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高宗两朝，为清极盛之时，特世宗操劳，且戕贼诸兄弟，亦觉少暇豫之乐；高宗则享尽太平之荣，位禄名寿，直可侈拟舜之大德。然日中则昃，衰象亦自高宗兆之。分节如下。
第一节 世宗初政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圣祖崩于畅春园。帝亲为更衣讫，当夜即奉还大内，安于乾清宫。翌日以次，未即位已下谕称朕。翌日即十四日乙未，戌刻始大殓。既殓，第一命令即允禩、允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第二谕即命抚远大将军奔丧来京，第三谕即封允禩、允祥为亲王，允礽子弘皙为郡王。急用隆科多，以报其拥立之功；急召允，以防其在边掌兵之患；急封允禩，以平其鹬蚌相争为渔翁得利之气，固非有为允礽报怨之意明也。《清史稿·允禩传》于雍正初插入数语云：“皇太子允礽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以此领起下文渐渐得罪。此实望文生义，未将《大义觉迷录》等书世宗谕旨细意寻绎。盖雍正间之戮辱诸弟，与康熙间夺嫡案，事不相关，余已别有考。以下于世宗朝兄弟间之事不复论列，今专述世宗图治之能事。
世宗即位，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辛丑。十二月初七日戊午，停止直省将军、督抚、提镇等官贡献方物。十三日甲子，诏直省仓库亏空，限三年补足，逾限治罪。此事《史稿·食货志》言：
“圣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世宗在储宫时，即深悉其弊，即位后，谕户部、工部：嗣后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详查核实，造册具奏。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者，治罪。并令各督抚严行稽查所属亏空钱粮，限三年补足，毋得借端掩饰，苛派民间。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史稿》志文，意在表明世宗初吏治财政整饬之状，然缴绕不明。忽言补足亏空，忽言核实奏销，殊难了解。检《东华录》则系同日两谕，各为一事：一谕户部，一谕户、工二部。
谕户部：“自古惟正之供，所以储军国之需。当治平无事之日，必使仓库充足，斯可有备无患……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渔，岂皆因公挪用？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置典刑，故伊等每恃宽容，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督抚明知其弊，曲至容隐，及至万难掩饰，往往改侵欺为挪移，勒限追补，视为故事，而全完者绝少。迁延数载，但存追比虚名，究竟全无着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盘，彼既畏大吏之势，虽有亏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启效尤之心，遂借此挟制上司，不得不为之隐讳，任意侵蚀，展转相因，亏空愈甚。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应，关系匪浅。朕深悉此弊，本应即行彻底清查，重加惩治，但念已成积习，姑从宽典。除陕西省外，陕、甘邻青海，时为军务省份。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未经参出，三年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派累民间，毋得借端遮饰。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足之后，再有亏空，决不宽贷。至于署印之官，始而百计钻营，既而视
如传舍……于前任亏空，视作泛常。接受交盘，复转授新任……嗣后如察出此等情弊，必将委署之上司与署印之员，一并严加治罪。尔部可即传知各省督抚。”
谕户、工二部：“财者利用之源，古帝足国裕民，务必制节谨度。朕初即位，每恐府库金钱，中饱于胥吏之侵蚀。以后凡户、工二部，一应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须详查核实，开造清册具奏，毋得虚开浮估。倘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敷，核估不实者，事觉，将堂司官从重治罪。”
世宗承圣祖宽大之后，综核名实，一清积弊，亦未尝立予惩治，自能洞见外省情伪。此政治一大刷新，应特叙列。而牵混不清，史官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此等处皆《史稿》之应纠正者。
雍正元年元旦，颁谕旨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守令，武将至参游，凡十一道。每谕文各千言内外，各就其职掌而申儆之。国家设官，久而忘其应循之职，与者擅为恩私，受者冒其禄利，奔竞无耻，用心皆在职掌之外。世宗在未即大位以前，必先有此提纲挈领之知识。百官职掌，近六百年来，皆自明太祖定之，后来因事损益而已。持以为督责之柄，则可以为君；奉以为率由之准，则可以为臣。世宗则知其故矣。然各谕空文太多，尚不如明祖之切实颁为格式，要其意则已蕲向乎是，文繁不具录。
世宗于申儆各官，以吏治民生为首。嗣是有谕各部院及科道、翰林院各衙门，领侍卫内大臣、八旗大臣等，逐事申儆，皆尽情伪。雍正一朝，《朱批奏折》《上谕八旗》《上谕内阁》，皆刻成巨帙。其未刻者，不知凡几，而已选刻者，不下数十万言。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谕旨批答，皆非臣下所能代。曲折尽意，皆出亲裁。有照例阁臣票拟者，略一含糊，辄被诘问。试举一例：
雍正元年七月戊子，谕内阁：“前囚年羹尧奏称：赵之坛情愿捐银一万两，往布隆吉尔地方筑城效力。朕念赵之坛系功臣之后良栋之孙，若伊才具不胜知府之任，道员事简易办，捐银叙用，似属可行。若赵之坛才克胜任，即留知府用。见今赵弘燮亏空库银三四十万两，交与赵之坛料理，又何必另外捐银？况年羹尧启奏，筑城已有张连登、王之枢等可以竣事，今复遣往效力议叙，似又开一捐例，断不可行。若布隆吉尔筑城，张连登等所捐之赀不克完工，令年羹尧密折具奏，再将情愿效力者发往。此朕从前谕旨也。尔等票签，全不符合。将朕紧要语句，俱行遗漏。尔等俱系圣祖仁皇帝委任大臣，圣祖仁皇帝天纵生知，兼之临御日久，诸事精熟，尔等舛错之处，全赖圣祖仁皇帝改正，所以不至误事。今朕临御之初，内藉大学士，外藉督抚、提镇，理应诸事勤慎，尽心协办。如前日本上脱落一字，事虽甚小，然不得谓小事便可轻忽。本章用心细阅，自无错误。又如前日蔡珽所奏之事，即系年羹尧奏过之事，尔等又票该部议奏，朕疑其或有异同，照签批发，及观部议，仍是一事，何至玩忽如此？朕若如尔等玩忽，督抚本章概批依议，用人一途，听之九卿随意保举，岂不省事？但尔等可以负朕，朕何忍负我皇考之深恩乎？况朕于尔等陈奏，虚心采纳，并未有偏执之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若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善事，有何系吝？以箝结为老成，以退诿为谨慎，非朕所望于尔等之意也。”
世宗初政，精核如此，久而不衰，雍正朝事又是一种气象。虽多所责难，并不轻于戮辱，亦未视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较之高宗，尚为远胜。至其刻深惨毒，惟对继统一事，有所讦发，或有意居功要挟之人。天资自非长厚，然正极力爱名。至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从初政可以概其十三年全量者也。
第二节 雍正朝特定之制
雍正朝有两种创制，遂为一代所遵行。一曰并地丁，停编审。二曰定火耗，加养廉。今分述之：
一、地丁。古者布缕、粟米、力役三征，征一缓二。唐时租、庸、调犹沿之，至改两税而其目并矣。明行一条鞭，所并之目尤多。要其总数不重于什一，即为常赋之法。但一切负担可并，庶人往役之义，则自清以前未改也。编审人丁，计丁征费，以充百役。一条鞭虽已并古者丁盐在内，然丁仍有役，盐亦有课，故论者以为重复赋民。然总额苟不至病民，民亦安之。清承明旧，尽免明末之加派，已庆更生。圣祖康熙五十一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五岁一编审。”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之丁补之。”原圣祖之意，以承平久而户口增，继续滋生，所能享国土之生产，只有此数，而丁赋则随滋生而加，故限年截止，以为人丁定额，新生者不复纳赋。此亦穷思极想，务欲惠及人民之意。然立法不彻底，人丁不盛之家，既不享其惠，且若丁少于前，反需向亲戚、同甲之家商求补额，岂不反成周折？不有通变，此美意终将废阁。会圣祖崩，世宗即位，雍正元年九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将丁银摊入田粮。部议应如所请，于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得旨：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九卿旋议复：“应令该抚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摊入田亩之处，分别定例，庶使无地穷民免输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得旨：“九卿不据理详议，依违瞻顾，皆由迎合上意起见。即如本内‘有地穷民’一语，既称有地，何谓穷民？不与有米饿莩之语相似乎？朕于诸事，本无成见，有何迎合之处。所发会议事件，原欲与众共商，当理即朕意。朕不自以为是。所议允当，朕即不从，不妨面折廷诤，再三执奏。即不显言，亦可密折敷陈。圣祖良法美政，布在方策，朕与尔等，期共相黾勉，以臻至治。原本发还九卿，着仍照户部议行。”
以上为九月戊戌谕，原文极长，且勉且责，愧励交至。兹节其成事实之语。夫圣祖有此美意，世宗必不欲废阁之，欲符“地有定限，丁亦有定额”之意。惟有丁随地起一法。李维钧奏之，部议从之，以其为古所未有之制，再令盈廷会议，以示郑重。九卿则六部、都察院及通政、大理之总名，加以詹事、科道，是为会议。乃以预议者多，反疑上意或与户部原议未合，遂作此延宕支节之词，设或允行，即废阁之变相耳。其实世宗自有主宰，仍照户部议行，何其简捷。
惟丁随地起以后，丁额与赋税无关，编审自可不必。即行编审，亦属具文，乃一定之理。故后来论者，谓清之户口无确数，实摊丁于地之为弊。动称四万万，究竟标准何在？亦不过据二百年来某一年之随意册报耳。户口无确数，一切无从统计，则意在利民而反以病国，可以见定法之不易。然此非世宗本意也。初虽丁摊于地，编审之法未改。停止不审，始于雍正四年。因直隶总督李绂“改编审行保甲”一疏，略云：“编审五年一举，虽意在清户口，不如保甲更为详密，既可稽察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请自后严饬编排，人丁自十六岁以上，无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进呈。册内止开里户、人丁实数，免列花户，则册籍不烦，而丁数大备矣。”
清户口之数，与编审相关者，从《食货志》考之，明季丧乱之后，至顺治十八年，会计天下民数：千有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 三十三口。较之四万万之数，盖二十分之一而不足也。康熙五十年为据定丁额之年，是年得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四口。亦不足四万万之十七分之一。其后丁数仍由编审移补，较定额时稍有增加，其余滋生人丁则日多。停编审以后，则无所谓定额与滋生，人口激增，民无顾忌，直至道光二十九年，有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口。此即近世中国人口四万万之说所由来也。咸、同军兴，人口自减，亦每年全国册报。至光绪元年，有三万二千二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八十一口。三十三年厘定官制，有民政部，以调查户口为职掌。旋谕直省造报民数，务须确查实数，以为庶政根本。宣统元年，复颁行填造户口格式，令先查户口数，限明年十月报齐，续查口数，限宣统四年十月报齐。至三年十月，据京师内外城、顺天府、各直省、各旗营、各驻防、各蒙旗所报，除新疆、湖北、广东、广西各省，江宁、青州、西安、凉州、伊犁、贵州、西宁各驻防，泰宁镇、热河各蒙旗，川、滇边务，均未册报到部外，凡正户五千四百六十六万八千有四，附户千四百五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共六千九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七十四户。凡口数，男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万三千二百有八，共二万三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六百六十八口。时湖北已起事月余，两广为革命起源，大吏累次遇刺，边远则功令之遵奉逾期，驻防亦然。合计当亦未足四万万。是为清最末一次调查户口较确之数。
花户之名，以田为主。田之多少，户各不同，而均之于里甲。一甲中之户，田多者自充一户，少者合数户为户，尤少者附于甲尾。插花相间，故名花户。后来俗称户为花户，似非本旨。康熙元年，户科给事中柯耸疏请均田均役，中有云：“查一县田额若干，应审里长若干。每里十甲，每甲该田若干，田多者独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于甲尾，名曰花户，此定例也。”
当编审停止之时，颇整顿保甲。如果保甲法不弛，户口何至无可稽考。但闭关之世，盈虚消长皆在国内，听民自生自息，官吏以不扰民为上理，乡民出入相友，奸盗本不易收容。数十年前，余粮栖亩，不知设守；携赀夜行，不畏路劫。惟城市人多杂处，则人家自谨门户，官亦有事稽查。命、盗重情，地方官勒限参处，满四参离任，以此维整治安。虽有保甲，不甚严密。通商以后，各国有统计而我国独无，根本在户口不了。乃知编审之废，在地丁并征，因咎康、雍之失计。其实因赋役而编审，则隐匿者必多。康、雍户口较之嘉、道时，只一二十分之一，所编审者，亦非真相，不如厉行保甲之有实际。特自治之事，当假手于愿治之民人，古未深明此理，遂无彻底综核之法。康、雍之不欲扰民，自是当时善政，不必异世而转作不恕之词也。丁银摊入地亩，以直隶李维钧奏请为始，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嗣后各直省一体仿行，于地赋一两，福建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不等，山东摊一钱一分五厘，河南摊一分一厘七亳至二钱七厘不等，甘肃河东摊一钱五分九厘三毫，河西摊一分六毫，江西摊一钱五厘六毫，广东摊一钱五厘六毫，广西摊一钱三分六厘，湖北摊一钱二分九厘六毫，江苏、安徽亩摊一厘一毫至二分二厘九毫不等，湖南地粮一石，征一毫至八钱六分一厘不等。自后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惟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仍地丁分征。又山西阳曲等四十二州县亦另编丁银。察其轻重之故，盖赋重之地，摊丁较轻，因重赋所加，每亩担银数钱，虽每两加数分，已为一两亩地所担之加款，至赋轻之地，数十亩而后担银一两，加至二三钱，在一亩所加，实更微也。
二、养廉。自古官只有俸，而俸恒不足以给用，不能无取盈之计。明俸尤薄，官吏取盈之道，自必于赋额加以浮收，公然认为官吏俸薄，此为应得之调剂。清初命其名曰“火耗”。火耗者，本色折银，畸零散碎，经火熔销成锭，不无折耗，稍取于正额之外，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每两数钱，轻者钱余。行之既久，州县重叙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既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承明季加派之后，国库严禁加派，而地方不免私征。其端既开，遂无限制。康熙季年，陕西督抚以亏空无法填补，奏请以旧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许，专为填亏空之用，此火耗明入奏案之由来也。
《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谕扈从大学士、尚书、侍郎、学士等：“据陕西巡抚噶什图奏称：陕西亏空甚多，若止于参革官员名下追补，究竟不能速完。查秦省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臣与督臣商议，量留本官用度外，其余俱捐补合省亏空，如此则亏空即可全完”等语。朕谓此事太有关系，断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谕陈瑸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宽容。’陈瑸奏云：‘此乃圣恩宽大，但不可明谕许其加添。’朕思其言深为有理。今陕西参出亏空甚多，不得已而为此举，彼虽密奏，朕若批发，竟视为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特谕尔等满汉诸臣共知之。”越六日甲午，又谕扈从大臣等：“总督年羹尧将亏空钱粮各官，奏参革职，其亏空钱粮，至今不能赔补。今又因办理军需，陕西巡抚噶什图、总督年羹尧会商，将民间火耗加增垫补等情奏请。第民间火耗，止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加征民间火耗，今安可照伊等所奏加增乎？”
康熙未之提及火耗，为督抚计及挪用，而圣祖不肯允从，恐为盛德之累。然又明知故昧，留以赡官吏之私，此不彻底之治法，沿历代故事而来。在圣祖为恤民艰、存政体，虑官困，多方兼顾，而非以自私，自是有道之象。然至世宗，则有以成就之矣。
《东华录》：雍正二年六月乙酉，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折奏：“臣见内阁交出请禁提解火耗之条奏，臣伏思直省钱粮，正供之外，向有耗羡。虽多寡不同，皆系州县入己。但百姓既已奉公，即属朝廷之财赋。臣愚以为州县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以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且通省遇有不得已之费，即可支应，而免分派州县，借端科索。至以羡余赔补亏空，今抚臣诺岷，将每年存贮耗羡银二十万两，留补无着亏空之处，先经奏明。臣请皇上敕下直省督抚，俱如山西抚臣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年所得耗银，约计数目，先行奏明，岁终将给发养廉、支应公费、留补亏空，若干之处，一一具折陈奏。则不肖之上司，不得借名提解，自便其私，如条奏所虑矣。”谕：“此事着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静气，秉公持正会议，少有一毫挟私尚气，阻挠不公者，国法具在，断不宽宥。各出己见，明白速议具奏。如不能画一，不妨两议三议皆可。”
当时内阁条奏，系请禁提解火耗。禁提解非禁征收，则州县可取火耗于民间，上司不能提火耗于州县，私收者永任其为私，监司不许过问而已。此为体恤州县，而又不欲监司分肥，亦不彻底之见解。但较之前代，以进羡余而得奖擢者，得体已多。高成龄辨正阁奏，以为火耗非提解不可，无所利于提解，仍以体恤州县，明定为永久之公廉，及补一时之亏空，一举而数善备。养廉之说始此。
是年七月丁未，总理王大臣、九卿科道等，议复高成龄疏，得旨：“所议见识浅小，与朕意未合。……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于民，而其势有所不能。历来火耗皆州县经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原其所由，州县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皆取给于州县。以至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为容隐。与其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
