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之开国，不能谓于国民先有何种功德。本以边族崛兴，难言政治知识。顾其种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族，其知识能随势力而进，迨其入关抚治中国，为帝王之程度，亦不在历朝明盛诸帝之下。若非死于安乐，以致亡国灭种，在女真之根性，实一优秀之民族也。
女真种族，至清而已三有国，且愈后而愈盛，已见上编。惟其极盛，乃致灭亡。受汉族之奉养，又消磨其特长，又欲自别异于汉族。既已无能，而又显非族类。轻视与仇视交并，一旦覆之，无可留恋，此为清亡之实状。当太祖以前，未能鼓其武力，而狡展即非同种各部所及。以物质之缺乏，仰中国为瞻生之计，此边族之常态。中国御边未失道时，因其所求，以为衔勒，顺则与之，逆则夺之。又多存其部落，予以世职，而保其并生并育。自居于兴灭继绝、扶弱抑强之帝德，而实制其兼并坐大之图，此明以前之边计也。女真虽狡，固不能不就此束缚。自肇祖至景、显，清之所谓四祖，今皆考见其受明厚恩，为诸夷最：求高官以夸众，则予以都督之尊；求托庇以避仇，则徙之辽边之内。其详见余《明元清系通纪》。
第一节 太 祖
自太祖以前，可纪之事，较前代帝王开国以前之祖宗功德可谓独多。余别作《明元清系通纪》，成专书数十册，今不复复述。述之自太祖始。
太祖自二十五岁以前，景祖、显祖皆在，在父祖重荫之下，无事可纪。《实录》载其不得于继母等事，与创业无关，亦不述。景、显二祖，本导明总兵李成梁图其同种建州右卫酋王杲、阿台父子而为成梁军中所骈杀。明人谓太祖以夷目余孽，俘虏孤童，给役李成梁家，成梁抚之有恩，故与李氏有香火情。以今考之，不为无因，而亦不能尽确。如谓太祖为四岁孤童，有弟舒尔哈赤更幼，皆由成梁长养，此则不确。二祖死后，太祖即与尼堪外兰寻仇，年岁相合，断不能于二祖既死，再由成梁抚之二十年，然后长大称兵。成梁之诛阿台，在万历十一年，与《清实录》相合。不数年间，明已假借太祖，官以都督，宠之以龙虎将军，亦与《清实录》略同。而《明实录》皆有年岁可纪。故四岁孤童受抚于李成梁之说，实出附会。惟太祖始起，正为成梁衰暮之年，以敷衍悍酋，期保威名，以全晚节，但得太祖表示效顺，即保奏给官，甚且弃地以饵之，为廷臣宋一韩等所纠，按臣熊廷弼所勘，俱见《实录》及诸臣章疏。又舒尔哈赤之女，有为成梁子如柏妾者，太祖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皆见《明实录》，亦见《明元清系通纪》。当万历四十六年以前，太祖虽已极狡展，然朝有严命，即阳示觳觫遵守，中朝犹视为属夷首鼠常态。虽朝鲜来报建酋已立国僭号，亦不欲先诘，以为小丑戏侮，见怪不怪，可以了事。太祖亦倏进倏退，可伸可屈，深中明季苟且之隙。僭号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至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大恨告天。（七大恨原文今不见，并非《实录》所载之文。今北京大学史料室存有天聪四年正月日印刷黄榜，为再度入关复述戊午七恨之文，事实颇有不同，当尚是戊午原状。事隔十三年，对明之心理尚未变。且明边内外耳目相接，所需此榜文之效用，尚未悟其无谓，故有复述榜发之举，可信其正是原文。纵有改窜，必最相近。《实录》之始修，已在天聪九年，时已觉榜示七恨之徒扬己丑，特史中不能不存一告天事实，乃改窜以录之。故有《实录》以后，即是改本。其详已见北大史学社出版之余文，亦不复述。）袭破抚顺，守将游击李永芳叛降。继又破清河，于是为公然犯顺，对明称兵。
明年，万历四十七年，即太祖称天命之四年，明发大兵分四路讨建州，用杨镐为经略。镐固承平时科目庸材，李成梁已前死，镐等方倚李氏余威以自壮，固为敌人所嗤。命将调发，期日道路，尽泄于敌。太祖得设伏以待，尽覆其师。师号称四十余万，并调朝鲜兵为助。明四路将帅，忠勇骁健者皆殉，刘、杜松，世尤惜之，坐为经略非人所误。独李如桢迟迟不进，闻败，全师而还。镐之私李，李之通敌，益为世口实。是败也，天下震动，明乃用前巡按熊廷弼代镐，太祖遂敛兵不动，间以零骑掠边，如向来夷人草窃故技。廷弼方规划大举，事未集而中朝群议其老师怯战，排击之使去。廷弼身捍大敌，相持年余，朝廷不以未有丧失为功，而以不急挞伐为罪，于廷弼所图制胜方略，亦漠然不知且不问，以袁应泰代之。太祖知新经略易与，又大入边。天启元年三月天命六年十三日取沈阳，二十一日即取辽阳。袁应泰自焚死。中朝又大震，复起熊廷弼而斥前之攻廷弼者。而太祖则已由故居赫图阿喇移辽阳，谓之迁都，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
明既复用熊廷弼，时廷臣只有党派，无一主持之人。偏私乖戾者不必言，即最和善之首相叶向高，亦以座主袒护门生王化贞，以辽东巡抚抗经略，不用其命，是为经抚不和。而内阁本兵皆袒化贞，再济之以多数之台谏，毁经而誉抚，廷弼无所措手足。李永芳在太祖军中，勾通化贞部下游击孙得功，诳化贞谓永芳内应，共图太祖。化贞恃为立功之奇秘，益藐视廷弼。廷弼乞休，廷议已允之，而太祖于天启二年正月，已攻化贞防辽河之兵。得功欲执化贞归太祖，为他将挟化贞以走，遂弃广宁。遇廷弼来救，知广宁已不守，遂偕入关。其实太祖未敢即入广宁，未敢即犯河西。廷弼愤化贞所为，以为偾事非己之罪，不以死争广宁，不以身殉关外，惟冀廷臣败后觉悟，知重己之才而用之，以收后日之效。此则廷弼之忿恚失计，亦不得为无罪也。当时经、抚已尽弃关外，太祖兵所不到，亦尽为蒙古占领。明旋用孙承宗以阁臣督师，又渐收辽西地。太祖不敢逼，于其间笼络蒙古，使与己合，以孤明边。又自辽阳徙沈阳，盖由西窥关门、北略蒙古，皆近捷也。启疆心虽切，而明守关有人，即不敢动，太祖之善待时机如此。迁沈阳在天启五年天命十年三月，与承宗相持者三年。
天启时，魏忠贤肆恶，逐年加甚。阉党与承宗不相容。五年十月，允承宗致仕，以高第为经略。太祖知有可乘，六年正月，大举西攻。第急檄，尽弃承宗所复地，退守关门。宁远前屯卫道员袁崇焕，以职守所在，固守宁远城，不奉命。第无如何，但撤他列城，委宁远不顾。将吏不欲弃地者，忿第所为，从崇焕死守。太祖视宁远城小，围攻意可立拔。两日，为崇焕再挫，死伤多，乃撤围还。咄咄自恨，谓生平未遇此败。疽发背，以八月殁，称号十一年。迹太祖所为，谓有积功累德，应主中国，在清代自言之则然，就史实考之则实无有。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力。其知结民心，反明苛政，实自世祖入关时始。《太祖实录》载初起时，以矫健警悟，当大敌不惧，受重伤不馁，以此称雄。具载清官书，不具录。要其以勇悍立威，为群夷所戴，遂能驱率夷族，裹胁益多。自是以训练夷众见长。《清实录》转不载，而《明实录》载之。录数则，可知太祖之养成武力，实已横绝一世。古云：“女真兵满万，不可敌。”正以骑射之长，在中国为特殊艺业，在女真为普通生活之必需。所未能得志于中国者，无大队部勒之法，虽有长技，亦只能零钞取胜耳。中有大豪，能取得众人信仰，再以天然识力，悟行军部勒之道，是即金世阿骨打之流矣。
