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悲，孰有悲于国亡者？天下之恨，孰有恨于坐困者？激昂慷慨，国亡与亡，亦足快意。如文山者，身幽敌寨，国未亡，不能援手；国已亡，不能引决，其抑郁难言之苦，较之断头绝腕，为尤甚焉。逆知元既灭宋，则必驱己北上。与其受辱于敌人，不如先死。乃从容作家书，处置后事。时为二月朔日，距宋亡十日矣。
或劝文山曰：“今二王在外（谓吉王、信王，在闽广也），国事尚有望，可以无死。”文山乃止，随元军登舟北行。公前募富阳兵，令其守卫京师者，今已退趋婺（今安徽婺源县）、处（今浙江处州）等州，皆愿为效死，欲以道中劫公，而不得间。文山之从者，亦百计谋遁，皆不可。行行重行行，则去钱塘，过吴门。观禾黍之离离，顾云树之茫茫，大好江山，将一别而不可再见矣。立马踌躇，欲前反却。真所谓“此中日夕，惟有以泪洗面耳”（陈后主语）。
行十一日，至京口（公以德祐二年二月初八日在临安行十八日至京口。京口，今镇江）将渡江。时从行者十有二人。中有余元庆者，真州（今仪征县）人也。有一故人，为北军管船。贿银千二百两，令其觅一舟，其人曰：“吾为大宋脱一丞相，事成，岂止白金千两哉？”强委不受，为具舟以待。北军之监押文丞相者，为王千户，居河岸上沈颐家，坐以相随，顷刻不离。十九日之夕，从者托言“明日渡江，直达北庭。我辈南人，将永与故乡长别矣。不可不置酒为欢，以作纪念”。监者许之，因醉王千户及主人（即沈颐）。伺其熟寝，启门出。又从沈氏先识巡夜者杜某，强与之饮，而宿之酒楼，得其官灯。文山变服，一小卒提官灯导行，至半途，以银与小卒，令其回营，始以来日至某处来相候。遂至甘露寺下（在镇江城外北固山。清康熙帝南巡改名超岸寺），则有一小舟相待。既登舟，见北船运亘十数里，几为巡夜者所获。幸彼舟搁浅，逃舟风便幸脱，竟达真州城下。此三月朔日事也。
真州守将苗再成，延文山入城。此时交通不便，临安与真州，相去不过数百里，而临安亡已二月，真州犹未知也。文山至，始知近状，无不感愤流涕，皆谓两淮兵力，本可兴复。惜制使李庭芝，怯不敢进，与淮西夏贵，又有嫌隙，不能协力勤王。今丞相北来，幸得疏通情意，联为一气，不一月间，连兵大举，江南可传檄定也。文山问计将安出，再成曰：“为今之计，先约夏公，提兵出江边，如向建康（今江宁府）之状，以牵制敌人。此则以通泰（今江苏之南通、泰兴）军政攻湾头，以高邮、淮安、宝应军攻杨子桥，以扬州大军向瓜州；再成与刺史赵孟绵，以舟师直捣京口，同日并举，使敌人首尾不能兼顾。湾头扬子守兵，弱而无斗志，王师一到，必解甲来降。然后以淮东军入京口，淮西军入金陵。敌在两浙，无路可出，其大帅可坐致也。”文山闻之，称善者再。
文山出虎口，得投两淮，方幸兴复之机，尚未绝也。不意事变之来，又有未可知者。先是扬州有自元军逃归之卒，密言于李庭芝，谓元遣一丞相，往真州说降。庭芝亦疑文山并十二人，无得脱理，此必为元人赚城来也。因密谕苗再成，亟杀文山以自白。不然，将移兵击之。再成不忍，给文山出视城壕，使王陆二都统，导之出城，示以制司文书。文山方惊叹间，两都统急鞭焉入城，门已闭矣。此时四海虽宽，竟无容身之地；茫茫歧路，何处可归，其穷困为何如哉？