以上为俸薄不能无火耗，而火耗不可不使公开。不公开则为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公开则为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二语最中的。世宗见解实出廷臣之上。
又云：“尔等请将火耗酌定分数。朕思州县有大小，钱粮有轻重。地广粮多之州县，少加火耗已足养廉，若行之地小粮少之州县，则不能矣。惟不定分数，遇差多事烦，酌量可以济用，或是年差少事简，即可量减。又或遇不肖有司，一时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减除。若竟为成额，必致有增无减。”
此时养廉制未定，世宗所虑者，仍是后来反对养廉制之理论。未几仍为定额，见下。此驳定分数之议。
又云：“又奏称提解火耗，将州县应得之项，听其扣存，不必解而复拨。今州县征收钱粮，皆百姓自封投柜，其拆封起解时，同城官公同验看，耗羡与正项同解，分毫不能入己。州县皆知重耗无益己，孰肯额外加征？”
随征随解，显然有据，解时不能隐匿，解后不能重征，惟解乃为正耗分明，此驳扣存之议。
又云：“应令诺岷、高成龄二人，尽心商榷，先于山西一省内试行，此言尤非。天下事惟可行不可行两途。以为可行，则可通行于天下；以为不可行，则不当试之于山西。以药试病，鲜能愈者。以山西为试之之省，朕不忍也。”
世宗意在定制通行，此驳山西试行之议。
又云：“又奏称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历久无弊？提解火耗，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则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当渐减。今尔等所议，为国计乎？为民生乎？不过为州县起见。独不思州县有州县之苦，上司亦有上司之苦。持论必当公平，不可偏向。”
当时议者，不反对火耗名色，而反对提解，故世宗谓“为州县起见”。又养廉之制未定，提解火耗，仍兼顾见在之亏空，亏空完后，乃可专定养廉也。故下文又言朝廷与百姓一体，朝廷经费充足，歉收可以赈恤，百姓自无不足之虞。清补亏空，于国计民生均益，是提解仍注重清亏空。
又云：“尔等所奏，与朕意不合。若令再议，必遵议复准，则朕亦不能保其将来无弊。各省能行，听其举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强。可将此谕旨，并尔等所议之本，交存内阁。”
据此则本令详议，却仍以不议终结；本不欲独令山西试行，却又不令他省必行，世宗亦慎重之至。《清史稿·食货志》浑括此文，殊不清晰。今从《东华录》核之。当雍正二年六七月间，朝廷虽极力议论此事，帝意不以廷臣之延宕为然，尤不以主张不提解为然，而卒留作悬案。以后至何时勒定火耗改为养廉，《东华录》不复见。《食货志》言：“于是定为官给养廉之制。”此句着于浑括二年谕旨之后，实与谕旨原文不贯。考之《会典事例》，则至五年始为各省定额。
《会典事例·户部俸饷门·外官养廉类》首叙其缘起云：雍正五年，山西巡抚奏裁汰州县耗羡，酌中量留，分给各官养廉，以为日用之资。奉旨：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嗣据各省陆续奏到，节省增减，著为定额。
山西巡抚发端是二年事，奉各省酌议具奏之旨，当即七月乙未谕后所云“交与内阁，内阁即更请旨饬下各省”也。以非明发，亦无决断，遂不入《实录》，故不见《东华录》。各省陆续复到，终成定制，首冠以雍正五年，即其定制之年矣。不然，山西发端在二年，何云五年耶？
要之，清初沿明，官俸太薄，官无自给之道，不得不有所取资。制定养廉，即是加俸。且俸因处分而可罚，廉则罚所不及。廉之数较之俸，多至数十倍，如正从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总督兼尚书衔者为从一品，不兼者为正二品。而总督养廉，多者若陕、甘、云、贵，至二万两，少者若浙、闽、四川，亦一万三千两。其间一万八千、一万五千各有差。又如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而知县七品，其养廉多者，首县至二千两，少者简缺亦六百两，其有四五百两者，则简不成体之县，间有一二，盖例外矣。其后京官亦有有养廉者，八旗官员亦有有养廉者，皆别指款项，不在火耗之内。供各省官员养廉，地大粮多之县，火耗甚微。以吾所知，吾乡武进、阳湖等县，正银一两，加耗仅三分耳。
清世制度，多沿明旧。清全盛时，极知补救，然不敢言制作，故历帝皆倾佩明太祖，奉行惟谨。而不敢学其自我作古，此亦或有自知之明。如官员加俸一事，仅以养廉之名，补苴于俸之不足，仍不敢动额定之俸。惟加征火耗，悉数用于外官之养廉，无丝毫流用，则可见清帝于财用之致慎。既与国人约永不加赋，终清世谨守之。惟以用银剪凿不便，折价收钱，清末以二千二百文为一两。当时银贱，每两有数百文之余，谓之平余。漕米则每年由藩司约省城绅士公议，照时定价，本折兼收，听民自便。惟每石征脚费钱一千零五十二文，由官收兑运解。此清末纲纪未破裂时所永遵行者。吾乡为赋重之区，每平原上则田一亩，征银两忙共一钱三分有零，征米六升三合有零。当时无所谓附加税，完纳此数，即所入皆民之生产矣。故清世之赋甚轻，其税额后虽不可复用，然其制节谨度，不敢逾定制一步，清之历朝遵行不替，其风亦可嘉也。
其尤可念者，清一代惟加征火耗为迹近加赋，雍正朝之审慎出之，绝不流用，专用于外官之养廉，似已心安理得。乃至高宗初立，尚以为疑，复大征廷臣意见。此亦清之家法，视加派为最不祥之事也。
《食货志》：自山西提解火耗后，各直省次第举行。其后又酌定分数，各省文职养廉二百八十余万两，及各项公费，悉取诸此。及帝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帝亦虑多取累民，临轩试士，即以此发问，复令廷臣及督抚各抒所见。大学士鄂尔泰、刑部侍郎钱陈群、湖广总督孙嘉淦，皆言：“耗羡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计已定之数与策定之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实减征也。且火耗归公，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征之累，法良意美，可以垂诸久远。”御吏赵青藜亦言：“耗羡归公，裒多益寡，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且既存耗羡之名，自不得求多于正额之外。请无庸轻议变更。”惟御史柴潮生以为耗羡乃今日大弊。诏从鄂尔泰诸臣议。
轻徭薄赋，为清一代最美之政；而官俸太薄，有此提解火耗、制定养廉之举。乾隆间尚恐其迹近加赋，而与内外诸臣共议之。《食货志》浑括甚略，今各举其事实如下：
《东华录》乾隆七年四月乙未谕下注云：“是月庚寅朔，策试天下贡士金甡等，制曰：‘……务民之本，莫要于轻徭薄赋，重农积谷。我国家从无力役之征，斯固无徭之可轻矣，而赋犹有未尽合于古者乎？赋之外有耗羡，此固古之所无也。抑亦古尝有之，不董之于官，则虽有若无，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间无耗羨，雍正年间有耗羡。无耗羨之时，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强民以乐输，或按亩而派捐，业田之民，受其累矣。自雍正年间，耗羡归公，所谓诸弊，一切扫除，而游民之借官吏以谋生者，反无以糊其口。农民散处田间，其富厚尚难于骤见，而游民喧阗城市，其贫乏已立呈矣。人之言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亦犹“燕赵无”，非无 也，夫人而能为 也。语出《考工记》。作“粤之无 也”，不作“燕赵无”。下又云“燕之无函也，秦之无庐也，胡之无弓车也。”各自为文。则此句作“燕赵无”有误。而议者犹訾征耗羡为加赋，而不知昔之分项，皆出于此而有余，今则日见其不足，且动正币矣。是以徒被加赋之名，而公私交受其困而已矣。将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为是言者，率出于官吏欲复公款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间，其必不出此，而于农民之果有无利弊，必知之详矣……其毋以朕为不足告，而之隐之；其尚以朕为可告，而敷之陈之。悉言其志，毋有所讳。’”
乙未谕：“办理耗羡一事，乃当今之切务。朕夙夜思维，总无善策，是以昨日临轩试士，以此发问。意诸生济济，或有剀切敷陈，可备采择见诸施行者。乃诸贡士所对，率皆敷衍成文，全无当于实事。想伊等草茅新进，未登仕籍，于事务不能晓彻，此亦无怪其然。今将此条策问，发与九卿、翰林、科道阅看。伊等服官有年，非来自田间者可比，可悉心筹画，各抒所见，具折陈奏，候朕裁度。若无所见，亦不必勉强塞责。至外省督抚，寄重封疆，谅已筹算有素，并着各据所见，具折奏闻。务期毋隐毋讳，以副朕集思广益之意。”
此为临轩发问，不得要领，再征内外清要大僚意见之事实。是科一甲三人：金甡，状元，浙之仁和人。榜眼杨达曾、探花汤大绅，皆苏之阳湖人。一时羡科第之荣。其实廷对碌碌，无禆实用，此见科目之非必得才，而成才实资阅历，未必闭户读书，真能知天下事也。既而言者纷然，又妄有揣摩，以为帝意求取民善法，除加赋而别计殖财，竟未信天子实有官民兼恤之心，只问火耗之当征不当征，非有他意，遂复遭申饬。而清一代慎重于加赋之意愈见。
是月乙巳谕：“各省办理火耗，朕恐有不便于民，是以于廷对入之策问。诸生无所敷陈，甚有不知耗羡为何事者。又降旨询问九卿、翰林、科道并督抚等，庶几合众论以求一是。此集思广益之意。有所见即就事敷陈，无所见不必勉强塞责，谕旨甚明。乃诸臣竟有于耗羡之外，旁牵侧引，答非所问，即说到耗羡，亦究竟不知原委，万难见诸施行。甚至潘乙震之请开捐，路斯道之请铸币，尤为荒谬之极。诸臣沾沾以国用为言，竟似国用实有不足，不得不从权计议者。此风一开，言利之徒，接踵而起，为害甚大，岂止有妨政体。不但诸臣不当揣摩及此，即专司钱谷之臣，亦不当徒以综核为尽职也。因系降旨询问，虽乖谬特从宽宥。此后再有节外生枝，必治罪以为妄言之戒。”
于是廷臣商榷甚久，又逾半年以上，至十一月乙丑，由大学士等归纳内外诸臣复到各奏，统为一议，奏略如下：
耗羡归公，法制尽善，不可复更，众议佥同。有一二异议者，皆系不揣事势、不量出入之论。伏思耗羡由来已久，弊窦渐生。世宗宪皇帝允臣工所请，定火耗归公，革除州县一切陋习。各该省旧存火耗，提解司库，为各官养廉，及地方公事之用。从此上官无勒索，州县无科派，小民无重耗。以天下之财为天下之用，国家毫无所私，可以久远遵行，弗庸轻改。至总督高斌、孙嘉淦等请耗羡通贮藩库，令督抚察核，仍复年终报部之例。查各省动用存公银，款项繁多，若未悉情形，既行饬驳，势必掣肘。若竟听其任意费用，则侵滥之弊，无从剔除。惟送部查核，诸弊可厘。应如所请行。
此为内外众议，复由大学士取为定论，请定永远遵行。得旨如下：
钱粮有耗羡，事势必不得已。未归公以前，贤者兢兢守法，不肖者视为应得，尽入私囊。一遇公事，或强民输纳，或按亩捐派，无所底止。州县以上官员，养廉无出。收受属员规礼节礼，以资日用。州县有所借口，恣其贪婪，上官瞻徇而不敢过问，甚至以馈遗之多寡，为黜陟之等差。吏治民生，均受其弊。我皇考定归公之例，就该省旧收之数，归于藩司，酌给大小官员养廉，有余则为地方公事之用。小民止循旧有之章，有轻减无加益也。而办公有资，捐派不行，贤者无用矫廉，不肖不能贪取，爱养黎元，整饬官方，并非为国用计而为此举。以本地之出，供本地之用，国家并无所利于其间。然通天下计之，耗羡敷用之处，不过二三省，其余不足之处，仍拨正供以补之，此则臣民未必尽知者。此十数年中办理耗羡之梗概。展御极以来，颇有言其不便者，是以留心体察，并于今年廷试，以此策问诸生，诸生敷衍成文，无当实事，于是降旨询问九卿、翰林、科道并各省督抚。今据回奏，大抵以官民相安已久，不宜复议更易。其中偶有条陈一二事者，不过旁枝末节，无关耗羡归公本务。朕再四思维，州县所入既丰，可以任意挥霍，上司养廉无出，可以收纳馈遗。至于假公济私，上行下效，又不待言矣。向朕所闻，未必不出于愿耗羡在下以济其私者之口。朕日以廉洁训勉臣工，今若轻更见行之例，不且导之使贪，重负我皇考惠民课吏之盛心乎？此事当从众议，仍由旧章。特颁谕旨，俾中外臣民知之。余着照大学士等所议行。
于是火耗与正赋，并明载由单串票。养廉自督抚至杂职，皆有定额。因公办有差务，作正开销，火耗不敷，别支国库。自前代以来，漫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因此事利弊复杂，再举当时赞否两方议论之工者作一比较，俾是非可了然焉。
《史稿·钱陈群传》：及敕询州县耗羡，疏言：“康熙间，州县官额钱粮，收耗羡一二钱不等，陆陇其知嘉定县，止收四分；清如陇其，亦未闻全去耗羡也。议者以康熙间无耗羡，非无耗羡也，特无耗羡之名耳。世宗出自独断，通计外吏大小员数，酌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羡，按季支领，吏治肃清，民亦安业。特以有征报收支之令，不知者或以为加赋。皇上询及盈廷，臣请稍为变通。凡耗羡所入，仍归藩库，各官养廉及各州县公项，如应支给，其续增公用名色，不能画一，多寡亦有不同，应令直省督抚，明察某件应动正项，某件应入公用，分别报销。各省州县，自酌定养廉，荣悴不一，其有支绌者，应令督抚确察量增，俾稍宽裕。仍饬勿得耗外加耗，以重累民。则既无加赋之名，并无全用耗羡办公之事。州县各有赢余，益知鼓励。”
据此知康熙间不归公之耗羡，以陆清献之清，只取每两四分，是为康熙朝有清官。至养廉既定，就吾所见，清末之吾乡武进、阳湖二县，每两不过三分；嘉定亦赋重粮多之县，断不亚于武、阳，而犹非每两四分不能给，则有耗羡以后之州县，其清有过于陆清献，而决不得谓之清官，是为雍正朝无清官矣。不均者重行支配，公事多者并动正项报销，办公且不全仰耗羡，是即谕旨中申定之意。盖即自钱文端发之。其极指耗羡归公为大弊者，则如下：
又《柴潮生传》：疏言：”耗羡归公，天下之大利，亦天下之大弊也。康熙间，法制宽略，州县于地丁外，私征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厘剔。自耗羡归公，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是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经费，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强。贤且能者，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故康熙循吏多实绩可记，而财用亦得流通。自耗羡归公，输纳比于正供，出入操于内部，地丁公费，除养廉外无余剩。官吏养廉，除分给幕客家丁，修脯工资，及事上接下之应酬，舆马蔬薪之繁费，亦无余剩。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一丝一忽，悉取公帑。有司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故曰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穷，故圣人之法必改。今耗羡归公之法，势无可改，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捐监一项，留充各省公用。除官俸、兵饷动用正项，余若灾伤当拯恤，孤贫当养赡，河渠水利当兴修，贫民开垦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当修治，采买仓谷价值不敷，皆于此动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如有大役大费，则督抚合全省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则移邻省而协济之。稽察属司道，核减属督抚，内部不必重加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设官分职，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惩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刘晏之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以周忱之耗米为正项，致逋负百出，路多饿殍。大国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财者固不如此。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
潮生此疏，《食货志》谓其独指耗羡归公之弊，并乾隆七年廷议耗羡而言之。其实潮生奏在十年，所陈理财三策，此乃捐监宜充公费之一策，故言耗羡归公，法无可改。但有司无宽余任用之资，治地方一切之事，咎耗羡归公之约束太严，其说绝不可行。必欲财政不为法拘，仍当立活动之法。所谓国税、地方税之分款，预算、决算之逐年制定，人民有权监督财政，尤为根本。既不当徒咎耗羡之归公，更不当指捐监为不竭之财源，成永久之裨贩。捐监随人所愿，既无的数可定，监生尽出捐纳，太学之制已亡。尽人皆为监生，久久又谁甘捐此滥品？其立想已非通论。故凡不愿耗羡归公者，皆非通达政体之言也。清世最重民生，其蠲免赋税，至不待凶歉，而以丰年留民余力，颇似汉之文、景。康熙五十年以后，每用三年一周普免天下钱粮之法，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康、雍、乾三朝，颇知其旨矣。
第三节 武功之继续（一）——收青海及喀木
前于《绥服蒙古篇》，已言准噶尔之侵掠外蒙，适为清代效驱除之力。准噶尔为四卫拉特之一，其强盛在噶尔丹为酋长之时。以前自明末以来，则以和硕特为四卫拉特之首。四卫拉特本以天山之北，阿尔泰山之南，为其聚牧之地。和硕特汗图尔拜琥，本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世孙。哈布图哈萨尔之八世孙乌噜克特穆尔，始分为和硕特部，又九传至博贝密尔咱，始称卫拉特汗。卫拉特明人谓之瓦喇，原非元代帝室之裔，至和硕特入居之，则卫拉特中有元之帝裔矣。始居乌鲁木齐，即后设迪化府，为新疆省城地。图尔拜琥为博贝密尔咱之孙，又称顾实汗，袭据青海，遂徙牧焉。青海本古西羌，唐以后为吐蕃地。吐蕃亦分四部：一曰青海，二曰喀木，即今西康，三曰藏，亦称前藏，四曰后藏。顾实汗既袭青海，并取喀木。吐蕃后音转为图伯特，又作唐古特。唐古特故有王，明末时为藏巴汗。其时黄教已盛，而藏巴不尊信之。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穆错之第巴，乞兵于顾实汗，入藏攻杀藏巴汗，以达赖、班禅二喇嘛分主前、后藏黄教，而以其长子达延统藏地为汗。于是唐古特为和硕特蒙古所有。传至达延之孙拉藏汗，为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所袭杀。其时第六世达赖喇嘛真伪发生纠纷，中朝顺青海部人信仰，与其族拉藏汗被戕之仇，用青海为出兵根据地，逐准噶尔据藏之将，纳青海所奉之达赖喇嘛，入藏地安禅，事在康熙六十年，详前《定西藏篇》。斯时中朝为青海伸其达赖喇嘛之信仰，为和硕特复其拉藏汗被戕之仇，用拉藏遗臣仍理藏地政务，可谓有惠于青海和硕特矣。乃至世宗嗣位，青海又叛。青海顾实汗卒于顺治十三年，其子在青海者为鄂齐图汗，亦为噶尔丹所破。自此为准噶尔称强于四卫拉特之时，四卫拉特皆受其压制。康熙三十六年，圣祖既大胜准部，悍酋噶尔丹走死，和硕特台吉扎什巴图尔等请觐，谕以“天暑未便，至秋凉来朝”。扎什巴图尔为顾实汗亲子，特封以亲王爵，余诸青海台吉，授贝勒、贝子、公爵有差。又预定藏功，青海复振，准部惮中朝，不敢蹂青海，止戕顾实汗后人拉藏汗于藏地。扎什巴图尔之子罗卜藏丹津既袭亲王爵，从大军入藏归，感觉唐古特本皆和硕特部属，己又顾实汗嫡孙，思复先世霸业，反结准酋策妄阿喇布坦为助，于雍正元年夏，诱青海诸台吉盟于察罕托罗海。令去清廷所授王、贝勒、贝子、公等爵，各用所部故号为台吉，自号达赖珲台吉以统之。诸台吉中，察罕丹津为顾实汗曾孙，雍正元年以补叙定藏功，由郡王晋和硕亲王，与罗卜藏丹津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亦顾实汗曾孙，由贝勒晋郡王。二人者，均不从叛谋。余多附逆，或被胁从，遂以兵掠不附者。察罕丹津及额尔德尼及两人所属，先后来归，处之兰州、甘州境内。署抚远大将军贝子延信以状闻，诏遣驻西宁之侍郎常寿谕和罗卜藏丹津。常寿寻疏报抵青海，罗卜藏丹津不从诏。十月，敕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改延信为平逆将军，而罗卜藏丹津亦执使臣常寿，笔帖式多尔济死之，遂寇西宁，为守将所败。年羹尧旋奏迭败来犯之敌，亦奏青海台吉以下被胁者，屡次率属来归，又奏罗卜藏丹津送侍郎常寿回营，诏拿解西安监禁。时青海有大喇嘛，曰察罕诺们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尔寺，为黄教宗。罗卜藏丹津诱使从己，于是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二年正月甲申谕：“逆贼罗卜藏丹津一事，喇嘛等理宜善言开导，令不致起事，戕害生命，是为维持佛教。如不能，亦应呈明该将军等，闭户安居。岂意反助背逆之人，纠合数千喇嘛，
