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然而今尚无有也。盖今始创为之。
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太宗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夫太祖之训，亦实是用夷法以为治，无意于中夏之时，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后人亦可谓之乱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则凭借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谓大有造于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说，在中国有极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资束缚者不少耳，而国人或自以为已别有信仰，脱离崇儒之范围，此亦不自量力之谈耳。
凡昔人所纪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鲜之与清太祖、太宗同时所闻，皆非身入其中，语不足信。而清代官书，则又抹杀实状。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颇难措手。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之始，起于十人之总领。十人各出箭一枝，牛录即大箭，而额真乃主也。此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万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遗甲十三副起事，自后即有牛录额真之部伍。吞并渐广，纠合渐多，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乃扩一牛录为三百人，而牛录额真遂为官名，盖成率领三百人之将官。当时有四牛录，分黄、红、蓝、白四色为旗，盖有训练之兵千二百人矣。
征服更广，招纳更多，一牛录三百人之制不变，而牛录之数则与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后于乾隆时改叶赫外皆已统一，且蒙古、汉人亦多有降附。盖十四年之间增至四百牛录，则为百倍其初矣。于是始设八旗。蒙、汉虽自为牛录，犹属于一个八旗之内，而八旗之体制则定于是。后来蒙、汉各设八旗，不过归附之加多，于八旗建国之国体毫无影响。此《会典》及《八旗通志》等官书所能详，无庸反复钩考矣。
《武皇帝实录》：“辛丑年：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管属。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于是以牛录厄真为官名。”
又，乙卯年：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五牛录立一扎拦厄真。五扎拦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
《武录》文本明了，不明则附注，颇详原始。其后改修《高皇帝实录》，屡修而屡益不明。
《八旗通志》：“太祖高皇帝初设四旗。先是，癸未年，以显祖宣皇帝遗甲十三副征尼堪外兰，败之。又得兵百人，甲三十副。后以次削平诸部，归附日众。初，出兵校猎，不论人数多寡，各随族长屯寨行，每人取矢一，每十人设一牛录额真领之。至辛丑年，设黄、白、红、蓝四旗。旗皆纯色，每旗三百人，为一牛录。以牛录额真领之。（原案云：谨案是年为编牛录之始，嗣后设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等官。梅勒章京等名，自天聪八年四月辛酉始定。惟固山额真存。雍正二年，以八旗都统印信“额真”二字作主字解，非臣下所得用，改为固山谙班。兹谨按年月，于改定以后书新名，改定以前仍旧称，以昭初制。）甲寅年《实录》作乙卯，始定八旗之制，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种，为八旗。（原注：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每三百人设牛录额真一，五牛录设甲喇额真一，五甲喇设固山额真一，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各一，以辖满洲、蒙古、汉军之众。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
以上三百有八牛录中，有满洲蒙古牛录，当是满、蒙混合之牛录。七十六蒙古牛录，则为纯粹之收编蒙古牛录。当设四旗时，牛录额真以上，无统辖之上级官，知其初即以一牛录为一旗。后来牛录之数滋多，甲喇、固山，层累而上，亦必不俟乙卯而始有上级之统辖，特至乙卯始勒定制度耳。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下之体制。终太祖之世，坚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为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有为君之乐。己身本在八大贝勒之列，渐致超乎八贝勒之上，而仍存八贝勒之名。既涂饰太祖之定法，又转移八家之实权，其间内并诸藩，所费周折与外取邻敌之国相等，然其遗迹不能尽泯。至世宗朝而后廓然尽去其障碍。盖以前于太祖设定之八家，能以其所亲子弟渐取而代之，至世宗则并所亲之子弟，亦不愿沿袭祖制，树权于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费周章者也。
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分字去声。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此所谓八分，亦只存太祖时建立八家之迹象。八分为旧悬之格，无固定之八家，故宗室尽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
《宗人府事例》封爵：“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案语云：谨案天命年间，方立八和硕贝勒，共事议政，各置官属，凡朝会燕飨，皆异其礼，赐赉必均及，是为八分。天聪以后，宗室内有特恩封公，及亲王余子授封公者，皆不入八分。其有功加至贝子，准入八分。如有过降至公，仍不入八分。”
八和硕贝勒，世无能尽举其名者。实则其名本未全定。且和硕贝勒亦本无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硕贝勒为称，亦竟无八人之多。盖许为旗主，即称为和硕贝勒，即未必许为旗主，对外亦常以八和硕贝勒为名号，此皆由太祖定为国体，不得不然。入关以后，乃不复虚称八和硕贝勒。但旗主之实犹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
《东华录·太宗录》首：“丙辰年，太祖建元天命，以上及长子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弟贝勒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并为和硕贝勒。国中称代善大贝勒，阿敏二贝勒，莽古尔泰三贝勒，上四贝勒。”（《国史》旧《代善传》，载此事尽同。）
据此，八和硕贝勒中，有明文授此爵者为四人，而太宗居其一，且以齿为序而居最后。今考之《太祖实录》，则并无此明文。而天命元年未建号以前之劝进，已称“由此四大贝勒为领袖”，则以为建元时授此爵者，亦不成文之赏典也。《东华录》所据之《实录》云然，仍以《东华录》证之：
《东华录·太祖录》：“天命元年丙辰（明万历四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贴黄），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侍卫阿敦、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额尔德尼前跪，宣读表文，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于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贝勒诸臣行三跪九叩首礼。上复升御座。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庆贺礼，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时上年五十有八。”
《录》载此时，已序大、二、三、四贝勒，则以四人为和硕贝勒，应早在其前。又以此四贝勒冠八旗贝勒之上，似四大贝勒之分，高出八旗。此皆昧乎太祖时八旗八和硕贝勒之事实。
乾隆四年修定之《太祖高皇帝实录》，大致与《东华录》同。而所叙四大贝勒，则更含混至不可通。
《录》云：“丙辰正月壬申朔，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八旗贝勒大臣。……”此以“四大贝勒”四字当太宗，若不知太宗与诸兄合称四大贝勒者。愈改愈不合。《武皇帝实录》最近真相。
《录》云：“丙辰岁正月朔甲申日误。应从后改本作壬申，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太祖升殿，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东虾虾为满语侍卫、厄儿得溺榜式榜式即巴克什。皆由汉文博士之音译。后来作笔帖式，亦此音变。接表，厄儿得溺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建元天命。于是离坐，当天焚香，率诸王臣三叩首，转升殿。诸王臣各率固山叩贺正旦。时帝年五十八矣。”
统称“八固山诸王”，固山即旗。当时自表尊大，对汉称王，对满称贝勒，原无差异，但系随意自尊，无所谓爵命。于太祖则尊之曰皇帝，八旗旗主亦皆称王，皆随意为之之事。所叩贺者原系正旦，亦更不知有登极之说。自此以下，更不言于诸王有所封拜。而代善以下四人，则于后此二年，时已当天命三年，直犯明边，袭破抚顺清河时，称之曰大王、二王、三王、四王，从此常以此为称。则当天命初年，实于八固山中，尤重视此四子则确矣。
清一代封爵制定，原无和硕贝勒一爵。盖自崇德改元，始有模仿帝制之意，而封爵有亲王之名，即仿明制。后更斟酌明宗室封爵，定为十四等。等级较明为多，而待遇实较明为薄。明皇子必封亲王，且有国可就，亲王诸子又必封郡王。清皇子封王，除开国八王外，例不世袭，迄光绪中叶以前，破例止一次，即世宗所特异之怡贤亲王也。封王无国，虽其降袭多贝勒、贝子两等，然皇子受封，或仅封公而并不得贝子，虽亦旋有晋等，乃以示功过赏罚之权，无子孙必贵之例。此亦见清开国以后，能以明宗禄之病国为戒，自为长治久安之虑。而天聪以前之所谓和硕贝勒，实即后来之亲王，且即与国君并尊。此非详考不能见也。
清宗人府封爵之等十有四：一和硕亲王，二世子，三多罗郡王，四长子，五多罗贝勒，六固山贝子，七奉恩镇国公，八奉恩辅国公，九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一镇国将军，十二辅国将军，十三奉国将军，十四奉恩将军。皇子之封，降至辅国公世袭。亲王以下余子之封，必考授，且降至奉恩将军乃世袭。
明《诸王传》首：明制，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诸子年十岁，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皇子皆世袭亲王，亲王诸子皆世袭郡王，郡王诸子乃降至奉国中尉世袭。
观清代所定宗室封爵，和硕之号止冠于亲王，贝勒所冠之号止有多罗字样，与郡王同。又崇德以前，清不封亲王，崇德改元，仿明制而封亲王，并稍定亲王以下之宗室封爵。顺治九年，始仿明制，设宗人府，即于此时，斟酌明宗人府所掌封爵之制，而行清一代之制。其先，清之大政，皆出八和硕贝勒所议行。宗人府所掌其一也。
《清史稿·职官志》宗人府：“初制，列署笃恭殿前，置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顺治九年，设宗人府。”
此所叙宗人府之原始，乃天聪以前事。笃恭殿为天聪以前原名。笃恭殿前之列署，乃天聪以前之旧制。太祖都沈阳后，以迄天聪，所建宫阙，无外朝与内廷之别。笃恭殿即正寝，亦即正朝。所谓列署，即殿前东西各五楹之屋。崇德二年，始建外朝，以宫前已临大道，无地可拓，乃于宫之东别建一殿，谓之大正殿，左右列署十，而笃恭殿亦改名崇政殿。左右屋但名朝房，不为列署。凡此因陋就简，皆见清创业时，实亦能撙节以养战士，无致美乎宫室之意。
《清一统志》盛京宫殿：“大政殿在大内宫阙之东，崇德二年建，国初视朝之大殿也。殿制八隅，左右列署十，为诸王大臣议政之所。又大内宫阙在大政殿之西，南北袤八十五丈三尺，东西广三十二丈二尺。正门曰大清门，崇德元年，始改国号曰清，则此门名，亦太宗时所定。太祖时， 于门砌旁设谏木二，以达民隐。朝房东西楹各五。旧制：正殿曰崇政殿，原名笃恭殿。”
当清代未有宗人府、未定封爵制之前，并崇德未改元、未知模仿帝制之前，所谓贝勒，乃沿女真旧有尊称，所谓和硕，据满洲语译汉为方正之“方”字。初以此为美名而取之，其后则贝勒之上既累亲王、郡王两级，仍以和硕冠亲王，明乎亲王即以前之贝勒也。后来之贝勒止冠多罗，与郡王同号。多罗在满语译汉乃“理”字，以此冠贝勒上，明乎后来之贝勒非以前之贝勒也。
四大贝勒称和硕贝勒，原非若后来有封册之典。考清《国史》清初宗室《济尔哈朗传》：“幼育于太祖宫中，封和硕贝勒。天命十年十一月，同台吉阿巴泰等，援科尔沁有功。”叙封和硕贝勒在天命十年前，则济尔哈朗乃太祖时和硕贝勒，见有明文者。自太祖之子侄，除四大贝勒外，皆称台吉。惟太祖长子以诛死之褚英，其长子都督后改杜度，以天命九年封贝勒。代善一子岳托，二子硕托，三子萨哈廉，太祖七子阿巴泰，十子德格类，十二子阿济格，俱天命十一年封贝勒。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俱云初封贝勒，不书年，当俱是天命十一年太祖崩后。盖其时多尔衮年方十五，多铎方十三，其母被太宗逼从太祖死时，犹以此二子托于诸王，则其先固未有分府置官属之机会。而于太宗之嗣位，已以贝勒之名义，在誓告天地之列。又太宗长子豪格，初封贝勒，天聪二年，晋和硕贝勒。豪格之封贝勒，亦当是太祖崩时。《传》言其以从征蒙古功，不过叙所以封之之故。豪格亦与于太宗嗣位誓告诸贝勒之列，盖皆一时事。凡预于誓告者，亦尽于以上数人。其杜度之贝勒，《传》称封于天命九年。是年二月十五日，与科尔沁盟时，杜度尚称台吉，或封贝勒在其后。济尔哈朗之封和硕贝勒，《传》叙在天命十年前，然十一年四月初九，领兵收喀尔喀人民，尚称济尔哈朗为台吉，则《传》文亦未必尽确；即使确矣，太祖诸子侄中，亦惟济尔哈朗一人，为天命年间四大贝勒以外之和硕贝勒。合之天聪间豪格为和硕贝勒，清一代为和硕贝勒者，不过六人。豪格尚不在天命间，则所云天命间之八和硕贝勒，皆为口语随意所命，无明文可据。凡为八固山之主，即是和硕贝勒，故求八旗之缘起，但当考其旗主，不当拘和硕贝勒之爵以求其人也。
天命间，既以八和硕贝勒为后来永远隆重之八分，至天聪间，四贝勒已为君矣。然《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戊子朔，上御殿，命孔有德、耿仲明与八和硕贝勒同列于第一班行礼。此时第一班仍为八和硕贝勒，尤可见八和硕贝勒为八分之通名，既非天命间原有之人，当时四大贝勒原人，惟大贝勒在列，二贝勒四年幽禁，三贝勒六年死，四贝勒正位为君。至八固山之贝勒，则两黄、正蓝，又归太宗自将。所云八和硕贝勒，其为永存之空名可知矣。
《八旗通志·蒙古佐领缘起》云：“天聪八年六月，以和硕贝勒德格类、公吴讷格，所获察哈尔国千余户，分给八旗。”德格类本传不言其为和硕贝勒，而《八旗通志》中有此文。又《东华录》于德格类死时，亦书其衔为和硕贝勒。恐皆口语所命。而德格类之未尝独主一旗，但入其同母兄莽古尔泰之正蓝旗为贝勒，则自有证据详后，今且先详旗主。
八旗亦称八固山，此清代一定之制。然《太祖实录》中一见“十固山执政王”之语，此非八旗之制曾有改移也。所叙为与蒙古喀尔喀五部誓词，中称“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盖对外应具名者有十人，而此十人皆为旗主，知当时必有一旗不止一主之旗分。此应拈出，以征旗主之或有歧异。
《武皇帝实录》：“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帝令厄革腥格、褚胡里、鸦希谄、库里缠、希福五臣，赍誓书，与胯儿胯后改喀尔喀部五卫王等，共谋连和。同来使至冈干色得里黑孤树处，遇五卫之王，宰白马乌牛，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对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国同心，故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今与胯儿胯部五卫王等会盟，征仇大明，务同心合谋；倘与之和，亦同商议。若毁盟而不通五卫王知辄与之和，或大明欲散我二国之好，密遣人离间而不告，则皇天不祐，夺吾满洲国十固山执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大明欲与五卫王和，密遣人离间，而五卫王不告满洲者，胯儿胯部主政王都稜洪把土鲁奥巴歹青，厄参八拜阿酥都卫蟒古儿代，厄布格特哄，台吉兀把什都稜，孤里布什代，大里汗蟒古儿代歹弼东兔叶儿登褚革胡里，大里汉把土鲁恩革得里，桑阿里寨布打七都稜，桑阿力寨巴丫里兔朵里吉，内七汉位征，偶儿宰兔布儿亥，都厄滕厄儿吉格等王，皇天不祐，夺其纪算，血出土埋暴骨亦如之。吾二国若践此盟，天地祐之。饮此酒，食此肉，寿得延长，子孙百世昌盛，二国始终如一，永享太平。”
《武录》此誓词，后经修改，删除太不雅驯之文，俱不足论。其“十固山执政王”，乾隆修《高皇帝实录》，改作“十旗执政贝勒”，尚存原义。《东华录》于第一见处，改作“八旗执政贝勒”，第二见处删去，则窜改无迹。若由王（先谦）氏以意所改，则太谬妄矣。
后复有“帝与诸王焚香祝天，昆弟勿相伤害”事。其所谓诸王，恰得八人，其四即四大贝勒，似此八人即所谓八和硕贝勒。但亦是一时之事。终太祖之世，所定八固山之贝勒，非此八人也。惟此祝词于清父子兄弟中大有关系，录如下：