《明实录》：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壬寅，熊廷弼疏有云：“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一一效阿骨打、兀术所为，与西北虏精锐在前，老弱居后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决骤所能抵敌也，惟火器战车一法可以御之。”
又：天启元年正月壬寅，户科给事中赵时用疏请练兵，言：“臣闻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
凡此皆明廷之所闻奏，事在太祖称天命之第五、第六年。此可以知清兴之武力。
太祖又习知中国事，据《明实录》，朝贡亲到北京者三次。万历十八年四月庚子，建州等卫女真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宴赏如例。案上年九月乙卯，始命建酋都指挥奴儿哈赤为都督佥事。盖受此升职以后亲来朝贡也。《清实录》叙太祖受明都督职，在二祖为李成梁所毙时，并将授龙虎将军，亦并为一时之事，皆故事简略之语。又，二十六年十月癸酉，宴建州等卫进贡夷人奴儿哈赤等，遣侯陈良弼待。是为二次入京。又，二十九年十二年乙丑，宴建州等卫贡夷奴儿哈赤等一百九十九名，侯陈良弼待。是为三次入京。
又有言太祖以佣工禁内，窥 多年者。
《明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戊戌、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奏保京师三议：一曰皇城巡视应议。“闻奴酋原系王杲家奴，在昔杲悬首藁街时，奴怀忿恚，寻即匿名佣工禁内，窥 多年。夫大工讵今日急务，已停而复兴，就里夹杂奸人，亦所时有。今须急停，以防意外。”
案乾清、坤宁两宫灾，在万历二十四年，自后乃有所谓大工。太祖或冒名充工入内。但亦传闻之词，似无确据。官应震意在请停大工，述此流传语耳。
又：五月癸未朔，户科给事中李奇珍，以陷城覆将，疏论原任辽东巡抚李维翰、经略杨镐、总兵李如桢并应逮问。又称：如柏曾纳奴弟素儿哈赤女为妾，见生第三子，至今彼中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速当械系，以快公愤。不报。
此事当是事实。太祖与李成梁结托极深，中间并有此女为李妾之援系，又不待勾结叛将佟养性、李永芳而始一一赘为额驸也。
第二节 太 宗
太宗名黄台吉。往时蒙古酋长每有此名，即华言“皇太子”之音译。译音无正字，或又作“皇太极”。《清实录》以为天意预定，有此暗合之佳名。此亦无可附会之附会。
蒋氏《东华录》：太宗文皇帝，太祖第八子，讳皇太极。史臣云：太祖名子为□□□者，国中原无汉与蒙古籍。及为汗，阅汉、蒙古书，汉之储君曰皇太子，蒙古继位者曰皇太极，天意已预定矣。
太祖创业，以军队立国，军编为八旗，每旗主以一贝勒，八贝勒并立。崩年遗训，以此为后金国定制，不立一人为主器之子。太宗在八贝勒中，其序为第四，谓之四贝勒。在太祖时，四贝勒战功独多。太祖崩时，八旗亦未遵太祖意分配。太宗独挟两旗，势陵诸贝勒上。兄代善为大贝勒，与其子岳托、萨哈廉两人议戴太宗为八贝勒领袖。始犹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并坐而治，余称小贝勒，不敢与诸大贝勒齿。然太祖八旗并立之遗训未遽改也。既为领袖，乃自称天聪皇帝。天聪四年，以罪废镶蓝旗贝勒阿敏。阿敏有弟济尔哈朗，早与本旗攻战之事，与兄共为旗主，故阿敏废而旗属济尔哈朗。然并坐之大贝勒则已少一人矣。至天聪六年元旦，乃正位南面专坐，代善、莽古尔泰旁侍。是为后金国进一步之君主政体。是年，莽古尔泰死。后三年，莽古尔泰同母弟德格类又死。未几，所属追首莽古尔泰兄弟罪恶，削爵除宗籍，收所部正蓝旗归太宗自将。太宗独领三旗。盖两黄始终由太宗兼领，至是并正蓝得三旗，而诸贝勒分领各一旗，其势力大不侔矣。是为后金国又进一步之君主政体。是年为明崇祯八年，即天聪九年，得传国玉玺于元裔插汉林丹汗之太妃苏泰所。明年四月，遂废后金号，改号曰清，亦创年号曰崇德。以前天聪皇帝乃与太祖之天命同为尊号，用以纪年，乃相沿借用；至是则有年号，以天聪十年四月以后，为崇德元年矣。是为更进一步，公然成立之君主政体。
太宗始被推为八贝勒首，袁崇焕遣使来吊，以觇金国内情。太宗以礼报使，而明廷哗然，谓崇焕通敌。太宗以其间与明相周旋，而急攻朝鲜，以绝其从后牵掣之患。朝鲜事明最忠，太宗取城下盟，多所约束，使朝鲜不为明助。旋以袁崇焕约和无成，遂回军指中国。明廷论方指摘崇焕，太宗乘机以反间中之。兵越山海关大路，由蒙古地入大安口，攻龙井关入遵化，京师戒严，崇焕入援。明廷有右毛文龙者，有不慊于通吊建州者，并为一谈，虽无反间，崇焕犹将不免。太宗之用间杀崇焕，直袭小说中蒋干中计故事，本极拙劣，明之君臣自有成见，与相凑合，坏此干城，而崇焕伏法，为清室驱除矣。太宗兵下遵化，在崇祯二年十一月。明能战之将，赵率教、满桂先后战殁。清兵薄德胜门，起前大学士孙承宗视师，清兵退，历破京东各州县，大掠数月。至崇祯三年五月，仍由遵化出边。永平、遵化及所属各城皆复。时明流贼已炽，清兵又屡侵扰，明廷大困。明崇祯九年，即太宗天聪十年，四月，遂定有天下之号曰清。
天聪十年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黎明，太宗率诸贝勒大臣，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即以是年为崇德元年。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上太祖尊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太后尊谥曰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定太庙制：前殿安奉太祖、太后神位，后殿安奉正中始祖，左高祖，右曾祖，左末祖各神位，右末安奉皇伯祖礼敦神位。礼敦亦于是时追封为武功郡王。
太宗建立清代时之意识，据《东华录》所载如此。此合后来记载，有可考证者数事：