手持兵刃，公然抗拒官兵。及溃败，犹不降顺，入庙固守，以致追杀覆灭，有玷佛教甚矣。钦惟太宗时，第五辈达赖喇嘛遣使入觐，极为恭顺。世祖时又延至京师，蒙被殊礼。百年以来，法教兴隆，皆我朝之恩赐。准噶尔寇犯招地，杀僧毁庙，圣祖遣师恢复，重安达赖喇嘛法座，佛教复兴。如此隆恩，喇嘛并不感激，反助悖逆之人，凶恶已极，于佛门之教，尚可谓信受奉行者乎？将朕此旨，遍谕各处寺庙喇嘛，并住居蒙古扎萨克处之大小喇嘛知之。”观清世之待遇喇嘛，纯以宗教操纵蒙、藏，故不受佞佛之害。
越数日，年羹尧奏：“张家胡土克图之胡必尔汗，原住西宁东北郭隆寺，属下喇嘛甚多，又传令东山一带番人，于正月十一日齐集拒战。遣提督岳钟琪进剿，转战数日，毁寨十七，焚屋七十余所，前后杀伤贼众六千余名，随毁郭隆寺。张家胡土克图之胡必尔汗，众喇嘛预先携往大通、河西、杂隆地方，将达克玛胡土克图正法。”凡此皆与元、明以来崇信番僧之风大异。
是月以十二日丁亥，始命岳钟琪为奋威将军，专征青海。盖以郭隆寺之役，兵止三千，破贼万余，大将军年羹尧喜谓钟琪：“上知公勇，将命公领万七千兵，直捣青海，约四月启行何如？”钟琪曰：“青海贼无虑十万，我以万七千当之，宜乘其不备。且塞外无畜牧所，不可久屯，愿请精兵五千，马倍之，二月即发。”羹尧以奏，帝壮之，故有此命。如期以二月八日出塞，中途见野兽群奔，知前有侦骑，急麾兵进，果擒百余，又歼其守哈达河之贼二千，于是贼无哨探。蓐食衔枚，宵进百有六十里，二十日黎明，抵乌兰穆和儿贼帐。贼尚卧，马未衔勒，闻官军至，惊不知所为，则皆走。生擒贼母阿尔太哈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济农藏巴吉查等，并男女牛羊无数。二十二日至柴旦木。罗卜藏丹津率二百余人窜越戈壁，北投准噶尔。擒获倡逆之党吹喇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藏巴札木等。八台吉之助乱者皆就擒。青海部落悉平。自出师至荡平，仅十五日。明以来所谓“海寇”，入清谓之“和硕特”，赫然大部，十五日而举之，一时师武臣力，可谓神矣。三月初九日癸未，奏至，次日即封年羹尧一等公，加一精奇尼哈番即子爵，岳钟琪三等公。
五月戊辰二十六日，王大臣等遵旨议善后事宜，悉据年羹尧奏请十三条：（一）青海各部落人等，分别功罪，以加赏罚。拒逆投诚、随军效力之王、台吉，均加封爵，俘获后效力、悔过后投诚之台吉，留原封爵。扰乱内地者，革爵。助逆久而投诚者，降爵。（二）青海部落，分别游牧、居住，如内札萨克例，百户置佐领一，不及百户为半佐领。该管台吉俱为札萨克，拣选其弟兄内一人为协理台吉，下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每参领设佐领、骁骑校各一，领催四。一旗有十佐领以上，添副协领一。每两佐领，酌添参领一。岁会盟，奏选盟长，不准私推。（三）朝贡交易，按期定地。贡期自明年始，三年一班，分三班，九年而周。自备驼马，由边入京。市易以四仲月，集西宁、四川边外那拉萨拉地。官兵督视，有擅入边墙者治罪。（四）罗卜藏丹津所属吹宰桑，察罕丹津从子丹衷部下宰桑色布腾达什等，率众降，各授千、百户等官，就地住牧。（五）喀尔喀及厄鲁特四部之非和硕特者，不属青海。诸部向错居青海，为所属。今乘兵威，将喀尔喀、土尔扈特、准噶尔、辉特各部人，照青海例编旗，分佐领，添设札萨克。分青海之势，而益令各族台吉感恩。（六）西番宜属内地管辖。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等处，自明以来，或为喇嘛耕地，或纳租青海，惟知有蒙古，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今西番归化，应添设卫所，将番人心服头目，给与土司千、百户、土司巡检等职分管，仍辖于附近道厅及添设卫所。（七）青海等处宜加约束。青海、巴尔喀木即康，今称西康、藏、危即卫，乃唐古特四大部，顾实汗据此，以青海地广可牧畜，喀木粮富，令子孙游牧青海，而喀木纳其赋。藏、卫二处，原给达赖、班禅二喇嘛，今因青海叛逆，取其地交四川、云南官员管理。达赖喇嘛向遣人赴市打箭炉，驮装经察木多、乍雅、巴塘、里塘，向各处居住之喇嘛索银有差，名曰鞍租，至打箭炉始纳税。应饬达赖喇嘛勿收鞍租，打箭炉亦免其税。岁给达赖茶二千斤，班禅半之。（八）喇嘛庙宇定例稽察。西宁各庙，喇嘛多者数千，少者五六百，易藏奸。番民纳租税于喇嘛，无异纳贡。喇嘛复畜盔甲器械。罗卜藏丹津叛，喇嘛率番众为抗官兵。应于塔尔寺选老成喇嘛三百名，给与印照，令守清规。嗣后岁察二次。庙屋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止三百，少者十余，令首领喇嘛具甘结存档。番民粮赋，令地方官管理，量各庙岁用给之。（九）边防宜严界限。陕西边外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等处，水草丰美，林麓茂密，弃此不守，蒙古遂占大草滩之地，将常宁湖为牧厂，各处相通，竟无阻碍。应于西宁、北川边外上下白塔等处，自巴尔扎海至扁都都口，修边墙，筑城堡，令西番扰攘之区，悉成内地。又肃州之西洮赉河、常马尔、鄂敦他拉等，俱膏腴地，应令民人耕种。布隆、吉尔地方修城驻兵之后即安西州，渐至富饶。至宁夏险地，无过贺兰山即阿拉善，顾实汗裔旧游牧山后，今竟移至山前。应令阿拉善札萨克郡王额驸阿宝，饬属归阿拉善后，其山前营盘水、长流等处，悉为内地。（十）甘州、西宁等处，添设官弁营汛。青海巴尔虎盐池，自古原系内地，蒙古等至西藏噶斯等处所必经过，应速取回。所设总兵、副将、参、游、都、守、千、把等官，各有汛地及所管兵额详《东华录》。西宁改设同知，移原设之通判驻盐池，办理税务。（十一）打箭炉等处，亦添设官弁。青海既平，应并收喀木。除罗隆宗之东察木多、乍雅地方，俱隶胡土克图管辖外，诸番目悉给印照，与内地土司一体保障。打箭炉外各处，添设总兵、副、参、游、守、千、把，各定汛地兵额，统辖于新设总兵详《东华录》，以为川、滇两省声援。青海属左格诸番，急移内地。阿巴土司头目墨丹住等，从剿有功，应给安抚司衔，不隶青海辖。又黄胜关外设副、游、都、守汛地兵额详
《东华录》，隶松潘总兵辖。里塘添设同知，管理兵粮，收纳番民贡赋。南至滇，北至陕，俱可援助。（十二）边地弁兵归并裁汰。西宁、宁夏等处，外有添设之兵，及川省内地，均可裁省兵弁详《东华录》。（十三）开垦边内地方。西宁边墙内大通地方，俱属可耕之田，可招西宁人民及驻大通兵丁之子弟亲戚，愿往种地者。布隆、吉尔远在边外，愿去者少，行文刑部，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佥妻军犯，除贼盗外，即发往。令地方官动支正项钱粮，买给牛具籽种，三年后照例起科。又定禁约青海十二事：前六事即善后事宜中所有，其余六事：（甲）背负恩泽，必行剿灭。（乙）内地差遣官员，不论品级大小，若捧谕旨，王公等俱行跪接。其余相见，俱行宾主礼。（丙）恪守分地，不许强占。（丁）差员商贾往过，不许抢掠。（戊）父殁不许娶继母及强娶兄弟之妇。（己）察罕诺们汗喇嘛庙内，不得妄聚议事。
雍正初，因康熙间西陲兵事余势，本备对准部，而适值青海和硕特反结所仇之准部先动。世宗命将得人，以五千之众疾驱入数十万之蒙族、番族及喇嘛势力中，用十五日之期间，窜逐悍酋，尽擒其家属、同党，惩治活佛，震慑番人，青海下而喀木与为一家，尽收为设官置戍、布政宣威之地。较之康熙间绥服外蒙，缜密过之。又于其间尽复汉、唐故疆，明代所陷于蒙古者，西宁并边玉门关内外，悉为郡县奥区。北则逼视伊犁，南则直接藏卫，遂开平定新疆、治理藏地之路。
第四节 武功之继续（二）——再定西藏
罗卜藏丹津之奔准噶尔也，朝命准部归之，不奉命。准噶尔自噶尔丹之死，从子策妄阿嗽布坦报宿憾，倾噶尔丹，始假中朝之威，得收准部故地。渐有贰志，袭西藏，戕和硕特裔，旋又勾通为变，事败而纳其亡。情态已极反侧，然未敢公然为寇。雍正朝虽亦命将征之，始失利而后获胜，卒亦未奏大功。延至乾隆二十年，而后结罗卜藏丹津之案。此当专述于后篇，今先详雍正中兵事之有结果者。
康熙末既定西藏，以和硕特拉藏汗旧臣第巴康济鼐，理前藏务，颇罗鼐理后藏务，同时封康济鼐及同为第巴之阿尔布巴，皆为固山贝子，隆布鼐为辅国公，同理前藏。颇罗鼐则封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各授噶卜伦。噶卜伦为唐古特高官，总理藏务者。定前藏设四噶卜伦，谓之四相。盖自拉藏被戕以后，藏无汗，以噶卜伦共理之。雍正元年，诏给第六世达赖喇嘛册印，别赐敕司噶卜伦务，则达赖喇嘛亦兼一行政长官之职。既平青海，于喇嘛颇有淘汰。三年，撤大军还，以康济鼐总藏务，阿尔布巴副之。是时年羹尧失帝意，于羹尧所奏唐古特善后事宜，多有挑剔，阿拉善札萨克额驸阿宝忽称被羹尧蔑视，曲加慰谕。羹尧已请敕阿宝让出山前，归牧山后，于奏善后事宜中，已荷世宗奖允，忽又允阿宝请，以青海贝子丹忠所遗博罗充克牧地给之，并钤青海族属，且谕羹尧遣员赍饷助徙牧。博罗充克，即《汉·地理志》称潢水。又责羹尧不恤青海王公穷窘，给以万金太薄。务损羹尧威信，以市恩于诸王公。既而以羹尧表文中“夕惕朝乾”语发难，夺大将军，使为杭州将军，旋赐死。此别有故，详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具录。而诸王分邀一时之赏赉，原无足轻重，惟阿宝则于七年以博罗充克牧地隘，擅请再徙乌兰穆和儿及额济内河界，议削爵，寻复其爵，而仍归阿拉善牧地，不许复居青海，则仍用羹尧原定。固知羹尧规画为有方，世宗指摘为别有用意。小小波折，去一羹尧，而边计非有出入也。而唐古特之喀木部，则于三年亦改羹尧原议，以察木多以东为内地，以西罗洛宗等部仍属唐古特。此则缘准部方张，意在声讨，且将内徙达赖、班禅以避之。准部平而唐古特自在掌握，当时未至其会也。而其时所委以与唐古特者，则以康济鼐及阿尔布巴为治理全藏及喀木半境之首长。未几，康济鼐被戕，而藏地又扰。
第五世达赖喇嘛之昏愦，造成康熙间蒙古数十年之患。援立一青海所信之胡必勒罕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喇嘛年幼，以其父为保护人。康济鼐总藏务，为噶卜伦之首，诸噶卜伦忌之。达赖之父索诺木达尔札，娶噶卜伦隆布鼐之二女，隆布鼐恃与达赖喇嘛姻，益怂动阿尔布巴不服康济鼐，其党札尔鼐附之。后藏之阿里地，廷议令康济鼐自择人代为治理，康济鼐遵旨议，以其兄喀锡鼐色布登喇什为阿里总管。三年四月，既调年羹尧为杭州将军，以岳钟琪为川陕总督。钟琪奏：分喀木西境仍隶唐古特，辖于其噶卜伦。世宗允之。遣副都统鄂齐往谕达赖喇嘛。五年正月，鄂齐奏唐古特情状，恐阿尔布巴以下阴险党附，构达赖与康济鼐不睦，请罢隆布鼐、札尔鼐，翦阿尔布巴羽翼。谕但令达赖偕康济鼐、阿尔布巴和衷。赍谕之臣，以副都统玛拉、内阁学士僧格往，二臣遂驻藏，为驻藏设大臣之始。时康济鼐与准噶尔构兵，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结合前藏头目，于是年六月，戕康济鼐。后藏噶隆即噶卜伦札萨克台吉颇罗鼐奏闻，并称阿尔布巴等发兵来侵，被臣杀伤无算，今率后藏军民前往剿捕，乞援。帝命陕西各路及四川、云南各派兵马候调。既知康济鼐被戕由西藏噶卜伦彼此不睦，准噶尔策妄阿勒布坦尚未有窥伺之意，命撤备。十月，谕遣学士班第传示岳钟琪，令择员入藏，密告驻藏之玛拉、僧格二臣，听颇罗鼐征剿阿尔布巴，毋为阿尔布巴所惑，从中讲和，转致颇罗鼐受害。十一月，乃命四川、陕西、云南各遣兵进藏。以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统迈禄，经理一应军务。颇罗鼐知有援兵，藏中人心已震动厌乱，于六年五月，率部至前藏界，藏斥候兵皆从之，鼓行而前。驻藏大臣玛拉、僧格，即往布达拉地守护达赖喇嘛。颇罗鼐兵围布达拉。越日，各庙喇嘛自擒献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查郎阿抵藏，会同玛拉、僧格及颇罗鼐，鞫阿尔布巴等罪俱实，诛之，藏地平。奏令颇罗鼐总理后藏事。其先康济鼐所举其兄喀锡鼐色布登喇什，于阿尔布巴来侵后藏时已战殁，至是由颇罗鼐代，而令举二人理前藏，暂由颇罗鼐兼辖前、后藏，俟达赖喇嘛移居里塘事毕，乃回后藏。达赖至里塘，建噶达寺居之。盖将讨准噶尔，防其袭杀篡取达赖为奇货也。当是时，朝廷威德已足震慑西藏，达赖喇嘛私其父，于噶卜伦有所亲疏，致相残害而为乱，其实未敢叛中朝。驻藏大臣居其间亦无恙。帝先敕二臣勿居间妨颇罗鼐事，即足平乱，出兵乃助颇罗鼐声势，便早集事耳。活佛之取信藏中，益知其无谓。中朝设官常驻治藏，与元、明时之敬仰番僧者大异矣。
第五节 武功之继续（三）——取准噶尔
准部自康熙初，代和硕特雄长四部厄鲁特，旁掠诸部，东则喀尔喀外蒙，西则哈萨克及葱岭东西回部，南及唐古特，为最强悍之种族。自为圣祖所膺惩，而其酋噶尔丹走死，策妄阿喇布坦旋即代兴，既扰西藏被逐回，入雍正朝阴结青海为变。世宗平青海，策妄阿喇布坦纳青海叛酋罗卜藏丹津，诏索之，始终不奉命。雍正五年冬，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立，好乱如其父，无驯伏意，朝廷谨防之。大军再定藏地，噶尔丹策零使至，奏请入藏煎茶，其辞不顺，至徙达赖喇嘛入内地避之。七年二月，谕王大臣等议申讨，谕文备详本末，可明历来史实。稍浑括其文如下：
《东华录》：雍正七年二月癸巳，谕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等：准噶尔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世济其恶。我朝定鼎，各处蒙古倾心归顺，八十余年，惟准噶尔一部落，遁居西北五千里外，扰乱离间众蒙古。噶尔丹身为喇嘛，破戒还俗，娶青海鄂齐儿图车臣汗顾实汗兄拜巴噶斯之子之女为妻即阿奴，后又潜往青海，贼害妻父，掳其属人。续因喀尔喀七旗内，彼此稍有嫌隙，奏恳圣祖仁皇帝为之和解，因遣大臣同达赖喇嘛使者前往。噶尔丹遣人暗探消息，遂以喀尔喀卑视达赖喇嘛使人为辞，遣伊族内微末台吉多尔济查布，将喀尔喀汗、台吉等肆辱。喀尔喀汗等怒彼狂悖，将彼杀害，遂称杀害伊弟多尔济查布，猝击喀尔喀众溃，纷纷来投，圣祖仁皇帝施恩养育，遣使往谕噶尔丹与喀尔喀和好。讵噶尔丹借追袭喀尔喀之名，入犯边汛。仁皇帝遣使责问，噶尔丹设誓撤兵，乃并不归依牧所，潜居克尔伦图拉，暗行窥伺。仁皇帝复降旨谕回原牧，佯称遵旨，仍潜掠沿边蒙古畜牧，蒙古不获安居。我皇考遂亲统大兵，声罪致讨。噶尔丹接战大败，妻子被擒，窘迫自杀。彼时恐有黩武之议，中止捣巢。噶尔丹之侄策妄阿喇布坦与伊叔不睦，带领七人潜逃至吐鲁番居住。圣祖以伊遁迹逃生，加以恩泽，伊当感激归诚，将噶尔丹余剩部落赏给策妄阿喇布坦。彼时，策妄阿喇布坦甚为恭顺。其后，离间伊妻父图尔古特即土尔扈特之阿玉气汗与其子三济札布，诱三济札布携万余户至伊牧处，因而强占入己。从此窥伺青海。被哈密驻兵击败遁回，又假黄教为名，潜兵入藏，杀伊妻弟拉藏汗策妄后妻顾实汗曾孙女，毁寺庙，杀喇嘛，掠供器。是以特遣大臣往问，乃伊阻兵拒命，圣祖仍赐包容，令大兵缓进，遣使示以能悔过恳恩，具奏时另降谕旨。朕绍登大宝，伊虽遣使求和，朕谕来使分析利害，又恐伊心怀疑贰，将两路大兵尽撤。伊因此愈生骄傲，于定界一事妄欲侵占，朕又向来使降旨，令告知伊定界实于伊有益，如遵旨即遣使具奏，不遵亦必遣使前来。乃伊并不回奏。伊旋身故，伊长子噶尔丹策零使来，奏闻伊父已经成佛，又称欲使众生乐业，黄教振兴。
此即上所云“奏请入藏煎茶，其词不顺”此岂噶尔丹策零应出之语？
伊欲求和，应代伊父谢罪恳恩，送回青海叛逃之罗卜藏丹津；乃敢以如许诞妄之词，见之陈奏。闻策零甚属凶暴，西藏阿尔布巴等罪状，皆因与伊处相近，而罗卜藏丹津原系姻戚，彼此相依，仓猝窘迫时，必有投奔准部之计，因颇罗鼐奋勇截其去路，未得前进，即被擒获。今朕已将来使遣回，若伊遵旨陈奏，临时裁夺降旨。倘仍前顽抗不恭，将来必生事妄为。西北两三路大兵尽撤，如许安享太平之喀尔喀等，及安插妥帖之青海、西藏，必被扰害，此乃圣祖皇考注意未完之事，仰赖天祖福佑，帑充军奋，征讨可行。迟疑不决，定贻后悔。此朕一人之见。用兵大事，不可轻率，着各抒所见，公同密议具奏。寻议：“准部三世踵恶，留听余孽，喀尔喀、青海、西藏，必被扰乱，乞大彰天讨。”得旨：众议佥同，即着办理。
以上谕旨中，留其有关事实而略其故示威德之空文。又其述准部先世源流，与《明史》不合，与《蒙古源流》亦不合。《朔漠方略》具载谕文，张穆《游牧记》中已辨正之。谓准部未平，中朝传闻未审。乾隆时撰《蒙古王公传》所叙即不如此，故删之。
三月丙辰，命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六月，上御太和殿，命大学士捧敕印授大将军傅尔丹出征。官吏行礼毕，上率大将军等诣堂子行礼。吹螺于兵部，大纛前行。礼毕，遂御长安门外黄幄，大将军等佩弓矢跪辞，以次行跪抱礼，上亲视大将军等上马启行。其进兵攻战之期，则犹定在明年也。十月十三日甲寅，岳钟琪自巴尔库后改巴里坤，又改镇西府，复为厅。奏：“噶尔丹策零使臣特磊，于十月初六日至军营言：原解送罗卜藏丹津前来，闻总督有兵从哈密来，是以请示策零，将罗卜藏丹津仍回伊犁，轻骑赍折前来，语难凭信。”得旨：差员伴送至京。初六由巴里坤发折，十三日已奉旨，当时驿递亦甚速。八年五月谕：“准噶尔藏匿罗卜藏丹津，发兵致讨，期于今年直捣伊犁。今噶尔丹策零遣使特磊奉表陈奏，谓已解送罗卜藏丹津，闻兵信暂中止。若赦其已往，即行解送。朕欲将进兵之期暂缓一年，遣回特磊，并差大员往谕准噶尔，受封定界，敦族睦邻，送出逃匿。俟特磊起身后，着岳钟琪、傅尔丹及参赞大臣等来京，应行事宜，著详议具奏。”寻议：由傅尔丹知会岳钟琪，先后到京，会同商酌。
《圣武记》谓噶尔丹策零之将解送罗卜藏丹津，以罗卜藏丹津与其族罗卜藏舍 谋杀噶尔丹策零，事觉被执，故使特磊表献，闻师出而止。此说不确。罗卜藏丹津依准部三十余年，至乾隆二十年，伊犁平，乃就俘，高宗待以不死，且授其二子蓝翎侍卫，则其久依准部，非有相谋之隙。至罗卜藏策凌乃噶尔丹策零妹夫，其弃噶尔丹策零将内附，且败噶尔丹策零之追兵，亦傅尔丹所得谍传，不足信。解送之说，乃诡词以玩中朝耳。傅尔丹所奏谍言，在九年六月，尤非此时事，乃其败绩前数日所奏也。
两路大将军方入觐，噶尔丹策零已令其宰桑祃木特，以兵二万至科舍图汛，谋掠牛马。总兵樊廷等御却之。九年四月，傅尔丹筑城科布多，于五月初六日，身至筑城处，据侍卫巴尔善等所获准夷苏尔海丹巴一名供称：“噶尔丹策零遣其将大小策零敦多卜以兵三万来犯，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达，大策零敦多卜兵未到，见到者止二万余名。而噶尔丹策零恐哈萨克闻讯，乘虚来攻，分兵两处各万人防守，噶尔丹策零游牧处，兵丁不过二千自保。”又供：“噶尔丹策零前令其妹夫罗卜藏策零，率兵防哈萨克，罗卜藏策零自率其属归顺中朝，噶尔丹策零又派兵追之，为所败，续遣兵再追，因此大策零敦多卜延不得至。”傅尔丹信之，迭次具奏，并称选兵万人，轻装由科布多河西路，以六月初九疾进。途次复迭获准夷，语符前供。至七月丁卯初六，谕大学士等：“据傅尔丹奏，罗卜藏策零来投，曾降旨缘路查问安置，今情形可疑，着密谕加谨防范。”而傅尔丹已于六月二十日，遇贼二万余，连日交战被围，阵亡副将军巴赛、查纳弼，将校死者甚众。索伦蒙古兵皆溃，惟满兵四千卫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七月朔，得还科布多者二千人。岳钟琪闻北路被围，使纪成斌进攻乌鲁木齐即今迪化，以分贼势。贼已委城先徙，无所得。诏降傅尔丹为振武将军，以顺承郡王锡保代之，斩先遁之参赞陈泰，移科布多营退至察罕廋尔。又以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屯归化城，为后路援应。是役也，世宗张皇大举，命将之礼极隆，盖狃于青海之骤胜，实未尝得准部要领，与康熙间朔漠之功大异。康熙时，噶尔丹转驱喀尔略来投，而策妄阿喇布坦已绝噶尔丹之归路，圣祖皆先得其情而投其间。雍正时，准夷无间可投，彼之行诈，中国之将帅茫然。夫无间可用，虽有良将，胜败亦在相持之数，况命将又为蠢蠢之傅尔丹耶？
《史稿·傅尔丹传》：颀然岳立，面微，美须髯。其为大将军，廷玉张实荐之。钟琪尝过其帐，见壁上刀槊森然，问安用此？傅尔丹曰：“此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钟琪出曰：“为大将，不恃谋而恃勇，败矣！”此据《先正事略·岳钟琪事略》载入。
