承箭，铜乌引水下注金莲，浮箭而上。有司惟谨视而易之。其行漏之始，又以《周官》水地置泉法，考二交之景，得午时四刻一十六分午（按：‘午’似是‘半’之讹）为正南北景中，以起漏焉。以梓潼在南，其法昼增一刻，夜损一刻，青（原作‘肯’）社稍北，昼增三刻，颍处梓青之间，昼增二刻，夜损亦如之。”（据商务翻四库本）盖新漏法注意昏晓时刻随季候与地域变异，而适应并指示之也。
《东都事略》（卷六○）《燕肃传》，（下省称《略传》）及《本传》并云肃尝“造指南车、记里鼓二车及欹器以献”。按：李焘《长编》记仁宗天圣五年十一月“壬寅，工部郎中直昭文馆燕肃请造指南车。内待卢道隆又上所创记里鼓车。皆以其法下所司制之”。岳珂《愧郯录》（下省称《岳录》）、《宋史·舆服志》并同。则肃未尝献记里鼓车，《略传》及《本传》误也。又按释文莹《玉壶野史》卷一：“苏翰林易简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上……亲试以水。或增损一丝许，器则随欹，合其中则凝然不摇。”则是时欹器之制未亡，禁中亦自有之。云肃献此器，疑亦误之。
欧阳修《归田录》（下省称《欧录》）卷二云：“燕龙图肃有巧思，初为永兴推官，知府寇莱公好舞拓技，有一鼓甚惜之，其环忽脱。公怅然，以问诸匠，皆莫知所为。燕请以环脚为锁簧内之，则不脱矣。”按他书所记燕肃仕历甚详，无为永兴推官之事，欧公所记当有误。《宣和画谱》卷一一《燕肃传》亦记此事，而与《欧录》异，似较得实。《宣传》云：“尝有造鼓既毕，而忘易镮者，无因可使钉脚拳于鼓之腹，遂造肃请术。肃乃呼锻者，命作大锁簧入之，众皆服其智。”
以上叙肃格物、创物之智。然在肃造诣中，此特其小焉者耳。
肃亦为名画家，北宋人以比王摩诘。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下省称《郭志》）卷三称其“善画山水寒林。澄怀味象，应会感神，蹈摩诘之遐踪，逼咸熙之懿范”。《宣和画谱》称其“胸次潇洒……与王维相上下。独不为设色”。《宋史》本传称其“画入妙品，图山水罨布浓淡，意象微远。尤善为古木折竹”。据《郭志》《宣谱》及邓椿（南宋人）《画继》（卷八）肃画流传之可考者如下：太常寺有肃所画屏风。玉堂、刑部、所居景宁坊第，及许、洛、睢、颍佛寺，皆有其壁画。以上诸作，至宣和时除睢、颍、洛寺壁画外，皆已无存。肃画并所藏古画，身后泰半取入禁中，故世间传肃画甚稀。其收入内府，见于《宣谱》者三十七轴，计：《春岫渔歌图》一、《春山图》四、《夏溪图》二、《秋山远浦图》一、《冬晴钓艇图》二、《雪满群山图》三、《寒林图》一、《大寒林图》二、《小寒林图》二、《履冰图》一、《江山萧寺图》二、《古岸遥山图》三、《送寒衣女图》一、《状牛头山望图》一、《渡水牛图》一、《双松图》二、《松石图》一、《写李成履薄图》二、《雪浦人归图》四、《寒雀图》一。其为肃曾孙兴祖所藏，载于《画继》中者凡六轴：《忍事敌灾星图》一、《山水横幅图》一、《寒林横幅图》一、《鹭鸶图》一、《散马横披图》一、《墨竹图》一。不知此四十三轴，今尚有吉光片羽之存否，望鉴藏家有以见告。
肃亦为一诗人。《本传》称其“喜作诗，多至数千篇”。惟《宋史·艺文志》著录燕肃诗仅二卷。其传于今者，以作者所知，惟《宋文鉴》（卷二二）所录《僻居》一首耳，为录如下：
蓬茅城市远，草径接渔村。
白日偶无客，青山常对门。
药炉留火暖，花坞带烟昏。
静坐搜新句，冥心傍酒樽。
诗境冲恬，盖与其画境称。
肃仕履以干练著。《本传》载称其“知临邛县，县民尝苦吏追扰。肃削木为牍，民讼有连逮者，书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又宋郑克《折狱龟鉴》载肃“知明州时，俗轻悍喜斗。肃推先殴者，虽无伤必加以罪，后殴者非折跌支体皆贷之。于是斗者为息”。其官刑部时，于刑法上有一重要之建议（详《长编》卷一○四及《宋史·刑法志》），其言曰：
唐大理卿胡演进月囚帐。太宗曰：“其间有可矜者，岂宜一以律断？”因诏凡大辟罪，今尚书九卿谳之。又诏凡决死刑，京师五复奏，诸州三复奏。自是全活甚众。贞观四年断死罪二十九，开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于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百倍。（今）京师大辟虽一复奏，而州郡之狱有疑及情可悯者，至上请，而法寺多举驳。官吏率得不应得之罪，故皆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大失朝廷钦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复奏，议者必曰待报淹延。臣则以为汉律皆以季秋论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决死罪。未闻淹延，以害汉唐之治也。