《武皇帝实录》：“辛酉，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蒙天地父母垂祐，吾与强敌争衡，将辉发、兀喇、哈达、夜黑，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征仇国大明，得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遽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祐之，俾子孙百世延长。所祷者此也。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此祝词以名告天者，自是国之主要人物。其人则四大贝勒之外，有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四人之名，正合八固山之数。此后有大事具名者，又不定是此八人，且太祖遗属中之各主一旗者，若多尔衮，若多铎，皆不在内，则八和硕贝勒随时更定，今尚非确定也。惟其告天之词，谓子孙有不善者，待天自灭之，勿自开杀戮。一念操戈，即天夺其算，又请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据此云云，乃忏其既往操戈之悔也。后来改本，渐隐约其词，无此显露。至《东华录》则全无此文。要其子弟中先有推刃之祸，则可信矣。今以明朝纪载证之，太祖一弟一子，皆为太祖所杀，而《清实录》讳之。
《从信录》：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奴儿哈赤杀其弟速儿哈赤，并其兵，复侵兀喇诸部。《通纪辑要》文同。
黄道周《建夷考》：“初，酋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垅而议，既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兄死，弟私三都督（兀喇）。酋疑弟二心，佯营壮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怅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酋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囚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从信录》万历四十一年末，引《建夷考》，有云：“御史翟凤翀新入辽，疏称奴酋……长子洪巴兔儿一语罢兵，随夺其兵柄，囚之狱。”
速儿哈赤，《武皇帝实录》作黍儿哈奇，后改舒尔哈齐。太祖杀之而并其兵，复侵兀喇诸部，盖速儿哈赤有私于兀喇，故杀之也。石斋谓奴酋有“一兄一弟”，此属传闻不确。太祖有四弟，同母者二，其母弟雅儿哈齐先卒无嗣，或以此误传为太祖之兄。至舒尔哈赤之不得于太祖，则《清实录》自有可征。石斋谓“私三都督”，三都督殆谓兀喇酋布占泰。太祖图兀喇，舒尔哈赤辄保持之。太祖兄弟之后母为兀喇女，太祖不得于后母，或舒尔哈赤不然。至布占太为乌喇酋，以其妹配舒尔哈赤。又舒尔哈赤两女，先后嫁布占太。太祖志灭兀喇，舒尔哈赤屡掣其计，以《清实录》证之：
《武皇帝实录》：“丙申年（万历二十四）十二月，布占太感太祖二次再生，恩犹父子，将妹滹奈送太祖弟黍尔哈奇贝勒为妻。即日设宴成配。又戊戌年（万历二十六）十二月，布占太不忘其恩，带从者三百来谒。太祖以弟黍尔哈奇贝勒女厄石太妻之，盔甲五十副，敕书十道，以礼往送。”
己亥年万历二十七，速尔哈赤已有被太祖怒喝之事，见《实录》，尚系征哈达，而非征兀喇。意速尔哈赤于并吞建州近族之外，对海西用兵已不踊跃。其袒兀喇而得罪者则如下：
《武皇帝实录》：“丁未年万历三十五，东海斡儿哈部蜚敖城主策穆德黑谒太祖曰：‘吾地与汗相距路遥，故顺兀喇国主布占太贝勒。彼甚苦虐吾辈，望往接吾等眷属，以便来归。’太祖令弟黍儿哈奇与长子烘把土鲁贝勒、次子带善贝勒，与大将非英冻、虎儿憨后改扈尔汉等率兵三千，往蜚敖搬接。是夜阴晦，忽见旗有白光一耀。众王大臣尽皆惊异，以手摩之，竟无所有。竖之复然。黍儿哈奇王曰：“吾自幼随征，无处不到，从未见此奇怪之事，想必凶兆也。’欲班师。烘把土鲁、带善二王曰：‘或吉或凶，兆已见矣，果何据而遂欲回？此兵一回，吾父以后勿复用尔我矣。”言讫，率兵强进。至蜚敖城，收四周屯寨约五百户，先令非英冻、虎儿憨领兵三百护送。不意兀喇布占太发兵一万截于路。虎儿憨见之，将五百户眷属扎营于山岭，以兵百名看守，一面驰报众贝勒，一面整兵二百，占山相持。兀喇来战，杀其兵七人，我兵止伤一人。是日未时，三王兵齐至，烘把土鲁、带善二王，各领兵五百，登山直冲入营。兀喇兵遂败。时追杀败兵之际，黍儿哈奇贝勒原率五百兵落后立于山下，至是方驱兵前进，绕山而来，未得掩杀大敌。及班师，太祖赐弟黍儿哈奇名为打喇汉把土鲁，出燕即烘把土鲁之名。后改褚英名为阿儿哈兔后为广略贝勒土门，带善名为古英把土鲁。常书、纳奇布二将，负太祖所托，不随两贝勒进战破敌，领兵百名，与打喇汉贝勒立于一处，因定以死罪。打喇汉把土鲁恳曰：“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太祖乃宥其死，罚常书银百两，夺纳奇布所属人民。”
速儿哈赤之不欲与乌喇战，太祖之欲杀二将以示惩，皆为明纪载杀速儿哈赤，并其兵，复侵兀喇佐证。常书、纳奇布二将，殆即石斋所谓“二名裨”。此时不死，或后终不免。
《武皇帝实录》：“辛亥年万历三十九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打喇汉把土鲁薨，年四十八。”
《实录》不书杀，然于太宗朝《实录》书太祖坐舒尔哈齐父子罪。《太祖实录》尚未见，录《东华录》：
天聪四年崇祯三年，议舒尔哈齐子贝勒阿敏罪状十六款，第一款：贝勒阿敏，怙恶不悛，由来久矣。阿敏之父，乃叔父行，当太祖在时，兄弟和好，阿敏嗾其父，欲离太祖，移居黑扯木。太祖闻之，坐其父子罪，既而宥之。及其父既终，太祖爱养阿敏，与己子毫无分别，并名为四和硕大贝勒。及太祖升遐，上嗣大位，仰体皇考遗爱，仍以三大贝勒之礼待之，此其一也。
据此，则太祖确曾罪舒尔哈齐父子。所云“移居黑扯木”事，《太祖实录》未见，至天聪间，议阿敏罪时始涉及，可知为当时不欲宣布之事。四大贝勒之名，在天聪间成三贝勒，太宗不欲复居旧名矣。
至烘把土鲁之为诛死，《武皇帝实录》但于戊申年万历三十六三月，书阿儿哈兔土门及侄阿敏台吉，克兀喇部异憨山城后，遂不复见。后来修《高皇帝实录》，乃于乙卯年万历四十三闰八月乙巳朔，增书：“皇长子洪巴图鲁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英薨，年三十六。”似亦非凶死也者。然《宗室王公传》褚英本传则云：“乙卯闰八月，以罪伏诛，爵除。”则清国史中原未尽讳，特《实录》讳之耳。清室世世以褚英之后为有仇视列帝，欲为乃祖报仇之意，又深明太祖父子之不相容，明代之说益信。
《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辛丑，幽系肃亲王豪格。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内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又，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废皇太子允礽，累日谕旨，其中庚寅谕有云：“昔我太祖高皇帝时，因诸贝勒大臣讦告一案，置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于法。”丙午谕又云：“苏努自其祖相继以来，即为不忠，其祖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燕，在太祖皇帝时，曾得大罪，置之于法。伊欲为其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事。”
雍正朝上谕八旗：“四年二月初五日，允祉、允祺、允祐奏，将所奉皇考谕旨，恭录缮奏。从前拘禁二阿哥时，皇考召众阿哥入乾清宫谕，有曰：‘八阿哥潜结党与，苏努、马齐等俱入其党。’观此可知苏努、马齐自其祖父相继以来，即为不忠。苏努之祖，即阿尔哈图土门贝勒也，在太祖时因获大罪被诛。马齐之祖，原在蓝旗贝勒属下，因蓝旗贝勒获罪，移置于上三旗。伊等俱欲为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事。”
以上因八贝勒告天祝词，考及太祖之推刃子弟，是为天命六年之八贝勒，于四大贝勒外所具名者，为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四人。及七年三月初三日，更由太祖明示八固山共治国政之国体：
《武皇帝实录》：“壬戌，天命七年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八固山王等问曰：‘上天所予之规模，何以底定？所赐之福祉，何以永承？’（近重译满洲老档，亦有此段。其首数语直云：“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倘易位之时，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难任彼意也。至于八王理国政时，或一王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者，七王当会其意而发明之。如己无能，又不能赞他人之能，但默默无言，当选子弟中贤者易之。更置时如有难色，亦不可任彼意也。八王或有故而他适，当告知于众，不可私往。若面君时，当聚众共议国政，商国事，举贤良，退谗佞，不可一二人至君前。’”
此段文字，为太祖制定国体之大训，非太宗所心愿，故后来悉逐渐变革之。然于修《实录》时，犹不能不多存几分原意，因当时诸王之亲受命者尚多也。要其字句中，或已有所抑扬损益，以就己意，而所载犹如此。近译满洲老档，于不关要旨之文，多出若干，其紧要眼目，转不清楚，盖译者之不解事也。《实录》亦从满文翻出，且为天聪年间原翻，其文乃较后翻者为更无讳饰，则竟读《实录》，无庸重录老档译文矣。今详其意，太祖谓嗣我为君，恐挟国君之势而获罪于天，且一人不及众智，惟八人为八固山王，可以无失。此则明诏以八旗旗主联合为治，无庸立君矣。下更言，即以才德能受谏者，可推为领袖，但一不合众意，即可更易，尤不能任其不愿易位而容其恋栈。更言八王在本固山中，有循默无能者，亦于本旗子弟中选人更代，亦不容其恋栈不让。末言八人公议，不得一二人挟领袖之意专断。据此，知八旗共治，可以无领袖，即贤能为众所推而作领袖，要为众议更易，即须更易，不许恋栈。是推选之制及去留之权，仍操自八旗之公决，则绝非太宗后来之自即尊位法也。太宗既改父政，钳以强权，人不敢言，此正太祖之所谆谆不许者，宜后来多尔衮摄政时有“太宗即位，原系夺立”之语也。
《东华录》：顺治八年二月己亥，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有云：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
康熙间修《太祖圣训》，大约皆粗浅之修、齐、治、平语，又多引中国史事，连篇累牍，数典过于儒生，此必为后来增饰之文。乾隆修《高皇帝实录》，多据以增入，《武皇帝实录》所未有也。太祖之八固山训典，至天命十一年六月下旬，尚有一最切要之谕，《实录》且言其口语既毕，又书其词与诸王。然则此为成文训典，八固山所均受。太宗修《实录》时，未能摈弃，即乾隆更修《高皇帝实录》，亦尚不过稍润其文，至《东华录》乃大删节。未知王氏以意为之，抑另据他本？夫天命十一年六月之末，实为太祖末命。《武皇帝实录》虽亦于七月二十三日，始书帝不豫，然七月二十三之上，并无书事，直接此末命训词。乾隆修《高皇帝实录》，乃于其间夹入七月乙亥（初三日）两长谕。其词皆老生常谈，必系后来以意添补，隔断其紧迫之迹。考明人纪载，于是年二月，袁崇焕宁远之捷，奴酋受创而回，愤懑疽发背卒。朝鲜人纪载，且谓太祖攻宁远，受伤遂卒。《清实录》载，太祖亦自言一生未遇之败，大怀忿恨。则明与朝鲜所纪，当非尽诬。其间尚有用兵蒙古获胜一事，乃太宗射死巴林部酋长之子囊取，蒙古畏服来归，喀尔喀五部遂内属，为蒙古分旗之嚆矢。此皆表扬太宗之武力，于太祖逝后所以能压服诸兄弟之故，实非太祖于宁远归后，尚能力征经营也。至六月二十四日，有此笔舌兼用之训词，虽不自言将死，亦已示倦勤，不能不信为最后之遗嘱矣。
《武皇帝实录》：“丙寅，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帝训诸王曰：‘昔我祖六人及东郭后改董鄂、王佳、哈达、夜黑、兀喇、辉发、蒙古，俱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争夺杀害，乃至于败亡。不待我言，汝等岂无耳目，亦尝见闻之矣。吾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若聘民间美女及用良马，须破格偿之。凡军中所获之物，毋隐匿而不明分于众。当重义轻财可也。此言每常曾训诫，慎毋遗忘而行贪曲之事。诸王昆弟中有过，不可不竭力进谏，而存姑息心。若能力谏其过，诚为同心共事人也。以下先言己之训言，成就汝等，爱之而非以厉之。并言己从艰苦得来，后人勿以安逸偾事。不关八固山国本制度，节之。昔金大定帝，自汴京幸故都会宁府原注：在白山之东，谓太子曰：“汝勿忧也，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尔八固山原注：四大王、四小王。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也。’言毕，书训词与诸王。”
此训词中，首举已吞并之各部，自近及远，自先及后，自亲及疏。最疏远后及者为蒙古，次则海西四部。先举者则为建州，建州中又以毛怜及岐州为较疏，其序亦较后。最先言“我祖六人”，此“我祖六人”四字，后改作“宁古塔贝勒”，则谓兴祖六子，景祖之兄弟六人矣。以建州事实言之，恐出附会。太祖本意，当谓建州三卫。宁古塔贝勒乃左卫中一枝部，不得概括三卫也。窃意三卫后来内部各有分立，如《朝鲜实录》在正嘉以前已云：建州右卫有甫下土、罗下两酋长；隆万以来，《明实录》中，建州卫来朝之都督，其名颇多，纵未必一卫定分为二，或三卫已有六酋，太祖所云“我祖六人”，乃言我祖卫六酋，而由满译汉书示诸王时，系满文时，语稍含混，乾隆时遂作宁古塔贝勒。盖其时于建州原文亦已不了，修辞时易生误会，非必有意诬捏也。且景祖兄弟，据《实录》亦尚利害相共。至太祖崛起，气吞祖卫，六王之后恐其及祸，有谋弭其强暴，欲图太祖者。不得以昆弟自相杀害尽诋六王，并诋及景祖也。此可以事理辨正者也。
太祖言以己所已吞之各部为鉴，是以定八家均分之制。所盼于后人者，乃八家分权，深戒一家集权。勉以重义轻财，同谋共事。由后言之，此实不可久持之幻想。幸而太宗力能改革，刑驱势禁，取分裂者而统合之。种种费手，俟下再详。至训词末段，郑重呼尔八固山，下注“四大王，四小王”，乾隆改修本作“尔大贝勒四，小贝勒四”，直贯作正文，不作小注，惟删“八固山”三字，使人不注意其即为八旗旗主。至《东华录》竟改作“尔诸贝勒”四字，未知出王氏之意，抑另据一本。故近代读清世官书，不易了解其八旗初制之奇特，实缘无书可证也。惟《东华录·太宗录》首，载太宗即位之非由父命，则甚明显。录以为证：
《东华录·太宗录》首云：“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立之议。上随侍征讨，运筹帷幄，奋武戎行，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士，无论疏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遇劲敌辄躬冒矢石，太祖每谕令勿前，诸贝勒大臣咸谓圣心默注，爱护独深。天命七年三月，谕分主八旗贝勒曰：‘尔八人同心谋国，或一人所言有益于国，七人共赞成之，庶几无失。当择一有才德、能受谏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八月庚戌，太祖高皇帝宾天，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遂合词请上即位。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辞至再三。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
此段文尤明显。太宗嗣立，非太祖之命，而太宗在八贝勒中，尤有战绩，尤冒险图功，为众所不及，此当是事实。所叙天命七年三月之谕，即上文已载之谕，而云“谕分主八旗贝勒”，旗各有主，语亦分明。惟于“择一人嗣登大位”之下，节去随时可以更易之语，则是后来剪裁训词，以顺太宗固定大位之意。当时论实力，太宗手握两黄旗，已倍于他贝勒，又四小王皆幼稚，易受代善指挥。惟余有两大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争位之列；莽古尔泰以嫡庶相衡，亦难与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拥戴，事势极顺。而代善之所以尽力，由两子之怂恿。观于清开国八王，世所谓“铁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其余二人乃皆代善之后，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袭。而此两郡王，一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为顺承郡王，即萨哈廉之子勒克德津。清之所以报酬者如此，盖代善实为清之吴泰伯，从中成就者乃此二子。世或讹铁帽子王内，为有英王，此实不然。英王诛死，仅复宗籍，久之乃袭一镇国公。王爵不终其身，何“铁帽”之足云也。
铁帽王必凑成八数。中间若太宗子承泽亲王，后改号庄王世袭者，功绩声望远在诸王之下，其必凑一世袭罔替之数，正由太祖以来，八固山、八和硕贝勒、八家八分等旧号，传为定说。于英王既必不愿其复爵，姑以庄王充数。睿王之复爵，终在意中，而睿王未复前，世宗已用怡王入世袭罔替之列，至睿王复时，而得九铁帽矣。至孝钦垂帘之狱，郑王后得端华并其弟肃顺两罪魁，不废郑王爵，怡王后得载垣，亦始夺而旋复。庄王后载勋，拳匪时为罪魁，爵亦不夺。此皆示法祖之意。惟光绪间恭、醇两王，一则中兴有功，一则有子入承大统，皆得世袭罔替，犹为有说。至宣统即位，庆王亦世袭罔替，此则国无纲纪，见摄政载沣之无能，虽孝钦亦未必为此矣。
太祖遗训中之“四大王”，自并太宗在内。其“四小王”究为何人？以前天命六年之告天祝文，偶具八人之名、至九年正月，与胯儿胯部巴玉特卫答儿汉巴土鲁贝勒之子恩格得里台吉誓文，则曰：“皇天垂祐，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兄弟为弟兄恩格得里先已妻舒尔哈赤女，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佑，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据此则八固山诸王台吉所可以对外及对天起誓者，四大贝勒外，又有九人之多，则为十三人矣。故知前所云“十固山执政王”，亦是此同等文法，谓十个在固山中执政之王，非谓固山有十也。是年二月，又与廓儿沁部盟。先由太祖自与设誓，复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宰白马乌牛，对来使同前立誓书而焚之。其预于誓文之王、台吉同前。则是年之固山执政王为十三人，亦非八旗各一旗主之谓。乾隆修改《实录》，本年前一誓，于四王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名，遂删去太宗之名；于后一誓则又称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东华录》则尽去之。开国时草昧之迹，士大夫往往欲代为隐讳，初不虞其失实也。