时青海部落以防准夷设汛，亦乘间叛。虽由其本部未叛之王、台吉自相追捕，已颇纷扰。世宗抚谕甚至，谓蒙古系元后，准部系奴仆，投中朝则爵赏稠叠，投准夷则徒受虐使。前后封赏劝导，论旨谆切，而准部亦遣间诱煽，狡展不示弱。蒙古台吉颇有从叛者。西藏亦以防准夷故，再内徙达赖喇嘛至泰宁。九年八月，西藏贝勒颇罗鼐奏报：“准噶尔欲送回拉藏之子苏尔杂，立为西藏汗。”谕以“准夷杀害拉藏而掳其子，今称送回，又与往年噶夷遣策零敦多卜送回拉藏长子噶尔丹丹忠，遂袭藏而杀拉藏，如出一辙。”令颇罗鼐以此宣谕唐古特众。准夷屡窥北路科布多，清廷已命抚远大将军、大学士马尔赛由归化城进扎图拉等处，会同喀尔喀王公防守。九月，准夷大策凌敦多卜取道阿尔台迤东，略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亲王丹津多尔济、三音诺颜部郡王额驸策凌，时皆以从征功授定边副将军，迎击准夷，斩其骁将喀喇巴图尔。大策零敦多卜退走，仍布伪书，诱厄鲁特公、台吉等，多从叛者。复谆谕未叛者省悟，赏丹津多尔济银万两，策零晋和硕亲王，亦赏银万两。十年六月，准夷小策零敦多卜率众三万犯北路。七月，傅尔丹接战大败，西路岳钟琪之师亦久无功。谕以钟琪办理军务不妥，召还京。其先钟琪奏军事十六条，谕谓“一无可采”。又奏筑城于巴里坤西北四百余里之木垒，屯兵一二万，与巴里坤大营犄角。城未成，贼众已逼哈密。钟琪遣总兵曹勷击败之于二堡，又遣将军石云倬等赴南山口、梯泉等处，截贼归路。云倬发兵迟一日，贼已窜越。钟琪劾之，既治罪，而大学士鄂尔泰并劾钟琪。得旨：削公爵及少保，降三等侯，戴罪立功。七月城成，大军由巴里坤进驻木垒，而已奉召还之旨，以副将军张广泗护大将军印。钟琪奏木垒四面受敌，必不可驻大兵。诏速撤回巴里坤。广泗并言钟琪主用车战，敌准贼马力。谕革钟琪职，交兵部拘禁候议。越二年，大学士等复讯，拟斩决。得旨，改斩监侯。
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岳威信公佩抚远大将军印，以入觐，命提督纪公成斌权其篆。会准夷入寇，掳马驼万余，纪不时奏，乃为总督查郎阿所发，遂褫岳公爵，置纪于法。然尝闻老卒有云：“岳既入朝也，纪以满人强劲，因以驼马命副参领查廪领卒万人驱牧。廪性懦葸，畏边地寒，因以马驼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己率众避寒山谷间，日置酒高会，挟娼妓以为乐。会准夷入寇，偏裨报廪，廪笑曰：‘鼠盗之辈，不久自散。’因按兵不往。及马驼被掳，廪闻信，乃先弃军去。过曹总兵勷垒，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为其所败，单骑而奔，赖樊提督廷率本标卒追之，转战七昼夜始却敌。廪见纪公，皆委罪于曹勷，纪笑曰：‘满人之勇，固如是耶？’将收缚斩之，会岳公至。纪告其故，岳公惊曰：‘君今族矣。满人为国旧人，宗戚甚众，吾侪汉臣，岂可与之相抗以干其怒耶？’因解廪缚，以善言谕之，因皆委罪于曹，斩之以徇，而以捷闻。廪乃恨公刺骨。会查郎阿巡边，故廪戚也，廪因矫控岳公诸不法事，以及纪公掩败为功诸状。查故怒岳公，因诬实其言以闻。上大怒，斩纪公于营，置岳公于诏狱，而廪官固如故也。”呜呼！世宗之于岳公，君臣之际，可谓至矣，因忤一满人卑职者，乃使青蝇之谗，为祸若尔，持国柄者可不省欤！
昭梿袭爵在嘉庆间，去雍正时七八十年，据一老卒言，未必极确。但钟琪为将有名，亲贵犹崇拜之，觉世宗之谴责为太过，则公道不可诬也。世宗以初即位时，平青海太易，时即收功于钟琪。至此大举幸功，已属骄兵，逮一再挫衄，以敌无衅可乘，虽钟琪亦无必胜之策，遂斥其所陈军事一无可采。旋因小人之间，至怒而欲杀钟琪，此特泄忿于钟琪耳。吐鲁番产粮，钟琪发驮马往运，会准夷入寇，世宗谓为钟琪炫视粮多之故，应给价令吐鲁番自运云。以此归罪，何至夺爵下狱论斩。故雍正年之用兵准部，为失败之兵事。特内度其帑藏充盈，军士用命，尚不至遽伤元气。则虽不知彼，尚能知已，故不至甚败。且旋即与准部议和撤兵，泄忿于将帅而不敢泄忿于敌，故不以忿兵致害，此尚为明主之事耳。然亦幸外蒙有一策零能拒强敌，若纯恃满洲军，外蒙不可保，而青海、西藏皆震动生变矣。危哉！
北路战事，当十年七月，傅尔丹再失利，准夷突至杭爱山，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牧地。时哲卜尊丹巴已徙避至多伦泊，空无所得。八月，探知策零军赴本博图山，遂突袭其帐于塔密尔河，尽掠子女牲畜。策零还击贼，并急报顺承郡王，请夹攻。贼方饱掠不设备，蒙古兵夜半绕间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贼仓皇溃遁，追击大战二日，贼大败，而援师不至。策零独转战至额尔德尼昭，锡保及丹津多尔济无能为助。额尔德尼昭地右阻山，左逼水，道狭而喇嘛寺横亘之。寺，即蒙古语谓之昭也。蒙古兵乘暮薄险蹴准夷，贼三万，击斩其半，挤坠溺死亦半。蒙古兵伤者甚少。以无兵夹攻，贼得突围推河，尽弃辎重山谷间以阻追师。策零急檄驻拜达里克河马尔赛之师，邀其归路。拜达里克有城，城中有兵万三千，副将军达尔济整兵待发，不许；副都统傅鼐至跪求亦不应。敌骑过者，无复行列。翌日，将士皆不问将军下令，自开城追斩尾贼千余，贼酋则已先过矣。事闻，诏斩马尔赛及附和阻挠之都统李杕以殉，旋并罪顺承亲王锡保、土谢图汗亲王丹津多济，独奖额驸策零，晋封和硕超勇亲王、大札萨克。策零在雍正三年，已奉诏于喀尔喀三部中自袭祖称三音诺颜号，别为三音诺颜部。——喀尔喀于是始有四部。盖分土谢图汗部为二，以土谢图汗部已渐收西北境，拓至乌梁海科布多，由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以策零功，分二十旗使之别自为部。至是更以讨准夷大捷，受上赏。若非此捷，则漠北大扰，震及漠南，讨准一役为不可收拾矣。亲贵无能，将帅失律，不审敌情，骄兵取败，赖策零以蒙古兵累胜，佩定边左副将军印，屯科布多，总理进剿机宜，相持逾年。于十二年五月，谕停止进兵，遣使宣示准夷利害，退驻北路兵，示和意。十三年三月，噶尔丹策零亦报使请和，争定地界，谓阿尔泰原系厄鲁特牧，杭爱乃喀尔喀牧，请由哲尔格西喇呼鲁苏至巴里坤，画界分守。诏下策零议，策零言：“喀尔喀牧地可如所请，惟设汛已在哲尔格西喇呼鲁苏界外，应如故。准噶尔游牧，应以额尔齐斯及阿尔泰为界。”帝韪之。谕噶尔丹策零：“阿尔泰之属厄鲁特，乃噶尔丹从前之事，今可以为界，不可以为牧地。”付准夷使臣赍谕归，并撤青海驻防兵。达赖喇嘛回藏，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亦回牧。此雍正之于准噶尔，以征讨始，以约和终。是为西陲未竟之局。岳钟琪至乾隆二年方出狱，囚禁盖已五年。家居逾十年，至乾隆十三年用兵金川，乃再出立功，以十九年卒。明年，准部内衅已熟，大军讨平之，钟琪不及见矣。
终世宗之世，以与准部议和为归结。乾隆元年，撤两路大军还。北路于乌里雅苏台为前线，鄂尔坤为后路。西路以巴里坤为前线，哈密为后路。各留兵戍守。嗣是噶尔丹策零尚与策零往返争阿尔泰地，亦遣使来请于朝，俱弗许。四年，界议始定。十年，噶尔丹策零死，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勒嗣。于时准部尚守约，清廷以其间平金川，盖自十一年瞻对土司之乱始，至十四年春乃定。十五年二月，定边左副将军、超勇亲王额附策零卒，特敕配享太庙，创蒙古诸藩未有之典，视怡贤亲王例，崇祀京师贤良祠，谥曰襄，建碑纪功烈。从其世子成衮札布言，以遗意祔葬公主园寝。初，策零有二子陷准部中，与准部议界时，准使至京师语及之，策零不为动，厉辞拒折，准使意沮，乃定议。六月，授其子成衮札布嗣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藏郡王颇罗鼐卒于十二年三月，颇罗鼐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以颇罗鼐请，越其兄为长子郡王之应袭者称长子。至十五年，阴通准部为外应。既请罢驻藏兵，得允，又袭杀其兄，扬言准部兵至，欲为变。驻藏大臣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先发图之。以无兵，乃诱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至寺中，登楼手刃之。二人亦为其党所害。帝命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引兵入藏，达赖喇嘛已使公爵班第达擒逆党以闻，遂止所调大兵，封赠先事靖变之二臣。自是藏中不复封汗王贝子，以四噶布伦分其权，而总于达赖喇嘛。命副都统班第为驻藏大臣。班第达，颇罗鼐婿也，不附逆，先为珠尔默特纳木札勒所恶，夺其孥，至是以达赖喇嘛令摄藏事，遂平乱。诏以其未能救护二臣，仅使以辅国公爵，管理噶卜伦事。
金川，内地土司也。用兵虽久，得人即蒇事。藏乱则与准噶尔相呼应。准部不平，西事终为患。至乾隆十五年间，准噶尔内衅生，朝廷开辟新疆之机乃成熟。是年正月壬子，准部使来，犹为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所遣。盖嗣汗位既第六年矣。九月壬戌，准部宰桑萨喇尔率众来降，朝廷始知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勒已为其姊夫萨奇伯勒克所杀，而助其庶兄喇嘛达尔札篡汗位。准部有同族两台吉，皆名策零敦多卜，冠大、小字为别，皆以谋勇辅策妄阿喇布坦父子，屡扰邻境。及汗被弑，小策零敦多卜之子达什达瓦与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谋立噶尔丹策零幼子策旺达什为汗，达什达瓦及策旺达什二人，皆为喇嘛达尔札所杀。时大策零敦多卜之孙达瓦齐游牧额密尔，领准噶尔二十一昂吉之一，与阿睦尔撒纳等惧祸及，欲来降。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以闻，诏以准夷与中国只定界约，未尝定不纳降人之约，许纳之。而达瓦齐已变计走哈萨克，喇嘛达尔札索之，遂窜归，与阿睦尔撒纳等又弑喇嘛达尔札而袭其位。准噶尔与杜尔伯特部同姓绰罗斯，同为明时也先后，向与准部同牧，牧地在额尔齐斯河。其台吉有三车凌，因部内乱，达瓦齐方篡，又与小策零敦多卜之孙纳默库济尔噶尔构兵，各召令为助，三车凌不知所可，遂谋内附以避之。三车凌，一名车凌，一名车凌乌巴什，一名车凌蒙克。内附之讯既达，诏定边左副将军纳之，其部众从者至五千余户，入边令暂驻乌里雅苏台。达瓦齐遣宰桑祃木特追之，由博尔济河入喀尔喀汛，不及，复逸出。上以“守汛不谨”，责驻防乌里雅苏台副都统达青阿。达青阿召祃木特至，诱擒之，械送京师。谕又责其“召而辄至，何用诱擒”，宥罪给冠服，就道中释之归。盖用攻心之术矣。三车凌子弟亦有叛遁，诏厚抚其未叛以致之。准部日有离散，未几内哄又起。
达瓦齐之篡也，恃阿睦尔撒纳及班珠尔等羽翼之。既而小策零敦多卜之孙纳默库济尔噶尔与达瓦齐构兵不解，将与分辖准部。阿睦尔撒纳复计诱纳默库济尔噶尔杀之，恃功益骄横。达瓦齐不能堪，以兵击之，阿睦尔撒纳遂偕班珠尔内附。事在十九年七月。阿睦尔撒纳者，策妄阿喇布坦之外孙，班珠尔则其同母兄也。其父为和硕特顾实汗之玄孙，名噶尔丹丹衷。顾实汗曾孙拉藏，康熙末为西藏汗，其子丹衷，赘于准部。时准酋策妄阿喇布坦娶拉藏之姊，而以其女赘丹衷，假送婿女归藏名，袭杀拉藏，亦杀丹衷。丹衷妻先生子名班珠尔，丹衷死时复有孕，生阿睦尔撒纳，再嫁辉特部，阿睦尔撒纳遂冒为辉特台吉，班珠尔则仍为和硕特台吉而居准部，至是来归。准部中，杜尔伯特部酋讷默库以下，封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有差，辉特部酋阿睦尔撒纳封亲王，和硕特部首班珠尔以下，封郡王、辅国公。祃木特之归也，为达瓦齐掠阿睦尔撒纳罪。阿睦尔撒纳既内附，祃木特感不杀恩，亦有归志，诏授内大臣。二十年二月，大举讨准噶尔，命班第为定北将军，出北路，阿睦尔撒纳副之，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郡王成衮札布、内大臣祃木特，参赞军务。永常为定西将军，出西路，萨喇尔十五年来降之准部宰桑副之，郡王班珠尔、贝勒札拉丰阿、内大臣鄂容安，参赞军务。各携两月粮，分出乌里雅苏台及巴里坤，期会于博罗塔拉河。缘途降者相继。博罗塔拉河距伊犁三百余里，达瓦齐素纵酒，不设备。至是，仓猝遣亲信两宰桑出令箭征兵，自率亲兵万人，走保伊犁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淖为营。官军遮获其征兵之宰桑，具悉其国中解体状，士争奋渡伊犁河，追袭将及格登山，夜遣降人阿玉锡等率二十余骑觇路。阿玉锡即乘夜大呼突其营，夷众瓦解，达瓦齐逾冰岭南走回疆，官兵以二十余骑收其众七千余。达瓦齐率余众半途逃散，仅余百骑，投所善乌什阿奇木伯克霍吉斯。大军于伊犁获数十年未获之罗卜藏丹津，霍吉斯亦承将军檄，执达瓦齐献之。准部不血刃而平。逮献俘至京师，帝以罗卜藏丹津在世宗曾有来归不死之谕，亦赦之。既封功臣，亦封阿睦尔撒纳双亲王，食双亲王俸。萨喇尔一等超勇公。旋封达瓦齐、霍吉斯皆为亲王、郡王。分建四厄鲁特汗，各部落设盟长及副将军一人。
十月，阿睦尔撒纳复乱。时大军已撤，班第、鄂容安留伊犁筹善后，仅余兵五百。初，四部厄鲁特本各有汗，准部强盛，伊犁始为四部长，抗中国者数世。帝既命分建四部，阿睦尔撒纳意不慊，阴使哈萨克、布鲁特诸部纵流言，非己总四部，边不得安。擅诛杀掳掠，擅调兵，不服赐衣翎顶，不用副将军印，自用浑台吉菊形篆印。帝令九月至热河行饮至礼，中道北逸，日出煽乱。伊犁诸喇嘛、宰桑蜂起相应。班第、鄂容安力战走二百余里，被围死之。北路军将既陷，西路永常有兵不相援，仓皇退回巴里坤。帝逮治永常，以策楞代，永常道死。又命玉保、富德、达尔党阿为参赞。赐轻信纵逃之喀尔喀亲王额林沁多尔济自尽。二十一年二月，策楞等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遁入哈萨克。时追贼将及，贼遣人诳报，有台吉诺尔布已擒阿逆来献。玉保驻军待之，先以红旗报捷于策楞，策楞据以入奏。既知为贼所误，将军、参赞互相咎，谓马力竭顿师伊犁不进。帝命达尔党阿、哈达哈代之，命兆惠自巴里坤赴援。二十二年二月，达尔党阿由西路击败哈萨克二千人，阿酋易服潜遁。又使哈萨克人来言：“需汗至即擒献，乞暂缓师待。”达尔党阿果下令驻军，阿酋飏去。哈达哈出北路，又遇哈萨克不击。从征降人宰桑见两将军皆见卖无能，皆轻之，诸部并叛，都统和起被诱歼焉。策楞、玉保逮问，途次为厄鲁特所杀。兆惠以兵千五百入伊犁。阿酋闻诸部构乱，自哈萨克归，会诸部于博罗塔拉河，欲自立为汗。准部大扰。兆惠闻变，自济尔噶朗河转战而南，沿途杀敌数千，于二十二年正月至乌鲁木齐。敌众皆会，连日数十百战，至特讷格，不复能冲击，乃结营自固。会帝先命侍卫图伦楚率巴里坤兵往迎，围乃解，复往剿巴雅尔部落属杜尔伯特，始回巴里坤。四月，议大剿准部，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会诸部落自相吞噬，兆惠兵至，诸酋先后授首，阿酋投哈萨克。哈萨克汗阿布赉已与阿酋积衅，且惧大兵，遣使入贡。阿酋来投只率二十人，遂先收其马，阿酋惊，携八人夜走俄罗斯界。帝命移檄索之，阿酋适患痘死，移尸近边，命喀尔喀亲王等赴验以闻。成衮札布以定边左副将军归镇乌里雅苏台。兆惠率兵四千，弹压厄鲁特余党。未几，而回疆兵事又起。
准格尔之强也，西域、回疆皆为所属，并属及哈萨克、布鲁特诸部，至葱岭以西回部，阿富汗俾路是等，皆役属焉。准部既平，清之西北，自当以准部旧属为属。顾后来以俄人认哈萨克为其所属，清廷不能纠正，哈萨克呼吁，亦畏难不欲受理，且视为茂远无稽，不确求其清理之道，盖自嘉庆初年而已然。道光后渐多事，至西陲沦陷，俄占伊犁，交涉收回，天然让步。但在兵力克取新疆之后，尚不十分寒乞，较之东北界务，其丧失正同。无故各割地数千里，惰气所乘，视疆宇无足爱惜。乾隆以前，日有进取；乾隆以后，日有放弃。殆所谓不进则退者耶。
第六节 武功之继续（四）——取回疆
回疆已服属于准噶尔，准部既平，似已一并收功，不烦再举，高宗初志本然。乾隆二十年正月甫动讨准之兵，二月即传谕西路参赞鄂容安：“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地久湮，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此谕见《东华录》，可见成功者自有意识，而事实正不如是之易也。数月内果平伊犁，而回部和卓木甫脱准部之羁绊，而准部则又有阿睦尔撒纳之变，回部因有大、小和卓木之生心。鄂容安亦死于阿酋之变。回疆乃终烦武力取之矣。
回疆在汉唐时，早为西域城郭之国。唐以前佛教流行，其变为回教，世系有不能详。而《圣武记》特凿凿言之，虽未知其所根据，然与他官书多未尽合，则亦不敢尽信也。
《圣武记》：隋、唐之际，其国王天方国谟罕蓦德者，生而神圣，尽臣服西域诸国，始扫佛教，自立教，造经三十篇，敬天礼拜，持斋戒。葱岭以西，皆尊曰天使。回回语称天使为别谙拔尔，亦曰派罕巴尔。传二十有六世，曰玛墨特者，当明之末年，与其兄弟分适各国，始自墨德逾葱岭，东迁喀什噶尔，是为新疆有回酋之始，即霍集占兄弟等之高祖也。其回部旧汗，本元太祖次子哈萨岱之裔，世封回部。及玛墨特自西方至，各回城靡然从之。旋值厄鲁特强盛，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萨克皆为其属。哈萨克行国仅纳马，而回部各城则分隶诸昂吉准部昂吉二十一。昂吉者，分支也，乃台吉所有之户下，征租税，应徭役，并质回教酋于伊犁。康熙三十五年，噶尔丹败后，其质伊犁之回酋阿布都实特自拔来归，圣祖优恤之，遣人护至哈密，归诸叶尔羌。是为霍集占兄弟之祖。至其子玛罕木特，噶尔丹策零复袭执而幽之，并羁其二子，使率回民数千，垦地输赋，长曰布那敦，亦曰博罗尼都，次曰霍集占，即所谓大、小和卓木也。
篇末又著论，略曰：
考霍集占高祖玛墨特之初迁喀城也，当明之末季，距其始祖派罕巴尔已千余年。徒以来自天方，回人神明奉之，生即所居为寺，没即所墓为祠。其时回疆各城，尚皆有汗，皆元太祖之裔，非回国裔也。顺治初，哈密有巴拜汗，叶尔羌有阿布都汗，吐鲁番有苏勒檀汗，皆以叶尔羌酋为大宗，每表贡皆叶尔羌汗署名。康熙二十五年，贡表称臣成吉思汗裔，承苏赉满汗业。其时尚未为回酋所有。逮准噶尔强盛，攻破回子千余城，自后无复表贡。而乾隆二十年大军荡平准部时，惟有吐鲁番旧头目莽苏来降，此外无蒙古遗种。吐鲁番旧头目亦已迁居喀喇沙，失其故土久矣。然则回城各蒙古酋汗，盖康熙中准夷灭之，非回教逐之。准夷既灭元裔各汗，并执回教之长归伊犁，是则霍集占祖宗并未占有回疆，享一日之威福。且派罕巴尔子孙分适各国，喀城和卓特其一支，非其嫡裔大宗也。彼大、小和卓兄弟，又非有功德于回民也。王师出之拘幽，反之旧部，饥附饱飏，报德以怨。
据魏氏言，蒙与回之递代，亦由理想推之。事实不可以理想为定断，但当存为一说耳。文已稍嫌武断，证以史实，殊有非是。则因其推断不确，并其确举之名字、世系，亦大有疑问。
《明史·西域四卫传》略言：哈密，汉伊吾卢地，唐为伊州，宋入于回纥，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之，寻改为肃王，卒，弟安克帖木儿嗣。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儿地，置安定等卫，渐逼哈密，安克帖木儿惧，将纳款。成祖初，遣使来朝贡马。永乐元年十一月至京。明年六月，封忠顺王。八年，封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嗣王脱脱从弟宣德二年，命二嗣王同理国政，自是二王并贡。弘治三年，马文升言：“番人重种类，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种，北山又有小列秃乜克力相侵逼，非得蒙古后裔镇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陕巴，乃故忠义脱脱近属从孙，可主哈密。”五年春，立陕巴为忠顺王。六年春，吐鲁番速檀阿黑麻袭哈密，执陕巴。廷臣议：陕巴即使复还，势难复立，令都督奄克孛剌总理哈密事，与回回都督写亦虎仙、哈刺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领三种番人以辅之。十年，阿黑麻送还陕巴，土军仍旧封。十八年，陕巴卒，其子拜牙即自称速檀，命封为忠顺王。时吐鲁番阿黑麻已卒，其子满速儿嗣为速檀。正德六年，满速儿甘言诱拜牙即叛。八年，拜牙即弃城叛入吐鲁番。嘉靖初，刑部尚书胡世宁言：“拜牙即久归吐鲁番，回回一种，早已归之，哈剌灰、畏兀儿二族逃附肃州已久，不可驱之出关，然则哈密将安兴复哉？乞置哈密勿问。”后哈密服属吐鲁番，迄隆庆、万历朝，犹入贡不绝，然非忠顺王苗裔矣。
综《哈密传》文，明初其地已属色目，而非蒙古。色目有三：曰畏兀儿，曰回回，曰哈剌灰。元以色目与蒙古为阶级，自与蒙古为标异。《辍耕录》载色目三十一种，畏兀儿作畏吾儿，回回同，哈剌灰当即阿儿浑。畏兀儿、哈剌灰所奉之教，未敢必为回教。回回则必系回教，非回纥或回鹘旧有之名。唐回纥亦佛教，后天方之摩诃末教渐风行各国。元初惟知回纥为西方大国，而奉摩诃末教，即名此教为回纥教，而奉此教者即名之为回纥，不暇深辨，音又讹为回回。盖回回之名，即从奉回教而来，说详屠氏寄《蒙兀儿史记》。哈密为回疆东界，元时已为回族所居，则谓明末始有谟罕蓦德二十六世裔孙玛墨特东迁喀什噶尔，为新疆有回酋之始。其意殆谓以前只有回民，而其中并无布教之领袖耶？且玛墨特与其兄弟分投各国，皆在同时，独玛墨特东逾葱岭，为新疆回酋之始，其他兄弟所适之国尚多，当葱岭以西回教之国，皆待此而有回酋耶？哈密忠顺王为元代威武王之裔，非元祖次子哈萨岱之裔。哈萨岱，《元史》作察合台，官书叙回部之祖，亦作察哈岱，《圣武记》作哈萨岱，字已误倒。威武王，《元诸王表》作威武西宁王出伯，大德八年封。十一年，进封豳王。又，豳王、出伯，大德十一年由威武西宁王进封。喃忽里，延祐七年袭封。喃忽里即纳忽里。然在进封豳王之后始袭，所进王非肃王，《明史》微误。此王驻西宁或豳州，兼辖哈密，或元亡后退驻边外而抵哈密。要为元在中国本部之藩王，非察合台藩国之分王。速檀系回部酋长之称，《哈密传》中一见。下《吐鲁番传》中，累易酋长，皆称嗣速檀位，盖即今回教国中所称苏丹，清官书作“苏勒檀”。顺治中之吐鲁番苏勒檀，名阿布勒阿哈默特。魏氏以苏勒檀为吐鲁番汗之名，亦殊不审。
