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平定太平军之过程中，主兵大员同时须自负筹饷之责。长江流域与沿海诸省社会富力充裕，挹注尚易。陕西、甘肃与新疆等省，以本身收入短绌，在平日尚赖他省协款，一至兵事发生，自更难设措。故左宗棠督师西北十三年，几无一日不在窘乡。虽经清廷严令某省应解若干，某关应解若干，否则应予处分，然仍非为愆期，即属短数。故在青黄不接时，惟有乞灵于外债。清代最初以政府地位向外商借款，为上海防剿太平军所用。宗棠在福建时，亦曾仿行。其法系由海关监督出印票，由本省督抚盖印，乃付给洋商拨款，以后由洋商凭印票在海关提回本息。当宗棠之离福建而赴陕西也，闽海关税务司布浪尝向表示：如需筹画军饷，外商可以承借。其时，宗棠实无意于此。嗣后迫不得已，始奏准向外商借款，先后六次，由所派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经理其事。注756
第一次借款成立于同治六年(1867)三月。总额关平银一百二十万两，利率按月一分三厘。上海防剿借款利率本为按月一分。此次承借之外商借口时值丝茧上市，银根甚紧，要求增加三厘。自同治六年(1867)七月至十二月，匀分六个月归还。指定闽海关认明二十四万两，粤海关二十四万两，浙海关四十二万两，江汉关十二万两，江海关十八万两，由各该海关监督出具印票，税务司签署，各该省督抚加盖关防，交债权人收执。至规定时期，凭向海关取还本息。此项本息，在本省协拨甘肃军饷之海关，即在该项协饷内扣拨。其余由各该省布政使即就应行协拨甘肃军饷内划解海关，其来源则大抵取自厘金。所有利息及以库平折合关平不足之数之所谓补平，统在协饷内扣算。故在各省关初无额外之负担。注757
第二次借款成立于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总额关平银一百万两。利率未详，大致与第一次借款相若。盖宗棠原请借二百万两，后清廷另筹拨一百万两，仅借一百万两，正以其息太重也。自同治七年(1868)二月至十一月，连闰月在内匀分十个月归还。由江海关认明三十万两，浙海关七十万两，闽海关四十万两，江汉关二十万两，粤海关四十万两。一切手续与第一次借款同。惟第一次借款时，江海关税务司对于监督所出印票初不肯签署，经过再三熟商，始行勉允。嗣总税务司赫德又以利率太高为言。故此次借款，由宗棠奏请即饬赫德会办。注758
第三次借款成立于光绪元年(1875)三月。总额关平银三百万两，系由英商怡和洋行承借一百万两，英商丽如洋行承借二百万两。利率均常年一分零五毫。期间定为三年，每半年偿付本息一次。由浙海关、粤海关、江海关认保。其手续与第一、二次借款同，惟须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分别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转知驻沪总领事，命令总税务司转饬各海关。又议定：怡和借款准三月初一日提银，丽如借款准四月十五日提银，如至期印票不到，仍先如期起利，并分别罚银五万两与十万两。注759
第四次借款成立于光绪三年(1877)五月。总额关平银五百万两，系由汇丰银行承借。利率按月一分。惟汇丰仅允借金镑(一百六十万四千二百七十六镑)，故又由德商泰来洋行(Telge & Co.)认合关平，按月加息二厘五毫。换言之，借款时，债权人以金镑交款，由泰来折足关平五百万两，还款时，债务人以关平交款，由泰来折足应付金镑之数，其间金镑与关平兑价之上落，债务人不复问也。期间定为七年，每半年偿付本息一次。由浙海关、粤海关、江海关与江汉关认保，其手续与第一、二、三次借款同。另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照会英国驻华公使转知驻沪总领事及汇丰银行。又议定在订约后三个月内，如债务人不将关票交齐，或债权人不将借款交齐，各罚银三十万两。大抵以此次借款，系供用兵天山南路，而英国为欲保持安集延人在彼处地位，不愿中国进攻，然对于此项借款权利，又不甘放弃，故特提较苛条件。而清廷感于种种办法复杂，曾声明以后不得再借外债。注760