旗主中四大贝勒为定名，四小贝勒则求其确定，于《宗室王公传》中，检得一据。盖太祖最后遗命以阿济格即《武实录》之阿吉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贝勒，已得七旗，其余一旗，别有考订。今先录《阿巴泰传》，以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之事实。
清《国史·宗室王公·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传》：“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文皇帝即位，封阿巴泰贝勒。阿巴泰语额附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我擐甲胄行，猎则我佩弓矢出，何不得为和硕贝勒？’扬古利等以奏。上命劝其勿怨望。天聪元年五月，上亲征明锦州，同贝勒杜度居守。十二月，察哈尔昂坤杜稜来归，设宴，阿巴泰语纳穆泰曰：‘我与小贝勒列坐，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俱坐我上，实耻之。’纳穆泰入奏。上宣示诸贝勒。于是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训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即旧作都督之改译、岳托旧作姚托、硕托旧作芍托，早随五大臣议政，尔不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皆先帝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列。尔今为贝勒，心犹不足，欲与和硕贝勒抗，将紊纪纲耶？’阿巴泰引罪愿罚。于是罚甲胄、雕鞍马各四，素鞍马八。阿巴泰旧作阿布太，太祖第七子。”
据代善所责阿巴泰语，八固山之主，四和硕贝勒外，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是为七旗已各有主。其余诸贝勒，但称其或早随五大臣议政，或先入八分列，未有谓其主一旗者，则太祖所拟定四大王、四小王，尚有一小王未命，而八旗只有七旗为明命所定之主也。其余一旗何在？则尚为太宗所兼领。未知太祖之意，究拟属之何人，但当殁时，尚未指派。在太宗以奋勇之功，多将一旗，亦所应得。但观遗训，累以八王共治为言，并以恃强倚势为戒，终不欲使一子有兼人之武力，其令太宗得挟有两旗者，乃临终仓卒，未及处分，亦意中无有一定可与之人，以故迟迟有待耳。今更举太宗于太祖崩时挟有两旗之证：
《东华录》：“太宗崇德四年八月辛亥，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群臣集崇政殿，议疏脱逃人罪毕，又召傅尔丹至前曰：‘此人于朕前欺慢非止一二，朕欲使尔等共闻之，是以明数其罪……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饶余贝勒与超品公扬古利额驸、达尔汉额驸、冷格里、纳穆济、索尼等至，谕以阿敏有“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当使我出居外藩”之语。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皇考所遗基业，不图恢廓，而反坏之，不祥莫大焉。尔等勿得妄言。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者，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傅尔丹乃对其朋辈讥朕曰：“我主迫于无奈，乃召郑亲王来诱之以言耳。”’”
据此则知太祖崩时，太宗挟有两黄旗，故谓“各旗若效镶蓝旗出外，则两红、两白、正蓝、皆可出外”，不数两黄旗也。又知阿敏所主为镶蓝旗，则八旗中三旗为有主名矣。今再考正红旗主，实为大贝勒代善。
《东华录》：“太宗天聪九年九月壬申，上御内殿，谕诸贝勒大臣曰：‘朕欲诸人知朕心事，故召集于此，如朕言虚谬无当，尔诸贝勒大臣即宜答以非是，勿面从。夫各国人民呼吁来归，分给尔贝勒等恩养之，果能爱养天赐人民，勤图治理，庶邀上天眷佑；若不留心抚育，致彼不能聊生，穷困呼天，咎不归朕而归谁耶？今汝等所行如此，朕将何以为治乎？大凡国中有强力而为君者，君也；有幼冲而为君者，亦君也；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亦君也。既已为君，岂有轻重之分？今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蔑朕处甚多。大贝勒昔从征北京时，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坚执欲回。朕方锐志前进，而彼辄欲退归。所俘人民，令彼加意恩养，彼既不从，反以为怨。夫勇略不进，不肖者不黜，谁复肯向前尽力乎？今正红旗贝勒，于赏功罚罪时，辄偏护本旗。朕所爱者彼恶之，朕所恶者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朕今岁托言出游，欲探诸贝勒出师音耗，方以胜败为忧，而大贝勒乃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俱疲。及遣兵助额尔克楚虎尔贝勒时，正红旗马匹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倘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我辈不往接应，竟晏然而已乎？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
以上为数代善之罪，而俱指其为正红旗贝勒者，大贝勒与正红旗贝勒互称。今取其足证大贝勒即正红旗贝勒而止。又其后有一款云：
“往时阿济格部下大臣车尔格有女，扬古利额驸欲为其子行聘，大贝勒胁之，且唆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曰：‘尔子迈达礼先欲聘之矣！尔若不言，我则为我子马瞻娶之。’夫阿济格乃朕之弟，岂可欺弟而胁其臣乎？”
此段又可证阿济格之自主一旗，其下有大臣。太宗又言“不可欺弟而胁其臣”，则其旗下所属，太宗是时亦认其为阿济格之臣也。又见“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则正蓝旗贝勒亦有主名矣。代善为让位与太宗而拥立之者，发端先言种种为君之来历不同，既已为君，即不能有所重轻。是因代善不免挟拥立之故，对太宗不甚严畏。经此挫抑，后不敢复然，乃得以恩礼终始。此亦见太宗之自命为君，绝不认太祖遗训为有效。然其对代善犹止挫抑而已，未尝欲夺其所主之旗。至正蓝旗之待遇则不同，是犹未忘代善拥立之惠也。
正蓝旗旗主为莽古尔泰，既见上矣。至此旗为太宗所吞并，即在本年，正可与正红旗之待遇相较。盖代善之罪，经诸贝勒大臣、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审拟毕，议请应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甲冑十、银万两，仍罚九马与九贝勒。斯时除代善父子外，可知执政之贝勒，盖有九人。萨哈廉贝勒，应罚雕鞍马五、空马五、银二千两，夺二牛录属人。奏入，上免之。罚代善、萨哈廉银马甲胄，然则聊以示威而已。至蓝旗贝勒之狱，则在是年十二月，相距不过三月耳。惟在莽古尔泰死后，并在其同母弟德格类死后，未尝及身受戮。此亦太祖所训“宁待天诛，勿兄弟间自相推刃”之影响也。但固山则为太宗所并，是为后世天子自将三旗之由来。然自将三旗，后世乃以两黄及正白为上三旗，尚非此正蓝旗，此则顺治间之转换，别详于后。今先详正蓝旗之归结。
《东华录》：“天聪六年十二月乙丑，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薨，年四十六。上临哭之，摘缨，服丧服，居殿侧门内。丙寅，送灵舆至寝园，始还宫。”
又：“天聪九年十月己卯，管理户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薨，年四十。上临其丧，哭之恸，漏尽三鼓方还。于楼前设幄而居，撤馔三日，哀甚。诸贝勒大臣劝至再三，上乃还宫。”
又：“十二月辛巳，先是，贝勒莽古尔泰与其女弟莽古济格格，格格之夫敖汉部琐诺木杜棱，于贝勒德格类、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等前，对佛跪焚誓词云：‘我已结怨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鉴之！’琐诺木及其妻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未几，莽古尔泰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德格类亦如其兄病死。冷僧机首于刑部贝勒济尔哈朗，琐诺木亦首于达雅齐国舅阿什达尔汉
阿什达尔汉为叶赫金台什族弟，故为太宗诸舅，称之曰达雅齐国舅。
随奏闻于上。诸贝勒大臣等会审得实，莽古济格格并其夫琐诺木及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妻子，同谋屯布禄、爱巴礼，阖门皆论死；冷僧机免坐，亦无功；二贝勒属人财产，议归皇上。上以冷僧机宜叙功，财产七旗均分；命集文馆诸儒臣再议。寻议莽古济格格谋逆，不可逭诛，两贝勒妻子应处斩，若上欲宽宥，亦当幽禁。冷僧机宜叙功。琐诺木昔佯醉痛哭，言：“上何故惟兄弟是信，上在，则我蒙古得遂其生，否则我蒙古不知作何状矣。”
此事亦见前议红旗贝勒罪时，涉及哈达莽古济格格，情节宜互详。
上亦微喻其意。彼时上待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正在宠眷之际，琐诺木虽欲直言，岂容轻出诸口，今琐诺木先行举首，应否免罪，伏候上裁。至屯布禄、爱巴礼，罪应族诛。两贝勒族人户口，应全归上。古人云：‘勿使都邑大于邦国。国寡都众，乱之本也。’如上与诸贝勒一例分取，则上下无所辨别矣。于是诸贝勒大臣覆奏，诛莽古济，免琐诺木罪。先是，莽古尔泰子额必伦曾言：‘我父在大凌河露刃时事在天聪五年八月，我若在彼，必刃加皇上，我亦与我父同死矣。’其兄光衮首告，上隐其事。至是罪发，乃诛额必伦。莽古济长女为岳托贝勒妻，次女为豪格贝勒妻，豪格曰：‘格格既欲谋害吾父，吾岂可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乎？’遂杀其妻。岳托亦请杀其妻，上止之。昂阿喇以知情处死。昂阿喇为莽古尔泰母先适人所生子，盖其同母异父兄也。屯布禄、爱巴礼及其亲支兄弟子侄，磔于市。授冷僧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以爱巴礼、屯布禄家产给之，免其徭役，赐以敕书。莽古尔泰六子：迈达礼、光衮、阿喀达舒，孙谋纳海，德格类子邓什库等，俱黜为庶人。二贝勒属人财产俱归上。赐豪格八牛录属人，阿巴泰三牛录属人，其余庄田财物，量给众人。以正蓝旗入上旗，分编为二旗，以谭泰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后籍莽古尔泰家，获所造木牌印十六，文曰‘金国皇帝之印’，于是携至大廷，召贝勒臣民，以叛逆实状晓谕于中外。”
正蓝旗于是为归太宗，并入两黄旗，别设两固山额真，则是两黄旗有四旗，而其实则正蓝一旗分为两也。此与后来自将上三旗之方式不同，直是消灭一正蓝旗，而由两黄旗分辖其众，又不径入两黄旗，乃成原设两黄旗，后又分正蓝旗为新两黄旗，皆归自将，几乎破八旗之定制矣。要为八固山少一强宗，始为太祖遗训痛革其理想之流弊。
莽古尔泰之积衅，据《实录》之已见《东华录》者，所载亦夥。其应否消灭此一固山，却与莽古尔泰之罪状无涉。推太祖之意，将永存八固山之制，则以其属人更立一固山贝勒可也。乃诸贝勒等议以归上，太宗不能泰然承受，而曰财产七旗均分，又命文馆儒臣再议。夫分财产非分其人众也，结果庄田财物量给众人，即七旗均分之谓矣。
太宗之意，非利其财产，而特欲并其人众，以去一逼，故不更由诸贝勒议，而由儒臣议。儒臣乃以“大都耦国，乱之本也”之古训，明示八固山平列之制当除，于是有此改革。若蓝旗贝勒之罪状，则转为借端焉耳。兹并撮其衅之所由生，为太宗兄弟间明其变态。
蒋氏《东华录》：“太祖元妃佟甲氏，讳哈哈纳札青，生子二：长褚英，次代善。继妃富察氏，名衮代，生子二：长莽古尔泰，次德格类。”此皆在孝慈高皇后来归之前。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继妃富察氏，名衮代。为莽塞杜诸祐女，初适人，生子昂阿拉原注：昂阿拉，天聪九年十二月，坐知莽古济格格逆谋，并处死，后复归太祖。明万历十五年，生皇五子原封贝勒莽古尔泰，逾数年，生削籍皇三女莽古济格格，二十四年，生皇子原封贝勒德格类。天命五年，以窃藏金帛，迫令大归。寻莽古尔泰弑之。”
《满洲老档秘录》大福晋获罪大归：“（天命五年三月），皇妃泰察又告上先已告宫婢纳札私通达海曰：‘大福晋以酒食与大贝勒者二，大贝勒皆受而食之；以与四贝勒者一，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晋日必二三次谴人诣大贝勒家，而大福晋深夜私自出宫，亦已二三次矣。似此迹近非礼，宜察之。’上闻此言，遂命达尔汉侍卫扈尔汉、巴克什额尔德尼、雅孙、蒙噶图等四人，彻底查究，知泰察所告非虚诬。大福晋因上曾言“俟千秋万岁之后，以大福晋及众贝勒悉托诸大贝勒”，故倾心于大贝勒，日必二三次遣人诣大贝勒家，每值赐宴会议之际，必艳妆往来大贝勒之侧。众贝勒大臣虽微有所知，亦不过私自腹非，决不敢质直上闻，以触大福晋、大贝勒之忌也。上闻言，不欲以暧昧事加罪大贝勒，乃假大福晋窃藏金帛为词，遣使查抄。查抄之使至界凡，大福晋急以金帛三包，送至达尔汉侍卫所居山上，还宫后遣人往取，为达尔汉侍卫所觉，即与查抄之使同见上曰：‘福晋私藏财物于臣家，臣岂有容受之理！今福晋私藏一事，臣实未知觉。即遣人来取，上亦未知，显系臣家奴婢所为，请予澈究。’上闻奏，立遣人往达尔汉所居山上查察，果系属实，即杀容受财物之奴婢。蒙古福晋告查抄之使言：‘小阿哥家藏有大福晋寄存之彩帛三百端。’使者闻言，往小阿哥家，果获彩帛三百端。又在大福晋母家抄出银钱盈箧。大福晋告使者言：‘蒙古福晋处亦存有珍珠一串。’使者以问蒙古福晋，蒙古福晋认为大福晋所寄藏，使者遂取其珠。又闻总兵巴都里之二妻，曾献大福晋以精美倭缎若干端；又大福晋曾以朝服私给参将蒙噶图之妻；以财物私给村民，秘不上闻。使者查抄既毕，遂将前情复奏。上历问村民，皆认为大福晋所赐，且举所得财物悉数送还。上乃大怒，遂以大福晋罪状告众曰：‘大福晋私藏金帛，擅自授受，实属罪无可逭。惟念所出三子一女，遽失所恃，不免中心悲痛。姑宽其死，遣令大归。’遂取大福晋遗留宫中之衣物，发而观之，所有私置庋藏之物，已无多矣。因命叶赫之纳纳宽乌珠、阿巴该二福晋来观，且告以大福晋之罪状。遂以大福晋所制蟒缎被褥各二，衣饰若干，赐叶赫之二福晋。其余衣物，悉赐大福晋所出之公主。又以皇妃泰察不避嫌怨，首先举发，遂命侍膳。”
以上为莽古尔泰兄弟之母。据《实录》：“癸巳年，九国来侵海西四部、蒙古等部。太祖安寝，衮代皇后推醒，问是昏昧，抑是畏惧？”则天聪间尚以皇后称之。至乾隆修本，则改作妃富察氏。此大归事，《实录》不载，而《老档》详之。莽古尔泰之弑母，亦见《太宗实录》。《东华录》所录，太宗谓“皇考于莽古尔泰一无所与，故倚朕为生，后弒母邀功，乃令附养于德格类贝勒家”云云，语殊矛盾。壬子年，见莽古尔泰与太宗同击兀喇贝勒布占太，则固早从征伐。后于天命元年，同为和硕贝勒，称三贝勒，亦称三王，即自有一固山之属人及财产，何至倚其弟为生？乃至天命五年以后，借弒母邀功，始令附养于其同母弟家耶？语不近情，则知太宗之罪状莽古尔泰，不必符于事实，不过欲杀兄以殖己之势耳。录如下：
《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甲寅，大凌河岸一台降，攻城东一台，克之。上出营，坐城西山冈。莽古尔泰奏曰：‘昨日之战，我旗将领被伤者多。我旗摆牙喇兵，有随阿山出哨者，有随达尔汉额驸营者，可取还乎？’上曰：‘朕闻尔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违误？’莽古尔泰曰：‘我部众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何尝违误？’上曰：‘果尔，是告者诬矣。待朕与尔追究之。若告者诬，则置告者于法；告者实，则不听差遣者亦置于法。’言毕，面赤含怒。将乘马，莽古尔泰曰：‘皇上宜从公开谕，奈何独与我为难？我止以皇上之故，一切承顺，乃意犹未释，而欲杀我耶？’言毕，举佩刀柄前向，频摩视之。其同母弟德格类曰：‘尔此举动大悖！’遂以拳殴之。莽古尔泰怒詈曰：‘蠢物！何得殴我！’遂抽刀出鞘五寸许，德格类推其兄而出。代善见之，恚甚，曰：‘如此悖乱，殆不如死！’上默然复坐，区处事务毕，还营，愤语众曰：‘莽古尔泰贝勒幼时，皇考曾与朕一体抚育乎？因一无所与，故朕推其余以衣食之，遂倚朕为生。后欲希宠于皇考，弑其生母，邀功于皇考，皇考因令附养子德格类贝勒家，尔等岂不知耶？今莽古尔泰何得犯朕。朕思人君虽甚英勇，无自夸诩之理。朕惟留心治道，抚绥百姓，如乘驽马，谨身自持，何期轻视朕至此！’怒责众侍卫曰：‘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又曰：‘尔等念及皇考升遐时，以为‘眼中若见此鬼，必当杀之’之言乎？乃今目睹犯朕，何竟默然旁观？朕恩养尔辈无益矣！’薄暮，莽古尔泰率四人止于营外里许，遣人奏曰：‘臣以枵腹饮酒四卮，对上狂言，竟不自知，今叩首请罪于上。’上遣扬古利达尔汉传谕曰：‘尔拔刀欲犯朕，复来何为？’时有塞勒昂阿喇者与俱来，并责之曰：‘尔辈以尔贝勒来，必欲朕兄弟相仇害耶？尔等如强来，朕即手刃之矣。’拒不纳。昂阿喇即莽古尔泰异父兄。”
又：“十月癸亥，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拟莽古尔泰御前持刃罪，议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属员，罚驮盔甲雕鞍马十匹进上，驮盔甲雕鞍马一匹与代善，素鞍马各一匹与诸贝勒，仍罚银一万两入官。”
以上为莽古尔泰得罪太宗之事实。及身后所被属人出首，则皆隐昧未遂之犯。至其女弟莽古济其与太宗相怨之起因，乃由女嫁豪格之故。兹并详其始末：
《武皇帝实录》：“乙亥年，太祖征哈达，海西四部之一，生擒孟革卜卤明作猛骨孛罗，哈达遂亡。后太祖欲以女莽姑姬与孟革卜卤为妻，放还其国。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又与刚盖通谋，欲篡位。事泄，将孟革卜卤、刚盖，与通奸女俱伏诛。辛丑年正月，太祖将莽姑姬公主与孟革卜卤子吴儿户代为妻。万历皇帝责令复吴儿户代之国，太祖迫于不得已，令吴儿户代带其人民而还。哈达国饥，向大明开原城祈粮不与，太祖见此流离，仍直收回。”
《清皇室四谱》：“吴尔古代夫妇复来，归依太祖，人称皇女为哈达公主，亦称哈达格格。天命末，夫亡，天聪元年十二月，复嫁琐诺木。”
《清史稿·公主表》有嫁琐诺木之莽古济公主，又称太祖有女嫁吴尔古代，不知所自出，列为两人，盖未考也。莽姑济之名，后修《实录》删去，故列表时失察。其实太祖之女，旧《实录》皆载其名，名下皆有姐字。此亦系蒙古姐耳。至其得罪太宗，则在天聪九年：
