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浩为相，必欲官文公，或言宜处以外郡。淳熙五年八月，差权发遣南康军（今四南江康县）事。东莱、南轩，皆谓须一出为善，遂赴召。
南康在庐山下，山中有白鹿洞者，故唐隐士李渤所居，当时学者多从之游，遂立黉舍。五代时，李氏为建书院，官师给赡田养，从众甚盛。宋太宗时，尝诏赐《九经》，而官其洞主。其后沦坏，日久莽为邱墟。朱子为访求遗址，属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重建书院于其地。落成之日，率宾佐合师生修释菜之礼，以告于先圣先师，又置田以赡学者。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反。
白鹿洞书院学规，先立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尧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五者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其道。修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庐山第一泉
又为之说曰：“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己浅矣，而其为学，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宋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渐而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当是时，士皆上质实下新奇，敦行义而不偷，守训诂而不凿，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与倡明正学。熙宁（神宗年号）初，明道在朝，建白学制，纲条甚悉，而为王安石所阻，至是始复书院。而学问之统纪，关洛之绪言，益以光大。其关系于学术民风者，至重且大。后至潭州又复岳麓书院，亦此意也。
官南康之明年，陆子静来访，此亦学术史上一佳话也。盖子静之见，本与朱子不同，今特造访，请书其兄子寿墓志，则其心折朱子而重视之也至矣。朱子见其至，如接大宾，率僚友诸生，与俱至白鹿洞书院，请升讲席。子静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见《论语》），朱子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然动心焉，请书于简以谂同志。
【批评】
白鹿洞书院学规，要言不烦，窃谓大小学校中，皆应楷书一通，以提撕而警觉之也。
朱子在南康，时虽不久，而善政甚多。予尝游其地，越七百余年，其地之人，无不知有朱子，而太息斯人之不再作也。书院之风，始于白鹿。明之东林，至与强臣相对垒，节义文章，皆自白鹿启之也。
君子小人之分，在义利之途。君子无非为义，小人无非为利。其黠者且假仁义之迹，阴成其攘利之志。玩一喻字，夫子之言，可谓深切。陆子讲义，今有石刻，亦见《象山集》中。
史浩担任宰相，一定要给朱熹封官，有人建议说可以把朱熹放到外面的郡县做官。淳熙五年八月，朝廷任命朱熹南康（现在的四南江康县）军事。吕东莱和张南轩均劝说朱熹出仕为好，于是他奉命赴任。
南康位于庐山脚下，山上有个叫白鹿洞的地方，是以前唐朝的隐士李渤居住的地方，当时的很多学者和他交往，于是建了一个书院。五代时，李氏为了建设书院，请政府拨付田地供养，到此求学的人非常多。宋太宗时曾下诏赏赐给书院《九经》，并封白鹿洞山长官职。后来书院荒废了，时间一长变成了废墟。朱熹探寻到书院的遗址，责令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在原址上重新建设书院。书院建成那天，朱熹带领幕宾佐吏及老师学生，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释菜礼，以祭告先圣先师，又划拨田产以供养学者。每到休假时，朱熹就来到书院，学生有疑问和难题，则耐心教育引导而不知疲倦，讲解完后则与学生一起闲游山水之间，过一整天才返回。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先要树立五伦的教育，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尧让契担任司徒，恭敬地推行五种教化，说的即是这五教。学习的人学的也就是这些而已，而用来学习圣贤学问的方法次序，也有五步，哪五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四个方面，是用来穷究道理的方法，至于笃行之事，从修养身心到处事、接物，都各有不同的道理。修养身心的关键是“言语忠诚老实，行为忠诚厚道而又严肃认真。克制愤怒，杜绝私欲，改正过失而趋向至善”。处理事务的关键是“言行合乎正义，不谋个人私利，宣明大道而不计较功利”。与人交往的关键是“自己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然后又解释说：“我私下里看古代的圣贤教导人们学习的原因，无非就是让人了解掌握义理，来修养身心，然后推之于别人，而不只是让人专门致力于背诵阅读和遣词造句，以钓取声望名声和功名利禄而已。现在研究学问的人，则是恰恰相反。然而圣贤用来教育人的方法，都存在于经书之中。立志学习的人，固然应当熟练诵读、深入思考，询问辨识其中的道理。如果知道其中的道理应当怎样，因而要求自己必须这样，那么所立的规矩禁忌又岂用得着他人约束，然后才有所遵循呢？近代在书院里所立的规矩，对于学习的人而言，对自己来说太肤浅，做学问又未必符合古人的意图。因此现在这些规矩不在这个学堂施行，而专门选取圣贤用来做学问的重要纲目，逐条列举如下，悬挂在门楣之上”。
宋朝初期，老百姓才摆脱五代十国的战乱之患，做学问的人还很少，渐渐地社会稳定下来，研究学问的风气日益兴起。儒者往往依附山林之中，在闲暇之中讲解传授学问，造诣高深的学者多到数十乃至上百人，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及白鹿洞书院尤为著名，世上称为四大书院。在那个时期，士子都注重本质和务实，轻视创新，勉力去做到义而不取巧，恪守训诂而不牵强附会。等到河南二程、张载一同倡导阐明理学，熙宁（宋神宗年号）初，程颢在朝中为官，建立白学制，纲领条目非常完备，但被王安石所阻挠，到此时才恢复书院，学问的头绪条理、伊洛之学已发而未尽的言论，日益得以发扬光大，影响民间教化风俗至为重要和深远，后来到潭州又恢复岳麓书院也是这个意思。
在南康做官的第二年，陆九渊来探访朱熹，这也是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陆九渊的观念，本来就与朱熹不一样，现在特意造访朱熹，请他为兄长陆子寿写墓志铭，可看出他内心已被朱熹折服，极为重视朱熹。朱熹看到他来了以后，如同迎接贵重的宾客，带着同僚和学生，与陆九渊一同到白鹿洞书院，请他登上讲经的席位讲经说法，陆九渊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见《论语》）。朱熹认为他讲的十分切合学习之人隐约细微的积习病根，聆听讲解的人无不触动内心，于是请陆九渊把他讲的内容写在书简上，以劝告同道之人。
【评论】
白鹿洞书院学规，简明扼要，我个人认为大小学校里，都应该抄写一遍，以教导提醒警觉学生。
朱熹在南康的时候，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好的政策措施却非常多。我曾经去过南康，历经七百多年，当地的人没有不知道朱熹的，对朱熹不存于世而感到叹息。兴办书院的风气，开始于白鹿洞，明朝的东林书院甚至与当朝权臣相抗衡，后世读书人的节操义行文章，都是从白鹿洞书院开启的。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追求义还是利。君子是为了义，小人为了利。那些狡诈之人用假仁假义的行迹，暗中实现他们攫取利益的目的。玩味一个“喻”字，孔夫子的话可以说是深入透彻。陆九渊的讲义，现在有石刻本，《象山集》中也有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