第五次借款成立于光绪四年(1878)九月。总额关平银一百七十五万两。先是，第四次借款成立后，清廷既不欲再举外债，不得不向华商挪动。然内地华商能力有限，宗棠因令胡光墉在上海商劝富商自组公司承借。外商闻之，要求加入，遂成华洋合借之局。上述之数，即外商之一半。其经过详情可引宗棠奏疏以明之：
……臣前因山东、山西库款未能应手，即函商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嘱其向华商议借巨款，并准照泰西章程，设立公司洋行，纠集众商，措资待借。意楚弓楚得，利益归之中华，而取携又较便也。旋据胡光墉覆称：即日赴沪，创设乾泰公司，招集华商，议以五千两为一股，听华商各自拼凑，合成巨款以待。而华商颇以商与官交，事属创行，终多疑虑为词。经胡光墉再三譬晓，以来札准一切照洋款成案，事本一律，别无可疑。各华商虽允以一百七十五万两出借，而心尚犹豫，未能释然。维时，汇丰洋行商人见创设乾泰公司已有成议，自请以洋款一百七十五万两附入华款出借，合成三百五十万两，不居洋款之名。胡光墉比以来札设立公司，系专指华款，如羼入洋款，未免歧互，与札意不符，婉词回覆。而洋商又称：此次如允洋商附股，并可不由总理衙门暨税务司行文印押，以免周折。胡光墉察其情词真切，并可使华商释然无疑，遂飞禀请示。一面援照向章，各备信银交存公司，定议按月一分二厘五毫起息，由粤海、浙海、江海、闽海、江汉五关出票，督抚盖印。六年本息齐还，清款每年两次，每次以六个月为一期。以六年十二期合计，每年需银五十万两。五关匀摊，每期不过增银数万两，并清还前次借用洋款本息。仍由各省应协西征饷项内划抵。请示前来。臣维此次议借华商巨款，本拟停借洋款，以息群疑。洋商之闻风坚请附入华款出借，实出意外。然既由洋商自愿拼凑附股，实非华商招致而来。且据汇丰洋行自请，不必总理衙门暨税务司行文印押，可省周折，与华款无所区分。似其倾诚许与，出自本怀，非图分华商息银起见。而华商以洋商附股，益坚其信，可期迅速集事。现值新疆拟置省份，设郡县，已有成议，一俟借款解齐，便可次第开办，不至稽延。一时所耗息银尚少，而将来所省良多。伏恳天恩敕下各(该省关)将军、督抚、监督查照向章，出票盖印，交胡光墉祗领遵办，俾得所藉手，迅赴事机。……
从此次借款中，华商不信任自己政府之心理与英人多财善贾之情状，均灼然如见。胡光墉之禀，宗棠之奏疏，当均属装饰门面之语。抑有一点可注意者：此次借款，一部分用以偿付上次外债，几于借债还债。当时，清廷虽核准，然谕旨中仍有“此次姑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等语，词多不满。注761
第六次借款成立于光绪七年(1881)四月。总额库平银四百万两。先是，宗棠在兰州省城，雇德商泰来洋行之福克(Focke)经营织呢局，福克告宗棠：彼国亦有商款可借，条件务从优惠。宗棠当拟向借银四百万两。会奉召入京，未有成议。嗣继任之杨昌濬、刘锦棠等以甫经接任，筹饷艰难，仍请宗棠借箸。宗棠义难坐视，复饬胡光墉在上海洽借外债。此次情形，亦颇曲折，仍节宗棠奏疏以明之：
……兹幸胡光墉偕同德国泰来洋行伙福克及英国汇丰行伙勘密伦先后来见。据称：业经向汇丰银行议定，听其招股借库平足色宝银四百万两，作六年还清，周年九厘七毫五丝行息。其息银六个月一付，分六年十二期付清。其本银则先两年停还，至第三、四、五、六等年，每年还银一百万两。还本减息，仍作四年完结。如期由上海采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先取。臣窃以此次借用洋款，不须海关出票，各省督抚经手，可免周折。事体尚无不合。即以息耗言之，从前以一分二厘五毫为定。此次议借，按月计息只八厘有零，周年尚不满一分，较为减轻。而先两年停还本银，比三、四、五、六等年本息齐还，则各省关代还前欠洋款之数且停且减，专筹新饷本息，其力尚纾，并无窘迫之患。已饬胡光墉、福克、勘密伦即依照定议。应仰恳天恩敕下总理衙门札饬道员胡光墉及照会英国使臣转行汇丰银行一体遵照，以便陕甘出票提银，俾资接济。……