仁宗酌取其议，因诏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因此令而全活者，《宣和画谱》称“至今何啻亿万计”云。又《宋会要》（《刑法》二之二十）记肃以仁宗景祐初“乞今后内外官司合用宣敕条贯，写录厅壁，朝夕看读”，仁宗从之。是以整饬吏治之善制也。
其他肃之仕历详于下篇。
王荆公有《题燕肃山水》诗（《临川集》一），作于肃死后，于肃德行推崇甚至。兹录之以殿上篇：
往时濯足潇湘浦，独上九疑寻二女。苍梧之野烟漠漠，断垅连冈散平楚。暮年伤心波浪阻，不意画中能更睹。燕公侍从书燕王府，王求一笔终不与。奏论谳死误当赦，全活至今何可数。仁人义士埋黄土，只有粉墨归囊褚。
下
前篇述肃之学术与事功。此篇考其家世、行年与仕历。下文先节录《宋史》本传而以其他记载参校订补之。
燕肃，字穆之，青州益都人。
按：《略传》作青州人，《郭志》作“其先燕蓟人”，《宣谱》同。
父峻，慷慨任侠。杨光远反时，率其属迎符彦卿，遂家曹州。
按：《宣谱》，后徙居曹南，祖葬于阳翟，今为阳翟人。
肃少孤贫，游学。
按：本传不详肃生年。据《郭志》，肃卒于仁宗康定元年，据《略传》，肃卒年八十。以此推之，肃生于宋太祖建隆二年，即公元九六一。
举进士，补凤翔府观察推宫。寇准知府事，荐改秘书省著作佐郎。
按：寇准知凤翔府，在真宗咸平三年至五年（据李焘《长编》），即燕肃四十至四十二岁。
知临邛县……考城县。通判河南府，召为监察御史。准方知河南，奏留之。
按：准知河南府，在大中祥符八、九年间（据《长编》），即肃五十五、五十六岁间。
迁中侍御史，提点广南西路刑狱，迁侍御史，徙广南东路。
按：据《海潮论》及王明清所引《两朝国史》，肃自广西徙广东，在大中祥符九年冬。
还为丁谓所恶，出知越州，徙明州。……直昭文馆，为定王府记室参军，判尚书刑部。
按：肃判刑部，不知始何年，据《长编》，当在仁宗天圣二年（六十四岁）十月以前。是月，肃以判部之资格奏言，旧制，赦书集书吏分录，字多舛误，四方覆奏，或致稽违，因请镂版宣布，遂著于法。
建言……州郡之狱有疑情及可悯者……许覆奏。……
按：长编及《宋史·刑法志》，此事在天圣四年，时肃年六十六岁。
擢龙图阁待制。
按：此事史不详何年。考《愧郯录》纪天圣五年十一月，肃上指南车事，录其全衔为定王府记室参军工部郎中，直昭文馆，则是时肃尚未为龙图阁待制也。惟李焘《长编》载天圣六年四月“癸未，命龙图阁待制燕肃、直史馆康孝基同议蠲减三司岁所科上供物”。则肃之擢龙图阁待制，其在于圣五年十一月与六年四月之间乎？
权知审刑院，知梓州，还，同纠察在京刑狱。再判刑部，累迁左谏议大夫。知亳州，徙清州。属岁歉，命兼京东安抚使。入判太常寺，复知审刑。肃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祠，则重饰之。岁既久，所涂积厚，声益不协。乃诏与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即刬涤考击，合以律准。试于后苑，声皆协。
按：肃请刬涤太常钟磬及按试律准事，据《长编》及《宋史·乐志》，并在景祐元年，时肃七十四岁。
又诏与章得象、冯元详（定）刻漏。
按：据《长编》，事在景祐二年四月。
进龙图阁直学士。
肃进龙图阁直学士，史不详可年。吴处厚《青箱杂记》云：“本朝之制诰（诰字衍），待制止系皂鞋犀带，迁龙图直学士，始赐金带。燕为待制，十年不迁，乃作陈情诗上时宰。诗曰：‘鬓边今日白，腰下几时黄。’时宰怜其老，未几，迁直学士。”按肃为龙图阁待制，乃始于天圣六年，阅十年则景祐四年，肃七十七岁。其迁直学士，当在此年。惟《吴记》又云：“燕公登科最晚。年四十六始用寇莱公荐转京官……作直学士时已六十余矣。”所记二事年岁皆误。后事之误，从上文可见。据《本传》，寇准荐肃，乃在知凤翔府时，按《长编》，准在凤翔府任，尽于咸平五年五月，时肃尚四十二岁也。
知颍州，徙邓州。官至礼部侍郎，致仕卒。……
《长编》，仁宗宝元二年十月癸亥，礼部侍郎致仕燕肃言，每遇朝廷大庆会，欲于在所通表章，从之。则肃之致仕前此时甚近，当不出本年也。其上请致仕盖在邓州任时。礼部侍郎其致仕时赠官也。肃卒年八十，已见前。
子度。
按：度二任户部判官，一任户部副史，为能吏，以右谏议大夫知潭州卒。《宋史》有传附肃传后。
孙瑛。
按：瑛官至户部尚书，死于靖康之难。《宋史》亦有传附于肃传后。