（一）太祖时已定国号为金，或称大金，亦称后金。是犹以女真先世帝号为荣，欲为绍述而已。至是乃辟而去之，直以金之半壁天下为未足，易一号以自标帜焉。顾其金之改为清，意义何在？余向者持论，谓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闻者驳之，谓金、清非同音字，金为侵覃韵之合口音，与庚韵之清大不同。吾以为女真何知音韵之学，从其效汉语时所肖之音，音近即取之，故效汉语呼夫人则曰“夫金”，旋作“福金”，又作“福晋”。金与晋固非音韵学家所谓同音，金与晋及人字，不相距尤远乎？而满汉译文可以相通，何以“金”之不可为“清”也？然此究为无据之空谈。近乃得一确证：满人金息侯梁，撰有《光宣小纪》，亦称清即金之谐音，并举沈阳抚近门额，汉文称大金天聪年，其满文即终清世之大清字样。是可知金之为清，改汉不改满，有确证矣。
（二）太宗追尊先代，太祖本已用汗与帝并称，显祖以上，乃仅称王号。后至顺治五年十一月，始定肇、兴、景、显四祖之称。在太宗时，惟以始受明都督官职者为始祖，谓之都督孟特穆。其近代则自高祖起，为追尊所及之限。故此时所封庆王，后来所尊为兴祖，不必有何勋望，无庸疑其为建州左卫以外，别有传说。
（三）当太宗时，高、曾、祖、考，俱在四亲之内，不应祧法。其以高、曾、祖三世，与始祖俱安奉后殿者，以别于手创大业之太祖而已。后世乃以后殿为祧庙，此中国士大夫之礼学，实非太宗所知。顾一成不改，遂为清一代之庙制。自雍正以后，显祖以上，适在可祧之列，遂以后殿为祧庙耳。
（四）后殿神位，原有五座，武功郡王礼敦俨然与四祖并尊，此亦当时草昧之制。后于崇德四年八月，退礼敦为配享之列，此惟见《清史稿·礼敦传》，而国史于乾隆间，补武功郡王等列传，直以礼敦为崇德元年即配享太庙，配享则应在两庑。且《东华录》对崇德元年，亦明言配享者为费英东、额亦都两人。时但有功臣配享，未知有宗室配享也。盖至崇德四年而稍悟庙制之非，后殿乃独存四祖矣。
（五）崇德建元，实是纪元之始，以前天命、天聪皆尊号，非与一国臣民纪年之用。说已见前。
太宗之建清国，其动机在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玉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林丹汗为元顺帝后，居察哈尔，逼明边，明谓之插汉。自以为蒙古大汗，虎视近边蒙古诸部，为诸部所不附。清于天聪八年，以兵逼林丹汗走死，逾年得其传国玺，乃定立国之计。
先由诸王贝勒偕已附之蒙古部落劝进，并告朝鲜，使预劝进之列。朝鲜忠于明，不肯从。太宗既改号，首伐朝鲜，灭其国，胁其君伏罪而复置之。自是朝鲜不敢复通于明，称臣质子，永为清属国矣。明方苦流寇。崇德二年，即明崇祯十年，既下朝鲜，明年即复入塞，明督师侍郎卢象升战死。又明年，移剿贼之总督洪承畴御清，流贼益炽。承畴与清相持于宁锦，太宗攻之累年，以崇德七年二月克松山，承畴降，遂下锦州。冬十一月，又入蓟州，连下畿南山东州县，至明年四月乃北还。时为明崇祯十六年，流贼已遍蹂中原，明祚岌岌。而太宗以其年八月初九日庚午崩，世祖以六龄嗣位，遂为代明有国统一华夏之主。
第三节 世 祖
世祖名福临，太宗第九子，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袭父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同辅政。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事既定，即以兵乘明之扰，累犯关外诸城，然不能薄关门也。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京师内城，帝自经。自成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四月初四日辛酉，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启摄政王入定中原，略言：
上帝潜为启佑，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中原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间有一二撄城固守，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我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今日当任贤以抚众，使之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往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宣抚者，是当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风声翕然，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王于众论，择善酌行，闻见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进取，要于入边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
文程此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摄政王时非一人，故文中累称摄政诸王。清侥天幸，以多尔衮入关成大功，其明达足以听纳正论。然其时能持论者，实无几人。旧人中惟文程，降臣中惟洪承畴，为有见地，而多尔衮皆能虚受其言。此文为文程预定大计之始，盖犹但知义军之必将亡明，未知明帝之已殉国也。《东华录》所载如此，国史本传已修饰而失真相，《史稿》更甚。今虽未见初修之《太宗实录》，要知《东华录》中文程之文，必犹近原状，以其暴露清军以往之态度，尚非有成大业之志，必为后来之所讳言也。自今以前，武力劲矣，招降纳叛之道得矣，惟要结关内之人心，殊未留意。所留意者在钞掠，自不能恤人疾苦。自今乃以救民水火为言。多尔衮深纳之，此为王业之第一步。是月七日甲子，祭告南伐。翌日乙丑，赐多尔衮大将军敕印，丙寅启行。十三日庚午次辽河，已知义军陷京师，以军事谘洪承畴。承畴上启，略如文程旨，皆为清有天下之大关键。而多尔衮之能听受，则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质也。承畴略言：
