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年以前，台湾为东南海外孤岛，犹新疆为西北塞外遐荒，均有天高皇帝远之概。官斯土者，多擅作威作福，罔知治理。新疆以左宗棠之力征经营，犹得至今存在，台湾则已一度不为我有。然宗棠初度入福建，已深切认识台湾所处地位之重要，以为如我不自爱护，将有外人觊觎，徒以匆促奉调陕甘总督，未遑有所展布。惟临行犹以相知多年，夙所器重之吴大廷为台湾道，刘明灯为台湾镇总兵。注637责以将台中废弛已久之政事、军事，分别积极整顿，并奏陈治台之大计：
……臣忝督闽浙，于今三载有余，初因浙寇未平，专意两浙，嗣浙事勾当甫毕，巨逆李世贤、汪海洋由粤东分道犯闽，臣率诸军，入闽讨贼，闽疆肃清，臣遵旨入粤，迨粤事速蒇，臣始回闽治事。以次按治各郡县土匪，治军之日多，治事之日少，计自二月十八日回闽以后，甫七阅月，复奉恩命，移督陕甘。自维时日迫促，智虑短浅，上辜朝廷倚注之恩，下负十郡士民望治之意，俯仰愧怍，莫可言宣。其最抱歉者，莫如福宁、台湾两府。初意拟俟各郡治匪事毕，再图次第整理。福宁一郡，距省匪遥，尚易随时料量。至台湾则远隔大洋，声气间隔，该镇道等遇事专制，略不禀承，细察所办各事，无非欺饰弥缝，毫无善状。现檄调补台湾镇总兵刘明灯，台湾道吴大廷，于抵台后，逐加访察，冀可销患未萌。而吏事兵事，应早为筹画者，不敢以去闽在即，稍事缄默，谨为我皇上一一陈之。
台湾设郡之始，议由内地各标营调兵，更番戍守，三载为期，用意至为深远，计额兵一万四千余，可谓多矣。咸丰初年，因内地兵事孔亟，班戍之制不行，现今存者，不及三分之一。名册有兵，行伍无兵，一有蠢动，即须募勇。所募者，本处游手无籍之徒，聚则为兵，散仍为匪，勒索骚扰，不问可知。从前台湾道设有道标，以备调遣，近自道标裁撤，遇有剿捕之事，文员不得不借重武营，一切任其虚冒侵欺，莫敢究诘。武营纵兵为奸，营兵以通贼为利，全台之患，实由此起。道光四年(1824)奉旨，镇兵归台湾道察看，久未奉行，群已习焉忘之。今欲复兵制，则宜遵班兵旧章，三年更戍，欲重道员事权，则宜复设道标，俾有凭借，申明镇兵归道察看之例，以杜欺罔，而重操防，庶几互相维制，而军政可肃也。
台湾水师，向设战船九十六号，今无一存者。战船既无，而大修、小修之费，仍不肯减，船无可修，而修船之费，仍不能无，武营虚冒侵欺，借口定例，非文员所能禁革。而历任总兵从未有举而厘正之者，将弁炀蔽于下，镇臣回惑于上，积习相因，由来已久。如欲剔除痼弊，移此款项，制船巡洋，募练水兵，以求实效，必须镇道得人，同心共济，而部中不复以旧制相绳，庶几实事求是，而船政可举也。
台湾物产素饶，官斯土者，惟务收取陋规，以饱私囊，厅县有收至两万余两者。台湾道除收受节寿礼外，洋药、樟脑、规费，概笼入己，知府于节寿外，专据盐利，武营以亏挪为固然，恬不为怪。交代延不结算，自副将至守备，多者十二任，少者八九任，四五任，并无结报。侵吞款项，不知若干，非廉明镇道彻底清厘，何从穷其底蕴。现据吴大廷禀，拟将道署陋规、樟脑、洋药等项，悉数归公，永革节寿陋规，以昭清白。刘明灯亦毅然以裁陋规、革节寿为请，是皆正本清源之策。所不容已者，惟陋规既已裁革，则必别筹津贴，以资办公，庶廉吏可为，乃收正己率属之效也。
闽省文武锢习，以办案索兵费为取盈之计，近时内地严加惩戒，此风稍正。台郡则远隔大洋，肆无忌惮，民俗挟仇械斗，胜者辄占败者室家田产，谓之禁厝。地方官不为按治，先勒索勇粮夫价，及其临乡，则置正凶于不问，或捕捉案外一两人，聊以塞责。民忿官之贪庸也，乃相率结会私斗，浸成巨案。谚曰：“十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大概由此。必赖廉正明干之道员，时以洗冤泽物为心，严操守，勤访治，孜孜奉公，不敢暇逸，庶几惠泽下究，人心固结，乃收长治久安之效也。