《明史·吐鲁番传》略言：去哈密千余里，汉车师前王地，隋高昌国，唐灭高昌置西州及交河县，此则交河县安乐城也。宋复名高昌，为回鹘所据，尝入贡。元设万户府。永乐四年，其万户赛因帖木儿遣使贡玉璞，后其酋迭来朝贡，命为都督佥事，或指挥佥事，或都指挥佥事。正统间，其酋也密力火者，侵并火州、柳城，国日强，僭称王。景泰、天顺间，一再来贡。成化五年，遣使来贡。其酋阿力，自称速檀，迭有奏请，不可尽从。九年春，袭破哈密，执王母，夺金印，分兵守之而去，而修贡如故。谕献还哈密王母及城印，屡不果。十四年，阿力死，其子阿黑麻嗣为速檀，而哈密都督罕慎于十八年潜师克哈密。弘治元年，罕慎复被诱杀，仍据哈密，后献还，又夺又还，求通贡如常。十七年，阿黑麻死，长子满速儿嗣为速檀，桀骜变诈逾于父，修贡如故。正德九年，诱哈密袭王拜牙即叛归己，复据哈密。朝廷大臣张璁、桂萼等倾陷异己，阴庇满速儿，起封疆之狱，谴逐杨廷和、彭泽诸人。满速儿桀骜益甚。中朝许通贡，而哈密存亡置不复问，河西稍获休息。嘉靖二十四年，满速儿死，长子沙嗣为速檀，其弟马黑麻亦称速檀，分据哈密，而兄弟讎杀。嗣其弟琐非等三人，亦各称速檀。迄万历朝，奉贡不绝。
吐鲁番在元设万户府，则非有驻守之汗王。其为元裔与否，《明史》不著。正统间，酋阿力自称王。成化间，贡使亦称其酋为速檀。自阿力以下，传其嗣阿黑麻及满速儿，三世桀骜。满速儿尤能使哈密自投，明廷不能复问，享国尤长，为吐鲁番最悍之酋。疑后世彼族自称先业，侈言苏赉满汗，即此满速儿译音之歧出也。
《旧国史·吐鲁番回部总传》：顺治三年，吐鲁番苏勒檀阿布勒阿哈默特阿济汗，遣都督玛萨朗琥伯峰等奉表贡。谕曰：“吐鲁番乃元青吉思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前明立国，隔绝二百八十余载，今得幸而复合，岂非天乎？”苏勒檀者，犹蒙古称汗。明成化时酋号如之。十年，贡表署苏勒檀赛伊特汗。十二年，回使克拜赍叶尔羌表至，表署阿布都喇汗。诘表异名违例故，克拜告曰：“哈密、吐鲁番、叶尔羌长皆昆弟，其父曰阿都喇汗，居叶尔羌，卒已久，有子九，长即阿布都喇汗，居叶尔羌。次即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居吐鲁番，先二年卒，次苏勒檀赛伊特汗嗣之。次巴拜汗，居哈密，以得罪天朝故，为叶尔羌长所禁，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子代之。次玛哈默特苏勒檀，居帖力。次沙汗，居库车。次早死。次伊思玛业勒，居阿克苏。次伊卜喇伊木，居和阗。前叶尔羌汗遣其弟自吐鲁番请贡，故表称吐鲁番罕名。今以叶尔羌为昆弟长，故表称叶尔羌汗名。”康熙十二年，吐鲁番使乌鲁和卓等至，贡表称祃木特赛伊特汗，署一千八十三年。二十年，吐鲁番使伊思喇木和等贡，表署阿布勒穆咱帕尔苏勒檀玛哈默特额敏巴图尔哈什汗。二十五年，复遣使乌鲁和卓至，表称：“臣青吉思汗裔，承苏赉满汗业，谨守疆界，向风殊切，今特遣献方物。”三十四年，大军议征噶尔丹。先是，噶尔丹强胁吐鲁番为己属，兄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与构怨，携父僧格旧臣七人入走吐鲁番，寻徙和博克萨哩。吐鲁番为策妄阿喇布坦属。至是刑部尚书图纳请檄吐鲁番，令知罪只噶尔丹，勿惊惧。诏允之。三十五年，噶尔丹败遁，叶尔羌汗阿卜都斯伊特自军所降，告叶尔羌有兵二万，吐鲁番有兵五千，请携孥赴吐鲁番，宣圣德，偕策妄阿喇布坦擒献噶尔丹。上悯其情，遣归，噶尔丹寻走死。
顺、康间，回部来贡诸酋之为元裔，略如魏氏之说。惟称吐鲁番之回酋独为苏勒檀汗，稍未审。《传》言噶尔丹强胁吐鲁番为己属，策妄阿勒布坦因与噶尔丹构怨，走吐鲁番，吐鲁番遂属于策妄阿勒布坦，为弱小顺服随遇而安之常态。仰准部为上国，不获自达于中朝。谓攻破千城，故无贡表，未必确。回虽属于准，固未尝灭绝。魏氏误以蒙与回分为二，其实回疆之蒙古诸汗即是回酋。康熙十一年为回历千八十三年，十二年始达京师，署表固在前一年也。叶尔羌汗阿卜都斯伊特即魏氏所谓回酋阿布都实特，而又谓为即霍集占兄弟之祖，则自为派罕巴尔种，而非蒙古种，此为官书所绝不言。不但此《传》不言，其详叙霍集占源流时亦不言，疑未必确。康熙时，大军未至伊犁，噶尔丹走死，伊犁已为策妄阿勒布坦所据，所云“自军所降”，未必由伊犁自拔来归，特为噶尔丹挟以从军，军败出降耳。为质伊犁之说既不确，且亦当是蒙裔之回酋，非派罕巴尔裔也。
《旧国史·回部台吉哈什木传》：吐鲁番人，姓博尔济吉特，为元太祖裔。初，元太祖定西北诸部，分遣王、驸马等领之。次子察哈岱居伊犁，兼辖吐鲁番回众。越十传，至特木尔图呼鲁克，弃蒙古俗，习回教。子吉匝尔和卓布哈尔拜密尔徙居吐鲁番，不复有伊犁地。本朝康熙二十五年，有阿布勒穆咱帕尔苏勒檀玛哈玛特额敏巴图尔哈什汗者，自吐鲁番贡称元裔，见《吐鲁番回部总传》。五十九年，大军讨准噶尔，由吐鲁番进击乌鲁木齐，哈什木兄莽苏尔迎献驼马。军还，策妄阿勒布坦罪之，禁诸喀喇沙尔。乾隆二十年，大军定准噶尔，莽苏尔闻之乞降，定北将军班第奏请遣辖吐鲁番旧属，未定议而阿睦尔撒纳叛，莽苏尔等不获归吐鲁番。二十四年，叶尔羌诸回城定，乃获莽苏尔及哈什木。二十五年入觐，上以其为元太祖裔，诏并授一等台吉，留京师。
此为吐鲁番旧头目莽苏尔事之曲折。其迁喀喇沙，缘策妄阿勒布坦怒其迎大军，献驼马。阅四十年而归京师，受爵传世，以终回疆、蒙古之局。魏氏恍忽言之，反滋疑窦矣。
《国史·回部贝勒霍集斯传》：霍集斯，乌斯人，父阿济斯和卓，为吐鲁番头目。准噶尔胁徙喀喇沙尔，复自喀喇沙尔徙乌什。阿济斯和卓死，葬阿克苏。霍集斯嗣，居乌什。其兄曰阿卜都伯克，弟曰阿卜都里木，居阿克苏。乾隆二十年，大军征准噶尔，抵伊犁，达瓦齐窜逾库鲁克岭。霍集斯侦达瓦齐将赴喀什噶尔，伏兵绐迎，擒以献。阿卜都伯克告叶尔羌、喀什噶尔，将偕色沁准部官名，专司炮者。希卜察克众，袭库车、阿克苏、赛里木、多伦诸回城，请遣旧和卓子归。旧和卓曰阿哈玛特，为派罕帕尔裔，世居叶尔羌、喀什噶尔辖回族，准噶尔诱执之，禁诸阿
巴噶斯，赍恨死。子二：长布拉呢敦，次霍集占，仍羁阿巴噶斯。大军至，乃释之。将军班第遵旨，遣霍集斯偕布拉呢敦归抚叶尔羌诸城。
此为霍集占兄弟之缘起。其父为旧和卓，名阿哈玛特，与魏氏作玛罕木特者略异。旧和卓为世居叶尔羌、喀什噶尔辖回族者，不言其先世之名，魏氏以为即名阿布都实特者。据前《吐鲁番总传》，叶尔羌汗阿卜都斯伊特，自即阿布都实特其人。称汗而不称和卓，是蒙而非回。和卓与汗同居一地，特和卓专辖回族，是为宗教之首领，与汗、王等酋长之称不同，恐非旧和卓之父也。魏氏盖粗阅官书，遽以理想推断，出之太快，于事实有未尽合。盖准、回两部，经兵力荡平，后又以其地改设行省，不为藩属。藩属尚多有记其原委者，有《准部纪略》，高宗所制，以矫正雍正间传闻之误，故尚有可据。回则无详实之记载。魏氏约略叙之，不免失实，特为疏通证明之如此。
乾隆二十年平伊犁，大、小和卓木被羁于伊犁者，奉诏遣大和卓布拉呢敦先回，安抚叶尔羌等处。小和卓霍集占尚留伊犁。未几，阿睦尔撒纳复叛于伊犁，霍集占颇为阿酋用。二十一年三月，官兵再入伊犁，阿酋遁入哈萨克，霍集占亦遁归叶尔羌，遂与其兄布拉呢敦共谋，纠回众据境自守。朝廷方遣侍卫托伦泰赴叶尔羌、喀什噶尔抚谕大、小和卓，久未返。七月，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自伊犁奏遣副都统阿敏道率兵往收阿克苏、库车、乌什各回部，且侦托伦泰信。是月，霍集占送托伦泰还，兆惠饬阿敏道驰往抚谕。霍集占驱率回众，列城尽靡，库车、拜城、阿克苏等城阿奇木伯克统理地方诸务之回官鄂对等不从乱，奔伊犁。十月，兆惠奏霍集占悖逆状，令鄂对等从阿敏道进兵。鄂对在道闻亲族被杀，各城响应，小和卓心腹阿布都已守库车，劝阿敏道急归，待大军偕进。阿敏道不从，率索伦兵百、厄鲁特兵三千，至库车。霍集占在焉，闭城拒师，且诡言：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撤还即降。阿敏道遂命厄鲁特兵退，以百索伦兵入城，为霍集占所执。明年遇害，从者数将及兵百人皆从死。是时，准噶尔余党以官军自哈萨克撤回，复煽乱。兆惠驻伊犁，后路尽梗，整师东旋，至鄂垒扎拉图。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以闻，诏趣赴援，甫得脱归。阿酋又回窜伊犁，北疆军事亟。兆惠檄参赞大臣富德追阿酋，自驻济尔哈朗地防回变。谕饬其不知缓急。盖高宗知回部无远图，先以靖准部为急。五月，阿敏道死事事闻。九月，乃命兆惠等筹剿回部。诏授兆惠定边将军。二十三年正月，兆惠奏言：“沙喇擘勒厄鲁特贼众万户，请先剿除。”诏以参赞大臣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专办回部。四月，兆惠奏准噶尔之事将竣，请由伊犁剿回部。七月，命与雅尔哈善合兵进剿。会雅尔哈善已围库车，霍集占来援，为官军击败，入城拒守。城以柳枝、沙土密筑甚坚，炮攻不能入。提督马得胜穴地入城，已将及，雅尔哈善督之急，夜秉燧入穴开凿。城贼见火光，于城内为横沟，沟水入穴，官兵皆没。降回鄂对告雅尔哈善：“库车食且尽，霍集占必出走，城西鄂根河水浅可涉，北山通戈壁，走阿克苏，分兵屯此二隘，霍集占可擒也。”不省。越八日，霍集占夜引四百骑，启西门涉鄂根河遁。又数日，阿都卜克勒木复夜遁。余头人阿拉难尔等率老弱以城降。帝闻失霍集占，盛怒，以纳穆札尔代为靖逆将军，三泰为参赞，命兆惠至军，斩疏纵之副都统顺德讷，逮雅尔哈善及得胜返京师。二十四年正月，亦以失机鞫实正法。顺德讷者，当霍集占逃出时，侍卫噶布舒知之以报，顺德讷闻报，以夜不肯往追，令贼得渡河，据桥断后者也。未几，参赞哈宁阿亦论斩。
回疆自古为城郭国，势分力弱，弓马无特长，剽悍非素习，故西域从无为中国患者，非劲敌也。惟中国之兵远征，则主客异势，一失呼应，后路可虞。统观西师将帅，雅尔哈善等固为旗下纨袴，偾事有余；易以兆惠，不过较勇敢不避艰险耳。比之光绪初湘军之节制，则不逮甚远。其成功乃乘单准部之势，取准部之所已胁服者而继续之，其事至顺。霍集占为回人中稍桀黠者，因其世为和卓木之资望，由伊犁脱归，亲见阿睦尔撒纳未俘，准夷已降者亦多反侧，料中朝疲于奔命，无暇南来，故敢于侥幸一试耳。是时中朝实力甚厚，北路之军未撤，别遣专征回部之师，若雅尔哈善等亦属中材，大、小和卓木在库车早已就获。迨二酋均逸，将帅骈诛，兆惠移伊犁得胜之师南下，逾天山，抵阿克苏，回部头目颇拉特等以城降。不数日，霍集斯亦自乌什迎降。霍集斯亦回部强族，前大军初定伊犁，霍集斯因准酋达瓦齐遁入回疆，诱擒以献。又以布拉呢敦及霍集占为旧和卓子，请于大军，得释归。故霍集斯以回部盛族，而又有德于霍集占兄弟，霍集占感且惮之。时阿睦尔撒纳方为副将军，预讨达瓦齐有功，霍集斯阴乞阿酋，事平以己长回部，中朝密防之。既而阿酋叛，霍集占兄弟继之，遂析霍集斯兄弟子侄各居一城为伯克。霍集斯父阿济斯和卓，本吐鲁番头目，为准噶尔累徙至乌什。至是，霍集占以霍集斯为和阗伯克，子漠咱帕尔为乌什伯克，兄阿卜都伯克为叶尔羌伯克，兄之子阿布萨塔尔为阿克苏伯克，实挟之以从军。至霍集占自库车出窜，霍集斯绐之，请入乌什召其众从徙。既入乌什，遂以兵拒霍集占。兆惠檄至，霍集斯父子出降，并遣子弟赴叶尔羌，招降其兄阿卜都伯克，时在二十四年九月。回部降者已相踵，无坚城可相抗矣。十月初三日，兆惠兵至，距叶尔羌四十里之辉齐阿里克，讯擒获回人供：霍集占已入叶尔羌城，布拉呢敦驻当噶勒齐，离喀什噶尔一站地。奏言：“叶尔羌城大，兵少不足合围，且自乌什进兵，以三千余人，行戈壁千三百里，马亦疲乏。南路通痕都斯坦、巴达克山、喀达喇土尔伯等处，均拟驻兵堵截。又回人多窖粟，须分军搜掘以窘之，令内自生变。以故兵马皆需接济。”十一月奏至，谕前命富德帅师自准部赴兆惠军，着速进。又命阿里
衮为参赞大臣，选马三千匹，率兵六百，亲送兆惠军营。而是时兆惠已被围于黑水矣。
黑水之围，清纪载侈张其事，其原盖出高宗《御制十全武功诗》而来。按之《东华录》，当时奏报无此夸大也。神奇之说，本不足信。今两相比较，以考其实。
《东华录》：二十三年十一月丁酉，阿克苏办事头等侍卫舒赫德奏：“十月二十日，将军兆惠差人送到文书，并所派往截喀什噶尔贼援之副都统爱隆阿途中相遇，带到移文，内称：将军问知霍集占敌群所在，领兵往攻，至叶尔羌城外，贼众阻河为阵，因渡桥攻剿。过兵甫四百余，桥断，贼四合，将军备击，两易马俱中枪毙，面及胫俱伤，幸不甚重，力战浮水至营。贼马步万余来合围，虽有剿杀，无马不能冲突，遂掘濠结寨，贼亦结寨相持。计军需马驼，尚可供两月食，惟军器火药不足。被围后乘夜前行，遇爱隆阿之兵，令其先来通信等语。”数日间，兆惠奏迭至，略言：“臣等渡河向叶尔羌城南进兵，十月十三日，贼兵约四五千骑，步贼在后，并迎出，沟内排立。臣等冲突，贼败走，又放枪拒敌。臣等正在奋击，贼又从两翼夹攻，因马力不能驰骤，回保大营。贼四面合围。我兵杀贼虽多，阵亡亦百余。总兵高天喜，原任前锋统领、侍卫鄂实，原任副都统三格，侍卫特通额，俱殁于阵。骑贼数千，步贼亦多，与我兵接战五昼夜，臣等固守大营，相机剿杀。口粮尚可支持一两月。臣等以阿克苏、乌什既定，机不可失，轻敌妄进。臣兆惠罪实难逭。然策应之兵，年内齐集，尚可合力攻剿。”又据爱隆阿奏：“靖逆将军纳穆札尔、参赞大臣三泰，于十月十三日带巴图鲁侍卫奎玛岱并兵二百余，前赴兆惠大营。夜四鼓时，遇回兵三千余，仓猝冲拒，三人均已阵亡。”既而舒赫德又奏：“十二月初三日，询据叶尔羌来投回人言，布拉呢敦、霍集占马步万人，合围大兵三十余日，因闻布拉呢敦所辖之喀什噶尔属城英吉沙尔忽被布鲁特抢掠，二贼猝谋御敌，是日薄暮，将军领兵纵火夺贼营二，劫杀看守人众过半。二贼谓将军与布鲁特有约，遣人议和，将军射书传谕，缚献霍集占方允纳款。往复未决，从此遂不交锋。又军营脱出之厄鲁特人告称，军营掘得米一百六十窖，收马千余匹，驼千余只。布拉呢敦因喀什噶尔告急，撤回防御，所留仅二百人。”二十四年二月，谕：“富德等奏报，正月初六日领兵至呼尔，霍集占等率骑五千抗拒，转战至初九日，马匹远行力乏，不能悉行斩获。是夜月落后，阿里衮送马已到，即与分为两翼，阵戮贼众甚黟。初十日天晓收兵。计五日四夜，杀贼千余，及中伤者无算。布拉呢敦于初六日战时，胁间中枪甚剧，舁入城，旋回喀什噶尔。计阵戮贼巴图尔十五名，大伯克数十名。兆惠闻枪炮声，即遣人赍文通信等语。”奉谕：“舒赫德称，有乌什回人告称将军掘得窖粟，及得马驼各千，布拉呢敦已回喀什噶尔。今览兆惠咨文，并未收获马驼，而富德又称布拉呢敦临阵负伤，舁入城中，是来投之回人托克托默特所言，尽属子虚，或系霍集占遣来懈我军心，自应查明此人见在何处，严拿送军营，交与兆惠审理。”越数日，富德又奏：“呼尔 转战五日，得兆惠资，于十三日至叶尔羌河岸侦探，相距二十里。十四日黎明，前进六七里，右翼阿里衮、爱隆阿以枪炮败贼数次，余贼仍依芦苇放枪。臣富德、舒赫德领左翼兵急进，贼渡河而逃。计剿贼二三百人。又防城内突出，中军与右翼以次进攻，令左队努三等领马兵堵截，寻至营盘，知将军大臣官兵无恙，贼人屡败，不敢来犯。见派努三等殿后，徐回阿克苏。”
据上各奏报，兆惠被围，自缘轻进，一时死高职旗员及汉总兵大员为数不少，实属将军失机。至被围数月，回人奄奄如不欲战，可见并非大敌。口粮早称尚可支持，亦不待得窖粟，获马驼，尽邀天赐。回人隔岁之粮，本以窖藏为习惯，故兆惠未被围前，已奉命遣兵搜掘。即得窖粟，非有神奇也。乃《国史·兆惠传》及《圣武记》，则言之甚怪。《清史稿·兆惠传》又用《圣武记》文。魏氏文笔甚健，录如下：
将军兆惠移师而南，时两和卓木奔阿克苏，其伯克霍吉斯，即前擒献达瓦齐受封者也，闭城不纳，绐令赴乌什，乌什亦不纳，于是小和卓木奔叶尔羌，大和卓木奔喀什噶尔。兆惠使鄂对抚和阗，而霍吉斯随军。时兵皆未集，惟领步骑四千先行，而留副将军富德剿余贼，俟集大军继进。时小和卓木已坚壁清野，刈田禾，敛民入城，使我军无可掠。又于近城东北五里，掘壕筑台，欲持久困我。而大和卓木据喀什噶尔相犄角。十月初六日，师至叶尔羌，阵于城东，两翼兵先夺据其台。贼东、西、北三门，各出精锐数百骑，来当我，三战三北，入城固守不出。城大十余里，四面十二门，兆惠以兵少不能攻城，欲伺间出奇。先营城东隔河有水草处，结营自固。葱岭北河经喀城外，葱岭南河经叶尔羌城外。土人称北河为赤水河，南河为黑水河，此所谓黑水营也。回语称赤曰乌兰，黑曰哈喇，水皆曰乌苏。兆惠既分兵八百，使副都统爱隆阿扼喀什噶尔援路，又侦知贼牧群在城南英奇盘山下，谋渡河取之，以充军实。十三曰，留兵守黑水营，而率千余骑自东而南，甫渡四百骑，桥忽断，城中贼出五千骑来截。我兵奋力突其阵，步贼万余继之，骑贼复张两翼，围攻我后。我隔河军不能相救，又地沮淤难驰骋，且战且退，浮水还营，中途为贼截隔数队，人自为战。自旦至暮，杀贼千计，而马多陷淖，亦阵亡将士百余，伤者数百。兆惠左右冲突，马中枪，再毙再易，明瑞亦受伤，总兵高天喜等俱战殁。贼复逾河来攻五昼夜，我军且战且筑垒，贼亦筑长围困我。十七夜，兆惠遣五卒分路赴阿克苏告急，舒赫德飞章入告。贼于上游决水灌营，我师于下游沟而泄之。营依树林，枪炮如雨，我师伐树，反得铅丸数万以击贼。会布鲁特掠喀什噶尔，我军纵火攻焚贼营，贼疑布鲁特与我军有约，大和卓乃使人议和。兆惠执其使，射书谕以必先缚献霍集占，方许纳款。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月不困，贼骇为神。初，上以兆惠、富德两军久暴露于外，将士皆劳顿，于两月前即命靖逆将军纳穆扎尔、参赞三格往代，又命增调索伦、察哈尔兵赴之。及是，兆惠檄爱隆阿率兵还阿克苏催援军，遇靖逆等以二百余骑径进，止之不可，复遇害。富德在北路，闻黑水围急，即率新到之索伦、察哈尔兵二千余，及北路兵千余，冒雪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欢呼尔，遇贼五千骑，且斗且前，转战四昼夜，沙碛乏水，齿冰救渴。又乏马，兵半步行。九日，渡叶尔羌河，距黑水军尚三百余里，贼愈众，不能进，适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奉命，以兵六百、马二千、驼一千，合爱隆阿之兵千余，夜至，遥望火光十余里，知官军与贼相持处也。又途遇我劫营之卒，知望援孔急，即横张两翼，大呼驰薄，声尘合沓，直压贼垒，与富德军三路备蹴。贼黑夜不知官兵若干万，自相格杀溃遁。我师遂长驱进，未至黑水营数十里，又击败之。兆惠见围贼日少，又遥闻枪炮声，尘大起，从东来，而营中所掘井忽眢，知大军已集，即勒兵溃围，杀贼千余，尽焚其垒。贼大败入城。两军会合，振旅还阿克苏。
兆惠于解围后还阿克苏，高宗尚深责之。时和阗方被攻，不急救，乃共还阿克苏。高宗谓前以一军尚进至叶尔羌，今两三军会合，和阗近而阿克苏远，反奔还不顾。后和阗亦未失，回酋实无能为。兆惠此时已因受封一等公，卒以功成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富德亦由伯封侯，视其方略则平平也。魏氏于兆惠入回疆时，不叙阿克苏、乌什迎降，未言振旅还阿克苏。围中拔出，未能克一城，何言振旅。中间夸大之语，若圣天子自有神助，即可不用兵力者然。此出高宗不负责之诗歌，遂为官修诸书所承用，然《实录》则无之。高宗当盈满之日，好作粉饰之词，正其日中则昃之象。更录其诗如下：
《御制十全诗文集·黑水行》喀喇乌苏者，唐言黑水同。去年我军薄 穴，强弩之末难称雄。筑垒黑水待围解，讵人力也天帡幪。明瑞驰驿逾月到，自注：毅勇承恩公明瑞，孝贤皇后侄也，命以副都统行间为前锋，召回京，问以被围情状，自叶尔奇木抵京，路万五千里，疾驰逾月而至。面询其故悚予衷。蜂蚁张甄数无万，三千余人守从容。窖米济军军气壮，奚肯麦麴山鞠。引水灌我我预备，自注：逆 导渠淹我营垒，将军兆惠等预开沟引之入河，且转资其用。反资众饮用益丰。铳不中人中营树，何至析骸薪材充。着木铳铁获万亿，自注：贼据高施铳，铅丸坌集营树上，我军斫木为薪，木中得铅丸万亿，即取以击贼，毙贼无算。翻以击贼贼计穷。先是营内所穿井，围将解乃眢其中。闻言为之怅，诸臣实鞠躬。既复为之感，天眷信深崇。敬读皇祖《实录》语，所载曾闻我太宗：时明四总兵未战，正值大雾弥雺雺。敌施火炮树皆毁，都统艾塔往视攻。回奏敌炮止伤树，我兵曾无伤矢弓。匪今伊昔蒙帝佑，觐扬前烈励予冲。讵人力也天帡幪，大清寰海钦皇风。”
此诗明言所据为明瑞口语，非将帅奏报之文。奏报尽载《实录》，《东华录》录之。将帅于奏报，已不无张功掩败之习，若诗歌遣兴，原无信史之责，而官私著述据之。自来帝制神权，合而为一，仗迷信以服人者，皆作如是观可矣。