此次借款，因德商与英商竞争关系，故利率特低，手续亦简便。惟借款成立后，光墉先扣存十余万两，宗棠留支带在直隶各营饷四十六万两，又划还以前借用本利二万余两，故实在解至甘肃者仅三百三十余万两。注762
宗棠西征举借外债，统共一千二百九十五万两。其先甚鲜有人注意，后乃议者纷纷。光绪元年(1875)，宗棠奏请饬下两江总督沈葆桢照台防办法，筹借洋款一千万两。所谓台防办法者，即日本侵入台湾时，葆桢奉派驰往筹办防务，奏准订借外债六百万两，每岁给息八厘。嗣台湾事件和平解决，仅提借二百万两，尚有四百万两停止未借。清廷下其议于葆桢，葆桢覆奏持不可；而另片自请将江防应购之西洋炮械，姑从缓办，由湖北将协济江防未解之十万两，湖南将协济江防未解之八万两，移解宗棠，先赴西征之急，由此酿成当日一大纠纷。葆桢之原奏曰：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年(1876)正月初七日，奉上谕：左宗棠因出关饷需紧迫，拟借洋款一千万两，事非得已。若不准如所请，诚恐该大臣无所措手，于西陲大局，殊有关系。着沈葆桢即照左宗棠所奏，妥速筹议奏明办理等因。钦此。仰见朝廷轸念西陲，救民水火之至意。查左宗棠原奏，沥陈饷源枯竭，万不得已而议借洋款；在该督臣劳心焦思，独搘危局，抚士卒于饥疲创病之余，筹馈运于雪海冰天之界，仔肩艰巨，冠绝一时。臣等忝任封圻，谊均休戚，如果于事有济，曷敢稍存推诿。况上海为洋商精华荟萃之地，关道所属多洞悉洋情之员，以利招之，百呼一诺。江南自兵燹后，宜修举废坠，刻不容缓者殊多。特以度支匮于转输，驯致迁延岁月。关陇暂有巨款支拄，协济稍松，江南及是时为自顾之谋，计亦诚得。而臣等夙夜不寐，反复再四，窃虑此举有病于国，关系綦大。即西陲军事，稍纾目前之急，更贻日后之忧。不敢不将实在情形，为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伏维国债之说，遍行于西洋，而西洋各国受利受病，相去悬绝，则以举债之故不同，而所举之债亦不同也。夫开矿、造路、挖河，巨费也，而西洋各国不惜称贷以应之者，盖刻期集事，课税出焉，本息之外，尚有奇赢，所谓以轻利博重利，故英美等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强。若以国用难支，姑为腾挪之计，后此息无所出，且将借本银以还息，岁额所入，尽付漏卮。目下如西班牙、土耳其皆将以债倾国，日本亦骎骎乎蹈其覆辙矣。此举债之故之不同也。英美举债于本国之商，国虽病而富藏于民，有急尚可同患。若西班牙等国输息于邻封，一去不能复返。此所举之债之不同也。昔岁台湾之役，本省罗掘一空，外省无丝毫可以协济，急何能择，出此下策。然以新疆较之，局面之广狭，事体之难易，相悬奚啻霄壤。台地东西二三百里，南北千有余里，日本贸贸然深入绝地，虽有必死之志，而无可久之资。坚与相恃，情见势屈。倘照原议，借款六百万，则善后之事，以次备举，煤矿、茶山所出，渐足馈军，一借断无须再借。嗣因借过二百万，倭事业已定局，部议饬令停止，臣葆桢即不敢再申前议。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本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齐；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虽日取各省督、抚、藩司而劾之，饷项只有此数，此盈则彼绌，朝取则暮涸，坐待严谴，而无可如何。前届左宗棠借洋款三百万，计息盖七十万。若以此七十万供西征之饷，未必不少有裨补。今以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十年清还计之，耗息约近六百万，不几虚掷一年之饷乎。若照数乘除，则西征仅得四百余万实饷耳。