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二年，延平卒，文公往哭之，比葬，复往会，语人曰：“熹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晚亲有道，粗得其绪余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为之焉，则又未及卒业，而遽有山颓梁坏之叹。伥伥然如瞽之无目，擿埴索途，终日而莫知所适也。”时执政钱端礼等方主和议，遂不复出。
延平既逝，旧德无存，老成凋谢，而后起之秀，如张南轩讲学于潭州（今长沙府），吕东莱倡道于金华（浙江金华县），陆文安（名九渊，字子静，抚州金溪人，学者称为象山先生，谥文安）与兄子寿（名九龄）、子美（名九韶）聚徒于金溪。伊洛之学一时称盛，山川隔阂，各不相通。乾道元年，八月，文公奉府檄行视水灾。八月，过潭州，造南轩之庐而访焉。淳熙二年夏四月，东莱过访寒泉精舍。鹅湖（在江西铅山县）之会，象山兄弟，与清江刘清之偕来。辅仁之友，声气相通，攻错相资，而学愈进矣。
诸友中，南轩东莱，宗旨忻合，都无间言，惟象山则不尽合，所谓朱陆异同者，至今遂成理学中一重公案。文公欲今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其不同之点在此。东莱因两家之说，各尊所闻，各行所知，欲今归于一而定其所适，故有鹅湖之会。
学犹水然，水异派同趋于海，学异致而同归于道。朱子之说，脚踏实地，陆子之说迥绝恒蹊，皆无可轩轾。后儒笃守朱子之教，卓然名世者，世固多有。而绍陆子之说，如姚江一派（明王阳明学派也，以其为余姚人，故又称为姚江之学）亦于哲学史中，成为大宗也。故鹅湖会次，陆子之见虽未能融化，而朱子亦不加诋諆，惟云“子静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不知其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之旨，又如何耳”。又云“子寿笃实孝友，兄弟皆有主，旧所学稍偏，近过此相聚累日，亦甚有问道四方之意”。
东莱深知两家之学，皆具根柢而非漫然者。朱子所主，虽稍近支离（当时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而平实无弊。所谓狂者循此而进取，狷者亦守此而有所勿为也。于答邢邦用书中，见其意云：“祖谦自春末为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出至鹅湖，湖陆及子澄诸兄皆集，甚有讲论之益。前书所论甚当，近已当为子静详言之。讲贯诵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然学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实，泛泛汨汨，无所底止，是又适所以坚彼之自信也。”
学业盛则精理日出，而派别亦因之以分，其中自不无精粗邪正之别，传者各尊师说，遂生入主出奴之见。文公生时，于东莱为至契，与象山亦相好，切磋琢磨，相与有成。惟于陈同甫（名亮，龙川人，以辟和议除名），则力辟之。然亦尽规劝之义耳，非绝之也。其后东莱之学，变而为永嘉，象山之学，变而为姚江，与传朱学者时相诟厉矣，此岂朱子之意也哉。
【批评】
人生师友之助，断乎不可少。闭户读书，而不寻贤师友以自辅，纵能言规行矩，亦不过成为一乡之善士而已，安能为世间之大儒哉？
今观朱子，以韦齐为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为师，南轩、东莱诸君子为友。其传道切磋之人，皆名世之大贤也。又禀颖敏之资，用辛苦之力，安得不成？尝自言曰：“某旧时用心甚苦，思量这道理，如过危木桥子，相去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跌下去。”可见用功之苦。然世固有不得高明之指导，误入歧趋，愈用功而离道愈远者，师友固可少乎哉？
陆子之学所与朱子异者在穷理，朱子以学、问、思、辨为穷理，陆子以悟得本心为穷理，故颇蒙禅学之俏。然朱子亦未尝诋禅，其答汪应辰书云：“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耳，非敢遽绌绝之也。”
孝宗二年，李延平过世，朱熹前去哭丧，等到下葬的时候，朱熹再次去吊唁，他对别人说：“我年少的时候愚鲁迟钝，各种事都赶不上别人，唯独值得庆幸的是略知道向往古人注重个人修养的学问，但是寻求学问而没找到要领。后来亲近有道之人，大概能够理清一点学问的头绪，刚刚有幸找到方向而要为之努力，然而还没来得及完成学业，就突然有如山塌梁坏（意指李延平之死）这样的悲叹，内心沮丧如同盲人没有眼睛、以杖点地摸索道路，整天不知道何去何从。”当时，执掌朝政的钱端礼等人正主张和议，于是朱熹没有出仕为官。