我兵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抗拒者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降者官则加升，军民则秋毫无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诛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寇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府库西遁。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亦大可惜。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庶逆贼扑灭，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明守边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屡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睹其埋伏，俾步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来攻，流寇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
承畴此言，已知自成据京师，犹未料其先已东来，供我迎击，则所谓天相之矣。吴三桂导引入关，并不用马步迭代之法，悬兵度险，天之所启，事半功倍。然承畴则老谋深算，久熟敌情，其言固非无当。而变钞掠之暴，为吊伐之仁，则其识与文程等也。
先是寇棘，明用蓟辽总督王永吉议，弃关外诸城，召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三桂徙宁远兵民五十万众而西，抵丰润，闻燕京已陷，不敢前。贼拘三桂父襄招三桂，而遣降贼之唐通、白广恩率兵向关门。三桂闻家口被掠，怒作书绝父，且急遣使至多尔衮军前乞师。多尔衮时尚未至宁远，得书即进，途次复得三桂趋进之书，兼程而行，距关十里。自成以三桂抗不受招，自将精锐二十万，东击三桂，又令唐通等前锋二万骑，绕出关外夹攻。多尔衮逆击，败通等于一片石。翌日，师至关，三桂出迎，大军入关。自成率众自北山横亘至海，严阵以待。是日大风，尘沙蔽天，军少不及自成之半。多尔衮命三桂兵居右，满洲兵在其左，令曰：“贼阵大，首尾不能顾，可鳞次集我兵，对贼阵尾突之，必胜。”三桂受命，先搏战尝贼，风沙中咫尺莫辨，力斗良久，全军呼噪者再。风旋止，满洲铁骑横跃入阵，所向摧陷。自成方挟明太子诸王于高冈观战，俄尘开，见甲而辫发者，惊曰：“满洲至矣！”遂土崩。逐北数十里，斩获数万。自成走京师，焚宫殿，载辎重西遁。多尔衮令三桂及阿济格、多铎兼程追之，勿入京。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令关内军人皆薙发。誓诸将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违者罪之。”榜谕官民以取残不杀共享太平之意。自关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窜山谷者，皆还乡里，薙发迎降，用文程、承畴等言也。
五月初二日己丑，多尔衮至燕京，故明文武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多尔衮入居武英殿。盖宫殿遭焚残破，惟此殿独完也。翌日庚寅，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军民免迁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钱粮兵马，亲赍至京，观望者讨之。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贼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卒伍欲归农者听之。又翌日辛卯，令官吏军民为明帝发丧，三日后服除，礼部太常寺具帝礼以葬。初六日癸巳，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初八日乙未，阿济格等报及贼于庆都，击败之，追至真定，又破走之。近畿诸郡县皆降。二十二日己酉，葬故明庄烈帝、后周氏、妃袁氏、熹宗后张氏、神宗妃刘氏，并如制。先是，自成以三月二十八日丙辰，迁帝后梓宫于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至是用帝礼为改葬也。至七月庚子，并设故明长陵以下十四陵官吏，司守护焉。
霸者假借仁义，亦可与王者同功。要其优礼前代之意虽假，而于宽恤民生，使久罹水火之人倚我以图苏息，则事实不可诬也。当天命、天聪间，未尝不厚结关外之人及关内来归之人，然未能推此意于关内。观其累次犯塞，辄挟告天七大恨榜文，向关内军民布告，此于收拾人心有何益处？岂明之军民，见此榜而代为不平，亦有仇明顺敌之意乎？因知天聪以前，清固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崇德改元以后，亦未见若何改观。及此而始自命王者之师，居然大异于蛮夷寇盗。多尔衮于征朝鲜时，《朝鲜实录》中载其举动，在满洲中独为温雅得体。固其资质之美，即天之所以启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而其最大之献纳，莫如范文程。节录文程国史《传》如下：
文程从师渡辽河。吴三桂来乞师，文程曰：“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复言：“好生者天之德，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于是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既败流贼二十万于山海关，我兵长驱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谕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诛者惟闯贼。师律素严，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师入北京，建议备礼葬明崇祯帝。时宫阙灰烬，百度废弛，文程收集诸曹册籍，布文告，给军备，事无巨细，咸与议焉。
以上见摄政王之所行，皆文程之所议拟。其尤为清一代永久惠民之政者，则立除明季加派一事，能立起人民乐生之心，而天下已大致定矣。至清一代竟能永行之，以不加赋为祖训，为定制，此则清之自有器量，能收名臣之用者，必其意度亦本与契合可想也。《文程传》又言：
明季赋额屡增，而籍皆毁于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于直省求新册，文程不可，曰：“即此为额，犹恐病民，岂可更求哉？”自是天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除天启、崇祯年间诸加派，民获苏息。
