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嗣禹
蔡元培（孑民，一八六八年至一九四〇年）是二十世纪前四十年融合中西学术，施诸实行，一甲前三名中的人物，其在教育文化上的贡献，或可升为状元；其嘉言懿行，前贤言之详矣。惜尚缺乏一部详细的传记或年谱（编者按：“中央研究院”已出版陶英惠编著的《蔡元培年谱》上册），海外有两篇研究蔡先生的博士论文，非传记体例，故其生平的革命志趣，似尚有商量的余地。他的头衔已很多，可再加一个革命教育家的帽子，他不是革命的理论家，也不是死心塌地、百折不回的实行家，而是一位先知先觉，开革命的先导，常立于新思潮的前线，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
蔡元培先生是否为秘密社会分子，也想在此文中贡献一些证据。
甲午战争与戊戌政变两大失败，予中国知识分子一大打击，蔡先生当然不算例外。在一八九四年，他已升为翰林院编修。平凡的人，很可以养尊处优，熟读经史，弄点文墨，唯命是从，而他喜涉猎译本西书。至一八九八年，他突然归绍兴老家，是何原因？
蔡元培不继续做翰林的原因
通常的说法，是因他同情戊戌变法运动，故弃职返里。京官之同情维新者颇不乏人，何必抛弃铁饭碗？也许是蔡先生骨节高昂，不愿折腰。但蔡先生较我们所设想者，有更强硬的气节，他胆敢骂朝廷。据甘簃《睇向斋逞臆谈》：
元培入翰林，尝于同官酬酢间，诋贵胄昏庸不解事，唱“排满”之论，声至激烈：语闻于掌院学士（徐桐），面斥之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蔡乃托病，请假南归，不愧为勇敢之革命家。返绍兴后，另起炉灶，创新门路，勤修日语，读和文书。日德文法颇相近，故日译德文书多，他能自由阅读，自由思想。痛定思痛，他觉得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由于事先未造成一大批革新人才，只康、梁、谭嗣同等人，缺乏群众基础，历史上许多改革的失败，多由于此。所以，他决定从教育入手，训练一批新青年。
恰好是时有一所很新式的绍兴中西学堂，其中居然教英法文，不久加授日文。一所中学能授三种外国语言，在今日亦不多。一八九八年，中西学堂的校董聘蔡元培为监督（即校长），这是他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新旧两派，旧派要学生习诗、古文词，学写八股文，以便中举；新派讲授物竞生存之进化论与物理、化学等科学，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旧派不以为然，运动校董，出而干涉。结果，在一八九九年，蔡遂辞职。
教职员中，思想不同，对于学生，反而有益，能刺激学生的思维。在绍兴中西学堂里，即已造出一位后来鼎鼎有名的蒋梦麟。蒋先生说：
我在中西学堂，学到……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使我放弃了我思想中怪力乱神的信仰。
当时是迷信很盛行的社会，介绍一点新科学，打破若干鬼神的乌烟瘴气，是为除旧布新的先决条件。蔡先生是一位可高可低的伟人，庚子年至次年初，他偕友人为绍兴侨农创办小学一所。以翰林办小学，是等于割鸡用牛刀。蔡先生只求对社会有益，其他非所计。
一九〇一年，蔡先生受聘为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习。此校位于上海，是一八九六年盛宣怀奏请设立的，一九二八年改为交通大学。特班学生四十人，秀才廪生居多，戴顶子上课，皆能作八股文，而不一定能写普通的书信。蔡先生因材施教，让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每月作长文一篇，发挥意见，总教习亲自批改。评语中，常灌输民权思想。又教学生读日文，使自译和文书，并为之改正。此班高才生有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其教员同事有吴稚晖。吴先生说：“孑民唯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其实，蔡先生尚有其他的用意。
寓革命于教育
那时蔡元培先生与其他旅沪志士章炳麟、吴稚晖等，以译本教科书不适用，非重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故于一九〇二年四月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举蔡孑民为会长。因倡议之人均为名流硕彦，热心救国，故此会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谋推翻清朝政府。