李延平去逝后，过去德行高的人基本上都已过世，成熟稳重的人也越来越少，而后辈中的优秀人物，比如张南轩在潭州（现在的长沙）讲学，吕东莱在金华（浙江金华县）传授学问，陆文安（名九渊，字子静，抚州金溪人，学者称为象山先生，谥号文安）和他哥哥陆子寿（名九龄）、陆子美（名九韶）在金溪收徒教学。伊洛之学短时间内呈现出繁盛的景象。受大山大河等地理环境阻隔，他们之间相互没有交往。乾道元年八月，朱熹按照上级命令巡视水灾情况，八月份经过潭州，到张南轩家中去拜访他。淳熙二年夏天四月，吕东莱路过到访朱熹创办的寒泉精舍。鹅湖（在江西铅山县）聚会，陆九渊兄弟和清江人刘清之一同前来。以仁德为目标的友人，彼此沟通，相互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学术更加精进了。
这些友人中，张南轩和吕东莱的思想与朱熹比较一致，没什么异议。只有陆九渊的主张不完全相同，所谓的“朱陆异同”这个说法，到现在就成为了理学发展史中的一件重要事件。朱熹认为世人要先广泛涉猎浏览群书然后再归于精简，陆九渊、陆九龄则认为要先探求人的本心，然后再让他们博学多识，双方的不同点在这里。吕东莱因为两家学说各自遵奉自己的见闻见解，想要让他们达成一个共识，以确定选择哪一方学说，因此有鹅湖之会。
学问如同水，水来源不同但都流向大海，学问主张不同但都归结于道。朱熹的学说脚踏实地，陆九渊的学说超脱俗套，都无法分出高下。后代儒学家笃信遵守朱熹的教诲，取得卓越成就的，世上固然有很多人。而追随陆九渊的学说，比如姚江派（指明朝的王阳明学派，因为王阳明是余姚人，因此又被称为姚江之学）也在哲学史上成为一大流派。因此鹅湖聚会后，陆九渊的见解虽然没有做到融会贯通，而朱熹也没有对他进行贬低污蔑，只是说“陆九渊超脱文字章法，直接研究其中的根本，不知道他对儒家中庸学问中的提出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然后笃行的主张，是怎么看的”，又说“陆九龄忠厚老实，孝悌友爱，他们兄弟都很有主见，以前所学的东西有些偏颇，近日到这里聚会几天，很有一些问道四方的意思”。
吕东莱深知双方的学问，都有根基，而不是随便提出的。朱熹的主张虽然有些接近繁琐杂乱（当时朱熹认为陆九渊教育人过于简单，陆九渊认为朱熹教育人过于琐碎）但却平实没有错误。那些所谓志向高远的人可以遵循这个理论而有所收获，拘谨自守的人也可以恪守这个道理而有所不为。这在给邢邦用的书信中能够看到其中的意思，上面说道：“我从春末到建宁，和朱熹相聚四十多天，又一起到鹅湖聚会，湖陆及刘清之各兄弟都聚集在此，对讲论学问大有裨益。之前的信中评论非常恰当，近期会跟陆九渊详细交流。讲习诵读并探寻其含义，是历代以来做学问惯用的方法，求学的人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学习杂乱泛滥，应当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问题。因为这样而要全部否定这种办法，正如同吃饭噎住了就索性连饭也不吃了一样。然而学习的人如果仅能说出其中的不对，而不能反过头来要求自己踏踏实实，流于平常肤浅，又没有尽头，这又恰好坚定了他们对自己观点的信心。”
学问研究兴盛，那么精微的义理就会逐渐明晰，而不同的派别也因此而产生，其中自然不会没有精深和粗浅、歪理和正道的区别，传播学问的人各自遵奉自己老师的学说，于是便产生了把前者奉为主人、把后者当作奴仆的宗派主义观念。朱熹在世时，和吕东莱关系密切，和陆九渊关系也不错，互相商量研究，取长补短，相互帮助有所成就。唯有对于陈同甫（名亮，龙川人，因为排斥和议而被罢职）则大力排斥，然而也是尽到了规劝他的义务，并非是与他绝交。后来吕东莱的学说演化为永嘉学派，陆九渊的学说演变为姚江学派，他们与传授朱熹学说的人时常相互诋毁，这哪里是朱熹的本意呢？
【评论】
人生一世，老师和朋友的帮助，断然不能缺少。关门闭户读书而不寻找贤师良友来辅导自己，纵然能够做到言语行为符合规矩，也不过能成为一个小地方的善学之人而已，怎么可能成为世间的大儒呢？
现在看朱熹，有朱松做父亲，李延平、刘草堂、刘屏山、胡原仲做老师，张南轩、吕东莱等君子作为朋友，他身边传授知识、交流学问的人，都是社会上著名的贤人。朱熹自己又有聪明敏锐的天分，下苦功夫求学，这样怎么可能没有成就？他曾经自己说：“我以前读书十分用心，思索道理就如同走用枯朽的木头搭建的桥，哪怕相差只有一丝一毫，一旦走错了也会跌下去。”由此可见朱熹用功的刻苦程度。然而世上固然有些学者得不到高明之人指导，在学问上误入歧途，越用功那么偏离正确的道路就会越远，但良师益友岂是能够缺少的吗？
陆九渊的学说与朱熹的不同在于如何穷究事物之理，朱熹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作为穷究事物之理的途径，陆九渊以发觉本心作为穷究事物之理的途径，有些佛家禅学的意味。然而朱熹也未尝诋毁禅学，他在给汪应辰的回信中写道：“我对于佛家的学说，曾经拜佛门中人为老师，尊奉佛道，研究佛学也算是深入了，然而没有什么心得。后来因为老师和贤人的教导，考虑到做学问有先后缓急的顺序，于是暂缓搁置研究佛学，而专注于做好我自己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一天不在心里思考，认为等把我的学说研究透彻以后再探求佛学，也不算太晚，不敢仓猝就否定放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