摄政王既定燕京，即派员率师先定山东、山西，盖由近渐及各省。明福王以五月戊子朔，由马士英以兵拥戴入南京，初三日即监国位，十五日进称帝，建号弘光。当拥立福王时，向时持清议者，皆以北都党案反复，王为郑妃孙，郑氏乃造成各案之主体，又以王失教无善行，意不欲赞定策议。为士英所胁，而诸不快意于清流者群和之，自始即挟有意见。以诸正人于拥立有异议，激王疏远正人，出史可法于外，以士英当国，起用阉党阮大铖，尽翻逆案。国事皆在马、阮，王又童昏，南都事不可为。而摄政王于六月十一日丁卯，与诸王大臣定议，建都燕京，遣使奉迎车驾。世祖以九月十九日甲辰，自正阳门入宫。十月乙卯朔，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颁大清《时宪历》。翌日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十日甲子，上御皇极门颁诏天下，大赦。乃议佐命开国亲郡王及满洲诸臣封爵，所司损益前典以闻，并察归降文武官绅。其先后轻重之序如是。诏中除宣赦外，悉属蠲除明季苛杂加派赋税。地亩钱粮，悉照前明会计录，自顺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额征解。盐法亦然。凡加派各饷，俱行蠲免。仍免本年额引三分之一。又自五月朔以前，所有本色折色各数十种款目钱粮，逋欠在民者，一律豁免。另一款亦系豁除逋征，当是指虽无民欠实据，亦概予豁除。至五月朔以后之蠲免，则大军经过地方，仍免正粮一半，归顺州县非经过者，免本年三分之一。关津商税普免一年。明末所增之商税，则永远豁免。曾经前明因兵灾全免钱粮之地方，仍予全免，不在免半及三分免一之例。近畿六十八卫军人，明时派供内廷柴炭，永免且禁私派，招商办买充用。京城行商车户佥派徭役，及北直、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截银，明末所已免派免解者，均照现行事例蠲除。京师东、中、西三城，因屯扎禁卫军人，不得已令官民之家迁让。其迁居之户，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处，概免租赋三年。南北城居家虽已迁徙，而房屋被人分居者，亦于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处，概免租赋一年。丁银不照原有定额，查核老幼废疾，并予豁免。军民年七十以上，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明季直省屯田司助工银两，准予豁免。直省漂流挂欠及明系浸没之钱粮，已经追比在官者，自五月朔以前事件，一律免追释放。经寇劫失之钱粮亦同。凡此皆从明末人民生计之苦，曲折体贴，又于明时已有之惠恤，不因现在加惠之通令，转有废阁。此开国第一恩诏，适合人民苦于征纳、思解倒悬之心理。与未入关前对待关内方法，截然不同。出以世祖登极诏书，实即摄政王听纳群言、熟察民瘼所得之结果。其余培风化、收人望，敬礼先代帝王贤圣，守护明代陵寝诸端，皆合中国旧来崇尚，无复夷风。摄政王乐引汉人，为满洲旧人所嫉，此亦其所收之效也。诏榜今尚有存者，《东华录》亦载全文，不能备录。《清史稿·世祖纪》已有所删节矣。
方世祖将即位时，明使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奉金币求和，为割地偏安计，不报。既继位后，逾两旬，以十月二十五日己卯，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进取江南。先清河南、北未服军民屯堡，所过悉平。阅数日，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西讨李自成。两王皆摄政王同母兄弟。英王直由绥德取延安州，断自成西窜之路。豫王自河南破自成于潼关，连败贼至西安，自成被迫东遁出陕。乃命豫王移师向江南，英王专剿自成。时在顺治二年四月。以是月十八日庚午，豫王师至扬州，谕明督师阁部史可法等降，不从。二十五日丁丑，克扬州，可法不屈见杀。五月初五日丙戌，清师渡江，明守将郑鸿逵等舟师溃，遂陷镇江，由丹阳、句容抵南京。初十日辛卯，明弘光帝先遁。翌日，马士英亦遁。南都士民拥狱中所囚崇祯太子出监国。十五日丙申，豫王至南京，勋臣赵之龙、阁臣王铎、部臣钱谦益等以城降。南都既下，明所以系人心者略尽。以后隆武之在闽，鲁监国之在海上，永历之在两粤、滇、黔，奔迸流离，苟存名号。士大夫之思用世者，争就新朝矣。
崇祯太子之狱，始于是年三月。弘光及马、阮，以北来之太子为伪，下之狱，而朝士多信为真。士民不慊于时政，亦诽议君相。其先于上年十二月，北都先见崇祯太子，清廷以为伪，杀之，并杀认太子为真者。至南中复见太子，史可法得北使左懋第等讯，知太子已被害于北，不附和继至之太子，朝士则谓可法受马、阮胁制而然。然余考之，北都太子实不伪，即南都太子非真也。（别有专论已出版，不复赘。）六月，明总兵田雄、马得功等执弘光献于豫王。闰六月，英王追李自成至湖广，穷窜入通城之九宫山，自缢死（从《明史·流寇传》）。是时，明唐王聿键即帝位于闽，建元隆武。鲁王以海称监国于浙。豫王多铎既克南京，并下杭州，旋召还，以贝勒勒克德浑代将。三年正月，又以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四川。至冬十一月，清军平闽，隆武帝殉。豪格亦斩张献忠于西充。会明遗臣复立桂王由榔于肇庆，改元永历。流寇张、李余孽巨万数，先后归之。南明之兵，多为寇孽，自隆武倚郑芝龙立国，郑氏即前时受抚之海寇。至永历，尽收张、李残寇，不收则无兵可作声势，收之亦无弹压之力，非惟不足图功，亦且备受屈辱。清对南明，亦用汉人为前驱，使相屠杀，是为吴、尚、耿、孔四王之兵。
吴三桂原为明将，所统为明之官军；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皆毛文龙旧部，亦盗类也。清用此诸军，自有八旗为中坚以临督之，其势自不敌。然犹亘十余年，终世祖之世，未能悉平南方。圣祖即位后，永历帝乃为缅甸所缚献，鲁王亦卒。自是无与清对立之明。以国统言，自康熙元年以后，始为真统一中国，在述清史者可认为主体，不复以清与明为分别之词矣。
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为根本外，余皆尚袭明制，几乎无所更改。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时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明祖立法，亦实有可以修明之价值，若闭关之世不改，虽至今遵行可也。故明之代元，史家极应研究其制作。清之代明，纲纪仍旧，惟有节目之迁流，自非详考不足标其大异之点。八旗制已有详考，余从略。其驭宫庭阉宦之法，清实大胜于明。但在世祖开创时，亦已模仿明制。十年六月，设内十三衙门，严为限制，令宦官不得过四品；十三年六月，又仿明祖立铁牌，禁内官干政。此皆有复蹈明阉祸覆辙之渐。十五年三月，有大学士陈之遴、前恭顺侯吴惟华，贿结内监吴良辅之狱。之遴、惟华流徙籍没，之遴遂死贬所，吴监被旨严饬，而世祖卒爱昵之。崩前五日，《实录》已书不豫，而是日尚幸悯忠寺，观吴监祝发，其为自知不起，令吴监避祸耶？抑自恐命促，令所爱代为出家，以媚佛求佑耶？二者必居一于此。要之世祖御世时，无改革阉寺之计。其处斩吴良辅及废十三衙门，乃世祖崩后，太后及辅政诸臣之意。此清史之所不详，见余《三大疑案考实》。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摄政自守臣节耳。
