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越历宦海，行其所学。及至江西之事大定，岁月不居，忽忽五十余岁矣。其父更白发萧然，桑榆景迫。方拟养亲读书，不求闻达，又承龙山公持盈戒满之意，上疏再辞封爵。不意嘉靖元年之春，遽遭父丧，距称觞上寿之期，才三月耳。
嘉靖四年，父丧既满，礼部尚书席书特疏荐阳明。有曰：“生在臣前者见一人，曰杨一清（字应宁，巴陵人，谥文襄。博学，善权变，比于唐姚崇）；生在臣后者见一人，曰王守仁。”其推崇可谓至矣。时广西田州蛮不服，六年诏起之至两广，总制军务。
阳明当宸濠初平，解兵不用之时，又录武士。或问宸濠既平，尚录此何为。阳明笑曰：“交趾有内难，出其不意而捣之，亦一机会也。”观此，知阳明夙有安边之志。今既奉命，即日辞家，取道江西，而走两粤。先是，阳明设学会于朱子讲学处之白鹿洞。今日，没于清龙铺。临没，张目视北子曰：“吾去矣，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
以阳明之学问勋猷，宜可以享上寿，顾得年五十七岁而止。乃知寿之修短，虽圣贤豪杰，亦只能付之自然，而无可奈何。然元气不死，即其人不死。学者能会此意，于圣贤豪杰之病榻缠绵，奄然长逝之时，虽破涕为笑可也。
阳明身后，桂萼等仍憾之不已。爵荫、赠谥诸典，皆不下；更指其学为伪学，下诏禁之。黄绾上疏，论其大功有四，大学有三。略谓：
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轨，谋非一日。内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钱宁、江彬等，文臣如陆完等，为之内应；镇守如毕真、刘朗等为之外应，故当时中外诸臣，多怀观望。若非守仁忠义自许，不顾赤族之祸，身任讨贼之事，则天下安危，未可知矣。今乃皆以为伍文定之功，是轻发纵而重走狗也。其二，大帽、茶寮、利头、桶冈诸贼寨，势连四省，兵积累岁。守仁临镇，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构衅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安。故起守仁以往，使卢、王之徒，崩角来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难。其四，自来八寨为两广腹心之疾（八寨者，人结寨于思恩田州之境，以抗明兵也。阳明上善后五策，而广永安），如其间守戍官军，与贼为党，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顺狼兵，卢、王降卒，袭而歼之，遂去两广无穷之巨害。
其学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何可异也。二曰亲民（《大学》在亲民，朱子亲为新作新民解读）。盖《大学》书本，所谓亲民者，即百姓不亲之亲。凡亲贤乐利，与民同其好恶，而为絜矩之道者是也，亦非创为之说也。三曰知行合一。盖亦大易所谓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是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畔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载骨，藁埋空山。臣实不忍见圣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于异世，陛下犹当追崇，况在今日哉？
疏入不报，至穆宗（年号隆庆）即位，始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孔庙。
【批评】
