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今皆只可谓之史料，未成正史。惟《清史稿》为有史之轮廓，后有修订，大约当本此为去取。则《清史稿》之与前史异同，其为斟酌损益之故，即吾辈治清史所应讨论者也。纪、志、表、传，四大总类，仍前不变。纪有十二，最后为《宣统纪》；据金梁《校刻记》，言初拟为《今上本纪》，后改定。《今上本纪》之名，自为不合，称《宣统纪》亦属变例。宣统乃一国纪年之号，非帝身所独有，若称宣统帝，犹为宣统朝之帝，否则以逊国而称逊帝，亦尚相符。古有易代而前代之君存在者，修史时其君已亡，则由后代为之追谥，而即以谥入史，若汉之献帝，元之顺帝，皆是。清逊帝独在，而《史稿》已成，无谥可称，似当以逊帝名纪。志目十六：曰《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附卤簿》《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交通》《刑法》《艺文》《邦交》。其《交通》《邦交》两志，为前史所无，今以时政重要，专为作志。其《灾异》则所以变前史之《五行志》。时宪即历，清避高宗讳，改历书为时宪书，其实时宪乃清历之名。历代历皆有名，且或一代数名，而历之公名不变。清改明之《大统历》为《时宪历》，至历字成讳遂去之。《史稿》作志，历志竟称《时宪志》，亦属不辞。假如明之《历志》，岂可作大统志。但文字因避讳而流变，其例亦多，姑不论。第其志中全载《八线表》，篇幅占全志三之二。夫八线表为步天济算之用具，习算者人人挟之，且充用之八线表，亦无需密至七八位。清修《明史》，已用新法列图，即具八线之法，而不必尽推其数，今何必于志中括其用具？若果为便用计，则岂不更有八线对数表乎？学校习算之生皆挟一表，书非难得，史志又非便人工作之文，不应浪费篇幅。以《灾异》变前史之《五行》，不可不谓为进步，又仿明《五行志》，削事应之附会，似皆取长去短；然所载事目，仍拘于五行之分项，岂非矛盾？夫果以灾异而后志，则必有关于国计之盈绌，民生之登耗，若水旱、饥馑、疾疫之类，载之可也；一时一地之物异，一人一家之事变，载之何为？尤可异者，狂人、服异二事。人之狂为生理中之事，以医学为统计，人之狂者正多，何时何地不有狂人，而《志》独载雍正三年七月一狂人云：“灵川五都廖家塘，有村民同众入山，砍竹不归，一百四十余日始抵家，所言多不经。”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只有此一狂人，其狂之程度又甚驯善，若在世俗言之，乃小说家所谓遇异人得道者。以此列入《灾异志》，当是清国史馆原有《五行志》，曾列此事，今不知抉择而随手采入，未免苟且固陋。服妖之说，尤非有政刑之国所应为。朝不信道，工不信度，有此现象。若谓国无法度即是灾异，则又不当终清之世仅得一事。《志》云：“道光十七年，崇阳乡民好服尖头帽鞋，站步不稳，识者以为服妖。”由事实言之，叔季之世，奢靡之乡，服之妖者占多数，何可胜载。其人疴一事，以一产三男占篇幅十之七八。此事古或以为祥，清代功令，亦在优待之列。此云入疴，岂节育家言乎？至《艺文志》之为目录学家诟病，则在疏漏，较之《时宪》《灾异》两志之常识未具，犹为有间。表目十：曰《皇子》《公主》《外戚》《诸臣封爵》《藩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交聘》，《军机大臣》为前史所无，《部院大臣》即《明史·七卿表》，而衙门加一理藩院，官职列至侍郎。其军机、理藩院之增加，乃应合时制，侍郎之添列，则用意周密，殊便考核。任其事者，为职官制表专家吴君廷燮，亦人存政举之道。《疆臣》一表，比之方镇。清中叶以来，实有外重之渐，即其初，设督抚为专官，已有兼辖军民之柄，位尊
地重。史列年表，亦应时代而为之。而驻防之将军、都统，亦列《疆臣》，又清之特制也。《交聘》有表，与外交有志相应。传目十五：曰《后妃》《诸王》《诸臣》《循吏》《儒林》《文苑》《畴人》《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烈女》《土司》《藩部》《属国》。其中《畴人》一传，前史所无。古岂无明习历算之人，一艺之长，史家为之类传，无庸另标专目，九数属之保氏。经生不通算术，本不得为全材。孟子言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可见其视此为学问之余事，不过孔门六艺之一耳。清代经师，能治历者甚多，阮文达偶然创作《畴人传》，并非为史立例，《史稿》乃沿之，似亦多事，并入经学为宜。《儒林》一传，沿清代学风之弊，以词章为文苑，考据即为儒林。考据中专究文字学者，明明文苑耳，而亦与尊德性、饬躬行者并驱争先，且形容以身教人者为迂腐，为空疏，人心风俗，于是大坏。此亦非《清史稿》作俑，旧国史馆《儒林传》已立此例。盖为乾嘉以来学风所劫制，不自知其舍本逐末，而卒为世道之忧也。此皆其可议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