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言我国思想史者，莫不以知行合一说为创于王阳明。夫标揭此说以为讲学之宗旨，以为一贯之达道，而充类至尽，穷其义蕴，诚莫或先于阳明。然阳明此说固非前无所承者也。往者章炳麟氏尝溯知行合一说之源于郑康成。其证在康成之释格物致知。顾康成之言曰：“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之所好来也。”则康成所谓知仅指欲好耳。阳明之言知行不可分，固亦尝以恶恶臭与好好色为喻，而谓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然阳明不谓好恶即知也。阳明所谓知固不如康成之简单也，谓阳明曾受康成之暗示可，谓阳明之说源于康成则不可。
康成以后，宋儒言知行，与阳明若合符契，而可断为阳明之说所自出者，盖有五家。其一为程伊川。伊川之言曰：“真知与常知异。尝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莫不惊，独田夫色异于众。若虎能伤人，虽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尝真知。真知须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程氏遗书》二上）此言真知不善之为不善者，必不行不善。推之亦当言：真知善之为善者必行善。是即阳明所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也。伊川以知而不行为非真知，不若阳明以知而不行为不知之斩截，然其义则一也。其二为杨龟山。龟山之言曰：“世之学者皆言穷达有命，特信之未笃。某窃谓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贵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龟山文集·与杨仲书》）龟山别知之至与不至，著明与不著明，犹伊川别知之真与不真。若在阳明，则径以知之不至与不著明者为不知矣。伊川言知有真伪之分，而不言知有程度之别。龟山则承认知有程度之别。就此点言，伊川与阳明较近，而龟山去阳明较远矣。其三为陆象山。象山之言曰：“自谓知非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谓知过而不能改过，是不知过也。真知非则无不能去，真知过则无不能改过。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过而已。”（《象山集》十四《与罗章夫》）又象山释《易》“知至至之，知终终之”，亦明此义，今不具引。象山直以知而不行为不知，与阳明之说无毫发之异矣。其四为朱晦庵。晦庵之言曰：“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语类》九）又曰：“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则知为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而非前日之意味。”（同上）此即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之说也。其五《朱子语类》载，“王子充问：某在湖南见一先生只教人践履。曰：‘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曰：‘他说，行得便见得’。”所谓行得便见得，即阳明“知行并进”之说也。
从上所阐述观之，则阳明知行之学说实本于宋儒，而大同于程朱。顾阳明及其徒从与程朱水火之深何也？曰：陆王与程朱之异不在其论知行之关系，而在其论知之来源。陆王以为良知（至少道德之知）为人心所固有，所谓“个个人心有仲尼”。所以不知者，蔽于私欲耳，但能屏除私欲，恢复良知，则求知之能事已毕，所待者惟实行耳。故阳明之释致知在格物也，谓致知即致良知，物即私欲，格物即如格杀猛兽一般，格去私欲。既恢复良知，则心如明镜，遇物无遁形，所谓“无事时像个无所知无所能的人，遇事时却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象山语）也。程朱则谓人心虽有知之机能，而不能遇物即知。朱子所谓“人心之灵莫不有知”之知须作智解。从具有知之机能到具有智识，中间须经一番求索功夫，即读书讲论，察物穷理是也。故朱子之释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以明“心之全体大用”。然就陆王观之，若求知本以为实践之准备，而求知为如此艰巨之事业，则有“终身不知亦遂终身不行”之病，因而有“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意浮沉”之诮参。程朱与陆王关于知识之理论孰是孰非，抑各有是非，抑两者俱非，不在本文讨论之范围。兹附及之以见程朱与陆王之差异不在其论知行之关系耳。
（1940年12月30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