前届之三百万，至光绪四年(1878)始清；而续借之一千万，今年即须起息，明年即须还本，海关应接不暇，而西陲之士饱马腾，不及两年，涸可立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亦将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解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此臣等所以反复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之一掷者也。夫以出关之事之急，左宗棠筹借洋款，本有成案，不遽委员径向洋人定议，而谋之于臣葆桢，谕旨又饬臣葆桢妥速筹议，奏明办理，则万难尽善之处，已在圣明洞鉴，二三老成烛照数计之中。如臣等博不分畛域之名，罔顾事后之无可收束，于心窃有所未安。然谓西征可停，则臣等又断断以为不可。何者，我退则敌进，关陇且因而不靖，徒弃祖宗辛苦艰难缔造之地，而列戍防秋，劳费亦复相等。顾臣等窃以为左宗棠此行，不当效霍去病之扫穴犁庭，而当师赵充国之养成负重。将帅无赫赫之功，而国家受万全之福。诚能扼其冲要，坚壁清野，开水利，广屯田，考畜牧，关外多一分之产，关内即省一分之运。反客为主，胁从者稽首归命，渠魁亦束手就缚，较之糜血肉于坚城之下，求万有一然之胜，其得失可同日语耶。夫甘饷之巨，困于馈运耳。运省则一年之饷可支两年。目前不能不饬各省勉力筹济，臣请朝廷发旷代之德音，以内库为之倡。皇太后、皇上躬行节俭，度越寻常，岂复有不急之需，可以议裁议减者。然其数不在多，但得明诏数言，足以激将士敌忾之心，而生疆吏同仇之感。左宗棠原奏，深言甘饷为海防所占。维江西、浙江两省尚能力顾大局。查海防专款，奉拨瞬将经年。臣葆桢恐分之则为数愈微，咨请各省尽解北洋，冀可借资集事。而去岁所报解者，亦仅江西十万，浙江十万。他省涓滴俱无。可见各省非有所偏倚于其间，限于力耳。此时，各省未必尚有留存巨款，以待添拨。各省原拨陕甘之款，有解不及半者，虽添拨亦徒拥虚名。应恳敕下部臣熟权缓急，将有着之款，移稍缓者于最急之区，庶几各省关可以勉强从事。如江苏协甘之款内，有每月一万，归陕西抚臣收放。窃计陕西肃清多年，本省防军，不难自筹一万，此款似应归之西征。江西派协云、贵之兵饷、勇饷为数颇巨，夫云、贵未尝不急，然较之西征，则缓矣。凡类此者，似宜由部臣通盘比较，酌量匀拨。至遣师之举，已有成议。然数道并出，则所费不赀。应请除已奉谕旨者准行外，其余且作缓图，俾部库得以周转。军兴以来，各路军营亦殊难得满饷。如果部拨之款，能解至八成以上，以左宗棠之恩义附循之，大局必不至决裂。臣等鳃鳃过虑，何当机宜。窃欲以责难之忱，上吁君父；而以共济之念，求谅大臣。……
葆桢与宗棠素交好，何以遽持此异议？按曾国藩弟子，久在江苏服官之洪汝奎，后在光绪十二年(1886)，与书方自欧洲回国之曾纪泽曰：
……左文襄奏明责成南洋续借洋款，某以前债未清，碍难续借，赞成文肃力阻不行。盖此事剜肉补疮，吃亏过重，堂堂中国，历年利息耗者公款洋数千百万之多，是真一大漏卮也。……
或可稍释其谜。时清廷复下其议于宗棠，宗棠复抗辩：
臣之奏借洋款，原因各省应协款项积欠成巨，陈陈相因。驯至洋防议起，照常年又减至一半以外，频催罔应，计无复之，万不得已而有此请，非不知借用洋款非正办也。沈葆桢与臣素相契洽，其清强有执，臣常自愧不如。原奏义正词严，复举两湖应解江防银两移拨西征，亦实情理两得。然其代为臣谋，究不如臣之自为谋也。姑就其论国债一说详之：泰西各国经常用度，原有定数。其格外之费，均由其国富商酌度承认，自出资本经营，由公司抽收课税，以裕国用，如开矿、治水诸大工作，原奏所谓轻利博重利者是也。下非放债，上非借债，不得概以国债名之。间有由其官中授意兴办，如英吉利开印度通缅甸达滇边山路，图就近销售鸦片，则官主谋而商应募，不在此例。至各国用兵，除报怨雪仇外，均为其国商贾争利起见，兵费例由绅士商民认定，计期取偿于官，则为国债。非臣臆说也。原奏英、美有国债不失为富强，西班牙、土耳其以债倾国，日本蹈其覆辙；而谓英、美举债于本国，犹是藏富于民，非西班牙等国输息邻封之比，是矣。至论各国举债攸殊，有同异之分，尚非探原之论。夫英、美富强，甲于海国，由来已久。兵费借其本国之债，不待求助邻封，自然之理。西班牙不善经营，土耳其耽吸鸦片，日本因欲去其大将军之逼，举国以奉西人，割地以给俄人，出其额征为质。各国衰亡之征，由其自致。