台湾生番，性虽蛮野，却极驯顺，地方官如能清悫自持，以简佚之道处之，最易见德。从前生番献水沙连六社之地，请得剃发，比于内地民人，疆臣以闻，而部议格之。生番鞅鞅失望，卒致游民句番私垦，徒长械斗之风，浸且藏垢纳污，终为逋逃之薮，至今台人言之，犹有余憾。夫驭边氓之道，与内地殊，此辈山兽河鱼，但能顺其性而抚之，勿有扰害，积渐自然，自可无事。无论生番输款内附，供粮当差，于国家有益无损，即令稍有所费，亦当羁縻弗绝，以示恩信。何有摈绝不受，坐视客民强占虐使，留为肇衅之端。况近自洋人入驻要口以来，游历内山，习知形势，设我弃而人取之，尤于事体非宜。现当生齿繁盛，游民辐辏之时，似宜弛垦荒之令，并听生番剃发，齿于编氓，所有番社情事，愿内附者，听之，但勿强为招致，于事理似无不可。
至台郡虽属产米之区，近因番舶搬运颇多，地方官绅士民时有盖藏空虚之虑，禁止势有不能，则当立社仓，广谋储积，似不可缓。
凡此均应由该镇道察看情形，随时筹办者。臣原拟于诸务就绪后，东渡一行，今去闽有日，无暇及此。幸刘明灯、吴大廷皆实心任事，相信有素，必能绸缪未雨，为东南奠此岩疆。
以上所陈，可否仰恳皇上天恩，敕下该镇道察看地方情形，随时会衔陈奏，责成妥为办理，不胜感幸之至。……
奉旨：“所陈各条，均属因时制宜之策，总兵刘明灯、道员吴大廷，既经该督遴选派办，必须实力筹办，以挽颓风，不得以该督远行，玩忽于继，并着吴棠(按吴棠为继任之闽浙总督)、徐宗幹(按宗幹为当时之福建巡抚)随时督饬该镇道等认真厘剔，所有一切情形，或详由该督抚奏闻，或径由该镇道会衔陈奏，均着斟酌事之轻重缓急办理。生番既以不得内附为恨，自宜相机驾驭，羁縻弗绝，其社仓积储等事，亦应绸缪未雨，及早兴办。吴棠未到任之先，英桂(按英桂系当时之福州将军，暂兼闽浙总督)、徐宗幹责无旁贷，必当善成该督之志也。”注638足征当日清廷亦认整理台湾为必要。惜继宗棠后者，一反宗棠在福建所为，不能不使人兴人亡政息之感。
按宗棠在福建年余，颇实施今日所谓强力政治。举其荦荦大者：于吏治，曰禁革各衙门陋规，仅盐商循例认缴者，每年裁去不下银七八万两。然于摊捐，为请准豁免，于正当开支，仍明给津贴，不令赔垫。注639于军制，曰裁兵加饷，汰去不可练之兵四成有余，挑留可练之兵五成有余。即以四成有余之饷，加给五成有余之兵，并停止武职捐输，以清其源。注640于地方治安，曰剿办土匪，诛夷者不下三千人，又捕杀洋盗百余人。注641于盐务，曰废引改票，未改制前，如同治元年(1862)报收银二十一万两，二年(1863)报收银六万两，改制后一年内，报收银六十万三千四百余两。注642于税厘，曰剔除中饱，认真稽征，整理后一年余，较前一年长收一百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余两。注643此皆效验之彰著者。其下手处，乃在调整人事，先以弟子周开锡及大廷会办福建军需税厘局，嗣即以大廷任福建盐法道，而追革才识庸暗之前任潘骏章。又奏革老朽贪鄙之福建布政使张铨庆、督粮道周揆源，而以开锡署布政使。及大廷与明灯分别调补台湾兵备道与台湾镇总兵，更复以献纶补盐法道，献纶亦宗棠幕中亲信也。注644而宗棠之作为，如上所述，自为一般不肖官吏，地方绅士，以及无赖之徒所嫉首痛心，不啻断绝其生路。方幸宗棠之调督陕甘，而宗棠既奏请责成继任之大廷、明灯，照常整顿台湾事务，复奏请令开锡久于其布政使署任，临行犹不肯放松一步。开锡为政，精勤强固，大廷、明灯在台，亦裁陋规(明灯裁陋规每年约银五万两)，办土匪，察吏肃军，其严正一如宗棠。此种态势，当然为反对者所侧目。于是宗棠去职不久，即有人指摘宗棠及其左右之言行，编成竹枝词，而尤集矢于引用湖南人，排斥他省人。事闻于清廷，命英桂按治。宗棠亦奏请察核查办，结果自非事实，而诽谤者之来源与用心，固已昭然若揭。已而吴棠莅任，一反宗棠所为，宗棠改革各项，本奏准有案，然其时文宗后那拉氏当政，吴棠固有宠于那拉氏，亦遂敢全部推翻，无所顾忌。开锡先被挤而去，大廷、明灯亦知几引退。虽宗棠指示勉留，并拟争之于朝，终不可得，一腔热血，尽付东流，可胜慨哉。注645