原载《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1集，1941年6月；后收入张荫麟《宋史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版清样本（后因故未出版）今据此版本录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
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
南宋人所传北宋文献，有二事焉，本俱伪造，而伪出有因；其作伪所因伪之历史事实，甚关重要，此即所谓太祖誓碑及太祖政事堂刻石是也。兹分别考之如下：
一、太祖誓碑
旧题陆游撰之《避暑漫钞》（无卷数）载：
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祖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封闭甚严。因饬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中略）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中略）不敢泄漏。虽心腹大臣，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中略）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坐连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人事。”一曰：“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天子不及知”云云。
太祖勒石镇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不知其何据也。
《漫钞》谓曹勋传徽宗寄语，提及誓碑。按曹勋《北狩见闻录》今具存，内载徽宗寄语，涉及太祖藏于太庙之约，初不云有誓碑，而其所称太祖之约之内容，亦与所谓誓碑不尽合。誓碑之说，盖由《北狩见闻录》所载徽宗之寄语而繁衍耳。予所见《北狩见闻录》有二本，一为《学津讨原》本，一为《许刻三朝会编》所引本。二本异文甚多，关于太庙藏约之记载，二本之出入尤甚。兹先并录二本之文。然后加以考定。
（甲）《学津》本，“徽庙（中略）又宣谕曰：太祖有约，藏于太庙。不诛大臣用宦官，违者不祥。故七圣相袭未尝辄易”。
（乙）《许刻会编》本，“太上（中略）又曰：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字不可通，当是‘官’字之讹），违者不祥。相袭未尝辄易”。
今考王明清《挥尘录》（后录一）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皆引据《北狩见闻录》此段记载，而于太祖藏庙之约，前者作“誓不杀大臣言官”，后者作“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则知许本近是而讹“官”为“有”也。
太庙藏约，而有待于徽宗传语高宗，则其为秘密可知。北宋人臣虽不知有此约，然因历世君主遵守唯谨，遂认为有不杀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观于以下二事而可见。其一，据《退斋笔录》：
神宗以陕西用兵失利，内地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中略）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做不得一件！”
其二，据《道山清话》：
元祐八年，吕大防因讲筵言及前代，（中略）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中略）皆祖宗家法。
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巨。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强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
二、政事堂刻石
《道山清话》载：