从者亦悲愤交集，欲投城壕以死。忽有二人自城来，自言苗安抚遣送丞相者，且问所向。文山云：“今惟往扬州，见李制使，自白些心，庶几见信，共图恢复。否则从通州浮海归闽（时益王在闽也）。”二人故谓扬州欲杀丞相，丞相万不再往。文山决意不从。即云：“安抚已具船，今江行归扬州，或归通州，俱听丞相便。”文山至此，始恍然曰：“如此则安抚亦疑我矣。”二人方吐实云：“安抚犹在疑似之间，令某二人便宜从事。某见丞相忠义如此，何敢加害？既决欲往扬州，当相送。”于是遂行。
时江北随处有元兵驻守。行时，军弁遥指某处瓜州也，某处扬子桥也（二处皆已属元），相距不远。逼近扬州，所见敌骑益多。行至暮，彼二人者，先辞去，留二十卒送扬州。二十卒者，又行十数里，勒取白金，亦辞去不可挽。文山不识路，扬州有商贾，以马载物，夜窃行于途，曰马垛子。不得已乃随马垛子行。
【批评】
此一章书，记文山国亡后之冒险，处处惊涛骇浪，时时恨雨愁风，可谓极人世之不幸矣。愁肠寸结，精神未免不舒，虑事不能周密。而文山胸中，洒洒落落，一无杂念，惟有一片救国之心。方其趦趄于淮扬之时，喟然曰：“予之得至淮也，使予与两淮合。北虏悬军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计擒，江南一举而定也。天时不济，人事好乖，一夫困顿不足道，而国事不竞，哀哉。”读此数言，可以见其浩然之气矣。
金宋相持之时，金将乌珠以舟师轻入，将犯临安。韩世忠、岳武穆扼之于京口，金人大败于黄天荡而返。可见北兵南下，当海道未通之时，必先得两淮，而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今元人冒险进师，虽得临安，亦不能守。以两淮尚为宋守，可以扼元人之吭，而断其归路也。文山逃至真州，本可资以兴复，以李庭芝之见疑，致失机会。自慨云云，自是当时实情，而非故作大言也。
人之上流与下流，当以人格定之，不当以职业定之。如北军管船人等，皆非士大夫。而危急之中，不为利动，奋身相救，过于宋季之宰相多矣。
宋廷大臣，为元军所迫，驱而至北者，不止丞相一人。及至京口，言笑自若，无一人与丞相同志者。冒死救国，惟见一人。此忠臣义士之所以可贵也。文山与诸人之至留远亭也，贾余庆辈，方约北帅，置酒为欢。余庆骂坐，毁本朝人物无遗者，以此献媚北庭。刘岊且挟村妇以为乐，吕文焕稍有天良，指两人曰：“国家将亡，生出此等人物。”呜呼，是可耻矣。
亡国，本就是天下最可悲的事情；坐困敌营，失去自由，尤其是天下最可恨的事情。如果真能慷慨激昂，与国同亡，倒也未尝不足以快意。但是文天祥身陷敌寨，国家未亡，却不能救援；国已亡时，又不能自杀，他心里的郁愤和难言之苦，真比断头绝腕，还要痛苦呢！他知道元既灭宋，必定要把自己押往北方，与其受敌人的侮辱，还不如先死了的爽快。于是从容不迫地写好家书，处置后事。其时为二月初一，距宋朝灭亡，已经十天了。
当文天祥正预备自杀的时候，有人劝他道：“现在二王（吉王、信王在闽广）在外，国事还有希望，可以不必死。”这几句话提醒了他，便暂时把自杀的念头搁起，跟着元军登舟北行。他从前所募集的守卫京师的富阳兵勇，其时已经退到婺源（今安徽婺源县）、处州（今浙江处州）等地，都情愿为他效死。他们想在路上劫取文天祥却没有机会。文天祥的随从，也千方百计地想逃走，都不能如愿。于是行行重行行，随着元兵离开了钱塘，经过了吴门，眼看着路旁的禾黍、天边的云树、大好山河，将从此一别而不能再见了。于是他立马踌躇，想向前却反而不由自主地后退着，真所谓是“此中日夕，惟有以泪洗面耳”（陈后主语）啊。