《东华录》：“天聪九年九月丁巳，诸贝勒议奏：贝勒豪格娶察哈尔汗伯奇福金，阿巴泰娶察哈尔汗俄尔哲图福金，上谕其请。时上姊莽古济公主闻之曰：‘吾女尚在，何得又与豪格贝勒一妻也？’遂怨上。辛未，上还宫。是日，移营将还，大贝勒代善以子尼堪祜塞病，遂率本旗人员各自行猎，远驻营。时哈达公主怨上，欲先归，经代善营前，代善命其福金等往邀，复亲迎入帐，大宴之，赠以财帛。上闻之大怒，遣人诣代善及其子萨哈廉所，诘之曰：‘尔自率本旗人另行另止，邀怨朕之哈达公主至营，设宴馈物，以马送归。尔萨哈廉身任礼部，尔父妄行，何竟无一言耶？’”
明日壬申，议大贝勒罪，并哈达公主罪，上皆免之；于大贝勒罚银、马、甲冑，哈达公主亦仅禁其与亲戚往来。到十二月，遂成大狱，而正蓝旗为太宗所并。又其先有处分镶蓝旗事。
镶蓝旗主为二贝勒阿敏。太宗亦先于天聪四年六月乙卯，宣谕阿敏罪状十六款。盖以阿敏等弃永平四城而归，因并及他罪，免死幽禁，夺所属人口奴仆财物牲畜及其子洪可泰人口奴仆牲畜，俱给济尔哈朗。镶蓝旗旗主遂由阿敏转为济尔哈朗。其未能夺之者，济尔哈朗原为天命年间和硕贝勒，未能主一固山，在太祖遗嘱中，有四大王、四小王为八固山之训，后止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为三小王，若增足四小王，本应无越于济尔哈朗之上者，而镶蓝旗遂为济尔哈朗所专有。至世祖入关，济尔哈朗被贝子屯齐等讦告。当上迁都燕京时，将其所率本旗原定在后之镶蓝旗，同上前行，近上立营，又将原定在后之正蓝旗，令在镶白旗前行，革去亲王爵，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夺所属三牛录。此由世祖即位时，济尔哈朗原与睿王同为摄政，至睿王独定中原，功高专政，不平相轧，遂为睿王所倾，有此微谴，未几复爵。及睿王薨，且极挤睿王，定其罪案，报复甚力。此不具论。但可证济尔哈朗之保有镶蓝旗，又可证正蓝旗并入两黄旗，旗色未变，特于两黄旗添设固山额真以辖之耳。
两黄、两蓝、正红共五旗，既皆考得旗主，余两白及镶红三旗，自必即为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主。三人皆一母所生，阿济格固用事在天命间，而多尔衮、多铎于太祖崩时，一年止十五，一止十三，乃先诸兄而均主全旗，自缘母宠子爱，英雄末年，独眷少子。太宗乃挟诸贝勒逼三人之母身殉。此亦伦理之一变，为清室后来所讳言，惟《武皇帝实录》详载之，改修《实录》既定，一代无知此事者。今录旧《实录》文如下：
《武皇帝实录》：“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在位十一年，寿六十八。为国事、子孙早有明训，临终遂不言。及群臣轮班以肩帝柩，夜初更至沈阳，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大渐回京，崩于叆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入宫中，诸王臣并官民哀声不绝。帝后原系夜黑国主杨机奴贝勒女，崩后复立兀喇国满泰贝勒女为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儿哄、多躲，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枢。巳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又有二妃阿迹根、代因扎，亦殉之。”
《录》言：“为国事、子孙早有明训，临终遂不言。”明乎六月二十四日之遗嘱，既口语，又书示，乃太祖末命之最要根据也。本录此谕后，遂接七月二十三日之帝不豫，以至八月十一之崩，更无一语，所谓“临终遂不言”也。后修《实录》，于不豫前窜入闲冗之谕文数则，词意不贯。其叙殉葬事则云：
先是，孝慈皇后崩后，立乌喇国贝勒满太女为大妃。辛亥辰刻，大妃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遂同时而殓。巳刻，恭奉龙舆出宫，奉安梓宫于沈阳城中西北隅。又有二庶妃亦殉焉。
今以太祖立国之计言之，以八固山平列，阿济格等同母兄弟得三固山，倘以一母联缀于其上，势最雄厚，五固山均觉畏之。去其总挈之人，可使分析。乘多尔衮、多铎尚无成人能力时，一阿济格不能抗，特矫遗命以压迫之，可推见也。太祖特因宠其母而厚其子，不思其所终极而适以害之。以八分立国，根本涉于理想，子孙世世能矫正之，于亲属为寡恩，于数典为忘祖，然为国家长久计，亦有不得已者，此亦贻谋之不善耳。兹更举两白旗属睿、豫二王之证。
《东华录》：“顺治八年正月甲寅，议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罪。先是摄政王薨之夕，英王阿济格赴丧次，旋即归帐。是夕，诸王五次哭临，王独不至。翌日，诸王劝请方至，英王途遇摄政王马群厮卒，鞭令引避，而使己之马群厮卒前行。第三日，遣星纳、都沙，问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曰：‘劳亲王英王子名劳亲系我等阿哥，当以何时来？’众对曰：‘意者与诸王偕来，或即来即返，或隔一宿之程来迎，自彼至此，路途甚远，年幼之人，何事先来？’盖因其来问之辞不当，故漫应以遣之。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私相谓曰：‘彼称劳亲王为我等阿格，是以劳亲王属于我等，欲令附彼。彼既得我辈，必思夺政。’于是觉其状，增兵固守。又英王遣穆哈达召阿尔津、僧格二人豫王属下人。阿尔津以自本王薨后，三年不诣英王所矣，今不可遽往，应与摄政王下诸大臣商之，于是令穆哈达回，遂往告公额克亲及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额克亲谓阿尔津曰：‘尔勿怒。且往，我等试观其意何如。’英王复趣召，阿尔津、僧格乃往。英王问曰：‘不令多尼阿格诣我家豫王子名多尼，摄政王曾有定议否？’阿尔津等对曰：‘有之，将阿格所属人员置之一所，恐反生嫌，故分隶两旗，正欲令相和协也。摄政王在时既不令之来，今我辈可私来乎？此来亦曾告之诸大臣者。’英王问曰：‘诸大臣为谁？’阿尔津、僧格对曰：‘我等之上有两固山额真，两议政大臣，两护军统领，一切事务，或启摄政王裁决，或即与伊等议行。’英王曰：‘前者无端谓我憎多尼、多尔博二人皆豫王子。多尼袭豫王爵，多尔博嗣睿王，我何为憎之？我曾拔剑自誓，尔时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遂往告之，自此动辄恨我，不知有何过误。’既又曰：‘退让者乃克保其业，被欺者反能守其家。’此二语盖谓豫、睿二王皆死，而己独存。又言：‘曩征喀尔喀时顺治六年十月，睿王征喀尔喀，两日风大作，每祭福金顺治六年十二月，睿王元妃薨，皆遇恶风，盖谓睿王多遭天警。且将劳亲取去，见居正白旗睿王之旗为正白，尔等何为不来？意欲离间我父子耶？’阿尔津、僧格对曰：‘似此大言，何为向我等言之？王虽以大言抑勒，我等岂肯罔顾杀戮，而故违摄政王定议乎？’英王曰：‘何人杀尔？’阿尔津、僧格曰：‘仅违摄政王定议，诸大臣白之诸王，能无杀乎？’于是英王大怒，呼公
傅勒赫属下明安图曰：‘两旗之人，戈旗森列，尔王在后何为？
两旗谓睿、豫二王之两白旗。尔王谓多尼。时两旗惟一王。可速来一战而死？’阿尔津、僧格起欲行，英王复令坐曰：‘不意尔如此，尔等系议政大臣，可识之。异日我有言，启令尔等作证。’阿尔津、僧格对曰：‘我等有何异说？两旗大臣如何议论，我等即如其议。’睿王嗣子即豫王，时两白旗为一。语毕还。具告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于是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议曰：‘彼得多尼王，即欲得我两旗，既得我两旗。必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必思夺政。诸王得毋误谓我等以英王为摄政王亲兄，因而向彼耶？夫摄政王拥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当抱王幼子，依皇上以为生。’遂急以此意告之诸王，郑亲王及亲王满达海曰：‘尔两旗向属英王向下当有不字，英王岂非误国之人？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向彼。今我等既觉其如此情形，即当固结谨密而行。彼既居心若此，且又将生事变矣。’迨薄暮设奠时，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欲共议摄政王祭奠事，英王以多尼王不至，随于摄政王帐前系马处，乘马策鞭而去。端重王独留，即以此事白之端重王。端重王曰：‘尔等防之，回家后再议。’又摄政王丧之次日，英王曾谓郑亲王曰：‘前征喀尔喀时，狂风两日，军士及厮养，逃者甚多。福金薨逝时，每祭必遇恶风。守皇城栅栏门役，竟不著下衣。’又言摄政王曾向伊言：‘抚养多尔博，予甚悔之。旦取劳亲入正白旗，王知之乎？’郑亲王答曰：‘不知。’又言：‘两旗大臣甚称劳亲之贤。’此言乃郑亲王告之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又谓端重王曰：‘原令尔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议一摄政之人？’又遣穆哈达至端重王处言：‘曾遣人至亲王哈达海所，王已从我言，今尔应为国政，可速议之。”此言乃端重王告之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至石门之日，郑亲王见英王佩有小刀，谓吴拜、
苏拜、博尔惠、罗什等曰：‘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似此举动叵测，不可不防。’是日，劳亲王率人役约四百名将至，英王在后见之，重张旗纛，分为两队，前并丧车而行。及摄政王丧车既停，劳亲王居右坐，英王居左坐，其举动甚悖乱。于是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集四旗大臣尽发其事，四旗当是两白两蓝。说见下。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又于初八日英王知摄政王病剧，乃于初九日早，遣人往取万丹之女。以上情罪，诸王、固山额真、议政大臣会鞫俱实。议英王阿济格应幽禁，籍原属十三牛录归上。其前所取叔王七牛录，拨属亲王多尼，叔王即豫王。所取七牛录，即前所云阿格所属分隶两旗者也。投充汉人出为民，其家役量给使用，余人及牧畜俱入官。劳亲王先欲迎丧，令阿思哈白于敬谨王、顺承王，二王勿许。后英王欲谋乱，密遣人召劳亲王多率兵来，令勿白诸王。劳亲王遂不白诸王，擅率兵前往，应革王爵，降为贝子，夺摄政王所给四牛录。挟有四牛录，是以能率兵来应。所率约四百人，其调发之权力可知。”
两白旗为睿、豫二王所有，尚待下详，此已明正白之为睿王旗矣。细寻其迹，每旗或每牛录，既属某王，即调发由己，不关朝廷。可见太祖所定八固山并立之制，难与立国。时经太宗力图改革，祖训不易全翻，真象如此。
阿济格与多尔衮相较，明昧之相距太远。清初以多尔衮入关，即是天佑。至天下稍定，八固山之不能集权中央，又不无因摄政之故。冲主与强藩，形成离立，若英王亦有睿王意识，当睿王之丧，奔赴急难，扶植两白旗，为两旗之人所倚赖，则席摄政之威，挟三旗之力两白、正蓝三旗，其说详下，中立之两红旗不致立异，怀忿之镶蓝旗不敢寻仇，世祖虽欲收权，尚恐大费周折。乃又英王自效驱除，郑王乘机报复，先散四旗之互助，再挟天子以临之，英王既除，睿、豫二王仅有藐孤，登时得祸，一举而空四旗，大权悉归皇室。此所谓天相之矣。
正蓝旗亦属睿、豫二王旗下之经过，更当细考。此旗本系三贝勒莽古尔泰所主，天聪六年已归太宗自将。至顺治八年，当摄政睿王故后，渐发露睿王之罪，及正蓝旗为睿王所有。
《东华录》：“顺治八年二月癸未。初，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等五人，出猎归，越数日，谓两黄旗大臣曰：‘摄政王原有复理事端重王、敬谨王亲王之意。’时两黄旗大臣即察见其言动不顺。又端重王谓两黄旗大臣云：‘罗什敬我，过于往日。彼曾召隋孙言，摄政王有复以端重王为亲王之意，顺治六年三月，二王由郡王进亲王。七年二月命理事。八月以事复降郡王。已告知两黄旗大臣矣。’又穆尔泰往视博尔惠病时，博尔惠言：‘摄政王原有复理事两王为亲王之意，我等曾告于两黄旗大臣，今两王已为亲王否？’于是穆尔泰归语额尔德赫，额尔德赫云：‘此言关系甚大，尔既闻之，可告之王。’穆尔泰惧，未以告，而额尔德赫告于敬谨王。王因遇有颁诏事，黎明至朝会处，遂以告端重王。既入朝房，又以告郑亲王。其时端重王同两黄旗相会云：‘此为我辈造衅耳，可诉之郑亲王。’敬谨王云：‘博尔惠所语穆尔泰之言，予先曾告知端重王，入朝房后，又以告知郑亲王矣。’于是二王及两黄旗大臣，跪诉于郑亲王。两黄旗大臣言：‘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等，皆有是言，来告我等，既又私谓二王，皆我等两黄旗大臣迟延其事耳。夫二王乃理事王也，若非二王发伊等之奸，岂不令二王与我等为仇，而伊等得以市其谄媚乎？又前拨正蓝旗隶皇上时，业已以和洛会为满洲固山额真，侍卫顾纳代为护军统领，阿喇善为蒙古固山额真。摄政王言：‘予既摄政，侧目于予者甚多，两黄旗大臣侍卫等，人皆信实，予出外欲赖其力以为予卫，俟归政然后隶于上。’ 其时曾致一书于贝勒拜尹图，一书于谭泰。此诸王及朝中大臣所共知也。又将无用之巴尔达齐拨于黄旗，而不与正蓝旗。此岂罗什、博尔惠等所不知乎？言知睿王约正蓝旗，俟归政后仍隶于上。罗什自恃御前大臣，阴行蛊惑，为欺罔唆构之行，以多尼王归正蓝旗，给多尔博阿格两旗，而分为三旗，其意将奈谁何？当谓其意谁奈之何。今照此分给，是皇上止有一旗，而多尔博反有两旗矣。’于是郑亲王以下，尚书以上，公鞫之。以罗什、博尔惠谓动摇国事，蛊惑人心，欺罔唆构，罪状俱实，应论死，籍其家。”
据此录，当时摄政王已薨，其旗下用事之人，犹以故见传王意，即欲指挥天子之大臣，自成罪状。天子之大臣亦仅称两黄旗大臣，则以八固山平列，几乎复太祖所定故事矣。端重、敬谨两王，本媚事睿王而得理事及亲王之爵，既降而复，当亦求之于睿王而得其生前之允许者。至是睿王属人为传白王意，有惠于两王，而两王见朝局将变，反为举发之人，分其财物。至十六年乃议其“谄媚睿王，王死，饰为素有嫌怨，分取人口财物”之罪，时二王亦已前卒矣。
其中叙睿王取正蓝旗于天子自将之日，其立说为两黄旗人多信实，足恃为禁卫之用，己则出外需加卫兵，调取归己，俟归政同时还返。王既死，而罗什辈以多尼入正蓝旗，多尼原有之旗，并归其弟嗣睿王之多尔博，是此时正蓝旗为多尼所主矣。至云“照此分给，皇上止有一旗，多尔博反有两旗”，盖谓将无用之巴尔达齐，由睿王当时拨于黄旗，已将黄旗分隶无用之人，虽有两黄旗而实止一旗，多尔博则独擅两白旗也。多尼之调正蓝旗，事在七年十二月乙巳，睿王已死十七日。
《东华录》：“顺治七年十二月乙巳，议政大臣会议英亲王罪。议罪事，详书于后十日，明年正月甲寅。此时盖未定议。既集，上命谭泰、吴拜、罗什传谕议政王大臣等曰：‘国家政务，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贤否。吏、刑、工三部尚书缺员，正蓝旗一旗缘事，固山额真未补。可会推贤能之人来奏。诸王议政大臣，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诸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诸王大臣议奏：‘吏、刑、户三部，事务重大，应各设尚书二员，吏部拟公韩岱、谭泰；刑部拟济席哈、陈泰；户部拟巴哈纳、噶达浑；工部拟蓝拜。调王多尼于正蓝旗，以公韩岱为固山额真，阿尔津为护军统领。”
是时世祖未亲政，亲政礼行于明年正月庚中。今之称上命会议，所议皆睿王意旨。传谕之谭泰、吴拜、罗什，皆睿王用事之人。所传之谕，当亦是名义如此，其实皆摄政余威也。多尼之调正蓝旗，即在会议中决之，至明年二月，则以为罗什等之罪状矣。其前正月十九日，尚追尊睿王为成宗义皇帝，妃为义皇后，同祔太庙。王氏《东华录》已削之，蒋《录》具在。今原诏书亦存，是为亲政后八日。二月癸未为初五日，既议罗什等罪，再逾十日癸巳，则有苏克萨哈等首告睿王，而追论其罪。蒋《录》所载，亦较王《录》叙睿王罪状多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又有“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等语。其处分之词，王《录》则云：“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蒋《录》则云：“将伊母子并妻，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一则寻常处分人臣之语，一则曾经祔庙恩赦，尊以帝号后之追削也。昭示罪状诏书，首言“皇上冲年，将朝政付伊与郑亲王共理，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是则怨毒之所在，犹是郑、睿二王之反覆，故自了然。世祖之不慊于摄政，在诏书内以“威逼肃王，使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为最重大。则肃王固世祖长兄，其欲为报怨宜也。
睿王之功罪，后来自有高宗之平反，不足置论。惟其为两黄两白旗分之争，则据《东华录》尚有显然可据者：
《东华录》：“顺治八年四月辛亥，驻防河间牛录章京硕尔对，以户部诸臣给饷不均，于驻防沧州两白旗兵丁，则给饷不绝；于驻防河间两黄旗兵丁，则屡请不发，讦告尚书觉罗巴哈纳等。部议巴哈纳阿附睿王，曾拨令随侍皇上，乃依恋不去，又将库内金银珠帛等物，私送睿王府中，又私厚两白旗兵丁，给饷不绝，有意刻待两黄旗兵丁，竟不予饷。”
以此益证明睿王所主者两白旗，本系正白，而又兼领豫王故后之镶白旗也。正蓝则取之朝廷。睿王遂有三旗。至英王则本不理于摄政时，未能一致为用。但其旗分，则其他七旗皆有确实主名，惟余镶红一旗，应为英王所主，但无可据，尚不如谓克勤郡王所主。其说见下。
清一代所纪八旗，分上三旗为天子自将，下五旗为诸王、贝勒、贝子、公分封之地。上三旗为两黄正白。夫两黄之属天子，太宗嗣位时早如此，已见前矣。正白则摄政时确属睿王，其归入上三旗，必在籍没睿王家产之日。英、睿二王皆为罪人，当时朝廷力能处分者，盖有两白、正蓝、镶红四旗。其镶白旗，以豫王已前殁，此时难理其罪。世祖既取睿王之正白旗，仍放正蓝、镶红两旗，为任便封殖宗藩之用，但非八贝勒原来之旧势力，则固已不足挟太祖遗训与天子抗衡。而正红之礼王代善，镶蓝之郑王济尔哈朗，各挟旧日之固山，亦已孤弱。今检顺治以后下五旗之设定包衣佐领，则知皇子以下就封，由朝廷任指某旗，入为之主，亦一旗非复一主。从前一旗中有爵者，亦不止一人，但多系本旗主之亲子弟，若德格类之亦称蓝旗贝勒，则固莽古尔泰之同母弟也。其他类推。
《东华录》：“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甲午，谕满汉诸臣，中有云：‘马齐、佟国维与允禵为党，倡言欲立允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又云：‘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 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