又有一爱国女学，由蒋观云等发起组织。蒋君赴日留学，请孑民代为管理。所谓爱国者，爱中国也，亦阴寓“排满”与排斥外国侵略之意。戊戌政变与庚子“拳乱”以后，学生渐渐觉得必须推翻清朝，建立自己的政权。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女学的经费，多半出自上海富商哈同夫人逻迦陵女士（Mrs.Silas Hardoon），福建人，深信佛教，拜乌目山僧为师。山僧原名黄宗仰，曾受翁同龢熏陶，能作诗古文，又精于园林设计，被聘为工程师，建筑爱俪园，即哈同花园，此犹太富商对之推崇备至，言听计从。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上海南洋公学因教职员新旧思想之争，发生反抗学校的风潮，趋新教员吴稚晖、蔡元培辞职，全体学生二百余人退学，其在沪无家族可依而须住旅馆者，推代表向中国教育会求助。黄宗仰愿筹一切旅费，退学学生赖以维持于一时。然倚人篱下，终非长久之策。
于是由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章炳麟等为退学学生组织爱国学社，租了两幢房子为校址。他校退学者，亦欢迎入爱国学社。被欢迎者之一，就是日后著名的章士钊，学陆军，转学后，请教兵操，元培社长亦亲自参加，受军训。爱国学社正式上课的时间不多，而主要活动是宣传革命，提倡军国民主义，大家要去当兵，成为国内唯一的革命机关。教职员每月要去张园演说一次，鼓吹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无所顾忌。到爱国学社来的人越来越多，有邹容、《革命军》的读者，也有从日本归来者。如此高谈阔论，约有半年之久，外面引起官方的注意，内部章炳麟、吴稚晖发生龃龉，财政方面日起恐慌，无可奈何，与《苏报》联系，每月资助爱国学社一百元，而蔡元培、章士钊等为《苏报》写社论。蔡先生写过一篇《释仇满》，大意云：满人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亦已为汉族所淘汰。吾国一皆汉族，满族之皇帝大臣，可乘间而杀之，但不必如邹容《革命军》所云“杀尽胡人”。可见孑民先生仁者之用心。然革命言论喧哗已久，居上海，大不易，危险多，其兄鉴清力劝元培留学。蔡先生以德国学术最优，欲赴德，即先去青岛学德文，不到一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邹容入狱，爱国学社亦被解散。
蔡元培在《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所宣传的革命方略
一九〇三年冬，蔡先生自青岛返沪，仍假中国教育会为活动机关。适俄人进兵奉天，举国骚然，乃与刘光汉（即刘师培）、陈竞全（甘肃名进士，累官知事，有钱，住上海租界）等人在上海发行一日报，名《俄事警闻》。文言与白话兼用，开始即谓“同人因俄占东三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并列评清政府外交之失败。其抵制之法，是用社论：《告马贼》（十二月十九日）、《告会党》（十二月二十日）。一是哥老会，二是私盐帮，三是广西的会党。广西地方很穷，不免抢劫。官兵把这村的人通杀了，不如和岑制台春煊说：“让你们去打俄国人，等到认真把俄国人打退了，全国里的人，都要大大地酬谢你们，你们也不至于再吃现在这种苦了。”
对盐枭的宣传，是“你们盐枭身体是很强的，胆力是很大的，团体是很固的，武艺是很精的。……你们盐枭中有名的是张士诚、刘铭传两个大人。张士诚……起兵泰州，不久即住苏州……好不快哉！刘铭传先前也是私盐贩子……后来清廷皇帝封他为一等子爵，岂不胜于卖私盐万万倍么？”（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小报只一小张，无页数）！
《新年梦》在《俄事警闻》中连登数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此文未署名，黄世晖撰《蔡孑民先生传略》，证明为蔡先生所作。他梦想要：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也鼓吹“废财产、撤婚姻”的社会主义。他要学德、法、英三国语言，要进德国高等工业学校，兼研究哲学。“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这种梦想，蔡先生在一九〇七年实现了。
《俄事警闻》只出了七十三日，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改为《警钟日报》，编纂方法一仍其旧，观点亦大致相同，谓“俄人不畏官军而畏马贼，马贼者，民族之代表也”。稍后增加全国会党活动的消息，尤注意广西的大官与巨匪，另加刺客论，鼓励游侠，提倡中国之武士道。目清朝官厅为盗贼政府，言论日趋激昂，“排满”革命日益明显。结果，一九〇五年三月，《警钟日报》被迫停刊。