不出宗棠所料，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死琉球水手，以为即杀其侨民，遽以兵一万五千人抵台，分三路深入，踞牡丹社，转以糖果饵生番，其意叵测。清廷派沈葆桢驰往巡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宗棠尝总督闽浙，向问应付方略，宗棠自憾未尝亲至台湾，逊辞以谢，仅就所闻日本大举之内募以闻：
……此事起于六年(1867)，合众国商船遇礁撞破，船主罗妹及其众上岸逃生，生番杀之，并掠其余资。该国领事李让礼，愬台湾镇道，求办生番，以儆将来，意在收敛残尸，救回活夷，求中国收其地，设兵管守，永杜番害，未尝别有要挟也。台湾镇刘明灯、台湾道吴大廷鉴其无他，即与定议，又令生番晓事头人卓杞笃，与李让礼商议善后诸事。李让礼遂与生番连和，自具申陈，由镇递闽省督抚，镇道并备公牍，请示办理，督抚允行，事遂寝。厥后吴大廷坚求内渡，刘明灯因闽抚有意吹求，谤议上腾，遂被奏撤，而前议搁置，不复过问。李让礼心怀不平，以其事告知本国，求发兵剿番，为护商计，该国责其生端肇衅，不许，并夺其驻厦领事职。李让礼不得逞，乃以台郡地图示倭，唆其剿番，资以利器，倭窥台郡后山地险而沃，冀据为外府，此违约称兵所由来也。……注646
此节故事，足备外交秘史之一页，要不得不追课其责任于历任福建督抚之未能如宗棠之重视台湾。抑本案虽不久幸获和平解决，然当事之急，沿海七省戒严，而宗棠方督师新疆，于是先海防而缓塞防之议兴，几使宗棠在天山南北路之策画，功败垂成，其影响亦非小矣(参阅三十节)。
又不出宗棠所料，光绪十一年(1885)，法国为越南事件，以兵占台湾之基隆及澎湖。宗棠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重莅福建省城。逆料宗棠此时心境，必甚思利用此机会，重创法人，所谓一吐四十年恶气，然后以治理新疆之方法与精神，将台湾大加整顿。乃事与愿违，宗棠之恪靖援台军济师后，方一接战，清廷遽复媾和。而法兵则依据台澎弗撤。宗棠愤慨之余，奏曰：
……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上年四月十三日之约，口血未干，即来挑衅。甚且逞其无赖，以为观音桥之战，自我先开，福禄诺之据，系我捏造，要求恫吓，无所不为。朝廷方遣使议和，而彼已一面踞我基隆，一面驶入马尾，乘瑕蹈隙，驯至溃坏而难于收拾。此次复请议和，意似悔祸，然何以宣光有退兵之语，而台湾止有停战之文？言停战，则基隆一隅，果否交还，尚似未定；言退兵，则北圻全境，拱手而去，不问可知。臣远隔海滨，固不敢妄测当局羁縻之苦心，转圜之至计，而前车宜鉴，大局攸关，津约五条，已置越南于度外，占踞之基隆，与新失之澎湖，岂可再涉含糊耶？自去秋至今，沿海沿边各省，惨淡经营，稍为周密，今忽隐忍出此，日后办理洋务，必有承其敝者。如果基澎不遽退还，则当道豺狼，必将乘机起噬，全台南北，不独守无可守，抑且防不胜防，此要地之不得不争，所宜慎之于先者也。
法人利在缓战，而不在言和，其忽然请和者，大抵越南夏令将交，瘟疫流行，军无斗志。尼格里丧师于外，斐礼避位于内，新旧更替，议论纷歧，增饷增兵，动需时日，故阳餂我以请和之名，阴实便其一举两得之计。我若概从所请，则失地未还，防兵先撤，万一该夷狡焉思逞，而时机已失，言战则要害已为所乘，言和则口舌未能有济，悔无及矣。臣窃谓沿海重兵，不可因目前请和，遽议裁撤，盖曾经战阵之兵，缓急可恃，即和约已定，而糜三数月饷项，可以防叵测而备折冲，较之临事周章，当有间矣。此边军之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注647