据圣祖之言，蓝旗贝勒为德格类。在天聪六年治蓝旗贝勒莽古尔泰之罪，牵及德格类。今观此谕，则德格类亦在蓝旗中称贝勒，亦自有属人，亦似与其兄各分所辖者。当时一旗容一旗之子弟，如济尔哈朗未得阿敏之遗业时，亦必在阿敏之镶蓝旗中，自有分得之所属。太祖于八固山，本以八家为言，指其所爱或所重为八固山之主，而其余子弟固皆待八固山收恤之。特由各固山自优其所亲，非其所亲则属旗下为属人而已。太祖之制本不得为通法，太宗以来，刻刻改革，至睿王而固山之畛域又加强固，英王内讧，仇敌得间，乃一举而奉之朝廷。此八固山制之一大变革也。今检嘉庆初所成之重修《八旗通志》，于其下五旗设立之包衣佐领，可见各旗之入而为主之王公，皆时君随意指封，略无太祖八固山之遗意矣。
考包衣之名，“包”者，满洲语“家”也。房屋亦谓之包。蒙古毡帐，谓之“蒙古包”，世以其为毡帐而始名包，其实不然，即谓蒙古人之家耳，虽不毡帐亦当谓之包也。“衣”者，虚字，犹汉文“之”字。“包衣牛录额真”即“家之佐领”。旗制以固山额真后改名都统者，为一旗之长官。在八贝勒尊贵时，都统乃本旗旗主之臣，君臣之分甚严。然八旗之臣，合之亦皆当为国家效力。佐都统者，每旗两梅勒额真，额真既改章京，又改汉名为副都统。下分五甲喇，始称甲喇额真，继改甲喇章京，又改汉名为参领。一参领辖五牛录，始称牛录额真，继改牛录章京，又改汉名为佐领。此皆以固山之臣，应效国家之用。别设包衣参领佐领，则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有时亦随主驰驱，乃家丁分外之奋勇，家主例外之报效。立功后，或由家主之赏拔，可以抬入本旗。此下五旗包衣之制也。
上三旗则由天子自将。其初，八旗本无别，皆以固山奉职于国，包衣二字原不成名词，后则作为职名奉职于家。其后，上三旗体制高贵，奉天子之家事，即谓之内廷差使，是为内务府衙门。内务府大臣原名包衣昂邦，昂邦者，总管之谓。凡各省驻防，必谓昂邦章京，后即改名总管。其源起于世祖入关，于盛京设昂邦章京，即汉文中之留守。后推之各省驻防，又改名为将军，其下辖副都统。所以不称都统者，都统专理旗务；留守及驻防，对一省有政治之关系，非止理本旗之务也，是以谓之总管。而包衣昂邦实为家之总管。当其称此名时，犹无特别尊严之意。至称内务府大臣，在汉文中表示为天子执御之长，其名义亦化家为国矣。
清代宫禁，制御阉宦较明代为清肃。此亦得力于内务府之有大臣。纵为旗下人所任之官，究非刑余私昵，若明之司礼秉笔等太监比也。清代因其家事原在部落时代，为兵法所部勒，故较汉人认妇人女子为家者有别。清之内务府，可比于各君主国之宫内省，不至如明代宫阉之黑暗，此由其故习而来。世祖虽设十三衙门，复明之宦官，非固山耳目所习，故世祖崩而又复包衣之旧。夫上三旗已化家为国，不复为宗藩私擅之资，可以别论。欲考见八固山迁流之迹，亦能化家为国，一固山非复一家独擅之武力，虽裁之以法制尚待世宗之朝，而顺、康以来，以渐蜕化，直至乾隆末为止。见之《八旗通志》者，辑而录之，可见其绝非太祖制定之八固山，亦非顺治初诸王分占之八旗矣。
《八旗通志》 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包衣佐领不著编立所由。下五旗
一、正红 包衣参领五 第一参领下佐领一、分管二。
第二参领下佐领二、管领二。
第三参领下佐领一、分管二。
第四参领下佐领一、分管二。
第五参领下佐领一、分管三。
第一参领第一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国初随礼烈亲王编立，原系世管。乾隆十六年，因本族无现任五品以上应袭之员，经本旗奏改为公中佐领。又乾隆十八年，将第三参领所属第二分管缴回，所有人丁并入本佐领内。礼烈亲王即大贝勒代善。清初分属时，此旗原为代善所主，故溯其由来，犹有遗迹。
第一参领第一满洲分管。谨案此公中分管，系国初随谦襄郡王编立。谦襄郡王即代善子瓦克达
第一参领第二满洲分管。谨案同上。
第二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于第一参领内拨出。
第二满洲佐领，系于第三参领内拨出。
第一管领，亦系于第三参领内拨出。
第二管领，系于第四参领内拨出。
第三参领第一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国初随礼烈亲王编立，原系世管。乾隆七年，因本族无五品以上现任应袭之员，经本旗奏改公中佐领。又乾隆十八年，将本参领所属第二分管缴回，所有人丁并入本佐领。
第三参领第一旗鼓分管。谨案此分管系国初随礼烈亲王编立。乾隆十八年，本参领第二分管缴回时，所有人丁并入本分管。
第三参领原第二分管。谨案此分管系雍正年间康修亲王之子永恩赐封贝勒时编立，乾隆十八年，贝勒袭封王爵，将此分管缴回，分并在王分各佐领分管下。永恩，代善玄孙，即作《啸亭杂录》昭梿之父。
第四参领第一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随恭惠郡王编立。恭惠郡王亦代善孙，即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第四参领第一旗鼓分管。谨案此分管系顺治年间随恭惠郡王编立。
第二旗鼓分管。谨案（同上）。
第五参领第一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随贝勒杜兰编立。杜兰亦代善孙，父颖亲王萨哈廉。勒克德浑为萨哈廉第二子，杜兰为萨哈廉第三子。
第一旗鼓分管。谨案此分管（同上）。
第二旗鼓分管。谨案（同上）。
第三旗鼓分管。谨案（同上）。
皆公中。
由此可见，正红旗为代善世有，久而不变。惟勒克德浑之后亦为铁帽王，其受封之旗分亦在正红，即此旗旗主已分属两世袭罔替之王，其余暂分之王贝勒不论。
二、镶白包衣参领五 第一参领下佐领三、管领四。
第二参领下佐领一、新增佐领二、管领四、新增管领一、分管一。
第三参领下佐领一、管领四。
第四参领下佐领一、管领四。
第五参领下佐领一、管领三、分管二。第一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国初编立。
第二满洲佐领，亦系国初编立。
第三满洲佐领，系顺治元年编立。
第一管领，系康熙四十八年，自第一佐领内分出。
第二管领（同上）。
第三管领（同上）。
第四管领（同上）。
第二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雍正十三年增立。
第一管领（同上）。
新增第二佐领，乾隆四十四年，多罗仪郡王高宗第八子永璇分封时增立。
原第二管领，亦系雍正十三年增立。
新增第一管领，乾隆四十四年，多罗仪郡王分封时增立。
谨案第一、第二管领、于乾隆二十八年和硕履亲王圣祖十二子允祹薨后，封多罗履郡王时裁汰。履郡王永瑊，高宗第四子，嗣履亲王后。
原第三管领，亦系雍正十三年增立。
原第四管领（同上）。谨案第三、第四管领，并于乾隆四十二年，多罗履郡王薨后，封贝勒绵慧时裁汰。
第一分管，系雍正九年编立。
第三参领第一满洲佐领。
原第一管领，系康熙六年自内务府分出。谨案此管领于乾隆五十一年，和硕裕亲王薨后，多罗裕郡王袭封时裁汰。和硕裕亲王为世祖第二子福全所受爵，乾隆五十一年之裕亲王乃福全孙广禄，袭郡王乃广禄子亮焕。
第二管领（同上）。
第三管领（同上）。
第四管领（同上）。
第四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康熙三十九年分立。
第一管领（亦同）。
上第二管领，系康熙四十八年编立。
原第三管领（同上）。谨案此管领于乾隆四十年，和硕恒亲王薨后，多罗恒郡王袭封时裁汰。恒亲王为圣祖五子允祺爵。乾隆四十年薨者，允祺子弘晊，袭郡王者，弘晊子永皓。
第四管领（同上）。谨案此管领于乾隆五十四年，郡王降袭贝勒时裁汰。
第五参领第一满洲佐领，初系包衣昂邦汉文称总管、内务府大臣瑚弥塞管理。谨案此佐领系康熙十四年，封纯亲王时，由镶黄旗包衣分出。纯亲王为世祖第七子隆禧，康熙十三年封。
第一管领，系康熙十四年分立。
第二管领（同上）。谨案此管领多罗淳郡王薨后，乾隆四十二年，永鋆袭封贝勒时裁汰。圣祖七子允祐，封淳亲王。子弘暻，袭郡王。
原第三管领（同上）。
下脱二分管。
此旗原属豫王多铎。顺治八年，睿王获罪，豫王牵及，此旗中已无豫王遗迹。为世祖以下诸帝之子陆续分封。
三、镶红 包衣参领五 第一参领下佐领二、旗鼓一、管领四第二参领下佐领二、分管二、管领三第三参领下佐领一、分管六。
第四参领下佐领一、管领一、分管五。
第五参领下佐领一、管领一、分管五第一参领第一佐领，系国初编立。
第二佐领（同上）。
第一旗佐领，系雍正年间随庄亲王分封时立，王府派员兼管。
雍正元年，以弟圣祖第十六子允禄，嗣太宗孙博果铎之庄亲王。博果铎之父，为太宗五子承泽亲王硕塞。
第一佐领下第一管领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管领（同上）。
第三管领（同上）。
第四管领（同上）。谨案此管领裁汰。
第二参领第一佐领，亦系国初编立。谨案此参领下佐领、管领，俱随克勤郡王分封时立。崇德间，追封代善第一子岳托为克勤郡王，子罗洛浑改衍禧郡王，孙改平郡王。至玄孙讷尔苏，当康熙四十年起，至雍正四年，正为平郡王。子福彭，孙庆明，皆袭号平郡王。乾隆十五年，从弟庆恒袭。四十三年，复克勤号。
第二佐领（同上）。
第一佐领下第一分管，亦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分管（同上）。
第二佐领下第一管领（同上）。
第二管领（用上）。
第三管领（同上）。
第三参领第一佐领，亦系国初编立。谨案此佐领随贝勒褚英分封时立。褚英，太祖长子，诛。
新增第一佐领，系乾隆五十一年，随贝勒绵懿分封时立。
下第一管领（同上）。
第二管领（同上）。绵懿父高宗第三子永璋，封循郡王。其本生父即成亲王永瑆，清代亲王以能书名。
第一分管原隶第一参领内，初为管领，康熙五十年改为分管。雍正七年，由第一参领拨隶。谨案此分管随奉恩辅国公绝克堵分封时立。绝克堵遍检未得。其分封时立此分管，如即为改分管时，则在康熙五十年。如并在初为管领时，则当更早。若以辅国公之爵名及绝克堵之对音字当之，则阿敏之曾孙齐克塔，于康熙二十五年封辅国公，或是。
第一分管，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分管（同上）。
第三分管（同上）。
第四分管（同上）。
第五分管（同上）。谨案此五分管，俱随贝勒褚英设立。上本参领下第一佐领，言系国初编立，而案语又言系随褚英分封时立，则褚英非雍正七年始封也。此云雍正七年增立，又云随褚英设立，殆褚英时已立而废，雍正七年乃复立，遂以后立为增立耶。
第四参领第一佐领，亦系国初编立。谨案此佐领系随贝勒喀尔初珲分封时立。喀尔初珲，岳托二子，《皇子表》作喀尔楚浑。顺治六年由镇国公晋贝勒，盖亦克勤郡王之支裔。知此旗为褚英诛后，转入代善子克勤王属。
新增第二佐领，系乾隆四十六年随贝勒绵亿分封时立。绵亿为高宗第五子永琪之第五子。
下第一管领（同上）。
第二管领（同上）。
原第三佐领下第三管领系雍正七年由第一参领拨隶。谨案此管领久经裁汰佐领亦不见管理人，其并裁耶，抑即第一参领下之第三佐领，案语亦谓裁汰者耶？
第四佐领下第一分管，系雍正七年增立。
第二分管（同上）。
第三分管（同上）。
第四分管（同上）。谨案此四分管，俱系随贝勒巴恩汉设立。
岳托第二子，顺治六年，由镇国将军晋。《皇子表》作巴恩哈。亦顺承王系。
第五佐领下第五分管，系雍正七年由第三参领拨隶。谨案此分管系随贝勒褚英设立。
第五参领第一佐领，亦系国初编立。
下第一分管，系康熙十七年分立。
原第二佐领下第一管领，系雍正七年由第一参领拨隶。
第三佐领下第一分管，系雍正七年由第三参领拨隶。
第三分管（同上）。
第四分管（同上）。
第五分管（同上）。
以上下五旗包衣参领所属佐领、管领、分管等，例随各王公封爵增减。镶红旗包衣参领，旧辖佐领九员，管领十一员，分管十九员，兼管二员。乾隆元年，拨去佐领一员、管领三员，新增佐领二员、管领四员。
此旗只有克勤王遗迹，及褚英亦有遗迹。至庄王则在雍正时封入，可不论。夫褚英被罪时，八旗尚未分定，未必有分封故事，或封其子杜度，即以为名耶？克勤王在此旗，所分包衣甚多，自是此旗旗主。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折，圣祖指令以镶红旗王子为其婿，当时以克勤王后之平郡王为镶红旗主。
四、正蓝 包衣参领五 第一参领下佐领三、管领一、分管四。
第二参领下佐领五、管领一、分管四。
第三参领下佐领三、分管九。
第四参领下佐领三、管领五。
第五参领下佐领五、管领一、分管五。第一参领新增第一佐领，系乾隆二十五年增立。
新增第二佐领，系乾隆二年和亲王分府时设立。世宗第五子弘昼，雍正十一年封和亲王。
新增第三佐领（同上）。
新增第一管领（同上）。
第一分管，系雍正四年编立。
第二分管。
第三分管。
第四分管。
第二参领新增第一佐领，系乾隆二十五年增立。
新增第二佐领，系乾隆二年 亲王分府时设立。圣祖第二十四子允祕，雍正十一年封 亲王。
新增第三佐领（同上）。
第四佐领。谨案此佐领系国初饶亲王分封时设立。饶亲王当即饶余亲王，太祖七子阿巴泰，崇德元年由贝勒加封号饶余。顺治元年晋为郡王，三年薨，康熙元年追封亲王，当是顺原郡王封。
第五佐领。
新增第一管领，系乾隆二年 亲王分府时设立。
第一分管。
第二分管，系顺治九年编立。
第三分管亦（同上）。
新增第四分管，系乾隆三十九年弘旿封贝子设立。弘旿，亲王第二子。
第三参领第一佐领。谨案此佐领系康熙十四年恭亲王分封时设立。世祖第五子常颖，康熙十年封恭亲王。
第二佐领。谨案（同上）。
第三佐领。谨案此佐领原设第五参领所属第一佐领，乾隆四十三年分封睿亲王，将此佐领移入。
第一分管。谨案此分管系康熙十四年恭亲王分封时设立。
第二分管。谨案此分管系国初设立。
第三分管，系国初设立。
第四分管。
第五分管。
第六分管。谨案此旗鼓分管系公庆怡分内，国初设立。公庆怡，不详。
第七分管。谨案此分管原系第五参领所属第三分管，乾隆十三年复封睿亲王，将此移入。
第八分管，系乾隆四十三年复封睿亲王时增立。
第九分管（同上）。
第四参领第一佐领。
第二佐领。谨案第一、第二佐领，俱系雍正元年分封怡贤亲王时设立。圣祖第十三子允祥，封怡亲王。
第三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雍正九年分封宁良郡王时设立。怡王第四子弘晈，分封宁郡王。
第一管领。
第二管领。
第三管领。
第四管领。谨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管领，系雍正元年分封怡贤亲王时设立。
第五管领。谨案此管领系雍正九年分封宁良郡王时设立。
新增第一佐领，系乾隆二十五年增立。
第二佐领。
第三佐领。谨案第一、第二佐领，系国初设立豫亲王属下。据《东华录》，当是嗣豫王时，由摄政王所付与多尼者，此第一、第二，即第二、第三，乃未有新增以前事。
新增第四佐领，系乾隆四十四年分封定郡王时设立。高宗一子永璜，封定亲王。永璜一子绵德袭，后降郡王，降后又革，改由二子绵恩袭郡王，五十八年仍晋亲王。
新增第五佐领（同上）。
新增第一管领（同上）。
第一分管。
原第二分管。谨案此原系贝勒弘昌属下。乾隆五年弘昌获罪，将此分管存公。乾隆四十一年，本旗奏将分管内官员兵丁，分与近派王公门上，其分管之缺裁汰。弘昌为怡王第一子。
新增第三分管，系乾隆四十二年公绵德分封时，将前项人丁撤回设立。绵德四十一年革郡王爵，四十二年封镇国公。
第四分管。谨案此分管系国初设立。
第五分管。谨案此分管原设在第一参领所属第五分管，后移于第五参领所属第四分管。然则由第四、五分。
此旗原系莽古尔泰所主，为太宗所自取，顺治初又归睿王，后又暂属豫王子多尼。睿王得罪后，遂为诸王任便分封之旗分。
五镶蓝 包衣参领五 第一参领下佐领四。
第二参领下佐领四。
第三参领下佐领四。
第四参领下佐领三、管领一。
第五参领下佐领四、管领二。
第一参领第一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
第二旗鼓佐领。谨案此旗鼓佐领亦（同上）。
第三佐领。谨案此系管领亦系（同上）。
第四佐领，系康熙三十九年自花色佐领内分出。谨案此佐领亦改管领。第四参领第二满洲佐领，顺治间郑王分封时编立，其第五任管理名花善。
第二参领第一佐领。谨案此佐领亦改管领。
第二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
第三满洲佐领。谨案（同上）。
第四满洲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雍正元年，随理郡王允礽二子弘皙分封时编立。原《志》失载，今增入。雍正六年，晋弘皙理亲王，乾隆四年革爵。
第三参领第一满洲佐领。系康熙三十七年分立。谨案此佐领改为管领。
第二满洲佐领，系雍正元年分立。
第三佐领，系雍正九年分立。谨案此佐领改为管领。
第四佐领，系雍正六年分立。
第四参领第一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
第二满洲佐领。谨案（同上）。
第三佐领。谨案此佐领后改管领。
第四管领。谨案续增第四管领，系乾隆元年随奉恩辅国公永璥分府时编立。允礽三子弘晋之三子。
第五参领第一佐领。谨案此佐领系顺治年间贝勒商山分封时编立。商山，《皇子表》作尚善。舒尔哈齐八子费扬武之二子。顺治六年，由贝子封贝勒，十六年降贝子，康熙十一年复。
第二佐领，系康熙四十七年自三探佐领内分出。谨案此佐领后改为第二管领。第二参领第二满洲佐领，顺治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初系三探管理，三探年老辞退，以七品典仪官姜汝亮管理。
第三佐领，系雍正十三年编立。谨案此佐领后亦改为第三管领。
第四佐领，系康熙三十九年自翁阿代佐领内分出。谨案此佐领亦改为管领，后因公弘晀获罪，将包衣人等，分给各王公门上。乾隆四十一年，将此佐领裁汰。第一参领第三佐领系管领，顺治间郑王分封时编立。第二任管理名翁郭代。
新增第三佐领，乾隆五十九年，十七阿哥分封多罗贝勒时编立。
高宗十七子永璘，五十四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晋庆郡王，二十五年晋庆亲王，谥僖。奕劻即其孙。
第六管领（同上）。
此旗原系阿敏所主，后归郑王济尔哈朗，故多有郑王遗迹。顺治年间，已将贝勒商山封入；雍正以后，多任意分封。
由以上所考得，八固山惟正红尚保存代善之系统，次则镶蓝旗，亦留济尔哈朗遗迹，其余皆尽属后起之王公。盖自顺治八年后，已尽破太祖八固山分立之制：上三旗既永为自将，下五旗亦故主罕存。
强宗各拥所属之弊已扫除矣。然王公分封之旗，既入而为之主，体统尚尊。旗下臣于旗主，其戴朝廷为间接之臣仆，旗员惟旗主之命是遵，故雍正诸王心存不服，尚能各树党羽以抗朝廷，非诸王之能要结，在祖训家法有所禀承，旗员自视此为天经地义，不可违也。再通考其迁流如下：
《东华录·太宗录》首：“天命十一年九月庚午朔，上既即位，欲诸贝勒共循礼仪，行正道，交相儆戒。辛未，率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誓告天地曰：‘皇天后土，既佑相我皇考，肇立丕基，恢宏大业。今皇考上宾，我诸兄及诸弟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惟当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弟侄，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或因弟侄等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天地鉴谴。若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天地眷佑。’诸贝勒誓曰：‘我等兄弟子侄，询谋佥同，奉上嗣登大位，宗社式凭，臣民倚赖。如有心怀嫉妒，将不利于上者，当身被显戮。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善待子弟，而子弟不听父兄之训，有违善道者，天地谴责。如能守盟誓，尽忠良，天地保佑。我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等，若背父兄之训，而弗矢忠荩，天地谴责。若一心为国，不怀偏邪，天地眷佑。’誓毕，上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拜，不以臣礼待之，各赐雕鞍马匹。”