《警钟日报》“本来就是蔡先生革命运动的刊物。译登俄国虚无党的历史，为国人种下革命思想”。这是当时在报馆任职的先师马鉴（季明）先生说的。他又描写只有蔡先生做独角戏，“天气非常寒冷，并无火炉，每晚总须写两篇文章。那时蔡先生右手冻疮溃裂，套了一只半截露指的手套，冷冰冰地继续工作，不避艰苦”。
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日，登广告：“蔡孑民敬白：孑民近担任爱国女学校事务，故《警钟》社编辑之役，已由汪允宗君主任。”在辞职以前，六月十九日，有一篇社论《论会党有益于国》。略云：“或者不察，谓会党为乱民之事。”社论说：“有会党而乱，不如无会党而治。”会党“可以提倡民权，可以暗杀其君相，离间其臣民。……但使会党种子愈布愈多，终必有达其目的之一日。呜呼，观乎欧洲变法诸国，何一非由会党造其首基哉！……而俄国之虚无党，自学生、工人、军士，以至各种社会，几乎弥漫全国，波澜屡动。其未至于成功者直待时耳！环顾祖国会党，如中国之红灯、白莲、哥老、安清之类，其有如是之激昂而敏活者乎？吾方旦暮望之矣”。
《论会党有益于国》的社论，多半是演独角戏的主编蔡孑民先生写的，从此我们可提出一问题：
蔡元培曾否加入秘密会党？
首先我们要对秘密会党下一定义。会党原始是少数志同道合之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联结为党，有入党盟誓或仪式，严守秘密，不示他人，故称为秘密会党，一称秘密社会。社乃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祭祀土神之所，即现代之土地祠，含有神秘之意，神秘是秘密社会常有的现象。
如此定义可以成立，可进而考察蔡先生所加入的团体。上述爱国学社为革命总机关，卸了《警钟日报》的主编之后，蔡先生为爱国女学堂校长，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以便担任侦探与暗杀工作。他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蔡先生在爱国女学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惜其效果未易速成，但爱国女校仍为秘密革命机关。对辛亥革命有相当贡献的光复会，起初就设在此校中。
光复会的酝酿、密商、策划、组织，是在一九〇三年前后，肇始于东京，由军国民教育会流衍而成，初名暗杀团。一九〇四年九月，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探知龚宝铨（章炳麟女婿）之暗杀团来沪，他乃自动要求加入。于是更将规章详加修订，定名曰光复会，并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秘密结纳各地会党，壁垒为之一新。章炳麟、陶成章、徐锡麟、吴春旸、熊成基、吴樾、秋瑾等相继入会，极力联络江浙会党，从事革命。光复会总部以办学为名来掩护革命运动，徐锡麟初办大通学堂，蔡先生常去讲演。因筹款困难，其弟元康来绍兴时，曾主张抢劫钱庄的运款来办学，陶成章反对，未实行。到各处奔跑，去运动会党，非蔡元培先生所长，而陶成章、徐锡麟等优于为之。如一九〇五年二月，锡麟自东阳至缙云，昼行百里，夜止丛社，多交其地奇才力士。此种艰苦，非文质彬彬之蔡翰林所能受，他长于劳心，但不惯于劳力。
自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后，九月八日，以光复会会员吴春旸之推荐，派蔡元培为上海同盟分会会长，从事于更切实有效的“反满”工作，秘密赁屋，学制炸弹。与其事者，必须采取传统秘密会社仪式，以免泄露消息。
开会时，设皇帝位，写誓书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知发者为吴（樾）君，则弹必出自杨（笃生）君手。
以上引文是蔡先生口述，黄世晖笔记，并为“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之《革命之倡导与发展》所采用，似足为据。其守秘之严，“虽父子兄弟，也闭口不谈”。此外尚有三旁证：
（一）时光复会的干部人才，如徐锡麟、秋瑾、敖嘉熊等，多为秘密社会分子，光复会的誓词为：“黄河溯源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族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其他誓词不备引，与旧式会社相同。
（二）一九一七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史编纂处，由校长蔡元培兼处长，地理教授张相文为副主任。为编《国史前编》，蔡、张两氏联名致孙中山先生函，略云：
