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外国势力侵入中国，凡遇中国有任何内战，几无不有外国势力直接间接参与其间。清军与太平军之争，亦无例外，或更可认为外国参与中国内战之第一声。其一为售与双方军火；其二为借与清军战费；其三以官兵协助清军作战；其四为与太平军半官式之往来及私人间勾结。左宗棠督师浙江、福建，与一、三、四端多有关系。
外人受中国使命，募练军队，助攻太平军者，凡三起。一为美人组织之常胜军，二为英人组织之常安军(即绿头勇)，三为法人组织之常捷军(即花头勇与黄头勇)。大致以外人为将官，并参入外兵，而以华人归其训练与统率。此外又有上海租界英法人自行组织之军队，则与驻在上海之清军，共设会防局，专任征剿上海与其四围之太平军。常胜军完全为清政府所雇募，受李鸿章节制。至常安军与常捷军，则最初发动者，为宁波、绍兴两府属之绅商，欲借以扑灭其在本乡之太平军，其后始受宗棠节制。注244
先是宗棠奉命援浙，系由安徽东境，向浙推进，对于沿海及毗连江苏之浙江各府属，因其间为太平军所阻隔，声息不通，故鸿章之拨常胜军，浮海收定海，因失守宁波而革职之宁绍道台张景渠之用已抚海盗布兴有等复镇海，及招致常安、常捷两军克宁波，宗棠初未与闻。至宁波恢复，清廷命宗棠以中国制度部勒常安、常捷两军。宗棠即以史致谔为宁绍台道主其事，然犹取径长江，转由海道驰往。已而克慈溪，常胜军先经鸿章调回。克绍兴，常安军续经史致谔遣撤，惟常捷军则至全浙平定方解散。注245
此三常军外籍将士俸给，每人每月均在银一百两以上，兵士粮饷，较其他清军高出一倍，国人之狡黠无赖，图其厚利，与欲利用外力以作威福者，争趋之。于是常胜军始仅五百人，陆续增至四千五百人，糜费最巨。常安军凡一千人，常捷军凡一千五百人，两军合计，其中外人约一百五十人，每月约共需饷银八万两。伤亡之后之巨额抚恤，与胜利时巨额之犒赏，尚不在内。外将与外兵尤骄悍。故宁波、绍兴两府属之复，虽几全赖其力，而所受祸害亦不浅。如在余姚，竟与清军一度冲突，入绍兴府城时，搜括民间财物，据为己有，而勒派绅民以十一万元收买。克萧山时，太平军所遗财物，悉被囊括以去，浸至检收清军。注246宗棠本不以招致外籍军官兵士为当，尝于奏报中发其感慨：
……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之稍壮健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注247
于此可见五口通商后之沿海人民，与湖南等省内地之人民，其性情在当时已甚有区别。一则巧诈，一则拙诚。故湖南人欲御太平军以保卫乡里，则自行组织团练，而拥护其士大夫为之魁。上海、宁波一带之人，则以外人为重，而托以代为募练军队，卒至为外人所利用，使地方于饱受太平军之蹂躏后，复遭外国将士之骚扰。
萧山定后，常捷军统将，权授中国总兵。法人德克碑(d’Aigwebelle)欲添募一千人，宗棠毅然不许。德克碑则因胡光墉之请，谒宗棠于严州，宗棠谕以现既权充中国总兵，应照总兵见总督仪节。至时，宗棠待以礼貌，而微示以威严，德克碑表示愿出死力，报效中国，谨受节制。宗棠止其添募一千人，而仍许留一千五百人暂驻萧山，以待后命。德克碑自立条约，誓不节外生枝，缮具华法文各一份存案。自此德克碑改易中国服装，并将两颧虬髯剃去，对宗棠益恭顺。注248其后复富阳县城，复杭州省城，复湖州府城，常捷军均与有功。湖州平，德克碑归国，议先撤一千人，余五百人归日意格接统。因日意格(Giguel)任宁波海关税务司，不能兼顾，遂并撤焉。注249德克碑在本国，故业造船，日意格故业驾驶，宗棠至福建创办船政，以二人为正副监督(参阅五十五节)。
太平天国初起，各国见其进展甚速，颇有意联络，大有认为交战团体之趋势。后因太平天国诸领袖仍循中国传统思想，鄙视外人，又转战多年，其势日蹙，且战事移至东南沿海，不免损及上海、宁波等海口英国之利益，而太平天国之崇奉基督新教，尤妨碍法国天主教在中国之势力，于是相率转向清廷，并欲协助扑灭太平军，惟恐其不速。然当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驰入福建漳州时，因海口之便利，外人仍多与交通，李世贤亦图于此得一出路，故当日破获之案，颇有多起。
(一)李世贤托其至友陈金龙携密函致厦门海关税务司英人休士，意在乞援外国而啖以厚利。据陈金龙自陈，彼即劝李世贤须与外人和好，以便相机行事，由水路以扰天津者也。注250