此段誓文，犹见满国俗，以各贝勒相誓为正名定分之道。豪格，太宗子也，而亦与此誓，居奉上嗣位之功，又可作“不利于上，身被显戮”之约，此在帝制定后，必为极失体之夷风，而在当时，则父子兄弟，互相角立，为根本当然之举，犹是八大贝勒之制。不过欲使亲生之子，亦于诸强宗内分割一席，在太宗为得计。群雄对立之势迫，父慈子孝之说微，此犹谨守八固山共治之训示也。有太宗与诸贝勒之合誓，又有诸贝勒合誓，然后有三大贝勒与十一贝勒之相对而誓，终之以三大贝勒受太宗率诸贝勒之拜。依然前此四大贝勒与小贝勒之体统。自此直至天聪五年末，犹守太祖八家并立，但分大王小王之意。未几，阿敏获罪幽系，三大贝勒又止存其二，对立之势愈弱。又未几，而二大贝勒复屈就臣列。此为太宗改更父训之一胜利。
《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丙申。先是，上即位，凡朝会行礼，代善、莽古尔泰并随上南面坐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顺。礼部参政李伯龙奏：‘朝贺时，每有逾越班次，不辨官职大小，随意排列者，请酌定仪制。’诸贝勒因言：‘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上曰：‘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以可否仍令并坐，及李伯龙所奏，命代善与众共议。代善曰：‘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众皆曰善，并议定行礼。奏入，上是之。至是谕曰：‘元旦朝贺，首八旗诸贝勒行礼，次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行礼，次满洲、蒙古、汉官率各旗官员行礼。官员行礼时，先总兵官、固山额真，次副将，次参将、游击、摆牙喇纛额真、侍卫，又次备御，各分班序行礼。’”
此为太宗改定朝仪，不与从前平列之大贝勒仍讲均礼之始。先由汉人发端，而诸贝勒乃以本年莽古尔泰有御前持刃议罪事，以莽古尔泰不当并坐，迎合太宗之意。岂知太宗志在改革，转命代善议，而代善不得不并己之并坐议改。奏入，上乃是之。于是君臣之分定，八固山共治之法除矣。
太宗时革共治制为君主制，然于诸旗主之各臣其所属，犹立法保障之。
《八旗通志·典礼志》：王府庆贺仪：“崇德元年，定亲王生辰及元旦日，该旗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官员，齐集称贺，行二跪六叩头礼。郡王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属员齐集称贺，行二跪六叩头礼。贝勒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属员齐集称贺，行一跪三叩头礼。若该属官员无事不至府行庆贺者，治罪。”
据此，崇德元年之亲王，皆为旗主，故皆有所谓“该旗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官员”，郡王即无之。因此可为太宗时之旗主加一考证。凡崇德元年封和硕亲王者，即是旗主，亦即是天命间之和硕贝勒。自此以后，贝勒只有多罗之号，尤可见和硕亲王之即为和硕贝勒所蜕化也。考崇德元年封和硕亲王者，凡六人，追封者一人：代善为和硕礼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萨哈廉于是年正月死，不及封而追封为和硕颖亲王，以其子阿达礼袭为多罗颖郡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至阿济格则为多罗武英郡王，直至顺治元年始封和硕英亲王。则于太宗时，阿济格虽有太祖遗命，命为全旗之主，迄未实行，至籍没时，仅有十三牛录，即系他旗中分受之少数。盖当在睿王之正白旗内分给，而豫王又分以七牛录，仍非全旗之主也。阿济格之为人，狂稚无理，不足重任，虽有遗命，靳之亦无能为。而太祖所云四小王：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三人，自无疑义，又其一必为代善长子岳托。豪格乃太宗亲子，固不应径取阿济格所受遗命而代之，其同封和硕亲王，不过示将来可以代兴之意。即欲使主一旗，亦当在太宗自领旗分内给之。岳托封和硕亲王，必为旗主。阿济格于是年封郡王，即非旗主。再证以镶红旗之包衣，只见克勤郡王之遗迹。克勤郡王乃岳托由亲王降封，子孙遂以此世袭，列为八铁帽之一。萨哈廉之后，虽亦以顺承郡王世袭，然非太宗时旗主，故包衣遗迹，顺承王之包衣尽在正红旗内。两黄、正蓝为太宗自领，余五旗归一大王、四小王，至此而主名定矣。
旗主及近亲子弟之有郡王贝勒爵者，属人于生辰及元旦不诣庆贺，即须治罪。此其本旗主臣之分，有国法为之保障。特旗主则并旗内大臣亦为其臣。旗主之近亲，则以府内官属为限，即包衣内旗员为纯粹之家臣。本旗旗员兼为国之臣，对本旗惟尽臣礼于旗主，不必尽于旗主之子弟也。
本旗旗员之尽臣道于其主，生辰元旦如此，昏丧等事可知。而《八旗通志》于婚丧礼，惟详乾隆时之见行制，不及初制。惟于雍正朝上谕八旗，得有反证：
《上谕八旗》：“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嗣后贝勒贝子公等，如遇家有丧事，将该属之文武大臣，着吏、兵二部开列具奏，再令成服。其官员内有在紧要处行走者，着各该管大臣指名具奏，令其照常办事。特谕。”
此所云“该属之文武大臣，著吏、兵二部开列”者，及旗下人见为文武大臣，非旗内之大臣。旗内大臣惟有都统及副都统，无所谓文武，亦无庸吏、兵二部分开。至其他官员，则并非大臣之列者，世宗皆不许旗主家任意令其成服，则旗下属人之不容专尽臣道，且有明谕。至本非属人，由朝命任为本旗之都统以下等官，更不待言。虽对贝勒、贝子而言，亲王、郡王或临于属人加尊，其不能臣朝廷之臣，不能与崇德元年之规定相合，亦可理推也。
昔年京朝士大夫传言，松文清筠既为相，一日召对不至，询之，乃主家有丧事，文清方著白衣冠，在主家门前执打鼓之役。帝乃令抬入上三旗，免为主家所压抑。此说固不确。文清乃蒙古，非满洲，其生在嘉、道间，为相在嘉庆十八年以后，已在雍正谕禁之后。此或雍正间之事，因有此事而有此谕，要皆为世宗革除八旗旧制之一端也。
太宗虽兼并他固山，乃求强而非以求富。八固山之负担，仍以八家为均分之准，则两黄旗未尝不作两家负担计也。满洲新兴之国，地广人稀，得人力即可垦地。聚人先资养赡，八家负担养赡之费。在天聪八年，正蓝尚未取得，而两黄久归自将，初不因自将之故而与六固山有殊，亦不因一人兼将两固山而不负两家之费也。
《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癸卯，众汉官赴户部贝勒德格类前诉称：‘我等蒙圣恩，每备御帮丁八名，止免官粮。其余杂差，与各牛录下堡民三百五十丁，一例应付。我等一身，照官例赡养新人，较民例更重，所帮八丁，既与民例一体当差，本身又任部务，所有差徭从何措办？徭役似觉重科。况生员外郎尚有帮丁，望上垂怜，将所帮八丁准照官例当差，余丁与民同例。’德格类以闻，上遣龙什、希福察讯差役重科之由，所诉皆虚。因前买妇女，配给新人，未会发价，故云。诏户部即以价偿各备御。又谕礼部贝勒萨哈廉曰：‘此辈皆忘却辽东时所受苦累，为此诳言耳。若不申谕使之豁然，则将些少之费，动为口实矣。’于是萨哈廉奉上命传集众官谕曰：‘尔众汉官所诉差徭繁重，可谓直言无隐，若非实不得已，岂肯前来陈诉。然朕意亦不可隐而不言，当从公论之。朕意以为尔等苦累，较前亦稍休息矣。何以言之？先是，尔等俱归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尔等不得乘，而满洲官乘之；所有牲畜，尔等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官所属，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是以尔等潜通明国，书信往来，几蹈赤族之祸。自杨文朋《八旗通志》作杨文明被讦事觉以来，朕始宥尔等之罪，将尔等拔出满洲大臣之家，另编为固山，从此尔等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当不似从前典衣鬻仆矣。”’
此段见建州始之待汉人，实视为奴虏。汉人中本为明之官吏，则招徕之辄妻以女，称为额驸，若李永芳、佟养性之类皆是。由是汉奸亦相率归附。凡自天命至天聪初，来附者颇见于《贰臣传》中。然所挟以俱降之士兵，或无所挟之汉人，陷于建州者，困苦如此，此清代官书之自述供状也。汉人因此思归，通书反正，太宗发觉其事，不惟不用威虐，反以此自反其过，改善待遇，此见建州之有大志，迥非平凡所能为。惟汉人另编固山，据清代官书，在前则太祖初设八旗，事在万历甲寅乙卯年间，其时有汉军牛录十六，在八旗之内，此即所谓“归并满洲大臣”时也。其另编固山，不详何时。惟于崇德二年七月乙未，言分乌真超哈一旗为二旗，则其先必有编为一旗之时，是即另编时矣。今于八年正月有此谕文，则另编必在其前。考清《贰臣·马光远传》：“明建昌参将，本朝天聪四年，大兵克永平，光远率所部投诚，授副都统，隶汉军镶黄旗，赐冠服鞍马。五年，上亲征明，围大凌河，光远从，招降城南守台百总一，男妇五十余人，即令光远抚之。七年，诏于八旗满洲佐领分出汉人千五百八十户，每十丁授绵甲一，以光远统辖，授一等子爵。”据此，则另编汉军为一固山，即七年事。《东华录》：“七年七月辛卯朔，命满洲各户汉人有十丁者，授绵甲一。共千五百八十人，命旧汉兵额真马光远等统之，分补旧甲喇缺额者。”此文亦叙此事，然叙述不明。
盖其误在传录时已自不了，故语不可解，当以《光远传》改正之。而《光远传》文亦有误。如云“投诚，授副都统，隶汉军镶黄旗。”
当天聪四年，汉军尚未分旗，即至崇德初，旗所分一旗两旗，亦止由整旗而分左右翼，两翼旗犹纯用玄青，并无镶黄之名，况在天聪四年乎？以意度之，当云“隶镶黄旗汉军”，旧隶于满洲镶黄旗内之汉军牛录耳。汉人于旗制隔膜，清中叶以前，史馆诸臣已不了如是，宜及今不可不加以研究也。
“尔等以小事来诉，无不听理，所控虽虚，亦不重处。是皆朕格外加恩，甚于满洲者也。困苦之事，间或有之，然试取满洲之功与尔等较之，孰难孰易？满洲竭力为国，有经百战者，有经四五十战者，尔等曾经几战乎？朕遇尔等稍有微劳即因而擢用，加恩过于满洲，若与满洲一例较伤论功以为升迁，尔今之为总兵者，未知当居何职？尔汉官皆谓：‘满洲官员虽娴攻战，贪得苟安，不知忧国急公；我等战功虽不及满洲，忧国急公则过之。’及览尔等章奏，较前言有异矣。尔等另编固山之时，咸云：‘拯我等于陷溺之中，不受满洲大臣欺凌，虽肝脑涂地，不能仰答上恩于万一。’今览尔等所诉之词，前言相忘。尔等诉称苦累甚于满洲，盍向熟谙差役者问之。若以满洲相较，轻则有之，甚则未也。古圣人有云：‘以家之财养贤，则取国而国可得；以国之财养贤，则取天下而天下可得。’此言皆尔等素所知也。国小民稀，朕及贝勒之家，各量所有均出之，以养上天畀我之民，此即古圣人所谓‘家财国财’之义也。既知此例，所输大凌河数人赡养之资，遂出怨言，尔等何其言行不相顾耶？朕谓尔等博知典故，虽非圣贤，必有通达事理者。自朕以及贝勒，尚散财无吝，使尔等果能达于事理，岂以随众输纳为苦耶？他国之主，皆敛民间财赋以供一己之用，有余方以养人；我国赋税，朕与诸贝勒曾有所私乎？我国民力，朕与诸贝勒曾有所私役乎？妄取国赋糜用于家，役民力以修治宫室，不以国事为念，止图一己便安，尔等当谏之。朕为国家朝夕忧勤，荷天眷佑，殊方君长头目接踵来归，犹恐不能招致贤才，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凡赏赉归附之人，皆八家均出，何曾多取一物于尔等乎？礼部亦有汉官，试往问之，八家每年出羊若干，貂裘、野兽、酒米、筵宴若干，明告于尔。当国中年岁荒歉，八家均出米粟，赈济贫民，朕与诸贝勒又散给各固山满洲、蒙古、汉人赡养之，尔等岂不知乎？朕与八固山贝勒于新附之蒙古、汉人、瓦尔喀、虎尔哈、卦尔察以及旧满洲、汉人、蒙古等，凡贫穷者，给与妻室奴仆、庄田牛马、衣食赡养，何可胜数。此皆尔等所明知者。尔等果忧国急公，其间纵有愚昧无知，自言其苦者，尔等犹当劝谕，乃反因此些小之费，遂出怨言，所谓急公过于满洲者，徒虚语也。”
此段见其自矜无私费，无私役，皆以朕躬与诸贝勒并提。虽以君主自居，未能不以诸贝勒为有共治之分，是太祖遗意之未遽泯灭者。八家并称，仍以八固山为出治之主名。君主虽临于上，不能独居其功，其自将之固山，仍与他固山平列，惟己以一人超乎其上，此是太宗时八旗制蜕化真相。
“尔等曾奏云：‘一切当照官职功次而行之。’我国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有不能。至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土地，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是，分拨辽东人民时，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俱照功以次给散。如尔等照官职功次之言果出于诚心，则满、汉官员之奴仆，俱宜多寡相均。尔汉官或有千丁者，或有八九百丁者，余亦不下百丁，满官曾有千丁者乎？果尔计功，论理满洲一品大臣应得千丁。自分拨人丁以后，八九年间，尔汉官人丁多有溢额者。若谓新生幼稚耶，何其长养之速？若谓他国所获耶，尔汉官又未尝另行出征。此如许人丁，不知从何处增添也。尔等之过，朕知而不究，其贝勒满洲大臣以尔等私隐人丁，孰不怀怨？若不任尔等多得，而有较满洲更加苦累之心，岂不将满洲、汉官户下人丁和盘计算，照官职功次再为分拨乎？倘如此分拨，尔千丁者，不识应得几人也。尔众官在明国时，家下人丁若干，今有若干，何不深思之？满、汉官民虽有新旧，皆我臣庶，岂有厚薄之分？今既如此，尔等亦同满洲，三丁抽一为兵，凡出征行猎，一切差徭，俱一例分毫不缺，尔等以为何如乎？试取朕言与尔等所言，从公忖量，有欲言者不必疑虑，切直言之可也。且满洲之偏苦于汉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每年牛录出守台人八名、淘铁人三名、铁匠六名、银匠五名、牧马人四名、固山下听事役二名，凡每牛录下当差者十有四家。又每年耕种以给新附之人，每牛录又出妇人三口。又耀州烧盐，畋猎取肉，供应朝鲜使臣驿马，修筑边境四城，巡视边墙，守贝勒门。又每牛录派兵一名，防守句骊河《通志》作巨流河，注即句骊河，每牛录设哨马二匹，遇有倒毙，则均摊买补。征瓦尔哈时，每牛录各喂马二三匹从征，又派摆牙喇兵十名，兵丁二三名，往来驰使，差回又令喂养所乘马匹。遇有各国投诚人来，拨给满洲见住屯堡房屋，令满洲展界移居。又分给粮谷，令其舂米纳酒，每年猎取兽肉，分给新附之人，发帑金于朝鲜，贸易布匹，仍令满洲负载，运送边城。又有窖冰之役，每年迎接新附之虎尔哈，于教场看守貂儿猞猁狲等皮，兼运送新米。朝鲜、蒙古使至沈阳，摆牙喇章京各出人一名，逐日运给水草。夏月至，更有运给水草之役。又每年
采蓡，负往朝鲜货卖此当即是皮岛通商，每固山以一户驻英格地方，巡缉盗踪，又以一户驻沈阳渡口，看守船只。此皆满洲偏苦之处，若不向尔等详切言之，尔等亦未必深信也。”
此段见满洲开国，此草昧之部落，而内政外交有条不紊。尚无钱币之制，纯恃实物为交易，所恃者土地闲旷，山林产珍贵之物。当天下未定，满洲人居然任其劳费，而处外族以优逸，用广招徕。生事简单，然使有久计。文字无多，细绎之，民生国计尽心经理之法，皆见于此。尤不易者，投诚人来，授以满人见住之屯堡房屋，而原住之满人展界移居以让之。此非满洲上下真能一心，何以得此？国无大小，实心为政，虚心待人，事必有济。自太祖初兴至此，传经两代，时逾五十年，锐意图强，有进无止，而中国以万历、天启之朝局应之，思宗有志救亡，而用聚敛之臣以夺民生，信刑余之贱以斥士类，好谿刻琐细之才以拒纯正远大之议论。对敌情固茫然，对民情尤漠然。为渊驱鱼，为丛驱爵，非两两对照，不易了也！其宣谕汉官之词，和平诚恳，有以服其心，绝不压以威力，较之思宗明知民力不任，犹曰“暂累吾民一年”，一年之后，更不提“暂”字。兴亡之判，非偶然矣。谕毕复有末尾一段，并录以尽其曲折：
“总兵官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及副将、参将、游击皆曰：‘控诉之事，我等不知，皆众备御所为。’遂将为首八人执之。萨哈廉问曰：‘尔等既云不知，当户部贝勒遣布丹往问时，何云知之？又何为将苦累之事备呈于部耶？’对曰：‘各备御向我等不曾言差役重科，但言欲诉帮丁八人之事，故布丹来讯我等，答云知之。至具呈之事，乃龙什、希福令我等将所有差徭备细开写，我等无知，故尔开送奏闻。’上曰：‘诸舌既云不知，可将备御八人并释之。倘治其罪，后有苦累，亦更无敢言者。各官及备御，勿令谢恩。若谢恩，则是欲罪而复赦之也。’”
委曲周至，真能买汉奸之心。统观全文，猥陋仅能达意，自是关外原来记载，非经中国文人以瞻天颂圣之格调为之润色。且出两造口语，非虚捏之宣传文也。下各官惶恐语略之。
太宗时虽收各固山之权，而处分之法仍视八固山为八家私物，以夺此予彼为惩劝。夫牛录而可随时予夺，必非太祖八固山并立之本意。太宗能立予夺之法，是即改革八家之根据。然自将之三固山，亦在予夺处分之内，则并立之遗迹尚存也。崇德改元时，正蓝已归太宗，故云三固山为自将。
《八旗通志·兵制志》军令：“崇德三年谕：凡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临阵交锋，若七旗王贝勒贝子却走，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七旗获全，即将七旗佐领下人丁给拒战之一旗。若七旗拒战，一旗却走，即将却走人丁分与七旗。若一旗内拒战者半，却走者半，即以却走人丁分给本旗拒战者。有因屯札他所，未拒战而无罪者，免革人丁。其拒战之王贝勒贝子，别行给赏。若七旗未及整伍，一旗王贝勒贝子拒战得功者，按功次大小、俘获多寡赏之。野战时，本旗大臣率本旗军下马立，王贝勒贝子等率护军乘马立于后。若与敌对仗，王贝勒贝子大臣不按队伍轻进，或见敌寡妄自冲突者，夺所乘马匹及俘获人口。”
观此军令，八旗于战时，皆以王贝勒等为主将。大臣即都统以下，其责任乃主将负之。大臣可以进退，旗主之事也。旗主则以旗下人丁为赌胜之具，焉得而不以所属人为旗主之臣，使号令得行也。
自此经睿王摄政之局，天子与亲王各挟固山之武力，与政权为消长。世祖亲政初一大改革，睿王之正白旗尤为充实，而收为自将之上三旗，遂成一定之制。余分属诸王贝勒之五旗，谓之下五旗，已绝不足言平立之旧矣。以天命间之四大王论：一王化帝，一王剥夺莽古尔泰之正蓝旗，一王递嬗阿敏之镶蓝旗，移转于弟济尔哈朗，其为原主者，仅一代善之正红旗。以天命末遗嘱所定之四小王论，其三可知者，乃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太祖有此殊宠之三子之母，遂遭诸王所公嫉，而迫使殉。又夺阿济格之一小王，以益代善之子。又太宗自擅两旗，无可分给而暂缺其一。迨取之阿敏以予济尔哈朗，始具四小王之数。实则入诸王手者已止有五旗；所谓下五旗，其中已无原来旗主。供朝廷随意分封者，两旗镶白、正蓝；有原来旗主者，三旗。又分天命间原属大王之旗，止有一旗正红，子孙众多，逐渐分封，世袭罔替之王乃居其二礼亲王、克勤郡王。其余郡王、贝勒，随世递降者不计。倘亦汉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意。天命后，原属小王之旗，则有二旗：一由原主获罪，递嬗而来镶蓝之济尔哈朗；一由不遵太祖遗嘱，别授充数镶红之岳托。其权源本不强固，故皆有随时封入之王贝勒，而镶红为尤甚。盖旗主之武力已减削无余，各旗自有固山额真，为天子任命之旗主，非宗藩世及之旗主。宗藩受封于旗，乃养尊处优之地，旗之行政，天子之吏掌之，则不啻有庳之封也。亲贵虽或典兵，所指挥者非有自主之本旗，特假天潢之重，以临禁旅之上，而镇摄后来归顺之杂军。所谓八旗皆朝廷之所运用。天子特于六卿兵部之外，自为一积世之军阀，而亲贵则皆不得分焉。此清代特殊之养威居重之地也。旗主消散而禁旅归公，威棱所由极盛，旗人堕落而异军特起，种族所以渐衰，此一代兴亡之大数也。