奏上，留中。已而和约成，法兵撤离台澎，宗棠复以台防紧要，奏请移驻巡抚镇慑，略言：
……目今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图，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该处虽设有镇道，而一切政事，皆必禀承于督抚，重洋远隔，文报往来，平时且不免耽迟，有事则更虞梗塞。如前次法夷之变，海道不通，诸多阻隔，其已事也。臣查同光之交，办理台防沈葆桢，躬历全台，深惟利害，曾有移驻巡抚十二便之疏，比经吏部议准在案。嗣与督臣李鹤年、抚臣王凯泰会筹，仍以巡抚兼顾两地覆奏。光绪二年(1876)，侍郎袁保恒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其福建全省事宜，专归总督办理。部议以沈葆桢原议奏称，别建一省，若干器局未成，闽省尚须台木，台饷向由闽解，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又有饷源人才，必须在省豫筹，临时呼应各等语，恐其欲避责成，转多贻误，未克奉旨允行。厥后抚臣丁日昌以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往来不便，于台防仍见有名无实，重洋远隔，兼顾为难，因有专派重臣督办数年之请。臣合观前后奏稿，各督抚大臣谋虑虽同，未免各存意见。盖王凯泰因该地瘴疠时行，心怀畏却，故沈循其意，遂改为分驻之议。而丁日昌所议重臣督办，均非久远之图，皆不若袁保恒局外旁观，识议较为切当。但台湾虽系岛屿，绵亘亦一千余里，旧制设官之处，只滨海三分之一，每年收榷关税，较之广西、贵州等省，有盈无绌。倘抚番之政，果能切实推行，自然之利，不为因循放弃，居然海外一大都会也。且以形势言，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鲜。其中若讲求军实，整顿吏治，培养风气，疏浚利源，在在均关紧要，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之处。据臣愚见，惟有如袁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庶事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至该地产米甚富，内地本属相需，若谓分省则接济难通，究不足虑。臣查台地未经开辟以前，如福州、兴化、漳泉各属，暨由广东、浙江两省客商，源源运济。我朝天下一家，凡各行省向无遏粜之举，以台湾与内地只隔一水，便于贩运，安得有此疆彼界之见，因分省而遂阻挠，此固事之必无者也。协济饷项，内地各省，向通有无，以台湾之要区，唇齿相依，亦万无不为筹解之理。拟请奉准分省之后，敕下部臣划定协饷数目，限期解济，由台抚臣督理支用，自行造报，不必与内地照商，致多牵掣。委用官员，请用江苏向例，于各官到闽后，量缺多少，签分发往，学政事宜，并归巡抚兼管申转，命案则归台湾道就近办理。其余一切建置，分隶各部之政，从前已有成议，毋庸变更，俟谕旨定案，即饬次第施行。……注648
于是次年台湾专设巡抚，竟继新疆而改行省。夫台湾与新疆之建省主张，固不自宗棠始，而皆以宗棠之力请，终于实现。一在西北，一在东南，相去万里，而皆成于一老，不能不谓非奇迹。惜曾几何时而甲午战败，台澎复为日本有矣。
尝谓宗棠当日与法人在台湾作战，自无制胜把握，然使早如宗棠之议，彻加整理，则局势当复异是，是诚宗棠当引为毕生之遗恨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