(二)厦门英国领事柏威林驾小夹板船，乘潮突驶漳州，清军阻之不获，柏威林反正式书面抗议，并邀集在厦中国官吏，公然宣布：“闻前此李世贤遣人送信到厦，被洋关拿解地方官正法，其信内是何议论，不能知悉，是以亲到漳郡，面会李世贤，以后有信来往，不可拦阻，有事自能知会。现带长毛头目一名，在战船官全顺舱内，稍缓几日，仍拟送伊回漳，官民欲截港拿办，必致开仗。至照会内小夹板船三只，系我驾坐入漳之船，不必再查。”云云。词颇蛮横。柏威林所谓战船者，载有英兵三百余名，炮二十七尊也。宗棠知柏威林与李世贤通，辗转多方笼络之，李世贤疑为柏威林所卖，则斩留在彼处之三英人以泄愤，由是两人之勾结断绝。注251
(三)有合众国人三名，驾小哨船，行经白水营，载太平军人谢应泷，携有太平天国侍王李红绸大旗一面，护照一张，洋枪五把，洋银四百九十六圆，据称为李世贤商购大轮船，以便沿海窜飏。注252
(四)有英国人一名，布国人三名，合众国人一名，驾船行经海门山港，被截获时，将所载货物投水，然犹起得洋枪与铜冒等件。注253
(五)英国轮船名古董者，泊虎门山澳，卸载火药、洋枪，扬言人民如敢拦阻，立即开炮。注254
(六)澳门西洋人用合众国烟那儿香门夹板船，行经镇海澳，被查出洋枪六百三十杆，洋硝五包，火药三桶，码铁三箱，洋炮五尊，剽刀二十把。注255
凡此皆可见其时外人如何与太平军勾结贸利。故宗棠至福建后，规划军事而外，又须应付是类交涉事件，而外人则颇嚣张，交涉辄不能彻底。
中国最初与外国交接，其实无关大体而常有争执者，一为相见礼节，一为行文程式。其故固由于双方礼俗颇不相同，而特别由于当时之政府犹欲以属邦视外国，而在外国则其先诚不甘自屈于属邦。往后则其外交官员更欲凌驾中国官吏之上，故当时中国与外国所订条约，有一特异之点，即将此两项竟用明文规定。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对是项问题，与福州英国领事贾禄，尝有一度争议。贾禄以宗棠对彼行文用札，甚为不满，且责宗棠接见时，为何不开门鸣炮。按此处所谓开门，系指清代衙署正中之大门。彼先向通商局表示，总督行文外国领事，应按上海与广东办法，用照会，不应用札，文中应称贵领事，不应称该领事。又谓外国领事见各省将军督抚，均开门鸣炮，福建何独不然？通商局答以总督行文外国领事，系遵照约章，盖因外国领事与中国道员并行，故督抚不能不用札，而接见时亦因此不能鸣炮开门。宗棠见贾禄，亦为言之。贾禄终不服，请由本国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总理衙门据以询宗棠，宗棠覆以：
……向来各省将军督抚行文各国领事，遵约用札，领事用申陈。前此在浙，及入闽以后，遇有外国领事公文，皆用札，各领事亦以分所当然，并无异议。至广东、上海如何加礼之处，则闽浙无所闻也。从前和约，迫于时势，不得不然，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若于定约之外，更议通融，恐我愈谦，则彼愈抗，我愈俯，则彼愈仰，无所底止，惟有守定条约，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冀相安无事而已。……注256
等语。以后贾禄屈于条约，行文宗棠，循用申陈。然今按宗棠书牍，其致外国领事函，有用“闽浙总督左径覆者”字样者，则想为非公式之函，为宗棠所别创之体裁。平心论之，各省督抚行文外国领事用札，称该领事，以及外国领事行文督抚用申陈，固不如彼此互用照会之妥适。惟既为条约所规定，自未便遽改，转贻口实。宗棠所云，不能不谓为义正辞严。至相见仪式，总当在不卑不亢之间。开门鸣炮，原可不必，而如贾禄所言，上海、广东当必先有行之者，此为当日若干不肖官吏之媚外，殊可慨也。抑季芝昌《感遇录》云：
英夷数人住福州，向与督抚抗礼。每至署，则启中门，踞上座，并款以小食，出则亲送如敌体之仪。余以枢密出督，不忍为也。壬子咸丰二年(1852)三月，其副领事韦诗岩，翻译星察俚，阑入宅门求见。余令中军怀他布坚拒，自未刻至戌刻，良久，并命不与茶烛，署前聚千余人，探知总督不见夷人，伺其出，群拾瓦砾击其肩舆，夷颇丧气，由小路而逸。
可见英人在福州，骄横已久，亦久为督抚者所不满也。注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