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毅
海宁王国维先生字静安号观堂，生于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幼通敏，好读书，且负才名，年十六入州学，与同郡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交好，号称海宁四才子。先生不喜时文，不为章句帖括，年十八，应乡举，不中式，遂自此绝意于科名。及甲午中日战起，我国败绩，翌年，康有为公车上书陈时事；又翌年，梁启超创《时务报》于上海，鼓吹变法维新，先生始知世有所谓新学。于是北游上海，入罗振玉所创办之东文学社，是为与罗氏结识之始。在学社专习日文、英文，喜读西洋哲学书籍，尤爱叔本华、尼采、康德之说。光绪二十七年东渡日本留学，习物理、数学、英文等科，留半年以病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先生于治哲学之外，兼治文学，于诗词戏曲无不穷究，著《人间词话》与《宋元戏曲史》等书。于词宗五代北宋，对其所自作尤自负，谓在北宋诸大家间，南宋以下不足与论。于元曲的文章特为推崇，其妙处在以自然胜，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是为近代认识通俗文学价值，开创平民文学风气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成功后，先生随同罗氏东渡日本，居留五年，每日精读《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并涉猎罗氏大云书库所藏古籍、彝器及金石拓本，于是兴趣由文学转向古器物古文字学，乃是乾嘉诸老所做的纯粹考据的工作，不过先生又应用西洋实证的科学方法，以地下新发现的实物，以返求于我国的经史旧典，而卒不为旧典所束缚。其间曾助罗氏编辑《齐鲁封泥集存》，考释金石甲骨文字、流沙坠简，又著《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简牍检署考》等书，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扩展文字学研究的新领域。盖先生毕生唯此时为学最力，进功亦最猛。罗氏又介绍与海内外学者如国人沈曾植、柯劭忞，法之伯希和，日之内藤虎次郎等往返书翰论学，于是名扬中外。一九一六年春返国，居上海，为英人哈同编广仓学宭《学术丛编》，凡两年，月出一册，每册皆有先生新著，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三代地理小记》《汉魏博士考》《魏石经考》《史籀篇疏证》《尔雅草木虫鱼释例》等都是。其所用方法的缜密，可谓已尽考据家之能事。此后担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为乌程蒋汝藻编藏书目录，于古今秘本，世传善本，辨审之精，校勘之勤，为近世所仅见。一九二一年，先生取前所发表的论文，删繁挹萃，编写《观堂集林》二十卷，罗振玉序谓：“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人以为知言。盖先生于乾嘉以来纸上之旧学与近时出土的新材料，皆探其根本，观其会通，得以解决数千年来所未解决的问题。
一九二三年春，先生应清逊帝之命来北平，为南书房行走，负责检点内府藏器、书籍，于是所见益博。先生先于一九二二年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校外通信导师，一九二五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乃又转其治学方向，于后此的两三年中，专治辽金元边疆民族史地，著有《蒙古史料四种校注》《金界壕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萌古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文，其魄力虽远不及魏源、李文田、屠寄、洪钧、柯劭忞等人功大而烈伟，然专门精确之处，亦有非诸前贤所可及的。此一转变，乃纯受沈曾植的影响，沈为他一生所唯一最佩钦的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先生自沉于北平西郊颐和园之昆明湖，如再假寿十数年，则其在学术上的建树当是难以估计的。先生一生治学，绝不死守一个方面，每当研究某一问题到一个段落时，即转入另一方向，所以常常保持着恒远而勃发的兴趣。其所以能有多方面的成就，道理即在此。先生一生与书籍古物为伴，尝说这是最难舍去的伴侣，细味此言，便可知道先生终生尽瘁于学术之研究了。人但见先生脑际如具灵光，任何问题经此灵光一照，便迎刃而解，殊不知先生储积之厚，涵养之深，不是常人所能及其万一的。
原载《传记文学》第八卷第六期（一九六六年六月号），
原题为《记海宁王国维先生》