若谓借本国之债者，必富且强；借邻封之债者，自贻困蹙，而引之为借用各国洋款之戒，非定论也。就日本借用洋款而言，因其国有逞志朝鲜，取偿国债之心，洋人遂以此蛊人，阴为各国外海总埠头之计。日本未尝不知，只缘既与定议，不敢复有异同，隐忍迁就，勉而出此，非所论于西征一局。夫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借千万巨款，济目前急需，可免悬军待饷。十年计息，所耗虽多，而借本于前，得以迅赴事机，事之应办者可以速办，如减撤防军以省糜费，筹设新制以浚利源，随时随处，加意收束。计十年中所耗之息，可取偿十年之中，非日本之寻衅举兵，与洋人共利可比。至西班牙举债经商，本奸商骗赖之类也；土耳其举债倾国，本纨袴败家之类也，乌可同年而语哉。以海疆按年应协之饷，以还按年应还陕甘借款本息，不必得半而已足，是大有造于塞防而无所损于洋防。原奏谓洋款取偿于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齐，令兼筹协饷之息，何能如期以应。查借用洋款向章，海关出票定数，督抚钤印归款。此次办法，自亦如此。各省关印票之数，原划定各省关应协之款；并非于协饷外，兼筹协饷之息。事理著明，非可隐占。其与解部之款，本不相涉。原奏所称海关病、部库病者，其源在各省协饷之愆期。现奉谕旨：自光绪二年(1876)起，如不能照原拨添拨数目，解至八成以上，即将该藩司、监督照贻误京饷例，由该部指名严参。此后海关自可不至代人受过。平心而言，借用洋款，实于中国有益无损。泰西各国兴废存亡，并非因借债与不借债之故，其理易明。即以现在局势言之，臣非先后借用洋款，则此军不能延至今日。上年，李鸿章有二千万待借之奏。即沈葆桢办理台防，亦曾借用洋款六百万两，嗣因倭事速定，部议停止四百万。今倭患息而西事殷，重理旧说，似非不可。应请旨饬下两江督臣，即代臣借洋款四百万两，迅解来甘。臣得此款，清还新借陕、鄂、上海各款一百二十万两，当可余二百数十万两，暂资敷衍。如各省关自本年正月起，协款能解足八成以上，臣军有的饷源源而来，苟可设法腾挪，何肯以催饷频烦，自取憎厌。倘各省关未能如数报解，微臣计无复之。洋款既不能借，则非息借华商巨款不可，而息借华商巨款，若不谋之两江，则又无从着想，此臣之苦衷，不得不预为陈明者也。……
于是清廷折衷定议，饬由户部借拨二百万两，由各省关将应协西征款提前拨解三百万两，由宗棠自行筹借外债五百万两，仍合成一千万两之数。而于葆桢所请由内帑拨助，竟一毛不拔。同时对于葆桢移拨他款之议，亦未接纳，仅令将江苏原协陕西一万两可否移拨，由宗棠径与陕西巡抚商办。其户部拨借之二百万两，户部原仍责望各省关在应协西征款内扣还；而清廷以为如此则西征饷需仍难周转，饬改由议拨南北洋海防经费内按年酌提一半归还。宗棠固常怪各省关欠解西征协款，由于议拨海防经费，而葆桢犹为辨明各省关对于海防经费亦多欠解，今清廷仍牺牲海防经费二百万两，以成全宗棠之西征，宗棠亦可踌躇满志矣。至此，一场争议于以解决。而宗棠第四次西征外债之五百万两，即由此发生。所尚可研究者：宗棠西征举借外债，已有三次，均系自行办理。何以其后续借一千万两，不援本身之成案，而反请以援台防办法，责之葆桢？依宗棠在他一奏疏中自陈：“所以必商之两江者，上海为中外商贾银洋汇萃之所，商借洋债，恒必由之，而现任督臣原有借定未用之款，重理旧说，息耗断不至顿增。”惟此说也，窃意非宗棠由衷之言。其关键殆在利率之一点。宗棠第一次外债，月息一分三厘；第二次息率如何，虽未能考定，要与第一次相若。第三次年息一分零五毫。然葆桢之台防外债，为年息八厘。相形之下，出入甚巨，宗棠当心有所不安，遂请由葆桢代借，故原奏有曰：“至其息银多寡及一切办法，请由沈葆桢酌定，臣不与闻。”嗣清廷既准其自借五百万两，则又陈明：“惟借少则期近息重，恐未能如台防十年八厘之轻耳”，实为第四次之五百万两外债利息预留地步。其后五百万两借款订成，合算利息，果仍有每月一分二厘五毫之巨。注763
总之，当时朝野对于宗棠举办外债从事西征，多不谓然，而尤以其息重为病。如举借一千万两议初起，福建巡抚丁日昌并有洋债不宜多借之奏。李鸿章亦颇同情于葆桢，而不满于宗棠。其时与葆桢一札曰：