阳明遭父丧，哭踊几绝，戒家人素食百日。未几，又令弟侄辈进干肉。曰：“诸子豢养习久，强其不能，是恣其作伪也。不如稍宽之，使各求自尽可矣。”会久哭暂辍，有吊客至，侍者云宜哭。阳明曰：“哭发于心。若以客至而始哭，则以客退而不哭矣。世人饰情行诈，皆于父母亦然。”此皆可为居丧之法。
自有阳明，始有良知之学，学者斐然从之。王门弟子，布满天下，每一集合，会者常数百人。观阳明至南昌，讲学明伦，一时闻风尘至，座为之满。唐尧臣不惜身充茶役，惟以得闻为快。呜呼！何其盛也！社会得师儒之观感，虽百工贾竖，亦有尊师慕道之心。编者少年乡居，犹有此风，今则亡矣。
《大学》本《礼记》之一篇，宋儒始别行之，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古本《大学》者，自“大学之道，至此谓知本”，未经朱子分传以前之原本也。《大学》自《朱子章句》补传，以至于明，举世皆无异说。至阳明，独倡古本，而不从朱子，此是与朱子立异处。
自宋以来，学者尊崇朱子，亚于孔孟，服其言而诵其行，虽有新知，亦不敢出之于口，以与朱子立异。夫朱子诚大贤，然必垄断其学说，至于数千百年之内，不许有人与之立异，此决非朱子之本心。当日忌阳明者，固乐得借此以作攻击之资料（桂萼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即为此也），乃作《明史》者，亦附和之（如评阳明曰：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云云），未知是何用意也。学问如阳明，事功如阳明，而百世人后，犹未论定，能不慨然？
王阳明历经官场宦海，一直在践行着他毕生所学。等到江西叛乱之事平定时，岁月匆匆，他已经是五十多岁了。他的父亲更白发苍苍，已是在世时日不多了。他准备奉养父亲，安心在家读书，不求闻名显达，又听取了父亲龙山公持盈戒满的意见，多次上疏辞去封爵。没想到在嘉靖元年的春天，父亲便辞世而去，距离他上次的寿辰之期，刚过去三个月。
嘉靖四年，为父服丧期满。礼部尚书席书特别上奏举荐王阳明，说道：“生在我之前的有一位高人，叫杨一清（字应宁，巴陵人，谥号文襄，他博学善权变，与唐代姚崇不相上下）；生在我之后的有一位高人，叫王守仁。”他对王阳明的推崇可谓最高了。当时广西田州地方的少数民族不服，发生动乱，嘉靖六年，皇上下诏，派他去两广，总管军事。
当初平定宸濠之乱，解散军队不再打仗的时候，王阳明还在招录武士。有人问宸濠之乱已过去，为何还招录武士。王阳明笑着说：“广西交趾地区有内乱，能出其不意而捣毁，也是一个机会。”从这里可以知道，王阳明一向有安抚边疆的志向。现在奉朝廷之命，第二天就辞别家人，经过江西到达两广。先前王阳明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设立了学会，而今在青龙铺去世。临终时，他睁开眼睛看着周积说：“我走了，心里很光明，没有什么可说的。”顷刻，闭上眼睛去世了。
凭王阳明的学问贡献，应当可以长寿，但他只活到了五十七岁。所以，寿命的长短，虽然是圣贤豪杰，也只能顺其自然，而无可奈何。然而，只要元气不死，便是其人不死。学者能领会其中的意思，面对着卧病不起、突然逝世的圣贤豪杰，即使是破涕为笑也是可以的。
王阳明死后，桂萼等人仍觉得怀恨不已，他的爵位、谥号等，都没有颁布，他的学问被指称是伪学，下诏书予以禁止。黄绾上奏，说王阳明有重要的功绩四项、高明的学问三项。大意如下：
王阳明的功绩有四项。其一，朱宸濠图谋不轨，并非一日。内臣如魏彬等，宠幸之臣如钱宁、江彬等，文臣如陆完等，作为他的内应；毕真、刘朗等镇守大臣作为他的外应。所以当时中外诸臣，多怀观望态度。如果不是王阳明怀抱忠义之心，不顾全族被杀的危险，亲自承担讨伐叛贼的任务，那么天下的安危存亡还不可知呢。现在都以为这是伍文定的功劳，是轻视了指挥调动而重视了跟随者。其二，大帽、茶寮、利头、桶冈等乱贼驻扎的村寨，势力相连达到四省之广，多年来囤积了很多叛兵。王守仁担任镇守后，逐步平定了这些地方势力。其三，田州的思恩，互相挑衅已经很长时间了，事情不能平息，人民不能安稳。朝廷派王阳明治理以后，使卢、王之类的，叩头投降，感激涕零地接受处罚。一方大难得以平定。其四，王阳明来到八寨后，被两广的人视为心腹之患（八寨是结寨于思恩田州境内抵抗明军的，王阳明上奏善后五策后两广就安宁了）。如果期间守戍官军与贼勾结，就没有办法禁止。可喜的是，王阳明利用永顺的狼兵，卢、王的降兵，突袭歼灭了八寨乱贼，铲除了两广地区危害百姓的大害。