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薨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当时犹用帝礼，祔庙上谥，称成宗义皇帝，以称其实。乃未几以属下首告“王曾制八补黄袍，令与大东珠、朝珠、黑貂褂，潜置棺内”等事，坐以悖逆之罪。夫既以帝号加之，凡形式上之帝制，何者为不可犯，此与追尊之诏岂非矛盾？惟王与肃王不合，囚肃王致死而又娶其福晋。肃王为世祖长兄，于此事不无怀愤。又于顺治五年冬至，初次郊天恩诏，专称王为皇父，世乃传太后有下嫁摄政王之事。今见之笔墨者，惟明遗臣张煌言之《苍水诗集》有“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之句，确为当时人语。然苍水以邻敌在远，仇恨鄙夷，因传闻而作揶揄之词，难为信史。世所传则谓“春官”指礼部尚书，而其人则坐以钱谦益，以附会谦益之所以为高宗深恶，且传有谦益撰太后大婚诏文，清亡后顿见传播，而故老亦多信之。余考谦益未为礼部尚书，多尔衮称皇父时，谦益去世已久。且考《朝鲜实录》，当时有“拟议摄政称皇父”之语，并不涉及太后之下嫁，即其未奉大婚诏之明证。惟旧《东华录》议多尔衮罪时，有“身到皇宫内院”一语，或可为事有暖昧之据，但不必为太后有私，且有私亦与下诏大婚、公然称庆有别。以其坦然尊为皇父，转信其非有暧昧之惭，直如古者尚父、仲父之君尊其臣而已。此事详见余《三大疑案考实》，不具录。摄政王之身后获咎，固缘世祖之心有不平，亦因郑亲王济尔哈朗始本同为摄政，后以多尔衮功高，己为所掩，后于四年七月又停其辅政之职，而代以多尔衮之同母弟多铎。多铎于定天下实亦功高，先摄政而死，至摄政死后，郑王再起辅政，有报怨之心，益构摄政之罪。观高宗之为摄政昭雪，极道世祖冲年受惑，诬此贤王，则其子孙自有公论。要为开创时之一大反复，不可不纪者也。
当世祖时，南方尚未悉定，然朝廷已见开明之象。前七年为摄政代行，亲政以后，虽有攻异端、宠侧妃，不无太过之失，然资禀英明，不至妨政。世传世祖之崩御非实，乃缘爱宠董鄂妃，妃死而帝为僧以殉之，盖以媚佛宠妾并为一谈。余别有《世祖出家考实》，为三疑案之一，有以深明其不然。要其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宠妾而不以女谒苞苴干政，惟见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笃，萧然忘其万乘之尊，真美质也。自摄政王好延揽汉人，用陈名夏而南方名士多所荐起。亲政以后，政策仍前，由八旗掌握实力，天子则乐就汉人文学之士，书思对命，绰有士大夫之风，居然明中叶以前气象。正、嘉以后，童昏操切之习略无存者，天下忘其为夷狄之君焉。顺治朝，通摄政、亲政两时期观之，其有君人之度，略无更改。摘数事为例：
二年五月壬午朔：河道总督杨方兴进济宁州瑞麦，有三四歧者，有八歧、十歧者。得旨：“时和年丰，人民乐业，即是祯祥，不在瑞麦。当惠养元元，益加抚辑。”
是月丁酉，故明中枢张朝聘输木千章，助建宫殿，自请议叙。谕以“用官惟贤，无因输纳授官之理”。令所司给直。
三年七月壬戍：江西巡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张应景符四十幅，得旨：“凡致福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致效尤，其置之。”
四年正月丙午：河南巡抚吴景道以芝草产于嵩山，表贺，得旨：“政教修明，时和年稔，方为祥瑞。芝草何必称奇？”
八年正月己未，世祖将亲政之前一日，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等入奏事毕，上问曰：“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曰：“有。京师营建，用临清砖，土质坚细，遣官一员烧造，分派漕船装载抵通，又由五闸拨运至京，给与脚价。”上曰：“营造宫殿，京师烧砖，尽可应用，又费钱粮拨运，甚属无益。漕船远涉波涛，已称极苦，再令装载带运，益增苦累。临清烧造城砖，着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越三日壬戍，江西进额造龙碗，得旨：“朕方思节用，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
此可知入关以后，摄政与亲政时代无殊，皆能用中国贤明之君为法，定天下固自有气度也。明季习于苛敛，摄政时用范文程言，一切厘革。然乱世宵人，伎俩百出，尝试不已，非有明决之识，真实之意，辄为群小所眩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真知此意者少矣。顺治朝不肖疆臣，时时有规复加派之请，辄废黜不行。举例如下：
《国史·土国宝传》：五年五月，仍授江宁巡抚。苏、松、常三府白粮，明季佥民户输运，民以为苦，至是复明初官运制。国宝言：“民户一遇佥点，往往倾家。今改官运，一切皆给于官，而经费不敷。请计亩均派运费，民皆乐从。”谕曰：“佥点固属累民，加派岂容轻议？”下部察核，官运经费果不敷否。部臣言：“经费未尝不敷，惟严绝克减虚冒诸弊，则用自裕。”黜国宝奏不行。华亭县有义田四万八百余亩，明光禄寺署丞顾正心置以赡宗族助差徭者。国宝初抚吴，即令有司收其米四万三千余石给兵饷。及国宝降调以擅杀非阵擒之吴易党，降调，周伯达代为巡抚，以改充织造匠粮入奏。户部议：“今勘察义田在明时曾否题明，创置者有无子孙？”至是国宝以实复奏。户部尚书巴哈纳、谢启光等核议：“义田所以恤贫助徭，非入官之产，宜仍令顾正心子孙收获。至兵饷匠粮，皆有正项取给，其擅用义田米，责国宝偿还。”六年，国宝疏请加派民赋佐军需，给事中李化麟言：“加派乃明季弊政，民穷盗起，大乱所由。我朝东征西讨，兴师百万，未尝累民间一丝一粟。今国宝遽议加派，开数年未有之例，滋异日无穷之累。”上复黜国宝奏不行。
此皆摄政时事，后亦持之甚谨。终清一代，以永不加赋为大训，真所谓殷鉴不远，以实心行之，非高呼爱民，图一时宣传之用者比矣。明之余弊，窟穴于其中者迭试不已，能受善言乃能扑灭之。复举厂卫缉事之弊，再见一例：
