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自太祖平定了各国,只有辽国仍然雄长北方,和宋朝对敌,把中国又分作南北朝的局面,河北和山西两省的地方,是当时宋辽两国的竞争场。后来宋朝和辽国讲和,南朝为兄,北朝为弟,但是宋朝还要每年纳几十万的岁币,给与辽国。

还有西夏国本是西蕃部落,部长是唐末的藩镇,子孙相传,宋朝赐姓为赵,渐渐强盛起来,占了陕甘边地和河套地方,独立称帝;宋朝屡次攻打,都不能得利,便彼此讲和,约宋朝为父,西夏为子,但是宋朝也每年要纳几十万的岁币,给与西夏。

这时宋朝虽然名义上是和外国讲和,其实是受外族的压迫,所订立的条约,尽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不但割让土地,而且每年要纳一定的岁币,送给外国,把百姓的血汗,供给外族无厌的要求,到底还是不能满足外族侵略的野心,不到国破家亡,外族的侵略,是不能休止的。

宋朝处着这种时势,自然应该按照当时的环境,改变方法,把国内整理,自谋富强,才可抵御外族,救得国家的危亡。但是当时的大臣如韩琦司马光等,都还在醉生梦死之中,只知固守中国数千年治国的旧法,不肯丝毫改变。这时只有王安石是明了国家政治的人,他见了国家岌岌可危的情状,就想出救国的方法来。

王安石是宋朝特出的人才,他在少年的时候,就嗜(shì)好读书,很留心古今社会政治的情形,所发表的文章和政见,常是惊动一班守旧先生的头脑,他的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很有名的,就是现在所称“唐宋八大家”中的一个。在他初入政界时,便做鄞(yín)县(属浙江省)的县官,到任以后,注意富国利民的方法,修筑堤堰(yàn),开决陂(bēi)塘,对于水利的事业,极力提倡,替农民谋得许多的利益;又把公家的谷借给民间,春放秋收,一般农民得着很大的便宜,鄞县经他治理,真是家给人足,莫不个个称颂,这就是他的政治理想,运用到实验上的初步。

他从此相信要图国家富强,挽救危亡,非尽变旧法改行新法不可。这时是英宗皇帝当国,调他服官京中,他便上了万言书,洋洋洒洒,详说治国的方法,不宜死守先王的法度,要遵照先王治国的本意,而加以改变,使人民个个得尽其能力,以生无穷之利。英宗见了,虽然称赏,但是为一班守旧派所把持,不敢信用。安石在朝,遇事都有独见,必据理力争,从不肯附和他人的。有一次,出了一桩命案,是一个少年犯了杀人罪,因为这少年养了一只鹌鹑(ān chún),他的朋友向他要这鹌鹑,少年不肯,他的朋友恃着平日是和他很要好的友谊,就虽然没有得到他的允许,竟公然取着鹌鹑走了,这少年追了上去,竟把他的朋友杀死了。于是朝中的刑官,论这少年犯了杀人罪,应当处以死刑。王安石便加以极端的反对,他的反对理由是:按照法律,无论是公然取去还是私自窃去都可以叫盗;今不得人的允许,便自取了去,自然也是窃盗行为了;那末,这少年追杀他的朋友,便是因捕盗而杀盗了,就不当处以死刑。后来这案经过审刑大理官的审判,竟维持刑官的原判,把那少年处死了。还论安石议论过激,令他入朝谢罪。安石自以无罪,抗不奉命;御史官又奏安石的违抗,但是英宗不加以追问,这事也就罢了。安石在朝,对于一些大臣,也是用这种刚直的态度,所以很不得大臣的悦服,后来因不安于位,竟自动地辞职了。

英宗死了,神宗即位。神宗是素来闻得安石的名誉,很钦佩他的才干的,即位以后,极想整理国政,以图自强;就召了安石入京,问他治国的方法。安石回答说:“现在的儒者,都是世俗的庸人,不知道世务,他们的话切不可听;如今最重要的,是要改变风俗,更立法度,才可图得自强,以救国家的危亡。”神宗听了很以为然,就命安石为宰相,治理一切国政。

王安石既得着神宗的信任,拿了国家的大权,便斟酌(zhēn zhuó)当时情形,立出许多新法来。他的新法的本意,也是力求解决民生问题,以及谋自卫的方法。但是当时宋朝的经济情形,是农业社会的经济,没受丝毫工业经济的影响,社会问题就很简单,所以他的新法便只注重发展农业和便利农民,同时在农村中藏着军备。这种方法,实在是适合当时的环境,假使得着国人的同情,由信仰生出很大的力量,就可以打破外族的侵略,报仇雪耻,何至宋朝的天下反为外族所灭亡呢!

安石所立的新法,有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都派了官吏,专司其责,颁行全国了。

农田法是开拓荒地,讲求农业,为发展农业的根本。

水利法是疏河筑堤、开凿池塘等,专务讲求水利。

青苗法是把公家藏谷卖作青苗钱,春天播种的时候,借给农民,到秋间收获了,令农民出息偿还。

均输法是各地的产物应供给京师的,不必在原地输送产物,可在京师附近购买,或在他处采买价值便宜的同样产物。

保甲法是把乡村的农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都给以兵器,使他们练习战阵的武备。

免役法是不能充役的人,就按照他的家产的高下,令其出钱雇(gù)人充役。

市易法是人民可向公家借钱,但须纳田宅或金帛为抵押,偿还时纳息二分;过期不还,须纳一定的罚金。

保马法是每保中有愿养马的,由公家给马一匹,公家每岁派人视察,马肥的给赏;马病死的,就令其赔偿。

方田法是量土地的肥瘠(jí),定出等级,再按等级抽收租税。

新法颁行了,大为守旧派所反对;而安石所用的人,又不免有贪官污吏从中舞弊,于是不独没有效力,而且大失民众的信仰,百姓也发出怨恨之声了。

这时的守旧派,只知道摭(zhí)拾了前人“仁义教民”的政教,哪里顾及民生国计和急谋自强以图抵御外族的方法,而且不脱神权时代的习俗,遇着水旱天灾和山岳崩坏,都指为安石的新法乱国,激动天变,不断地向神宗请罢止新法。这时的文学家苏洵也是守旧派的中坚分子,作了一篇《辨奸论》,指王安石为大奸慝(tè),竟比之于竖刁易牙。神宗受着这种包围,后来竟把新法罢止了。

宋朝自此国势不振,外族的侵略,一天一天地加紧,后来徽宗、钦宗两个皇帝,都被金人捉去,国家竟被外族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