盖以民国成立以来，群言淆乱，是非不明。不有信史，何以昭示来兹？且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故元培与编纂诸君，共同斟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诸会党，效司马温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此之难也。唯兹诸会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情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过数十年，窃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所幸先生以开国元勋，不吝教言，征文考献，皆将于是赖之矣。
中山先生复函云：“近方从事著述……其中一章所述者为‘革命缘起’……足为尊处编纂国史之干骼。若更求其详，当从海外各地征集材料，乃可汇备采择。……清世秘密诸会党……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民国成立六年后，蔡元培先生饮水思源，不忘本末，请为清世诸会党作《前编》，可见他与会党有特殊之关系或兴趣，把一位地理学家张相文拉出来做陪客，以免孤掌难鸣。
逾七日，蔡、张再函请向海外征文。大概孙先生因公忙，海外搜集秘社资料不易，迄无下文，绝非如朱元璋之对付小明王，否认与白莲、红巾之关系。现在已有《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可供学人参考。
（三）五四运动前后，林语堂去北大请蔡先生作书序，在会客室中稍候。最使他触目的，是北大校长候客室中玻璃架内，陈列着一些炸弹、手榴弹。林语堂“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还是个蘧伯玉吧？”蘧伯玉名瑗，孔子弟子，“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终”。盖有古代豪侠之风，他自认制炸弹，饮鸡血酒，是一件荣耀之事，故在玻璃架内陈列之。
在人证方面，台北有一位与孑民有师生及其他职务深切关系的唐嗣尧先生，亦云：“孑民师不惜以翰林学士之尊，而秘密结合义勇豪杰之士。”
读以上蔡先生在《警钟日报》之社论及以后的言行与证据，他是否为会党分子的假定，似可以证实。蔡先生不以此为侮辱，反以此为荣耀。因为清朝末年，爱国志士热血沸腾，只择目的，不择手段，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公开号召：“去矣，与会党为伍！”民国元勋孙总理，早已承认加入了会党。其次如黄兴，据冯自由说：“黄先生乃哥老会首领，亦系洪门最大宗派之人物。”黄克强先生回答说：“今日兄弟承洪门手足欢迎，无任感激之至。”黄谓与冯自由君共事甚久云云。可见冯自由的介绍词谓黄兴为哥老会领袖，是有根据的。其他大人物与大学者加入会党者亦不少。出乎本文范围，不备列。与会党为伍为一时潮流，不足为奇。
光复会与同盟会之离合
大致来说，同盟会为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的组合或同盟，夷考其实，成立以后，华兴会之名罕用；而光复会与同盟会时合时离，或貌合神离，或明争暗斗。然其总目标，是推翻清朝统治。此文只能说一梗概，因为蔡先生一九〇七年五月至一九一一年十月在欧洲。
蔡先生出国后，光复会之领导人物，为章炳麟及女婿龚宝铨与其至交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他们要组织光复军，欲在浙江、上海等处发难，要求同盟会总部接济款项。同盟会无以应，陶成章乃去南洋，与在南洋教书的李燮和（湘省富翁）以复兴光复会名义筹款，并上书总部，请易孙文，以黄兴代之。经黄兴与蔡元培等极力调和，至辛亥年共同合作，促成武昌起义，加速光复各省。
共患难易，共安乐难。浙江新政府成立后，浙人初属意于陶成章。谢心尧案，“陶成章为洪门之重要分子”。开会选举，蒋尊簋当选。成章即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被人刺杀于上海广慈医院。
陶死后，光复会一蹶不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急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谓“陶被人暗刺，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务令凶徒就获，切切”。凶手虽终未拿获，然亦可见孙中山先生之宽宏大量与公允。且尚不只此，他电陈炯明嘱调解在岭东同盟、光复二会会员之轧轹，电文略云：
