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沧波
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蔡先生的生平和思想，雪艇先生已经讲得很详细，我只有一点零碎的资料做一点补充。
与蔡先生接触的经过
蔡先生如还活着，今年应是一百十一岁了。他肖兔，当时南京有许多位是肖兔的，于（右任）、胡（汉民）、谭（延闿）都是肖兔的，他们比蔡先生小一轮；胡适之、孙哲生、王雪艇诸先生也是肖兔的，他们比蔡先生小两轮；我也是肖兔的，比蔡先生小三轮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办报时，我跟蔡先生有相当多的接触。逮一九三一年我从英国回来，秋天以前，我在南京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十分清闲。因为跟杨杏佛（铨）是很好的朋友，他那时正任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蔡先生是院长，他们的办事处是在成贤街，我常到成贤街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去。蔡先生也常到南京，午饭时我时常陪他吃饭。这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余。杨杏佛先生平日事情很忙，交际多，有时他要出去，就请我陪蔡先生吃饭。蔡先生是很严肃的，但待人很温和。
蔡先生每饭必酒
陪蔡先生吃饭倒也是很有趣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气氛和味道实在非常之好。蔡先生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淡，但他的人情味很浓，我们中国人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蔡先生吃饭，都是很普通的菜，也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大锅菜。他每一顿饭时都要喝一点酒。酒壶是一个锡制的方形暖壶（里面是圆的，有夹层可以装开水），可盛四两酒，不一定是绍兴。我们都不吃酒，只看他自斟自酌，吃尽一壶也不再添。他不吃饭，用菜甚少，大概是有胃病的关系，每次只吃几片面包，酒是不可少的，每一顿都是这样。
北大学生在蔡先生面前全无拘束
蔡先生吃饭时不大说话，我们拿许多话题问他，引他说话，他的话头才会被引起来。我们问了许多问题，也听他说了许多事情，可惜没有记下来。席间也有许多趣事，我发现北大有几个高才生，在蔡先生面前言谈举止全无拘束。印象最深的是傅孟真，傅孟真他那个神气，奇形怪状，比手画脚，有时候大叫一声。我时常对他说，你实在应该打屁股！你在校长面前一点规矩也没有，做出各种怪样子。
虽然我不是北大的，但是我跟蔡先生多次接触，我对他实在是非常之佩服，陪他吃饭，听他谈话，在他面前真是如坐春风。这一段往事，印象极深，回味无穷。
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
另外有一段经过，便是一九三一年初冬在上海举行的宁粤和谈，我有机会追随蔡先生。
一九三一年五月，广州另外成立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与南京对立，宁粤分裂。是年七八月间，长江大水灾，泛滥数省，灾情惨重。不久就是“九一八”，日人在沈阳制造事端，攻占东三省。“九一八”以后，十月下旬，宁粤和谈在上海举行。这次和谈我曾亲自参加，现在特为记述，或可为讲述蔡先生生平和研究民国史者的一点贡献。
民国以来有过好几次和谈。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是唐绍仪，南方总代表是伍廷芳，会议的地点是在南京市政厅，实际谈判的地方是在伍廷芳的家里——上海小沙渡路观渡庐。第二次和谈是在一九一九年，徐世昌方做大总统，南方则是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军政府，当时南方总代表是唐绍仪，北方总代表则为朱启钤，和议在上海举行，没有结果，而参加和议的人终日花天酒地。第三次就是一九三一年的宁粤和谈，十月二十七日正式在上海举行。
宁粤和谈双方的阵容