……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但冀利息稍轻，至多不过七厘。各省由额协项下分还，亦未免吃力。何可独诿诸执事耶。……
又一札曰：
……左相西饷，仍准借洋款五百万，无须尊处代筹。若由胡雪岩等经手，利息必重。且恐洋人因规复新疆，居奇勒掯。……注764
在纪泽《使西日记》中，又有数则论及第三次借款。光绪五年(1879)三月二十四日云：
新报言：左相借洋款三百五十万，以供西北饷项，不知确否。此事有可为长叹息者二焉：一则八厘洋息，西洋无此比例。以中华之脂，暗填重息，以饱他人。一则中国借民债往往脱空欺骗，使蚩蚩之氓闻风畏惧，遇有缓急，不得不贷诸洋商。夫洋商岂真运海外之银，以济吾华之窘哉。仍购募股份，取诸华民耳。一转移间，而使中国之巨款，公私皆不获其利；顾以子母之息，归诸居间之洋商，谓之得计可乎。
五月初十日云：
与清臣一谈。清臣言：英法两国借贷子息常例三厘有半，重者不过四厘。中国借洋款子息一分，银行经手者得用费二厘，债主得八厘，盖子息之最重者。其故有二：一则经手不得其人，无为国省费之心；二则借得之财，以供军饷，而不甚讲求矿务、铁路兴利之政；西人以为有借无入，故不敢放手借出；非贪重息者，不放债也。其说良是。
十二月初二日云：
葛立德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痛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或委任之，良可慨已。注765
而《申报》则有“左帅饷绌拟借西债”一则，亦系就一千万两一案立言：
谚云：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夫士饱马腾，必由于饷糈充裕也。左相统师关陇，出关远剿，为期将十载，欠饷至千数百万，目前又有饷溃兵变之谣。然复知师有不能不用，师有未可久用也。夫汉武承文景之盛，海内富庶，勒兵单于台，时不过五年，众不过二十万，左藏空虚，虽有卜式之急公，桑宏羊之聚敛，卒致匮乏。诸葛武侯经营中原，必先兴屯政。嗣后羊叔子(祜)图东吴，宋太祖取江南，非寓兵于农，即因粮于敌。断无常筹千百万之饷，营师千万里之外，而能不匮不蹶，久相支撑者也。道光末、咸丰初，发逆起事，至同治中，始行肃清，蹂躏十余省，兵勇数十万，迁延二十载，军务之大且久，无过于此。顾皆腹内财富之区，复一城，即有一城之物产；非若塞外不毛之地，得一处，尚须一处之费用也。然则力有不支，势又难已，非借西债不可。惟是法无异饥食漏脯，渴饮鸩酒，饥渴未疗，而身将先殒矣。昔周赧王曾向咸阳大贾借债，不能偿，至筑台避之，故谥法曰赧，言其无颜也。盖借款千万，转瞬十年，即变为一千六百万；二十年，变为三千二百万矣。数十年后，竭中国之帑项，不敷还债。设遇金饥木穰，意外动用，又将若何。故借债虽纾目下之急，实不顾将来父子切骨之灾也。
虽其言是否得当，殊有疑问，要未尝不可反映一般社会之感想。注766
所谓利息过重，由经手人分肥一点，按清臣与葛立德均为英人(清臣其时为纪泽客卿)，其言债主实得八厘，当属可信。又按汤象龙著《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一文，对于宗棠第三次与第四次借款引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se Empire，谓利率均常年八厘，尤为史实。注767是则超过常年八厘之数，即谓为被胡光墉等所分肥可耳。
中法为越南启衅，宗棠督办福建军务，又尝举借外债，计英金一百万镑，合规平三百九十三万四千四百二十六两二钱三分。利率仅为常年九厘。自光绪十一年(1885)起，于十年内还清，半年一期，共二十期，经户部奏准，分摊于下列三海关：
闽海关 本二百万两 息一百二十三万七千零六十八两有奇
江海关 本一百二十万两 息七十四万二千二百四十一两有奇
浙海关 本七十三万四千四百二十六两二钱三分 息四十五万四千二百六十七两有奇
均于期前六十日，由各关解由福建汇还。注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