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之团体。……同盟会实行革命之历史，粤人知之较详，不待论述。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
此种至公无私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而章炳麟《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谓冯自由少阿私之见诚然，但太炎先生为光复会、共进会焦达峰等表功，未提孙文之名，未言同盟会之贡献，犹曰：“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与孙中山先生之评断相比较，不啻有天渊之别。此亦《尸子》所云：“不痴不狂，其名不扬者乎？”
同盟会之组织，后于兴中会及光复会，而此二者，对于辛亥革命，俱有相当贡献。武昌起义以前，革命失败者至少十五次，由兴中会及同盟会发动者十次，黄兴参与者共六次，光复会、华兴会主持者三分之一，而秘密会党分子，直接间接（以新军名义），几乎无役不与。在清政府眼中，兴中、华兴、同盟等团体，无一不是秘密会党，被禁止、捕杀。然同盟会不免以首功自骄，故蔡元培先生在一九一二年九月一日对“同盟会在粤支部讲词”云：
中华民国是同盟会人所构造而成，此论者所常言者也，但今日希望于诸君者：第一，以后我同志断不要说这句话。盖同盟会之与民国，不过关系甚密切而已，此则天下自有公评，不必我同志以此自诩……至惹起社会上人之反对。
所以，章太炎先生之序革命前史，不表同盟会之功，恐是反感的表现。沈云龙先生说得好：
今之治革命史者，徒知炫言同盟会系沿兴中会一脉相承而来，而有意忽略华兴会、光复会与同盟会之渊源，是不免为扬己抑人之成见所拘囿。冯自由谓：“国人对辛亥革命前伟业，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此真民国盛衰存亡之大关键。”诚慨乎言之矣。
按太史公书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在能包括社会各阶层，兼叙游侠。伯拉图云，公平是能予人以应得之份。（Plato says, Justice is to render each his due.）吾人知纂修民国史之专家，必早已谂知史迁之史法、史德，恪遵孙总理廓然大公、宽宏大量之精神，无须愚者之一虑。
蔡元培在思想方面站在时代的前线
蔡先生对中外古今的文化，讲消化，不守旧，不盲从，择其善者而采纳之，故能融化中西新旧于一炉。他是一贯的左与新，绝不因年龄与地位而改变。从清末至民国，他的思想总是一贯的，而且是一致的。在二十世纪初年，他对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都表示兴趣，做过宣传。
孑民先生具有智、仁、勇三德。在智的方面，他是一位刻苦用功的学者，在短期内，能学会日、德、法、英文，做过教育总长后，仍能去德国上课，世所罕见。他能容纳异己，目光远大，择人之长而舍其短。他如不长北大数年，恐怕北大师生仍在醉生梦死，为升官发财着想，若干年后，才慢慢讲求改变。他长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想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澎湃。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皆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竞争，造成一大批人才，为全国效忠，为其他大学做模范。孑民先生之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禹下，他一生任事做官，总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当非大智莫办。南港“中央研究院”，应当有蔡孑民一铜像，以资学人景仰。（按：南港“中央研究院”有元培馆，馆内有蔡氏铜像。）
在仁的方面，蔡先生具备温良恭俭让。对任何人，无疾言厉色，为青年谋事，有求必应，令人感动他的帮助，朋友、学生为政治受刑狱之苦楚，他必尽量援助，使之出狱。凡有一技之长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为仁慈和蔼，易于亲近的长者。
在勇的方面，他在翰林掌院学士之前敢公开批评朝政，非勇不可。他终身没有离开思想斗争的阵地：他为破除迷信而斗争，为推翻清朝专制而斗争，为反对北洋军阀而斗争，为拥护民族自由而斗争，为民主宪政而斗争，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教育思想的革命家。最后，蔡孑民为保护人权而斗争，推行无党派、无国家、无善恶的三无主义，此更非勇不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蔡元培先生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名义招待新闻记者，致辞云：
