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伊洛之说昌，而学说已焕然一新。至于经书，则仍以汉唐注疏立于学官。及朱子之《集注》出，注疏之学为之一变。元明以来，易、诗、书、礼、论语、孟子皆宗宋学，而汉唐注疏几乎不行，此亦可见文公学力之大矣。
诸经之中，论孟二书，最为精要。文公先编次《论孟精义》三十四卷，又作《训蒙口义》，既而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即今所行者是也。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论孟或问》三十四卷。
朱子自言于此二书，理会过四十年，字字为咀嚼过，所作集注，多一字不得，少一字不得。秦吕不韦撰《吕览》（亦名《吕氏春秋》），尝榜咸阳门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卒无有人能增损一字者。此畏其势耳，岂不能增损哉？朱子之书则庶几矣。
《大学》、《中庸》，本《礼记》中篇名。宋儒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故抽出别行，以配论孟，总称四书。文公始为章句，较汉唐旧本，经文颇有移易，语孟早成，学庸至晚年始定。易箦之日，犹伏枕改大学诚意章曰，“此人鬼关也”。别有《大学或问》一卷、《中庸或问》一卷。
《诗经》自毛郑（诗有毛传郑笺，毛苌传之，郑元笺之也）以来，皆以小序为主（小序，序所以作诗之意冠各篇，或云子贡所作），其与经文舛戾，则穿凿为说以通之。郑樵（字渔仲，莆田人）撰诗辨妄，力诋其非。文公作《诗集传》，乃尽废小序，涵咏经文，而得其意，订其序之是非，别为一编，附置经后，以还其旧（今坊本每不刻次卷）。
《易》以卜筮之书，未遭秦火。汉兴，言易者六家，独费氏传古文易，而不立于学官。东汉之时，马融、郑玄皆为费氏学，其书始盛行。自康成（郑玄字）、辅嗣（王弼字，注《易经》）合彖象文言于经，学者遂不见古本。东莱吕子，因嵩山晁氏所编古《周易》，而重定之。朱子撰本义，谓象数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处之实。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求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者后推之于事（画卦揲蓍之法别有一书，摸印以传，名曰《易学启蒙》，署名云台真逸，即朱子别号也）。
《书》本行孔安国注，朱子命弟子蔡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作集传。光宗绍熙元年冬，刊易、诗、书、春秋经义四子书于临漳。及其成也，为文以告先圣，有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文各一首，其论四子云：
“圣人作经义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其言虽约，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细靡不赅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心矣。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着凡程子之言及于次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焉。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渐也。因窃并记于此云。”
文公于三礼，未及订注，第以《仪礼》授之黄干，成《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于《孝经》有刊误，于《离骚》有集注，于韩文有考异，于道家言，如《参同契》《阴符经》，亦皆有撰述。盖无所不通云。
【批评】
汉唐笺注之学，详于名物，而略于义理，未免偏重。北宋诸儒，如司马温公、欧阳文忠公、苏文忠公皆兼以义理说经。伊洛继起，析理愈精，而圣人之道愈明矣。其后承学之士，尽废汉学，高谈义理，空疏无补，则其末流之失，而不可以并疵朱子，朱子固极博学者。善乎！清陈澧（字兰甫，番禺人，著《东塾读书记》等书）之言曰：“近儒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
朱子之学，细读《四书集注》，《大学》《中庸》章句，足以尽之矣。文集语录，共数百卷，人不能尽有，有之亦不能读，不如四子书之到处可得也。
朱子说《诗》，以孔子有“郑声淫”，《礼记》有“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等语，遂尽以郑卫为淫奔之诗，不知此指其声也，非指其诗也。
自从伊洛之学盛行以后，学术界面貌焕然一新。至于研习经书，在学校中则仍然是使用汉朝和唐朝的注解。等到朱熹的《四书集注》完成，注疏的学问因此发生巨大变革。元朝明朝以来，《易经》《诗经》《尚书》《礼记》《论语》《孟子》均推崇宋代注疏，汉唐时期的注疏几乎不再流行。这也可以看出朱熹学问的精深。
各类经书之中，《论语》和《孟子》两本最为精粹切要。朱熹先编纂了《论孟精义》三十四卷，又撰写了《训蒙口义》，然后凝练其中的精华，将能够反映《论语》《孟子》核心旨意的内容编成《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就是现在通行的版本。然后又解释所作注解取舍的原因，编成《论孟或问》三十四卷。
朱熹自己评价这两本书说，研究领会超过四十年，每个字都仔细推敲过，所作的集注，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秦朝吕不韦编纂《吕览》（也叫《吕氏春秋》），曾在咸阳城门口张榜公示说“如果有人能够增加或删改其中一个字的，就给他一千金”，最终没有人能增加删改一个字。这只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而已，哪里是不能删改？朱熹所作的集注则差不多接近无法删改。