顺、康间，八旗之武力已为国家所统一，而亲王之体制，乃因从前八和硕贝勒之平行，对国家犹存各臣所属之旧，此已无碍于立国之大计。故圣祖临御甚久，尚无革除之意。至世宗因嗣统不无取巧，诸王间不尽诚服，而诸王各有臣属，视各忠其主为祖宗定制。此本八固山以来，太祖设定特殊之纲纪，旗员中有视为天经地义者。世宗于诸王，束缚驰骤，呵谴诛戮，诸王所饮恨，所属亦间与同抱不平，此为高宗以来绝无之事。盖经世宗朝之铲削芟夷，乃始全一人威福之柄。诸王之帖服，与朝士至无交往之自由。八固山对抗朝廷之习，可谓无余。而宗室与士大夫间，隔绝气类，积数十年，衣帛食粟，养尊处优，尽为尸居余气，种族益不可沟通，行能益无从比较，是为满人衰亡之渐。
康熙间，诸王皆通宾客，或罗致文学之士助其编纂书籍，以务声名。最著最大者，如《图书集成》《律历渊源》二书，皆世宗兄诚亲王允祉，招致文学士陈梦雷、杨文言等所作。世宗即位后，以此为大罪，诚王幽禁而死，祸及子嗣；陈、杨则坐以败类之名，谴逐摈斥。此事可详述别为专册。至如校勘家何焯、词臣秦道然，皆以王府宾礼而获重罪。清通礼：朝士与王贝勒等，但有途遇避道之礼，并无诣府通谒之礼。清一代，帝室近亲，绝少宫庭燕闲之乐。天子之尊严，诸王之觳觫，较之历代史书，亲属间君臣之希阔特甚。此亦一代之特色。
清代皇子不一定封王，是制度之善者。然旗下俗称，遂以封爵与王号分离。雍正间，有明谕禁止。又对诸王不敢称名，亦有明禁。此于政体未尝非不私其亲，要亦世宗防宗室间之作用。
《雍正上谕八旗》：“元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亲王、郡王等俱有封号，所以赐与封号者，盖为称呼设也。如无封号之王、贝勒，即应直呼其名耳。至九贝子、十四王之称，国家并无此例。嗣后凡无封号诸王、贝勒等，即呼其名。若再如前称呼，断然不可。将此晓谕八旗并各部院衙门，至各省督抚等。如奏章内不书其名，仍有写九贝子、十四王者，该部即行奏闻。再，小人等并将闲散宗室亦称为王，又有贝勒王、贝子王、公王之称，嗣后若有如此称呼者，决不宽恕。着该部严行禁止。特谕。’”
至旗人主属之分，太祖所遗之迹，及世宗而尽破除之。八旗之军政，先已移归都统。其户婚田土之事，都统虽亦理之，尚不足尽掣诸王之肘，亦并不欲旗人旗产尽隶于本旗都统。于是逐事谕禁之，设御史稽察之，令各旗交互代管之。于是一旗自为主属之界限尽去。
《雍正上谕八旗》：“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下五旗诸王属下人内，京官自学士侍郎以上，外官自州牧县令以上，该王辄将子弟挑为包衣佐领下官，及哈哈珠子执事人王子之随从人，曰哈哈珠子，挫折使令者甚众。嗣后着停止挑选。其现在行走人内，系伊父兄未任以前挑选者，令其照常行走；若系伊父兄既任以后挑选者，俱着查明撤回。或有过犯，该王特欲挑选之人，着该王将情由奏明，再行挑选。特谕。’”
此为加高旗员身分，以抑旗主之尊之始。
又：“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从前皇考之时，凡上三旗大臣侍卫官员人等，俱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即诸王属下人，非该属处亦不许私相往来。着领侍卫内大臣及旗下大臣等，各将该管侍卫官员等严行稽察，嗣后如有私相行走之人，一经查出，即行参劾。如不纠参，经朕查出，或被旁人首告，定将该管大臣一并从重治罪。将此详悉再行晓示。特谕。’”
此先断各旗属下互尊他旗旗主之路。
又：“雍正元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谕：‘下五旗旗下官员兵丁，原不在诸王阿哥门下看守行走。朕与大阿哥曾经奏请，始令看守，其余并未具奏，亦尽皆仿效。今不得复行如此。且旗下官员亦不敷用，着拨回旗下当差。行走三阿哥门上者，亦着拨回。若即行撤去或有不便之处，亦未可知。着都统详议，令诸王具奏。特谕。’”
此亦缩小诸王役使旗丁之范围。凡世宗在藩邸时自蹈之弊，此时皆禁断。如此者亦多。若结交外廷，需索帑项，皆有自犯于先、自禁于后之事。可见圣祖时待诸王本宽，世宗特加严峻，要亦本非恶事，不具录。
又：“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凡旗员为外吏者，每为该旗都统参领等官所制。自司以至州县，于将选之时，必勒索重贿，方肯出给咨部。及得缺后，复遣人往其任所，或称平日受恩，勒令酬报；或称家有喜丧等事，缓急求助；或以旧日私事要挟。至五旗诸王不体恤门下人等，分外勒取，或纵门下管事人员肆意贪求，种种勒索，不可枚举。以致该员竭蹶馈送，不能洁己自好，凡亏空公帑、罹罪罢黜者，多由于此。嗣后如有仍蹈前辙，恣意需索等弊，许本官密详督抚转奏。督抚即据详密奏。倘督抚瞻顾容隐，即许本官封章密揭都察院，转为密奏。倘又不为奏闻，即各御史亦得据揭密奏。务期通达下情，以除积弊。外任旗员，勿得隐忍畏惧，朕不治以干犯举首之罪。将此着内阁通行八旗、直省督抚，遍谕内外旗员知悉。特谕。’”
凡世宗所力破旗下痼疾，皆自太祖以来使旗各自主所酿成。清代若不经此裁制，主权安得而尊，国本安得而定？世宗之得位或有惭德，逆取顺守，或亦不让唐宗也。
又：“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满洲御史，事务无多，八旗各派御史二员，亦照稽察部院衙门之例，一应事务，令其稽察。如旗下有应密奏及应题参事件，俱着密行具奏。再五旗诸王，有不按定例，使令旗人及滥行治罪者，亦着查参。这所派监察御史，着调旗分派。特谕。’”
自是八旗为政府以下之八衙门，非各自为政之八国矣。痛改祖制，然列祖必深赞许之。
八旗都统，旧为八旗臣属，已见前矣。雍正间，每以亲王郡王任各旗都统，皆万不能臣属他王贝勒者。先是康熙末年，屡以皇子办理旗务，即不欲假手于本旗王贝勒，而特命皇子出为代办。其办旗务，正居都统地位，非该旗王贝勒地位。但不能臣属于该旗王贝勒，则无可疑。惟尚非竟任为都统。至雍正间，乃明任为都统矣。都统为八旗之行政官，不为臣属。于是旗之行政，尽属都统。该旗王、贝勒只受其分得之包衣，受俸饷于旗内。于是旗主不但无耦国之嫌，并不预旗之内政矣。
《清史稿·圣祖诸子传》：“《淳度亲王允祐传》：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正蓝旗满洲都统延信征西陲，命允祐管正蓝三旗事务。”《辅国公允 传》：“康熙五十七年，命办理正蓝满洲、蒙古、汉军三旗。”《履懿亲王允祹传》：“五十七年，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
此为康熙间已用各旗王贝勒所不能臣属之亲贵，分别干与各旗之始。其每一旗色，合满、蒙、汉三旗者，京师八旗宿卫驻地以旗色分区，而以满、蒙、汉按色相次也。今再考其所以派皇子办事之故：
《八旗通志》敕谕：“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三十日，谕议政大臣、内大臣等曰：‘每旗都统、副都统，或有起家微贱，专意徇庇，一应补放官员并佐领等事，恒有迟至数年或十年不奏者。或一官病故已久，数年尚仍给俸者。一切事件，漫不稽查，甚是旷废。近闻都统石文英，不出门户，亦不见人，有事来奏，每不待事毕，只图早归，亦不瞻仰朕容，甚属不堪。正蓝旗都统颜信，前往出兵，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着七阿哥办理。正黄旗都统巴赛，署理将军事务，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着十阿哥办理。正白旗满洲都统何礼，差往云南，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着十二阿哥办理。如此办理，别旗各相效法，自必发愤勤事也。’”
观此谕，康熙间旗务掌于都统，而王、贝勒不之问。其间正黄、正白，本属上三旗，由天子自将，即派皇子办旗务，亦无权限之分别。而正蓝则为下五旗，旗务废弛，不令该旗王、贝勒整顿，乃另派皇子，固已视本旗王、贝勒为享有包衣祗候之地，无过问旗务之权矣。
雍正间则直以亲王为都统，自后更为常制，不必复言。今举雍正时之亲郡王为都统者：
礼亲王后改号康亲王时，崇安，雍正间官都统，掌宗人府。
克勤郡王后改号平郡王时，雍正四年，讷尔苏削爵，子福彭袭，授右宗正，署都统。
顺承郡王锡保，雍正四年谕：“锡保才具优良，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可给与亲王俸，授都统。”
果郡王允礼，《雍正上谕八旗》：三年九月初八日，有谕镶红旗都统多罗果郡王允礼。
此皆见《清史稿》本传及谕旨。盖雍正间始创此例，以后则诸王之历官都统为常事，不足复道。惟康熙末之都统，似以同色旗中满洲都统有干预蒙、汉二旗之权。当亦是雍正以后，始各自为政。其满、蒙、汉各旗之都统、副都统，本不分界限，满人可作蒙、汉旗都统、副都统，蒙、汉旗人亦可作满洲都统、副都统。参领以下，则各自用本族之人。
上谕八旗：“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奉上谕：‘将八旗满洲、蒙古人员，屡放汉军参领，则该旗缺出，反致乏人。汉军旗下，亦还得人，嗣后汉军参领缺出，即将汉军旗下人员引见具奏。特谕。’”
雍正初革除各旗旗主之权，复有专谕。当上三旗、下五旗既分之后，所需革除者，亦只有五旗，较太宗时本易为力。太宗虽始终握定两黄旗，究亦非太祖遗嘱所许，对诸王较难操切。
又：“雍正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看来下五旗诸王，将所属旗分佐领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禁，籍没家产，任意扰累，殊属违例。太祖太宗时，将旗分佐领分与诸王，非包衣佐领可比，欲其抚循之，非令其扰累之也。从前朕之伯叔为诸王时，虽渐失初意，尚未过甚；至朕兄弟辈，所分包衣佐领之人既少，而差役复多，因而不论旗分佐领，包衣佐领，一概令其当差。其余诸王，遂亦从而效之，或有不肖王等，因渔色之故，多毙人命，人所共知。且护卫等尚无不奏而擅行革退之例，如此日流而下，则五旗之人竟有二主，何以聊生？所关甚大。着嗣后仍照旧例，旗分人员止许用为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或诸王挑取随侍之人，或所属人内在部院衙门及旗下行走者兼管家务，或需用多人以供差役，或补用王府官职，或令随侍子侄，着列名请旨。将奉旨之处，知会该旗都统等，令都统等覆奏。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如不请旨，断不可也。倘仍有将旗分人员，妄行扰累，令其多供差役，兼管散职，着该旗都统等奏闻。若都统等隐匿瞻徇，一经御史参劾，即将该都统等治罪。特谕。’”
世宗钳制诸王至此，较之太祖分付八固山之意，判若天渊。然后来帝所欲钳制之诸王，旗分中人，尚有不顾天威而效忠本主者，则祖制之约束甚久，旗人固视为纲常大义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以儒家名分之说压之，始无闲言，可知儒教之入人深，过于开国之祖训也。
又：“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老安郡王（太祖八子饶余郡王阿巴泰子岳乐）居心甚属不善，谄附辅政大臣等，又恃伊辈长，种种触忤皇考之处，不可悉述。皇考宽仁，加以容宥。以如此之深恩，而安郡王之诸子，全然不知感戴竭诚，效力行走。马尔浑、京喜、吴尔占等兄弟之中，互相倾轧，恣行钻营；塞恒图又生妄想，冀得王爵，残害骨肉，以致皇考郁闷等事，系众所共知者。安郡王诸子之中，马尔浑尚属安分，其子华启，亦无恶处，上天不佑，将应袭封王爵之人，令其绝嗣，因此皇考稍加踌躇审度，而安郡王之子孙，即怨及皇考，以至吴尔占、塞恒图等，屡次形于辞色之间。夫国家恩施，岂可倚恃而强邀乎？今廉亲王以不袭封安郡王之故，钻营谗害，离间宗室，摇动该王属下人等之心。以累世仰受太祖、太宗、世祖、圣祖恩施之旧人，岂肯倚附此辈，以遂其扰乱国家之意？今强欲令袭封安郡王，则朕从容施恩之本意俱不可行矣。将袭封安郡王之本发回，不准承袭。其属下佐领，朕俱撤出，另赐他人。’将由安郡王之属下撤出给与廉亲王、怡亲王之佐领下人等传集，宣旨谕云：‘尔等俱系朕之臣下，国家惟有一主，朕将尔王不准承袭者，其故如此。尔等若知尔王之罪，当即仰遵朕所办理，中心悦服，竭诚为国效力行走。倘仍顾念旧日属王，违背大义，沽取小忠之名，而蹙额致怨于朕，尔等即将尔王屈抑之处，表白声明具奏。若所陈得理，朕即袭封尔王，并将尔等给回旧属；如谓王本无功，其罪案是实，略无游移，则更有何言？不于奉旨赐给之王处，效力行走，仍愿恋旧主，以廉亲王为尔王属下之婿，钻营行走，朕必诛之。’再将赐给廉亲王之安郡王属下佐领，俱撤出给与怡亲王，并降旨与怡亲王：‘此所给人内，如有为其旧日属主，致怨于朕及不肯奉尔为主、一心效力行走者，以至形于颜色之间，或有仍瞻顾钻营于其间者，王即奏闻，朕必将伊置之于法。特谕。’”
谕中亦以旗下属人顾恋旧主为效忠，不敢遽以遵守祖训为罪，故有此反覆开谕之文。惟其取咎之故，实在廉亲王之欲助安郡王。廉亲王即后来之阿其那，乃安郡王之外孙婿。安郡王功在国史，此忽谓其无功，则挟帝王之势以临之，人亦无敢反驳。要之，雍正谕旨，皆支离词费，半由对兄弟有惭德，半由所革除者为祖制，不能不烦琐言之，冀达其意也。
又：“雍正三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谕，旗下所存之官房，若令各该旗管理，参领等或有作弊之处，亦未可定。相应调旗管理为善：镶黄旗之房，着正白旗管理；正白旗之房，着镶黄旗管理；镶白旗之房，着正蓝旗管理；正蓝旗之房，着镶白旗管理；正黄旗之房，着正红旗管理；正红旗之房，着正黄旗管理；镶红旗之房，着镶蓝旗管理；镶蓝旗之房，着镶红旗管理。特谕。”
虽一房产之微，亦不能由各旗自为窟穴，太祖所命八固山各自为主之制，可云摧灭无余矣。是时乃始开屠戮兄弟之隙，知其助之者寡。然世宗犹刻刻防旧属之戴主，有决无其事而故为周内者，若雍正四年二月初五日，允祉、允祺、允祐奏述康熙年间面奉皇考罪状允禩之旨，中有云：“苏努、马齐，自其祖父相继以来，即为不忠。苏努之祖，即阿尔哈图土门贝勒也，在太祖时，因获大罪被诛。马齐之祖，原在蓝旗贝勒属下，因蓝旗贝勒获罪，移置于上三旗。伊等俱欲为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坏国家。”夫苏努可云为祖报仇，马齐特先世为蓝旗贝勒属人，亦云为祖报仇，乃为其祖代报故主之仇矣。考马齐以镶黄旗著籍，姓富察氏，父米斯翰，登朝已在康熙年。祖哈什屯，乃曾隶正蓝旗者，天聪时改隶镶黄旗，即由太宗治兄莽古尔泰、弟德格类之罪，而夺其正蓝旗。世之相距远矣，其说已不足信。且按之圣祖原谕，今载《东华录》者，与允祉等所述正相反。今录以互证如下：
《东华录》：“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谕有曰：‘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乃不念朕恩，擅作威势。朕为人主，岂能容此？马齐之弟李荣保，妄自尊大，虚张气焰，朕屡加警戒而怙恶不悛，亦当治罪。马齐等着诸王大臣会集，速审拟奏。’是日，康亲王椿泰等遵旨审鞫马齐等，覆奏：‘马齐系正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其族中并无一人行间效死者。今马齐图谋专擅，欲立允禩为皇太子，且马齐于御前拂袖而出，殊为可恶，不可留于斯世者也。李荣保妄自尊大，虚张气焰，亦甚可恶，俱应立斩。马武与马齐、李荣保，系亲兄弟，亦应立绞。马齐、马武、李荣保及马齐之兄马思喀等之子孙，有职者革职，概行枷责。其妻子并发黑龙江。马齐之族护军参领壮图等，有职者革职，其护军披甲及闲散人，俱鞭一百。’奏入，谕曰：‘马齐原不谙事，此数年中起自微贱，历升至大学士。其处心设虑，无耻无情，但务贪得，朕知之已久，早欲斥之，乃潜窥朕意，而蓄是心，殊为可恶，理应立斩，以为众戒。朕因任用年久，不忍即诛，着即交允禩，严行拘禁。李荣保着免死，照例枷责，亦听允禩差使。马武著革职，其族中职官及在部院人员，俱革退。世袭之职，亦着除去，不准承袭。’又谕：‘马思喀在日，曾有效力之处，着将伊子佐领三等侍卫衲尔泰，从宽释放。’”
以上康熙间议马齐罪原文，迭谕及康亲王等审鞫复奏，反复成一谳牍，必非虚假。所云马齐之祖，乃属于德格类，而陷主以归太宗，得收入太宗亲将之镶黄旗者。岂但不为蓝旗贝勒报仇，如果有忠于蓝旗之人，且当甘心于马齐，以为蓝旗贝勒报仇耳。允祉等记忆圣祖谕旨之说，或亦世宗所授之辞，非其本意。但此矛盾之说，实为世宗惟恐诸王贝勒旧属之为主报仇，且觉诸兄弟之尚有心腹忠党，故有此蛇影杯弓之见解。总之，诸王有党，原于旧有主属之分；主属之必应效忠，原于太祖之遗训。明乎此，而世宗朝文烦意曲之处分诸王谕旨，皆有物焉为之梗，不能不曲折以达之者。其梗何在？即太祖八固山之制是已。至马齐之罪案，根本为无意识，亦非圣祖之所深罪。其后李荣保之裔大盛，女为高宗孝贤皇后，子为忠勇公傅恒，孙为文襄王福康安等，固与康、雍间偶被之谴责无影响也。
又：“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谕有云：‘当时伊等见二阿哥废黜，以为伊等奸计之所致，邪党愈加坚固，公然欲仗邪党之力，以东宫之位为可唾手而得，慢无忌惮，竟有敢与皇考相抗之意。此实朝廷之大患，国家之深忧。是以朕即位以来，百凡经理，费尽苦心，乃三年之久，顽邪尚未尽化，风俗尚未丕变。尔等满洲大臣，急宜醒悟。当日世祖章皇帝御极，正在冲龄。睿亲王辅政，大权在握。一日以黄色衣示在廷大臣，问可否衣着，因此时大臣尚力争以为不可。凡满洲耆旧内，此等行事，不可枚举。刚方正直之风，权势所不能夺者，历历可考。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后因下五旗之人与上三旗之人并用，遂染下五旗卑微之习。然从前下五旗之人，虽各有该管之主，而其心亦只知有君上，不知有管主也。何以至于今日，遂苟且卑靡，一至于此？如昨日都统五格，在朕前奏对，尚将获罪削籍之允禟，称之为主。五格乃一无知武夫，此则风俗颓坏，大义不明之故也。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岂能容乎？如阿灵阿、鄂伦岱等之奸恶，不明大义，其存心行事，尔等当以为戒。当日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虽遇天潢宗室，未尝不加礼敬，而君臣之大义必明，金石之心肠不渝。朕今日之谆谆训诫，不惮反复周详者，无非欲正人心，化风俗，使国家永享升平之福耳。’”
