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复璁

七月中旬我和本院几个同仁到台大医院探望李济之先生,他谈笑自若,谈了一个钟头的话,看他吃完稀饭,然后告辞。当时我们说明再去,后来听说他出院,以为病已好了,就没有再去,哪知八月一日九时三十分竟在家逝世,没有再见,我想,大家都有憾痛。他的逝世,对于他个人倒没有什么,因为吾们见面,彼此说:“年逾八十,随时可以走路。”近年来我招待外国学术界重要贵宾,如: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鲍斯丁博士、英国皇家艺术院院长卡逊爵士,我总介绍说:“这是一九二六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蚕茧,以实物来证明了吾国五千年文化。”他也是殷墟发掘者,可以说是“中国考古之父”。世界学术界谁不知道“殷墟发掘”,见了他都肃然起敬。近年来我对于召开汉学会议一事总说,要在李济老在世时开,要他在会场亮相,他确实为中国增重。我得到他的噩耗,我欲哭无泪,没有话说,这是中国甚大的损失!

一九二三年初,先百里叔、徐志摩兄及我都在吾们家乡浙江硖石镇过旧历年,吾们天天爬山。先百里叔要我到“松坡图书馆”编目录,办图书馆,先百里叔肯打卡片,志摩肯写英文信,订购西文书报。他们都催我去,所以我不等年假完就回北平——当时我还在北大读书。志摩也就返平。我们同住在北平西单牌楼石虎胡同“松坡图书馆”,志摩的朋友很多,我经志摩的介绍而认识了李济之先生。他与志摩先生是同船赴美,又同进克拉克大学,而且同住。一九二四年,志摩在北平西城中街成立了“新月社”,晚间聚餐,还有余兴,我与陆小曼女士各唱了一段昆曲,济之奏了一曲古琴,好像是“捣衣”。民初全国古琴家首推黄勉之先生,他是黄先生的弟子,在南京我还看见他家里挂张古琴,好像是明琴。他迁至台湾后,好像就不见这张琴了。这是他唯一的娱乐,据我所知道的。

一九三三年,朱骝先先生兼代教育部长,派我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傅孟真先生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傅君不久辞去,请济之先生继任。中央博物院与中央图书馆是姊妹机构,一切事物都取同一立场,他主张与我共同宣誓,我自己不买善本书,他自己不买古物,我同意遵办。所以在抗战期间我为中央采购了大批善本书,花了几百万元经费,我个人没有买过一册善本书。他也没有买过一件古物。上年他又在故宫博物院常务委员会提议,所有故宫博物院职员私人不得购藏古物,当场通过。我既没有善本书,读书只用普通本,丢了也不可惜。古物自来不藏,今天更不必说了。中央图书馆在重庆建筑新厦,他就在中馆设办事处,开展览会。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教育部也希望中央博物院在渝成立,他不答应,因为没有建筑及大批藏品的缘故,其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到的古物,傅先生原来主张悉数归中央博物院保存及展览,后来傅先生好像改变了,恐怕这是重要的原因。在重庆时,中央研究院同人公宴,傅孟真先生庆祝五十寿,我亦被邀参加,我要济之敬孟真酒,他要我十杯陪他一杯,是夜大家喝的不少,我竟醉倒地上,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大醉。抗战胜利,教育部派我任京沪区特派员,济之稍后也到了南京,他住在吾处,所以我的接收工作,他知道得很清楚,等到他回到重庆,孟真先生问道:“听说慰堂不会接收。”济之说:“据我所知,他没有汽车,没有洋房,他拿把伞在路上跑,他最快结束。”傅君说:“噢,原来如此。”胜利后,我们同到北平及东北。古物陈列所古物归中央博物院所有,中央博物院新厦工程因抗战发生而停顿,战后复工,虽然与我无关,我一样跑腿,就因我们不分彼此的合作。我所最难忘的,在李老伯病故后,在他家里只挂了我一副挽联。

一九四九年一月,古物迁台,当时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两院理事会开联席会议决定迁台,同时举济之先生及徐鸿宝先生为总押运,以徐先生没有成行,负总押运古物来台的是李济之先生。他治学谨严,言行的不苟,我想,他的门弟子自能叙述,我只说我所知道的,谨申伤悼!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三期(一九七九年九月号),

原题为《李济之先生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