我等所愿意保障的是人权，我等的对象就是人，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受保障的普通人权，所以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因为各党各派所争持的，已超越普遍人权以上，我等绝无专为一党一派的人效力，而不顾其他的。第二，我等无国家的界限：因为无论甲国人或乙国人，既同是人，就不应因国籍的区别而加以歧视；但因地点接近与否的关系，对本国人效力的机会多，而对外国人效力的机会少一点是有的。但外国人亦自有便于为他效力的同志，照分工条件，并无轩轾。第三，我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未定罪的人，其人权不应受人蹂躏，是当然的事；已定罪的人，若是冤的，亦当然有救济之必要。至于已定罪而并不冤的人，若依照嫉恶如仇的心理，似可不顾一切了，然人的罪过，在犯罪学家，归之于生理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归之于社会的因缘；即在罚当其罪的根据上，本尚有考虑的余地。所以古人有“如得其情，哀矜勿喜”的箴言，又有略迹原情的观察，即使在法律制裁之下，对于当其罪之罚，不能不认为当然，而不应再于当然之罚以上再有所加；苟有所加则亦有保障之必要，例如狱中之私刑虐待等是。所以我等于无罪或有罪之人，亦无所歧视。诸君所主持的新闻，或以爱国之故，而对于本国特别爱护；又或以与一党一派有特别关系之故，而政见上常有拥护甲党攻击乙党之态度；此诚不必免，亦不可免者。然希望诸君对于普遍人权，能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以下判断，这是鄙人所盼望的。
文中所提出的，有罪无罪，狱中私刑虐待，在蔡先生可以仁道主义概括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长是宋庆龄，会员包括杨铨（杏佛）、林语堂、鲁迅、邹韬奋等。此会主要工作，是设法营救陈独秀和牛兰，电请释放许德珩及平津被捕之学生与工人，与“五四”时代要求释放学生如出一辙。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和义务是：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工作对象是一大批不知名的囚犯；二、向政治犯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状况，公布国内剥夺公民权利的事实；三、协助争取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从一九二八年起，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其总干事或行政秘书为杨铨（杏佛，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此人说是干才，能一面谈话，一面对客挥毫写信，曾在康奈尔大学习工程，在哈佛大学习商业管理，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等校行政兼教授工作。一九二五年随孙中山先生北上，任秘书职，后任孙中山先生丧事筹备处干事，并从事北伐军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轻于蔡先生的年龄二十多岁，以长辈待之，两三年合作同事无间言。
不料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晨，杨铨在上海被刺死，南京政府严令缉凶，亦始终未获，是否杀鸡儆猴，不得而知。此后宋、蔡虽仍为社会贤达，但少作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言行。蔡先生的健康亦渐衰。一九三七年沪宁失守，隐居香港养病。虽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但极少公开发表言论。一九四〇年病终，载满令誉，永耀文坛。唯有一事，为人所未言，即蔡、宋数人之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Movement）为四十余年后美国卡特总统人权运动之先声，此亦始料所不及。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撞钟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