这一次宁粤和谈，广东的代表阵容浩大，如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陈友仁等，另外还有大批随员。南京的代表则为蔡先生、李石曾、陈铭枢、张溥泉、张静江等，后来还有吴铁城。这两方面的和谈代表，就阵容和性质来说，完全不同。南京的代表可说是第三者的立场，态度超然，这里面就年龄、资望来说，蔡先生可说是一个领袖人物。广州方面不仅代表多，随员也多，每次出席会议的有三四个秘书；南京代表团只有我一个秘书出席，虽然南京派来的人并不少，在上海威海卫路有一个办事处，但南京来的人都不肯去列席，说看不惯广东来的人。当时的情况很妙，宁粤双方的代表和随员大半都住在一个旅馆，但见面都不招呼，宛若敌国，壁垒分明。开会就在伍朝枢先生家里——观渡庐，是一栋英国式的洋楼，园子很大，有几百亩地，此园后来已拆除。
李文范与伍朝枢
会议开始，奇怪的是并没有一定的议事规程，大概是每次会议推一个主席，蔡先生做主席的次数很多。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南京的代表可说完全采取守势，广东方面则取攻势，其中最激烈的是李文范，其次是伍朝枢。李文范常常很激动地跳出来骂，南京政府给他骂得狗血淋头，好像南京政府一无是处。伍朝枢则专门批评《国民政府组织法》，他冷嘲热骂的对象就是王亮畴（宠惠），因为《国民政府组织法》是王起草的。伍朝枢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位法学博士、法学权威起草的政府组织法，其中的主席一职居然没有任期！
蔡先生主持会议是超现实的
我讲这一段，主要是在表现蔡先生。蔡先生当时做主席，尽管李文范在那里跳，伍朝枢冷嘲热讽地骂，他坐在席上丝毫不动。不过，我这个做记录的却非常为难，广东方面一定要写“南京政府”，我觉得这不成体统，明明是国民政府，却偏要写成“南京政府”“广东政府”，我就告诉蔡先生这样写不对，必须改正，若不向他提起，他也就随它过去。那时每天的记录几乎都发生问题，且只有我一个秘书，只有我一个人争，我总觉得不能把“南京政府”的字眼写在记录上。
从这里我们可看出蔡先生的伟大，他是超现实的，宁粤相争，尽管闹得满天星斗，但他处之泰然。这段时间，我跟蔡先生接触很多，不但白天有接触，晚上也常到他那里。他很少谈和谈的事，也不谈现实的问题，他很超然，眼光看得很远，仍然是谈教育、谈思想、谈文化。那时国难当头，外间请愿的很多，闹得一团糟，请愿的代表来了，都是汪精卫去挡。我记得有一回沈钧儒等人来请愿，和汪精卫大吵一顿，蔡先生则不过问这些事。
蔡先生重恕道
我在宁粤和谈期间和蔡先生朝夕相处，我觉得他真是精神超越一切了，对现实问题不加萦心。尽管天下汹汹，他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此，所以他始终不改变他的态度。和谈完了，我陪他回南京，我在车中问他许多问题，使我的见闻增益不少。我问他许多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的，尤其是辛亥开民国的史事。“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上海有一批老先生领衔通电，要政府马上抗日，领衔者是马相伯（良）先生，其次是赵凤昌（竹君）先生。赵是我们常州同乡，有一次，我特地问蔡先生，人家说南京临时政府是在赵凤昌家里成立的，此人究竟如何？蔡先生说，国民党对不起他。我问这话怎讲，蔡先生说，害得后来袁世凯要为难他呀！可见蔡先生之为人非常注重恕道。我这段时间和他相处，他从不跟我谈时事，我陪他返京，接着就是四全大会，他也不谈。我觉得他的境界太高了。
要发扬蔡先生的思想
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被刺去世。当时什么人权大同盟，蔡先生是会长，杨是总干事。杨之遇难，蔡先生非常难过，此后不常去南京。一九四〇年三月，蔡先生在香港去世，我适在港，曾往吊丧送殡。
刚才雪艇先生说，我们应该发扬蔡先生的思想，这事实在应该做。蔡先生在香港逝世，时北大同学许地山（落华生）先生在香港大学做中文系主任，不知道他根据什么考据，说出殡时要用鼓为前导，于是找来了十面鼓在出殡的行列前敲打，香港人因此出来看热闹，但大家不知“蔡元培”是什么人！三十年前香港人不知蔡元培，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发扬蔡先生的思想，阐述蔡先生的生平。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一九七七年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