《清史稿·季开生传》附《张国宪》，疏言：“前朝厂卫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锦衣为銮仪，此辈无能逞其故智。乃臣闻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赐画特典，内院重地，安所用其访察？城狐社鼠，小试其端，臣窃谓宜大为之防也。”疏入，下廷臣议禁止。得旨：“銮仪卫专司扈从，访役缉事，一概禁止。”厂卫之祸始息。
世祖善画，得自天授，侍从之臣，往往蒙赐，且见诸家记载。此赐画自必指此，亦见其禀质之美。
世祖朝为人诟病之政事，莫如圈地、逃人两事。此为国初瞻徇满人，不得不行之策。圈地尚止一时，督捕逃人，历时较久，相传为清朝之罪恶，不可不一述其真相。
（一）圈地。据《东华录》及《史稿·世祖纪》，谕户部清查无主荒地，给八旗军士，事始元年十二月丁丑。然在前十余日己未，顺天巡按柳寅东奏，已言清查无主地，面条陈其圈换五便，则朝议当已发动在前。考是年七月癸卯，太监吴添寿等请照旧例，遣内员征收涿州宝坻县皇庄钱粮。摄政王谕：“差官必致扰民，着归并有司，另项起解。”是为畿辅原有明代不属民有之地，发动于内监，思擅其弊薮，有此自效，而摄政王不从。近畿皇室及勋贵，本系占夺民间之地，已经积久，取以给入关之旗军，未为不合。自朝议将定，柳寅东始以圈换为请，则纷扰起矣。然亦图一劳永逸耳。寅东奏言：
无主之地与有主之地犬牙相错，势必与汉民杂处，不惟今日履亩之难，日后争端易生。臣以为莫若先将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满洲自占一方，而后以查出无主地，与有主地互相兑换，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可。盖满洲人共聚一处，阡陌在于斯，庐舍在于斯，耕作牧放，各相友助，其便一；满人汉人，我疆我理，无相侵夺，争端不生，其便二；里役田赋，各自承办，满汉各官，无相干涉，亦无可委卸，其便三；处分当，经界明，汉民不至窜避惊疑，得以保业安生，耕耘如故，赋役不缺，其便四；可仍者仍，可换者换，汉人乐从，其中有主者归并，自不容无主者隐匿，其便五。
此奏下户部详议速复，越十余日，谕行清查拨给，则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为言，则用寅东策矣。是为圈拨所由起。若但拨无主地，即无所谓圈矣。
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土地，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然此等土地，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
圈而后拨，其兑换能否公平，当视承办之长官。然动必有扰，自不可讳。至外省驻防，亦有故明藩府庄田等在。又有满兵初到，秩序未定，如韩慕卢所记苏州城内所居里为旗兵圈占之事，此尤军兴时之变态，不足论矣。夫圈地之扰，若清代竟永远行之，其国祚必不能如此之久。当开国时不得已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羞恶是非之心。至后来之永停圈地，则在康熙年间。其时亲贵已渐就范，不需屈法以奉之，故于康熙二十四年，有顺天府尹张吉午一奏，户部不敢议准，而圣祖特旨俞允，此可见圈地一事之可已则已，清于病民之政，实未尝如明代之甚也。
《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戍，户部议复顺天府府尹张吉午奏，请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间开垦田亩，永免圈取，应不准行。上谕大学士等：“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如旗下有当拨给者，其以户部见存旗下余田给之。”
（二）逃人。当清室在关外，为明建州卫时，往往掠汉人为奴，视为大利。被虏者逃至朝鲜，朝鲜辄解送中国，建州恨之，时为寇于朝鲜，以为报复。此积世纠缠之事，具见《朝鲜实录》。太宗既以兵力压伏朝鲜，乃严约不许解送，而汉人尚有逃入朝鲜以求庇者，朝鲜涕泣拒之。或有不忍坐视中国人为奴，私自纵还中国者，清必予以重罚。是为满洲督捕逃人旧法。入关以后，各旗风习如故，所欲得保障于国家者，以有逃人法为最要。而其时则情伪又不同。因立法之严，有冒充逃人以害良善之事，故清初以此事为厉民之大者。世祖虽知之，时方用八旗之力以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也。《史稿·李裀传》独详此事，录如下：
八旗以俘获为奴仆，主遇之虐，辄亡去。汉民有愿隶八旗为奴者，谓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议：“匿逃人者给其王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原议上。十二年，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谓满洲役使军伍，犹兵与民不得不分；州县追摄逃亡，犹清勾逃兵，不得不严核，是已。然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汹惧，有伤元气，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当思其何利乎隐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东人为奇货，挟以为囮，殷实破家，奴婢为祸，名义荡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贡赋，杀一人即伤一人之培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今乃用逃人法戕贼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况至三万之多。其非尽怀乡土、念亲戚明矣。不思恩义维系，但欲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审赴质，道路驿骚，鸡犬不宁，无论其中冤陷实繁，而瓜蔓相寻，市鬻锒铛殆尽。日复一日，生齿凋残，谁复为皇上赤子？可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为然，饥民流离，以讥察东人故，吏闭关，民扃户，无所投止。嗟此穷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毙？