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徐贤修
一九三一年的秋天，中国南方正在闹水灾，在南京过江的时候目睹灾情严重，想不到三十小时后，到了北平，却是万里晴空、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进清华大学，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巍峨的大礼堂、庄严的科学馆、藏书丰富而尽量开放（书库）的图书馆，加以水木葱茏的校园……这一切令一个来自小城的中学毕业生印象深刻，不期而然地产生了肃然之情。面对这样良好的求学环境，更立下了自身砥砺、力图报国的志愿，这种心情，想必是每位青年初入大学校园的普遍感想。足见环境与学风，对青年的将来影响之深远。
到校后才几天，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梅校长到校履新，记得梅校长第一次对学生讲话，提出“大师比大楼”更重要的主张，强调学术上成就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成为数十年来清华不断努力的目标，影响至为深远。
开学不久，有些学生觉得日本侵华的意图已明，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有“爱国有心，避难乏术”的妙文。梅先生认为这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心理表现，极为痛心失望，并且剀切地告诫：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而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文告的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如上。这篇文告为一九三一年以后的同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加以清华运动场上所提倡的“公平竞争”（fair play）和“尽你所能”（do your best），造成一种很重要的学风，无形中发挥了精神力量，坚强了爱国情操，值得现在办大学的人参考。
另一方面，梅先生主张职责分明、分工合作与各尽所能。记得抗战前清华有过一段有意义的小插曲。当时的清华总务长是一位很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对清华建筑和校务有很大的贡献，他要求校长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先生则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对大学而言各有贡献，相辅相成，同样重要，但是各有任务，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教授主要的任务在学术上的努力，研究讲学，孜孜不倦，始称其职。五十年前梅先生已有此卓识。结果总务长辞职而去，梅先生不为友情所动，不畏压力，择善固执，留人长思。
梅先生爱护同学犹如家人弟子。一九三六年，抗日情绪非常激昂，青年在直觉的爱国动机下往往有偏激的行为，往往容易为人利用。而最容易受人煽动的题目，是反对当时的政府。因为青年的心情是纯真的，而行为比较冲动，不能做冷静判断。当然，青年的正义感、历史观是值得敬佩与重视的。
那年，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好事同学一听，这倒方便了，竟抢了他们的枪支，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昂，奋不顾身。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试想这时节做校长的困难，听说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在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的“避秦”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挽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召集全校同学讲话。开始梅先生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足见梅校长当时的苦心。最后梅先生说：“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当时深得与会同学热烈而诚挚的掌声。
梅先生勇于负责维护学风，爱护青年的苦心可以在另一事件上得到证明。在爱国抗日的口号下，有一次，不同主张的同学们发生了争执，不幸迁怒于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潘先生是名社会学专家，幼年时因酷爱足球而伤足，失掉一腿，通常用拐杖，竟有人夺去潘先生用以支持身体的拐杖。当时梅校长挺身而出，痛心疾首地说：“清华竟出现这样野蛮的行动，我万分痛心，你们一定要发泄闷气的话，来打我校长好了。不然，如果你们还有理智良知，应该听从学校的处理，我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这件事，自然有公平的办法。”当时，在场同学很感动地高呼“拥护校长！”这是一难忘的感人事件，可惜美国在越战中，各大学校园内发生的反传统、反权威的示威，缺乏像梅先生一样的深知爱护青年的校长，能够面对群众，以舍己救人的伟大精神感化迷途的青年，以维护大学的基本传统。
梅先生以教育为终生事业，离开大陆之后，梅先生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清华学报》的复刊”。一九五〇年以来，这一刊物因为梅先生的远见，结合了我留美的“汉”学家（这个名词可能有人反对）。这一大群有关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其他方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在美国各著名大学都有很大的贡献，在这一有学术地位的刊物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得国际上汉学家的重视。而梅先生更有深意，一旦“清华”恢复整体的大学制，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渊源。不幸的是，有人给予清华一个理工专长的帽子，而把当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所，如王国维、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等先生的贡献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知是福是祸）。那时，清华筹备经年，国内二十余专家答应支持的国学研究所（先以文、史、哲为基本，逐渐扩张为文学院）的计划，不幸因为“门户之见”而牺牲了。梅先生有生之年，对此事是耿耿于怀的。
梅先生做事必准备妥当，始付诸实施，故事事有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梅先生以他的卓越的远见和兢兢业业的精神，创办“清华”和平用途的原子科学研究所，多方奔走，罗致物理、化学、核工、数学人才，先期派人受训，建成远东第一座原子炉，以至有今日核能发电的发展，而有关人才的培养，以至有后来的理学院的脱颖而出，不能不钦佩梅先生的远见。
梅先生逝世已经二十年了，他的诚挚的态度，敬业的精神，爱护青年的热情，终生致力于造育人才，以及他的平易近人、幽默感人的种种，将永远活在我们心头，更必为后来教育家的典范。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六期（一九八二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