世宗改革旗制，明明不法祖宗，而偏以法祖为言。又言旗人之祖如何尊君不尊主，其实乃两黄旗之尊主，其主即君耳。又以世祖初之上三旗为言。世祖之初，何尝定为上三旗？世宗亦含混言之，欺彼旗员，亦不甚明了八十年前故事。至以孔孟之说相压，其时教化无有二义，无人敢于非圣，遂将太祖违理之制淘汰。中国历代草昧时之陋态，经儒家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此所以为万世师表也。今特以科学为不及人，以为受儒家之毒。古之儒者，六艺兼赅。若欲令人于学问中通一二科学以应事，自是多能鄙事之一。若孟子言：“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则何尝不知推步之术？然岂肯仅仅与畴人子弟争一日之短长哉？“畴人”一词，见《史记·天官书》；清史以通算学之仕，均称为畴人。若以艺术傲圣贤，孔子谢之曰“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孟子亦可谢人曰“吾不如欧几里得”而已矣。
至八旗之效用，在清代实亦有得力之处。能将军阀熔化于其中，无立时裁兵之棘手，而使习斗之兵、积悍之将，安插能满其意。用封建之法，而势力甚微，享用却甚可恃。且部曲不必尽散，包容于旗制之中，其世袭皆以佐领为单位，得一部人即编一佐领。其始于女真各部，其后推之蒙古、汉人。至其不足成旗而但能设佐领者，若俄罗斯佐领，若高丽佐领，皆以安其俘获投顺之人。苟非其遗丁自就衰微，清廷实能长守封建之信，故人亦安心。
蒙古之编为八旗也，其大宗为两次征服所得之众：一为喀尔喀部，二为察哈尔部。此皆兵力所取。其不劳兵力而来附者，则与为盟好，谓之藩部，不收编其人，不设官治其土地也。蒙旗人亦较少。满汉军旗，每旗五参领，蒙旗每旗止左右二参领。此其大概也。
汉军编在招徕汉人之时，至入主汉土则旧兵还为地方之兵，别其旗色于八旗之外，谓之绿旗，其兵即曰绿营。而明季宿将之有选锋者，巨寇之有死党者，不可使之散在一地为患，则以八旗之制编之，使分得满洲豢养之利。此清初偃武修文之根本法也。《圣武记》谓：汉军旧名乌真超哈，乃满洲八旗附属之汉人，自尚、耿、孔携来大军，乃编为天祐、天助二军，遂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清史稿·兵志》亦因此说。其实不尽合事实。当其为天祐、天助等军名，即是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至三藩既平，而后就其力屈受编者，编为汉军。惟吴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胁外，悉发边远充军，不编佐领，则以罪人待之。昔在黑龙江，闻台站之军役，皆吴三桂旧部之子孙，当可信也。盖观汉军各佐领中，尚、耿、孔三家皆有，独无吴后，知必另有安插矣。
汉人在满洲军中自成为牛录者，名乌真超哈。天聪七年，始编为一旗，前已据《贰臣·马光远传》考定之矣。至《八旗通志》叙汉军缘起，特从崇德二年始，各官书亦从此始。此特由一旗分为二旗之始。既曰一旗，则在满洲八旗中分出为旗，不可不明其始也。而各书不能言之，幸有《马光远传》可据。其自崇德二年以后之演变及清初军事大定以后之措置，清之所以能收拾全国，使数十年纵横之兵匪得告安谧，于汉军之编制，实有关系。惟编制八旗，分设佐领，自赖有满洲八旗为之根柢。组成汉军八旗以后，又赖有满洲八旗镇压而率领之，故能追随于宿卫之列，听调于驻防之令。前有躐取官禄之阶，后有长养子孙之计。武夫悍卒不散为游手无业之徒，非扰乱无谋生之地，此八旗制之大成就也。三藩以后赖此而定。中叶用兵，不甚添募，不觉安插之苦。至咸、同军兴，旧兵不可用，清所恃为武力中坚之八旗，尽不可用，于是兵尽召募。事平以后，无旧安插法可用，裁者为会党，觅食于游手之中；存者亦为骈枝，糜饷于旧额之外。故有兵事时，兵尚得将而可用；无兵事以后，兵乃被裁而无可消纳，终致一决而不可收拾也。明之开国，纳兵于卫所；清之开国，纳兵于八旗。今后已见拥兵之多，未定纳兵之计，论者欲纳之于地利实业，是诚然矣。国土日蹙而地利微，民生日凋而实业尽，旋乾转坤，在当国者。刻苦以持己，为国民塞已漏之巵；诚恳于便民，为国民扶仅存之力。无不可救之危局，危局挽而消兵之策行其中，此鉴往以知来之事也。终之以《汉军佐领考略》，为清代尽其八旗之作用，此治清史之实有借鉴者矣。
汉军佐领考略
崇德二年七月，分乌真超哈汉文称汉军一旗为两旗。以昂邦章京汉文称总管章京，为将军讹音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以昂邦章京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
四年六月，分乌真超哈二固山官属兵丁为四固山，每固山设牛录十八员，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正黄、镶黄两旗，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马光辉、张大猷为梅勒章京，戴都、崔应泰、杨名远、张承德为甲喇章京。正白、镶白两旗，以石廷柱为固山额真，达尔汉、金维城为梅勒章京，金玉和、佟国荫、佟代为甲喇章京。正红、镶红两旗，以王世选为固山额真，吴守进、孟乔芳为梅勒章京，金砺、郎绍贞、王国光、臧国祚为甲喇章京。正蓝、镶蓝两旗，以巴颜为固山额真降清之李永芳之长子，李国翰、土赖为梅勒章京，张良弼、曹光弼、刘仲锦、李明时为甲喇章京。初，两固山纛色皆用玄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玄青镶黄，石廷柱纛以玄青镶白，王世选纛以玄青镶红，巴颜纛纯用玄青。两白旗缺一甲喇章京。原文各书同。
七年六月，初，乌真超哈止设四旗，至是编为八旗，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养正子、石廷柱、巴颜、墨尔根辖李国翰八人为固山额真；祖可法、张大猷、马光辉、祖泽洪、王国光、郭朝忠、孟乔芳、郎绍贞、裴国珍、佟代、何济吉尔、金维城、祖泽远、刘仲锦、张存仁、曹光弼为梅勒章京。是年七月，以锦州、松山、杏山新降官属兵丁，分给八旗之缺额者。其余男子妇女幼稚共二千有奇，编发盖州为民。又蒙古男女幼稚共四百二十有奇，又汉人八名，分赐恭顺王孔有德：男子十名，妇女幼稚十六口；怀顺王耿仲明：男子十名，妇女幼稚十二口；智顺王尚可喜：男子十名，汉人一名，妇女幼稚十二口；续顺公沈志祥：男子五名，妇女十六口；察罕喇嘛：男子三名，妇女幼稚三口；其余分赐公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养之。
顺治二年十一月，以和硕德豫亲王多铎等招降公、侯、伯、总兵、副将、参、游等官三百七十四员，拨入八旗。三年四月，分隶投诚官于八旗，编为牛录。
十八年十月，户部请将新投诚官员分旗安置。现到伪汉阳王马进忠之子、都督佥事马自德，准入正黄旗；伪国公沐天波之子沐忠显，准入正白旗；未到伪延安王艾能奇之子、原镇国将军、今左都督艾承业，准入镶黄旗。
康熙元年三月，允义王孙徵淳所请，令属下投诚各官，均拨三旗。
二十年九月，兵部题准耿昭忠等呈称：家口甚多，难以养赡，照汉军例，披甲食粮，既可当差效力，又可均赡老幼家口，编为五佐领，令在京佐领管辖，每佐领下设骁骑校一员，小拨什库汉文称领催各四名，马甲各五十四名，步军拨什库兵各十三名。此五佐领俱系耿昭忠、耿聚忠等属下，不便分晰，应将伊等本身，一并俱归入正黄旗汉军旗下。
二十一年十二月，户部议准建义将军林兴珠既归并镶黄旗汉军，令该都统归与缺少壮丁。其佐领下应给地亩籽粒口粮，照例支给，俟支俸后裁去。所居房屋，工部给发。
二十二年十二月，命尚之孝、尚之隆等家下所有壮丁，分为五佐领，隶镶黄旗汉军旗下。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安南黎维祁及属丁人等，奉恩旨令其来京，归入汉军旗，分编一佐领。
摘录尚、孔、耿军收编，以明其非在称天祐、天助军时，沈志祥附。
镶黄旗汉军：第一参领第四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拨隶本旗。孔有德早亡，而其所属，亦至三藩平后乃进京。原有佐领名色而不隶八旗。
第二参领第二佐领，原系随续顺公沈志祥驻防广东之佐领，初以蒋有功管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拨隶本旗。《贰臣·孔有德传》：“八年天聪三月，诏定有德军营纛旗之制，以白镶皂，别于满洲及旧汉军，号天祐兵。”
又《尚可喜传》：“四月天聪八年，诏至盛京，赐敕印，授总兵。军营纛旗，以皂镶白，号天助。”
又《耿仲明传》：“是年天聪八年秋，从征明。由大同入边至代州，屡败敌兵。仲明每奉命出征，辄与有德偕，其军营纛旗，亦以白镶皂，号天祐兵。”
第二参领第七佐领，原系驻防福建人丁，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始编佐领，分隶本旗。
第三参领第三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人丁，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始编佐领，分隶本旗。孔军亦不尽有佐领名色。
第三参领第八佐领，原随续顺公沈志祥驻防广东人丁，康熙二十四年进京，始编佐领，分隶本旗。《贰臣·沈志祥传》：“崇德六年，率所部随大军围锦州。七年，凯旋，赐貂裘及降户。志祥请令部众隶八旗汉军，于是隶正白旗。”案虽有此文，殊未能符事实。见下各文。
第四参领第八佐领，原系随平南王尚可喜驻防广东人丁，康熙二十二年进京，编为佐领，分隶本旗。
第五参领第七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初以刘进孝管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始隶本旗。
正黄旗汉军：第一参领第一佐领，系康熙四十八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官兵编为佐领。孔部亦有先于平三藩而编佐领者。第二参领第一佐领同。
又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年编设。《通志》案：此佐领系耿昭忠、耿聚忠因所属家口人众，分编为五佐领。雍正十一年，作为世管佐领。乾隆三年，奏定为勋旧佐领。又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正黄旗汉军都统奏：“臣旗耿姓三个公中佐领，奉旨改为世管佐领，其佐领下人等，应作为属下，或作为另户，恭请钦定。”奉旨：“此佐领照前所降谕旨，仍作为世管。其佐领下人等，俱实系另户。著晓谕伊等知之。”
第三参领第八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编设，初隶镶红旗。三十七年，此佐领拨隶本旗。《通志》案：此佐领原系耿精忠属下，随将军马九玉征云南兵丁一千，于康熙二十一年进京，编为五佐领之一，属苏彦卓克托公。
第四参领第一佐领，系康熙二十四年，将随续顺公沈熊昭驻防广东之壮丁一百四十八名，编为佐领。沈氏家兵至易世后，犹待编旗。
又第七佐领，系康熙二十年编设。《通志》案：此佐领原系和硕额驸耿昭忠等，因随伊祖投诚人多，不能养赡，部议编为五佐领之一。陈都策第五任革退后，因卢世英呈控，经王大臣议，请将五佐领内航海旧人、关东旧人、公主媵人，七百余名编为公中佐领三；其福建等省随来壮丁，及耿姓各户下家人三百余名，编为耿姓世管佐领二。此即三公中佐领之一也。乾隆三年，又因耿化祚呈控，后奏请将三公中二世管，俱照镶蓝旗尚维邦佐领例，一体作为福珠里佐领。奉旨：两世管佐领作为福珠里佐领，三公中佐领作为世管佐领。乾隆十五年，奉旨仍为公中佐领。
福珠里，华言勋旧。
第五参领第二佐领，康熙二十年编设。《通志》案：此佐领亦系以耿昭忠等随来壮丁编立。雍正十一年，另编为公中佐领，以金通保管理。金通保本参领，承耿化祚缘事革退后。乾隆三年，作为世管佐领。乾隆十五年，奉旨仍为公中佐领。
又第五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随定南王孔有德驻防广西之官兵，编为牛录。
正白旗汉军：第二参领第三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初以王守仁管理，康熙二十一年进京。
第四参领第四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官兵编为佐领。
又第八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平南王尚可喜所属官兵，编为佐领。
第五参领第二佐领，系康熙二十四年，将续顺公沈熊昭进京之兵丁，编为佐领。其第一佐领内，亦有续顺公沈铎、续顺公沈广文两次管理。
又第八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广东进京之兵丁，编为佐领。
正红旗：第一参领第一佐领，系顺治元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人丁编为牛录。初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第三参领第三佐领，系驻防福建佐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分隶镶蓝旗。四十六年，拨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又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驻防广东兵丁，编为佐领。初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第四参领第四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驻防广东兵丁，编为佐领。初隶正黄旗，雍正六年，始拨隶本旗。
第五参领第五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初以陈述林管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分隶正黄旗。雍正四年，始拨隶本旗。
镶白旗：第三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广西驻防兵丁，编为佐领。初隶正白旗，雍正四年，拨隶本旗。
又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广东驻防兵丁，编为佐领。初隶正白旗，雍正四年，拨隶本旗。
第四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编设，初隶正白旗，以三品官线缄管理。线缄故，以其弟线绪管理；线绪故，以阿恩哈尼哈番石显爵管理。石显爵故，雍正四年，此佐领拨隶本旗。以后乃均不由线姓。案线国安于康熙十三年， 从吴三桂叛，十五年病死；子成仁复归顺，原系孔部。又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广东驻防兵丁编为佐领。初隶镶黄旗，雍正九年，拨隶本旗。
正蓝旗：第四参领第六佐领，系康熙十八年，将定南王孔有德所属官兵，编设佐领。
第五参领第六佐领，原系定南王孔有德所属佐领，康熙二十二年进京，分隶正白旗。雍正九年，拨隶本旗。
镶蓝旗：第二参领第三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福建驻防兵丁编为佐领。
第五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设。《通志》案：此系康熙年间赏给尚之隆五佐领之一。于乾隆三十九年，因佐领出缺，奏请调取拟正人员。奉旨：“此佐领虽系尚之隆亲子孙，分定三佐领内之一，但既经管理两个，若仍令伊支派管理，未免过优。着将此一佐领，作为伊合族内公中佐领。”案尚之隆五佐领，皆在本旗内，其孰为之隆亲子孙管理之两个佐领，志未明载。其佐领数如下：
第一参领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设。初以王国瑞管理，王国瑞因病辞退，以尚崇垣管理。以下皆归尚氏世管。
第二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设。初以田毓英管理，田毓英故，以骁骑校刘思义管理，刘思义故，以尚崇废管理。以下归尚氏世管。
第三参领第五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编设。初以尚崇志管理。以下皆尚氏世管。
第四参领第六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编设。初以李芳臣管理，李芳臣缘事革退，以拜唐阿尚之缙管理。以下归尚氏世管。
《兵制志》二
雍正八年，上谕：“前汉军恳请出兵效力，朕谕该都统等，汉军骑射生疏，平时不肯演习，而务出征效力之虚名，于事无益，可于每旗操演兵丁千名备用。昨据都统等奏：镶黄、正黄、正白三旗，除常行当差兵外，现在轮流操演，可得千人。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五旗，除当差外，不敷千人之数。我朝定鼎，汉军从龙入关，技勇皆可用。今承平日久，耽于安逸，是以武艺远不如前。自今官至提镇、副参者，寥寥无几，而在内简用都统、副都统时，亦难其人。朕思汉军生齿日繁，当筹所以教养之道，而额设之兵，为数又少，似应酌量加增，于国家营伍，旗人生计，均有裨益。且如在外驻防汉军，子弟日渐繁衍，即本身钱粮，各有定数，难以养赡，应令余丁回京当差。又如外任官子弟，往往以随任为名，游荡荒废，前曾有旨严禁，悉令回京当差，学习弓马。又如候缺微员，一时难以铨选者，若情愿入伍当差，到选班时，仍许轮流补用。又如内府人丁亦众，于充役当差外，其闲散人丁，拨入八旗，充骁骑亦可。再五旗诸王之汉军佐领，仍属本王外，其贝勒、贝子、公等之汉军佐领，实无所用，应撤归旗下公中当差，且可免掣肘之虞。其如何增设汉军佐领，永远可行，著详议具奏。”
嗣议定：汉军镶黄旗，四十三佐领有半；正黄、正白二旗皆四十二佐领；正红旗，二十七佐领有半；镶白旗二十八佐领；镶红旗二十七佐领；正蓝、镶蓝各二十八佐领。通计领催、枪手、炮手、棉甲兵、教养兵、铜铁匠、弓匠、听差、护城、守门、守炮、守火药局、守教场以及步军、门军，共万七千五百二十八人。今应于原有之二百六十五佐领及两半分佐领外，增设三佐领，并增两半分为两整分。上三旗每旗定为四十佐领，下五旗每旗补足三十佐领，共二百七十佐领。其新设佐领下，应增领催十五名，步军领催三名，步军四十八名。每佐领增足枪手四十名，棉甲兵八十名。上三旗每旗补足教养兵一百八十八名，下五旗补足教养兵一百四十九名。共增兵二千四百七十二名，以足二万之数。至所增各项兵丁，应于在京闲散壮丁及外省驻防汉军余丁、外官随任子弟愿充骁骑者，并候选未得之微员内选补。再下五旗汉军佐领，除王等仍旧分设外，贝勒、贝子、公等佐领，悉归各旗，作为公中佐领。
案汉军佐领，皆天下初定时，招纳之叛降骁悍。清既为之编制，始终未尝歧视。历世既久，尚悉心理其传袭之纠纷，使之得所，倚恃朝廷，为世世豢养之计。此亦清之取信于降人，不使生心。观《封爵表》贰臣所封之爵，多传至辛亥失国乃止。此亦见清初之消兵诚意。
其所谓诸王、贝勒下之汉军，则包衣内之佐领，非汉军八旗之佐领。包衣内汉人投入愿为奴隶者，尚不得与汉军旗比。汉军旗尚以残余武力受编，在国家为息事宁人之计，包衣乃自愿受役而投旗者。又清初汉官过犯免死者，往往令入汉军旗，乾隆时则以汉军生齿繁多，又准其自愿呈请出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