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踯躅于郊原，老稚僵仆于沟壑，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东西迫逐，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招抚不遑，本我赤子，乃驱之做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臣谓与其严于既逃之后，何如严于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过鞭责。请敕今后逃人初犯即论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杀之，当仿窃盗刺字之例，初送、再逃，皆于面臂刺字，则逃人不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后十余日，下王大臣会议，佥谓所奏虽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上弗许，改议杖徙宁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阳堡，逾年卒。上深知逃人法过苛，重绌王大臣议罪裀。十三年六月，谕曰：“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之抚养，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特立严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童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尔能容彼身，彼自体尔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日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十五年五月，复谕曰：“督捕逃人事例，屡令会议，量情申法，衷诸平允。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治罪。”逃人祸自此渐息。
《裀传》所载，其奏疏见蒋氏《东华录》，而王《录》不载。世祖两谕，则王《录》有之，蒋《录》所未收也。想是王所据《实录》不书裀奏，盖不欲彰当时之过。裀意重治逃人，并不责旗下主家，而已为满人所忌恨如此。可见入关后之逃人，绝非关外时之比。乃恃国家设立重法，而旗下奸人与民人之黠者，合成讹诈之局。原立法止罚重窝逃，不深究逃者，正欲保护还归之家奴仍为旧主操作。奸人于是专放囮诱，投殷实之家寄宿，即以窝主诬之，以遂其索诈取盈之计。故重处逃人，即奸民有所畏而不敢为旗下之囮也。顺治间人文字中，涉逃人者颇多，不能备录。惟其渐次救正，《裀传》言由于世祖之两谕，观其事实，则顺治朝犹未改督捕之功令，至康熙时乃并无所事于督捕，则弊根为已拔矣。兹先详督捕衙门之设立。
《史稿·魏琯传》：“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琯疏言其不便时琯为大理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董其事。”
即以琯为督捕右侍郎。见《东华录》十一年正月甲辰，《琯传》失载，《贰臣·琯传》亦失载。
《国史·吴达礼传》：“十一年正月，上以八旗逃人日众，增设兵部督捕侍郎、郎中、员外、主事等官，另置廨署，专理缉捕事，擢吴达礼为左侍郎。”
《史稿·职官志》兵部下：“十一年，增置督捕满左侍郎、汉右侍郎各一人，汉协理督捕太仆寺少卿二人。寻改左右理事官，满、汉各一人。满、汉郎中各一人。员外郎满洲七人，汉军八人，汉一人。堂主事，满洲三人，司主事一人（十四年增一人），汉主事六人，司狱二人，分理八司（当是旗各一司），掌捕政（三营将弁隶之）。十二年，增置督捕员外郎八人（旗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督捕侍郎以次各官，并入刑部。刑部止设督捕司，掌八旗及各省逃亡。”
顺治朝以八旗逃人为一大事，至兵部内专设衙门，而以京畿巡捕三营隶焉。官职繁多，其徇各旗王公之意，无所不至。魏琯以职掌论逃人事，流徙尚阳堡；李裀以科臣言此事继之，俱死戍所。王大臣言所奏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是论罪并不依律，但旗人以为“可恶”，即当“论死”耳。世祖亦曲从之。俾言逃人事者多死于戍所，故逃人事实为清初秕政。但至康熙中叶，已尽革此衙门，并刑部仅为一司，所掌乃与各省应捕逃犯为同等，且旗下竟无逃人案，督捕司对旗务，转以防禁旗人无故离京为专责，则立法已平。旗人无所利于逃人，国法亦无所庇于纵逃之旗人，此事自然消灭。则一时之弊害，特国基未固时有此，尚非一朝怙恶不悛之事，如明之厂卫阉人比也。
世祖朝于明季朋党相攻，概不愿理其说。冯铨为阉党而首先召用，至言官交攻，辄罪言者。当时用铨，取其明习故事，内阁票拟等明之旧法，由铨复行之。从前邪正派别，固非所当问，又其招降纳叛，封赏不吝，且持之以久，要之以信，降人封爵，直至清亡而始与同尽者甚多。此亦见定天下之气度，能使武夫悍将、流贼余孽，释甲来归，功名可保，既降者心安，未降者亦知劝。检《史稿·封爵表》，一一可见。举一最显之事为例，如牛金星为李自成丞相，明国亡君殉，皆系此寇。当贼据燕京时，金星以伪相之威福，纪载洋溢；逮寇灭之后，金星归宿，世颇忘之。《史稿·季开生传》附《常若柱》，乃悉金星入清之仕履，并世祖之优容焉。《若柱传》如下：
若柱疏言：“贼相牛金星，杀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宜婴显戮。乃复玷列卿寺，靦颜朝右。其子铨，同父做贼，冒滥为官，任湖广粮储道，赃私巨万。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得旨：“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遂罢归。
以纠举贼党为不合理而削职，似乎奖奸，然其时天下扰攘，方事招徕，以散乱党。若柱，陕西蒲城人，顺治四年进士，自庶吉士改给事中，则此必改官后所奏，事在世祖亲政前后。招降之事方急，所以待牛金星者如此，愿归者可以无疑矣。此所谓“雍齿且侯，吾属无患”。汉高祖所以为豁达大度，如此类矣。金星父子甘就此不重要之官，正新朝所视为奇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