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榖《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按：政事堂乃宰相办公之处），或云，自王文穆（按：即王钦若）大拜后，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于他处，后寖不知所在；继而王安石、章醇〔惇〕相继用事，为人窃去。如前两书，今馆中有其名而亡其书也。顷时尚见其他小说往往互见，今皆为人节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右记太祖政事堂刻石事，虽言之凿凿，实不可信。此事既云见《实录》及《国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乃据《实录》及《国史》而修，于如此重大事，何以不著一字。藉曰，李焘南人，为南人讳，然据《宋史》（卷二八三）《王旦传》：
帝（真宗）欲相王钦若。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枢密，两府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王旦既力阻真宗相钦若，使是时政事堂有太祖禁相南人之亲笔刻石，正宜引以为据，何致但云“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而已。王旦即瞶瞶，及王旦死后，真宗卒相钦若，如有所谓政事堂刻石在，则此事乃明反祖宗家法之罪，非常大变，以北宋言官大臣论事之勇，何致悉皆默尔。即此一端，可见所谓政事堂刻石之伪无疑也。
朱弁《曲洧旧闻》（卷一）记王旦论相钦若事，与《宋史》本传稍异，其文云：
真宗问王文正曰：“祖宗时有秘谶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岂‘立贤无方’之义乎？”对曰：“立贤无方，要之贤而后可。”
朱弁所记得之传闻，自不如本传之根据《实录》及《国史》者为可信。即如朱弁所记亦可反证所谓政事堂刻石之为乌有也。
考太祖、太宗两朝之未尝用南人为相，盖非由于原则上歧视南人。太祖初代周，国境未逾江以南，其所需笼络之先朝重臣及所可信托之股肱心膂，有任宰相之资格者，自无南人在内。其后南土渐次平定，南士之入朝者悉是远方降臣，自无取冠朝列之理。至真宗时，南土之以科第起而积资至可当宰相之任者，渐有其人。北人久已获得之政治上特殊地位，因南人政治势力之增长，而发生动摇，对于南人，难免侧目。王旦所代表之公议，所以使王钦若之作相蹉跎十年也。真宗朝北人歧视南人之例，史尚多有之。李焘《长编》载：
景德二年五月。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皆召试。晏（中略）属辞敏瞻，上深叹赏。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进盖，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中略）”乃赐殊进士出身，盖用学究出身。
景德三年五月。上封者言：“诸路巡检当择武勇心力强明者，乞不用福建、荆湖、江浙、川峡（中略）人颁其事。”上谓王钦若曰：“人之勇怯，岂限南北？若此区别，非任人之道也。”
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故事当赐第，必召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时新喻人萧贯与胶水人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已属之。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中略）准（中略）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真宗朝南人在政治上始抬头，此后南人政治势力日长，北人政治势力日消，至神宗以降，北人在政治上之地位，遂远落南人之后，而北人之侧目南人更可知矣。此“祖宗时秘谶”及“太祖政事堂刻石”一类故事所由起也。
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7期，194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