当黑水解围，已在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而阿克苏办事侍郎永贵奏：“一准前赴和阗之侍卫齐凌扎布等呈称：回党鄂斯 统众六百，犯和阗所属额里齐、哈喇哈什两回城，破克勒底雅一回城，请兵救援。即一面派兵，一面咨商由北路赴援黑水之参赞都统巴禄，将所领之兵协剿。”巴禄即奏以进援兆惠为要，未往和阗。至兆惠救出以后，各军会合，即远道撤回阿克苏，巴禄亦在撤回之列。兆惠乃于路奏：“拟回阿克苏后，更由阿克苏、和阗两路进兵，此时未便兵驻阿克苏一处，已与阿里衮、巴禄、阿桂驻阿克苏，候马驼粮饷，分兵一半，令爱隆阿驻乌什就粮，兼防喀什噶尔一路。和阗应援，自不可缓，但马力疲乏，先拣官兵数百，令瑚尔起、巴图济尔噶勒前往，沿途捉生询问，若和阗守御如旧，即会同夹击，否则收兵来迎富德，俟粮饷马匹到时，领兵接济。臣兆惠俟办足五千兵粮马，再策应富德，并从和阗往取叶尔羌，并堵截逆贼逃往巴达克山等处路径。”奉谕：“兆惠、富德等遽行撤回，不知是何意见？和阗去叶尔羌颇近，阿克苏则甚远，富德救援将军，自谓了事犹可恕，兆惠身为阃帅，待人救出即撤回，太不知愧奋。且不援和阗，岂不为霍集斯所笑。和阗之围，齐凌扎布以寥寥之众尚能相拒，兆惠到彼即可败贼，乃仅遣瑚尔起、巴图济尔噶勒往塞责。又巴禄本接永贵行知，赴和阗援剿，以援兆惠未往，今将军已援出，何以不援和阗？谓兵力不足，则兆惠一军尚能相拒，况与富德两队会合，岂转患其弱？谓马力不足，则既可回至阿克苏，何难就近赴和阗因粮以守？”旋兆惠等奏：“瑚尔起等二月二十日至和阗达哩雅河，知额里齐等二城未陷，余为贼据，叶尔羌尚无贼众前来。”谕：“所报和阗情形，霍集占兵力已穷蹙，兆惠等正月十四日解围而出，至二月初二日，已逾半月，和阗回人尚云叶尔羌未有贼众前来，是从前围守军营及侵犯和阗，不过乌合之众，兆惠等应就见在兵力，加意奋勉，以冀大功速成。”既而哈喇哈什城被陷，齐凌扎布等脱出，仍随同进兵。兆惠等由阿克苏出兵，途次得和阗之克勒底雅及塔克等，回城人等闻清军将至，擒获敌方所用头目来降。兆惠进兵喀什噶尔，于闰六月初三日至伊克斯哈喇。有喀什噶尔投诚回人，称布拉呢敦将伊等抢掠潜逃，伊等即来迎大兵，即派人驰往喀什噶尔安抚城堡。据所属牌租阿巴特回城伯克呢雅斯呈称：六月间，霍集占遣人告知布拉呢敦，焚毁叶尔羌、喀什噶尔城堡，令回人等迁往巴达克山，我即闭城拒守。闻霍集占兄弟约于色哷库勒之齐里衮巴护相会。于是檄知布鲁特纳喇巴图等，截贼前往色哷库勒投霍罕额尔德尼伯克之路，一面尽力尾追。富德亦奏：“由固 萨纳珠前进，霍集占已弃叶尔羌，逃往英吉沙尔，大、小伯克等迎降，抚定其众四万余户。”七月七日，追及阿尔楚山，复与贼战，戮千余，斩骁贼阿布都等，获甲纛兵械无算，官兵仅伤一卒。又三日，至伊西洱库泊，乃巴达克山界。山麓逼水，仅容单骑，贼辎重徒属拥塞，官军两军分扼其走路，令鄂对霍吉斯树回纛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霍吉占手刃之不能止。凡降回众万二千，牲畜万计，两和卓木挈妻孥徒众三四百人走巴达克山。巴达克山酋索勒坦沙奉将军檄擒献，以“回部信奉经典，不能自擒族类转送与人”对。既而两和卓怒巴达克山不恭，欲约邻部扰之，乃兴兵拒战于阿尔浑林之岭，擒其兄弟，函首军门以献。八月庚午，捷奏至京，宣示中外。于是葱岭以西布鲁特、爱乌罕、博罗尔、敖罕、安集延、巴达克山诸国皆来庭。而北路则哈萨克本役属于准部，在当时已从属于中国。嘉庆以后，镇守西北之旗籍大臣，视新疆为彼族豢养地，于界务非所注意，俄人逐渐进占，中央亚西亚回部尽失，而哈萨克亦由俄人认为彼属。哈萨克吁中朝申理，中朝惮烦，遂弃哈萨克为俄属，而准部境内有哈萨克聚居之地，反从而隶属之。不战而割地数千里，为东北西北所同，此又盛极而衰之已事也。
高宗之取新疆，虽元代西北土地尚逾于此，然三大藩各自立国，乃蒙古种族之庞大，几与统治中国之元朝无涉。除元以外，清之武功为极盛矣。然考其终极，西北之气运当亡，收其功者无若何名绩可记。高宗庙谟独运于上，指挥颇中肯綮，而元勋上将，若兆惠之俦，细核其功状，实不足满人意。高宗于此役，亦知取乱侮亡，事非艰巨，特予丰镐旧臣，事前假以立功名，事后资以为汤沐，其昏惰甚不堪者乃诛之，即成功者亦何曾有殊绩。纳穆札尔、三泰以将军参赞之任，赴敌就死如偏裨，弥见朝廷命将之失。然且专征已非亲贵，所用不过开国勋臣之裔，亦见八旗人材之日耗，与康熙吋已大不侔矣。十全武功，铺张极盛，而衰象早伏其中。清一代纪功之文，汗牛充栋，无有就《实录》胪其平凡之状者。总之，准部自伐而人伐之，回部不能抗准而反欲抗中朝，亦惟两和卓之妄耳。天之予清特厚，高宗无忧盛危明之意，侈十全之武功，是其福过灾生之渐。又以此私厚旗人，于边计益闭塞无远虑。后来一开行省而气象大变，则知高宗之设置新疆，规模不足取矣。
回疆既平，以采玉为一大役。和阗产玉闻天下，叶尔羌次之。定制：春、秋采玉二次。叶尔羌玉山曰密尔岱山，距城四百余里，崇削万仞。山三成，上下皆石，惟中成玉，极望莹然，人迹所不至。采者乘犛牛乃及其巘，凿而陨之，重或千万斤。色黝质青，声清越中宫悬。先后贡重华宫玉磬材、特磐、编磬各如干事，又贡玉册、玉宝各八十具。白微黄者供宗庙，白微红者备庆典。然此任土作贡，未为病民。高宗朝，大功既成，侈心莫遏，遂思以奇宝炫世，屡有采运大玉之事。今宁寿宫有重宝，乃玉一座，周围凿夏禹治水图，是其遗迹之一。阮元《石渠随笔》记：“乾隆四十年间和阗贡玉，大至高七八尺，围丈许。敕依大禹治水图雕琢，发在扬州建隆寺治之，元时曾往敬观。”阮文达之言如此。此玉入大内以后，外人不复见，无由证文达之说。清亡后乃得之于宁寿宫，具如所说。而又读张澍《养素堂文集》，则知大玉之采，不止一次，劳费之巨，于开辟之土，为病已甚。《圣武记》言：“嘉庆四年，叶尔羌获大玉三，青者重万余斤，葱白者八千余斤，白者三千余斤。边臣侈其祥以闻。上以沙碛辇运劳人，急捐罢之。至今岿然存哈喇沙。”读张澍文，乃知其详。所云嘉庆四年，乃太上皇崩后弃玉之年，非采获之岁也。
张澍《昭武将军桂亭何公传》：余外舅何公，讳守林，字昆峰，又字桂亭，西宁人也。由行伍积功，洊升湖北兴国营参将，以足疾引退。后缘事褫职，论戍武威，遂家焉。澍，武威人，因此得为其子婿。……其官巴里坤游击也……时方运大玉，玉大如屋。制大车凡二十四轮，驾骡马百余匹，百人鸣钲击鼓，千夫挥鞭呼喝从之。骡马奔腾，踶压夫役多死者。轮数转即止，稍憩复鞭之行。轴或一日数折，则鸠匠修作。或值雨雪，人畜困泥中，官役苦之。大府以上用，不敢奏闻。公慨然曰：“是役不已，为害甚大。”乃禀于钦差吴某、将军杜某，言：“此役日毙骡马数十，士卒数十，日费金钱若干，万不能运。即运至口，而中原地狭，路窄不可容。且舟船难载，桥梁难胜，亦断不能运至京师。宜奏闻停止，以省民力而节财用。或奏明此玉应作何器，招集玉工，斫成坯段，则运之尚易。”吴使者，和相之舅父也，以此意致书和相。和相不听，督运倍急。公浩叹而已。会仁宗睿皇帝即位，和以罪诛籍没，时于其家得吴书，有以上闻者，即诏停止勿运。公之知大体也如此。
高宗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和坤以容悦得宠，务极其玩好之娱，不恤边远疾苦，此皆盛极之所由衰也。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雍正西南夷改流，乾隆前后金川两役，以大军与土司相角，胜之不足为武。而初定金川时，以失机诛总督张广泗、经略讷亲；再定金川时，定边将军温福败死，虽终能夷灭之，损耗亦大，而亦预于十全武功之列，皆高宗之侈也。十全武功者，除准噶尔两役、回部一役外，两定金川为土司，一定台湾为内地，缅甸、安南各一役，廓尔喀两役为御外。御外之役，疆土无所增加，政教亦无所推展，皆不复及。
第七节 世宗兄弟间之惨祸
康熙间夺嫡之案，前已叙述。至雍正间，复于诸王多所戕杀。旧时因避时忌，不暇细考其曲折，鲜不以为即夺嫡之余波，颂世宗者且以为能代故太子报怨矣。不知夺嫡之魁为允禩，雍正初尊以亲王，任以总理，极意联络，事实昭然。后来变计，在《实录》情节不备，论者益无所征信。惟事结于曾静劝岳钟琪反清，与吕留良著书排满。诸王同为圣祖之子，岂有党附于反清排满之理，何以并为一谈，此必有故。昔时《大义觉迷录》为禁书，细阅者少。改革后大事研讨，则真相出矣。允禩之得罪于雍正朝，以不心服世宗之嗣位。而世宗之嗣位，自有瑕疵供人指摘。指摘之根由出于诸王，指摘之文字则在曾静笔录。吕留良乃其学派之牵涉，因治及反清排满之罪，非世宗本意所重视也。此事余别有《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具述。惟允禩辈前尚身预夺嫡，罪状允禩者犹为有说。至世宗兄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前以保护太子闻，则有功于嫡；后又不入允禩等案内，则无嫌于世宗，只以甘心闲散，不欲预闻政务为罪，至夺爵禁锢以死。此事可作一补叙，知世宗有难言之隐在也。
《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圣祖崩。十六日丁酉，颁遗诏。二十日辛丑，世宗登极。十二月初九日庚申，上释服，移居养心殿。十二日癸亥，谕：“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着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或有陈梦雷之门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明陈奏。杨文言乃耿逆伪相，一时漏网，公然潜匿京师，著书立说。今虽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驱遣。尔等毋得徇私隐蔽。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谕，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着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间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此为加罪诸王府官属宾友之始，而适以诚亲王开端。惟未明言兄弟相戕，用耿精忠牵涉立说。陈、杨与耿藩旧事，久已消释，今忽重提。其实追憾诚王之得圣祖欢心，由于陈、杨之以学问为辅佐。
世宗当时相形见绌。甫即大位，即修此怨。其证如下：
清宫《文献丛编》第三册，载戴铎清折十件。其康熙五十七年第九件云：“奴才戴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焚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关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坐，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之时，诚难容懈怠也。谨启。”件后记云，蒙批：“杨道升在三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皆知。”又蒙批程万策之旁：“我辈岂有把屁当香焚之理。”又蒙批：“你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等谕。
戴铎十启，自康熙五十二年至六十年间之事。世宗即位以后，令铎汇录原文并所蒙批谕，成折存档，不过明铎时时望己作帝，而己则时时斥绝之，以见其并不与铎同此奢望也。然其批谕语气，岂是实行斥绝？所谓“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证以十启中前后各件，可以味其意旨。
第一启，五十二年。略言：主子有尧舜之德，奴才受格外之知。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处英明之父子，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处众多之手足，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皆其所以为难。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乎？一段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谮，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久著，更求刻刻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似应见而俱加温奖。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二段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与闻也。本门之人，受主人隆恩难报，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三段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见？顷闻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至意。更求加意作养，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为督、抚、提、镇，在内为阁部、九卿。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未尝非东南半壁也。四段以上数条，万祈采纳。奴才今奉差湖广，来往似需岁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具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蒙批：“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无中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故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世宗奖铎语为金石之言，又自明其无此意，不但无此意，且视为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其余事实俱不辨，则言行不相符已显然矣。盖所谓金石之言，惟第一段。世宗后来所持态度，颇与相合。故知其最为心赏。惟所言英明之父，不露长则恐见弃，过露长则恐见疑，此种心理，岂是视为苦事而欲避之？若欲避之，则不露长而听其见弃足矣。即其处兄弟之间，欲不以气焰使人生畏，蹈废太子之覆辙，亦非避事之语。而奖之为金石之言，皆言行之矛盾也。第二段要结名誉，是当时诸王所争趋之路。世宗手法独高，所不屑为。若循铎意，以此博臣民之共赞，是即过露长而使英主生疑也。此段必非所谓金石之言也。第三段见世宗在当时干预各部各省之闲事，以招声色货利之奉，与诸王相等。以取赂而有所左右，右者以贿得之，自不以为恩；左者以不纳贿失之，则必抱怨。此亦未尝非金石之言。但可知世宗未正位以前，招权纳贿，是康熙诸王积习。后来亦自言在藩邸时举动，乃别有故，以后不许诸王借口仿行，亦可与铎说参证。第四段可知世宗于门下人，借与赀财，令其捐纳得官，广树党羽，岂非事实？党世宗者，有年羹尧、隆科多两人已足，而年、隆两人各不相知，戴铎又何从而知？故雍正元年，铎尚言恐年羹尧与十四王西边有事，己愿以死自誓，倒借给兵丁钱粮，冀用其力。则固不知羹尧专为世宗防制十四王也。
第三启，五十五年。略言：奴才路过武彝山，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论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蒙批有云：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做闲中往来游戏。
第四启，五十五年。略言：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所以奴才进土产微物数种，内有田石图书一匣，匣子是双层夹底，将启放于其内，以便主子拆看。谨启。”蒙批有云：你如此作事方是，具见谨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
道人谈祸福，为阴谋储位明证。图书匣双层夹底，中藏启本，又极称其谨慎，此其暖昧妖惑，在史书皆作不道论。当时允禩之于相士张明德，与此何殊？圣祖方议允禩之罪，而世宗以大欲所在，效其尤而加甚焉。视为大苦，避之不能，此等口头禅，固亦示戴铎辈不必拘泥矣。
第七启，五十六年。略言：奴才数年来受主子高厚之恩，惟有曰夜焚祝，时为默祷，静听好音，不意近闻都门颇有传言。奴才查台湾一处，远处海洋之外，另各一方，沃野千里。台湾道一缺，兼管兵马钱粮，若将奴才调补彼处，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即奴才受主子国士之知，亦誓不再事他人也。
蒙批：你在京若如此做人，我断不如此待你也。你这样人，我以国士待你，比骂我的还厉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等谕。
此启可见戴铎之无知识。当五十六年十一月间，正十四王子允受命为抚远大将军之日，故谓正在静听好音，而都门颇有传言，即传言允 之已默承储眷耳。因此请世宗代谋台湾道缺，在海外屯聚训练，冀作一岛反抗嗣君之计，且表明不事他人，赖此一着。此岂知世宗之心？世宗于西陲早置一年羹尧，允 此去，正落其度内。此固非戴铎所知。但戴铎辈此时已心索气绝，直思据台湾以作雍邸孤忠，直可笑可鄙之至。以上各启，世宗若真无幸心，每启皆可斥绝，或竟举发之，安有此迭次批谕乎？
世宗于允禩诸人，从夺嫡案中，已相形取得胜利，知前此力图夺嫡者，更无再得储位之望。而允祉则前以保护太子，为圣祖所心重，又以踊跃修书，合圣祖尚文好学之意。其实效修书之力者，乃陈梦雷、杨文言二人，杨尤身负天算、律吕绝学，为圣祖自命独有心得而举世罕及之事。此实世宗所最忌而无如之何。甫即位遽修怨于陈、杨，其原委撮叙于下：
据陈梦雷《松鹤山房集》，梦雷与李光地均中康熙九年进士，均入翰林。同省同年，通家相得，同以请假回籍。而十三年撤藩之变，耿精忠以福建叛，既逼梦雷从逆，又召外郡缙绅。光地自泉州安溪本籍至，以年家子先谒梦雷尊人。陈氏父子均劝光地勿受叛藩职，光地意未决。时杨文言在耿幕，与梦雷交密，梦雷约文言与光地相见，告以耿必无成，急归谋间道通疏京师，请兵由赣州径指汀州。精忠方以全力备仙霞关，大兵可由汀州直入闽腹地。朝廷得光地蜡丸书，致前敌行之有效，光地受上赏。十五年，精忠势蹙乞降，文言遂归。梦雷以十九年入都自陈，而朝议方以精忠为所属首告，降后仍通逆，召精忠对质治罪，而梦雷以职官从逆论死。光地为明其非得已，然不言其上疏请兵时，梦雷亦预谋也，故仅得减死，戍辽东，时为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圣祖东巡，梦雷献诗称旨，召还京，命侍诚亲王邸。王命辑《汇编》一书，分类排纂群籍至三千余卷，校刊未竣而圣祖崩。世宗谕旨中改其名为《古今图书集成》。追论梦雷罪，再遣戍，时梦雷年已七十一。所云藩变时之罪，圣祖早雪免之，且颇蒙恩赉，奖其文学，御书联语赐之，有“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之句，故梦雷以松鹤山房名其集。因怨光地，作《绝交书》行于世，世谓之安溪负友，成一公案。世宗于即位后，追理梦雷前罪，实为与允祉为难，非圣祖怜才宥过意也。至杨文言以布衣入藩幕，在三藩未变以前，本不为罪。既变被羁，精忠降而脱归，所至不讳其在闽时事。十八年，梦雷入都，文言与偕行，梦雷得罪，无究及文言者。旋以天算绝学，应征入明史馆预修《历志》。《国史·梅文鼎传》：“康熙间，《明史》开局。《历志》为检讨吴任臣所修。嘉兴徐善、宛平刘献廷、常州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文鼎。”盖文言之预修《历志》，尚在黄梨洲以前。当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李光地自记其《陛辞问对》，尚言：文言为耿精忠幕宾，闽乱起，被留为天文生。圣祖但问：“渠晓《几何原本》否？”李奏：“似乎通晓。”上曰：“西洋书文理不通者多，用渠理法，改成通顺，则尽善矣。”云云。此见文言之依耿，圣祖时大廷公言不讳，而帝欲以中国文字改述《几何原本》理法，即今《数理精蕴》中之《几何原本》。而《精蕴》为《历律渊源》之一种，《渊源》为诚邸属文言所修，其宗旨盖定于是也。是时文言似尚未入史馆。后既预史事，又为徐乾学引参洞庭山书局。至四十年左右，乃由梦雷引入诚邸，修《历律渊源》。据光地《榕村语录》：四十一年壬午，南巡至德州，东宫病，驻跸，语光地古尺、及天上一度当地上二百五十里等事，云已叫三阿哥自京师细细量来，三阿哥算法极精等语。其时文言入邸未久，而诚邸之精算学，已为圣祖所夸，则亦非初无所解，尽倚办于文言，但或得文言指授，而益可称许耳。
文言，字道声，《松鹤山房集》中皆称道声，而光地集中虽亦称道声，亦或作道生，惟戴铎启本及雍邸批辞作道升。当康熙季年，世宗已极注意道升之归诚邸。道声在闽，原无为耿丞相之说，世宗追诬之，以归罪于诚邸。此康熙六十一年世宗谕旨，不惜以天子诬罔匹夫，知其怨毒之钟于诚邸，不过忌陈、杨修书之能为诚邸博圣祖之欢心而已。自此诚邸若口无间言，当亦可保其躯命，以其究无挤其储位之实迹也。然卒不能免者，则必以诚邸知世宗嗣位真相，辞色之间既不竭诚输服，将有发其隐覆之嫌。觉其坐罪之词，多不成罪状，由世宗自行宣布，而诸王大臣加以描画，归结于父子革爵正法，由特旨改为拘禁终身，何其酷也！世宗所宣布诚邸罪名，惟见《上谕旗务议复》中。《东华录》无之，想已为《实录》所削。兹录如下。
雍正八年五月上谕：诚亲王允祉，自幼即为皇考之所厌贱，养育于外，年至六岁，尚不能言。每见皇考，辄惊怖啼哭。
诚邸为世宗兄，其幼时事，岂世宗所能置议？且此事岂论罪所当牵涉？
及年岁渐长，则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于皇考之前，则不义不孝；于其母妃，则肆行忤逆。是以皇考屡降谕旨，将其心术不端之处，宣示于众。此举朝所共知者。
