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十六年十月,文山行至元都。供张甚盛,然义不寝食,坐以待旦。元人百计说降,虽许以官爵而不从。留梦炎(宋之降臣)说之,受其唾骂;瀛国公(宋帝孙也,元封为灜国公)往说之,一见,北面拜号,乞回圣驾。于是元人知不可动,移囚兵马司,枷项缚手,坐一空室,防卫甚严;日给钞一钱五分,以为饮食之需。居数日,始见元丞相博罗,平章张弘范,暨诸院官。通事命之跪,文山不可。左右曳之于地,或举颈,或拿手,或按足,或以膝倚其背,要之无非令其免作跪态而已。通事问“有何言”,文山曰:“自古有兴必有废。我为宋宰相,国亡,职当死。今日见囚,法当死,复何言?”博罗问曰:“自古尝有宰相以宗庙、城郭、土地与人,又遁去者否?”文山曰:“为宰相而奉国以与人者,卖国之臣也。卖国者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之人。前予除宰相不拜,奉使巴颜军前,寻被拘留,不幸有贼臣卖国。国亡当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去之耳。”问:“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弃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故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晋怀帝、愍帝皆为汉主刘聪所复。西晋亡,元帝立于金陵,重兴晋室),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宋徽宗、钦宗皆见辱于金。北宋亡,高宗立于临安,号为中兴。)又问:“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国,臣子之责。若夫成功,则天也。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用医药之理。不用医药者,非人子也。天祥今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从此在燕四年,元人不放亦不杀。此四年中,日日望死,刻刻求死,一腔感愤,无可发泄。则寄之于诗,手自编定遗稿,付与其弟壁,而附以书曰:
“广州不死者,意江西可以去之。及出南安,系吾颈,絷吾足,于是不食,将谓及吉州则死,丘首之义也。乃五日过吉,又三日过丰城,无饭八日,不知饥。既过吉,思之无义,且尚在江南,或有生意。遂入建康,居七十余日,果有忠义人约夺我于江上,盖真州境也。及期失约,惘然北行。道中求死,无其间矣。入幽州,下之狴犴,枷颈锁手,节其饮食。吾舍生取义,无可全者。今千万寄此及诗,达吾弟。盖绝笔也。”
文璧本惠州守臣,宋亡即降。入觐元帝,右丞相帖木儿不花具奏,此人是文天祥弟。世祖问谁是文天祥,博罗奏即文丞相。世祖叹息久之,曰:“是忠臣也。”次问壁。右丞相奏是以惠州城归附者。上曰:“此大元之顺民也,是孝顺我者。”呜呼!手足之间,异趣至此!昔人所以有“南枝向暖北枝寒”之叹也。元陶宗仪作《辍耕录》,记文丞相有子出为郡教授,行数驿而卒,人皆作诗以悼之。闽人翁某有一联曰:“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固知忠孝节义之事,各尽其责道。虽父子兄弟之间,有不能强者。狱中作《正气歌》以见其志。自序曰: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簷阴新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还,腥臊污垢,时则为人气;成圊溷,或毁尸,或腐温,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
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历。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所养致然。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气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批评】
文山在狱四年,其困苦之状,略见于弟书及《正气歌》自序中,在此待死而已。身体肤发之困苦,视如太空之浮云,若于己无与者。如不能耐此,则亦早降矣。公少年颇喜豪华,及临大节,乃能刻苦至此。
《文山集》中,有诗一首云:“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驰遗恨付西风。黑头尓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即暗指留梦炎辈。
文山在狱中,手编其诗,尽辛巳岁为五卷;自谱其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为绝句二百首,号《集杜诗》;自广州至金陵所作为一卷;自吴门归临安,走淮至闽得诗三卷,号《指南录》。
日本伊藤博文当国时,吾国留学生毕业归国者,临行,至伊藤处走别,伊藤出《信国公文集》为赠曰:“此吾东方之宝也。诸君读之,一生受用不尽矣。”伊藤虽非圣贤,其言真有味也。《信国公集》具在,少年何不求之,以体会伊公之所谓受用者?