《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一部分，宋代儒学家将《大学》看作是初学者进入圣人品德修养境域的门路，《中庸》是孔门传授圣贤大道的心法，因此将这两篇文章抽出来另成书籍，配合《论语》《孟子》一起统称为“四书”。朱熹最初做书籍注释，跟汉唐的旧版本比较，经文有较大改动。《论语》和《孟子》注解完成较早，《大学》和《中庸》注解等到晚年才定稿。朱熹将要去世之前，仍然倚着枕头修改《大学·诚意章》，说“这是人与鬼的区别”。另外还著有《大学或问》一卷和《中庸或问》一卷。
《诗经》自从毛亨、毛苌和郑玄（《诗经》有毛传郑笺之说，毛苌所作的注解名叫《毛诗故训传》，郑玄又为“毛诗”作笺注名为《毛诗传笺》）以来，都以注解小序为主（小序，就是冠于《诗经》各篇之首解释主题的简短序言，有人说是子贡所写的），小序内容和对应的文章内容相悖谬，则把讲不通的硬要讲通。郑樵（字渔仲，莆田人）写文章辨明其中错误，有力地指明其中的不当。朱熹做的《诗集传》，于是全部废除小序，反复吟咏诗文意境，从而明确其含义，修订序言的对错，另外编成一书，附在《诗经》后面，以还原其本意（现在民间书坊的版本基本不刻印附件）。
《易经》因为是用来占卜的书籍，所以没有被秦朝焚毁。汉朝兴起后，研究易经的有六个派别。只有费氏传授古文的《易经》，没有被官方认可。东汉的时候，马融、郑玄都推崇费氏学说，然后费氏的书才开始盛行。自从康成（郑玄的字）辅嗣（王弼的字，注《易经》）将彖、象、文言与经合为一体，学者于是就看不到古本《易经》了。吕东莱，在嵩山晁氏所编写的古《周易》的基础上重新编订。朱熹撰写《周易本义》，指出象数才是创制易经的根本目的，占卜是易经实际运用。每分析一卦一爻，就如同占卜时得到的卦辞爻辞，虚心探求卦爻所要表达的意思，分析断定所占之事的吉凶可否，然后探求卦象为什么呈现出这样，探求其中的道理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将卦象与实际联系起来（画卦数蓍草的方法另外有一本书，刻板印刷流通，叫《易学启蒙》，书籍署名叫云台真逸，即朱熹的别称）。
《尚书》版本通行的是孔安国注解本，朱熹让弟子蔡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作《尚书集传》。宋光宗绍熙元年冬天，在临漳刊印了《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经义》四部子集。等到完成后，作文来告慰先圣，分别在临漳刊印的四经后面和临漳刊印的四部子集后面分别作文一篇，论述四部子集说：
“圣人作经义来诏示后世之人，为了使读者在诵读这些文章时，能够思考其中的义理，来知晓事理的本来状况，窥见道义的全部面貌，从而身体力行以达到圣贤的境界。文章虽然简练，但天下的缘故、无论有形和无形的、大的和小的都无不涵盖其中，想要追求得道而进入圣贤境界的人，不这样就没有地方用心了。然而现在离圣贤时代久远，讲解诵读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对于其中的象数、名物、训诂、凡例等内容，阅历丰富的老师和素有声望的博学之士尚且有不明白的地方，更何况是才入学的儿童很快就读这类书，怎么能够掌握文章的大旨要义呢？因此河南程颢教育人必须先让人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这几本书上下功夫，然后再学习六经，求学先易后难、先近后远、先小后大的顺序是固定的，不能够随意颠倒改变。因此现在刻印四本古文经书，然后才是这四本书，以区分先后之序，并且考证往昔的典籍，为其注音解义，方便阅读的人。又全部将程颢关于四书的言论附在书后，以使阅读的方法能够让学习的人得以看到。曾猜测《中庸》是《孟子》七篇中抽出的内容，但读者如果不在读《孟子》之前研习《中庸》，则也不符合圣贤之道循序渐进的要求。因此一并记录于此。”
对于《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朱熹还没来得及修订注解，先把《仪礼》传授给黄干，著成《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后又续二十九卷。针对《孝经》著成《孝经刊误》，针对《离骚》著成《离骚集注》，针对韩愈的文章写了《韩文考异》，对于道家的言论，比如《参同契》《阴符经》也都有著作论述，朱熹可谓没有什么不通晓的。
【评论】
汉唐以来的笺注之学，对于事物名称研究的比较详细，但对其中的义理分析有些简略，总体上未免有些轻重失衡。北宋的各个儒学家比如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都结合义理来阐述经书。伊洛之学兴起之后，剖析义理更加精微，圣人之道更加明晰。在此之后继承他们学说的人，彻底抛弃汉代学说，围绕义理大发议论，空洞无用，但这只是末流学者的谬误，而不能借此来批评朱熹，朱熹确实是博大精深的学者。清朝陈澧（字兰甫，番禺人，著《东塾读书记》等书）有句话说的好：“近代儒学家的考据之学，起源于朱熹，不能反过来由此而诋毁朱熹。”
朱熹的学问，只要认真细致地阅读他写的《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就能够详尽地了解了。其他的文集语录，一共有数百卷之多，人们不可能全都有，即便是有也不可能全部读完，不像是四部子书到处都能得到。
朱熹解说《诗经》，因为孔子说过“郑声淫”，《礼记》中有“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等文字，就认为郑国、卫国的诗全部都是描写男子淫乱女子私奔的诗，却不知道这里说的是指郑卫的音乐，而不是指郑卫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