诚邸生母荣妃，忤逆之说无考。惟于怡邸母敏妃之丧，在康熙三十八年，不满百日薙发，为圣祖所责。允祉自怨自艾，作《责躬集》。陈梦雷集中有《责躬集》序文：
其接待诸兄弟，皆刻薄寡恩。诸兄弟皆深知其人而鄙弃之。
诚邸拥护废太子，明见圣祖谕旨褒美之。其他刻薄，惟见本谕旨中怡邸丧事。诚邸有二兄，大阿哥以镇魇太子，为诚邸所发；二阿哥即太子，诸兄弟中惟诚邸救护之，为圣祖所赏。其余仇太子者，自不慊于诚邸。若谓诚邸刻薄，诚邸无权，只有情谊之不浃，并无危害之相加。诸弟若果鄙弃其兄，即诸弟亦负不恭之罪，与不友等耳。此亦非论罪所当及。
其待朝臣，则倨傲无礼。其待所属，则需索无厌。此亦中外所共知者。
此为诸皇子所同然，世宗在潜邸时亦然。观戴铎启本即可见。
从前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私谓庄亲王曰：“东宫一位，非我即尔。”其狂诞怪妄如此。
在储位未定前，有此私语，但储位定后即不复觊觎，亦不当论罪。至独与庄亲王语此，则知世宗所深忌者杨文言代修《历律渊源》一书，当时必深契圣祖之意。庄邸亦诸皇子中习天算之学者，圣祖甚重此学，故有此揣度。当世宗发此谕之先，庄邸正弹劾诚邸，以引起种种罪状。则前此私语，亦庄邸媚帝而举发之耳。
皇考圣躬违和之时，朕侍奉汤药，五内焦劳，而允祉不但无忧戚之容，而且有欣幸冀望之意，为子臣所不忍言者。其天良尽泯，一至于此。
自夸其孝，责兄不孝，并无违忤实迹，只想象于辞意之间，此不足以罪人，徒见己之不悌而已。
皇考以东宫仪仗礼服，从前定制太过，特命廷臣纠正。允祉见廷臣所议，忿然谩骂，且云：“如此则何乐乎为皇太子耶！”
此本是为太子不平，不过心眼拙直，狃于前此之尊贵太子，后觉贬损太过，亦有何罪？然宗人府王大臣议罪，则描画之云：“当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见廷臣更正东宫仪仗，辄忿然谩骂。此其妄乱之罪一也。”更引申于世宗谕旨之外，可谓善承意旨矣。
康熙六十一年，皇考龙驭上宾。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内事，阿其那管理外务。乃允祉私自出外，与阿其那密语多时，不知所商何事。此天夺允祉之魄，自行陈奏于朕前者。及朕令阿其那总理事务，阿其那则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此阿其那欲引允祉为党助，共图扰乱国政之明验也。
大事之夜，兄弟间何以竟不可通一语？既自行陈奏，可知原无避忌。阿其那方任为总理，何能禁其有所保奏？若以当时被保奏为罪，则当时任彼为总理者，罪名岂不更重？
允祉在皇考时，侵帑婪赃，逋欠累累。朕恐其完公之后，家计未能充裕，两次共赐银十五万两，俾其饶足。而允祉每以该旗该部催追数百两数千两之处，琐屑渎奏，怨忿不平，朕皆宽宥之。
逋欠是康熙间诸王常态。及世宗令该旗该部催追，特自发内帑赡给其乏，此是世宗限制诸王之能事。诚邸不知风色，尚忿催追而诉于帝前，此实长厚太过。既称宽宥之，即不当论罪；而王大臣论之曰：“贪黩负恩之罪，法所难宥者一也。”则前之宽宥，乃为之并计加罪地也。
举朝满汉文武大臣，皆受皇考教养深恩，而朕借以办理庶政者。允祉屡奏朕云：“此辈皆欺罔之徒，无一人可信。”总之，凡为国家抒诚宣力之人，允祉则视之如仇敌；而险邪不轨之流，则引之为腹心。如允 当日与允祉仇怨最深，及允 逆节显著，朕令允祉搜其笔札，检得塞思黑与允 书，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之语。允祉竟欲藏匿，马尔萨力持不可，始呈朕览。又如允 强悍嚣凌，顾私党而忘大义，朕革伊郡王，并伊子弘春贝子之爵，以教导之。而允祉于乾清门之所，为之叹息流涕，其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如此。
据此段谕文，正见诚邸于外廷无交结，而于诸弟则有恩私，与刻薄之说相反。罪之曰“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则亦所谓何患无辞者矣。
又伊子弘晟，冥顽放纵，举动非法，乃不可容于人世之人。朕宽恩但令禁锢，而允祉以此衔恨于心。盖允祉溺此下愚之子，至尊君亲上之义，亦所不顾也。
弘晟之不可容于人世，亦无事实。惟二年十一月庚戌，宗人府议奏：“世子弘晟，屡次获罪，俱蒙恩宥。今又讹诈银两。请革世子为闲散宗室，令伊父诚亲王允祉严加约束。”从之。六年六月己亥，又议奏拿交宗人府严行锁锢，如此而已。至衔恨于心，又无事实。特未能大义灭亲耳。
又从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时，朕将阿其那等党恶种种，面谕允祉。允祉奏以“此等人能成何事”。后又密折奏称：“阿其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恶滔天，若交与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等语。朕谕之曰：“阿其那等罪恶当诛，自有国法。生死之柄，岂尔可操？尔此奏不知何心？”盖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于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后世议朕之非。比时曾向廷臣言之。
此在诚邸为希意太过，实非令举。但在世宗则亦无罪可论。
数年以来，允祉进见，朕必赐坐，以朕勤政忧民之心告之。伊从未许朕一是字，且并未尝一点首也。但以闲居散适之乐，
娓娓陈述，欲以歆动朕怠逸之心，荒废政事，以遂其私愿。
弟为天子，勤政爱民；己为天子之兄，闲居自乐，正是各行其是。怠逸岂以此而歆动。古来中主，能以此谅其诸弟者多矣。世宗方侃侃而谈，使天伦之乐澌尽，岂不可愧？
前年八阿哥之事，诸王大臣无不为朕痛惜，而允祉欣喜之色逾于平时。
此或为太子旧怨。但既为世宗所罪，则对罪人无甚哀戚，亦不当论罪。
至于怡亲王，公忠体国，夙夜勤劳，朕每向允祉称道其善，冀以感悟之。而允祉置若罔闻，总未一答。今怡亲王仙逝，因允祉素与诸兄弟不睦，果亲王体素羸弱，不能耐暑，是以未令成服。而果亲王再三恳请，允祉则淡漠置之。且数日以来，并不请朕之安，朕心甚为疑讶。今据庄亲王等参奏，不料允祉之狂悖凶逆，至于此极。以怡亲王忠孝性成，谟猷显著，为皇考之令子，为列祖之功臣。今一旦仙逝，不但朕心悲痛感伤，中外臣工，同深凄怆；即草野小民，亦莫不以国家失此贤王，朕躬失此良佐，为之欷歉叹息。况允祉以兄弟手足之情，乃幸灾乐祸，以怡亲王之薨逝为庆幸，尚得谓有人心乎？又朕将褒奖表扬怡亲王之谕旨，颁示在王府人等，众人宣读传示之际，允祉并不观览，傲然而去，尚得谓有君上者乎？
兄弟之间，意志不同，乃道义之品评，非刑法所裁制。此固不当论罪。文中以庄亲王等参奏，定为狂悖凶逆，已至其极，则参奏中是否尚有别情？今检《东华录》：“本月己卯，庄亲王允禄、内大臣佛伦等参奏：臣等奉命办理怡亲王丧事，所见齐集人员，无不衔恩垂泣，独诚亲王允祉，当皇上视临回宫之后，迟久始至。逮宣读皇上谕旨之时，众皆呜咽悲泣，而诚亲王早已回家。且每日于举哀之时，全无伤悼之情，视同隔膜。请交与该衙门严加议处。”云云。参奏语不过如此。谓兄临弟丧不哀，何得加以狂悖凶逆之目？且兄不哀此一弟之丧，本非他一弟所能参论。又其不令成服，乃由帝旨。不成服之弟两人：果亲王则以恳请成服，为逆探言外之隐衷；诚邸则以遵令不成服，为拘守言中之明示。逆探者或有逢迎之能，拘守者何来狂悖凶逆之咎？
允祉从前过恶多端，不可枚举。但因其心胆尚小，未必敢为大奸大恶之事。从前陈梦雷之案败露，朕若据事根究，允祉之罪甚大。朕心不忍，姑令寝息。及后为诸王大臣等参劾，宗人府议令拘禁，朕仍复宽恩，将伊降为郡王，薄示惩儆，而伊毫不知畏惧。今年又特加恩，复伊亲王之爵，而伊毫不知感激。兹当怡亲王仙逝，众心悲戚之时，而允祉丧心蔑理若此。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诞，势必为国家之患。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托，不能再为隐忍姑息，贻患于将来也。其作何治罪之处，着宗人府诸王、贝勒、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定议具奏。特谕。
陈梦雷案已见前。谓陈为耿藩从逆，则戍所召回，命入诚邸，乃由圣祖，非诚邸罪也。谓陈为招摇不法，则当时并无招摇害政事实。刑部满、汉尚书陶赖、张廷枢，皆不知所坐何等罪名，至均以轻纵降调，又何至罪及府主？乃谕中既涉及陈梦雷，王大臣议复，遂于陈梦雷一款添出事实。文云：“允祉素曰包藏祸心，希冀储位，与逆乱邪伪之陈梦雷亲昵密谋，遂将陈梦雷逆党周昌言私藏家内，妄造邪术，拜斗祈禳，阴为镇魇。及事迹败露，允祉罪在不赦，我皇上法外施仁，不忍加诛。”云云。周昌言前未见过，此时忽添邪术镇魇等说，果有此事，纵对诚邸法外施仁，何以对陈梦雷仅止遣戍，且未究周昌言其人？意议复之王大臣直以意为之，且以杨文言含混为周昌言耳。此种议复，本无真伪可辨。且今年已复亲王爵，前事本不当复论。今所谓丧心蔑理，无过怡王之丧临哭不哀一款，其余皆任意诬蔑之辞。其实则陈梦雷、杨文言为所忌之人，《古今图书集成》《历律渊源》二书为所忌之物。是为清皇室之文字狱。较之允禩诸人，以传播世宗得位之不正而被罪者，更为得已而不已。既为《东华录》所不详，想为《实录》之所已讳。胪举之以见世宗之忍，至允禩、允禟、允、允 之事，则《东华录》之外，已详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
第八节 雍乾之学术文化（上）——禅学
圣祖以宋儒性理之学为宗，用以培养士大夫风气，其于致用，则提倡科学，实为中国帝王前所未有，后亦莫之能及。故康熙间学术，德性与学问并重。而稽古右文，公卿风雅，天下翕然，知所向往，其气象已略述于前矣。至世宗而独以禅学鸣。雍正八年以前，于兄弟间意所不慊者，排除已尽。十年以后，多刻佛经，又自操语录选政，自称圆明居士，亦随诸大师之后，列为语录之一家。其传播语录，自是禅宗派别。然挟万乘之尊，自我作古。所选语录，首为姚秦之肇法师，在达摩未到、禅未成宗之日，其下共选十余家，似皆禅宗，而又杂出一佛门以外之紫阳真人，禅门以外之净土宗莲池大师，己则以居士厕禅宗诸师之后。又认章嘉胡土克图为恩师，则又错入西藏密宗喇嘛教。所记章嘉口语，亦有似乎禅和；己之顿悟禅机，亦有似乎夜半传衣之秘。喇嘛何知，此必世宗之作用耳。世宗选《历代禅师语录》，分前后集，后集又分上下。其后集下序云：
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圣祖敕封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章嘉呼土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西藏、蒙古中外之所皈依，僧俗万众之所钦仰。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共五枝香，即洞达本来。方知惟此一事实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踊跃赞叹，遂谓已彻元微，笼统称许。叩问章嘉，乃曰：“若王所见，如针破窗纸，从隙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隙中之见，敢谓偏见乎？佛法无边，当勉进步。”朕闻斯语，深洽朕意。二月中，复结制于集云堂，着力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乃复问证章嘉，章嘉国师云：“今王见处虽进一步，譬犹出在庭院中观天矣。然天体无尽，究未悉见。法体无量，当更加勇猛精进。”云云。朕将章嘉示语，问之迦陵音，则茫然不解其意，但支吾云：“此不过喇嘛教回途工夫之论，更有何事？”而朕谛信章嘉之垂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恰至明年癸巳之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诣章嘉所礼谢，国师望见即曰：“王得大自在矣！”朕进问：“更有事也无？”国师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复用手从外向身挥云：“不过尚有恁么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参究因缘。章嘉呼土克图国师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其他禅侣辈，不过
曾在朕藩邸往来，壬辰、癸巳闭坐七时，曾与法会耳。
据世宗自言其得道，在禅门为已得正果，在喇嘛门下，亦为已成呼土克图。其得道在壬辰、癸巳间，是为康熙五十一二年间，正太子复废之会。世宗在其时亲近沙门，当是表明其无意逐鹿。及后屠戮兄弟既尽，又追述其事，并重张其焰，以自身直接历代高僧，著书立说，自成一人王兼作法王宗派，居之不疑。此当是掩盖平生之残忍，故托慈悲。观其佞佛，绝无为释子眩惑之弊，英明固自天赋，要亦其对于宗教实非迷信，读史者可得而推考之也。
世宗不认禅宗名德为本师，而认章嘉佛。清廷之尊黄教，本以驭藩。喇嘛在所必尊，则即用以为学佛之标帜，亦一客不烦二主之意。缁流攀附，无所影响。至其不伦不类，则王者自有大权。《大藏》中于世宗选辑之书，及其自著语录，皆赫然著录，万世宗门，引为荣幸，孰议其宗派之歧？其严绝禅钻之路，时时见于佞佛说中。如《历代禅师后集》下序中，深抑性音，防其以蒙召之故，高自位置。又于世祖时敬礼之二僧，以玉林屏绝虚荣，木陈稍参世法，一则扬之升天，一则抑之入地，以示其防杜攀缘之峻。在序文中即云：
朕身居帝王之位，口宣佛祖之言。天下后世理障深重者，必以教外别传之旨，未经周公、孔子评定，怀疑而不肯信。然此其为害犹浅。若夫外托禅宗，心希荣利之辈，必有千般诳惑，百种聱讹。或曾在藩邸望见颜色，或曾于法侣传述绪言，便如骨岩、木陈之流，捏饰妄词，私相记载，以无为有，恣意矜夸，刊刻流行，煽惑视听。此等之人，既为佛法所不容，更为国法所宜禁。发觉之日，即以诈为制书律论。
世宗既谈禅，又拒绝释子，则恐语言文字无所附丽，徒恃刊刻二十八经，选辑历代语录，尚觉乏味，乃又开堂授徒，以天子为一山之祖。集其徒众，自相倡和，命曰《当今法会》。其所择之人，必取其不敢禅钻者，而又以旨意严示之。观所撰《当今法会序》，可想其防禁之密。序云：
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选辑从上古德语录。听政余闲，尝与在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夫古今禅侣，或息影云林，栖迟泉石，或诸方行脚，到处参堂。乃谈空说妙者，似粟如麻，而了悟自心者，凤毛麟角。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选刻语录既竣，因取王大臣所著述，曾进呈朕览者，辑其合作，编为一集，锡名《当今法会》，附刊于后。朕惟如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如杲日在空，有目共睹。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诚于此一直超入，则经纶万有，实为行所无事。朕一日二日万几，诸臣朝夕不懈于位，莫非平治天下之为。而即于此深尝圆顿甘露之味，可知此事之为实际理地，而非狂参及解路所可得而托也。朕居帝王之位，行帝王之事，于通晓宗乘之虚名何有？况此数大臣，皆学问渊博、公忠方正之君子，一言一行，从无欺妄，又岂肯假此迎合，为谄谀小人之事？朕又岂肯默传口授，作涂污慧命之端？诚以人果于心性之地直透根源，则其为利益自他，至大而至普，朕之惓惓于此，固非无谓而然也。卷中言句，所谓“狮子只三岁，便能大哮吼”。可以启人弘信，广布正灯。是选之传，或于宗风不无小补。至在内焚修之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入者六人，其所作亦附刊焉。是为序。
法会中又有羽士在内，而历代禅师语录内，亦有紫阳真人，竟无宗教门户。《四库书目》亦有《释家》，而世宗御选御制之书竟不收入。尤异者，宫史御刻御制之书亦不涉及。外间传刻，转惟《释藏》。清之尊用佛教，绝非本心，视宗教为一种作用，不足与大经大法相混。《四库》定自高宗，《宫史》亦乾隆间所修。世宗之舞弄佛教、钳制佛教如彼，高宗之拒外佛教如此。更证以乾隆末年《御制喇嘛说》，则于清代之约束西藏活佛，更可知以政驭教，决不以教妨政之真相矣。《喇嘛说》作于廓尔喀既平之后。廓尔喀与西藏纠葛，引兵侵藏，中国讨之，并声西藏构煽廓夷各喇嘛之罪，事定后作此说以谕众也。其说云：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旧作八思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
自注：元世祖初封帕克巴为国师，后复封为大宝法王，并尊之曰帝师。同时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师。其封国师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永乐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间，益不可胜纪。
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
自注：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土克图为灌顶国师。示寂后，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袭，号为国师。
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
自注：黄教之兴，始于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乐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戍示寂。其二大弟子：曰达赖喇嘛，曰班禅喇嘛。达喇赖嘛位居首，其名曰罗伦嘉穆错，世以化身掌黄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错，三世曰索诺木嘉穆错，即明时所称活佛锁南坚错也，四世曰云丹嘉穆错，五世曰阿旺罗卜藏嘉穆错。我朝崇德七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遣贡方物。八年，赐书达赖喇嘛及班禅呼土克图。盖仍沿元、明旧号。及定鼎后，始颁给敕印，命统领中外黄教焉。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自注：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如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专席于坐隅；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薰灼，为害四方，不可胜言。甚至强市民物，捽捶留守，与王妃争道，拉殴堕车，皆释不问。并有“民殴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断舌”之律。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
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则数万番僧何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自注：从前达赖喇嘛示寂后，转生为呼必勒罕。一世在后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后藏大那特多尔济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对咙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里塘地方，现在之七世达赖喇嘛，在后藏托卜札勒拉里冈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况一族乎。自前辈班禅额尔德尼示寂后，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卜尊呼土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即蒙古内外各札萨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内转世化生者，即如锡呼图呼土克图，即系喀尔喀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之叔，达克巴呼土克图，即系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之侄，诺尹绰尔济呼土克图，即系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卜诺们汗札木巴勒多尔济之呼必勒罕，即系图舍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似此者难以枚举。又从前哲卜尊丹巴呼土克图圆寂后，因图舍图汗之福晋有娠，众即指以为哲卜尊丹巴呼土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甚至红帽喇嘛沙玛尔巴垂涎札什伦布财产，自谓与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及仲巴呼土克图，同系弟兄，皆属有分，唆使廓尔喀滋扰边界，抢掠后藏。今虽大振兵威，廓尔喀畏惧降顺，匍匐请命。若不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授受，必致黄教不能振兴，蒙古番众猜疑轻视，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其僧，以息纷竞。