王阳明学问的高明有三项。一是致良知。致知出于孔子，而良知出于孟子，对此又有什么异议呢？二是亲民（《大学》在亲民，朱子将亲字解释为新，解读为做新民）。大概《大学》书本上所谓亲民，即对百姓不亲之亲。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用心体悉百姓的冷暖好恶，一举一动都能做到内心公平中正，做事中庸合德，也并不是王阳明独创的学说。三是知行合一。大概是《易经》所说“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是同一件事。王阳明阐发了这个道理，想要让人们做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要说空话。王阳明的学问不似神圣那么诡秘，也不是旁门左道，是孔门的正道传承。如今王阳明客死他乡，妻子和孩子体弱，只有童仆运送他的尸骨，把他埋在空旷的山野。臣实在不忍心看到在这圣明的时代发生这样的事。假如王阳明生于别的时代，皇上都应当推崇，何况在今天呢？
奏疏到了朝廷，官员没有上报，一直到明穆宗（年号隆庆）即位，才追赠其为新建侯，谥号文成。万历十二年，将王阳明列入孔庙祭祀。
【评论】
王阳明遭遇丧父之痛，痛哭欲绝，告诫家人食素百日。时间未到，又下令弟弟、侄子等可以吃干肉，说：“这些孩子长期以来习惯了好的生活，勉强让他们做他们不能做到的事，是放纵他们弄虚作假。不如稍微放宽要求，使每人自己尽力就行。”等到时间长了，哭声暂时停止，有吊唁的客人来了，侍者说应该哭。王阳明说：“哭是发于心的，如果因为客人来了而开始哭泣，则等客人走了就不哭了。世上的人矫饰欺诈，对待父母也这样。”这都可以称为居丧的法则。
自从有了王阳明，才开始有良知的学说，学习的人都乐意跟随。王氏门中的弟子满天下都是，每次集会，参加的人达到几百人。王阳明到南昌讲习学问阐明人伦，一时之间闻风赶来的人很多，会场满座。唐尧臣不惜自己冒充茶役，一心把能够听讲作为快事。啊，盛况空前啊！这就是人们得到老师教养的感受，即使是工匠、商人，也有尊师重道的心。编者在少年之时家乡还有这样的风气，现在已经消失了。
《大学》本来是《礼记》之中的一篇，到宋代时儒家学者才开始将它单独编排，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古本的《大学》，从“大学之道，到此谓知本”，这是未经朱熹分别编撰之前的原本。《大学》从《朱子章句》补述作传以来，流传到明代，天下都没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到王阳明，唯独提倡古本，而不依从朱子，这是与朱子不同的地方。
自宋代以来，学者尊崇朱熹，仅次于孔子、孟子。信服他的言论，歌颂他的德行，即使有新的知见，因为有别于朱熹的观点，也不敢说出口。朱熹的确是个大贤人，但一定要居垄断地位，以至于千百年之内，不许有人与之相异，这绝不是朱熹的本意。当时嫉妒王阳明的人，本就喜欢借此作为攻击他的资料（桂萼说王阳明做事不效法古人，言语不称颂老师，为了显示自己高明而标新立异，这不是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知道大家的议论而不接受，这就是王阳明后来编撰《朱熹晚年定论》一书的原因），写作《明史》的人，也附和这一观点（比如批评王阳明，说他骄傲，在儒家学者中标新立异，最终为学者讥讽，等等），不知道是何用意。学问做到王阳明这样的水平，功绩达到王阳明这样的水平，而经百世之后，还没能做出定论，这能不让人感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