走了十一天，到了京口（京口即现在的镇江。文天祥于德祐二年二月初八日在临安起行，十八日到京口），此时从行的有十二人，将渡江的时候，从行的人中，有一个真州人名叫余元庆，他有一个朋友，为元军管船，他以白银一千二百两贿赂他，叫他代找一只船。这个人道：“我为大宋放脱一位丞相，事成之后，岂止白金千两呢？”强意委赠他却不肯受，却预备了一只船，在江边等侯他们。元军监押文天祥的人是王千户（千户，元时的官名），他押着文天祥住在河岸上一个人名叫沈颐的家里，坐卧相随，顷刻不离。十九日的晚上，文天祥的从人托辞“明天渡江之后，便可直接到达北朝。我们都是南方人，从此将和故乡长别了。不可不置酒为欢，以作纪念”。监押的人许可。他们便把王千户和主人沈颐都灌醉了，等他俩睡熟的时候，便开门出去。他们又从沈氏处认识巡夜的人杜某，也把他在酒楼中灌得烂醉如泥，睡在酒楼里，像死去一般，他们得着他的巡夜的官灯。文天祥改装变服，一个小卒提官灯在前引导。到半路上，给钱与小卒叫他回营，骗他明日到某处来等候。他便到了甘露寺下（在镇江城外北固山，清朝康熙皇帝南巡的时候，改名为超岸寺），果然有一只小船，在江边等待，他便上了小船。一望元军的兵船，互连十几里，他差点被巡夜的人捉住。幸而元军的船大水浅，行动迟缓，幸亏他的小船轻快，又是顺风，才得逃脱，一直到真州城下。这是三月初一日的事情。
真州的守将名苗再成，他把文天祥请进城去。这时交通不便，临安和真州相去不过几百里，而临安亡了将近两个月，真州竟还没有知道。文天祥到了，大家方才明白，个个都感愤流涕，说：“两淮的兵力，本可以恢复失地，只可惜李庭芝胆怯不敢进兵，而且他和淮西的夏贵有嫌隙，不能协力勤王。现在丞相北来，可以疏通情意，联为一气，不须一个月便连兵大举，江南不用攻战，但用文书传布各地，便可降城得地了。”文天祥问他们有什么好计。苗再成道：“为今之计，先约夏贵，带兵从江边走，假装向建康（前清江宁府）的样子，以牵制敌人。这里以通泰（今江苏之南通和泰兴）军攻湾头，以高邮、淮安、宝应军攻扬子桥，以扬州大军向瓜州；再成和刺史（官名）赵孟绵以水兵直捣京口，同日并举，使敌人首尾不能兼顾；湾头和扬子的守军，懦弱而无斗志，王师一到，必定解甲来降；然后以淮东军入京口，以淮西军入金陵，敌人在两浙无路可出，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把他们的大帅捉来。”文天祥听了他这个计划，连声称好。
文天祥得脱虎口而到两淮，才庆幸兴复宋室的机会还没有绝望，不料事情变化的发生，往往出人意外。当时有一个从元军逃归的小卒，秘密告诉李庭芝，说元人遣一丞相到真州去说降。李庭芝也疑心文天祥共有十二人之多，决不是逃脱出来的，这必定是元人用计骗城的了。因此他就秘密通知苗再成，叫他赶快把文天祥杀掉，以表自己清白，不然他就移兵来攻打他。苗再成不忍杀害文天祥，便骗他出去察看城壕，使王、陆两个都统引导他出城，然后把李庭芝的文书给他看。文天祥正在惊叹的时候，王、陆两都统已急急地驱马入城，把城门关闭了。这时天下虽大，竟无他容身之地。茫茫歧路，何处可归？当时文天祥的困苦艰辛，是多么的可悲啊！
