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每当度支匮乏时期，所恃以增裕收入者，捐输为一种。捐输一名词之对待，为奖励。人民向政府捐纳某数之款项，由政府奖给某级之职衔；或人民已为官吏者，更向政府捐纳某数之款项，由政府再奖给某种之优惠。一言以蔽之，买官与卖官而已。此种制度，当远溯于汉武帝之鬻爵，历朝多有行之。但种种办法之细密，至清代而集其大成，汇为一编，名曰《筹饷则例》。咸丰、同治与光绪三朝之军事费用，有一部分取给于此。
捐输本集中京师，由户部主办。太平军兴，为便利招徕计，由各省总督、巡抚或主兵大员，请发空白执照，自行劝募。并以筹饷为名，将规定费额，分别酌减若干成，可称为贬价卖官，犹一般商店之大廉价。顾其饭资与照费，仍须解归政府，因此乃户部官吏所共分润也。此项办法，亦系由钱江建议于雷以諴，先在扬州试办，以后各地仿行，均视为筹饷之一法。嗣以政府自将办理捐输之权，授于各省，户部直接收入大为减损。于是又指定若干项，不准各省或主兵大员劝募，专归所谓京饷局者经理，指充京饷。
左宗棠督师入浙，初步筹饷及兴办善后筹款，亦均多借捐输之力。照原规定：凡报捐实职虚衔，本减二成者，仍迎减一成；已减四成者，不再迎减。其应归京饷局收捐分发等项，并监生补交四成实银，亦仍令捐生赴京上兑，浙省概不收捐。注725
但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区域，多方作同一之劝募，民力总属有限，捐输之效，有时而穷。于是胡林翼别出心裁，因军中购运粮食艰难，便以减成捐米为号召。实质即汉代募民入粟之意。宗棠入浙后，因采运不易，乃援例为之。林翼原订章程：
(一)凡捐实职、虚衔，照筹饷例，统减四成；升衔、加级各项，向减四成者，准再递减二成。于水陆通区，设局收米。捐米一石，加耗米一斗五升，运脚费银三钱五分，准作捐例银五两。
(二)其有陆路遥远，运米维艰者，准交折色，每米一石，连折耗与运费，计银二两五钱。
(三)饭银、照费仍照例缴纳。
(四)以上应缴现款，均以库平足纹上兑，概不准搭交钱钞或饷票。
(五)应归京饷局收捐各条，并补交四成实银者，仍不准收，以裕京饷。
宗棠以第五款所包括之指捐与分发，如必须在京师办理，则捐输者有时惮于远行，难免使捐收减色。后奏准变通办理，一并由浙江经募，而仍将所收之款解缴京饷局。注726
此项章程，固以捐米为名。然观第二款之例外，可知意仍在捐银，而综核浙省办理米捐，截至同治六年为止时，其收本省捐输银七十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八两；江北上海捐输银二十万八千八百二十五两；本州省米捐银七十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三两；江西等处拨解捐米五千三石八升。足见捐输者，亦多捐银而少捐米。注727时已革浙江按察使段光清募得银二十万余两，宗棠为奏准赏还头品顶戴。又已革浙江补用道温州府知府王景澄募得银七万余两，亦为奏准开复知府原官，补缺后仍以道员用。此则又借劝人捐输而为己得官者也。然宗棠固以为此两人本属良吏，其被革乃属冤抑可原耳。注728
宗棠督师陕甘，粮饷两绌。而其时陕西已在本省及邻近产米之区劝办米捐，李鸿章复易米为麦，在陕西等产麦之区，劝办麦捐。宗棠感觉如仍援米捐章程劝募，势必妨碍他方之进行，于是奏准就京饷局收捐各条中，暂行划出若干条，归甘肃劝办，他省不得援以为例：
(一)京饷局专收各条，有以十成实银上兑者，准交银米各半；有以五成实银，五成钞票大钱上兑者，准以十成实银合计米数，本折一体收捐。
(二)捐米一石，加耗米一斗五升，运费银三钱五分，准作捐例银五两。其规定应搭收实银者，仍照收实银。以银折米，每石连折耗运费，准折交银二两。
(三)以上应交现款，均不搭钱钞或饷票。
(四)饭银与照费，仍照例交纳。
同时，陈明“或有情殷报效，愿以米麦等项饷军，而力有未充，不敷请奖，并乡僻居民但求顶带者，由臣刊发五品以下捐助军粮功牌，视捐数之多寡，分等给予外奖，存候汇咨”。注729诚以捐输制度本成立于人民之虚荣心也。
宗棠办理甘捐，于西安设总局，归西征粮台兼管；于秦州设分局；又在各省普设分局十七所，是为：福建、浙江、山西太原、山西运城、河南、河南南汝光、河南彰卫怀、湖北、湖南、山东济南、山东济宁、山东登莱青、江苏上海、江苏江宁、江苏扬州、四川、广东，均由宗棠直接发派员主办。而湖南、江西、四川、陕西、福建、江苏、江宁、山西等八处，更委托各该省捐局带办；陕西、山西、河南等三处，更托各该省布政使带办。于是自同治八年(1869)五月开办，讫光绪元年(1875)五月结束，自办部分折合银七百四十一万八千九百另七两，托办部分折合银一百三十万九千八百四十七两，两共八百七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四两。注730
然劝办捐输，或设局，或派员，开支正复非鲜。且既以筹款为目标，而劝办者又有获得奖励之希望，于是总不免竭泽而渔之弊。如福建办捐，其初尚择上等殷户情劝，继则中下之户亦勒派捐缴，甚至差提押追。宗棠至，始饬速行停止。注731
以上浙江、甘肃两省在宗棠主办下捐出之虚衔实职，就宗棠请发户部及国子监执照，可知梗概：
浙江第一次请发职官花翎、蓝翎及春典虚衔从九品执照一千张。
浙江第二次请发各项职衔贡监生执照五千张。
浙江第三次请发各项执照一万张。
浙江第四次请发各项虚衔春典执照三千张，贡监生执照二千张。
浙江留用前巡抚王有龄请发贡监生执照三千四百张，国子监执照二千二百三十四张。
甘肃第一次请发各项执照五千张。
甘肃第二次请发五、六、七、八品衔执照五千张，贡监生执照五千张。注732
甘肃第三次请发贡监生执照一万张，从九品执照五千张。
甘肃第四次请发贡监生执照二千张。
甘肃第五次请发从九品执照一万张，贡监生执照一万张。
其数量之巨，自属可观，令人不能无“朔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之感。又捐输本不分文武，而武职报捐，惟福建为多，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十月，奏陈其弊害而请求停止：
……闽省营务，积弊甚于他省。推原其故，由武营捐班太多，流品混杂，势豪策名右职，借为护符，劣弁巧猎升阶，专为牟利，一旦夤缘得缺，竟敢靡恶不为。现在稍示区别，报捐者渐少于前，即此可知从前报捐之多，实为军政之蠹。所有闽省捐纳武职各员弁，应一律送部引见。其未引见者，概不准收标委署。至捐例原为筹饷起见，武职官阶捐纳，例银本属无多，除福建一省外，各直省报捐武职者甚属寥寥，实亦得不偿失。应请旨敕部将报捐武职一条，永远停止，以杜贪竞，而肃军政。……
清廷韪其议，通谕各省报捐武职，均着永远停止。注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