元世祖十六年冬十月,文天祥到了元都。元人供奉极盛,但他不眠不休也不进食,夜间坐着等待天亮。元人千方百计游说他投降,许他以高官厚禄,但丝毫不能动摇他的一片忠义之心。留梦炎(宋降臣)去劝他,被他唾面大骂;瀛国公(即宋恭帝,元主封他为瀛国公)去劝他,他北面拜号,请恭帝回圣驾。于是元人知道他不可劝说,便把他囚在兵马司,枷项缚手,坐在一间空房里,防卫得异常严密。每日给他一钱五分的钞币,作为他饮食的费用。住了几天,才见到元朝的丞相博罗、平章(官名)张弘范及各官。通事命他下跪,他不肯,左右的人把他拖下地去,有的抬他的脖子,有的拿住他的手,有的按住他的脚,还有的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硬要使他作跪的状态。通事问他有什么话说,他道:“自古有兴必有废。我是大宋的宰相,国亡了,还有什么话说?”博罗问道:“自古有没有做宰相的,把宗庙、城郭、土地送给人,而又逃走的呢?”他说:“做宰相而把国家送人的,都是卖国之臣;卖国者必定不会逃,逃离的必定不是卖国的人。
从前我没有就宰相的职位,奉使到巴颜军前,被他拘留,不幸有贼臣卖国。国亡,便应该死。但是因为度宗皇帝的两个儿子在浙东,我的老母在广东,所以我才赶去的。”博罗又问道:“德祐(恭帝)不是皇帝么?”他道:“是我的皇帝。”问:“那么,你弃了他而另立二王,这算忠臣吗?”他答道:“德祐不幸失国,这个时候,国家为重,皇帝为轻。所以,随从怀、愍二帝而北去的不算忠臣,跟从元帝的才是忠臣(晋朝有怀帝、愍帝都被汉王刘聪捉去,西晋灭亡。元帝在金陵即位,重兴晋室);跟随徽、钦二帝北去的不算忠臣,跟随高宗的才是忠臣(宋徽宗、钦宗都被金人捉去,北宋灭亡。高宗在临安自立,号为中兴)。”又问:“你立二王,成就了什么事?”他回答道:“立君以存国,这是臣子的责任。至于是否成功,那就全在上天了。父母有病,虽然明知已不可为,但绝没有不送医用药之理。不送医用药,那便不是人子了。我今天有死而已,何必多说。”
文天祥从此便被留在燕地过了四年,元人不放他也没有杀他。在这四年当中,他天天盼望着死,时刻请求死,一腔的感愤,却没有可以发泄的地方。于是他便写了许多诗,亲自编写稿本,写信寄给他的兄弟文璧,并附带书信道:
“我在广州时没有求死,是想着到了江西后可以逃跑。等到出了南安,元人给我上了枷索,上了脚镣,于是我开始绝食,想着到了吉州时便会饿死,以成就丘首之义。于是五天后过了吉州,再三日后过了丰城,八天没有吃饭,却不知道饥饿。过了吉州后,我想着死已没有意义,况且还身处江南,或许会有逃生的机会。于是到了建康城,在这住了七十多天,果然有忠义人士相约在江上救我,这大概是在真州境内吧。到后来他们失约了,我惘然北行。道路途中我多次想寻死,但一直没有机会。进入幽州后,被囚禁在监狱,枷索铁镣加身,并减少了我的饮食。我虽然想要舍生取义,却没办法成全。现在千方百计送出了此信及写的诗到了我弟弟手上。这大概也是绝笔了。”
文璧本是惠州的守臣,在宋朝亡后,他便投降了元人。他入觐元帝的时候,元朝右丞相帖木儿不花详细奏道:“这是文天祥的兄弟。”元世祖问道:“谁是文天祥?”博罗奏道:“便是文丞相。”元世祖叹息了好一会,说道:“这人是忠臣啊!”后又问起文璧。右丞相奏道:“这人便是以惠州城来归附的。”世祖道:“这人是大元的顺民,是孝顺我的啊!”文天祥兄弟之间,人品竟这样大的不同!难怪过去的人所以有“南枝向暖北枝寒”的感叹。元代的陶宗仪写了《辍耕录》一书,记载了文天祥有个儿子当时被任命为郡教授,为传授奔行了数个驿站后而死,很多人为此作诗来哀悼他。福建人翁某作有一对联道:“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由此可知忠孝节义之事,在于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和道义。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也不能够勉强。文天祥在狱中作了《正气歌》一诗来表达自己的志愿,他自己在序言中说:
“我被囚禁北方元朝都城,关在一间土牢内。土牢宽有八尺,深达四寻(八尺为寻);唯一的牢门又低又小,窗户短而窄;地面脏且不平,光线幽黑。此时正是夏天,各种气味聚集在室内,大雨后积水汇集于牢内,以致床几都浮动了起来,这就是水气;雨后满室泥泞,经过半天的蒸泡后更加糜烂,这就是土气;天气忽然放晴而燥热,然而牢房却闭塞不通,这就是日气;在屋檐下升火烧饭,使室内更加炎热,这就是火气;仓库的米粮腐烂了,阵阵臭气四溢逼人,这就是米气;囚犯并肩挤在一起,身上污垢发出腥臊般的恶臭,这就是人气;有时从厕所、死尸、烂鼠等处,散发出混杂的恶臭,这就是秽气。这几种气味加起来,遇到的人很少有不病倒的。而我身体虚弱,生活在这里已经两年了,幸好没有生病,这大概是有所修养才能如此吧!但又怎知我所修养的是什么呢?孟子说:‘我擅于培养自身的浩然正气。’这土牢中有七种恶气,我的浩然正气只有一种,用一股正气抵抗那七种恶气,我还怕什么呢!何况这浩然之气是天地间的正气啊!于是作《正气歌》一首。”
【评论】
文天祥在狱中呆了四年,其困苦之状,在他写给弟弟的信以及《正气歌》的自序中略有描述。他在狱中只是等死而已,身体肤发上的困苦,他当作是天空中的浮云,好像和自己无关一样。如果不能忍耐这些,那么他早就投降了。他少年时比较讲究豪华,面临这种大节之时,他却能刻苦到这种地步。
在《文山集》中,有诗一首写道:“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驰遗恨付西风。黑头尓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这是暗指的留梦炎等投降的人。
文天祥在狱中,自己亲手编订诗歌,辛巳年一年的全部编订为五卷;写自己平生事迹行为的编为一卷;汇集杜甫的五言句,为绝句的二百首,编为《集杜诗》;从广州到金陵一路所作的编为一卷;从吴门回临安,从淮到闽所作的诗编为三卷,起名为《指南录》。
日本伊藤博文当政之时,我国有留学生毕业回国的,临行时到伊藤博文那辞别,伊藤博文拿出《信国公文集》相赠,并说:“这是我们东方的瑰宝。诸位读了,将会一生受用不尽。”伊藤虽然不是圣贤,但他的话却是有道理的。《信国公集》现在都还存在,少年人为什么不找来看看,体会一下伊藤博文所说的受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