跟从他的人，也都悲愤交集，想投城壕自杀。这时忽然有两个人从城里出来，自己说是苗再成派来送文天祥的，问文天祥想到什么地方去。他道：“现在惟有亲身到扬州去见李制使（李庭芝），表明自己的心迹，希望他可以见信，共图恢复，不然便从通州浮海到闽。”二人听了故意说：“扬州要杀丞相，丞相万不能再去。”文天祥决计不从。于是二人又说道：“安抚已经预备了船，现在归扬州或归通州，全听丞相之便。”文天祥到这时才恍然大悟道：“这样看来，安抚也疑心我了！”二人这才吐实话道：“安抚还在疑似之间，叫我们二人便宜从事。我们看见丞相如此忠义，怎敢加害？丞相既决计要到扬州，我们便当送去。”于是大家一同向扬州进行。
这时江北方面，到处都有元兵驻守。走的时候，看见军弁们遥指远处道：“某处是瓜州，某处是扬子桥（二处都已属元）。”两地相距不远。愈走近扬州，所见敌骑愈多。走到傍晚，相送的二人先辞去，留下二十名兵卒送他到扬州。走了几十里，二十名兵卒勒索银钱，又都辞去了，不能挽留。文天祥不识路，不知道如何走法。当时扬州有商人以马载物，夜里偷偷地在路上走，叫做“马垛子”。文天祥无可奈何，只得跟着马垛子前行。
【评论】
这一章节，主要讲文天祥在宋亡之后的冒险，处处惊涛骇浪，时时恨雨愁风，可以说是遭受了人世间最不幸的事了。人在愁肠寸结时，精神可能会不济，考虑事情不能周密。但是文天祥的心中，却洒洒落落，没有一点杂念，只有一片救国之心。在他犹豫前往淮扬之时，他喟然长叹道：“如果我能到达淮扬，与两淮之军汇合，北虏元兵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定可以用计擒获，从而使江南一举而定。然而天时不济，人事好乖，一人受困不足以称道，而国事不顺，真是悲哀呀。”读了他这几话，其浩然之气足可感受到了。
金宋相持之时，金将乌珠以舟师轻易入侵，将要侵犯临安。韩世忠、岳武穆等将他阻挡在京口，金人因此在黄天荡大败而归。可见北兵想要南下，当海道没畅通之时，必定得先夺取两淮，而后才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现在元人冒险进师，虽攻占了临安，也是无法守住的。因为两淮之地尚在宋军手中，可以扼制元人的咽喉，而断绝他们的归路。文天祥逃到真州，本来可借此机会兴复宋室，但因为被李庭芝怀疑，以致错失了机会。他的自我感慨之词，便也是当时的实情了，而不是他故意做作夸大。
区分人是否为上流人还是下流人，应当以人的人格来确定，不应当以职业来区分。如北军的管船人等，都不是士大夫，但在危急之中时，他们不为利动，能够奋不顾身相救，比南宋末年的那些宰相强多了。
南宋朝廷的大臣，被元军强迫到达北方敌国的，不止丞相文天祥一人。等到了京口后，他们言笑自若，竟然没有一人与丞相有相同的志向，想冒死救国的只有文天祥一人。这就是忠臣义士之所以可贵的原因吧。文天祥与众人至留远亭后，贾余庆等人刚约了北方敌军统帅，摆酒为欢。贾余庆乘酒性骂坐，将宋朝的众人骂了个遍，以此来计好献媚元朝。刘岊更是拉着村妇取乐。只有吕文焕稍有天良，指着两人道：“国家快亡时，竟然生出了你们这等人物。”呜呼，真是可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