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
自注：上年廓尔喀侵掠后藏时，仲巴呼土克图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济仲札苍等遂托占词，为不可守，以致众喇嘛纷纷逃散。于是贼匪始敢肆行抢掠。因即令将为首之济仲拿至前藏，对众剥黄正法，其余札苍及仲巴呼土克图等，倶拿解至京，治罪安插。较元朝之于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国政，况敢执之以法乎？若我朝虽护卫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试问自帕克巴创教以来，历元、明至今五百年，几见有将大喇嘛剥黄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后世，岂能以予过兴黄教为讥议乎？
元朝曾有是乎？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兹之降廓尔克，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期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产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
自顺治初，达赖喇嘛来京，要帝出迎，满臣赞之，汉臣谏阻，卒从汉臣。时已绝非蒙古信喇嘛之故习矣。世祖学佛乃学流行中国之佛，视喇嘛纯为作用。世宗学佛，意更在语录等书。明明学中国佛学，而偏戴章嘉佛为师。宗派不同，强合为一。舍雍邸故宅为雍和宫，为章嘉佛诵经之所。己称居士，自谓得教外别传，厕身于诸禅师之列。己则立地成佛，而不许天下攀附宗门，其为别有取义，显然可见。高宗嗣位，视世宗掩著之行为，皆知其无益有损，故于雍正一朝之佛学绝不表彰，此与杀曾静、张熙，毁《大义觉迷录》，同一干蛊之事。《大义觉迷录》一案，别见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赘。至乾隆末作《喇嘛说》，更不为世宗得道于喇嘛稍留余地。盖世宗之英明，犹欲以口舌胜人，术数驭世；高宗之英明，则知无所事此，其见解为更进矣。
第九节 雍乾之学术文化（下）——儒学
世宗于吏治民生，极尽心力，讲事功，实不讲心性。晚乃遁入于禅，亦与世祖之学佛不同。自命为已经成佛作祖，无所于让。其对儒宗，则敬仰备至，不敢予圣。盖知机锋可以袭取，理道不能伪为也。然所收纯儒之效，远逊康熙朝。即有数理学名臣，亦不过守先朝作养之余绪耳。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后惟末季欲以孔圣救亡，复有过量之崇敬，则又非世宗时规模矣。前乎此者，世祖因前代之故，祀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四配、十哲、两庑及启圣公祠，祀位皆仍其旧。惟顺治十四年，去“大成文宣”四字，改题“至圣先师”。康熙末，跻朱子于十哲，位卜子之次，而从祀增一范仲淹。盖未尝于文庙祀典多所改定也。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于是锡木金父公曰肇圣、祈父公曰裕圣、防叔公曰诒圣、伯夏公曰昌圣、叔梁公曰启圣。孔子父自元以来已封启圣王，明嘉靖时改封公，此为先有之故事。以上四世，则封王自此始。旧称启圣祠，今以启圣王为祠中之一世，改称崇圣祠。清世俗人则称“五王祠”焉。二年，复以祔飨庙庭诸贤，有先罢宜复，或旧阙宜增，与孰应祔祀崇圣祠者，议一再上。于是复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二人：县亶、牧皮；曰孟子弟子四人：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曰汉一人：
诸葛亮；曰宋六人：尹焞、魏了翁、黄幹、陈淳、何基、王柏；曰元四人：赵复、金履祥、许谦、陈澔；曰明二人：罗钦顺、蔡清；曰清本朝一人：陆陇其。入崇圣祠者一人：宋横渠张子厚。陆陇其仕康熙朝，卒于康熙三十一年，距此不过三十二年。陇其笃守程朱，身殁未久而公论早定，可见圣祖所倡学风之纯一。以立朝事实论，同僚间颇有异同，如李光地亦以讲学名世，然于陆陇其之以争捐纳当罢夺官，即以其不谅时艰为罪。光地固以讲学为投时之具者。不数年间，陇其之大名已定，非时论所能游移，则执德固而信道笃者获伸于世。即清全盛时之学术，由此可观其趋向矣。历乾隆至嘉庆朝不改，于从祀不生异议。惟于乾隆二年，复元儒吴澄祀。三年，升有子若为十二哲，次卜子商，移朱子次颛孙子师，不过取其相配平均耳，余无他异。
雍、乾间之儒学，天子不自讲学，惟以从祀示好尚，于学术亦有影响。汤斌之人品，未必下于陆陇其，然以其学尚陆、王，在道光以前，竟不能言从祀。清之中世，理学守门户甚谨，于此可知。若李光地不免曲学阿世，亦自谓从事程、朱，正投时好耳。其《语录》谓汤斌以不好朱学，故不甚读朱子书，光地指朱子上时君言事之书，谓龙逄、比干不是过，斌乃折服。斯言故作雌黄，决非事实。汤何尝不服朱子，惟受学于孙夏峰，宗为陆、王，得力有自，非待他人指出朱子有直谏之长，而后服之。朱子处仁弱之世，宽大之朝，纵献直言，决无杀身灭族之祸，正谊明道之君子皆能为之。指以示斌，有何可以折服之处？凡光地所言，皆令人不敢置信。而要其揣摩时尚，与乾、嘉以前理学宗传相合，即知清中世之儒，笃信谨守，自是学术趋于一途。虽豪杰各有信仰，然使程、朱能为厉世磨钝之用，则专为学的亦已足矣。汤斌等自信陆、王，初不与程、朱相诋毁，此即太平气象。人品不足企陆陇其、汤斌，而朱、陆异同，争辩不息。“天下无道，辞有枝叶”，此其验矣。
雍、乾间，儒学无争辩，而余事则昌明文学。清沿前代用科举制，又沿明代以八股为科举取士之用。圣祖以身自向学，使天下承风。世宗以政事留心，不足言学问。其振兴文教之事，则于雍正十一年正月，谕各省建立书院，各赐帑银一千两为倡，余令各该省督、抚，豫筹膏火，以垂永久，不足者在存公银内支用。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亲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云云。谕中又言：各省学校之外，每设书院，临御以来，未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此为省会遍设书院之始。自明初遍立郡县学，是为学校制。学官本为课士而设，后不能举其职，乃移其事任于书院。夫使回复学校初制，士以学官为师，似不必尽待书院之山长。然延师之道，不可以资格拘，就旧日任用学官之法，求为士子得师，事必无济。又为士人求学而不出乡，声气虽通，见闻不广，终有隘陋之患。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是年四月，诏在京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会同学政，荐举博学鸿词，一循康熙年间故事。是诏未定试期，应诏荐举者人数寥寥。至十三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十一月申谕，速行保荐，乃于乾隆丙辰九月己未御试。十月，引见考取博学鸿词刘纶等十五员，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有差。二年七月，复试续到博学鸿词，授万松龄等四人为检讨、庶吉士。是科取才之意，颇与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内不但以入彀者为荣，即应试报罢之人亦享高名于世。科目有灵，即国家无故，此亦世运隆替之征也。
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盛明之时，访求遗书，校讎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盖其搜罗之富，评騭之详，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为也。《四库全书》之起源，以安徽学政侍读学士朱筠，于乾隆三十七年，奉购访遗书之诏，奏陈四事：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其第二款中有云：“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内阁议复内称：“《永乐大典》一书，系永乐初年所辑，凡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册。旧存皇史宬，复经移置翰林院典籍库。扃贮既久，卷册又多，派员前往库内逐一检查。据此书移贮之初，本多缺失，现在存库者共九千余本，较原目数已悬殊。”等语。又奏：“校核《大典》，就翰林院设办事之所，并拟定条例进呈。”奉旨：“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之取名，本为辑《大典》中佚书而起。事在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间，办理《四库全书》处又奏：“遵旨排纂《四库全书》，仰蒙皇上指示，令将《永乐大典》内原载旧本，酌录付刊，仍将内府所储，外省取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诸书，一并汇齐缮写，编成四库，垂示无穷。”等语。是知前此奉旨，定名《四库全书》，帝早有编定群籍之意，方使《四库全书》名实相称。是为今存《四库全书》办理之原委。又其必为提要，最为四库馆中裨益艺林之伟举，其端亦自朱筠发之。其奏陈四事中，第三款云：“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校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几、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历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
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后来提要规程，实定于此。朱筠与弟大学士朱珪齐名，性情品行，学问文章，具载旧《国史·儒林传》，私家为作传记尤多，清史不应无传。他且不论，即此《四库》开馆、《大典》辑轶两事，皆自筠发其端，为一代文化述其源流，亦不应不有传载，而《清史稿》竟遗之，此为遗漏之最难解者。
乾隆朝武英殿刊版之书，乃御纂、御定、御制之书，较之康熙朝更多，具在《宫史》，不备列。其搜采各书，兼有自挟种族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种人，触其忌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仇嫉之恶因。统观前史，暴君虐民，事所常有，清多令主，最下亦不失为中主，宜可少得罪于吾民，而卒有此涂毒士大夫之失德。今文字狱已有专辑，其不出于档案者，余亦稍有搜辑，当别成专著，不能列入本篇。惟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此则为清世种族之祸所驱迫，而使聪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于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
文字狱不暇细数，果属触犯而成狱，虽暴犹为罪有可加，谓其为违梗也。即无意中得违梗之罪，而遽戮辱，犹谓使人知有犯必惩，不以无意而解免之，所以深惩违梗之嫌疑也。雍、乾间文字之狱，有最难解者三事。谢济世注《大学》，从《礼记》本，不从朱子《四书集注》本，不用程子所补《格致传》。顺承郡王锡保参奏济世谤毁程、朱，此因济世以参世宗所倚任之田文镜得罪，希意摭拾其过。然《礼记》亦颁定之经书，既与《四书》并行，信此信彼，必无大罪。乃世宗则云：“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傍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云云。遂深辨田文镜之不当参，己之非拒谏，令议济世罪。九卿等议斩决，后得旨免死，交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此谢济世之幸而不死，后卒释回而以名臣传于世者也。夫济世既注经文，经文自是如此意义，而竟议斩，则如宋儒之说经，多涉事理者，圣经贤传，孰非警戒人君之语，一涉笔即得死罪，程、朱皆寸磔而有余矣。乾、嘉间天下贬抑宋学，不谈义理，专尚考据，其亦不得已而然耳。故清一代汉学之极盛，正士气之极衰，士气衰而国运焉能不替？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一也。
陆生枏作《通鉴论》，今已不见其书。生枏与济世均广西人，得罪亦同时，同在锡保军前，为锡保所奏。世宗逐条谕驳，所引原文，具在《东华录》。可见生枏就《鉴》论《鉴》，所见与世各有异同，要是作论本色，绝无桀骜不驯、耸听激变之语。一曰论封建，则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害深祸烈，不可胜言。”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恭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二曰论建储，则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三曰论兵制，则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四曰论隋炀帝，则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五曰论人主，则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六曰论相臣，则云：
“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七曰论王安石，则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八曰论无为之治，则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诠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托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在。”又云：“绛度数谏，异 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
以上皆世宗所举《通鉴论》之原文。驳其是非可也，竟曰：“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将陆生枏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云云。夫《通鉴论》原文必甚多，世宗特挑出此八端，必以其为罪恶所在，无过于此数语。今试由读史、读鉴者平心论之，有一语可致杀身否？即其论人君而作危词，古所云：“城高池深，兵甲坚利，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此乃“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之定理。温公作《通鉴》，本以为法为戒之故，分别诏人，学者能加以发挥，正是忠君爱国之真意。以此掇杀身之祸，复谁乐致力于史实，以与国家社会相维系乎？乾嘉学者，宁遁而治经，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汉学家治经之法治之，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故清一代经学大昌，而政治之学尽废。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二也。
尹嘉铨为故父会一请谥，又请将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其父会一，从祀文庙，事在乾隆四十六年。奉旨拿交刑部治罪，并查伊家有无狂悖不法字迹。此为因冒昧渎奏，而引入文字之狱。有司查得嘉铨所著书籍。嘉铨主聚徒讲学，其文有云：“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谕旨则云：“显悖世宗《御制朋党论》。”又有“为帝者师”之句，则云：“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又著有《名臣言行录》，胪列本朝大臣，则云：“朱子当宋式微，又在下位，今尹嘉铨欲于国家全盛之时，妄生议论，实为莠言乱政。”又自称“古稀老人”，则云：“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以自号。”云云。嘉铨不以朋党为非，又袭讲学家自重之习，学孟子“为王者师”之说，纂集当代大臣言行，乃留心文献之要务；七十曰古稀，自杜工部有此诗句，人尽习称，岂可以帝王专其利？高宗于上年刚及七十，自称“古稀天子”。嘉铨之称古稀，是否在其后，今尚未明，姑不论。此外日记中家庭琐屑语，即有迂腐可笑，岂有杀身之罪？乃大学士等竟定拟凌迟处死，家属缘坐，满廷无救正之言，惟以逢迎为宰相之责，是何气象？特旨改绞立决，免其凌迟及缘坐，谓之加恩，是此案归结。而谕旨又特提嘉铨二罪，因日记中记有任大理卿时，与刑部签商缓决事，谓之市恩。又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作相国，则云：“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自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于何事籍大学士之襄赞？昔程子云‘天下治乱系宰相’，止可就彼时 亢而言。我国家世世子孙，能以朕心为心，整纲维而勤宵旰，庶几永凝庥命，垂裕万年。”云云。此则视大学士为赘疣。谓清沿明制，不设宰相，则不知明大学士五品，后来兼尚书宫保，其位乃尊，何云大学士非宰相。清则大学士正一品，礼绝百僚，何得云非宰相？有宰相便是冗，并戒世世子孙，不许倚任大臣襄赞，此真亡国之言。是以当时之大学士，只能希意议尹嘉铨之凌迟缘坐矣。孟子所谓“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
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当时自大学士以下，孰非谗谄面谀，又是何气象？天之厚清，实异寻常。康熙六十一年，享国之久，古已仅有。高宗二十五岁始即位，自称在位六十年必退休。居然满六十年，以八十六岁之年，内禅仁宗，称太上皇训政逾三年，于嘉庆四年正月始崩，享寿至八十九岁。西陲拓地万里，臣属至葱岭以西、卫藏以外。国内太平，文治自然兴起。而顺、康、雍、乾四朝，人主聪明，实在中人以上。修文偃武，制作可观。自三代以来，帝王之尊荣安富，享国久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而乃盈满骄侈，斩刈士夫，造就奴虏，至亡国无死节之臣，然后知自侮自亡之故，呜呼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