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军队究有几何？自然此数目非固定者。
据《宋史·兵志》六，南渡以来兵籍之数：
在绍兴十二年，为二十一万四千，
在绍兴二十三年，为二十五万四千，
在绍兴三十年，为三十一万八千，
在乾道三年，为二十二万三千。
以下《宋志》不详。今勾稽宋人文集，稍补其阙。
约当孝宗、宁宗间，倪思（据《南宋文范》作者考，倪思，乾道二年进士，后以忤史弥远罢官）对策言：“今以天下之兵籍略计之，行都之宿卫，沿流（长江）之驻扎，州郡之分屯，无虑七八十万。”（《南宋文录》九）约略同时，杨冠卿（据《四库提要》所考，冠卿当孝宗淳熙五年四十岁）撰《省兵食说》，则谓“今日之兵，仰给大农者，亡虑百万”。而其后叶适亦谓“（今）竭国力而不足以养百万之兵”（《兵总论》一）。故在南宋中叶，中国之兵但就中央政府给养者计，已及百万。然其后尚有增加。据《宋史·兵志》七，理宗绍定九年，贾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节次招军，凡二十三万三千有奇。除填，额创招者九万五千。”此乃理、度两朝内之事耳。其前，宁宗末年，韩侂胄开边，兵额之增当不少。虽其确数不详，然观王迈论此事，谓“蜂屯蚁聚，扶携来归。辇安边（按指安边所）之财以给之，惟恐不赡；航东南之粟以饷之，惟恐失期”（《〔臞〕轩集》一），亦可概见。
北宋兵额最多之时为仁宗庆历朝，总一百二十五万余。由上所考观之，南宋在亡国前夕之兵额，至少当与此数相埒。当南宋初叶，李纲尝言：“户部岁入无（北宋）承平时三分之一。”（《南宋文范》一四《李纲论财用札子》）后纵开源，以幅员所限，税收当亦无法过北宋之半。以不及北宋一半之税收，养北宋最高之兵额，南宋国家，安得不破产？
理宗端平二年乙未（元兵入临安前四十年），《馆阁考职策问》有云：“今国家罄一岁所入，曾不支旬月，而又日不辍造十数万楮币，乃仅得济。”南宋亡国前夕之财政状况，此语尽之矣。
顾理财者虽苦军费之重，兵数之多，实际负军事责任者又苦兵数之少。端平初，魏了翁已言：
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核实（谓裁虚额），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中阙一字）千七百里之边间，众寡强弱，此盖（不？）难见（本集十九）。
其后宝祐四年，文天祥亦言：
自东海城筑，而调淮民以防海，则两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复归，而并荆兵以城襄，则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气染于汉水，冤血溅于宝峰，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徒者过半，则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实荆，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分镇而抚，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国安得不弱哉。扶其弱而归之强，则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调度转急，问之大农，大农无财，问之版曹，版曹无财，问之饷司，饷司无财。自岁币银绢外，未闻有一画策为军食计者（本集三）。
一方面不胜军费之负担，一方面感觉兵不敷用。所以然者，南宋军队大部分腐化也。此事略具于予所撰《南宋亡国史补》（《燕京学报》第二十期），今不赘。
除兵不敷用之感觉外，尚有一事使裁兵在当时为不可能者。宋以军队为失业游民之尾闾，自其祖宗以来，即视此为潜消反侧之妙法。此政策之需要，在南宋犹不减。南宋初吴儆（绍兴二十七年进士，淳熙十年卒，据本集附传）尝奏言：
臣窃见朝廷平时以募兵为急，而应募者少。今岁正是募兵之时，而未闻广募。臣不知其故何也。臣闻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盖饥困之民，不能为盗，而或至于相率而蚁聚者，必有以倡之。闾里之间，桀黠强悍之人，不事生业，而其智与力足以为暴者，皆盗之倡也。因其饥困之际，重其衣食之资，募以为兵，则其势宜乐从。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训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两得之，孰有便于此者？（《吴文肃公集》一）
同时范浚亦言：
今日召募，可以安未难（此字疑衍）动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传习妖教旧矣，而比年尤盛。绵村带落，比屋有之。为渠首者家于穷山僻谷，夜则啸集徒众，以神怪相诳诱，迟明散去，烟消鸟没，究之则鬼迹，捕之则易以生事。根固蔓连，势已潜炽。其人类多奸豪，拳勇横滑，不及此时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于未萌，臣恐吴遽未必跳梁于今而张角、孙恩决复响动于后也。且奸豪横滑之人，居心好动，殆非莳桑秉耒，低首安作，为良民者。譬之修蛇巨蝎，取以备药物，或能已疾蠲病，苟弃不用，日以滋息，则缘墉肖屋，蛰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愿因召募而收用之，亦已时病之细术也。（《范香溪文集》十四）
其后卫博（光宗、宁宗间人，与朱子同时）更从失业之来源上，推论继续募兵之不容已。其言曰：
比年以来，富家大室擅兼并之利，诛倍称之息，械系设于私室，抽剥于肤髓。贫民下户，仇之到骨，诪张怨詈，所不堪听。顷在田间，实所亲见。当知幸乱之众，何止曩昔起于贫穷而狃于轻剽者？虽然，若此之民，所在而有，未必皆能特起。至于徽、严、衢、骛、建、剑、虔、吉数州，其地阻险，其民好斗，能死而不能屈。动以千百为群，盗贩茶盐，肆行山谷，挟刃持梃，视弃躯命与杀人如戏剧之易，饮食之常。异时有司之所不敢呵问。其贪暴残鸷之心，特未有以发之耳，使其时有可乘，事有所激，奋臂一呼，正在此辈。尤不可以不察。当是之时，朝廷能忘内顾专志外侮乎？然则于今之计，莫若检举往年忠义、巡社、乡兵、弓手之制别行讨论，厚立赏格，多为爵级，多给告命州委之守，县委之令，劝诱豪民，纠合乡里。应募之士，奸民、惰卒、亡命、废锢之人尽得出于其间。其愿保乡里者为一将，其愿卫边者则为一将。明谕之以不刺面，不涅手，事已则复归田里。为之纠合者，及几人，授某官，满岁无过增某秩，有克获者受某赏。其在募之士爵几级，赏几等，皆当倍于弓兵赏格之旧。训之以坐作，齐之以等级，纠之以主率，居可以备他盗，保桑梓；行可以保卒乘，助边防。无向来椎剽啸聚之虞，而良民有得安田里之幸。一物而三善从之。（《定庵类稿》四）
夫国家方惧未能扩张军额，以容失业无产之民。若语以裁兵，岂非以方枘入圆凿？
既不能裁兵，又无法养兵，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束手而待毙也。
原载《益世报·史学副刊》（渝版）第5期，1940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